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我的首屈一指
1.英语热
自从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北京悄悄地形成了一股学习英语的热潮。
“跟我学”“英语900句”“林格风”“每日英语”等等英、美、澳大利亚教材涌入中国市场。一开始只能从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等处辗转托人弄到，到后来广播电台连续组织英语广播教材、陈琳教英语的节目，成了人人学习的一种时髦，就有了势不可挡之势。学校的体制改成了教研组编制，英语组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区英语教研室成立，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研究组织，定期举行教研活动。市教育局在厂桥的电化教育馆开幕，每个星期都举办全市范围的教法、教材分析之类的教研活动、专家报告。当时陈琳、张道真、薄冰都为普及英语亲身到场授课。尤其突出的是英语成了中学开设的主要课程之一，从原来的俄语的一统天下，形成了颠覆性的大转变。一下子英语教员奇缺，俄语教员纷纷改行，不分学科只要会一点儿英语的教员都让上英语课，很有意思的是一下子几乎没人再自愿学习俄语。有的学校甚至不开设俄语班，又形成了英语的一统天下。小妹的同学申文静，她父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二级数学老师，老先生届时已经近六十快退休了，只因为解放前学过，又开始教英语，竟然找我和他一起备课，重新学习国际音标，纠正字母表的发音，从零开始。而我本人，在缺人的情况下，一个人真上过三个年级的课，周课时有过二十四节的记录。（当时每天六课时，五天半上课，一个教学班总课时是三十四节）也就是说每班四节英语，我要上六个教学班的课。基本工作量应该是两个教学班一个班主任，不做班主任也是三个教学班的工作。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随着一九七一年高中校的恢复，中考就必须恢复了。当时的高中只有两年。无论中考、高考英语都是必考科目。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570万人参考的盛大场面至今还会人感到震撼。回忆起来，由于当时的现实情况，没有什么人懂英语，英语占高考总成绩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百分制时，从占15%、20%开始、五十分、八十分；改一百二十分制后又改成一百五十分制。最后日本筑共波大学选择法考题传入中国，一百二十分制之后（大约在1984年）在总成绩中英语才开始100%计分。
大约在七六年之前，我一直教初中英语。古城中学恢复高中以后，我开始任高中课程。当然，自我而后，陆续由外国语学校（中专）来了新的英语老师，当时是年级组编制，但我一直是英语教研组长，大约在七八年改成教研组编制，我先后接待了师范学院外语系的两届实习生。在此期间，有几件很令人欣慰的事。
中考恢复以后，有一届学生十分地争气。记得全班五十多人（53？）在全市的中考中有二十三人拿了一百分满分的成绩。平均分在九十五分以上，最低分也在八十分以上。这个成绩在石景山地区是首屈一指，无人能比的。不是别的，我真的感觉是我从教以来，学生特别给我做脸的一回。感到自己的努力是有回报的，十分欣慰。
学生升入高中，当时只有九中是市一级的重点中学，在九中高一年级的新生中，英语素质最好的无一不是古城中学的毕业生。无论笔头能力、语音基础、朗读水平以至胡绍芬在全校大会上的英文歌曲演唱绝对不容小觑。很自豪地说，九中英语组组长，郑秀萍都是我从初一教到初三的一个学生，上完了外语学校的师资班（两年中专）回来的。大言不惭，古城中学的英语教研组在石景山是享有盛名的。
英语热中，由于形势的需要渐渐地出现了大批的英语补习班，我是第一批走出学校，在星期天做兼职的人。很令我有成就感的是，我在师范学院办的补习班兼课，每星期天早上，在师院教工食堂的楼上，用扩音器上大课，听者总得有一二百人之多。一个上午两节大课可以拿到二十四元，还不包括年、节的节奉，奖金之类，一个月下来总得有近百元的收入。比我的薪水（当时连升三级月薪七十元）一点儿也不少。尤其是在师院的校园中，遇到了朱全俊老师，交谈当中我告诉他我回来“上课”时，颇有“成就感”，心里还美滋滋地阿Q了半天。这是我拿到的除了工资而外的第一次外快。
