十．小妹的回归与艰难时世
1.关于《我的控诉》—大字报的反响
大串联回京后，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坚持让小妹回京，无论多么艰难，小妹不应该和父母共同生活在乡下。首先，她已经瘫痪得走不了路了，为了活下去，就得想办法治病，要不然她下半辈子怎么过？其次，一个女孩子在农村的唯一出路是嫁人，瘫了能嫁一个什么样的人家？不仅如此还得背上一辈子“成分高”出身不好，低人一等的生活。不能自理自立，就没有了一切的尊严。另外，由二姐家总结出经验，自立是最重要的，不能靠天、不能靠地，只能能自己靠自己。要想尽千方百计一定“安顿”好小妹的一生。所谓“抄家除门”是连带一切的。首要的就是北京户口。所谓的“破四旧”连人也一起“破”，全部赶出北京去！否则，死路一条！小妹的户口和父母一起落在农村，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关键。
我回京之后，小妹由小川淀胡同，搬到南横街十号，我家后院的“经租房”里了。事情的经过是：后院肖景耀家搬到北京钢厂去了，杨永祥安排小妹住进了原来肖家住的，一间十二平方米的的房子，大哥回乡下陪伴老父老母了，只留下了小妹在京看病，由大姐照顾。有了落脚的一席之地，“快刀斩乱麻”赶紧着，我把户口从师范学院迁回来，当上了“户主”。明摆着，我可以“占”下这间房子，自然就不是临时的安排了，可以说有了“根据地”。下一个步骤，就是怎么能把小妹的户口弄回来呢？我们想的办法是给“女五中”临时筹委会写信，问他们如何解决这个“学生问题”，有什么政策，我的逻辑是趁热打铁，既然我在学校中能恢复所有的待遇，就说明有具体的政策，“凡属学生问题一律不整”的政策条文是可以兑现的。这封信是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名誉写的，题目是：“我的控诉”。中心意思是迫切要求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在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锻炼、改造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信是小妹自己抄写的，大哥再从乡下寄回北京女五中来。不想这封信产生了非常的“效果”，恰逢其时！
首先，信一到女五中，就有好心人把它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在整个学校，掀起了波澜，博得了不少人的同情之心、怜悯之情。其次小妹在学校中纯属“个案”别无他例，只是开证明把户口迁回即可解决，丝毫不影响女五中得任何情况。接到女五中得答复之后，我立马就去了他们学校，代表小妹办理了一切手续，拿到了筹委会的证明信件！
接下来的就是回原籍，办理回迁户口的手续了。
2.回乡迁移户口之旅——“尊严”和“十六枚红桔”
冬天了，也是在京的大串联的学生们返程的高峰期，火车只运学生，几乎天天没有“客票”可卖。多方找关系，打听到西直门火车站可以买到津浦路的车票，排队排了一天一夜，到凌晨才上得车去。这列车还是和学生专列混合编组，好处是凡是“客票”的硬座一律给硬卧，上了车可以躺着。大姐也陪着我一天没吃饭，和大姐夫一起帮忙把我“弄”上车。为什么呢？父母回乡已经四五个月了，我带的东西太多了，有米、有面、主要是吃的东西，包括咸菜。大姐夫很仗义，怕我渴，喝不到水，还给我买了两斤四川红桔，所有的东西分成了两个捆扎得很结实的大包裹。当然重要的东西缝在身上了，是大姐和二哥凑的一点儿钱和我的证件，我还是斜挎了一个背包。在车上即便是躺着，也已经十分疲劳，一天没吃东西，我也不敢睡。实际行程也就四五个小时，我怕耽误了下车。火车刚过“唐官屯”我便开始一步一步把两件行李“运”到车门口，每一件都有八、九十斤重。列车员只是看看我，没有过问，明摆着是行李超重，谁让这是“非常”时期呢！到了“泊镇”也只是凌晨不到五点。冲着车门外的站台，先扔下一个包裹，事先想好的、不怕摔、不怕碰的，再抱着另一个艰难地走下列车。
一声长鸣，车又开走了。站台上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在一片漆黑里、倒替着我的两个包裹，太重了！先运一件，向前走二、三十步放下、回去再拿另外一件，一点儿一点儿、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挪”出了站台。朔风呼啸着，在这么一个荒野小站上，前后没人、伸手不见五指，只好在候车室挨到天亮。五更寒，刚刚运行李湿透了的内衣，此刻一片冰凉，又冷得瑟瑟发抖了。渐渐周围有了人声，我趁候车室里没什么人，只有一个睡眼惺忪的值班员，赶紧到站外雇来了一辆“二等”。所谓“二等”就是自行车，后面的车架子上，一边放行李、一边坐人。当时没有三轮车，有，也让人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所以“二等”在当地是唯一的一种“代步”工具。拉二等的把我领到他们的“运输社”给行李过秤，一百七十八斤！周围的人都吃了一惊，当时我的体重有八十斤，人说这么一个“妇女”，怎么拿这么多的东西？我一狠心，赶紧说，给两份的车资一个人五元，我拿十元。去一辆也行、出两辆也可以，总算谈妥价钱，出发。当时的十元可算得上“大”价钱了，真是一人一个月的“嚼裹”！要不然，没公交车、没任何其他交通工具，三四十里地，我怎么把他们“弄”回去？
刚出“泊镇”没有多远。，我就从“二等”上下来了。太冷了！冻得我手脚麻木得动不了，于是，我跟在自行车后边慢跑，车夫只好放慢车速度，跟在我后边。一路走一路交谈，这位大哥也是个好心人。他说最近有好几家人家被轰回来了。但是这么快就有回来探亲的人家实在还没有。将近四十华里的“马拉松”，就这样一路跑下来了。真是神勇无比！“动力”充沛！这难道不是一次“空前绝后”、不可想象的“马拉松”吗？
大约十点钟，我找到了我根本不曾相识的“故乡”。父亲把那位大哥引进了他们住的磨坊，让母亲给盛一碗热粥喝。可人家没喝，反而说“你家啥也没有了，粮食很金贵。”只收了八块钱就走了。他很同情我家的境遇，说两块钱，关键时候也能当钱用！好心人还是有的。
