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入铁厂
1977年3月14日，春天的县城，却是一个阴冷的天气，这是我前往茅田的日子。
茅田距离县城35公里，那也是海拔千米的高山地带，有公路，我又一次踏上了下乡之路。上一次，是去作知青，这一次，是去作“工人”，集体所有制的工人，公社企业集体所有制的学徒工，时年27岁。
此后的一年里，我用贴身的汗水、锥心的痛悔，体验着这个身份的艰辛。
清早起来，我独自来到汽车站，想找到一个认识的货车司机，搭个便车，省去那1.5元一张的客车票，我在花坪食品所的时候，曾经认识了几个这里的货运车队的司机。在车站，碰到了郑姨爹的小儿子，算起来，我要称他为表弟，他家就在车站的附近，我跟他说：“我来找车，要上茅田去了，我先把行李弄到你家门口放着吧。”他说行，就推出了他家的自行车，那时，自行车也是稀罕之物，不是寻常百姓家所能拥有的，和我一起到我家。我搬出我的行李，就是我从花坪食品所带回来的那一只大篾筐，它高0.8米，长1米，宽0.7米，一个挎包、两床被褥、3套衣服、4双鞋子，一股脑儿，全部放进去了，把这大篾筐放到自行车的货架上，他推车，我扶筐，把这筐推着到他家的门口放着了，我就到汽车队里面去，找认识的司机，终于问着了一位朱师傅，他说今天到巴东去，我说：“顺便带我一程到茅田去吧。”他说可以，我就把我的大篾筐搬到了他的货车上，朱师傅说：“我回去吃饭，吃完饭就走。”我在那车上等着。
中午过后，货车开出县城，一路向东，在建巴公路上飞驰，阴沉的天空，笼罩着车前的远山，一个多钟头后，到达茅田，驶过一段小街，街头尽处，就看见公路右边，一排土墙房屋，中间一个大门，大门的一边，竖挂一块招牌，宋体黑字大书：茅田公社农机厂。
我说：“到了，我下车了。”
下了车，搬下我的大篾筐，放在公路边上，望着那汽车一溜烟地远去，我的心头，也和这高山的阴沉的天空一样茫然，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我走进大门，就看见了右边一间办公室，进到这办公室，一个大块头的中年人，门牙有一点暴出，问我：“你到我们厂里来作什么啊？”我说：“我是县劳动科这次招来的知青，分配到这农机厂，今天来报到了。”
那人站起来，和我握手：“欢迎啊，我听我们杨主任说，县里给我们厂分了一个人，就是你呀。”又自我介绍：“我姓侯，是这厂里的会计。”
他看着我空手一人的样子，又问：“你来报到，没有带铺盖行李？”我说：“带来了，在大门外的公路边上。”他说：“我帮你搬进来吧。”
他来到大门外边，看见了那只大篾筐，有一点吃惊：“这就是你的行李啊？”我说：“是呀。”
他帮着我，把大篾筐搬到了他的办公室，然后说：“我们厂的杨主任今天没有在，我也不知道上面会安排你作什么工作，你还是到公社里去问问吧。”
我说：“好。”我也正想着去找我那郑书记姨爹呢。
我走出农机厂的大门，一路问着，就到了公社的社部。在这陌生的社部，见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去找到办公室，那陌生的面孔问：“你是谁？来找哪个？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县里劳动科分配到公社农机厂的，来找郑书记。”那面孔还是冷冰冰地说道：“郑书记在城里开会。”我问：“今天会回来吗？”那人不耐烦了，说：“不知道，你等下午了再来看看吧。”