在我接待英语系实习生的时候，由张卫族老师、朱全俊老师带队，在古城中学办了实习观摩课，举行了实习座谈会，我还一力操办了英语联欢会。会上学生们有演讲、诗歌朗诵、绕口令、英文歌曲的合唱、独唱应有尽有。在座谈会上，实习生说他们没想到，郊区的学校能有如此好的英语教学基础、教学环境。这些工农兵学员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今年早些时候，古城中学的学生们聚会，当年联欢会的主持人黄晓诚还十分感慨地回忆起这一幕，他已经四十五岁了，现在的孩子上中学了。他说，就他的孩子而言，如今真的不好找当年那么负责任、那么耐心的老师了。黄晓诚后来上了九中，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饭后他拉着我和他一起合唱“雪绒花”激动得热泪盈眶。不仅如此，我的英语组每月出两期英文墙报，在二楼方厅图文并茂，有词语解释、小掌故、问答解疑各种小板块，很受师生欢迎，我离开古中多年后，还传为美谈，被认为是古中的一道风景。
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对于工作，我问心无愧，我执着、认真地做了我应该做的所有事情。
2.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们又碰在一起了
比起语文、数学组，英语教研组是一个小组，班级最高周课时四节。复课初期我上过初一到初三的三个年级的课，总授课周课时二十四节，也就是要上六个教学班的课，当然还有一个班主任。当时往往一个年级只配备一个英语老师，足以见得人员的缺乏和工作负担之重。
随着英语热的加温，石景山教育局把开英语课的学校按学区集中在三四所学校，北片八大处中学、九中、苹果园中学，南片古城中学、八角中学。因此，英语教师就相对集中起来了。栾谦、黄庆腾、蓝蜜娘、钟爱生都调入了古城中学。一下子英语组就壮大起来了。后来随改行和出国热，英语教师大量地流失，三个华侨都走了，学校里只留下了栾谦和我，当然还有几个外语学校毕业的的小青年，正可谓，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人生何处不相逢？栾谦和我再一次地“狭路相逢”了。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栾谦的丈夫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降薪、降职，不许回家。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十分不幸地，她二十四岁的大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在一次群殴事件中丧生。正是各家有各家的不幸，从这一点上我十分同情她，因为我也是母亲。然而在我们共同工作在古城中学这一段时间里，我俩又发生了许多不愉快。
一开始栾谦情绪十分低落，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一连有两三年的时间，也难说是不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总之是“甩大鞋”怠工，千方百计以各种借口不上课，又交不出正规的假条或医院证明，只答应在图书馆做馆员，因为英语教员“特”缺，党支部再三做工作，后来也只上一个班的课。
尽管如此，我上我的课，她老人家上不上课与我何干？大家自行其是、互不干扰有多好！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天性使然，没准儿我俩是“天敌”。她心目中总是看不上我这么个人。事事与我制肘，搞小动作。例如准备英语节目时，我从运动前保留了一些英语的歌篇，小的参考书，比如《英语晚会集锦》，可以找到一些绕口令、小笑话、活报剧等等一系列当时十分“稀缺”的东西。因为当时市面上不可能有这种东西出售，保存这类东西的人经过文化大革命少而又少。我不计较这些，一概拿出来全英语组共享。也许是栾谦没留神，也许是她故意让我难堪，当时我被学生围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她和另一群学生在另一边和学生说我的坏话，说什么“谁让我没这些东西呐！在人房檐下就得拍马屁！”之类很不入耳的话。两片的学生都听见了，此后，谁让这些学生家都是反前屋后的邻居呢！很快这样的闲话就再三地传到我耳朵里了。这一点肚量我还有，上不上课我管不着，是教务处的事，鸡毛蒜皮我体谅她，也许是因为丈夫被隔离审查，心情不好，我一概地“难得糊涂”。
