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大灾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当然,这顿壮行的饭,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可能是一顿美味佳肴;同时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也不见得多么可观。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这饭就是放到今天,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店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说: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说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县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性的问题也不会匮乏。

还有一个问题,当我顺着枯燥泛出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发现五十年后我朋友把他交给我的任务的重要性,人为地夸大了。吃完豆芽和猪蹄,他是用一种上校的口气,来说明一九四二年的。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

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

死了三百万。他严肃地看着我。我心里也有些发毛。但当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不禁哑然失笑。三百万人是不错,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无非是小事一桩。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邱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五十年之后,我们知道当年有邱吉尔、甘地、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当时中国国内形势,国民党、共产党、日军、美国人、英国人、东南亚战场、国内正面战场、陕甘宁边区,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如一盆杂拌粥相互搅和,摆在国家最高元首蒋介石委员长的桌前。别说是委员长,换任何一个人,处在那样的位置,三百万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三百万是三百万人自己的事。所以,朋友交给我的任务是小节而不是大局,是芝麻而不是西瓜。当时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宫、唐宁街十号、克里姆林宫、希特勒的地下掩体指挥部、日本东京,中国最重要的部分是重庆黄山官邸。这些富丽堂皇地方中的衣着干净、可以喝咖啡洗热水澡的少数人,将注定要决定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但这些世界的轴心我将远离,我要蓬头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饿殍的河南灾区。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我从一九四二年起,就注定是这些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最后一个问题是,朋友在为我壮行时,花钱买了两只猪蹄,匆忙之中,他竟忘记拔下盘中猪蹄的蹄甲;我吃了带蹄甲的猪蹄,就匆匆上路;可见双方是多么大意。

第二章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一九六○年。老人家性情温和,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着一位乡村医生,现在姥娘身体很好,记忆力健全,我母亲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当我们被这样的人统治着时,我们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后怕吗?但姥娘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我的激动和愤怒平淡起来,露出自嘲的微笑。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后我提起了蝗虫。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后,发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虫。这一特定的标志,勾起了姥娘并没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她马上说:

“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

我说:“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

她点着头:“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我问:“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我问:“没死的呢?”

姥娘:“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

“姥娘,你呢?”

姥娘:“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我:“那年旱得厉害吗?”

姥娘比着:“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

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到一九四二年,他马上说:“四二年大旱!”

我:“旱成甚样?”

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

我:“饿死人了吗?”

他点头:“饿死几十口。”

我:“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他瞪着我:“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地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我明白了。我问:“你当时有多大?”

他眨眨眼:“也就十五六岁吧。”

我:“当时你干什么去了?”

他:“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便认我姥娘为干娘。俺姥娘说,一到吃饭时候,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交给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裤腰里。一九四九年以后,主子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让枪毙了;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图个啥呢?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与范家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亲眼见俺姥娘拿一块月饼,像过去的东家对她一样,大度地将月饼赏给叫“娘”的范克俭舅舅。范克俭舅舅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与范克俭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棵槐树,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一九四二年。一开始范克俭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不该提一九四九年以后实行的公元制,便说是民国三十一年。谁知不提民国三十一年还好些,一提民国三十一年范克俭舅舅暴跳如雷:“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

我吃惊:“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范克俭舅舅:“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我不明白:“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

范克俭舅舅:“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吗?”

我答:“是呀,是大旱!”

范克俭舅舅:“大旱后起蚂蚱!”

我:“是起了蚂蚱!”

范克俭舅舅:“饿死许多人!”

我:“是饿死许多人!”

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刀、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我为穷人辩护:“他们也是饿得没办法!”

范克俭舅舅:“饿得没办法,也不能抢明火呀!”

我点头:“抢明火也不对。后来呢?”

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麻秆浸着油。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其他就作鸟兽散!”

