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父亲释放归来
其实小警察走了没有多久，父亲也出狱了。那是一九五六年底，我都快五岁了。记忆变得清晰起来，理解依然是简单的。妈妈说，我当时一点都不懂事，老在外面跟别的孩子吵架，野得像个男孩子，到最后，孩子们之间的一点点争吵，都会被人家告到市委去，说她没有把孩子教育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家里人都变得快乐起来，毕竟父亲回来了，总觉得事情会往好里面走。真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为什么会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呢？谁也没有给过我们什么暗示。记得那是一九五六年十月上旬，上海市委副书记陈丕显突然通知妈妈，要找她谈话。妈妈已经预感到要给爸爸做结论了，心里充满着希望，又充满着恐慌。于是在见陈丕显之前，妈妈又去找黄逸峰伯伯商量。
黄逸峰伯伯看着妈妈，冷静地说：“这次陈丕显找你谈话，看来是要给柏山的问题定性了。”
“你看会是什么结果？”
“我看会开除他党籍……”
黄逸峰伯伯没有把话说完，妈妈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怎么可以开除他党籍呢，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我不同意。”
黄逸峰伯伯摇了摇头，依然是平静地跟妈妈说：“你最好不要对结论有任何意见。”
“为什么？”
“因为像柏山这样的干部，市委是做不了决定的。结论是中央定的。你同意是这样，你不同意还是这样。到时候，说你态度不好，对柏山对你自己都不利。所以，你千万要郑重考虑。”
就在当天晚上，妈妈到陈丕显家里。她步履沉重，脑袋涨得发疼，即使是这样，妈妈还存有一线希望，希望黄逸峰的预感是错误的。但是，见到陈丕显时，他开门见山地对妈妈说：“彭柏山是坏人，决定开除他出党，你有什么意见？”
是的，询问是一个形式，一个试探的计谋，也是一个黑暗的深渊。妈妈心里记着黄逸峰伯伯的嘱咐，虽然是那么痛心，她还是咬着牙说：“我没有意见，服从组织决定。”
陈丕显微微一笑，说：“看来你的头脑比彭柏山还清楚。”
显然爸爸是为自己争辩过，但是，这只会让他的处境更糟糕。
但是由于父亲的归来，我们的家还是透出了五彩缤纷的颜色，透过这些颜色，我们看见的东西还是绚丽的。也许我们都太希望活下去了，都太向往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总之，我们大家都在那里欺骗自己，连我那么一点点大的孩子，都会感觉到父亲回来以后，什么都变得快乐了。我们就在那个时候产生了信心，充满了勇气，觉得有奔头了。
但是，母亲那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她比我们谁都清楚，事情还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中央给父亲的案子做了决定：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处分。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宣传部同时交给母亲一个任务，按期向部里汇报父亲的所有言论以及行动。现在，日子更不好过了，小警察的任务直接交给了母亲。
父亲从监狱释放回家的时候与母亲合影。他们找出压箱底的衣服，努力为自己找回一点做人的尊严的感觉。照片拍完不久，父亲被流放去了青海。
背着这么残酷的任务，扮演这么恶劣的角色，我不知道母亲怎么能带着我们五个孩子活下来。我们都不知道。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怎么会有人想出这些主意的，有多么可怕。摘下了自己所有的眼睛，把它们安放在亲人身上。于是，这一双双眼睛，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沾在父亲和母亲的背上。这成了一个游戏，我们都迷失在这游戏之中，我们谁都没有掌握游戏的规则，于是被陷害了。我们还一直弄不明白，失误在哪里，依然拼了命地往里钻，越钻越深。最后，当屠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的时候，依然全无所知。妈妈却还在那里考虑着“党的原则”。
轮到她去宣传部汇报的日子了，她向组织上说：“我不愿意和彭柏山说话，因为他是反革命。我在考虑和他离婚。所以，他什么都不和我说。实在汇报不出任何东西。”
部里的领导跟妈妈说：“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党历来是以帮助、拯救他们为前提的。除非他们拒绝党的帮助。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你的责任就是要帮助彭柏山。不要轻易谈到离婚的事情，随时向组织汇报他的言行。”
妈妈变得非常固执：“不，我早晚是一定会跟他离婚的。”
现在，谁都看不懂这出游戏了？是谁在演戏？不知道。甚至在公开的谈话里，都听不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最终，妈妈打算离婚的消息传到爸爸耳朵里。他什么都没有说，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妻子，给大家带来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感情上，他是不是又一次被摧毁了？谁都不知道。连妈妈这么好的人，现在都有跟他离婚的想法了，都不再相信他了。他感慨地把这最坏的消息告诉元化叔叔。没有回答……元化叔叔又能说什么？他最多庆幸自己的妻子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有一天，爸爸想跟妈妈说说他最近的一些打算，妈妈跟他说：“不要想那么多了。”
父亲疑惑地看着她，终于忍不住地说道：“你是不是觉得你嫁错人了？”
妈妈再也受不了了，猛地从桌子前站立起来，哆哆嗦嗦地说：“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带着五个孩子是怎么过来的……？你心真狠啊！”
当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当我重新听见元化叔叔在跟我说：“那时候，你妈妈口口声声说要和你父亲离婚，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她说得那么真，我觉得像是真的。我和你父亲有很多话，也不敢跟她说啊。”