在学校，我人头熟，与同事的关系也不错，自然有很多消息来源。这等事情渐渐开始变本加厉，话越说与不动听了。我自己很明戏，尽管“群众基础”很扎实，很好，被大家认为是好人、善良的人，然而自身的“软件”欠缺，没有足够的“温柔”，倔强又直率，有时候难免过于“实事求是”地、不讲任何“权术”地“冒傻气”。我不是党员，自然没有“党性”可以表现。因此我与“组织”的关系不可能密切，尤其对领导，是一种“单纯”地不能再单纯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总是不能让人满意地体会到足够的“谦卑”与“恭顺”，反而是一副“凭本事吃饭”的嘴脸，一概不求人的所谓“清高”。正经地是一个地道的心无旁骛“领工资，干活儿”的人。没准儿，这副嘴脸着实让一些“领导”不喜欢，甚而是厌恶、不招人待见。我想这就是当时的一种比较客观的认识。“生存斗争”还在延续着，矛盾是回避不了的。
3.关于考试命题的思路挣扎
一言以蔽之，我在古城中学是英语教研组组长，是因为我比栾谦早进的古中，英语组是清一色，都是“群众”没有党员。栾某人来了，“天生我才”只可以“治人”，岂能受“治于人”？栾某人不可能甘于我的治下。事情多了，光凭“装糊涂”就混不下去了。因为“入党”就是为了“做官”的，不当官儿的日子，又要受治于人、无法高人一等，对栾某来说怎么过哪！显而易见，单方面被动地“求太平”是实现不了太平的。也是性格使然，我虽然不把这个教研组长当回事儿，可谓“无欲则刚”，跌跌撞撞，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我信奉不斗争则灭亡的信条。“装糊涂”也是要有底线的。我承认我也是一个有理不让人的人。欺负人的事儿我不干，同时让人肆意而为，被人欺负的事儿也不容忍。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是人“不善”，绝对不想“让人欺”。在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我，显然要让自己保有一定的“尊严”，让人骑着脖子拉屎的事儿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事情总归爆发了。
我估计栾某人又在城里听到了什么消息，在一次期末考试的命题讨论上我们争执了起来。教研组讨论，如何命题，命题的目的，学生应该达到的标准等等一系列。
栾某人独树一帜，她说：根本不用命题，只发给学生每人一张白纸，学生可以没有限制地写任何有关英语的东西，英文写不出，写中文也好。老师阅卷后只可以写一些鼓励学生的话。当然也不用计分数，给学生打分数，是多少年以来的老招数，不新鲜了。只要“夸”学生、鼓励他们，皆大欢喜就行了。摆出了一付十分超然于世外，“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架势。等于说刚刚大家的讨论，明摆着是一群“白痴”的土老冒儿观点。对于如此的“标新立异”大家都瞠目结舌了。我想，张铁生“交”了一张白卷儿，咱栾大仙姑要“发”一张白卷，不可不说是紧跟“时代潮流”，似乎是非常时髦的一种“举措”。
不知为什么，彼时彼刻又一次触动上我那根桀骜不驯的“筋儿”，“逗”上劲儿来了。当时我只想“气气”栾某，真的好像是“不由得”。我想“安拉”才是穆斯林真正的“先知”，我心目中的她只是一条好慕虚荣，跟在一些时髦之后的变色龙。尤其她丈夫刚跌了一大筋斗，跟在四人帮后面吃了一大亏，还不“接受点教训”，还不认真反省一下，真可谓记吃不记打。压抑不住的“老毛病”，不仅喜欢把自己扮作“先知”，抖着“小机灵”，竟想着怎么找机会“偶尔露峥嵘”，真是青山易改，秉性难移！作为共产党员怎么也应该考虑的是发展党的教育事业，务实、敬业、忠于职守。怎么也要有立场，表现出点“党性”来。在拨乱反正的高潮中，唱高调，哗众取宠。不识时务地提出如此“别致”的论点，反而在几乎全民大学英语的热潮中，在实际行动上找出各样借口少上课、不出力。只适时出现在众人面前搅局，兴风作浪。外语组里唯一的共产党员哦！真的让我们这些非党群众该怎么办？跟谁走？说老实话，我没有丝毫的敬意，我只想“逗她玩儿”。于是，我一板正经地当“阿斗”，问她：“那我们考试能达到什么目的？”
“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和积极性。”
“通过这样的‘测试’，怎么检查教师的教学质量、教学效果？怎么发现教学上的‘盲点’以致教学上的‘漏洞’？”……显然，考试也应该是考察教师，检查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不应该仅仅是“考察”学生。
“反正就是一句话，出题，让学生答题，老师给判分儿，人为地把学生分成了等级。‘考，考，老师的法宝’，是多年来的老套子。现在就是‘推陈出新’的年代，绝对不可以‘因循守旧’，用老瓶装新酒，穿新鞋走老路……”
栾某人嘴里全是报纸上的十分时髦的新名词儿，真是挺唬人的。又是一个“不由得”，仿佛是压抑不住。场面严肃了起来。