“唔。”

是这样。大旱。大饥。饿死人。盗贼蜂起。

与范克俭舅舅分手,我又与县政协委员、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坐在一起。这是一个高大的、衰败的、患有不住摆头症的老头。虽然是县政协委员,但衣服破旧,上衣前襟上到处是饭点和一片一片的油渍。虽是四合院,但房子破旧,瓦檐上长满了枯黄的杂草。还没问一九四二年,他对他目前的境况发了一通牢骚。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牢骚多么有理,因为他的鼎盛时期,是一九四九年之前当县书记的时候。不过那时的县书记,不能等同于现在的县委书记,现在的县委书记是全县上百万人的父母官,那时的县书记只是县长的一个笔录,何况那时全县仅二十多万人。不过当我问起一九四二年,他马上不发牢骚了,立即回到了年轻力壮的鼎盛时期,眼里发出光彩,头竟然也不摇了。说:

“那时方圆几个县,我是最年轻的书记,仅仅十八岁!”

我点头。说:“韩老,据说一九四二年大旱很厉害?”

他坚持不摇头说:“是的,当时有一场常香玉的赈灾义演,就是我主持的。”

我点头。对他佩服。因为在一九九一年,中国南方发水灾,我从电视上见过赈灾义演。我总觉得把那么多鱼龙混杂的演艺人集合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想到当年的赈灾义演,竟是他主持的。接着老人家开始叙述当时的义演盛况及他的种种临时抱佛脚的解决办法。边说边发出爽朗开心的笑声。等他说完,笑完,我问:“当时旱象如何?”

他:“旱当然旱,不旱能义演?”

我绕过义演,问:“听说饿死不少人,咱县有多少人?”

他开始摇头,左右频繁而有节奏地摇摆。摆了半天说:“总有个几万人吧。”

看来他也记不清了。几万人对于当时的笔录书记,似也没有深刻的记忆。我告别他及义演,不禁长出一口气,也像他一样摇起头来。

这是在我故乡河南延津县所进行的旱情采访。据河南省志载,延津也是当时旱灾最严重的县份之一。但我这些采访都是零碎的、不完全、不准确的,五十年后,肯定夹杂了许多当事人的记忆错乱和本能的按个人兴趣的添枝或减叶。这不必认真。需要认真的,是当时《大公报》重庆版派驻河南的战地记者张高峰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采访于当年,发表于当年,真实可靠性起码比我同乡的记忆更真实可靠一些。这篇报道的标题是:《豫灾实录》。里边不但描写了旱灾与饥饿,还写到饥饿的人们在灾难里吃的是什么。这使我深深体会到,翻阅陈旧的报纸比到民间采访陈旧的年头便当多了。我既能远离灾难,又能吃饱穿暖居高临下地对灾难中的乡亲给予同情。

这篇报道写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指旧历,乃是一九四二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一百十县(连沦陷县份在内),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不过灾区有轻重而已,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指旧历)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在叶县,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

△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

△今天小四饥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死在寨外。可怜那些还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陆续地离开了人间。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

△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

△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第三章

重庆黄山官邸。这里生机盎然,空气清新,一到春天就是满山的桃红和火焰般的山茶花。自南京陷落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里是蒋介石委员长的住处。当时蒋在重庆有四处官邸,这是其中之一。领袖的官邸,与国家沦陷、国家强弱没有关系;这里既不比南京的几处官邸差,也不比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唐宁街十号逊色。领袖总是领袖,只要能当上领袖,不管当上什么肤色、民族的领袖,都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衣、食、住、行。虽然所统治的民众大相径庭。所以,我历来赞成各国领袖之间握手言欢,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阶级兄弟;各国民众之间,既不必联合,也没什么可说的。即使发生战争,也不可怕,世界上最后一颗炮弹,才落在领袖的头上。如果发生世界性的核战争,最后剩下的,就是各国的几位领袖,因为他们这时住在风景优美的地球上空,掌握着核按钮。掌握按钮的人,历来是不会受伤害的。黄山官邸以云岫楼和松厅为中心结构,蒋住云岫楼,仪态万方的宋美龄住松厅。当然,夜间就难说了,如果两人有兴致的话。在两处住宅之间的低谷里,专门挖有防空洞,供蒋、宋躲他们阶级兄弟日本天皇陛下的飞机。至于蒋、宋的日常生活,这不是我们所能想像的,反正整日的吃喝,比五十年后我们十二亿人中的十一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人还要好,还要不可想像。虽然蒋只喝白水,不饮酒、不抽烟,安假牙,信基督,但他也肯定知道,榆树皮和“霉花”,是不可吃的,可吃的是西餐和中餐中的各种菜系。一九四二年,蒋与他的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发生矛盾,在黄山官邸吵嘴,即要不欢而散,宋美龄挽狂澜于既倒,美丽地笑着说:

“将军,都是老朋友了,犯不着这样怄气。要是将军能赏光到我的松厅别墅去坐一坐,将会喝到可口的咖啡!”

