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生活的开始
进入师专我十七岁。记得普选时，一般人都是十八岁以上的公民，去参加人民代表的选举投票，而我还没有选举权，当然不用去投票了。
现在十七岁还是孩子，一般十八、九岁才高中毕业。我退休后，一直上课的，所谓“高四”的“复读班”，二十多岁的学生比比皆是。相比较之下，那时十七岁的我，在政治上，应该是早熟了。自己认为已经有了一些“经历”了。我想，能争取到上大学的机会，实在是万幸之幸了。自己不仅觉得很“幸运”，同时为能有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也十分的满足。在“师专”这个学校里，我认为像我一类的人大概很多，可能应该属于“降格录取”的一类吧！据我观察很多人不是不聪明，有的人甚至很有才。看看校园中的板报便可略见一斑，无论是插图、装潢，还是文章的内容、笔法都很别具一格，再看看中秋晚会、新年联欢，乐队、舞蹈的水平，不难看出是人才济济的一个群体。
五十四个外语科新生之中，真正“工人”家庭出身的只有两、三人，其中还有一人的父亲有历史问题，加入过‘国民党’；干部出身的有三人，最大的官阶是外贸部司长。其他成分的应该是四十九人。共青团员四人，这与附中正是相反的比例。我参加了两次“四清”，受其影响特爱用“四清”的观点看问题，用“四清”的语言说话。也就是按毛主席“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余下的49个人大多是小业主、资本家、地主出身，最好的顶多是“职员”或者“城市贫民”；更有甚者为数不少的都是“关、管、杀”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家庭，“军、政、警、宪、特”的后人。这难道不是一种奇特的讽刺吗？说老实话，这五十多人当中，真正纯洁得“没绽儿的”没有什么人。清白“历史”就是好人家了。“师范”的未来就是教师，为什么要把“灵魂工程师”、教育红色江山后代的重任交给这些“根儿”不正，“苗儿”不红的人呢？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降格录取就是“师范”，也许是“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一贯说法，对教师职业的鄙视所造成的吧！
从附中开始我养成了审慎的习惯，我不属于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一类人。“政治”我基本上是避之不及，能绕就绕，能躲即躲，到了“白”头发的时候，仍是不明白的事儿太多太多，以往只是在自己头脑中转来转去，今天在“敢”写在这里罢了。
与中学不一样，“师专”要求一律住校。虽然学校离家步行就要15分钟，座落在南横街西口，我也住校了。师范学校每个学生都有助学金，正是所谓“师范”管饭。当然，早自习、晚自习我都上，外语科又是新建科，管理工作抓得很紧，我也下定决心要努力学好英语，为将来的职业打下扎实的业务基础。
英语专业的课程在一年级分成五门：精读、泛读、口语、语音和语法。此外，作为师范生还修现代汉语和习作、政治经济学、教育、教育心理学、体育。整天住在学校里，这几门功课对我而言是很轻松的。精读老师是抗美援朝复员的翻译，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毕业的专业人士，泛读是科主任亲任。总之，师资配备是合理的，也不乏优秀的人才。我的英语发音很好，在附中我的启蒙老师何安娜，据说是中英混血儿，语音自然，纯正、标准。因此，我最注重的是“精读”，大一一学年分了三次班，一开始是三个班，考过期中考试以后，变成四个班，而期末考试之后又成了五个班。于是我便由三班到四班再到五班。我的学习成绩保持了优势，达到了一定水平。
一九六二年我在“师专”过得很平静。没有了别人的歧视，虽然我不愿意，也没有什么深交、知心，凭心而论，我可以伸直了“腰”，而且是自由地“独往独来”，自然自己也安静了下来，安心地读书了。我仍然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与同学相处也很平和，自觉地要求自己安分守己，为大家的事可以多出力，其他的事绝不多说少道。我负责全年级的生活问题：粮票、伙食、卫生、宿舍管理等等。生活在集体里，总之，为大家服务还是应该的，不知是谁指派的，我只是认为我不应当拒绝。
