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狭槽孤灯
独立的知青生涯，就此开始，青春的岁月，化为点点的汗水，洒向这个深山小队的每一块田地中。
这个小队，坐落在成“y”字母形状的三条山谷中，下从王家坪开始，上边两条山谷，接到了恩施的地界，从下到上，七、八里路是有的，有三十几户，一百多人，真正的山大人稀。我们的保管室的位置，就在字母中心的交点处，又有个小地名，叫二棚槽，队长说，以前，这槽里没有房屋，只有两个茅草棚，所以，就叫了这个名。到官店40余里，不通公路，与建始距离150余公里，在建始下乡知青的离城距离中，可以算得居第一位了，我想起唐显德主任去年的预言：“只怕还要远些。”唉，这一远，就远到了顶了。
我们两个知青的新居，占了这保管室的四分之一，用杉木板壁格成两间，各有十多个平方米的面积吧。里间作卧室，铺了地板，打了一张双人床，一张两屉柜，一张小方桌，外间是厨房，打了土灶，挖了火塘，板壁上作了个小碗柜，满屋里散发着新木材的清香。那工作效率高的保管，已经把锅盆碗盏、水桶水瓢、火钳锅铲、斧头砍刀、脚背篓、大央筐、煤油灯、热水瓶，一应炊具农具用具，购置回来，说：“两百块用完了，还有大背篓，没有钱去买了。”“脚背篓”，是用来背重物的背篓，里外都是厚竹篾的骨架；那“大央筐”，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农具，竹篾编织的大圆筐，容量大到可以装 一、两百斤洋芋，底部呈半球形，和一口锅相似，故此，可以很稳定地搁置在脚背篓上；那铁锅很大，有两尺多的直径，我说：“我们两个人弄饭，哪要这么大的锅啊？”那保管说：“你们以后还要喂猪啊，所以，我就给你们买了这一口大号的。”我听了此话，心头一阵阵发沭，我可从来没有想过，这作知青，还要喂猪的，我这自己的人都还不知道怎么喂呢。
接着，我就知道了，这“喂自己的人”的事儿，也是相当的麻烦。
站在我们这保管室的新居的门口，四周看不到别的房屋，离这里最近的屋场，有百多米，住着冯组长和他的弟弟两家。
这冯家屋场，在此后一年多的日子里，是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屋场了，平均两、三天要去一次，因为我们要到这个屋场去，借用石磨，大磨推包谷，小磨推合渣，我们要做饭吃呢。
这做饭，从清早起床以后，就得开始。我和刘光南两个，一个端着昨晚泡胀了的黄豆，一个拎着瓷盆，到冯家屋场去，借小磨推合渣，有时是大冯家，有时是小冯家，包谷是四五天推一次。
合渣推好了，又端着回来，一个到溪边去挑水，一个在灶上生火，蒸包谷面饭、煮合渣、再炒一个洋芋片，就吃饭了。有时候，贫下中农也会给我们送一把白菜、四季豆等等的菜蔬。
这包谷面饭，开始吃的时候，有一些难以下咽，但是，俗语说的好：“吃不得是没饿得的，做不得是没穷得的。”饿上了几天，又赶上整日的劳作，那胃口也就降低了要求，不再那么挑剔了，后来，浇上合渣汁，也不细嚼，呼噜噜吞下喉咙而去，再到后来，就觉得这包谷的气味是清香的了，就是完全适应了。这，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果之一了。
吃过饭，就到了出工的时候，这段时间，是挖洋芋。这工，要做到天黑时候，中间可以歇上一小段时间，称为“歇稍”，时间长短，依队长的感觉而定。
走着夜路，回到保管室，点燃煤油灯，生火，热早上弄的剩饭，吃罢，泡上明天的黄豆，赶紧睡觉。睡在生产队为我们打造的新木床上，各自盖着我们从城里家中带来的被子。这刘光南，读高中低我一个年级，同学不同窗，现在和我一个生产队，同床不共枕，也算是别有一番缘分和情谊了。
那冯家屋场的冯组长的弟弟，叫冯治玉，我们叫他“冯二哥”，个子比他哥高，和队长差不多，他有5个儿女，妻子不大强壮，时人称作“家大口阔”，因此家境困难，年年都是缺粮户，他的大儿子12岁，读了三年小学，“读不起了，回来挣工分吧。”冯二哥说，就在队里出工了，一天5个工分。取了一个女性化的大名，叫冯其眉，小名喊作“眉儿”，更加像是小姑娘了。人虽小，心眼却不小，我们在他家推磨的时候，他那一张小嘴，不停地跟我们讲话，传递这队里的古今信息，叙述那各户的家长里短，如，这队是两个队合起来的，上下有些不和气呀；保管的儿子有点傻呀；其中，最叫我们瞠目结舌的，是关于阳队长招女婿的传说了。