我又见到了阔别数月的老父老母！大有隔世之感。从未有过的亲近，抱头痛哭了一场。迫不及待地抱在了一起。听说我是来给小妹办理回迁户口的手续，父亲很高兴，还说：“我早说了，不能总是这样！总这样国家不就完了！”谁能想到，到了这个地步，没吃没喝地住在四壁漏风的破磨坊里，父亲竟然还在“忧国忧民”！！说一句十分讽刺的话，他老人家的“觉悟”恐怕比一些不怎么样的“共产党员”还要高吧！他还在关心“国家大事”呐！
母亲本来就有糖尿病如今眼窝深陷，露出了深深的颧骨，两腮凹了下去，由于阴阳头，白发参差不齐，不规则地飘落下来，皮包着骨头，没牙的嘴唇向下耷拉着，猛地一看像一具骷髅。怎不让人心疼？怎不让人可怜见！母亲本来个子就高，脚小，走路也不稳了，用手扶着墙，东摇西晃。当年的“甲苯黄酰叮尿片”是很贵的药，每片三毛二分钱，就按每天十二片计算，将近四元的药费如何承担得起？只能停药。正如风前残烛一般，刮风就要倒了。
大姐夫给我解渴买的桔子，我一个也没舍得吃，两斤一共十六个小橘子。药是吃不起的，病也是没法治的，活一天就算一天。不用忌口了想吃什么就吃吧！可是，母亲一个橘子也没舍得吃，只是用手摸了摸又放下了。至少有几十年母亲也没有过这么艰难的日子了。从天上摔倒了地下！看见风烛残年的老母，此情此景，能不心酸？！
为什么？因为我带的粮食更宝贵，吃饭是第一需要！母亲把十六个橘子分成了四份，她说荒村野店，橘子是“稀罕物”——物以稀为贵，让父亲领着我去拜“土地爷”，大队书记、大队队长、大队会计、贫协主席，一家也不能少，每家只有四个橘子已经很少了，如果自己吃了就没法拿了。当地连挂面也没有，要是把挂面给了别人更舍不得。更何况，四家给的东西不一样，又会惹起别的麻烦，所以妈只是摸了摸橘子，怎么想吃也不能真吃。真是没办法吃一个！
橘子的确很“稀罕”，父亲领我去了这四家，他们居然很喜欢！有人甚至还说有好几年没见到过“这玩艺儿”了。我连声道歉，一个女孩子没力量带很多东西，只是个“心意”“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简而言之，恐怕从小到大，我美妙动听的“拜年的话”，在这四家里都说尽了。因为想到行将就木的母亲，我便没有了一切尊严，只能卑躬屈膝，竭尽阿谀逢迎之能事，祈求人家善待老父老母。为了这一个目的，没有什么廉耻、什么低三下四、更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人的“尊严”也是一点一点被剥夺的。
当天，由大队会计看了女五中的公函，书记、队长同意小妹回京，出具了生产大队的证明。第二天，父亲和我快刀斩乱麻，立马到公社开出了公社的证明，及小妹的户口迁移文件，快马加鞭，我马上返回北京。真是害怕再出什么岔子，真的害怕有什么环节的什么人再翻了脸。回到北京之后，立刻到派出所报户口，一应手续齐全，顺利通过！
再一次地绝处逢生！往返行程我只用了三天，一切搞定！我太高兴了，我真的很有“成就感”！
呜呼！我的伟大的十六枚橘子！
呜呼！我聪明、伟大的母亲！
要不是亲身经历，谁能相信这一切是真的？这不是讽刺。反而这说明了二十世纪，中国农村的闭塞、落后、和贫穷。与现在相比较，我的四个橘子真比四个“金疙瘩”还重要。
3.磨坊中的老父老母——破瓦寒窑、清锅冷灶
父亲每天下地劳动，入冬以后，家里没有煤，也没有可以烧的柴火。只好每天背一个筐到大地里拾楂子、捡柴火。屋里只有木栅作的一扇透亮儿的窗，外屋有一扇破门，不能御寒也不能防贼。为挡风，在炕的一头垒起的一道墙，被分成的里间，根本没有门。除做饭以外，大冬天没有一点儿火星，无异于冰窖。母亲平常只能坐在炕上，盖上被子，做饭时把一块砖头放在灶膛里烧热，再包上破布放在被窝里的脚下，好在父亲的身体还壮实，只是腿疼，走上十几步，蹲下缓缓劲儿站起来再走……
按风俗“磨坊”住人是非常不吉利的事情。实际连灶台带住人的地方也就有十几平方米，这总比牲口棚好吧！红卫兵让带回的几百元钱，根本无法盖房，当地又没有“出租”的先例，所以只能在这磨坊里暂且栖身。我跟母亲说，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打倒了，老百姓能这样，没被打死，就是万幸、就得知足！我告诫母亲不要胡思乱想，唯有一切的一切只是“等待”——要静观其变。母女间空前无比地亲近，总归是血浓于水呵！母亲此时早就没了脾气，非常听话。答应我不跟父亲闹别扭，“认命”，更要“耐命”。我对父亲说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任何转机，我回京之后和大姐商量再做长期打算，在村中要少说话、不表态、劳动吃饭。大哥的事只能看事做事，视情况而定了。
虽然是生离死别一般，小妹的户口问题迫在眉睫，我只能毅然决然地上路，奔回北京。总之，小妹的问题总算解决了。然而一连串的事怎么办，还是十分令人头疼的。每个人都硬着头皮、拼死一搏。
自此以后，几乎是大姐一个人独自撑起了赡养父母的责任。二姐与家庭“划清”界限，对一切都不闻不问，似乎还巴望着别人能帮她一把，因为她老公被抓成“坏分子”降职降薪——生活困难。不出人力，更不出物力。二哥家二侄女降生了，经济也十分拮据，虽然有些支援然也是区区可数。不可能抱什么太大的希望。大姐在家中最年长，以前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不起什么作用，而且，母亲也是抱定了“嫁出去的女”不指望什么的观点。此时此刻，大姐不遗余力地“顶”了上来，成了家庭的“顶梁柱”。
4.大姐——悲苦的一生
一九六六年大姐四十一岁；一九七四年她死于直肠癌，享年四十九岁。对于大姐我满怀崇敬，至今每每想起还是热泪涟涟，大姐的一生是我家六个姐妹兄弟之中最悲惨的一个。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大姐是这个家庭的“殉葬者”。可以说一天好日子也没过，有苦无处诉，郁郁一生没有一个知己，为家庭竭尽全力，奉献了一切，她很少想到自己。对弟弟妹妹奉献了自己的一片真心、奉献了无私的爱。大姐年长我十八岁，她不是母亲却胜似母亲，一生之中总是在默默无声地“做着”，平淡无奇。可她是中国妇女贤妻良母，真可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典型范例，忍辱负重、忠厚长者的楷模。在家庭中，为人处事，大姐是我崇拜的、永远不能忘怀的一个人。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最最激烈和动荡的年代，到一九七四年，抑郁了一生，在直肠癌手术后不到半年的四月，大姐与世长辞了。正如有人说的：“普通生命就是在痛并平淡中逝去的。就像一粒沙子扔进了湖里，平淡的没有一丝涟漪。”由于是癌症晚期病人，当时很多医院拒收住院，忍受着非人能承受的疼痛，苦苦挣扎了几个月，眼不可视物、口不能进食、全身瘫痪。可以说是心有不甘、眼中不净地愤愤而去。
