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年班主任工作的往事（一）
1.小学生日记与我的班主任工作
海淀中关村一小有一个学生叫黄帅。她每天都写日记，后来在报纸上发表了，再一次地掀起了轩然大波。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
我担任班主任的七四级有一个学生叫李红枫的。她是首钢子弟，其父本来在首钢报工作，因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杀进”了北京日报社，转身便成了北京日报的正牌记者。我理解李红枫至少是颇随乃父，在政治上很敏感，有可能是受其父的影响，非常喜欢出风头，想着以此成名，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另外，也许是“青春期”的躁动，总是把老师当成是自己的对立面，“锔碗儿的戴眼镜”没茬儿找茬儿。有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她天天写“日记”交给我，学校里的事情，没有她不“评论”的不发表意见的，还硬逼着我在她的“作品”上谈自己的看法。如果只写一个“阅”字不行，如果说“对情况不了解，不便发表意见”她不依不饶地说她可以等我去了解情况……最后被逼无奈，不能李红枫作一个套儿，我就得老老实实地钻。我只好把自己当成“信使”，把她的本子交到党总支，直接送给当时的书记是吴嵩生，吴是一位老教育工作者，三七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吴书记找李红枫谈话，示意她不要再写这样的“日记”了，她全然不理，照写不误。所以，有一段时间是吴书记给她的“日记”加评论，我当然是“觉悟不高”不足以引导学生了。
问题是在李红枫的影响之下，班里的学生都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下面形成了一股“写日记、谈感想”的风气，作为班主任，我不能出面制止，更不能损害学生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每天都有一大摞本子等着让我发表意见。往好里说学生是“求上进”，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容许班主任采取别的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因为必须爱护“革命小将”的热情和革命积极性。谁让报纸上大肆刊登、大肆宣传呢！已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浪潮，什么人敢于“逆潮流”而动、惹祸上身？我只好向学校提出这种工作我干不了，我征求党支部的意见，打算开家长会解决问题。正因为吴书记也深受其苦，疲于应付，当然同意我的做法。
在家长会之前，我家访了将近两个星期。目的是在古城大楼里寻觅“知音”，引导、鼓励由学生家长提出反面意见，把我的真实思想信息传达给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工人师傅，赢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详细地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另一手是建立“家长委员会”，要是不让“李红枫们”继续把“日记”写下去的目的实在是实现不了，我就可以把本子收集起来，由家长参加“评论”学生的日记。由家长看“日记”，心想未必有学生愿意把“日记”交上来，也不用像当时那么踊跃、那么争先恐后了。我也有的是理由当说辞，让文化水平、政治觉悟水平高的家长参与学生的思想工作，岂不是特别好的一种挺时髦的“开门办学”的方式？我曾经三次到李红枫的家，力请其父出面组织“家长委员会”，直接参与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我再三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指示，虚心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本人刚刚走出学校的大门，没有足够的经验能力、没有足够的觉悟把学生带好了。李父以工作太忙为由坚决不参与、不答应。实际上，他也许看清了是我摆好了架势，就是要“请君入瓮”。
当然，我这个特别家长会，邀请了吴书记参加，并且请他发言。他在会上肯定了我的工作，认为我是慎重的、负责任的老师。但是关于“日记”问题，他也很老奸巨滑地推给家长会来解决。他不敢明确表态终止写“日记”的举动。