我出了这社部，在茅田的街上，转了一个来回。这街，是沿着公路两边形成的，在街的中点，往北边方向又伸出一条大路，走向小学和社部，整个布局，似一个“丁”字，一横是公路，有一里多的样子，东端起笔处就是农机厂，西端收笔处是汽车站、卫生院，一竖的终端是社部，与公路有两、三百米的距离。
顺着这一横的公路，回到了厂里，厂里食堂正开饭了，侯会计说：“吃饭吧。”带着我进了食堂，给我打了一碗饭。
我端起那碗，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只见枯黄的包谷面面上，铺着一层惨白的炒萝卜片片，萝卜片片之间，夹杂着几丝丝青不青、绿不绿的蒜叶，我找到厨房里的热水瓶，朝碗里倒开水，那水面竟然看不见油花浮上来，我把碗中搅拌成稀粥，咕咕咙咙地灌下喉去。
侯会计在旁边看见了，说：“我们这食堂的伙食，就是这样的了，你还吃得消吧？”我忍住胃里翻腾着的酸气，说：“我吃得消。”
吃过这饭，我想见到我那郑书记姨爹的心情，更加迫切了，于是，又往公社社部走去。
那办公室的陌生面孔说：“郑书记还没有回来，管社办企业的姚书记回来了，你去找他吧。”
我找到姚书记，天就要黑了，他说：“郑书记给我讲过了，说你要来，今天晚上，就在公社里睡吧，明天我再送你到农机厂去。”他在公社的客房里，给我找了个铺位。
夜深了，我躺在这个铺位上，翻来覆去，外面下雨了，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我心中隐隐觉得有些不妙，这一步棋，只怕是走错了，这公社的铺位，只怕是再也睡不着了。
天亮了，我起来，去找到姚书记，他说：“郑书记还是没有回来，我们吃了早餐，就送你到厂里去吧。”他带着我，在公社的食堂，我买了张餐票，喝了一碗大米稀饭，吃了两个白面馒头，姚书记就带着我，走出了公社的大门。
此后一年间，我没有进过这公社社部，一直到离开茅田，来办理户口转移手续时，我才再次走进这大门。
到了厂里，杨主任还没有回来，姚书记对侯会计说：“先找个地方，把小孙安顿下来。”
侯会计领着姚书记和我，上了一栋两层房屋的二楼，指着一排排铺位，对姚书记说：“你看，我们厂里的宿舍，都挤得满满的了。”姚书记说：“再找找。”侯会计的眼睛望向了天花板，指着一架木梯说：“那上边还有一个小阁楼，还可以开个铺。”姚书记对侯会计说：“你去找铺板和板凳，给小孙开铺。”
我去找了一把扫帚，爬上那阁楼，打扫一番，然后，侯会计帮着我，把铺板、板凳，还有我的大篾筐，都搬上了这“三楼”，姚书记看着我，从大篾筐里取出被褥，开好了铺，说：“等明天杨主任回来，给你安排生产，今天，你就休息吧。”
说完这话，姚书记就走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和姚书记说上话了。
我坐在新开的铺上，望着头顶上一尺远的瓦片，那瓦片之中，一匹玻璃的亮瓦，映出瓦外的一块灰蒙蒙的天空，点点的雨滴，打在那亮瓦上，发出嗒嗒的声音，旁边的厂房里，传来柴油机开动的轰轰声和打铁的叮当声，想着我刚才在厂房里看到的，那一排熊熊冒火的打铁炉，那炉边师傅手中的小锤、徒弟挥舞着的大锤，我的心里，一阵阵抽筋，这难道就是我在知青时候，朝思暮想的工人生涯吗？
次日早晨，我进了食堂，又是一惊：这厂里的早餐竟然还是包谷面饭加萝卜片！我想起昨天公社食堂里的白馒头、米稀饭，这真是冰火两重天了。侯会计在食堂里说：“公社通知，上午要我们全体到学校去开大会，听郑书记传达省农业会议精神。”我随着这一支工人队伍，在学校的操场上，远远地看着闪亮登台的郑书记姨爹，却无法走近他的身边，更不用说去和他讲点什么话了。大会一完，眼巴巴地看着他就被一群公社干部簇拥着走了，我随着我的工人队伍，打道回厂。