上文有叙，大姐生于一九二五年，跟着母亲原籍、北京走了几个来回，过着十分艰苦的童年，女孩儿在家的位置是一个“小答应”，只让上了初小四年级就辍学了。解放后，五一年还因为大哥的离婚案，被监禁了将近一年，在“清河织袜厂”劳改。
大姐从清河袜厂劳改释放后，在家帮父亲照看弟、妹。家务、官司、耽误了她的婚事。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的时期，在这样一个封建的家庭里，处于大姐的位置，只能是任人摆布、任人支配。她一直没有出去工作，这一时期就是地道的家庭妇女。在彼时彼刻这并不显眼、也不个别，解放前大多数妇女不出去工作十分正常。因此她不可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母亲回家后，她开始在万明路的一家缝纫剪裁学校学习，大姐人很聪明，心灵手巧，基本上在街上看到什么新式样的衣服，回家用纸样剪了，稍加修改，麻利嘎帮脆，一下子就可以做得很合身、很得体，从不拖泥带水。他们学校橱窗里摆放的学生作业样品多是大姐的作品。不过几个月，让她做一个“裁缝”已经绰绰有余了。大姐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可以做出一些基本的设计，于是，她被学校留校当教员了。虽然她文化水平不够高，但谁没有更高的理想追求？一段时间以后，大姐又去“树人打字学校”去学习文秘打字——用现代的语言，大姐想做文职，当一个白领。大致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九年间，大姐一直被留在“树人”学校当打字教员。可以说大姐做一行精一行，为什么能留学校当教员？说明她的技术过硬，不论是打字还是缝纫她一学就会，一会了就能出类拔萃，超出一般水平。不仅如此，她善于与人合作，忠诚、踏实换回了她良好的人际关系，大度、不计报酬、没有是非，每家“校方”老板都愿意雇用她。
在此期间，大姐在一九五四年与姐夫王彝彬结婚。届时大姐二十九岁（属兔，1925年生）姐夫年长了七、八岁之多（属马，1918年生）。
王彝彬在周口店的铁路部门工作，会计师。结婚时，他们房山、城里两地分居，姐夫每星期、也许是半个月回家一次。五十年代的结婚根本没有婚检，大姐完全不知情，实际姐夫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当时的女孩子多数不到二十岁结婚，（婚姻法规定女方十八岁就可以结婚}大姐较之一般的女孩子大了将近十岁，已经是“剩女”了，又出身在如此封建的家庭，没准儿自己也不懂，等于是连蒙带哄地结了婚，哑巴吃黄连，有口无处分。所以大姐终生没有孩子。
姐夫家是老北京人，虽说不是“旗人”然而老北京的老规矩、臭习气、旧礼数一样不少，无一不全。姐夫自小父母双亡，跟着他婶母长大，婶子守寡，姐夫一直担负了婶母的赡养责任。他婶母说他“命特独”，是他命“硬”“克”死了爸爸妈妈和她叔叔！从老太太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位“亲娘”不是一位“省油的灯”。这位亲娘每天瞪着一双嘀溜乱转的大眼睛，对一切洞察无虞，兼具了北京老太太嘴尖、眼毒，敲锣边儿、说贰话的特点，而且是绝对一等一的行家里手，虽然不能说是太坏的人，也决不是一个“善茬儿”的“事儿妈”，不是讨人喜欢的人。姐夫由于从小丧母，在此等环境下造就的只能是一个十分“各色”的人物。是一个真正的“察言观色”的能手，“话到唇边留三分”的典型。他做什么事情都会留有“充分的余地”，我总觉得他“精”过了头。他不会和任何人包括家里人、包括大姐，诚心诚意的交往。和他交往你会觉得“粘粘糊糊、腻腻歪歪”，像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让我说就是缺乏敢于担当、敢于负责任的精神，缺乏“大丈夫”男人的气概。多半时间，让人晕晕糊糊，“丈二的和尚莫不着头”。而且生性十分吝啬，我曾经给他起了一个外号：“葛朗台先生”。他对此不生气，反而欣然接受，还说：“我不仅‘葛朗台’，我还‘一毛不拔’”。——小哥曾根据刘宝瑞的一段相声，说他老先生是“铁公鸡、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这也不过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玩笑而已，平辈人之间的“斗贫嘴”。然而，拿他开心也是不无原因、不无道理的罢了。只是那年头没有提离婚的，大姐别别扭扭地跟他一辈子，心中的委屈显而易见，确实无处诉说，一切全放在心里了。
五九年之初，“树人”学校，随着所有“私人”企业、学校都被取缔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倒闭了。大姐跟最后一批学员被分配到第二工业机械部，当了一名打字员。上班不到半年，由于打字员是严格政审的职务，因为出身问题，又有曾经劳改过的经历，一下子被刷下来，下放到橡胶六厂做工人，直至七四年去世。姐夫也于五十年代末，由房山调回城里在北京钢窗厂做财务科科长。大姐是在五八年迁回南横街的家中的。她和母亲的生活各不相扰，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可是抄家的时候，就不分青红皂白了，谁让她姓“宋”呐！姐夫、婶娘都受到了牵连，被抄了个一干二净，轰出了家门。所幸的是他们都上班，每月工资有了，就不会太大程度地影响基本生活。只是存款、衣物、家具、总之一切老家底儿都没了。大姐本来就是工人，干活就是了。姐夫的单位很远，没有受到什么不可收拾的影响。