现在已为时过晚，我说什么都不能让父亲感受到母亲那种困境。从人们不由自主地需要交流，到不由自主地猜疑、恐惧－－已经把我们逼向绝境。今天，我已经不能向父亲解释，但是，我却走上了焦虑不安的道路。我带着说不尽的焦虑，急于向元化叔叔解释。妈妈说：“我不说要跟你父亲离婚，那每一次，我都向宣传部汇报你父亲的一举一动？”
“也许张可阿姨没有跟元化叔叔说离婚的事情，所以他不能理解你。”
“不是理解的问题，宣传部没有让张可去定期汇报啊。”
“你为什么非去不可呢？”
“因为我还是党员。现在我明白了，当初你父亲为什么说，我嫁错人了……他怎么就那么糊涂？他不想想，我要离婚，按我的性格，还要跟组织上说吗？他难道还不相信我？我要把他什么都汇报上去，我自己又有什么好日子过？我们有五个孩子……他怎么就能那么糊涂？”
“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爸爸，这是在演戏！因为宣传部要你定期汇报？”
“我怎么敢把宣传部的决定跟你父亲说，万一他又说出去。我会被开除党籍的。我开除出党，你们就更没有好日子过了……”
“为什么会被开除党籍呢？”
“宣传部的决定，我能随便说吗？这是党的原则。”
元化叔叔听我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要说：“其实你妈妈就跟你爸爸说嘛，他怎么会出去说呢？”
“但是，妈妈一定是害怕到极点了。”
“我那时候，什么事情都和张可阿姨说的。我不怕。”
“妈妈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党员……”
“是的，是的。你爸爸那时候也跟我讲，有时候你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他会看见你妈妈做的一些笔记，讲到党内一些事情。看来，你妈妈是很注意的，不是什么事情都跟他说的。现在想来，她做这些事情，她那么小心，也不是真正为了那个党籍，她还是为了你们几个孩子。”
“是的，是的……”
“这种折磨，把人和人的关系扭曲成这样。真是要写写，现在想来都很可怕……”
四十多年过去了，爸爸已经压根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可是我们还是在那里说啊说的，说不完地说。似乎总觉得说了，就能把这些窝囊和伤害说清楚似的，但是怎么说，都说不清楚。我们实在是在这场残酷的游戏中输尽了。一次一次的谎言、假装都不行。最后，所有的人都相信了谎言。妈妈最善良的行为，把自己和父亲都害了。
在那些日子里，对爸爸妈妈唯一安慰的是，还有一些老朋友，居然在那样的时刻还敢来看望爸爸。当时王一平叔叔来了，在我们的记忆里，爸爸对他充满了尊重，他显得那么有风度，俨然是个大学者的样子。夏天的时候，总是穿着一件米色的纯真丝的短袖衫，直挺着腰板走来了。
那时候已经是一九五七年了，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他没有跟爸爸多说什么。妈妈说：“王部长说话是非常谨慎的。”但是，他多么担心爸爸会为自己的处理不满，会有意见。运动就要开始了，他是部长，是党的高级干部。他能和爸爸说什么呢？只有一句轻轻地暗示：“要钓鱼了，不要说话。”
再看一眼王部长，一双善良的眼睛，很久很久没有人这么专注地看着爸爸了。已经来不及感动，他实在是被王部长说的八个字吓住了。他们就那么沉默着。不是有人在监视他们，没有。那是在一个大白天，在孩子们四周奔跑着、喧笑着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默默地注视着。王部长没有多说其他什么话，如果父亲再听不明白他的意思，他也不可能做更多的解释了。实际上，王一平叔叔过去并不认识爸爸。他是二十六军的军政委，仅仅是去南京军区开会的时候，在那里看见过爸爸。用王一平叔叔的话说，他们也就是点个头、打个招呼的关系。是在对父亲的审查过程中，才渐渐地深入到对父亲的认识中去。没有想到的是，审查结束以后，他们成了朋友。
那份寒冷是从阳光里散发出来的，在那直直地照在地面上的光线里。外面，人们却烤得发热了。大字报，大鸣大放，言论自由，像一片欢乐的海洋，打着雪白的浪花冲上堤岸。大家都快乐地要说话，说真话。在那一片阳光里，所有的颜色都模糊了，都被金灿灿的光环点亮了。在一片闪光里，大家感觉到同样地热情，同样地骚动。于是，已经不仅仅是母亲和父亲了，大家都会被卷入一个游戏的圈套。
当妈妈回忆起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感觉到一种后怕。幸亏是王部长帮助我们一家找到了游戏规则，我们在那迷宫似的路线中，看见了出口。
用妈妈自己的话说：“我学乖了。”
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党支部书记柯岗说得很真诚：“我们一定不会给大家戴帽子，揪辫子，不会秋后算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党，希望听见群众的声音。”
妈妈一直沉默着。但是，支部书记一遍又一遍地鼓励、启发大家给党提意见。那时候，不光是支部书记，支部里所有人都把眼睛停留在妈妈身上。大家想从她这里打开缺口，她怎么可能对彭柏山的处分没有意见呢？大家等待着，已经等待了很久了，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她一直沉默着。
妈妈对我说：“他们都等着我，我要再不说，一定会认为我心怀叵测。于是我就说，我有三条意见……刹那间，所有的小本子都打开了，支部书记柯岗第一个拿起笔在等待着。我看了他们一眼，就知道这群王八蛋要害我。气氛变得很紧张，屋子里静得出奇……我刚一出声，我都被自己的嗓门吓了一跳。接着我说，第一条意见，我觉得可以把我们工会理发费，由两毛钱降为一毛五，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第二条，厂门口是否可以打扫得再干净一点，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厂的形象；第三条，要求大家节约用水。我的意见完了。”
大家开始沉默下来，这是意见吗？……
“反右”结束的时候，妈妈和爸爸都安然无恙。但是，妈妈依然痛心地说：“你这个小舅舅，我都跟他打过招呼了。他怎么就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在信上再三再四地告诉他，不要提你父亲的事情，不要提他的事情。我甚至跟他都说白了，哪一次秋后会不算账的呢？他自以为十四岁参军就怎么样了？最后，一直把他押送上军事法庭，打成右派。”
“为什么要送军事法庭呢？”
“他当时在部队里啊。”
“他说了什么？”