“新酒是什么？英语不再有‘主、系、表’，‘主、动、宾’了吗？老路又是什么？不记、不背、不练习，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就咿哩哇啦地突然会说英语了吗？”什么是教与学的规律？温故知新、循序渐进，不符合现实的唯物主义？老百姓都是“阿斗”？“气”还真来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一时性起，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之其人之身。用上一个更耸人听闻的更时髦的新提法！
“我们应该恪守客观的唯物主义立场，最应该时刻警惕的是有人打着极左的旗帜，却实行了‘极右’的实质！”能不雷人！！大帽子、大棒子，在经历了十多年的“锻炼”之后，人人都可以十分“纯熟”地舞弄起来，当今的“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当时的歌词）啊？栾某被噎得一时语塞，目瞪口呆了。
我主持着教研组会，打嘴仗也很“好玩儿”。到此处我哈哈大笑了。
我说：“咱是根据学校教务处的要求讨论‘如何命题’，不是‘是否命题’。因此教研组的权限范围管不了这事儿，出不出题，考不考试，有意见找教务处或者党支部去解决这类问题，没必要在教研组讨论。”“什么极左的旗帜、极右的实质等等哲学问题也不在本次议题之内，大可不必耽搁老师们的时间。”于是我“得胜还朝”了，自己给自己找台阶“散会”。然而栾某人抹了一鼻子灰，嘴噘得可以拴驴。
想一想自己年轻时，的确很淘气，没准儿是挺好胜的，实际也挺气人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栾某人终于缓上了这一口气，从图书馆搬到了教研组办公了。她老人家的行为作派仍然是“青山易改，秉性难移”，这使我常常想起在门头沟小四清时的情景，我不想常常“淘气”，更不想生气，要防微杜渐不想把事态“扩大化”，尤其是想让自己过得“自在、自如”一些。于是，在一九七八年我正式向学校党支部提出了辞去英语教研组长的书面申请，学校没有批准。接着，我又分别向学校、向石景山教育局提交了申请调动工作的书面报告。为什么？我的理由很充分。老父老年性呆痴，经常走失，家中一日三餐无人照管。城里的学校可以不坐班，离家近，方便照顾病人。其次，王文元地震之后，经常住院，孩子太小……然而最本质、又不可以明言的的原因还是栾某人。我可以不计较一切鸡毛蒜皮，我也可以“大肚能容天下事”。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人家”就是看你不顺眼，相看两恹。因此，我真的认为我与她合作不来，不断地演变、发展也许会出现更大的不愉快，惹起更大的祸端。也许是固有的“成见”，也许是我俩本来就是命中“犯相”，不可相生反而相克。大老远的跑来上班！干嘛我在这儿（石景山）跟阁下“较劲”？大路朝天，何不各走一边？借坡下驴，何乐而不为之？时年三十四岁的我，自认为还有一把子气力，去开创一个新局面，去猛踢三脚，趁着“英语热”，让自己在英语业务上有一次长足进步的机会。更何况，“教英语”就是本人“养家糊口”的正道呐！于是，下定决心，躲开你！不跟你玩了！拜拜了您哪！本人要进城了。
七.城里的学校
1.父亲的病
父亲从一九七四年返京落实政策到一九八九年逝世，前后十四年基本上和我一起生活。
在文革中，无论怎样地心胸开阔，父亲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和无可名状的精神刺激。试想，从孩提时代的他，就努力奋斗了一辈子。临到老迈已致，耄耋之年，反而居无定所，无家可归，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在德胜门的小屋只有8.4平米，加上自己搭建的棚子也就十米多。父亲无处住，只好冲着门用一架书橱挡风，在书橱的后面搭了一个床，为的是婆母在北京时，文元和我就挤在此处。婆母不在时，老父还认为这是一个好住处，每天爬上爬下，冬天还特别冷。
为什么？因为总归住在这里，天天有人给做饭，晚上回来还有一个家的“感觉”。母亲已经先父亲而去，快八十岁的人没办法“孤独”地连做代洗，一个人过日子。和大哥不但性格不和，况且大哥当时还住在乡下，小妹在山西插队，大姐又去世了，父亲很不愿意一个人住在南横街的小屋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医生确诊父亲是高血压、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左心室肥厚已经变形成靴状，小脑软化老年性痴呆，癫痫。虽然到了北京，各种疾病也随之而至了。
有两点是很困难的：一是常常半夜里癫痫发病，人一下子窒息了，僵挺、口吐白沫，不停地抽搐。夜里一通地折腾，急救。连撅代掐、灌药。第二天早上再上医院。二是由于痴呆，便常常走失，只好在衣服上缝上名字、联系电话和住址。真有好心人给家里送信来。德胜门人定湖是父亲常去之所，我就几次从人定湖把他接回家。一段时间中，从金鱼池、从广安门外六里桥多少个地方把父亲找回家。另外，文元每星期都陪老父亲去德外医院拿药看病。