自然而然，大姐就担负起了一切。
大姐首先要求我每星期都要从师院回来一次，每次都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我每晚回学校时，大姐都泪眼婆娑。只是我不能再给大姐增加负荷，由于没地方睡觉，只好如此，往往是见一面、看一眼即回学校去。
小妹报上户口以后，怎么也得看病，病有好转后又回到女五中参加运动，吃喝、一切费用都由大姐一力承担。直到六七年我在师院发薪之后，才稍微减轻了一点儿大姐的负担。大姐和二姐相比较，大姐似乎认为自己责无傍贷地、很自然地就承担了身为长姐的一切责任，对大哥、对小妹、对我，总之每个家里人都一样，她想照顾每一个人，甚至二姐进城说没有车钱，大姐也会偷偷的给二姐车费。大姐年轻时很爱美，手巧，自己的衣着甚是讲究，总是很得体、很合身、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到此时一分钱也舍不得用在自己身上，含辛茹苦，克己奉公。在不长的时间里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整日忧心忡忡。自然成了在北京我家的核心，大姐也成了我的主心骨。大姐恨不得一个窝头要掰开了大家一起吃，同甘共苦。
与此鲜明对照的是二姐。不论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在学校，后来和小妹在南横街，大概有一年之久的时间，怎么过日子，吃什么、用什么，二姐从来没有过问过。一开始轰走了大哥以后，不闻不问，装傻充愣地“僵持”着，还以疯撒邪，实行“鸵鸟政策”，全当不知道，等有机会见面了，纵然大家都很困难，仿佛只有她是最困难的，二姐见了面却有说不完的“困难”想求助于别人帮她忙，哪儿有“余力”想得到“别人”？以至于二姐夫大串联居然穿走了我的破棉猴，把我存在她家冬天盖的棉被也能据为己有。大哥说她“叫化子身上找肉吃。”似乎只有她一个人的“损失惨重”“剜到篮子里的就是一棵菜”。寻找一切可能来“弥补”自己的“损失”。她似乎“想不起来”小妹和我一无所有、一贫如洗，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地过了好几个月的日子，究竟是怎么过来的。这往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刺激性”的记忆，我不记“仇”，然而“记忆”总归是有的。当时的“怨气”也存在。正经的一个“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我们可是一奶同胞、亲姊妹呵！
每个月大姐到邮局给母亲、父亲寄粮食，按当时的政策，只准邮寄五斤的定量。一次五斤米、一次五斤面，每个月就得寄两次。自然是从自己的口粮里省下来的。没钱看病已经是无奈了，再没有口粮，日子怎么过？大姐一下子就坚持了几年。就连老家的邮局的投递员都知道，这村儿里有一个从北京回来的老娘子，每个月都有大米、白面。因为在当地，主食是玉米，白面不能天天上饭桌，大米当地不产，就是“白米粥”也算得上是“稀罕物”；大米“干饭”就是奢侈品。大姐的坚持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能摆平“葛朗台先生”也实属不易。据我所知，大姐的所有工资归自己支配，姐夫管大姐吃饭和零用钱。也就是说大姐的全部工资，都给父母家用，供养小妹。后来连小妹也在大姐家吃饭。这说明姐夫也是一个好人。患难时期才能见真情，一家人能携手共度难关的就是好夫妻。在文化大革命中夫妻反目、劳燕分飞的比比皆是，一点儿也不新鲜。有关大姐的故事后文再续。
十一.在师范学院的最后时日
1.《春雷》与《过大江》
全国大串联终于结束了。国务院下令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在一个月之内必须返京，驻各地联络站一律撤销，拒不回京者以开除学籍论处。在江青等人的挑动下，全国的派别内战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毛泽东的“天下大乱”之后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天下大治”。反而是从上到下，层层面面都山头林立，各自为政，矛盾尖锐，自立为王。江青到处煽风点火，加上“文攻武卫”的口号，械斗频起，到处“夺权”形成了“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
作为大学生，尤其是四年级的学生，人人都明白，早晚都得离开学校，走向社会是不言而喻的。
此时的外语系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人们从四面八方，大串联回来了，从家里回来了，校园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一轮运动又开始了。我认为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一种依托或者是“口实”。实质上是在学生中的“积怨”的大爆发。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为什么会存在“打派仗”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形式之下，具体到一个小单位里，人们在“灵魂”上的暴露，和在“思想”上的交锋。当然这种“特定形式”本身就会冠以具有时代特色的“特定名称”。比如以“战斗队”为单位，不同的思想群体纠结成不同的战斗队，每每还得标榜自身的价值，什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造反派”、“革命派”、“革命造反派”云云。因此原来的“政治意义”被淡化了，“派别色彩”加强了。“派别”的既得利益突出了，“政治”变得“实用主义化”了。特别具有时代特色的是，无论哪一派的人，提出什么观点、下什么结论，必然十分戏剧性地用“毛主席语录”来标榜自己的“正确性”或者“权威性”，从而提高自己的身价。现在看来这便是林彪神化毛泽东思想的愚民政策的可恶之处。因为这种现象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使得这种形而上学流毒甚广。在很大程度上，丑化、歪曲了毛泽东思想。诋毁了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它的科学性。让老百姓由于到处“泛滥”而变得麻木，进而形成了“反感”。