家长会上，我首先“表扬”了李红枫，说她有“想法”，勤于思考。介绍了很多具体例子，念原文给大家听。同时我实事求是地表明，我没有足够的精力和相应的政治觉悟，写出如此多的“评论”。因为写简单了行不通，写多了没有时间静心地思考，写错了不仅是“误人子弟”而且是犯政治错误。我疲于应付如此之多的“活思想”，业余时间我还要“备课”，我的主要精力应该是上好英语课。因此我请求家长帮助，给我建议、支持，让我更好地完成教育、教学两方面的任务。李红枫的妈妈参加了家长会。说来道去，最后明确表态，不让她女儿再写下去了，即使再写了也由家长看，提评论意见。很多老工人家长说话就是直接了当，他们说在学校学习文化知识是重要的，这么多年不正经学文化了，一天到晚，只是说东道西，对什么事都是评头品足，不是学生应该做的，学生就应当学文化。竟玩儿“虚的”，不干“实事”，不是工人阶级应该有的作风……有的家长态度更明确，班主任不是哪一个学生的专职老师，她应该是所有学生的老师。老师得上课就得备课，整天光看“日记”了，还如何能把课上好了？总之，大家发言都是不鼓励再把“日记”写下去了。一场小学生日记的风波，历时两三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学期，由于王文元生病，学校加派了唐兆钰作副班主任。唐老师本来是教导主任，不但人有性格，而且经验丰富，很有办法。
班级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家长是形形色色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总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那些人不制造出点儿动静，不折腾一下子，不整人就觉得日子过得没有滋味儿，不够刺激。一天到晚，瞪着一双眼睛，就是在寻找“机会”，就想着如何投机、如何“扬名立万儿”。我想李红枫的父亲便是此类人物的一个代表。他就是他女儿活脱脱的一个样板儿。
文化革命扭曲了正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处理这件事情就必须用“扭曲”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智斗”。
李红枫现在也近五十岁了，不知她回忆起这段少年时期的生活会是什么感觉！让我说，文化革命糟蹋了不止一代人，滋生、孕育出了大批的不能、更不愿意脚踏实地、只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专走捷径的小爬虫。说实在话，当时的班主任太累了。我总是犯怵，我大脑的沟回应付不了这四五十个灵动、多变的小脑袋瓜。中国人的人格被计谋、韬略熏染得已经变形了，大家说话、做事情，经常是言不由衷、逢场作戏，这种“扭曲、隐晦”的关系，难道不是一场师生之间的悲剧吗？教室、校园本应是最最纯真、最最干净的领地，当时的媒体在已经是文革后期了，为什么要在平静的校园里再点上一把火，发表什么“一个小学生的日记”？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教育糟蹋到什么地步？——在文化革命这个特定的年代，李红枫是我参加工作以来遇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题目。真的感到有点费尽心机、心力交瘁。
2.石景山农机厂和白庙生产队
七十年代的课程与现在大不相同。因为“学工、学农、学军”每一个学期，以致每一个星期都安排了“劳动实践课”。比如物理学的“力学”、几何课的三角形、多边形……古城中学的定点课堂设在石景山农机厂的“板金车间”，因此每周都有一天到农机厂劳动。也举行过盛大的全区一级公开观摩课——工人阶级上讲台。讲“滑轮组”。的确轰轰烈烈了一把，也热热闹闹过。不过这一切都以班主任为主带队、组织教学、总结讨论，任课教师只负责课上的内容，下课以后，经常性地劳动、接洽工作等等诸如现在的“公关”一系列，就都是班主任的责任了。学工、学农是年级组工作，那时候没有“教研活动”更没有教研组的编制。因为上基础文化课是次要的，而这些“花里胡哨”“有其名无其实”架子花课程是最最重要的“面子工程”。应属于文化革命之后，学校教改的新气象。可是学校没有专人负责。这种“主要”课程是每一个班主任“各自为战”“班自为战”（电影“地道战”里是“村”自为战）的“人民战争”方式。对于我，一个只有一点儿文科基本功的年轻女老师而言，在工厂里打交道，好有一比：“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这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教师不可能是全才，术业有专攻。学生所学的这点儿“理论”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联系“实际”的。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真正联系到中学的教学实际、指导教学活动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当时的数学、物理化学一上课无不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当开场白，当成是“理论”根据的，应该不难想象如此的“教学”工作确实是费尽心机的。