中午，杨主任回来了，他是一个中等、壮实的中年汉子，就给我“安排生产”，他说：“我们要翻修厂房，备料，烧石灰，我们已经安排了两个人，现在你来了，就加入他们的烧石灰班子，今天，开始运粉煤，作煤球。”
吃过那一碗包谷面面萝卜片片的中饭，3月16日下午1点，我在茅田农机厂“上班”的日子开始了！
那两个“石灰班子”的人，一老一少，我见了他们，互相自我介绍，老的说：“我姓曹。”看他的样子，是五十多岁了，少的说：“我叫骆先秋，是骆驼的那个骆。”我问他多大了，他说：“二十了。”我就和他们一起运粉煤，把厂房里那些打铁炉边的粉煤，一担一担地挑到一间很大的空厂房里来，一直挑，一直挑到5点下班，。挑煤的时候，小骆问我：“你是城里人，又是知识青年，有文化，怎么到我们这个铁业社里来了？你看我们这，多苦啊！”
第二天，往粉煤里掺土，加水，然后，用宽片薅锄翻搅。
第三天，做煤球，这煤球是用来烧石灰的，做得大，尽自己的手掌和气力，能搓多大就多大，我做出来的，直径5寸大小。
第四天，搓煤球。
第五天，搓煤球。
第六天，找、拖石头。烧石灰要用石灰石为原料，厂里不是拿钱去买炸药开山取石，而是白手起家，空手套狼，叫我们这个石灰班子的人，拖着板车，沿着公路，在路两边漫山遍野地去寻找，找满一车，就拖回厂里来。然后再出去找，如此，一车又一车，一车又一车。
第七天，找、拖石头，
第八天，找、拖石头，
第九天，找、拖石头，
搓着煤球，我心中搓着悔恨。
拖着石头，我脚下拖着绝望。
是我自己全力以赴，把自己送到如此艰苦卓绝的境况中的呀！
我如同一个赌徒，而且是一个多么失败的赌徒啊！在这一场命运的赌博中，我把全部的赌注都押在那书记姨爹的一句许诺中的幻影上，为了这个幻影，一下子推出了自己的全部的筹码，而输光了我已经得到的果实。
在我轻易地离开的那个地方，有赏识我工作能力的公社领导，有尊敬我“同志”身份的乡村农民，有国营食品的单位背景，有优裕便利的生活环境，还有缕缕情谊的“选青”小叶，为了获得这一个“粮食供应”的本本，我抛弃了这一切！这一切都被我输得一干二净、付诸东流了，当我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挽救了。
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公社，除了那个当书记的姨爹，所有的人都是生疏而冷漠的，我在熟悉的往来、热情的接待中生活了一年，这扑面而来的生疏冷漠，就更加是凉透心扉。
而当我在这社办的集体的农机厂也就是铁业社，体验了这么多天的现实生活之后，我就真切地知道了：我所面临的，是一场多么沉重而凄惨的艰辛，是一次多么严峻而残酷的考验。
首先，是劳动强度的繁重，规定为8小时，严格地看着时钟，上午8点开工，12点吃饭，下午1点又上工，5点下班，绝不允许浪费和偷懒一分钟，脚不能停，手不能住。我作的工，全是力气活，一天做下来，就知道“浑身骨头都散架了”是什么滋味了。
其次，是工资报酬的菲薄，我这个徒工，一月工资定为18元，一个月按照26个工日计算，一个工日大约0.7元，如果做不满26个工日，就要扣钱。
第三，是伙食饭菜的粗糙，食堂里一天三顿，老是包谷面面加萝卜片片，不时会现出一颗沙子，完全没有猪油，有时有几粒菜油星子，我来了这么多日子，没有吃过一回肉，只喝了两次黄豆合渣。这样的伙食，一天要0.5元。