眉儿说：
“那个春枝，不是阳队长亲生的，是从他哥哥家过继过来的，是要招女婿上门的，他在公社听说要来知青，就争着要，其实队里的人都不知道，队里也没有作准备，所以，你们来了以后，才赶着给你们在保管室装房子，他就是想在你们当中招一个上门……”
我们这些知青，从来就没有在乡下长久干下去的打算，嘴里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那都是说着给上边听的，是哄人的弥天大谎，都是想的早日“抽”出去，回到城市，更别说在乡下成家了，在队长家的那些日子里，春枝姑娘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我们也欣赏她那山村少女的清丽，却没有丝毫的非礼非分之想呀！
冯二哥也在旁边证实：“那阳西丰就是这么想的，你们在他家住了一个月，看你们没有一点意思，才放你们到保管室来的。”
这冯二哥父子的话，似真似假，我们也不知如何是好，以后，就不敢随便到队长家去了。20余年后，听到那一首《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知青歌曲，我就不免想起这春枝姑娘来。
队里在保管室的附近，给我们指了一块自留地，要我们种菜；又指了一片自留山，说可以到里边去砍柴，那里面真是茂密，我们砍倒一棵树，弄回来可以烧好几天，贫下中农教我们：“青树最肯燃，九把葫最经烧，桦果树最好劈，杉树、松树不能砍……”
我们牢记着“好好表现”的下乡初衷，努力地去适应、去接受劳动的锤炼，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懒惰，我们早起晚归，我们披星戴月，我们薅挖背挑，我们勤扒苦做，竭力争取贫下中农的好评。到得我们在薅草的行列里，终于可以和队里的男女劳力齐头并进的时候；到得我们也背着两包共100斤碳酸氢铵化肥，随着队长们的队伍，走在那上十五里、下十五里的路上，拄上打杵子，擦一把额头的热汗，呼出一口胸中的长气的时候【这“打杵子”，是我们山民背负重物时必不可缺的特型农具，是一个拿在手里的木质支架，在树林里，挑选枝丫粗壮、并且与树干垂直的树段制成，也有木工拼接的，但是，不如天然生成的结实，形如“丁”字，那一竖，本是树枝，长度就是人的腿长，用来拄地，那一横原为树干，长一尺有余，用时，背篓底部就撑在这一横上，人的双手伸到臀边，扶住这一横的两端，整个背篓的重量，就落在这“打杵子”上了，人就可以站着歇息一下。】，队长和贫下中农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了：“这两个城里知青，吃得苦，也学得快。”评工分的等级升上强劳力的10分了，大队书记来叫我们写入团申请书了，小队派我们去区里的“杂交包谷制种培训班”学习了，队长说：“明年，我们队里搞制种，就靠你们了。”这，就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果之二了，也是我们在这小队政治地位最光彩的时候。
可惜，好景不长啊！
竹园公社红旗大队是高山，这二小队的海拔更高，10月底，就下起了第一场雪，阵阵寒风，呼啸而过，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只半天工夫，二棚槽就成了一片白色世界。在灶屋的火塘里，我们用自留山上砍来的树，烧起了熊熊的柴火，满屋里一片温暖。
当我们在这保管室的火塘边，用柴火抵御自然的寒流的时候，一场我们无法抵御的政治的寒流，从我们的县城，逆袭而来。
雪后初晴，我们接到公社的通知，说是区里要我们去开会，有了上次去学习包谷制种的经验，我们想：这回又是去学习什么呢？
很快，我们就知道，这一回“学习”的滋味了。红装素裹的阳光，照耀着我们走进了曹委员的办公室。曹委员的脸上，布着一层严霜：“你们到县里来的向书记手里去报到。”
我心中一惊：“那一个向书记？”
曹委员的脸色更加严峻：“县革委办公室的向国书书记，他说在城里就认识你们，这回，来办你们的学习班了。”