在农机厂劳动种类很多，然而很多项目不适于学生劳动。比如有冲床，我就会以学生年龄太小为原因，不参加。太危险了，一下子“冲”到手上、胳膊上是孩子一辈子的大事，不仅仅是什么人能负责任的问题。所以我乐于接受的是钳工，主要工具是锉刀，大不了用钢锯。余下的体弱组，做板金工最简单的划线的活儿，还有包装车间的油漆工，是在院子里的空地上。把最淘气的孩子全放在我眼皮底下“看着”他们。当然我生怕学生万一出了什么工伤。孩子对于任何一个家庭都是十分重要的。尽管如此，有一次，一个六建宿舍的小女孩晕倒了，孩子很听话，自己坚持着，她稀料过敏，做油漆工也闻不了稀料的味道，不敢说干不了，一下子就休克了。等缓上这口气，我急急忙忙把她送回家，再三向家长道歉，解释原委。当时的家长都十分通情达理，常常是反过来安慰我不要着急。
“三夏”与“秋收”是当年学生必须参加的劳动。正好一个学期一次。与城里的学校不同的是：学生干完了活儿，晚上都回家睡觉，中午回家吃饭。因为古城地区是城乡结合部学校对面，东侧都有庄稼地，到了季节，布谷鸟、知了，尤其是稻田里的青蛙，半夜里“呱呱”叫，虫鸣鸟叫，别具一格。还是十分有特色的。所以组织农业劳动比较城里的学校容易一些。每个年级每个班级都有挂钩的生产队。白庙二队是我们班劳动的点儿，学农劳动的故事很多。每年劳动两次每次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不等。
原来学校里的“生物”课，当时改称为“农业基础知识”。在“农基”课本上的内容，学生基本都要参与一个遍，翻地、播种、育秧、插秧、挠秧、收割、脱粒、晾晒、扬场……没有没干过的。原来的机械化程度不高，压场、扬场全部都人工劳动。场院里的活茬儿是重体力劳动，只能留下大个儿的男孩子做，有时还要夜战。太累了，孩子们倒头就在像山一样的麦堆上睡着了。下一班的孩子不知道，用四齿往下倒腾麦个儿，一四齿下去捣在睡着了的孩子的屁股上。“呵呀！”顿时血流如注，立刻送首钢医院，幸好伤情不是十分严重！幸好是屁股，要是头部该是如何是好？这一切都属于班主任的工作范畴。每件事故之后，我都十分虔诚地祷告上苍，老天爷！千万别在我们班出事！因此，凡是我不在的场合，学生一律回家。无论他们有多么高的热情，我也坚决不准加班。还好老天垂怜，我的班从没发生过什么严重事故。
尽管小心翼翼，小事故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次散工了，大家都在井台上洗手洗脸。井台就是生产队上工集合的地方。井台旁边的歪脖树上挂着一截工字铁轨，被当成上工时敲点儿用的钟。蔡雅琴洗完脸，一伸腰，脑门儿正好碰到铁轨的棱角上，小姑娘的头碰破了，血流满面，太怕人了，我立刻用毛巾捂住了伤口，抱着蔡雅琴坐上了生产队的拖拉机，一路上孩子的脸吓白了，我的心也突突地跳个不停，到了医院没商量，先给小姑娘剃秃了半个头，清理伤口。可怜我兜里的钱根本连急救费也付不上，立刻派学生到学校找人拿钱，报告情况。好在外科主任就是学生家长，措施十分果断，也不与我罗嗦，三下五除二麻利地解决了问题。可是蔡雅琴的脑门儿上缝了七八针，我再三叮嘱千万别给孩子破了相儿，一定仔细手术、仔细缝。家长把孩子交给了我，我把他们带出去，关乎孩子的一辈子，我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下工，到医院，等把学生送回家，和家长交涉完毕，回到学校，八九点钟了，食堂也关门了……这一下子蔡雅琴二十天上不了学校，剃掉的头发还几个月也长不齐。对比现在，当初的一个“全能”班主任，的确很不简单哦！
当地的农民与工人混居，老古城大队的农民子弟就等于在自己队里干活一样，自然他们全不当成一回事。问题是跟着学校出来“学农”的身份变了，生产队对于“社员”有很多无奈，但是作为学生就必须有纪律，尤其是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时候有很多活茬儿，我和生产队长协商派活时，就不能应承。比如收黄瓜，收西红柿，有的学生一边收，一边吃，我没法“监督”执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甚至连收芝麻的活儿也不能干。同时这样的事情常常引起班级内部的矛盾，农民子弟认为天经地义，而工人子弟揪住不放。造成说不清楚的“不团结”，更有说不清楚的“道理”。