很自然地，英四年级分成了两大派别。一方以《春雷》为代表，一方以《过大江》为代表。
文化大革命到此时的运动内容，不论贴什么“标签”，很大程度上和“国家大事”没有什么大的关联了。尤其在英四这个小天地里，纯粹是私人恩怨的大争斗。这种积怨是四年以来的大爆发，面临毕业、分手了，赤裸裸、没有一点儿掩饰的大暴露。这种人生经历没有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有的，这是人的“灵魂”的碰撞。真的让人长了不少的见识，长了不少“识人”的经验。
我们《春雷》的活动不再是“拱猪”或者“升级”了。因为毕业分配问题，解放军宣传队进校了。分配到英四的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战士，为什么要派解放军进驻，我理解的原因有几方面，刚刚“结合”到革命委员会的系干部，经过文革没有足够的胆量“开展”工作。似乎每个干部都是谨小慎微的，当时的外语系总支副书记李晓梦任革委会主任。其次是“派别”斗争外语系本身的人很难调解，大家都深陷其中；毕业分配和每个毕业生的切身利益相关，必然是争得头破血流的事，上级单位不好掌握。
解放军刚一进校，《春雷》主动邀请解放军与我们座谈。我们把小战士请到男生宿舍，从四清归来开始，十分详细地介绍了整个英四运动的历程。包括了抓游鱼、抄家、串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切运动的过程，甚至包括了我们所写的大字报的底稿……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发言，表态。态度都很诚恳、很实在，同时，表示了服从解放军领导的决心、支持解放军工作的态度。现在我也认为，我们主动靠拢解放军是正确的、及时的。作为大学生，这是我们基本觉悟的体现。
客观上，这个座谈会的作用不仅仅如此。它起到了先入为主的作用。虽然我们介绍的运动过程难免有“派别”的影响，通过我们的大字报底稿，不难摸到当时运动的脉搏，我们出生于不同的家庭，我们亲自叙说如此这般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起到了“预防”作用，很自然地防止了“有色眼镜”，别人再说什么解放军也不可能“另眼相看”了，因为“毒瘤”事先已经被挤出了“浓水”。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走出师院的大门，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功之举。自己为自己“创造”的生存空间。
我们比这个小战士都年长上四五岁之多，小战士没我们成熟、没我们更有“经历”。但他很聪明，凡事都认真记录，大概是为了回去仔细汇报。他人很勤奋，关键是他很真实，没有任何虚伪和粉饰。好像在当时一片“纷乱”的环境之下的一股“清泉”，十分的纯净。使我认识到“实事求是”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是一个有品格的好人。临分别时，我和李安娜亲手绣了一幅毛主席延安时期戴八角帽的十字绣送给了他，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
2.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个时期我们还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积极争取，也做了不少工作，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到北京市公安局五处追回了所有“抓游鱼”、抓反动学生的“黑材料”，最后付之一炬、全部烧毁。
以各个团支部为基础，运动初期，对为数不少的的学生整理了“黑材料”。为什么称之为“黑”，因为这些材料不见阳光，被整的人也毫不知情。我想这应该与“科格勃”或者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一比。实际上就是新市委工作组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大学延伸，像五七年“抓右派”一样地，在大学生中“抓游鱼”、抓反动学生。就像我在崇各庄也曾经给很多人整理“材料”存入公社政法组一样。徐崇孝、曹瑞春、王永亭等人被打成“反动学生”，把一些不实之词当成“档案”材料，上缴给公安五处备案，从此便入了“另册”。除此而外，凡是抄过家的也列入其中，白乐山爱写日记，有十大本之多。“扫四旧”被抄走，也成为“物证”包括其中。
我们当然不能让这样的东西继续存在下去！当时英四的张锡贵是革委会成员，因此，追查“黑材料”的工作，争取了张锡贵的支持，形成统一战线，由徐崇孝一力操作，徐的出身是“工人”，其父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和当时的市长吴德是故交、老同学，四清时就做过安保外调的工作。这次追查工作经历了一波三折，克服了诸多阻碍。从系里到院部；从市委大学部到北京市公安局；再到监狱、再到公安五处。什么是公安五处？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因为这是“反动学生”的材料！必须层层追讨，历时几十天，可以说是千辛万苦，费尽唇舌，锲而不舍，光是“五处”就不知去了几次，反反复复，来回折腾，终于把全部材料千方百计地“追”了回来。既是到了“公安五处”大家才明白，“问题”是多么严重！始料不及地严重！要不然，这个“黑锅”一定会背负一辈子、一直到死。也许会殃及子孙后代！因为“档案”就是干这个“用”的东西。在公安五处“存档”，会是“永世不得翻身”的标记。