又是一回“向氏学习班”！与6月在城里街道的“向氏学习班”的内容是一个口径，而口气更凌厉：“揭发！”“交待！”“不老实，就到县里升级！”
我再一次坚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我办过报纸，写过传单，没有搞武斗，也不知道别人的什么罪行。”
十天之后，我们灰溜溜地回到了小队，就有风言风语在贫下中农之间传说开来，冯二哥给我们透露：“上边说，你们都是跳得高的，是县里叫你们来改造的，以后就莫想回城里去了……”这几个月的滴滴汗水，付之东流，辛勤劳作换得的贫下中农的好评，化为乌有。
“上边”的不信任，在这年年底，达到了极致。
年底的时候，传来了“三三零”即长江葛洲坝大坝工程上马的消息，队里要抽两个劳力去作民工，我和刘光南都觉得，我们在这二棚槽已经是声名狼藉了，找一个机会离开，到别处去碰运气吧，很积极主动地跟队长说：“让我们去吧。”阳队长正为派不出人在伤脑筋，队里的人都不愿意出远门呀！听我们一申请，马上就答应了，报告到大队和公社，都批准了。上面说，过了阴历年，正月间在区里集中出发。
我们在队里等到办完年终结算，我这半年挣了2100多工分，队里的分值是一个工分值一分三厘钱，算下来，半年挣了28元多，所分的洋芋要扣除23元，就剩下5元了。算完这工分帐，就是腊月中旬了，我们把保管室的炊具用具农具，都送了人(幸亏不是卖)，卷起铺盖，收拾木箱，请了两位贫下中农背着，心里想着，这就离开二棚槽了。
在这寒冬的日子，从竹园公社走到官店，是最能体验山地垂直气候的特色了。
腊月的二棚槽和竹园坝，冰天雪地，漫山皆白，树枝上包裹着一层冰淞，宛如玉树琼枝，踏着雪路，走过公社社部，就开始下坡，就是下向二高山了；山上和脚下的雪，渐渐地减少，走到“乔麻子”，雪就没有了，看来，这“乔麻子”是高山和二高山的分界点，山路化了冻，变得泥泞，望着对面官店的那一面山坡，一条分明的白线，横亘在那山的峰头之下，这就是“雪线”，高山和二高山的分界线；走完了泥泞，路变得干燥的时候，就是到了低山了，空气变得温和，路边树林中就有了常绿乔木的青枝绿叶了，到了伍家河边，还可以看到田里青青的麦苗。走过那河上的风雨桥，开始上坡，眼前的景色，从低山到二高山到高山，逆向重演，上到半坡，回望对面竹园那山峰，一条分明的雪线，在“乔麻子”的那个高度，横亘而过，雪线以上，是白雪覆盖与云雾缭绕的世界。
上了官店街，又到了白雪世界，我们找了一个熟人家，寄下铺盖木箱，说好过年后就来取。做好这些，我们就买了客车票，回县城，心里想着，过完年，就直奔三三零去也。
在城里的街上，碰到了熊鼎三，他说，他也报了名去三三零，我说：“好啊，那我们就一块儿离开那个官店了。”
但是，这想头，很快就破灭了。
那年正月，县里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一直开到小队长那一级，阳队长到城里来了。我妈请他来家，招待吃饭，表示感谢：“我儿子说，队长很是照看他们，还在队长家住了一个月，这回，还让他们到三三零去，真是谢谢队长了！”队长说：“那是我们的责任，不用谢了。我还正要跟你们说呢，到三三零的事，区里没有批准。”我急了，忙问：“为什么呢？”队长说原因：“听说是区里的一个委员说了，那么重要的国家大工程，让这两个才办了学习班的人去，不放心，他两个在那里搞破坏，怎么办？我们都负不起这个责任！区里这么说了，公社大队里已经另外派了人，我看你们还是只有回队里了。”
我们心里，这个冤啊！无可奈何，求队长派了两个劳力，帮我们从官店背了铺盖木箱，再走归队路，重返保管室，收回那送出去的炊具用具农具，开伙做饭过日子，上坡出工挣工分。