劳动的内容各有不同，真得感谢我中学时就上过车床，车、镗、铣、刨都略知一、二。大学时干过各种农活儿，有人说老师带学生劳动，操心就是了，用不着亲自干活。我认为不尽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时的劳动是“主课”，就跟老师在黑板上写不出漂亮的板书、朗读不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一样，那个时代老师“干不出一个样儿来”照样无法赢得学生的信任，比如，割麦子割到了大腿，插秧插了个一路歪斜照样行不通。在古城中学，我和学生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儿，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我们的痕迹和汗水。
盖房
渐渐地校外的劳动不好安排了。比如像农机厂，这样的单位就不再接受学生劳动了，因为人家要正儿八经地“抓生产”了，拨乱反正到此时，不可能再胡闹下去，一切秩序渐渐地走向正规。
“劳动实践”课就变成“建校”劳动，走“抗日军政大学”的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学校里自己干，不与“工、农”相结合了。
教学楼不够用，在操场西南角，盖起了八间教室，俗称“八间房”；原来的食堂太小了，重新翻盖，扩大了一倍，这两项劳动建校，我们班都参加了。供砖、和泥、挖地基、筛沙子，打夯、挂瓦……一系列的活儿都干过，以致最后砌砖、垒墙、抹灰、泥墙的技术活儿也照干无误。
采药和拉练
所谓的“拉练”是毛主席的指示“学军”的内容之一。学生按年级准军事化编排，半夜出发，每个人背着行李，负重行军，很多学校行军路线专拣山区，摸黑在山路上拉着队伍走，有时故意错过时间让大家忍饥挨饿，外加急行军。说是为了“备战、备荒”，我们就曾经到香山、八大处的山里做过此种训练。与城里得学校不同的是，我们从来没在野外露营，也没安排住在外边或者农村过。可是我们也有其他特色。我们到山上去采中草药。“农基”老师恶补草药知识把采回来新鲜的草药制成标本，为此，还开了“成果展示会”。知母、党参、薄荷、金银花之类还真能从山上找回来。我们的标本也做得似模似样，有一定的水平。那时不用高考，连中考也没有，学生没有任何压力。因此这也是那一届学生参加的不乏有意义的活动吧！
广阔天地，没有什么地方我们不可以去，可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把学生分成小组，自己讨论计划、自己执行，只是回来汇报即可。很有意思的是我的学生干部为了认识草药，找到了三零一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的解放军阿姨们的药材部，死缠硬泡，申请加入三零一医院的采药小分队。三零一的解放军说：“老师参加吗？让老师亲自和让我们联系。”我当然得“亲自”和他们联系了。结果是解放军阿姨说：不忍心打击孩子们的热情，只帮忙识别草药，院方不批准外单位、尤其是学生参加他们的采药工作。更有趣的是，我们分成小组分别到八大处的山上采药，突然接到北京军区的电话，我的一个小组被哨兵扣留了，“误闯军事禁区”让我带着学校证明到军区接人……总之，整天东奔西跑、忙忙碌碌。虽然英语课只学了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和“Never forget the class struggle”那时的英语课本来就是“副业”，文化课都是陪衬。尽管如此，我们师生也过了一段节奏十分紧凑的、记忆十分深刻的日子。这里有学生的热情，从而看出了他们不拘一格的创造性和求知的渴望；同时体现了教育工作者的执着，各科老师大家都在自觉地、千方百计地引导学生积极向上，开拓学生的知识领域。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之下坚守着教书育人的真谛。
烧砖与挖洞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在七十年代掀起了一次次的高潮。最值得写上一笔是挖防空壕。不知道人们挖的各种各样的人防工事，真的能防御原子弹与否，“人民防空”即是一场“人民战争”，像五八年的大炼钢铁一样，各个单位、各个地区构建了大批的防空洞。毛主席说要“深挖洞”，大家就大挖、特挖。
与“红海洋”时期的红油漆一样，在“深挖洞”时期，大小单位一起上马，“砖”立马成了“紧俏”物资。学校本来就是“清水衙门”，有的就是“学生”，没有的就是“资金”。没有砖，怎么办？于是找“土源”，先挖适用的粘土，发动学生脱土坯，在操场的一头垒上砖窑，师生们自己烧砖，操场上划分了专区，一个班一块地，全晒的是一排排、一行行的砖坯，日夜值班。下课了甚至课间操，师生们都在积极地和泥、摔泥、揉泥、脱坯、晒坯、翻坯……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出一、两次窑。真是烧了不少的砖。不仅如此，学生放学回家，见到砖头、半砖也一律捡回学校。