面对这些，我是多么怀念我离开的那个食品所啊。那里更多地使用着我的头脑，工资多了一倍，食堂里是大米饭、炒肉片，不吃黄连，不知蜜甜，失去了才知道珍贵，以前，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人心不足蛇吞象，老是想着要“正式”，唉，眼前的这“正式工”的日子，能和那时的“零工”比吗？那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呀。
我的那个书记姨爹，你的许诺在哪儿呢？
二 杂工生涯
我终于见着了我那书记姨爹。
4月18日下午，我和小骆，一人拉着一架板车，又出去找石灰石了。厂里的石灰窑，已经烧出了一窑石灰，要准备烧第二窑了。这一日，我们决定沿着那条走向公社社部的大路去找，就在那丁字三岔路口，我看见了他，他正朝公社那个方向走着。
因为有厂里的工人在旁边，我直呼他的官衔：“郑书记……”转念一想，觉得还是要强调一下亲戚关系，又接着喊：“姨……”
但是，下面的“爹”字没有能够说出来，他以关怀的口吻拦住了我的话头：“这一个月怎么样啊？”
我不无怨意地说：“您看我在作什么吧，又还能怎么样呢？”
他看着我，手握车把，足蹬草鞋，头发蓬乱，浑身泥污，大约也觉得是惨不忍睹，主动地提起了那个话题：“我已经跟劳动科说了，要他们给我想个办法，劳动科说，你先用着吧，我又跟他们说，你不给我一个手续，我怎么用啊？”
这就透出了一点无奈来了，原来他这个公社书记，在劳动科的“手续”、国家的人事制度面前，也是不能为所欲为的。
我也理解他的难处：“我知道，我是集体所有制的工人，公社用的人，都是干部，我不是干部身份，您没有办法用。”
他说：“你懂得这一点就好，你先安心地搞着，表现好一点，我给你想办法，以后，社办企业，省里会给干部指标的。”
我心中哀叹：天哪，从集体所有制的徒工，到国家干部，这中间的距离，有多么的遥远，就凭我这天天作煤球、拉板车，能逾越这道天堑？
我不能说出这失望来，我只能说：“那就全靠着您了……”是我妈妈、我自己，死乞白赖、请着求着，把我送到他的手上，落到这步田地的，事到如今，我也只能是按照着他指示的方向，走一步算一步了。
说着话，社部就到了，望着这书记姨爹走进大门的背影，我想起了花坪公社的大门。我停住脚步，浑身虚脱，百感交集，悲从中来。我来这里时候，曾经妄想：既然我在花坪，能以零工的身份走进公社，获得好评，那在这里，还有个书记姨爹罩着，只要有一个机会，我就可以创造出同样的声誉。我想错了，我忽视了食品所与铁业社的单位体制、经济背景的巨大差别，我在这里，一个铁业社的徒工，连走进这个公社大门的资格都没有！现在才明白这一点，已经是太晚了！
小骆从身后跟上来，问：“你跟郑书记熟啊，讲了这么一路？”
我回过神来，答道：“在城里，我们是同一条街。”
我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咬紧牙关，拉着板车，从公社的大门前面走过。
其实，这“表现好”，完全用不着书记姨爹来嘱咐，在这个铁业社的严格的管理制度下，钟点一到，就必须得上工，杨主任安排作什么，就作什么，一上工，就不可能偷懒，这么手脚不住地做下来，没有表现不好的道理。
又找了两天石头，烧出了一窑石灰，杨主任说：“你们石灰班子的任务完成了，下一步，你们去挖基脚。”
我奋力举起了挖锄，一下一下地砸向坚实的土里，杨主任、侯会计在旁边看了，交口地赞道：“小孙做事踏实，不怕吃苦，又有文化，放得下架子，和我们这些大老粗打成了一片。”杨主任又给我安排前途说：“好好干，等我们的厂房翻修好了，我教你开、修柴油机，当动力工。”