过了半年，刘光南的爸妈，也被街道上弄下乡了，在高坪区，他就转到他爸妈一起去了，这二棚槽，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一个人住在这偌大的保管室，白天到也罢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就难挨了。那保管室前后左右都望不到人家，白日里茂密青秀的山林，在闪烁的点点星光下，变成了诡异难测的魔影，神秘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暗夜里的峡谷；贫下中农讲过，打这保管室地坪的时候，曾经挖出来一座坟墓，又讲过，门前的溪沟里，有一年发山洪，曾经冲下来一个死人，想起这些，更觉得这狭槽中鬼气森森；保管室里储有粮食，有粮食就有老鼠，那老鼠吱吱的叫声，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山谷，听到耳中，特别地瘆人。我不是一个胆大的人，孤零零地躺在这空旷的大屋里的床上，难以入睡，就点着煤油灯看书，在恐惧中巴望半夜鸡叫，这也是一种迷信的心理在起作用，贫下中农说，鸡是镇邪的呀，鸡鸣以后，才熄灯睡觉，一个月下来，煤油都要燃掉好几斤。
这么坚持了半年，我这脆弱的神经，再也绷不下去了，我到公社去申请，让我换个队吧，我说：“再这么在这二棚槽的保管室住下去，嚇也要嚇死了！”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报纸上登出了“9.13事件”，看到这条“林彪反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新闻，我这幼稚的政治头脑，十分地不理解，当年宣传得无比忠诚可靠的“副统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但是，我们这样的小知青，已经不需要、也轮不着、更没有热情，去关心这样的国家大事了。眼下，我最操心的，是得去想办法，怎么才能离开这二棚槽。
本节附录：十年后，重访二棚槽日记。
1981年9月16日，晴。
欲寻旧路访遗迹，山水依然，物人已非。那个地方曾经的坎坷与平坦，苦难与趣味，今天，都会变成诗意的怀念和沧桑的感喟。
8点50分，入王家坪。山，还是那样的山，小溪流水，还是那么清亮地涓涓而流，树，不是当年的树了，路，修得宽了，路边，多了几栋新的木架子屋。
沿溪而上，至阳队长家，他极为热情地招待我吃早饭。问候，讲述十年的变迁。
生产队已经没有了，阳队长自然不是队长了，他遭遇了更大的不幸，患上了肝硬化的病症，满脸的病容，他的妻子，老了，瘦了，他的房子，依旧如昔，他的招上门的女婿，在对面山坡上搭起了一个新的木屋架子，“现在还没有木材来装。”他的女儿春枝说，这农家的少妇，那保留着的一丝儿清脆嗓音，显出的一对儿丰满胸脯，还可以看出当年的“队花”的影子，但那额上的皱纹，身上的灰尘，蓬乱的头发，干枯的嘴唇，都在述说，劳作的岁月，已经使花儿枯萎。
队长还说：“现在，政策放开了，准许私人种药材卖了，我们这老高山，成了种黄连的好地方，家家户户都有黄连棚，二棚槽成百棚槽了！我和女婿，在对面的半坡上，培植了五架黄连棚，将来，就靠这黄连发财了。”
吃过饭，告辞了队长一家，往上走，去看我的保管室的屋场。
我的屋场，已经消失了。
木架子的房屋已经拆掉，屋基地变成了责任田，也不知道是属于谁家的，眼下种着的是包谷，一人多高，青枝绿叶，扬花挂托，谷风吹来，簌簌作响，绕着这地，转了一圈，依稀回忆，那个位置是仓库，那个位置是堂屋，那个位置是卧室，那个位置是厨房，现在的人，走过这儿，谁会知道，十年前，曾经有两个县城的青年人，在这里度过了他们一年多的蹉跎岁月呢？
再上行百米，来到冯家屋场。
冯二哥翻身了，看他家崭新的厢房，就可以知道。
想起当年的一个晚上，在保管室开社员大会，大队的干部来催交“缺粮款”，欠了一屁股债的冯二哥毫不畏缩，理直气壮：“大家都晓得，我家大口阔，我吃的在肚里，穿的在身上，住的是亮架架，披的是烂巾巾，手上是一分钱也没有，账该起，认该认还，总是要还的，就是现在没有！你说要退屋退财产，我那破疲烂垮的亮架架，破东烂西的旧家业，也抵不了几个钱！我屋里就只有五张嘴，我还是年年的那句老话，老子该账儿子还，有儿穷不久，无儿久久穷，总有一天，是要把你的帐还个一清二楚!”声调铿锵，掷地有声，把个大队书记说的瞪眉瞪眼，无计可施。
我问：“你的帐呢？什么时候还完的？”
他笑：“生产队拆的那年，才全部还完。”