实际上，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仍然是“单纯军事观点”。因为我所想到的只不过是学好专业，为同学们服务之类。也许是天生的，就是想不起别的“事情”来。自己还是太幼稚、还在不断的“冒傻气”。根本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时代的步伐。可当时真的以为自己很努力、很严格的要求自己去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合格的大学生了。
二、“四清”——第一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言：“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和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林彪提出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共产党的领导，念念不忘社会主义道路。”即所谓“四个‘念念不忘’”。
以上是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作为小百姓、小人物的我，只记得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只是社会背景折射下的切身体会的星星点点。
1．学习毛主席著作方兴未艾
外语科的学生中只有两三个团员，很荣幸，从三班到四班，一直与我同班同宿舍的某同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班里没有成立团支部，四班只有十一二个同学，团员只此一人。
在写与不写“入团申请书”的问题上，我畏缩了，望而却步了。尽管，加入共青团几乎是能否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标志性举措，也应该是我努力的根本方向。为什么？我的幼稚和孤陋寡闻令人吃惊！这一切让自己认识到本人距离“共青团员”的标准还差得简直太遥远了，无论先天爹妈给的能力，还是后天自己的学习锻炼的结果，似乎要达到这样的标准都有点儿“遥不可及”。只有“脱胎换骨”“彻头彻尾”的改变才能达到其一二！时到当初，我手中还没有“备齐”毛泽东选集，我也不知道《为人民服务》出自哪一本，更不知道其“始末缘由”了。也许是“先天”不足，大脑的沟回里十分缺乏政治细胞，根本没意识到，除了学英语，学校没有设置的“毛选”，是一门不是课程的“必修”课程，更要“自觉、主动”地学！而且要天天学！这不是“少一根弦儿”是什么？活该是自己没有“见识”。
2．青山易改，秉性难移
退休后，我读了邸延生写的《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才清楚的明白为什么要分“大四清”和“小四清”。作为文科的大学生，两次四清我都参加了。咱不管两次“四清”在中央的、在北京前提的区别，它们只是我大学生活的两段经历，也是令人回味的成长过程。
我参加的第一次“四清”是在门头沟区，石楼公社，上岸大队。“小四清”是在生产队一级“清理账目、清理工分、清理财务、清理仓库”建立“贫下中农协会”。我理解，主要是针对农村干部，先解除他们的权利、职务，名曰：“上楼”。然后发动群众，背靠背揭发、查帐、清库；再让这些干部下楼“洗澡”，也就是让干部一次次地检查，所谓“洗温水澡”，这其中的“温度”就是斗争、批判的激烈程度，一次不行，再来。再次通不过第三次……大部分的干部由“四不清”洗澡“洗”干净了，再和贫下中农“结合”，重当“四清”的干部。实际，这就是“村一级、乡一级”农村干部的大洗牌，一次权利的再分配。“结合”的主要对象是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官归旧位。被整下去的“四不清”干部不多，只不过是调动一下工作，换换位置，实质上，我看基本是“换汤不换药”。“结合了”之后，再翻过来打击歪风邪气、打击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就是村子里的地富反坏，关管杀及其家属。这也正体现了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理论，自然这些“阶级敌人”相应地也“应该”天天存在。我记得“牛、鬼、蛇、神”这词儿应该出自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一句话，指的是二十年代，搞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时的地主老财、土豪劣绅。而此时便是“牛鬼蛇神”在解放后最早的出处了。