生活是艰难的，各个阶段有不同的难处。比如，结了婚有了孩子的难处，孩子小，就得有人照料。婆母每年都在北京住上半年左右，自然是理所应当。文元自幼与母亲感情甚笃，婆母也最关心、最偏爱她这个从小就多病体弱的儿子。只是住房只有8.4米，四口人怎么住？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晚饭后文元和我天天到处捡砖头，还求人找了木材供应券，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硬是从西郊五路的一个木材厂仓库买来劈柴，我俩连背带扛，费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把几块木头弄回家。又找来了文元的几个哥们在住房前接上了一个小棚。我家厨房的门，是我用二十三块劈柴钉在一起的。为的是防止野猫钻进去，为此婆婆回家后再三告诉弟弟们，用来描述我们生活的艰难。说是“厨房”也不过是钻进去刚刚能伸直腰，淋不进雨水的一个放蜂窝煤小炉子的地方而已。
这还不算难，最难摆平的是，父亲特别愿意住在我家，而婆母在北京时，如果两家都是老太太也好办，难的是一家是一个老头，一家又是个老娘子，尤其是白天，我们一上班。这对“亲家”不得不尴尬相对。我常常把父亲请到人定湖劝他到二姐家住两天，一是父亲怎么也有点儿糊涂了，二是既便是去二姐家，顶多只有三五天，二姐就会打电话来往外轰了。例如，因为家里狭小，父亲每星期到公共浴池洗澡，我自己也在首钢浴池洗澡。当时每人每年发给十尺布票，我用四尺布给父亲做了一条可以及膝的大裤衩，为的是在家穿着方便，到她家，不但不给换衣服、洗衣服，反而说在浴室里着上虱子了，还说什么着上“黑虱子”不吉利，什么“老人着上黑虱子就该死了”云云，最后把新裤衩烧了，避邪。成心给我添“恶心”、故意挤对人、找别扭。故意摆出一个架势，让你自己犯憷，下回自动不来我家了，大家都省事。他们认为老人太老了，没准儿就盼着老人快点儿死了，万事皆休。接着又打电话给我，让我把父亲接回来完事儿！……
又有一回大概是春末夏初，父亲突然半夜犯病了，从床上摔到地上，人事不省，两个人虽在里屋，居然没有听见！一清早才发现，立即打电话来，让我接人。我真的十分生气！我告诉她，接不接人是第二步，第一步要送爸爸到医院去，又问到什么医院？我说，当然送什么医院都比在家好，我不是医生，但是医院里治什么病的医生都有……真能把人气疯了！等我赶到积水潭医院的急诊室，父亲才从昏迷中醒过来，脸上摔得鼻青脸肿，面目全非，竞然一脸的血嘎巴，连有人给清理一下都没有，亲生女儿只是站在那里等，等着我来处理。父亲一睁开眼，不顾一切地一把拽住我的手，好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说：“带我回德胜门，我不待在海淀了！”一下子说得我泪往外涌，心痛难过不已。总归是我的亲爸爸呵！老人不是很可怜的吗？这一幕让我记一辈子！
我真的很郁闷，婆母年纪很大了，还给我带孩子，我欠了他老人家很多，又让我怎么张口让婆母回去，让父亲到我家来？实际上凡是婆母不在北京的时候，父亲都在我这里，也为了相对的稳定、不找麻烦。我只好求大姑来北京把婆母和孩子接到她家，腾出空儿来，让父亲到德胜门来住。
似乎这些都是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家家的柴米油盐莫过于此。一次次，二姐俩口子总是这样。经济条件不好时，根本没办法提，然而只有她家是两间住房，总是在十分困难时逼得我走投无路，似乎此时此刻只有我是父亲的“亲生女儿”，她是客人，只可能是给我帮帮忙的“面子事儿”，可到底谁是姐姐？比我大了五岁也数不清楚了吗？我想，也许能弄清楚的事就是自己的利益，永远搞不明白的是自己的责任。——虽是一奶同胞，我厌恶极了！有其一，六六年运动中，把大哥小妹半夜轰出门，险些出了人命，再其二，七零年，形势已经大有好转了，两口子唱双簧，没茬儿找茬儿，硬把病入膏肓的老母推出门外，又有其三，生活好转了，向父亲伸手要钱可以，却把老人家当成“厌物”，推三阻四只占便宜，不尽义务。事不过三！时至今日虽为一奶同胞，我也不情愿与之为伍。因为我害怕，心里有隔阂。生之养之的爹娘不过如此，对于无利不起早的人，在“利益”面前，我又能算老几？亲姊妹还不如一个患难与共的朋友。
也是被逼无奈，最现实的方法是找房管局，落实房产政策，要回过去的住房。老实话，为了落实房产政策，大哥、小妹跑了不少衙门口，最后在南横街原来的家，腾退了两间住房，这样父亲才有了安身之所。
2.失而复得，谈何容易？