他的两个儿子，长成了强壮的青年，眉儿三年前娶了媳妇，已经生出两个孙儿；三个女儿，都长大了，小女儿12岁，已经在料理家务，两个大女儿，更是出落得亭亭玉立，眉眼生波，红润的腮边，透出青春的光泽，就像是我刚才在山路边看见的野棉花，开出了红艳娇娜的花朵，在习习谷风中摇曳，给这寂寞幽静的深山，添出一抹悦目的绚丽，野棉花能够年年开放，这些勤劳的农家女儿，青春又能有多久呢？看看春枝，就知道了。
冯二哥说：“如果现在的政策，保持五年，那我们二棚槽，就会变成金盆槽了，那黄连棚就是金盆盆啊，半分田的黄连棚，可以收二十多斤干货，可以卖五百多块。相当于卖五头大肥猪呢！”
我祝福他：“五年以后，你们的麻脑壳，就要用麻口袋来装了。”
晚上，宿于冯其眉的新厢房，我想起了十年前，我到二棚槽的第一个夜晚，是睡在阳队长的新厢房。
9月17日，晴。
在林中的鸟鸣声里醒来，吃过了冯二哥的鸡蛋面条，向他一家人告辞，说要回去了。
沿溪而下，清晨的朝雾，弥漫在静静的山谷，我的回忆，也留在这谷中，如烟如雾，在这里，我留下过自己青春的足迹，我知道，山不会记得，我那薅草的锄，树不会记得，我那砍柴的刀，溪不会记得，我那挑水的桶，路不会记得，我那歇肩的杵，但我却记得，那些肩负脚背篓、足踏稻草鞋的汉子，那些头缠白布帕、身着补巴衣的女人，那些像野棉花一样开放的姑娘，他们诞生在这一片寂静的土地上，走着自己生命的历程，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追求、我曾经在他们之间生活，今天我去看望他们，新的政策带给了他们新的希望，他们有着他们的苦与乐，我也有我自己的苦与乐，这就是芸芸众生的人生么?
8点27分，走出王家坪。太阳已经从前面的山峰升起，给这山中的谷地，洒上一层金色的光辉。
四 红星大队
也许是我的哀告感动了公社的怜悯，也许是我的威胁唤起了领导的责任，公社准许了我的调队请求，管知青的公社副主任说：“你想换到哪个队去呢？是我们给你安排，还是你自己去找？”我赶紧说：“不给领导添麻烦了，我已经找好了。”那副主任有些惊讶：“你找好了？是哪个队？”我答：“是红星六队，那队里的杨队长说了，只要公社同意，他们就收。”
那时，公社正在修水电站，每个小队都要抽一个劳力去，贫下中农称为“出公差”，我想，那保管室的夜晚，太难熬了，就去出这份公差吧，就上了这电站工地。虽然劳动的强度大大增加，但是住的是集体大寝室，晚上可以安睡，我就觉得是大大的改善了。
在这工地的大寝室里，早头夜晚，少不得和我旁边的邻铺，说上几句，那邻铺说自己姓杨，叫杨万兴，是红星大队六小队的会计，我说那是低山啊，他说是的，我说，我正宗的爷爷也姓杨呢，他说，那我们是一家人了，有空接你去玩吧。有一回工地放了天假，我就跟着他去了。
他家的屋场，在半坡上，构造也是“撮箕口”的吊脚楼。
杨万兴说:“这屋场，是我和我老弟的，一人一半。”
接着就介绍他的弟弟：“这是我老弟，叫杨万国，在当这小队的队长。”
我打趣说：“好啊，你们两兄弟，一个队长，一个会计，这生产队，就是你们杨家的天下了。”
我又称赞：“你们这低山气候好啊，不像我那个二棚槽，这才十月间，就下雪了。”
杨万兴笑道：“你说我们这地方好，就转到我们队里来吧。”
我一听，这正中下怀啊，我不正是为了摆脱那恐怖的夜晚才到电站工地的吗？现在有这么一个地方肯接纳我，真是要瞌睡了从天上掉下来个枕头，我欣喜之后，有些疑虑：“那当然好了，能行吗？”。
杨万兴又笑：“怎么不行？你不是说，这队里是我们杨家的天下吗？你也算是杨家的人呢。”
他那当队长的弟弟对我这已经改了姓的“杨家人”也很照看，安排得更具体：“我家就三口人，儿子还在读小学，我灶屋里边的住房是空着的，现成的床，你就住那屋，吃饭嘛，就在我家搭伙，不就行了？”。
这下边都说好了，我就到公社去，向管知青的副主任提出了申请，他最后同意了：“既然红星六队答应了，那你就去吧。”
我回来跟阳队长讲：“我一个人不敢在保管室住了，我调了一个队。”阳队长问：“是哪个队？”我说：“是红星六队。”阳队长也不大好挽留，说：“低山是比我们这老高山好，那你就去吧。”
红星六队的杨队长，帮着我来二棚槽的保管室，背走我的铺盖木箱，我背了那些能带走的农具用具，不能带走的大部分炊具，例如那口大铁锅，就送人了。
我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我的第一个小队。其时是1972年春。