“他说你父亲是被冤枉了。说党不能要用人的时候，就管人家叫‘干部’，不要的时候，就是‘反革命’。”
“就这么一句？”
“这么一句就够了！等的就是他这一句话。要他去说什么，跟他说得那么清楚了，他就是要出那口气。这不是害自己一辈子？这是政治啊！”
于是二十七岁的小舅舅，正要从中尉提拔成上尉的时候，一句话，就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毁了。判刑以后，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押送福建煤矿劳改。
几天前，我试着给小舅舅打电话，想把事情再问得清楚一点。
父亲是一九五六年底出狱的。我已经长大了。当时拍这张照片是准备给爸爸送到监狱里去的，没有想到他突然被宣布释放回家。
他说：“是我自己不好，没有听姐姐的话。我什么都不想再说了。忘记吧，都忘记吧。我这一辈子也快过去了，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想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不想让自己再痛苦一次了。不要说这些事情了。”
当我们头上也都开始出现白发的时候，元化叔叔还会对我说：
“皮定均对你爸爸是真好啊。那是一份很深的战友的感情，是在战场上同生死、共存亡的情意。那是很深的，他们是在老虎团里一起打出来的。在敌人的枪口下，那是真正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的。所以，他对你父亲是了解的，对你父亲真好。五六年底，你父亲放出来以后，市委不是让你父亲到农村去劳动过一段时间吗？实际上劳动对他这样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吃得了那份苦。但是，周围的人都对他很不好，你想他是反革命嘛。监督他的人对他也很坏。他从农村回来休假的时候，人又黑又瘦。皮司令看见了他，后来到处找人说，他还跑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找王必成，他那时候是警备区的司令嘛。皮司令就说，你们不能看着不管啊，这不是要把彭柏山整死嘛。现在人都整得不像样子了，你们要出来管管啊。”
（21）绵绵久远的苦役
可是胡风反革命案子里面的人，除了像皮司令这样的战友和朋友，谁还敢出来过问？
一九五九年的秋天，中央正式安排了父亲，让他去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不管怎么说，虽然是远了一点，但这毕竟还是爸爸喜欢的职业，他没有说什么，就接受了安排。可是就在爸爸准备出发上路的时候，市委宣传部却送来了去青海的火车票，爸爸和妈妈都没有准备，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准备，就连物质上也没有准备。上面的通知说，是让父亲立刻去青海师范学院报到，做图书管理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回答，没有人解释。爸爸、妈妈也不敢发问。
流放的日子到了。
妈妈只能把所有的糕点票都为爸爸买了食品，那也就是用两个小纸包就包好的东西。最后分手的那天晚上，父亲一直没有睡着，他们俩挤在一张小破床上，爸爸非常感慨地跟妈妈说：“我现在才知道，你确实，从来没有向宣传部汇报我的事情。你多不容易啊……”妈妈什么都没有说，甚至没有问他，怎么会突然明白的。当时，妈妈难受得直想哭，直到离别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刻，他才跟她说这句话。她心里有多痛苦啊，谁又能理解她的悲哀？谁又能为她分担一份灾难？
我已经上小学了，拉着爸爸的手，妈妈为爸爸提着行李，爸爸自己也拿着一些东西，我们一起送他上北站去青海。我没有走上火车，站在月台上，那里没有什么送客，显然青海对上海人来说，是个太遥远的地方，没有人爱往那里跑。妈妈上去帮助爸爸安置行李，我站在月台上，看着他们俩在忙来忙去，一会儿站在凳子上，一会儿又在那里整理旅行袋。似乎他们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又怕说出口。在忙忙乱乱之中，隐隐地有一份默契，有一份很久很久以来没有过的理解，有一份谁都害怕面对的现实。沉默。很多时候，让人把感情释放出来，会使人感觉轻松一些。但是，生活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以后元化叔叔说：“你爸爸觉得自己是给充军发配去的。他说出了火车站，往北开，那火车一出了潼关之后，就是满目苍凉啊。荒凉的大地。”
我问他：“你们也没有通过信？”“通过的，但是都烧了。他那时候，完全是充军发配去的心情。火车上又是硬座，要坐三天三夜才到青海，脚都坐肿了。他说看见过了潼关之后非常的荒凉啊，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和人都隔绝了。距离这个家越来越远……”
在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元化叔叔，理解是从回忆开始的。
尽管这样，母亲和父亲还是没有让我们过苦日子，即使在吃不饱的时候，妈妈也会煮上一大锅面疙瘩，放上很多水和南瓜，让我们吃了上学去。所以，我依然不知道实际的生活有多么困难。
这些事情都是爸爸妈妈在那里分担。爸爸说过，他们只有一个愿望，不论生活把我们这个家摧毁成什么样子，一定要让所有的孩子上大学。只有读书，学有所长，才是出路。但是，绝不能让孩子们再从事任何与文艺和意识形态有关的工作了。只能学工，学理。就是在爸爸离开上海不久前的日子里，小兰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爸爸妈妈听了以后什么都没有说。小兰回家后，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哭，哭得连饭也不肯出来吃，妈妈说：“让她哭，等她饿了，自己就会出来吃饭的。不要去管她。”我跑去厕所，小兰依然坐在马桶上哭，她说，她就要死了，就是死也不去吃饭。她越说越伤心，人家的父母都激动地带着小朋友去音乐学校。可是她呢，就是音乐学校的老师亲自和妈妈谈了话，再让她回家说服爸爸。可是他们就是不同意让她上音乐附中！她已经被录取了。
爸爸在饭桌上生气了：“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我们自己吃了那么多的苦，还会害她？”