备足了一定数量的砖之后，便是开挖防空洞的时候了。操场自西而东横贯下来是防空洞的主干，两壁用砖垒上去，洞顶要发楦，做成拱形，按说这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活儿。我想，那年我带的是七四级初三的一个班。一天下午收工后，我正领着学生在教学楼下的荫凉处，准备分组进行总结，刚刚整好队伍、看齐、原地坐下，只听得“轰”的一声从防空洞里传来，接下来便是一阵倒塌的稀里哗啦的声音。顿时我出了一身大汗，严厉命令学生，千万不要动，让班长再一次精确清点人数，自己立刻跑到洞口——啊！全塌下来了！！不仅我们白干了，恐怕连上个星期劳动的班级也功亏于溃——日本船，满完。
仔细听——没有人声呻吟，跑回去看看学生，一个不少。各个学生也都吓呆了，安静地坐在地上等我说话，赶紧让学生通知革委会……总归，前后只差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要不然，学生和我都“捂”在下面了。后果不堪设想哦！真玄！长嘘了一口气。我们干的活儿全部报废，所幸没造成任何伤亡，老天垂怜！
当然我亲身经历了上面的一切活动。学工、学农、盖房建校、采药拉练、烧窑挖洞。从积极的方面考虑，生活是多样的，学生经历了丰富的锻炼，增长了才干与阅历，从消极的一面想一想，有时不得不令人后怕，即使班主任是“万金油”怎么能五行八作样样精通？难道真的是一定得“孔老夫子挎腰刀，文武全才”方能当得了这班主任的差事？我认为这是对班主任不切实际的要求，也是对学生及生命的不负责任。另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当中必须有一个“结合”的度，我不认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学而优则仕”是正确的，是符合社会需要的。然而如何“界定”“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个“劳动者”的概念？钱学森，是不是劳动者？劳动者只能是“面朝黄土背向青天”手中拿镰的农民，或者是站在机床旁边手中握有工具的工人，才是真正的“劳动者”？在那个年代，似乎什么事情都必须矫枉过正，而且什么事情都是“一阵风”。无论什么都要发展到“极限”。等吃够了苦头，才可以“否极泰来”。说句老实话，中国的事情，难道事事、件件都非弄得“物极必反”吗？
胡锦涛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不要再折腾了”我想也许年轻人都没有真正明白胡主席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折腾”？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把中国人民、把中国的教育界折腾苦了！应该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儿行之有效、实实在在的事情了！千万别再折腾了！这就是人们的共同期盼！！
3.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做班主任的工作，我体会有几点很重要。我认为这绝对不是口号，而是我干工作的感想。
真心与爱心
与学生交往不可以虚伪。自己的喜怒哀乐在学生面前，我从不掩饰也不粉饰，我就是真实、真正的我。作为老师不应该轻易地承诺，许诺。必须是一言既出，言必信，行必果。在学生面前不说谎，不做虚伪的赞扬，言不由衷的关心。不可以文过饰非，一旦错了，也敢于认错服输。只是为人之师，就得当人表率。要让自己谨言慎行少犯错误。即使是生气了，发怒了也是真实的。真心与爱心是一个统一体，有了与学生的真心交往，爱心才能体现其中。
平等与尊重
“师道尊严”我理解最典型的体现是一些人喜欢居高临下地以势压人，尤其以“先知”自居，什么是“先知”？预知未来者是先知，未卜先知，时不时地“教训”、“教导”别人“不应该”或者“应该”如何如何的人。仔细想一想，老师经常说的两句口头禅：“你们听懂了吗？”和“我讲明白了吗？”，这两句话体现作为老师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我深刻地记得，有人的口头禅只有“你懂不懂？你明白了吗？”真的很说明问题，可以算作一个标签。