我这表现，也得到了厂里师傅们的认可。
4月24日晚上，全厂工人开大会，会议的议程有二：一是评议徒工级别，二是公布这两个月的“工分”。
我就是被评议的徒工之一，师傅们发言的口径，和杨主任、侯会计的说法一致，都是“踏实”、“吃得苦”、“放得下架子”，一位当副主任的李师傅还进了一步，说：“徒工搞事，都要像小孙那样搞。”他们提议，让我的月工资提升两级，定成24元，这在农机厂，算是史无前例的奖赏了，历来惯例。徒工第一年18元，第二年21元，第三年24元，小骆说：“我来了三年，才升到24，你一个半月就相当我三年呢。”
接下来，侯会计宣读工人们的“工分”，念到我的名下，是296分。这真是一个黑色的幽默，我不惜一切代价地逃离了生产队，却还是没有能逃脱“工分”。
这农机厂，独创了工农结合的工分工资制度。按时上班8小时，定级别，定工资数额，按月发钱，这是工厂性质；劳动1小时，记一个“工分”，没有“假期”和“请假”的概念，有病、有事，不能上工了，就没有工分了，又是农村风味了；8个工分折合1个工日，一个月作满26个工日，发全额工资，多做一日，多发一日，少作一日，扣发一日，这就是厂里的创意了。这正是把城乡两种劳动计酬方法，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完善统一了，既给予了劳动者金钱的利益，刺激了他们的积极性，又保证了劳动者的时效，防止了他们的偷懒，更铁面彻底地实施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原则，在政治经济学上，实在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发明。
奇怪的是，这厂里的两名主任、一名会计、一名总务兼出纳却不受这“工分”的约束，他们是拿固定工资的，也不参加车间生产，工人们好像也不眼红。
三天后，发工资了。师傅们那升我两级的提议，在领导那里没有能够通过，杨主任对我说：“你才来一个半月，就升上24元，真是抵别人三年了，太快了一点，还是只长一级吧，大家心里平衡一些，你没有意见吧？”我一迭连声地说：“没有，没有意见，不就是三块钱嘛。”杨主任又说：“我们也给你一点补偿，这两个月，就照21元的级别来算了。”我又是一迭连声地说：“感谢、感谢领导的信任啊。”就去领钱了，我到厂里40天，有3天在下雨，野外不能做事，做了37个工日，296分，折合工资29.52元。
此后半月，继续挖基础，基础挖完了，就做搬运的杂工了，例如：厂里来了一汽车煤炭，小山一样堆在场坝上，我一挑一挑、愚公移山一样地把它们挑到打铁车间的炉边，移完一座煤山，也就是两个工日过去了。
满两个月的那天晚上，我写了一首《到厂两月抒怀》的五言诗。
“到厂两月整，我心如冰冷，八时勤劳作，分秒不可省。拉车与挖土，衣裤泥纵横；扫地与运煤，脸腮灰层层。计薪菲且薄，一时一角正，萝卜包谷饭，食肉更不能。日日为杂工，夜夜悲无成，山穷复水尽，何时见花明？”
三 红炉学徒
接着，我就看见花了，是大锤砸在烧红的铁块上，飞溅而出的火花。杨主任让我上了“红炉”。
“红炉”是师傅们对自己的打铁炉的称呼，这厂开始叫铁业社，是几个铁匠师傅的组合，后来，添了一台柴油机、一部机床，就改称大名“农机厂”了，主要还是靠红炉车间打铁来维持生计。
这是一个高山夏雨的日子的早晨，杨主任对我说：“你去王师傅的红炉上，帮锤吧。”这就具有铁匠学徒的性质了，他已经忘记了“动力工”的话儿。