这次“四清”学生只是中途介入。“师专”和《北京晚报》的记者混合编队。当时晚报著名的《五色土》专栏的记者“钟秀”是我们的组长，我们叫她李大姐，此外还有挺有名气的胡明朗，他是李钟秀的助手。学生队员不介入实质性的问题。我们的任务只是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写贫下中农的“苦难史”和地主老财的“发家史”。协助成立贫下中农协会，选举“贫协”干部。也就是说，通过新的“洗牌”，生产大队除了大队长、党支部书记，增设了“贫协”主席的职位。
通过不足半年的时间，我第一次走出家庭，第一次走入农民的生活，通过与贫下中农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使我体会了人生百态，进一步明白了人情世故。因此，可以算作是我人生道路改变学生生活，融入社会的关键一步。“吃百家饭”就是见百家人的脸色，给了我一次机会，从而培养自己待人应变的能力；辩物识人的见识，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定韬光养晦、不出风头的生活习惯。参加“四清”可以说使我受益颇丰，一生受用不尽。
在当时，《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刚刚发行。“北京市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每周都有固定的政策学习时间，除了学习政策，还要学习毛选——“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学生队员还有“生活检讨会”时间，要求在生活检讨会上每个人不断的进行自我批评、批评，用张思德、白求恩的榜样，老愚公的精神鼓舞鞭策自己，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水平，履行“工作队员守则”。
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写一位叫杨德的老贫农的家史。总之，不论生活环境多么艰苦，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仍然负责生活，每半个月从分团领来现金、粮票，按年级花名册分到各个同学手中。到各个村、大队送钱、粮是一件很麻烦的工作。石楼公社在半山区，戒台寺、潭拓寺都属于这个范围。尤其在大雪封山、公路也封路的情况下，走在路上，前五百米、后五百米以致更远都杳无人迹。为了安全，我把装着几百斤粮票，近千元人民币的背包穿在大皮袄里面，戴上一个硕大的皮帽子让人认不出是男是女，手里还拿着一根大木棍，既是手杖、又是武器。顶着卷着雪花，呼呼叫的朔风，艰难前行。在前不着村后不着甸的荒天野地里，说不害怕是假的。即使没有“劫道”的，当时的“阶级斗争”也很激烈，“工作队员”的身份和“四不清”干部的矛盾也是很激烈的。不仅如此，很多墙上画着大白圈，说明还有狼出没。然而，鉴于以前的生活经历，我要求自己一定要坚持锻炼、咬牙也不能认输。真的“害怕”也不许自己说出来，真正地要“考验”锻炼自己一把。
我们住的房子，秋天是被水淹过的，当时的水漫过了炕，南屋，所以秋天也没干透，也就是说水漫到屋里一米多深，冬天的墙上挂着厚厚的一层白霜。由于人多睡不下，两间屋子，一间是可房间大小的一条大炕，只好在炕下迎着屋门用铺板搭了一个可以睡三个人的床铺。我负责生活，当然得管分配铺位，怎么好意思把自己排在可以烧火的“热炕”上？只能睡在下面的门板上。试想，晚上我们三人根本不敢脱衣服，和衣钻进被窝，床上铺的很薄，出门在外上面也不可能盖得足够暖和，把自己团成一团，还冻得瑟瑟发抖，常常是彻夜难眠……最恐怖的是没有厕所，越冷半夜越想上厕所，然而“厕所”还是我以“生活委员”的名义再三要求，女同学必须有厕所，老乡才用玉米秸好歹给遮挡一下，在房后围的一片空地上我们自己动手挖了一个大炕，玉米秸外面写上了一个“女”字，老乡说，没厕所多方便！大地里哪儿都可以当厕所。可二十来个女生没有厕所的日子怎么过？特别是城里人上厕所要用纸，“土咯叻”揩屁股是一定行不通的，更何况女人的例假垫扔得到处都是，很不“雅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也不现实。现在说起这种事儿，似乎很滑稽，但不能不说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生活问题……