我想，在时间上，也许“先生”先于学生了解并掌握了一些知识，然而“先生”并不是“先知”。本身虽然为师，但是不可以“好为人师”、妄图“事事为师”，因为教学相长，时代在进步在发展。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老师不能长于学生的情况，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比比皆是。老师善于学习、虚怀若谷是应该有的品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我不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在英语阅读理解的题目中就出现过，涉及面特别广，比如足球在什么时候罚任意球？物理学的热处理知识，地理上地球时区的计算，音乐中Rap和说唱音乐等等，我即使看明白了，总想再求证一下，得向学生请教，因为此等事物不是我熟悉的，可未必就是学生不知道、不精通的事儿。我必须不耻下问，来印证自己的看法。如此做法不但不会失去威信，反而会赢得学生的信任，给学生起到一种表率的作用。
显然封建社会的君、亲、师、一成不变的老一套，不适合当今千变万化的新的社会。老师们各自学有专长，学有时代的特色限制。因此教师自身把自己设定的位置就应该与学生是平等的。平等的师生关系才能使班主任走进学生的心灵；朋友才能把思想工作做到点子上。学生才能说出心里话。教育应该尊重人的自然成长规律，也应该尊重人的个性化发展。每个学生都有各自的特点，“道法自然，和而不同”。
老师是真实的老师，毫无虚伪；学生是毫不掩饰、避讳的真实学生。
人的彼此尊重应该是学生最渴望的。我上高中时觉得自己得不到尊重，被人故意地曲解，是心灵被扭曲。我走上教师岗位的第一天便下定决心，在我负责的班级里不能“老戏重唱”，我会尊重学生，让他们畅所欲言，心灵舒畅。可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我的同辈人之中，许多人认为我表达到位，甚至言语犀利，一针见血。我自认为我与学生交流“直接”而不“犀利”。不仅仅是不犀利，“直接”的方式也是以学生可以接受为度的。不会让学生感觉下不了台阶儿，无地自容。不能把学生逼到旮旯里，造成尴尬的局面，要把“面子”给足了。就是给学生以足够的“尊严”。我的表达到位，是说话明白，这应该是教师的基本功。教师是不可以“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嘴里倒不出来”的。与学生交流说话明白，就是坦诚、坚定的表现。说明眼里不揉沙子，不糊涂，是非分明。我不“蒙人”，学生也不可以说谎，要实事求是。就是彼此的尊重。我与学生谈话从不含沙射影。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就事论事不可以夹枪带棒，绝不秋后算账。
单纯、单一，直接了当。与学生有了彼此尊重的关系，学生才会从心眼儿里尊重老师、理解老师。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善解人意，换位思考是教师工作的很重要的方法之一。替孩子们想想，从他们可能有的角度，思路，以他们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很多问题是可以想通、处理得当的。我工作时的师生关系比较现在要密切得多。在石景山“家访”被要求成班主任必做的功课。作为一名教员“家访”，也是使自己融入社会的非常便利的一种手段。这其中也有很多难忘的故事可以回忆。
七三级我作一班的班主任。是中途接的班，原来的班主任是年级组长，是一位教物理的男老师。接班时，师生关系太差了，彼此僵持着，紧张得过不下去了。自然是全年级最乱的班级。借鉴于和张兴富合作的经验，我不愿意和这样的“红五类”班主任一道工作，况且又是一个自鸣得意，不想踏踏实实干实事，只想出风头、沾便宜的人物。因为无论多么努力地工作，不仅考虑问题的思路不一样，而且，背后总有人捣鬼、制肘、惹闲气。我虽然不计较名利，也不愿常常有人总是贪天之功，下山摘桃，最后还要得了便宜卖乖。因此我提出的条件是独立工作，不要年级组长大人“垂帘听政”。我已经有六、七年的教龄了，何况这位吴希光先生是比我后进校两三年的“新人”呢！自信自己的能力不弱于他人，学校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这也许就是我的性格的表现了。我不怕干活卖力气，吃苦受累，只不愿意惹闲气，或者跟在别人后边甘当奴颜卑膝的哈巴狗。
这个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老古城农民子弟；三分之一是特殊钢厂的子弟；首钢子弟几乎没有，另外三分之一是六建、水泥厂、锅炉厂的杂牌军。这样的班级内部学生“宗派”很容易产生，团结问题就会很突出。在如此的学生构成中，尤其特殊钢厂的孩子最不好管理。首钢的工人是传统的产业工人，而特钢则是由城里迁出去的杂牌军，多是“小市民”阶层的人物，尤其古城中学的工人宣传队是特钢派出的，因此家长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优越感略胜首钢一筹。当时班里有21名男生，他们之中有19名吸烟；在派出所挂了号，有“诨名”的“小流氓”就有这么好几个。