住在杨万国队长家的新生活，就此开始。
我和杨队长一家三口，相处很是融洽，在他家搭伙吃饭，自己不用弄饭了，白天出工，晚上，在厨房的里屋睡觉，终于摆脱了那恐惧的长夜了。
不仅是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还有政治待遇的提高。这杨队长已经把我视为他们“杨家”的自家人了，说道：“以后，上面来招工、考学，这生产队的鉴定，你自己写，我们盖章，这队里，就是我们兄弟说了算。”话说到了这份儿上，我在心理上就真有了获得解放的感觉了。“好好表现”的压力彻底消失，说话做事，再无顾忌了。
那年冬天的日子，晚上在杨队长的火塘里烤火聊天，天南地北，没遮没拦，杨队长给我讲了许多的带着“黄色”的话题。
杨队长说了一首民谣：
“从上看到下，
上下一般大。
嘴大阴门叉，
腰高是吊胯。”
接着解释：“看女人的脸，就可以推想到她的下边，女人的嘴巴大了，下边的那个的口子就也大，就像大门一样敞开；身腰高了，那口子就朝着地下了，就叫吊胯。这是不好的。”
我说：“这有什么不好呀？”
杨队长没法细说了：“这个，这个不好，等你以后结婚了就知道了。”
队长的妻子在旁边也笑：“你好的不说，说这些日古子话，把知识青年都教坏了。”
杨队长说：“我这是在教他怎么去看人呀，他以后说亲的时候用得着的。”
杨队长继续给我传授这“黄色民谣”：
“红脸水滴滴，
黄脸干叽叽，
三个红脸儿，
比不上一个翻嘴皮。”
队长的妻子对号入座了：“你，你怎么说到我的头上了？”
我看了队长的妻子一眼，当真就是一个红颜厚唇的容貌，也就是时下电视上常说的“性感”美人了。
队长的妻子脸更红了：“不听你的这些丑话了！”站起身来，进屋去了。
没有了妻子在旁边，队长的“黄色民谣”更直露了，又说了一首“五句子歌”：
“天上下雨地下稀，
姐在房中洗麻屄，
昨天流的是清水，
今早流的像淘米，
都是情哥哥来搞的。”
在那些温暖的冬夜里，杨队长还给我说了许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与性有关的民间谚语，如：“上为嘴巴，下为鸡巴，人一辈子，就为两巴。”“吃了人的嘴软，拿了人的手软，睡了人的耳软，日了人的浑身软。”
杨队长的这个“再教育”，真是让我知识大开，有几处不大明白，就问：“怎么水直滴、像淘米呀，又怎么浑身软啊？”
杨队长不再解释了，说：“你结婚了就知道了。”
杨队长的性教育，形式还多样化。
有一回，在田里歇稍的时候，他说：“我说个谜语你猜。”
我说：“我最会猜谜了，城里文化馆过年搞猜灯谜，我年年都去得过奖的。”
杨队长：“我这谜，你一定是猜不着的。你听好了：一头有毛一头光，拿在手里硬挷挷，找个肉洞塞进去，出来头上冒白浆。猜我们人做的一件事情。”
我想了一下，说：“这好猜呀，是刷牙。”
杨队长哈哈大笑：“没猜着，没猜着。”
我说：“不是刷牙，是什么呢？”
旁边一个贫下中农揭开谜底：“就是和女人干那事儿呀。”
周围的贫下中农，也都哈哈大笑了。
还有一回，队里死了一个三十几岁的人，杨队长白天带着我们去埋了人，晚上回来，和我说：“这人是害色痨死的。”
我问：“什么是色痨呀？”
杨队长说：“就是好色得的痨病呀，他偷了人家的老婆，被那家的男人在床上捉住了，那个男人也不打他，也不骂他，提了一桶冷水，从头到脚，淋到他头上，又逼着他，喝了一瓢凉水，他就得了色痨了。”
杨队长这些有关“性”的说法，既无典籍可考，也无事例可证，没有什么科学性的，更没有思想意义，纯粹就是民间流传的“黄色”荤话、少儿不宜。我在这样的“性教育”之下，也难免有一点点意马心猿，我想，如果毛主席知道了我们竟然接受了这样的“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老人家一定会大失所望的。
杨队长的谚语，也不全在性教育方面，我记得他教我看天气的谚语，“先毛不雨，后毛不晴”、“早雨暗砍柴，暗雨打草鞋”，前一句的“毛”是“毛毛雨”，后一句的“暗”是方言词，是“迟”的意思，“鞋”读成方音，是“hai”,和“柴”押韵，很有乡土色彩的。