这些道理，当时对于我们这些上小学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深刻了。我们哪里会听得懂呢？我还自以为逃出了父母的如来佛手掌，“文革”的时候再也没有人管我了，我不用学工科了。直到今天，我在纽约的大学里，在美国生活以后，才越来越理解父母说的道理，这道理原来是可以走遍天涯海角的。即使在西方、在美国，搞纯艺术的都是最穷的艺术家。是会饿死人的。中国人有句老话：“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我选择了艺术，拍电影。日子也不好过。晚了，太晚了。已经来不及改变命运了。只有老大他们是幸运的，他们服从了父母的安排，小钧考进了上海工业大学冶金系。晓岑考取了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
这以后，我们五个孩子的学费又成了问题。靠母亲的工资怎么够呢？每年的学费都是向皮定均司令借来的，然后妈妈慢慢地积攒着钱，等她差不多要还清的时候，又开始借下一学年的学费。皮司令总是跟妈妈说：“不急，你们先用着。”妈妈说：“我是有借有还，以后就再借不难了。”
冬天的时候，爸爸回来探亲了。很久很久没有看见爸爸，他的出现给我们沉闷的生活又增添上一点光亮。我在那里大喊大叫，很少野出去了，下了课就往家里跑。妈妈在那个时候，也显得比往常平和得多，她也笑着和我们说一些事情，家里又恢复了轻快和活泼的气氛。爸爸显得又瘦又黑，妈妈买了好吃的给爸爸，要我们懂事，不要去吃爸爸的菜。爸爸说，他一个人吃东西，多没有意思啊，吃了这一顿也不会马上长成一个胖子嘛。我们一家人，又能够挤在方桌子前一起吃饭了，孩子们在一起，就开始吵架。爸爸总是宽容地在边上笑笑，从来不为我们劝架。
他从青海给我们带来了那里最好的特产，青稞团子。我们吃了一口，都“啊哟”大叫起来，这么难吃啊，青稞皮都噎在喉咙里了。我们一边笑一边往桌子上吐。突然小梅不出声了，这才发现爸爸拉下了脸，沉默了一会儿，他说：“生活对你们是太容易了。这是我们那里配给的年货，你们知道人家连粮食都吃不到，每天喝的是青稞糊糊。你们把桌子上的都吃掉。”开始，大家都不动，以为他是在那里开玩笑，可是气氛越来越严肃，最后谁都不敢出声，低头把吐在桌上的东西吃了。
对于穷困，我们这些在上海长大的孩子，怎么想都是想不出来的。就连在大学里读书的小钧都会问父亲：“爸爸，除了没有饭吃，还能苦成什么样子呢？”
爸爸说，他乘火车从上海去青海的时候，就在检票处的出口，看见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提着一个很沉的箱子，沉得让他几乎走不了路。在出站的时候，检票员疑惑地看着，让他打开箱子看一下。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主要是怕有什么投机倒把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突然将自己手中的小票根往检票员手中一塞，迅速地扔下手中的箱子，然后撒开腿疯狂地往远处跑去，当检票员打开箱子的时候，那个年轻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家看着箱子，里面装着一个饿死的人，他的右腿已经被切去了一块。
我们都惊恐地看着爸爸，问：“怎么会切掉一块的？”爸爸叹了一口气说，“已经被吃掉了一部分了。”
说完之后，我们谁都没有再提问。确实，我们已经听懂了一切，只是还需要时间让我们透一口气，让我们喘息一下……
皮司令从北京开完会回福州，特地在上海过。他说要来看看爸爸。皮司令跟爸爸说：“一下火车，那些将军们都提着大包小包往外走。他们问我上哪里去，我说啊，‘你们都去看热的，我是去看冷的’。”说完，爸爸妈妈都哈哈大笑起来。事后，爸爸还把这个笑话告诉了元化叔叔。离开我们家的时候，皮司令背着爸爸送给妈妈五十块钱，要妈妈多保重，这个家就全靠她了。
元化叔叔说，他们也有过那么快乐的片刻：“也是他从青海回来的一次，大家都很苦啊。我那时候还有点钱，我就拿了点钱，我说：‘柏山，我们到个什么馆子里去吃一顿。’他说：‘不要了，不要了，还吃什么。’但是后来，我们两个人还是到了一个小馆子里去吃了一顿饭。唯一的比较高兴的时刻，就是这样啦。”
突然，爸爸在那里整理行李，马上又要回青海了。我们所有的孩子都互相看着，妈妈拉着脸不跟我们说话，爸爸在那里叹气。刹那间，屋子又黯淡下来，又回到以往的状态，又重新在一片沉默中互相猜疑着，询问着。不是说要住一个月的吗？怎么才一个多星期就走人了？还是没有人回答你的问题。我说过，我们家的人总是避开很多事情不谈，家里显得鬼鬼祟祟的。我不喜欢我的家，我喜欢野在外面。回到家里就感觉到一种紧张，一种诡秘。互相在沉默中对视着，我还要在这个让我深深仇恨的沉默中去感觉所有的事情。我就是觉得我的家不如别人的家好，人家那里充满了笑声，充满了肆无忌惮的活力。
后来爸爸走了，临走的时候我哭了。那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一种慌慌张张的感觉，一种没有着落的感觉，总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见不到爸爸了。永远在企盼，企盼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主要部分，不就是等爸爸回家吗？可是，当我们还没有忘记企盼是什么滋味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跟爸爸说上什么话的时候，我们又重新开始企盼他的归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小钧和晓岑在私底下议论着，他们说得很轻，也从来不告诉我们，他们似乎什么都知道。
妈妈很晚才跟我说：“是因为……因为有人去汇报了。你父亲还是说话不注意，这些人有多坏啊，就怕你父亲过上一天好日子。罗老是一片善意，他愤愤不平，但是罗老怎么去跟他说……”
“跟谁说？”
“吴强。他们不是住在一栋公寓里吗。”
是走在路上的时候，翻译家罗稷南看见了爸爸，他不敢相信爸爸瘦成那样，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罗老问他：“你在那里吃点什么？”爸爸笑笑，还吃什么，什么也没有吃。但是，他没有说啊。罗老又追着问：“那你们那里有高级知识分子的特别供应吗。”爸爸摇了摇头。罗老还在问：“一个月的油给多少呢？”这次爸爸说话了：“多少？一钱油。”罗老，站在大街上，就那么直直地看着父亲，他一定对这一钱油没有任何想象力，这能派什么用处呢？爸爸说，他用这一钱油，有一勺子那么多吧，拿到厨房里，把这油放在锅子里，炒了半斤盐。吃饭的时候，就撒几颗盐在青稞糊糊里，在那上面还可以看见几滴油花呢。罗老听得难受极了，他把那一个月，他的照顾配给的两斤黄豆，让给了父亲。但他还是憋不住，跑到他的邻居吴强那里跟他抱怨去了：“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柏山呢！”