所有工作队员一律要吃“派饭”，也就是要到社员家吃“百家饭”，且不要说吃什么东西，只是说工作队规定吃饭之前，要把社员家的水缸挑满水，这一条对我而言真是不容易，个子矮，扁担长，走起路来很不好保持平衡。尤其我是溜肩膀，扁担老是在肩膀上呆不住，步伐也调整不好，不是前面的水桶蹭着地面了，就是后面的水桶拐弯时碰到墙上了，要不然总是“共振”撒得一路都是水，到地方顶多还剩半桶。有的人家没有井绳，要直接用扁担从井里向上“摆”，弄不好水桶会掉到井里，要用扁担钩子再把水桶够上来可就要费老劲了……如此这般，可想而知要挑一缸水得要花费我多少功夫和“精力”了。可是无论如何，我也坚持做到、做好对工作队员所要求的一切。
来到农村，我有足够的“觉悟”认识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也有足够的自信使得自己顺利的通过这一关。不外乎不惜力、不怕苦，诚恳、认真，社员还是容易打交道的。
世界本身就存在着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原动力。矛盾也是不可回避的。
虽然，我刻意地回避矛盾冲突，人的性格如此，不经意间，我又惹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同学矛盾。
第二天，辅导员朱全俊就到上岸来了。朱老师找我谈话，他说我家史写得好，分团要成立一个宣传队。第一要把家史画成连环画，第二步要以文艺的形式到各个大队、各村演出……。朱老师对生活检讨会的事只字没提！他只是让我第二天到石门营报到，参加分团宣传队。朱老师是一个思想很细致的人，他是师专留校做专职政工工作的。他不提我也不问。显然，栾某人认为我无法“驾驭”，而我又“振振有辞”找不到什么拿得出的理由“批评”。“调离”自然是拔掉这“肉中刺”的最好办法，可以不显山、不露水，最重要的是我也会“无言以对”。这种处置方法显出了朱全俊处理问题的老辣与高明。天知道，在朱老师心中我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哪？第二天，我打起了铺盖卷儿，通通快快地到石门营报到去了。上岸同样也是我的一块“是非”之地！
3.公社的宣传队
到分团报道之后，见到了我们这个队的所有成员。总共四个人：中文系、外语系各两人。中文系的赵品超、闵乐夫都很会画，闵乐夫的工笔仕女很拿手，人也很秀气，实际是女气。大家经常拿他开玩笑。三十五年后，我又在一次学校请来的报告会上，见到了闵老先生，他在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正教授衔。常常上电视讲学生的青春期教育。我们那天碰巧在大门口遇到了，见面后一下子就认出了彼此，依然热情如故，俨然一点“专家”的架子也没有，还自嘲自己是“混口饭吃”。赵品超，书、画均佳，看问题敏锐，一针见血的表达有时让人接受不了。是一个能力很强，很干脆利落，“眼里不揉沙子”。外语系的林大文是个印尼归国华侨。年龄大，很世故。然而，人品不伤大雅，仍不失为一个善良的人。在四个人当中我的能力最差，论写比不过中文系的文思敏捷，出口成章；论画，从小胡涂乱抹，没拜过师，也没认真学过画。
反思引起同学矛盾这事，还应当“自我批评”，我认为自己还是言辞犀利了，也许是受了母亲的遗传，太明白了，太追求“完美”了。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是至理性的，人际关系之间，交往不能太明白了，“糊涂”是十分难得的。
我们四个人的小集体倒也和谐。只我一个女同胞，三个男生十分的“绅士”。画也画不了，写也写不成，我只是跟在一起“哄”。他们画好了草图，我给上最简单的颜色、要不然打下手，裁纸，提水，洗颜色碟，跑腿之类，说说笑笑倒也愉快。朱老师没有时间顾及到我，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我想明白了究竟是怎么一个子丑寅卯，自然是“难得糊涂”，一点儿也不“不明白”，还之以“装傻充愣”。既然明白不得，当然装傻充愣就是最好的生存方式了。
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吃派饭。所谓吃“百家饭”就是除了富农、地主家不派以外，从村子一头开始挨家挨户，每天吃一户，由于是分团所在地，我们又是有任务的“宣传队”，所以不参加劳动，吃饭时也不挑水。每天放下粮票、钱票按规定当面交清，不吃“鱼、肉、蛋”，不吃“请”就行了。