让我记忆深刻清晰、至今没有忘怀的还真有几个人。
刘琼，特钢子弟，人长得又高又壮。这个孩子性格怪异，经常说一些过头的话，野性十足，常常不带书包、不学习，还画一些不堪入目的画儿。仗着自己身大力不亏，经常打架斗殴。学生说他是一个地道的流氓，有过吸烟、进派出所的经历。我接手时已经有过被记大过处分一次的纪录。接班之后，我连续在特钢家属区家访了几次，包括了刘琼家的邻居，同班的家长大多是楼上楼下，了解到刘琼的父母离异，父亲再婚，又有了一个小弟弟。刘琼家的那点儿事儿家长们跟我反映的一清二楚，因此很明显，刘琼在家是被人“遗忘”的角落，家庭“亲情”缺失。他家住两居室，主卧显然是重新装修过，刘琼的房间中只有一张上下铺位的铁床，地面上十分凌乱，只有吃饭用的一张小地桌和小板凳，横七竖八地拉着晾衣服的绳子，上面挂着乳罩、内裤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刘琼的继母很年轻，与我说话还挺嗲，捏着鼻子故作斯文。第一次没见到他父亲，继母毫不讳言地说了刘琼一大堆的“不是”，我没作任何表态，只是问清了他父亲什么时候回来，约定时间和她父亲见面。刘琼本人认为我会去“告状”了，回学校后，我根本没理这茬儿，一如既往无声无息。他有点儿“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了，有点儿惴惴不安。
刘琼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工宣队，格外的优越与自豪溢于言表。我不管这一套，我只以教育工作者的正面道理阐述我的观点，我说明我们的关系是家长和教师的单纯关系。我的谈话针对性很强，刘琼的父亲自然无话可说。我指出了孩子正值青春期，父母的活动、私房话要在“私房”里讲，应该避讳的必须避讳。离异的家庭尤其对前妻的孩子要格外关心，千万不可冷落这样的孩子，让他觉察到没有亲生母亲后的“孤独”与“落漠”。我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家有可能会让刘琼产生这样的感觉，主卧与刘琼的房间差异悬殊，会使孩子有压抑的感觉。没有书桌、椅子，孩子只能趴在床上写作业，只有一个类似“储物间”一样的睡觉的地方，与弟弟的待遇不同，会让刘琼产生逆反心理，把自己当成“局外人”、“多余的人”……家长不能立时对环境有所改变，就应该在态度上、亲情上有所变化，否则，更大的家庭矛盾就会产生。现在刘琼记了“大过”，不采取适当的措施，更严重的事情也难免出现。虽然这样的谈话让刘琼回避了，他没听到我说了些什么，但他体会到了。这个老师没告他的状，大概不会对他形成什么不利的因素。
事情过了一段时间，我找刘琼谈了一次，指出了他的不足，劝他努力学习。清楚地告诉他，只有努力学习了将来才可以有出路、经济才可能独立。告诉他什么话不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开诚布公”，家里家外要内外有别。我考虑他一个小孩子不明轻重，不分里外是严重的“家教”不足，没人教他。另外就是缺乏“倾听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没人搭理，感到孤独，所以就胡说八道，从爸爸和继母处听来了只言片语引起了尤其是对异性的关注，于是我说我愿意当他的朋友，愿意听他给我讲所有的事情，而且保证不外传，替他保守秘密……
刘琼有了很大的改观，有我在场的场合特别乖。我再一次找到了他的父亲，向他表扬了刘琼的进步，刘琼特别高兴，因为从始至终我没有指责过，更没骂过他，反而让他得到了足够的安慰，让他感觉有寄托、有依靠。他不懂，不知道如何处置的事情老师给他出主意，帮他想办法，和他一起解决问题。
很快就初三毕业了，刘琼身上还背着一次记大过处分。我找他谈话，先由本人申请撤销了处分。我十分认真地给他写了毕业鉴定，缺点只写了一条，“要明辨大是大非，坚定不移地锻炼、培养自己成为正直、有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对于他曾经有过处分一字未提。在曾受过何种处分一栏中我填的是“无”。我让他看了毕业生登记表，叫他把鉴定抄下来，告诉他“优点”为什么要这样写，以后填表的思路就是这样。至于“处分”一栏填“无”，我认为学生有过一些“过失”，大不至于就处分，“处分”只是“教育学生”的一种手段，只要达到了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效果，处分的相应形式就可以当作不存在。更何况，当初吴希光老师给处分时，很多事情还没查证核实，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哪！按正常规矩，在记大过之前，应当有若干次“警告”，以及“严重警告”，被处分人不接受“警告”屡教不改者，才予“记大过”处分。吴老师这一切经过都没有，“恨铁不成钢”一家伙就直奔记大过，不在自己身上，吴老师没法子“感同身受”。