接着，这些事情就被吴强汇报，捅到宣传部去了：彭柏山在上海期间，散布消极、落后言论，有损于社会主义形象。特别在困难时期，到处宣传阴暗面，起了很坏的影响。
然后，宣传部的电话就打到家里，把爸爸叫去了。通知他立刻买票回青海。
说话、写字都成了一种负担，如果能像远古的人那样，什么都说不清楚的时候，人也许就可能真正地在那里又蹦又跳，生活在阳光之下。妈妈已经很少给朋友写信了，家里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差，我的记忆里家里实在是很穷的。但是，妈妈不愿意我们这么出去说，不知道是她要面子，还是怕我们的嘴又会给爸爸带来什么坏的影响。她说，她不是拿了自己的衣服重新染了，给我改做了一件新衣服吗？还要怎么样？看看人家，比我们家穷的人家有的是。我不敢回嘴，但我想，那些所谓的穷人，都是工人阶级家庭，谁也不敢欺负他们啊。哪里像我们，我们是反革命家属。
妈妈比谁都清楚，她不再跟我们说这些事情。她在给陈毅外交部长的妻子张茜的信上带了一句，提到了家里的经济情况。总是希望能找到一些生路，总是希望能活下去吧。更希望自己有能力将孩子抚养大，让他们接受正常的教育。还在新四军的时候，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妈妈是和张茜一起走过来的。毕竟是过去的朋友，在阴暗的时代，还敢于流露一份善良。张茜为妈妈争取到两本俄文版的名著《漂来的磨坊》和《达佛丽亚》的翻译工作。是她亲自写信跟出版社打了招呼，联系好以后，就让妈妈拿去翻译了。于是，下班后，在一天的疲惫劳动之后，妈妈集中精力趴在小灯前翻着，不停地翻着。仿佛寒冷、恐惧和死亡只会从外面袭击她的生命，一旦接触到俄文字母的时候，她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让这个家存在，让我们活下去。
三十多万字的《漂来的磨坊》很快译完了。妈妈把它寄给爸爸，让他读上几遍，在文字上再做了一点修饰，妈妈再誊抄一遍，就拿去出版了。这时已经不是当年的岁月了，妈妈再也不会像出版《奇婚记》时，可以正大光明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封面上了，她是划为另类的，为了不招惹麻烦，为了不让单位知道，从这以后妈妈决定改用笔名，爸爸想了想，写信跟她说：“就叫方煜吧，这就是微明的意思。”
书，出版了，稿费也收到了，有四千多元，在那个时候的四千元啊。妈妈快乐得哭了。但是一转脸，她冷冷地跟我们说：“不要到外面去说，家里的事不要到学校去说啊。听见吗？”
几乎在那同一时期，母亲依然是慌慌张张的。重读她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六日给我发往纽约的信时，会清楚地感受到她当时的状态。信上说，“一九六三年春节前后，我正在金山兴塔公社农村搞‘四清’，大队支书是同济大学的教师（男），对我很信任，队员都是同济的助教和学生，融洽相处，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感受到这一份温暖。农村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没有人在背后捅你，给你穿小鞋，所以心情是舒畅的。三月里，厂里突然下令调我、朱人峻、叶琼等五人回厂参加‘四清’。我担心厄运又要降临到我，要挨整了。大队给我们五人开欢送会，我代表发言，面对这些真情实义对待我的同志，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声音呜咽，流着眼泪发不出声……有谁能理解我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啊！”
在苦难时期，钱，从来是解决不了最后的问题的。爸爸在青海病了，身体慢慢地垮下来。最糟糕的是，他的视力开始减退。医生让他吃鱼肝油，但是，上哪里去买啊？一九六○年的时候，物资这么缺乏。爸爸的大哥，心疼自己的弟弟，把自己家的鸡都杀了，用柴草熏过以后，腌成了咸鸡。然后仔仔细细地扎成一个小包裹，整整十只咸鸡，从湖南乡下寄往青海。爸爸馋得厉害，在那里等待着“过年”，他几乎已经忘记鸡是什么滋味，是什么样子了。等啊，等啊，就是等不到那只包裹。他跑到邮局问了好几次，还是没有。一直到大伯伯把他的包裹收据寄到青海，爸爸再去打听的时候，邮局才找到了那一只包裹。
爸爸饥渴地打开包裹，只看见里面塞着一大堆报纸，扔掉报纸以后，找到的是残留在里面的十个鸡头、二十只鸡爪子……
我们都说：“爸爸，你为什么不找邮局算账去，肯定是他们吃了。”爸爸只是苦笑了一下：“连你们这些孩子都会明白的事情，我还不明白？邮局，他敢这么做，他还怕你去算账？”
夜里，想到这些琐琐碎碎的故事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双臂伸到被子外面，伸到寒冷的空气里，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什么也触摸不到，但是，我尽量伸到远处，仿佛想触摸到黑暗的尽头。我多希望，有人跟我说一些安慰的话，有一天，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伸张正义的地方，但是，日子就是过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已经没有人来和我们说话，爸爸变得越来越孤独。就是这十个鸡头，二十只鸡爪子，爸爸也认认真真把它吃了一个星期。身体越来越坏，最糟糕的是，视力的减退。他不得不跟他的老朋友，福建省副省长贺敏学写信说了。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找个关系，为他买一点鱼肝油寄来。
那时候，从青海到福建的航空信也要走十多天。这信发出去以后，很久很久都没有听到什么消息。爸爸叹了口气说，人家也有难处啊。这时候，爸爸必须退回到穷困之中，回到随便哪些最穷的人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时候，人的要求不能太高，因为需要生存，就得回到最糟糕的起点，得跟乞丐一样在那里维持生命。他不再给任何人写信，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
三个月以后，爸爸突然收到从福州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是整整二十大瓶鱼肝油丸。包裹里附着贺敏学叔叔写给爸爸的短信，他特地跑到厦门的鱼肝油厂，为爸爸买了这二十瓶鱼肝油。看了爸爸的信，他心里很难过。当年他们一起在那里出生入死……可是有一天，他病成这样却没有人过问。他说，鱼肝油是送给爸爸的，一定不要把钱还给他。