我家原来的四合院，运动中由驻宣武区军代表及家属住着。全院住了七、八家之多。腾退的两间是驻房管局的军代表，按照当时国家的明文政策，身为主管部门，责无旁贷，他们先办。实际上落实政策是一个十分艰巨、十分漫长的过程。可以说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二年，再到一九九六年拆迁，一直到最后，还有一家人硬是占着两间南房，没有搬出去。前后有三十年之久。
为什么？因为什么样的国家才可以没完没了地“军事管制”？中央军委早就下命令撤销了军管。然而这也是不正之风的源头，这些军人，一开始顶多不过是“团级”的中下级军官，借军管公安局的近水楼台，一下子把老婆、孩子的户口全都迁进北京，并且在南横街落户了。接着在北京给孩子找学校，找工作，落地生根。可是这些人本人在军委一道撤退的命令下来后，又全被“转业”到地方，所谓“转业”就成了“老百姓”了。更何况，他们其中两人得了癌症，西屋的崔姓是肺癌，剩下两个女儿，一名冰，一名雪。在北京地毯厂工作。南屋的石姓是食道癌，剩下的老伴不但无业而且半身不遂。大儿子在塑料模具厂上班，小儿子进了劳教所是个小流氓。北屋的刘姓得了脑溢血，瘫痪在床，傻了，女儿在椿树街道办事处上班。街道主任王大巧的女儿是用丝袜自己吊死在门框上的。所以人们有一阵子盛传，说资本家这个院子邪气，不吉利。连续死了两个癌症还傻了一个，“弹弦子”（半身不遂）了一个，甚至还上吊死了一个……
简而言之，正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让人弄不懂的事，军代表住进来时是谁批准的？为什么外迁时就如此之难了，就再也没人“批准”呢？难道只能算是“命苦不能怨政府，点儿背不能怨社会”？无论旧宪法、还是新宪法，有理找谁说去？国家为什么要把如此的难题转嫁给老百姓？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竟然强占老百姓的私人“自住房”达三十年之久？什么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
自然这其中的故事也不少。
北房其中的一户军代表曹某，转业后分配到宣武区政府工作，也许是因为年富力强，或者是“路子野、后台硬”单位分给了新的楼房宿舍。但是，他占的房“愣”是不退，把房子让给了他的妻弟，他本人年轻没孩子可以“占房”。小舅子是“首都医药大学”（原北二医）的员工。我们找到二医，校方介绍情况，这位舅爷在学校没有分房的资格，于是大哥找到纪律检查委员会，纪检单位认为这是多吃多占，责成这位区委干部退房。单位分了宿舍给他，他无权把原来的房转让他人。身为党委、政府干部，他来搬家时，跺着脚、在院子里破口大骂。说：“当初这样的臭资本家就应该枪毙，斩草除根，光是抄了家，才会死灰复燃！”
想想这样的“干部”是什么？应该给他定个什么“性”？
我也曾考虑过这事，这样的干部论级别，至少是“科级”以上，论“党籍”，少说也得在十年以上的“老革命”。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不知自重，如此的不知自爱？趁文化大革命之机，用假公济私的手段成为既得利益者，损公肥私。可以说是不服从党的利益、不遵守党的纪律，正是这些人开辟了贪污腐败的先河。
想想运动初期，很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为了说明自己“坚定”的立场，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不吃祖宗饭交出了房契，交出了存款，使自己成了“形式上”的“无产阶级劳动者”。而像曹某人之类不为大公只为私利，占着别人的家，连“臭”资本家的“臭”房子占着都舍不得走，死缠活磨就是不走，难道他们举着右臂向党旗宣誓时，看到的不是镰刀斧头所代表的劳苦大众，却想的是慷他人之概，入党当官，以窃取老百姓的利益？去“共”他人的产，要他宣誓所追求的仅仅是“精神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这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多么令人深思的“轮回”呀！不禁让人要问一句：这些人所表现的还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吗？