这是不符合学校纪律处分规定的。虽然不愿意再同吴老师究竟，但让学生“背”一辈子的档案“污点、劣迹”有失公允，良心不安。也许在关键时刻，这点“污迹”会影响孩子的政治生命。我绝不干“缺德”、冤枉人的事儿。然而，这是前一任班主任的遗留问题，要在初三“算总账”我只能如此处理。我觉得纪律处分经历填“无”应该是很公平的处置，这也是我力所能及、可以抹平此事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刘琼很懂事，当时就哭了，他十分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深深地鞠躬致谢。最后他考取了石家庄铁路司机学校，至今都在铁路部门工作。
若干年后，我再一次在古城地铁车站碰到了刘琼。娶媳妇儿了，一米八的大老爷们儿，又高又壮，却像孩子一样，在大街上抱住我，跟他媳妇儿说：“老师比我妈还亲！”
有一年，也是在古城大街上，一个雄赳赳的民警笔直地朝我走了过来，我一时愣住了，还真没反应过来，不想他郑重地向我举手敬礼，口里还大声地喊着：“敬礼！”——呵！原来是阎玉龙！
老古城村有两大姓氏，一是郝姓；一是阎姓。都是不出五伏的近当家子。阎玉龙的父亲是首钢工人，也是老古城人。阎玉龙当年十分淘气，属于“一天不打，上房揭瓦”的淘气包。小子很“嘎”，北京城郊结合部亦工亦农户的习性，作风他一应俱全。一眨眼一个鬼主意，骂人能骂出花儿来。就是不学习，不干正经事儿。比如：把女同学的小辫子给偷偷拴在椅子背儿上，上课时一起立，连人带椅子一块起来，弄一个“稀哩哗啦”；要不然故意打破了玻璃，然后死不认账；把坏了的椅子给人摆设好，让人不小心坐上去跌一个大跟头……恶作剧层出不穷，隔不了几天他就会弄出一个花样而来。阎玉龙就是这么一个孩子。有了事儿，如果把他叫到办公室，他会不停地甜言蜜语，赔不是认错，让人哭笑不得，更有很多时候是无可奈何。因为有时他全无恶意只是淘气而已。特点是记吃不记打，可以说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就在此时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再掀高潮，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层层召开，于是我“决定”让阎玉龙“讲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用了很多业余时间，我和阎玉龙反反复复聊天，了解他的思想活动，熟习他的习惯语言，和他一起学习、准备学习的心得体会，让他在小组发言、在大组发言、在全班发言……把他旺盛的精力全部利用上，我给他下达硬性任务，必须写出发言稿按时间交给我。当然我也身体力行，亲自给他修改发言稿，最后到年级大会上讲用，再写、再修改。直到全校大会，傻小子真有点害怕、犯憷了。他说，他从上学以来，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的重视，得到过如此“待遇”。直个劲儿地找我想打退堂鼓——坚决不行！我亲自把他的发言稿描枝添叶，放大化，不想，在学校发言后，被选中到区里，在苹果园体育场作大会发言。一路下来，无论他说什么，我也不妥协，就是要“赶着鸭子上架”，一定要他坚持到底。
两个月过去了，阎玉龙没时间瞎淘了，他不好意思再跟我“胡闹”了，皱着小眉头，开始想“问题”了，真的“正经”起来了……在学校发言、在全区发言，都得由我给他精心地“排练”，一遍遍地不厌其烦，返复练习。总之最后很成功，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被树为“个别生”转化的典型，阎玉龙“改邪归正”当上了区级红卫兵积极分子标兵。
初三毕业后，他考上了人民警察学校，入了党，毕业后又分回石景山工作，我们见面时，已经是衙门口派出所的所长了。我不是阿Q，阎玉龙的一个“敬礼”，使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似乎这一个“敬礼”，就是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最好的褒奖，它使得我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自豪。
可以见得，只要肯于下功夫，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孩子是最最单纯的，正像一张白纸，教师的作用在于在这张白纸上画什么样的图画，再有就是你有没有把图画画得更美、更好的意愿和不懈的努力了。我理解，对学生真心地付出多少，孩子们会给与你多少真心的回报。孩子的事儿总是很有趣儿的。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