说到吃派饭当时能吃到红薯就是好饭。但吃红薯时绝对不许剥了皮吃，因为那样是“浪费”粮食，是搞“特殊化”，因此也有许多“有趣儿的事情”发生。不吃鱼肉蛋的意思不吃高水平、高质量的饭菜；不吃“请”，是不让人“请客”白吃不掏钱。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我处理问题十分小心，生怕别人说我吃不下“农家饭”。有一次到了一家，家中只有女主人的“亦工亦农”户，吃红薯、咸菜、玉米渣子粥，我饭量不大，吃红薯当然不剥皮，可女主人说不仅要剥皮，连头带尾的须子也不让吃了，人家说：“你都吃了，我拿什么喂猪？难道让猪吃好红薯，人吃皮儿、吃须子？”真是够诚恳的。但我不能“就坡儿下驴”，只能说你自己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工作队有纪律，我该怎么样就得怎么样。结果上工时，这女人在地里跟一块干活儿的妇女们把这事当笑话说。我说：“你笑话我也不在乎，但你要是反映我不吃皮儿，工作队说我违反了纪律怎么办？”他们说我“和猪争食”。实际上，我也明白这种“形而上学”十分可笑，有点“矫情”，要明白，那时的“纠往过正”才是最安全的，这是我从刘淑梅那儿总结出来的经验。
用榆皮面压饸酪，是最高级的“粗粮细做”的“高级饭”，如果面里再放上一点儿白菜作的氽儿拌面就更完美了。但是这种饭大概是十有九不遇。原因是工作队在村里不受欢迎。村干部是被整的对象更不欢迎，家境好的怕露富，不愿意接受“派饭”的活儿，真正的贫下中农又带有各种企图和目的。所以，“吃派饭”是一种工作的一个方面，借吃饭之机和人闲谈之便，了解、掌握一些信息，也是接近群众的一种方式。更何况，比如定成分时定的是贫下中农，只是一个结果。这又如何可以“一刀切”呢！演变成“贫下中农”的过程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例如，有可能一个真正的“贫农”的祖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地主”，父辈嗜赌如命，临近解放时败了家，连房子带地，以致连老婆都输光了，成了“赤贫”户。中国的老话就有“富不过三代”之说不是没有根据和道理的。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勇敢着称于世，“勤劳向上”是致富的根本途径，真正不凭“勤劳”就能发家致富了吗？儿子也许没有勤劳过，不是祖父就是曾祖父一定“勤劳”过！要不然，“馅饼”怎么会从天而降？相反“贫穷”也不可能是与生俱来，毫无缘由的。我不认为这是唯心的。假如，在土改当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赤贫”划为“贫农”是正常的。可谁家是可以保证“祖宗三代”全是“赤贫”呢？这难道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吗？社会正在无时不刻地发展变化着，“静止、不变”地看问题，只能说是唯心主义了。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要不然只能是“主观主义”而妨碍了“客观”地观察世界了。太可笑了，如此之多的“主义”、如此之多的哲学名词，正是我当年常常想“学以致用”的思考。有时候，我挺想把自己学过的经典理论，经常地“理论联系实际”，经常地“印证”一番。没准儿，现在的年轻人会很很不理解。为什么我会常常如此“理论联系实际”，难道是有神经病？还是“撑得难受”？说良心话，我总是在不停地企图要印证这样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否科学。这是我的心病。
无数次地，我读过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认真仔细地琢磨过，“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政治态度”这样的观点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也不一定如此吧！在抗日战争期间，那么多的仁人志士毁家纾难，那么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丢家舍业，以致抛头颅洒热血，历经八年之久，他们的经济基础又是怎样“决定”他们的政治态度呢？