正像老百姓当中一句骂人的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你算个什么东西？”腾出了两间北房的房管局干部临搬家时，同样的气急败坏、咬牙切齿。鼓动其他的住户说：“就是不搬家！只要能把老家伙（指我父亲）给耗死了，就不用搬了。”共产党员说出了如此歹毒的话，也真能体现他的“阶级觉悟（应该是他的道德标准）”。就是不明白他到底“维护”的是谁的“利益”，是他自己的个人利益哪，还是共产党的利益？还说：“谁让我是房管局的！要不然我一定要‘耗着’，就是要耗死老家伙！”这个人很年轻（大约三十多岁）在部队只是一个连长，自己转业复员后在房产部门工作，顶多是一个科级干部，也许就是一个科员，单位由于按政策要求“房产部门是‘主管’部门，要首先腾房”的原因，优先把房分给了他，北京人当时至少厂长一级的干部才有享受分配住房的资格，至少是“处级”干部。这位不但不感恩反而像“白眼狼”一样，捡了便宜卖乖。抱怨不迭，光想着“空手套白狼”，以权谋私。京剧《四进士》里宋士杰有一句台词：“牛吃房上草，风吹千斤石，一字入公门，无赖不成词。”这位房管局的干部枉为共产党员，享受着国家的优待，忘恩负义，不以为耻，反而津津乐道，自以为荣。我也要骂一句：地道的无赖！他的“共产主义”没有奋斗，更谈不上牺牲，原来凭的是“耗功夫”，“耗”出来的！无独有偶，想当年赫鲁晓夫不是还创造了一个“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吗？
鲁迅曾经如是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他们像水浒里的牛二。我想，他们是真正苍白的怯者，只会欺压、鱼肉老百姓。对于如此的共产党员，我只能说多么跌份儿！北京人说也太掉价儿了吧？
还有一户，也许从农村来到首都，从野战部队来到大城市，是骤然间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脑满肠肥，一下子就肥头大耳了起来，也许是“物质”太丰富，脂肪积淀太多，当时的军代表年纪轻轻就得了脑溢血，据说只是一个营长，没资格住“干休所”，没办法只好转业，当然没有工作，瘫痪在床，老婆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农村妇女，天天用轮椅推进推出。好像什么人形容过，立马就是“落了毛的凤凰不如鸡”了，说是“生活困难”连房管局规定的微乎其微一点儿房租也不付，竟然让“资本家”照顾（这算什么“阶级立场”？）想想不也很有意思吗？抄家时，民警参与了，应该算是“政府行为”，军代表病残了，要救助了，“拥军”（不过此时已经“转业”了）的光荣任务却派给了资本家，多少也有点儿讽刺。如何没有“政府行为”了呢？这种事情“该”谁管？为什么要把如此的难题转嫁给老百姓？父亲哈哈大笑说：“我不收你的房租了，但是你必须搬家！我整个儿一个家都白丢了，何惜你几块钱的房租？”
南横街有一个街道主任，名叫王大巧。看面容好似抽过大烟，黄中透绿，一看就知道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整天眯眯着眼睛，拉着一副公鸭嗓说话，听说在老家当过“暗门子”（暗娼）后来清理阶级队伍被免职了。可文革高潮时期，正是此人春风得意之时，趁着热闹，把她女儿张雁群，塞进了我家原来的厨房，似乎尽管是厨房，只要进了“资本家”的院子，和军代表做邻居，也是居委会主任地位的象征。在父亲又搬回来的时候，王大巧已经倒了行事了，张雁群，她丈夫是一个市委人事局的干部，主动提出和大哥在外院的那间小屋对换，搬出了四合院。更令人惊讶的是，她没搬出几个月，人才三十多一点儿，竟然用一双丝袜在自家的门上，自缢身亡了。也许是在像江青学习吧！
如此的怪现状，没有亲身经历，也许没人把这当成事实！反而会当成是“造谣诬蔑”吧？我不讳掩，谈论这些事儿，一提起来我就有情绪。这难道不是一种社会的悲哀？我的这点“情绪”也是人之常情？
当今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什么是穷？什么是富？精神上的“贫瘠”与物质上的“丰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真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吗？我想的确“应该”如此，上面我举的三、四个例子，有的人不应该“约束”一下自己的私欲，努力加强一下自己的“修养”，让自身的精神“富有”一点儿了吗？孔老夫子早有名言：“君子达于道之为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谓之？故内省而不改于道，临难不失其德。”今天看这句话，难道不会有深刻了一点儿的体味吗？悲天悯人，同情、慈悲、是一般人都有的善良之心。对于他们的不幸，我深有体会，也是倍感同情。清查时候母亲被人半夜驱赶着。贫病交加，无医无药。人死在床，没有棺椁发丧；父亲无家可归，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大姐一个最底层的劳动者，批了又斗，斗了又批，冤屈而死；大哥妻离子散，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农村苦熬了十三年……当年还不是往死里“整”人？那里去寻“平等”与“和谐”？“苦”是家家都有的，“难”也不可能是某一户的专利，我同情他们的困难处境。也在感慨老天的公平。又有多少人可以“内省不改于道，临难不失其德”？