耳畔响着柴油机的轰鸣、铁锤的叮当、屋檐水的滴答，还有不时从窗外的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的喇叭的呼啸，从窗口里望出去，雨后的山坡上，青翠欲滴，按时间算，5月应该是夏天了，高山春迟，山头还是烂漫的春色，梨花帯雨，柳叶拂风，青山缭绕着一朵一朵的白色云雾，与灰蒙蒙的天空连在一起。
我进了红炉车间，这车间有两间教室大小，沿着四周的石墙，是10座打铁炉灶，长边3座，短边2座，炉灶的两边，是风箱和铁砧。
王师傅拿出一张羊皮围腰，递给了我，说：“这是我们铁匠的行头，你文化人，没有系过吧？”我笑笑，竭力用轻松的语调说：“今天不就系上了。”
系上羊皮围腰，我的炉前徒工的日子，就此开始。
这一部红炉，由师徒两人操作。徒弟拉风箱，师傅看火候，等铁块烧红了，师傅左手持铁钳，夹出铁块，放在铁砧上，右手举起小锤，此时，徒弟得赶快离开风箱，来到铁砧旁边，拿起大锤，和师傅一起捶打这烧红的铁块，这就叫“帮锤”。
王师傅教导我说：“帮锤，不光是手上要有一把力气，要甩得起八磅大锤，还讲究一个眼疾手快，我的小锤打到哪儿，你的的大锤就得跟到那儿砸下去，又要准，又要快，不然，铁块就冷了。”
我心中暗暗叫苦，我这近视眼，从来就不疾的，手也不快。我的大锤，怎么也跟不上他的小锤的节奏。
王师傅看着我这盲人瞎马、笨手笨脚的样子，终于看出来了：“你的眼睛不好？”
我说：“我是近视眼。”
王师傅叹了一口气：“你眼睛不行，怎么能够学铁匠呢？”
我也在心里叹气：“是啊，我怎么就、就来这里学铁匠了呢？”
王师傅问：“那你有眼镜没有？”
我说：“有。”
王师傅说：“那你去把眼镜找了戴上，”又安慰我：“你莫怕，这里没有人笑话你。”
我回宿舍，找出眼镜戴上，终于看清那砧上的铁块了，跟得上王师傅的小锤了。
我系着羊皮围腰，戴着眼镜，满脸灰尘，一手黑烟，在这王师傅的炉前，穿过来，又绕过去，那真是这车间的独特风景，我想起劳动科那女胡科长说过的话：“笑话！没见过戴眼镜当工人的。”
小骆说：“我只见过老师傅戴老花镜点小锤的，从来没有见过小徒弟戴眼镜打大锤的。”大伙儿看了几天，也就习惯了。
我只跟了王师傅两个月，打铁的技术自然是学不会的，只学会了淬火。
淬火，就是把打成的刀具烧红，取出，放进冷水中，让急剧下降的温度，增加刀刃部所夹钢片的硬度，讲究“火候”，放早了，钢片硬度过大，刀刃容易脆裂，放迟了，钢片硬度不够，刀刃就不锋利。我看着王师傅淬火，自己试了十几次，居然就审准了这个分寸，夹出烧得通红的刀具，看着那红色在空气中隐隐变淡，到了我认为合适的时刻，这全凭一种近于灵感的直觉，迅速投入水中，发出“滋”的一声，这火就淬成功了。
王师傅说：“小孙到底是读过书，聪明，一个月，就学会了淬火。”杨主任在旁边看了也说：“小孙是个人才。”
我这个“人才”，此后两个月，还干过其他工种，在铸工车间，铸造铁锅，用小锤、钢钻清理铸件上的铁砂；在钳工车间，加工螺丝、螺母，用“搬锥”搬出内外的螺纹。没有做过的，只有两项：开车床、开柴油机，它们是这农机厂的尖端、高级设备，由专人开动，像我这样的徒工，是摸都摸不上一下的。后来，我在师专，和一个在机械厂做过的同学回忆往事，我说：“我也在农机厂干过的。”他问：“你会开车床吗？会开柴油机吗？”我说：“不会。”他说：“那你在农机厂就是白呆了。”
四 代理总务
柴油机还是那么轰隆轰隆，红炉车间还是那么叮当叮当，工人们都在辛勤地上班，此刻，我坐在了总务室的办公桌上。