我思想上没有了“好好表现”的压力，在行动上表现得更好，那队里的重活、累活，我是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有一次，分洋芋，队里那个力气最大的青年，姓柳，分了230斤，一背篓背了，队里的青年人都去试，能不能背得起来，在保管室的场坝里，转个两三圈。杨队长对我说：“你也去试试。”我上去了，咬着牙，居然也走了两圈，杨队长褒奖道：“你算是操出来了。”
在杨队长家的这一年，如果不计出工的劳累，那是轻松而有趣的，可惜的是，这样的好日子不能持续下去，因为，杨队长的妻子怀孕了。
杨队长对我说：“你看，我屋里人怀身大肚的，她自己都要人服侍了，不能给我们弄饭吃了，你不能在我家住了……”
我说：“是呀，那我搬出去吧。”
杨队长说：“可是，我们队里又没有多的空屋。”
我发愁了：“那怎么办呢？”
杨队长说：“我给你想了一个出路……”
我说：“什么出路？”
杨队长说：“我已经跟坡上的一队的李队长讲好了，把你转到他们队里去，他们队新修的保管室大，有空屋。”
我感激杨队长：“你这么为我着想，真是谢谢你了。”
杨队长笑笑：“你是我弄来的，不把你安顿好，我过意不去呀，再说，你还是我们杨家人呢。”
我有点担心“上面”：“那大队和公社会答应吗？”
杨队长倒不在乎：“不要紧，只要我们两个小队的队长讲好了，跟他们说一声就行啦。”
1973年春，我再一次转队，到了红星一队，住进了这队的保管室。
这红星一队，就在六队的上面坡上，海拔高了百来米，再上面就接着高山红旗大队了。
大约那李队长与杨队长关系特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把我安排得很是妥贴，把保管室的一厢给了我，又派人打灶，收拾住房，那格局，就与前年我在二棚槽的保管室的住房一样了，最叫我宽慰的是，保管室修在队里的中心地带，周围都有屋场，很热闹的，再也不会晚上害怕了。
刚好那时候，国家关怀知青，给每个知青发了100元生活补助，我就用这100元，再次置办锅盆碗盏，立灶，安家，生火，做饭，出工，收工回来，又作饭，吃饭，日复一日。
初夏日子，我站在保管室的场坝上，望着两面葱茏勃发的青山，望着对面轮廓分明的官店街口的山头，我的思绪，不由得就想起了那把我们赶出来了的家乡小城……
这时候，我眼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喔，是鼎三啊，你不是到三三零去了的吗？”
熊鼎三解释并且安慰我：“去三三零的民工，现在都回来了，你们那年没有去成，也没有什么的，反正是都要回来的。”
我接着问：“那你今天，到我们这竹园坝来作什么？”
熊鼎三满脸喜色：“我这是拜丈人来了。”
我有点诧异：“你在这一方找了女人？”
熊鼎三点头：“就是你这个红星一队的人，是在三三零认识的。我这就是到她家去的。”
我恍然大悟了：“我也听到队里的人讲，李队长的姑娘，找了一个城里的知青女婿，原来这知青女婿，就是你呀！那就真是扎根农村了。”
熊鼎三还是那句老话：“我本来就是官店人嘛。”
我再一次看见熊鼎三的时候，是在八年之后了。1981年，我去竹园坝学校，看到他在这个学校，他说，儿子都三岁了，他从民办老师，转成了公办，他指着学校附近，百米开外的一栋新建的房屋，说：“那就是我的屋，今年才起的。”【2012年5月，我在城里的船儿岛散步的时候，见到了熊鼎三，他说，他已经退休两年了，现在，在城里买了住房，带着他的竹园坝的妻子，都下城来了。】
我没有话好说了，但是我的想法，和这熊鼎三却是大大的不同，我还是一门心思地想着要回城，不能在乡里弄上一根绳子给自己套着，即使她花容月貌，即使那杨队长的性教育，有时也让我想入非非，不能只顾眼前呀！我们知青的未来，还是要寄托在招工考学上。我下乡马上就满三年了，已经够资格报名了。
1973年8月，我在竹园公社报名，第一次投考“工农兵学员”，接着到官店区“检查身体”，区里的曹委员说：“我们的体检，是陆军标准。”我这高度近视，自然是没有份儿了。（详见第六章之《近视悲情》）
从区里垂头丧气地回来，管知青的公社副主任看着也可怜，给我安排了又一条路，对我说：“你这三年的表现，还是很好的，学没有考上，就回来教民办吧。”
1973年9月，我来到了公社的小学，作民办老师。还是生产队的人，那红星一队保管室的住屋，还留着让我锁上，按照公社的政策，这一队还得给我记一个劳力的工分。此外，学校每月给8元补助。