记得那天傍晚，在红旗楼403原英四一班教室，《春雷》们查看了所有的“黑材料”。不看不知道，看过之后，我这一辈子才真正认识到人心的险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只有“利益”；没有“良知”。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点儿“私欲”、“快感”是不择手段的。即使是“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了一时的利益是可以昧良心，丧失一切人格。
对别人的东西，我没有仔细看，我找到了自己的“材料”，一一看过。在这么一大堆之中，有同学在四清前整我的材料，真的一个女孩子因为月经问题没来上课的这么一件事，也可以成为“罪证”？！还能言之凿凿，上纲上线！不禁让人感叹，大学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当时有这么“精彩绝伦”！然而，我的小心翼翼还是有“效果”的，在这么一大堆中也找不出任何“政治污点”。我唯一的问题是家里“有钱”，于是就生出了“生活奢侈”的把柄。材料中还有同学在我家被抄之后，到街道调查我的两三次笔录。
为了尊重别人的隐私，我没有更多地翻阅别人的材料。几乎所有被抄过家的同学都有一叠材料，少说也有十几、二十来人吧！至少占英四的三分之一。白乐山有一大摞日记，大致一翻，就可以知道，日记“被人”读过，用红笔圈圈点点了。
实在的，除了我的家庭，我个人没有什么隐私，或者让“那些人”感兴趣的东西。因为一直以来我规避政治，循规蹈矩。同学之间只有生活问题、看电影、看书的事，从高中以来，我一直是谨小慎微地活着。并且，除了学英语、看电影、看书以外，我也没有什么感兴趣的事儿了。试想，一个大学生的生活圈子究竟有多大？哪儿来的那么多的政治？所以到现在，我也质疑当时的所谓“政治工作”。大学生应该是相对“独立”的成年人，每一个大学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社会责任、负道义责任。温家宝总理二零一零年“五四青年节”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学生们座谈时说：“尊严与平等和太阳的光辉一样重要”这才是二十一世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贤达和智慧、应有的道德和修养。当时中国大学的这种“管理”方法，才真是专横的君主制的余孽，像过去的皇帝一样，利用学生不同的观点、利用学生的思想分歧，拉拢一批、打击一批，“分而治之”，制造矛盾，故意引起纷争。他们的“政治工作”就是在这种“矛盾”和“纷争”当中求得“平衡”。就像在门头沟四清时处理栾谦开生活检讨会的问题一样，不是正面地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而慢慢地让它发酵、激化、进而形成对立。我想这可能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工作，治人和治于人的方法。如此的“政治工作方法”，它不仅毁了一些学生的一生，让他们在学生的纯真时代就失去了“纯真”，无法专心致志地学习。
不能不说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本身、中国大学中“政治工作体系”就是禁锢中国人才发展的主要原因！
五十年后，正如达尔文“物竞天演”的学说，“用尽废退”，国家花了多少资金培养的教师，不能“教书”无法“育人”。
第二天上午，春雷约邀了英四全体师生，召开了“送瘟神”大会。向全体师生汇报了追讨“黑材料”的全过程，按排了大会发言。最后在毛主席诗词“送瘟神”的音乐声中，把所有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纸船明烛照天烧。
只有白乐山的日记除外，他本人舍不得，认为那是他的“著作”。尊重本人的意见，当然就没烧了。可是，白乐山是个傻小子，运动后期，他又因为这些日记，被遣返回东北老家了。正因为如此，我曾经发誓这辈子不写任何文字，记录自己，几十年下来，我写过八本有关业务的书，还参加了《教师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关于我自己，只言片语也没有。现在拿起笔来，有违我的初衷，我的这次“回忆”包括了父亲、母亲、大姐、大哥和我自己，我只是给家人、好友一个进一步了解我内心世界的机会，是一次倾诉、内心的一次宣泄、释放，亲人一个一个地离我而去，我有点儿承受不了这份“孤独”，信马由缰，想到什么就写下了什么，让这些回忆陪伴着我打发时光，也是不吐不快的“自说自话”罢了。
3.我领到第一次薪水的前前后后
我应该在1966年毕业，按国家规定，应该六六年九月正式开始发薪、分配工作。当时正处于混乱时期，自然无法照章行事。因此，于次年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发见习工资。每月四十六元，从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一直“见习”了十三年，人们才想起了我们这批大学生“还”见习呐，到一九八零年转正为“正式”教师，工资五十四元。发了工资以后，我们仍在学校参加运动到1968年春季开学，基本上发工资以后就开始分配工作。
我领到薪水后一直供养小妹，包括她在山西闻喜插队、直到大约在1974年父亲落实政策之后，父亲开始发养老金为止，前后总共八年。
在这前后几个月中，我家相对平静了一些。学校里也是相对安静的阶段——总之，日子比起六六年大有好转了。
《春雷》内部十分团结，可以说是铁板一块，无论是在“英四一班”，还是在整个英四、整个外语系，没人再敢欺负。春雷们当然地直起了腰板，无所畏惧。不管生活是否艰苦，我本人至少是不用再看人颜色、可以扬眉吐气地活着了。烧了“黑材料”，没有了后顾之忧。真正地感到没有什么把柄让人“攥着”了。