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不是“政治”态度？那“汉奸”是什么“态度”？我想，这是大是大非、大爱大恨。相形之下，打了土豪、分一点儿浮财的既得利益者说什么“好得很”或者“糟得很”，只能是一时一事的“对社会生活的”政治态度，无论如何，一概而论不得，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更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我不是哲学家，对老百姓而言，唯真、唯善、唯美更切实。谁也不敢一概而论“贫下中农”即是真善美的化身吧！他们的经济基础又怎么决定他们对“社教运动”、对工作队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不是他们的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政治态度”呢？
我们四人曾经到一个“贫协”主席家吃派饭。从理论上讲，工作队当然是贫协的后台，“贫协”的一切都有工作队撑腰，“贫协”的官儿也是工作队“封”的，这应该是“贫协”与“工作队”的密切关系。然而，这天我们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酸泔水味儿。门头沟家家都烧地炉子，炉子上坐着一口缺了一个三角口的破铁锅，很显然是在馇猪食，锅沿儿上有厚厚的一层黑兮兮的嘎巴，应该就是一锅猪食无疑！锅开着，正煮着白薯秧，咕嘟咕嘟地冒泡儿！散发出了一股股的泔水味儿。我们一般在进屋前就有分工，赵品超去与主人搭讪，我应和女主人聊天。说时迟那时快，女主人拿了半盆子棒子面，往锅里“乱”面，边做边说，“平时粮食不足，舍不得放这么多的粮食，今个儿工作队来，‘当家的’让多放粮食。”到这时我才明白，她在给我们做“特别优待餐”，赶忙说：“不用不用！”说话之间，棒子面在锅里还没变颜色，我还在用勺子搅锅，女主人就拿来了几个大蒜碗（头号大碗），也不管熟与不熟，就要给我们盛饭，林大文赶紧给我递眼色，大家一齐说，：“自己来。自己来！”闵乐夫手疾眼快，从橱子里拿来“小碗”递给我，我也赶紧每碗中一勺给盛上。同时用大碗给贫协主席盛上递到手里，大家七嘴八舌说“城里人饭量小，吃不了太多。大叔是劳力，多吃点才有力气！。”可是老汉拿着烟袋锅，坐在那儿不动，嘴里说“不吃”。女主人说她家人只吃点儿“稀”的就行了，冬天不干活茬儿，少吃点没关系。他们要等客人吃饱了，他们再吃。林大文是华侨，他没见过这阵仗，硬是吃得“眼圈儿都红”了，一出她家大门，林大文就恶心要吐了。但是，我们吃“饭”的时候，谁也没敢剩“饭”，每人碗里的“饭”都吃了下去！临走放下足够的钱、粮，主人也毫无愧色地收下。一出他家院子门儿，大家都朝我拱手为礼，说幸亏当时我手里拿着勺子！！在这里，谁说我们没有受到贫下中农的“教育”？贫协老主席连猪食都“舍不得”吃，却省着给我们。有的事为什么记忆得如此深刻，时过几十年还这么历历在目，清晰可辨也是不无原因的吧！
我们四人连续干了两周，夜里也弄到十一、二点。大家一起画了政策宣传画、老贫农家史；还编写了快板、宣传稿。内容挺丰富的。临近回城还有十几天，朱老师还没让我回上岸工作队的意思，又抽调我到各个村、居民点去宣传。可是，我不会表演怎么办？我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这回又豁出去了，我把“杨德家史”改写成“拉洋片”。小时候，在天桥看的拉洋片伸缩性很大，背不下来词儿，词儿写得不好也听不出来什么所以然，只要脸皮厚、不害臊就行，拿准了那特有的腔调：“唉——，看过了上篇，咱看下篇，这一篇说的是……哎——”再配上锣鼓点，真的效果还不错呢！
我想的是回上岸也没什么意思，想必栾某人也不欢迎。心里很烦，还不如“积极的”在宣传队里“折腾”一把，让朱老师也“不好措辞”，找不到什么“大茬儿”。就让“一切都尽在不言中”吧。果不然，我的拉洋片很受热捧。反映很好，成了每个村子里上演的必备节目，以致一场接一场，我的嗓子都由于劳累过度失音、说不出话来了。很快，半个月过去了，春节也到了，我参加的第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这样“胜利”完成任务了。
这次四清，我在各方面的收获都不小，感觉自己的视野开阔了许多，生活领域大大地拓展了。对生存环境有了更适应、更切实的理解。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