这学校，离公社社部不到一里路，学校的主建筑是一栋石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呈长条状，正中间是楼梯，两边各有两间教室，教室之间，是小房间，可作老师的办公室和寝室，这一排教室面前，就是操场，操场两边，又各建有一屋，一为厨房，一为厕所，也像是一个“撮箕口”的布局了。
学校6个年级，一级一班，学生大约200多，老师9名。
学校让我做四年级的班主任。这职务，开始，我作得实在是没有业绩，更坦白地说，是“搞砸了”，以至于期中考试后，学校开了一个全体老师会议，专题讨论，怎么来解决这四年级的问题。我怀着惭愧和内疚的心情，记录了老师们的发言，保存至今。这里抄录几段如下——
梅老师（教务主任）：
班上人多，纪律差，出事多，是事实，小孙初次搞这个事，主要是没有经验，值日打钟，把时间都搞迟了；还是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班上调皮的同学是少数。希望小孙要树立信心，不要灰心丧气，不要教书不育人，不要有畏难情绪，抓两头，整顿一至四个纪律差的，扶持一批表现好的，班上的工作就抓起来了；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去帮助小孙。
唐老师（资深班主任）：
大部分学生还是教好了的，是有几个没有抓好，所以班上习气搞坏了。
杨老师（校长）：
四年级是一个好搞的班，从劳动那么积极就可以看出来，就是有几个人没有注意。公社党委对小孙是信任的，小孙几年来劳动态度好，文化底子也厚，这一段时间比前一段又安心一点，还是希望要安下心来，认真其事地把这民办老师的事，当一个牛角去吹，不能走回头路啊！回生产队，是没有出路的。班上要千方百计地想方法调整。
梅老师：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班上摸一个底，好的、差的，心中有数，才能决定下一步。
黄老师（实习老师，后进入县电视台）：
小孙老师也是才搞，没有经验，开始没有抓好，学生的脾气就搞油了。
张老师（资深班主任，后调入县实验小学）：
任何班上都有几个调皮的，四年级也不例外，为什么当前有一些混乱？以前钟老师搞的时候，身不离教室，才搞好的，现在稍微一松，就混乱了，小孙老师有些时候自己也不注意，有一回，嘴里啃着包谷托去上课，还有一回，在教室里说了句脏话，这也给学生不好的影响。
我一边记录，一边在心里暗道侥幸，幸亏我的那班学生，考试的分数还没有太落后。
还有一个原因，同事们没有总结到，我自己心知肚明，我这个近视眼，有一个戴了眼镜、怕人笑话的心理，学生们的动作，我在讲台上是视而不见的，学生掌握了我的这个软肋，他在教室里还会循规蹈矩？
这次会议后，我知耻而后勇，要挽回自己的面子呀！我戴上眼镜，走进教室，按照老师们教的那一些办法，厉行“整顿”，两个星期后，学生们规矩了。杨校长表示认可了：“嗯，是在当个牛角吹了。”
这次会议，也使我受益匪浅。过了八年，我正式走上教师的工作岗位，那是时常想起和运用这些老师们的经验之谈的。
然而，这个“不安心”的心理，乃是我们下乡知青先天的痼疾，不是一次会议能够根除得了的。此时，三年前来竹园公社的4名知青，刘光南已是去随了父母，一个今年考上了学走了，王应强在10月，转到了县城附近的苗坪，他离开的时候，对我说：“你也转走吧。”我说：“这学校的事，走不开呀，等这学期混出头了，再说吧。”剩下我一个，连个走动的地方也没有了。星期天，学校的老师们都回家去了，偌大一个学校，就我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那空旷的操场上，望着对面山坡顶上依稀可见的官店街口发呆，虽然现在公社里看起来对我似乎还不错，但是，还有区里的那个“陆军标准”啊，唉，咱孙家祖宗早就说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那是势在必行的了。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