我自己一个人住在红旗楼403，因为要保住《春雷》的一块地盘，就得有人“看家”，我仍然不愿意和更多的人接触，于是自己动手把后门一封，前门贴上了《春雷》的标志，搭上床、甚至安上蚊帐，关上门“过自己的日子”了。抄家之后，没有了“家”，自然我就是常驻403的“代表”了。经常周末也不走，《春雷》们也不天天来403，我自己悠悠哉，空前的自由。为省钱，也不能回家吃大姐，她还得养活小妹，学校吃饭不用钱。只能呆在学校里，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这段时间，我做的主要的事情是读书。我先后把《沫若文集》从头到尾看完，其中的戏剧集、诗歌集看了不止一遍。接着又看了《鲁迅全集》包括所有的杂文都仔细读了。说老实话，看鲁迅的书是因为大字报上常常引用鲁迅的话，鲁迅的掌故。比如“痛打落水狗”、“阿Q”、“费尔泼赖应当缓行”等等。实际我不喜欢鲁迅，如果像“藤野先生”或“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还可以，鲁迅和“左联”对打的文章，我就不喜欢，真像文化革命中打派仗一样。从图书馆里还借出过几本《史记》，后来就借不出来了。当然，凡是文艺类一概不能借，《沫若文集》、《鲁迅全集》不在禁止之列。
能使我记忆深刻的，有几件“淘气”的事。也是“少不更事”有趣的回忆之一吧！
师院的餐券与大字报纸的材质是一样的。每天一张，分早、中、晚三张可以撕开的小券。每月是装订得很好的一个小本子。一餐撕下一张，大家排队打饭。我在学校有饭吃，不好意思张嘴向大姐再要零花钱，穷得铛铛响、响铛铛，有时连手纸也得用李安娜的，到了这种地步，武然出主意，李安娜、我等一齐出动，我们三个人一起打饭，主要是“菜”，因为是大师傅要控制的，菜由大师傅给、同时收餐券。用大字报纸“认真”地裁好一样大小、一样颜色的假券，故意攥在手里，弄得皱皱巴巴的，一张不皱的真券放在方便看到的地方，一把扔到大师傅收券的箱子里，嘴里喊着：“师傅！三份！”最后还得“饶”上一句：“师傅，多给点儿！”一个人盛米饭、一个人拿馒头、一个人端菜，胜利地打道403.不知为什么，每到此时我都兴奋异常，特别高兴，准能多吃半个馒头！一辈子没做过越“雷池”半步的坏事，如今的“坑、蒙、拐、骗”由我等如此“斯文”、如此“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做出来也是一种“造反”精神吧！“弄钱”的方法固然十分“下作”，少说我也没有像红卫兵那样明火执仗地去打、砸、抢，谁让我没钱花的！省下来的饭票，一整张到膳食科能换五毛钱，对于一文不名的我而言，五毛钱也是宝贵的。当然，我的两个同谋是为我而牺牲了他们的尊严。这一切，我承认我是罪魁祸首。自然，这一切是我们三位女同胞的“内部事务”，对男生是严格“保密”的。
我领到薪水之后，多多少少地恢复了我的“自尊”。在这之前，前前后后也有一年之久（1966.9－1967.9）回忆起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十分难忘啊！生活的拮据，一贫如洗；思想斗争的艰巨、激烈；家庭天翻地覆的变更；亲人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难得的“大串联”的经历；老师同伴的恩情友情；一切都是那么地刻骨铭心、那么地难忘！
发了工资，小妹的生活也有了着落，减轻了大姐的负担。月薪46元包括了我俩人吃饭、小妹看病，由小妹当家作主。比一文不名宽裕了许多。我很知足，有了主心骨、踏实了下来。冬天，小妹买了一块线绨面儿，给我做了一件小棉袄过年，买了一件罩棉袄的，当时最流行的“毛蓝色”的“中西式”棉布罩衣，当然这都是小妹我俩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因为开春我就要走马上任，去上班了，总得干净利落一些，因为我是最彻底的一无所有，完全的无产者。
4.告别师院
五年大学的生活就要结束了。告别师院总归有些依依不舍之情。
处于文革时期，系里的工作不可能全面展开，辅导员制度也没有恢复。——我们仍然是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首当其冲的就是毕业鉴定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所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我理解，这种时候系里的老师们，没人敢“引火烧身”，“敢”给这批学生写鉴定。于是就只好让毕业生“自我鉴定”再由系革委会批注意见。同学们要求完全“透明”，不但要看见系革委会的意见，还要本人必须同意。
生活的经验告诉我，这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慎重的事情，谁都明白，这份“鉴定”是要入档案的。思前想后，我给自己写下的评语，我还大致记得：
“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无产阶级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是非分明，团结同志。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与独立的工作能力。”
这算是“自吹自擂”或者“顾影自怜‘吗？
我承认自从文革以后，我不让自己做过多的“自我批评”。如果连自己都总是在不断地否定自己，“谁”还能为你说一句好话呢？我不当什么“造反派”，“革命派”，也不强调什么“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白丁”老百姓干嘛非得要“贴”上如此之多的政治“招牌”？一个人如果没有“国”了，自然就不会有“家”。中国人都爱自己的国家，生于斯长于斯的一片热土。“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那些在刚刚开放，就急急忙忙跑到国外去“洋插队”的人，贴过多少美妙动听的“标签”，又有多少人是为祖国的复兴去“奋斗”的？出去后又丢了多少中国人的“国格”！实质上，媚外崇洋、不认祖宗的“黄香蕉们”不更是大有人在？究竟起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当初又是个什么“派”？是否曾经“忠于”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着？原来的那些“西纠”、“联动”标榜自己是最革命的“好汉”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这些想法特别“可笑”，没准儿还被认为是“幼稚”太小儿科，人各有志，我的想法就是这样，这是原始想法。真正的“政治品质”“政治态度”不是凭什么“宣言”说出来的，或者是“标志”出来的。