每当我们子女之间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免不了会在心里想到，在所有的这些事件之中，有哪些人至今尚存……在我们认识的人们中间，有哪些人至今还健在……我们在想，该去看看爸爸妈妈这些患难中的朋友了。可是，等我们把电话打去的时候，不是这个已经死了，就是那个也在重病之中……
在对往事的叙述中，我省略了很大的一段，就是爸爸去福建厦门大学教书的事情。当梅志阿姨看了我的初稿时，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九日给我的来信中问道：“我觉得很奇怪，你怎么没有写写你父亲在厦门大学教书（当教授），讲了鲁迅的专题的事情。这方面刘再复还有一个女同志写过文章回忆的。我还听说是罗瑞卿去福建视察，提出彭柏山不适合在这重要港口教书，才调河南挨整的。你是忘了，还是别有原因不写？这很重要，他如不离开厦门，是不会死在那群野兽之手的。我希望你探问一下加上才好。”
（这里，我再做一点小小的更正，厦大的教授，爸爸的好朋友芮鹤九先生在看了我的二稿之后特地来信，让我在这里注明，“梅志大概不知道，彭老在厦大只是‘教员’的名义。从来没有给过他‘教授’的职称。”）
我在这里还能有什么解释，忘了？我想任何健忘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些岁月，那些短暂却又是那么漫长的岁月，我们驮着它几乎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但正是它依然记忆犹新，我不想再写了。我犹豫了很久很久，甚至跟自己都不愿意解释。不写的原因，是我已经失去了全部的力量去面对这些历史。无论我想把文字处理得多么平淡，多么努力地像一个局外人那样来评判过去，甚至有意搜寻一些枯燥的细节来展示过程。可是一次一次，我把一个形象，一个放在电脑荧幕上的形象，是一个完全被剥夺了活着权利的人－－自己的父亲，一个见了很少几面的陌生的父亲。如果，对一个人的认识是从这样的回忆开始，我多愿意重新给父亲编织一个故事，忽略掉一些事情，为了让他活得轻松一点，让他早一点解脱，甚至是让他早一点走向死亡。
但是，梅志阿姨和爸爸妈妈的朋友不答应。就是皮定均叔叔的夫人张烽阿姨在几天前（一九九九年八月十日）的来信中还说：“你母亲在《往事札记》一书中，没有放开心扉，有些话不敢说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懂得具体事情的话，可以不加评论观点，用摆事实把历史的真实写出来。如你爸爸离开厦大到河南农学院去的原因。我看到《往事札记》中你妈妈没有把事情说透，我等待着看到你写的书。”
我知道我会再一次让张烽阿姨失望的，因为我比母亲知道得更少。但是，这一次，我跟自己说，不管我知道多么少，不管我多么焦躁，还是要把爸爸的这一段历史写上。
那是一九六一年的冬天，饥荒越来越严重。大家的脸都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肿肿的。青海就更糟糕了，各单位开始实行人员精简，让大家自找出路。城市里的居民很多下放到农村去了。因为爸爸是突然被塞到青海师范学院去的，所以他的档案没有跟着人一起寄到那里。没有人搞得清楚这个图书管理员是怎么回事，只觉得有这样一个人在那里，多拿一份工资真是多一份累赘。于是，学院党委书记找爸爸谈话说：“你可以自找出路，哪里要你，你就到哪里去吧，我们放你走。”
爸爸感到一份无奈，不知该怎么答话。像他这样的人，谁敢要他？他怎么可能自己去找工作呢？于是，他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希望他能为自己安排一个工作。爸爸毕竟还身体健康，还能做一点事情。周扬将父亲的信批转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建议在上海地区另行安排工作。可是这个批件被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压下来了，他根本没有上报。
任何时候提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妈妈都充满了忿怒。她说：“你想想，你父亲如果能回到上海，不管他干什么工作。他和家里人在一起，他就不会在‘文革’中被他们打死。就是石西民把信扣下来了，你父亲再也回不来了。”
但是，当我们这些孩子说到石西民的时候，已经能够给予一份谅解了。想想当初在反胡风的运动中，石西民会对毛泽东主席说“上海没有胡风分子”时，他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只是对方质问了他；“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难道这些事情，他还会忘记？特别以后又经历了反右、反右倾的运动，他怎么会、或许说怎么还愿意给自己找更多的麻烦？
皮司令从北京开完会特地路过上海，看望爸爸。这是一九六二年，他们的全家照，背面写着：彭柏山、朱微明同志留念。皮定均、张烽敬赠，一九六二年二月二日。
上海没有表态，在久久没有消息以后，爸爸又给皮定均司令员写了一封信。这是最后一次绝望的选择，如果连皮司令也帮不了他忙的话，他至少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最信任的老战友。他在里面还附了一封给省委书记叶飞的信。希望他们共同帮助解决他的工作问题。这时候，皮定均叔叔再一次为父亲的事情奔走、努力。叶飞也立刻请示了陈毅副总理，获得陈老总的同意后，他将爸爸的工作问题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了。副省长贺敏学叔叔首先表示欢迎爸爸，南边几乎都是三野的人，所以一致同意接受爸爸到福建。然后，福建省委直接向中央宣传部提出。当时分管中宣部的人事、组织工作的正是周扬，他就下了调令，将爸爸安排到福建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
第一版发行以后，我常常想到石西民的女儿，石小华导演，我们就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地方拍戏、工作，近在咫尺。她看到我的书，会作如何的感想？她会理解我所说的这些事情吗？我依然是紧张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在我们这代人中间，学会另外的方式说话或者是撒谎，我不会修饰我的说话语气和措辞，于是我得罪了很多人。本性的力量几乎和我的生命一样强大，它塑造了我，也伤害了我。一切都很难改变了。