1977年8月17日，我这个“人才”，被派上了一个新的用途。这厂里的唯一的女性工人、就是那名总务兼出纳，要生孩子了，杨主任对我说：“你来代着搞两个月总务，另外，还到食堂去帮一把手。”没有说要我也兼出纳的事儿，而是要我兼半个炊事员。
到食堂去作帮手，也不是轻松的活儿，早晨4点半，我起床，到厨房的炉灶上，除煤灰，加煤炭；外边天亮了，去挑水，水井就在大门的对面山脚下，5担，把石缸灌满；帮着炊事员做饭做菜：蒸包谷饭，洗萝卜、切片片，有时是推小磨、煮合渣。
开罢了早餐，工人们上班了，我就可以坐在这办公桌上，算账兼休息。
食堂的帐，简单至极，这是因为食堂的经营品种简单的缘故，一天的收入支出，不到半小时，就计算完毕。
我翻开了日记本，写下我的反省——
来到这小小的山乡铁工厂，就要到半年了。
从下乡的那一天开始，我在那高远的深山密林，辛勤耕耘，便憧憬着从乡下“招工”“抽回来”的日子，为此目标，全力求索，当那一天到了的时候，我的生活，就会充满了阳光。
今天，我已经是拿到了国家供应粮食的户口，做成了工人，然而，这个我多年希冀的日子，带给我的，却是前所未有的艰难与失望。
我用我所能想到的求告门路和钻营手段，使自己加入了这样一个以繁重的体力、微薄的报酬、粗糙的饭食、拥挤的住宿为生活的全部内容的无产者的劳动大军，半年前，我全力以赴地奔向了这个命运的陷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那隐隐的预感和丝丝的理智，都没有战胜那对“招工”的执着和对“粮本”的迷恋，我终于被引诱着，一步一步走向了深渊。
在这公社坐第一遍交椅的书记姨爹，他的许诺，好比是一张难于兑现的支票，他没有宣布作废，而是不确定的延期：“先搞一段时间。”
是什么原因，让这位说一不二的地方诸侯放了空炮呢？
我所能清楚地认识到的一点是：半年前，我和我的爸妈，对这位书记的权力范围、对集体所有制工人的地位性质，知道的是太少了一点。
现在来说这些，已经是太晚了！幻灭和悔恨，充塞着我的心胸。
一棵树，追求成为栋梁，没有成功，它仍然是一棵树，但是，如果人们把它做成了它所不情愿的器具，它就丧失了树的性质，再成为它所希望的东西，就难了，这就叫“木已成舟”，我已经是成“舟”了，我还能变回去吗？
报纸上已经宣布了文革结束，种种迹象表明，国家的施政方略、人们的价值观念，将会发生重大的转折，一个提升知识与文化地位的变革时代，呼之欲出，我能不能得到这个时代的雨露滋润呢？
写到此处，10点到了，我得去食堂帮厨了。
在这办公桌上，是不能久坐的，杨主任会时不时地安排我，去做一些杂工之事，例如：“那边，在拆旧屋，你去帮着传一下瓦。”或者：“那边，起屋还差沙，你去拖两车来。”还有：“场坝上来了一车煤炭，你也去帮着下。”更有甚者：“今天，炊事员请假了，你就代一天吧。”这就不是帮厨，而是要一整天在厨房忙活了。
杨主任也安排我，做了一件发挥特长的事。
新的厂房建成了，外面的墙上，用石灰粉刷得雪白，这堵墙面对公路，杨主任问我说：“这墙上写一条标语就好看了，你会在墙上写大字吗？”我说：“会呀。”杨主任说：“好哇，你就给我去写：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我去木工房，请师父做了一把1.5米的长尺，买来铅笔、排笔、红色油漆，在这白墙上忙乎开来，打格子、勾轮廓、描边框，三天后，一幅红边、空心、白底的黑体又带花体风格的美术字标语，就出现在那白墙上，杨主任看了，很高兴，说：“这字写得好看，小孙真是一个人才。”