“自我鉴定”，不仅我如是写，我把我的想法与春雷们交流，大家并无异议。虽然各有所好，但总的思路是一致的：不能有太多的文化革命的色彩，不用文化革命的特有辞令，应该在几十年之后再看，还是一份地道的自我评价。评价本身的客观性说明了一个人的基本精神面貌、基本觉悟和修养。
当时的系革委会主任，李晓梦老师（原来是文祺的副手）十分痛快地签上了“同意本人自我鉴定”。这是我所知道的大致情况。
接下来就公布了分配方案。此时就在前苏联侵犯我东北边境“珍宝岛事件”的前后时期，俄语专业的多数同学都分配到东北边疆了。英语专业，东、西、文、武四个城区，每区四个人，计十六个人，其余全部分配郊区。城区离家近，当然就会成为“争抢”的主要对象。这当中还有远郊、近郊的区别。
春雷们马上进行了具体的讨论、研究。当时我们六个人，按人数比例，六个人之中至少有一个人可以留在城里。我们主动邀李晓梦书记座谈，亮明态度，按家庭困难情况，徐崇孝留在城里东城区，其余五个人，李安娜和我去石景山；武然、曹瑞春去海淀；温忠信去朝阳。这是英四第一份，自愿申请。我们有理由、合情、合理。李老师很高兴，认为我们的要求通情达理，非常痛快地批准了我们的意见。因此，我们六个人是最早与分配领导小组达成一致意见，最早离开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几乎比别人早了一个月。
我认为上大学更重要的，对我而言，是一种人生经历。在这段经历中，尤其突出的是经历了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和两次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也许是后人不可能经历的，就好像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没有机会亲身参加新民主主义运动、参加《五四运动》一样。也许当时是痛彻心扉、触及灵魂的，或者是难能可贵、广泛深入的经历，甚至是痛苦、磨难，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在细细地回忆起来，仍然在苦涩之中有着丝丝的庆幸，庆幸自己有过如此的经历。只有通过这样的经历，才使我从一个懵懂、青涩的青年走向成熟。政治上的迷茫、生活的困顿的过程，让我在其中得到了锻炼。我没有倒下，长了见识、增了本领，学会了生活。尤其重要的是懂得了感恩。
我没有学好我的专业——英语。可是，“师傅领进门，”我知道了学习英语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为我走出师范学院外语系的再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修行在个人”。我的老师们为我做出了“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的榜样，明白了“师德”的至关紧要，“身正为师，学高为范”，“为人之师，当人表率”。大言不惭，正是如此，我一辈子献身教育事业的决心没有动摇过。
在社教运动中，我吃了“百家饭”，同时深入了农民的生活，不敢说是阅尽人间百态，但也使自己走出了大学的象牙塔，深入到社会民生当中，不再是一个世事不通，百事不明的“书呆子”。在文化革命的灵魂与灵魂的碰撞交战之中，我目睹了一些人人性的自私与灵魂的丑陋，从而明白了一个人要洁身自好、自觉自律的重要和不易。走出大学的大门的时候，至少明白了自己应该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基本标准，认清了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好像不再迷茫。
经历了锻炼和洗礼，自此以后，我认为自己更坚强了。我肯吃苦，不管经济再结据，生活再难，一切都不在话下。我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更高了。我知道，要真面人生。困难，只有迎头面对，不畏惧、勇敢向前，才有克服的可能。越是懦弱，越是采取迂回的办法，越是不可能战胜困难。我变了，没上大学时，我是一个彬彬有礼、不善言谈的小姑娘，走出师院的时候，我变的强势了，变成了一个不轻易服输，能够独立思考，有独立见解、有自己立场、自己原则的成年人了。那年，我二十三岁。
在芸芸众生之中，在广阔的社会大范畴当中，一个人顶多是一粒沙、一颗石子。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一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
小孙子上幼儿园时，老师来家庭访问，他父母都不在家，我接待了来访者。老师问：“您对学校有什么希望？”“现在能有老师来家访，我就已经十分信任学校的工作了。不再有什么多余的要求和希望。”“您希望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正直、善良的公民。”
这是我真实的写照。对社会，不能苛求于人，应该与人为善，与世无争，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对家庭，为人之女，尽孝道；为人之妻、为人之母，尽责任。在我心目中从不奢望所谓的辉煌，恬淡、平凡才是隽永的追求。平平淡淡是真实的生活，平平安安就是幸福。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