可是我还是希望石小华能理解，我把书留在上影的收发室，赠送给她一本。后来，当我再问起她的时候，让我更加大吃一惊的是她对她父亲的解释。她说，她父亲对政治同样是惧怕和谨慎的，所以家里让所有的孩子学的都是理工专业，她甚至没有入党。“石小华，你不是党员？”我几乎叫了起来。小华笑着回答我，“你怎么这都不知道？”她说，有些事情你可以问问杨时文，他知道的比我还多一些呢。
小华的先生杨时文告诉我，一九八八年的时候，石西民从北京来上海，他不想惊动什么人，但是他给自己列了有限的几个要去探望的人的名字，其中有我母亲。于是杨时文陪同着岳父走进了巨鹿路我们家的小屋。至于他们说了什么，杨时文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依然记得在回家的路上，石西民跟他说，一九五五年初的时候，柯庆施把他从南京调到上海，那时候我父亲还是上海的宣传部长，但是石西民知道，他来上海是为了接替我父亲的位置的。也许我父亲不知道这些事情？他热情地为石西民接风，请他到我们家吃饭。但是，石西民非常感慨地对杨时文说：
“那个饭吃的是很痛苦的。作为组织原则，我是什么都不能对彭柏山说的，不能讲；但是作为朋友是应该讲真话的，我们原来是很好的朋友。于是我们就只能在那里谈友情，东拉西扯，不谈政治。路线斗争之残酷啊……”
这让我联想到后来母亲跟我们说的事情。那是一九七九年底，她为父亲的平反在那里奔波的时候，找到了当时上海市委组织部杨部长，他刚从外省市调到上海，对这里情况不是非常熟悉。母亲把申诉材料递交给他的时候，他说：“你把它们交到宣传部吧。”但是，父亲的问题一直是归组织部管。他就问母亲：“你丈夫叫什么名字？”当母亲回答了他的问话时，他迅速地说道：“哦，我记得这个名字，因为当初柯庆施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张一百多人要挨整的黑名单，这其中就有彭柏山的名字。”这么一说，他接下了妈妈的申诉材料。
现在想来，一九五五年初，在石西民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在计划之中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爸爸到厦门大学报到。这像是在一个清晨，爸爸搭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满载着乘客往前开。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一份拥挤，这一份挤在人群里昏昏沉沉的快乐了。汽车里弥漫着每个人身上的气味，不管是什么感觉，这都让父亲感受到一份亲切。汽车往干活的地方开去，年轻人想快点上班，就挤在门口。有人把车票贴在嘴唇上，这份平常人的生活，给爸爸带来了一份愿望，一份重新开始生活的愿望。他觉得自己至少可以做一个普通人了。
厦大的校、系领导开始对爸爸是好的，他们看见省里的头头都是他的朋友，也会向学生介绍，说父亲是鲁迅先生的学生。还关切地将爸爸安排在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教“现代文学”，先备课半年。校务委员会开扩大会，也经常邀请爸爸参加。
可是，国内的形势开始变化了，一九六三年春天，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方针。中央开始了新的战略措施，要求全国全党全军“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学校的蔡师圣首先规定学校的墙报《鼓浪》，不许刊登爸爸的短诗……这是一个信号。不用人推，在中途，爸爸自觉地下车了。他不敢说话，他已经闻到了什么。
于是在厦门，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地方，爸爸一点一点走进了自己的阴影，那影子在延伸，把爸爸的生活笼罩起来。他完全明白了，像他这样的人，不该有所期望，甚至希望做一个普通人的愿望，对于他都成了一份奢望。他渴望得太多了。他只有被人监视、被人打小报告，这才是他的命运。爸爸在讲授“现代文学史”时，涉及到了胡风在三十年代的作品。我不知道爸爸是怎么说的，他一定会是很谨慎的。但是，还是不行。他，为什么还要去说呢？历史是可以在教室里，甚至在书本上被篡改的。爸爸，你说他在政治上成熟吧，他还是会做出这些幼稚的事情，他怎么可以去讲什么胡风的东西。是好是坏都不能讲。以往只有一个不是学生的人，拿着本子坐在最后一排，给爸爸的讲课做记录。可是这一天，讲到一九三○年上海“左联”的时候，突然在教室的四周坐满了学校和系里的领导，他们详细地记笔记，如临大敌。所有的眼睛都爬到爸爸的身上了。课后，系主任让爸爸去他的办公室，交出讲稿，它需要被审查。
一九七三年夏天，皮定均伯伯家的五个孩子参军后在西安的全家照。也是他们最后一张全家照。一九七六年皮定均伯伯与站在他身后的大儿子小牛（后中）在军事演习中飞机失事而牺牲。是在清晨，在上影厂三号门看门房的时候，妈妈从她得小半导体里听到这个消息。她忍不住哭了。因为自己的处境不好，没有给张烽阿姨发去唁电。
父亲还是不说话。好在他在厦门，在老朋友的周围，他苦恼的时候，会发现皮定均叔叔出现在他的小屋里；会看见刘培善叔叔（福州军区副政委）的小车开进了校园。那时候爸爸的朋友去福建，都会绕路去厦大看望他。王一平叔叔说，一九六三年前后，他到福州开会，也特为跑去厦门，看见爸爸的时候，觉得他那时候的情绪还可以。
一天，福州军区海军司令彭德清到厦大看望爸爸，他们一起去游南普陀。校党委派来的保卫干事就在他们不远的身后，没有任何解释，也不做自我介绍。就这么寸步不离地紧紧地跟随着，就这么明确地在那里盯梢、监听……皮司令听说这些事情以后，生气地说：“我们人民解放军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尚且要优待，何况彭柏山。我们曾经同甘共苦，在同一只锅里吃过饭，我们并肩作战，出生入死，十几年如一日，为什么不能探望他？”
爸爸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但是他做了细致的笔记，继续向学生讲解鲁迅先生的《祝福》、《秋夜》、《藤野先生》，还写了《鲁迅早期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鲁迅文学言语的特点和洗练》等论文。接着，院党委做出决定，彭柏山不适合教授“现代文学史”转而教“文艺创作”。即使这样，爸爸还是非常认真地对待教学。他在六三届毕业班二百余人中挑选出不多的几个写作基础较好的学生，除去给他们讲课外，还要求每人每周写一篇作文。爸爸对他们的作文，一字字、一句句，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风格、特点做认真地修改。经常改到深夜，每篇都写上意见、评语和建议。