四、五年当中，先后五、六家陆续搬走了，他们住在别人家里，要搬走又是多么地不舍！多么地不情愿！对于我家来说，这又是一番多么漫长、多么艰苦卓绝的努力呵！比起《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难道这不是有过之无不及的“怪现状”吗？无论如何，父亲总算有了自己的地方。
3.终于要回家了！——父亲的选择
父亲在一九八二年收回了两间住房时已届八十高龄，显然必须有人陪着她一起生活，照料他的起居。小妹此时已经结婚了，我与两个哥哥商量，大哥七九年落实政策，仍回北京钢厂上班，大哥表示他一个人不好照顾父亲，二哥家二嫂也不愿与公爹一同生活。但是他们哥俩都不同意小妹和父亲一起生活，尤其小哥说我如果不跟父亲一起搬家，将来小妹只占了父亲的住房，还让父亲去和我一起过，他们管不了。于是我提议全家开会，让父亲自己发表意见，结果父亲说他与文元一起，很明白，要跟我们一起过日子。
人往往可以共患难，此时，大姐去世了，我为什么总是十分地怀念她，因为她便是我们兄弟姊妹之间的粘合剂，困难时大家都抱团儿，什么困难都克服了。缓上了这口气，生活好转了，共享乐时，各家都“老太太拉胡琴——自顾自”各打各的算盘了。大家都有各自的原因，“利益”俩个字的存在，影响很大，父亲有自己的养老金，还有一些存款、逐步落实了房产——这一切全是“利益”。说良心话，这一切我都看得开，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谁愿意来就谁来吧！“好男不食祖宗饭，好女不穿嫁妆衣。”大家是一样的，赡养责任是每一个子女的义务，不是哪一个人的“专利”。我不打算“沾光”，我自己是独立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无愧于心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我可以“撤退”了吧？应该换换班了！
细言无需赘叙，也挺没意思的。简而言之，父亲选择了我，我也没有勇气拒绝。总归父亲历经沧桑，大难不死，八十高龄实属不易。我自己再有打算，再有想法也不忍伤了老父的心。只好应承下来。
4.七中与十五中之选
时至一九八零年，文元在塑料六厂已经担任PQC办公室主任（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名词儿：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属副厂长衔、高级工程师。厂方也有分配住房的意向，如果分两居室应该没有问题。这时也正是我调动工作的高潮，六厂在德胜门外，我的首选目标就是北京七中。我自报家门，向七中投了简历，没想到一投便中，七中还托人到六厂找到文元，再三要我先去上课，然后再慢慢办手续。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只是一次试探，只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投石问路”得到了很好的回报讯息，城里的学校急切需要高中英语老师！如果我去七中，文元分房之后，就在七中马路对面。会离家很近，文元上班步行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真的很理想！但是我没敢在七中露面，当然是因为父亲。
就在这时，南横街的的房子腾下来了。再一次我十分郑重地去找二哥，因为我的意见是二哥两个孩子只住一间，屋里放床四个人都放不下，每天晚上还要临时搭铺板。很是困难。有二嫂在，他们与父亲在一起最合适。其时，小哥在北京起重机械厂不但入了党，而且是总工程师（应该是全厂的第二、三号人物），“北起”是一家万人大厂，小哥也有了即将分三居室房的消息，二嫂当面向我表态，她不愿搬回去。我说：“你们是老宋家的正根儿，理所应当你们搬回去。”二嫂说：“德胜门是你家，这回老爷子不住姑娘家了，就算你住娘家吧！”于是最后还是决定我搬家。我要搬离德胜门的家，十五中距南横街骑车只有五、六分钟的距离，这回自然十五中就是我的目标了。
北京十五中，当时就属市级重点中学。面试时，没想到一下子就遇到了初中时的语文实习老师刘秀文，此时的刘秀文刚从北纬路中学调任十五中，副校长兼任党支部书记。我请的十五中的介绍人，找的是即将离任退休的老校长，赵彦。为了稳妥，唐兆钰给我找过他的老同学，此人托付的是书记李顺发。太美妙了，事有凑巧，新任、旧任；书记、校长可以说都找遍了，一试讲就录用了。八二年期末办手续，八三年新学年开学，我就到十五中来上班了。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