十月金秋的太阳照耀着青色的群山，天空是碧蓝的，公路对面山坡上的包谷一片金黄，等待着人们去收获，这是令人心胸愉快的天气，公路边上的那台碎石机发出的吼声，与厂里的柴油机声、打铁声交相回应，这噪音，是有一点大煞风景了。我这总务室的窗口，正对着那怒气冲冲的庞然大物，在这震天动地的机械声中，我计算着9月份的食堂账目，算着算着，我想起了昨天在供销社加工厂买肉的情景。
昨天吃过早饭后，杨主任说：“食堂里这么久没有弄过肉吃了，你到供销社的加工厂去，把我们这个月的供应肉买回来。”我就到那加工厂，就是原来的食品所，此时，各公社的食品所，又重新归属于供销社了。
一走进那大门，就闻到一股猪肉夹杂着猪粪的气味，听到一阵阵猪的嚎叫，看到在办公室等着买肉的人们，这是多么熟悉的场面啊，我的心头不由有些酸楚。
那坐在办公桌上批条子的同志抬起头来，见了我，露出来热情的笑容：“啊，孙同志来了，真是稀客呀！”这个人竟然认识我，他去年在花坪食品所参加过食品工作会议的。我满脸的不好意思：“现在不是同志了……”他问：“那你作什么来了？”我说：“我招工到了这个公社的农机厂，现在干总务，今天是来买我们厂里的供应肉的。”这个人听到“农机厂”三个字，脸上的笑容就一下子散去，换上了公事公办的口吻：“喔，铁业社的供应啊，我查查，看是多少。”他翻开桌上的一本册子，说：“铁业社总共33人，一个月1斤，就是33斤了。”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批条，递给了我，我接过，看见上面写道：“门市部，供应铁业社鲜肉33斤。”我在食品所的时候，也写过这样的条子呢，出了食品所，才知道，这肉是多么的金贵，多么的难买。
我用厂里的板车，把这肉拉回到厂里的食堂，问杨主任怎么弄，主任说：“分成33碗，做蒸肉，吃回肉不容易，要分均匀。”我和炊事员两个，把这33斤鲜肉洗净，进行“分”的操作：分开肉、骨，剁切成砣，分别称出肉、骨的重量，除以33，得出每碗应该装多少两肉、骨，按照这个两数，用秤称出来，一一装到碗里，分装完毕，上蒸笼。
晚饭了，我吃着自己的这一碗肉，它的价格，是0.7元，我计算的，一斤肉0.64元，加上炊事费6分，我今天的工资，就这么一砣一砣地吞进了肚里。
吃着这肉，我冒出了四句打油诗：
“昔日卖肉人求我，今日买肉叹息多。
一天工资一碗肉，肉兮肉兮奈若何？”
在碎石机、柴油机、大小锤的交响乐声中，我算完了账目，就忧虑起自己的前途来，两个月的时间快到了，那女总务快要满月了，我这“代理”的位子就要坐不住了，那时，我何去何从？
天可怜见，此后数日，恢复高考的消息来了！命运转折的契机，从天而降，我恢复成为了一棵树。
半年后的1978年4月8日，我怀揣着“华中师范学院恩施分院”的录取通知书，和那只大篾筐一起，回到了县城我的家。
走过街口，看见了熟识的街坊，我这才第一次扬起头来说：“马伯，我回来了。”
走进家门，看见了牵挂的家人，我终于能够满怀欣喜地说：“妈妈，我考取了！”
妈妈捧着那通知书感叹：“8年，才弄到它啊，就好比是八年抗战哪！”
我想起了下乡头一年的家庭会议，知青办要我去官店，爸爸说投花坪，妈妈说找郑书记姨爹到茅田，八年里，这三个地方，我都去过了，那个会，真是个神哪！
我来到广润河边，抬眼东望，烟墩山还是和八年前一样地矗立，俯瞰着我故乡的小城，我的八年的青春，就是好像“烟”一样地“墩”在那三处遥远的高“山”了。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