一九九○年四月，我在美国芝加哥看见了爸爸当年的学生刘再复，他很感慨地跟我说：“你父亲是多好的学者和老师啊。他不仅有学问，他的课也上得好极了，就是他教会了我写作。我当时也是其中一个，被他选出来‘吃小灶’的学生。你看我从北京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这次我女儿从那里来时，我关照她，一定要把你父亲的照片给我带来。”说着，好像我不相信似的，他走到书桌边上，特地为我找出了照片。
爸爸的学生陈慧瑛在怀念文章里写道：“彭老师的见解，现在看来，大都是切中肯綮，有创建，有说服力的。我们这个班的学生，后来喜欢独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不能不说是受他的影响。”
但是，爸爸不允许被留在中文系了，他又被转到外语系教学生写作。暑假回家时，他苦笑地跟我说：“教外语系的学生写作，就像在教小学生写句子……”他什么都不想再说了，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他面对自己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份感想。他在日记上写道：“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现当面称为‘同志’的，却在暗中将我作傀儡或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
一九八○年的夏天，我去福建拍戏，离开那里时，我绕道去了厦门大学，不仅仅是去看望爸爸在厦大唯一信任的朋友芮鹤九叔叔和他的夫人应锦襄阿姨，还想看看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芮叔叔带我去看了爸爸曾经居住的房子，那是一栋三层的长形楼。芮叔叔说，原来住在爸爸隔壁的是系里的青年教师林铁民，他在那个时候，还敢于和爸爸打交道。有时，就和爸爸默默地坐在走廊里下棋。等到爸爸要搬个东西，装个灯泡时，他也会帮助爸爸。
我忍不住往爸爸的长楼走去，那是一间二层楼上的小屋子。去的时候，屋子锁着，已经改成一间小仓库。我贴着门板的缝隙往里面张望，看不清什么东西。那只是一间十四平米大小狭长的房间。在房间的纵深有一扇不大的木窗。屋子很暗，透过门缝看去，很像是一间牢房。我挺起身，呼吸着，回头看了看狭窄的走廊。我想，这里就是妈妈在回忆文章里提到的－－柏山常坐在卧室前的走廊里，和一些青年教师交谈。谈及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时，柏山的立论，深刻稳健，且有独到之见。后来，他在系里举办了几次讲座，他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很多教师为他广博的学问所倾倒，并不考虑他那骇人的“帽子”，都乐意和他接近（这也是“罪行”之一：拉拢青年教师）。现在那屋子空着。小楼已经很旧很旧了。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常常会出乎我们预料的是，它竟然也不是那么乏味。一位我并不认识的老厦大的学生郑其五，给我寄来了他描写他们那里“渔民俱乐部”的散文，这让我看见了爸爸的另一面。文章说：
“有一次我在《厦门日报》上读了篇涉及渔民俱乐部的散文，写的是曾身居上海党内要职的名作家彭柏山因‘胡风事件’受牵连，于六十年代初被贬到厦大当普通教员。有一个漆黑的雨夜，深居简出的他竟然激动异常，匆匆赶到渔民俱乐部看一部苏联影片，因为他从家信中获悉那影片是他远在上海的妻子翻译的。
“不知怎么这段散文的描写一直令我无法忘怀。我虽然并不认识那早在‘文革’中冤死的彭柏山，但他那撑着破伞，深一脚浅一脚在坑坑洼洼的雨路上急行的模样，竟老是浮现在我的眼前。也许因为我曾是渔民俱乐部的常客，也许我曾坐在彭柏山曾经坐过的座位上，于是那张冰冷的椅子就不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喃喃地说起在生活的险恶之中，有那么一对夫妻借着电影传递着人间恩爱的温馨。”
那时候，正值福建进入一级战备，炮轰金门。台湾在说要反攻大陆。也是在这小走廊上，有几个教师问爸爸，说你是有作战经验的，你倒是说说，台湾会打过来吗？爸爸说：“战争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不敢。”就是这十二个字，不知道是谁向校党委汇报了，那时候校方的党委书记未力工和系里的党总支书记沈静是在密切注意着爸爸的，现在父亲的“罪状”终于成立了。他是在“反对中央的精神，和蒋介石唱一个调子，麻痹革命群众的备战思想，破坏战备”。接着，校方写了报告直接递到中央宣传部，然后中宣部的内刊《宣传通讯》刊载了。罗瑞卿看了，立刻批示：此人不适合在前线。
一九六五年十月中旬，中央教育部直接下令：调彭柏山去郑州市河南农学院工作。调令一到，校领导立刻让他离校，一天都不能多留。同时跟他说，对他在厦大四年的工作，不做任何鉴定，走时不准通知任何学生，不许大家为他送行。
要走了，但谁都不知道。应阿姨刚动完手术从上海回来，她在图书馆听见爸爸在跟一个非党团员的年轻教师黄景湖说：“我要走了。”应阿姨还以为爸爸要回宿舍，于是她走到爸爸那里说：“彭老，我跟你一起往回走。”
“不是回去，我要离开厦大了。”
应阿姨惊讶地看着他，不知该说什么好。那时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爸爸很冷静地看着她说：“你先回去，晚上我会上你家去的。”
应阿姨感慨地说，那个晚上我们谈了很久很久。但是，即使说得再多，谁也说不明白，特别是爸爸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芮叔叔说：“彭老，明天我去送你。”爸爸摇了摇头，他已经感觉到局势太不好了，他不愿意给自己亲密的朋友带来麻烦。他说，“你不要去送我，就直接到火车站上告别吧。”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二日，只有黄景湖老师送爸爸到了火车站。芮叔叔说，爸爸是独自一人走进了月台，他手上只拿着一个小包，芮叔叔在月台上等着父亲，然后和他默默地握手告别。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会是最后的离别。（留给他们最后的纪念，把父亲的名字和芮叔叔、应阿姨联系在一起，是在“文革”中间，他们一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说他家是“裴多菲”俱乐部，其中主要成员就是胡风分子彭柏山。）
（待续）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