这是我在一本书上读到的。读到这里,我对他们吵不吵嘴并不感兴趣,反正吵嘴的双方都已经去球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注意到:一九四二年,中国还是有“可口的咖啡”,虽然我故乡的人民在吃树皮、柴火、稻草和使人身体中毒发肿的“霉花”,最后饿死三百万人。当然,这样来故意对比,说明我这个人无聊,把什么事情都弄得庸俗化。我也知道,对一个泱泱大国政府首脑的要求,不在他的夫人有无有咖啡,只要他们每天不喝人血(据说中非的皇帝就每天喝人血),无论喝什么,吃什么,只要能把国家治理好,就是一个民族英雄和历史伟人。我在另一本书上看到,蒋为了拉拢一部地方武装,对戴笠说:“你去办一办。记住,多花几个钱没关系。”这钱从何而来呢?我只是想说,一九四二年,当我故乡发生大旱灾、大饥饿的消息传到黄山官邸时,蒋委员长对这消息不该不相信。当然,也不是不信,也不是全信,他说:可能有旱灾,但情况不会这么严重。他甚至怀疑是地方官员虚报灾情,像军队虚报兵员为了吃空额一样,想多得一些救济粮和救济款。蒋委员长的这种态度,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受到许多书籍的指责。他们认为委员长不体察民情、不爱民如子、固执等。他们这种爱民如子、横眉冷对民贼独夫的态度,也感染了我的情绪。但当我冷静下来,我又是轻轻一笑。这时我突然明白,该受指责的不是委员长,而是几十年后这些书的自作聪明的作者。是侍从在梦中,还是丞相在梦中?侍从在梦中。不设身处地,不身居高位,怎么能理解委员长的心思?书籍的作者,不都是些百无一用的书生吗?委员长是委员长都当上了,头脑不比一个书生聪明?是书生领导委员长,还是委员长领导书生?是委员长见多识广,还是书生见多识广?一切全在委员长———万般世界,五万万百姓,皆在委员长心中。只是,当时的委员长的所思所想,高邈深远,错综复杂,并不被我们所理解。委员长真不相信河南有大旱灾、旱灾会饿死人吗?非也。因为从委员长的出身考察,相对于宋美龄小姐来说,委员长还算是苦出身。委员长自己写道:

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

这样一个出身的人,不会不知道下层大众所遭受的苦难。在一个省的全部范围内发生了大旱灾,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他心里不会没底。但他认为:可能有旱灾,但不会这么严重。于是书生们上了当,以为委员长是官僚主义。其实在梦中的是书生,清醒的是委员长。那么为什么心里清楚说不清楚呢?明白情况严重而故意说不严重呢?这是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有更多的,比这个旱灾还严重的混沌不清需要他理清楚处理妥当以致不犯历史错误的重大问题。须知,在东方饿死三百万人不会影响历史。这时的委员长,已不是一个乡巴佬,而是一个领袖。站在领袖的位置上,他知道轻重缓急。当时能导致历史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事情大致有:一、中国的同盟国地位问题。当时同盟国有美、英、法、苏、中等。蒋虽是中国的领袖,但同盟国的领袖们坐在一起开会,如开罗会议,蒋就成了一个普通人,成了一个小弟兄,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大家在一起,似乎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都不把蒋放在眼里。不把蒋放眼里,就是不把中国放到眼里。由此以来,在世界战局的分布上,中国就常常是战略的受害者。而中国最穷,必须在有外援的情况下才能打这场战争,所以常常受制于人,吃哑巴亏;带给蒋个人的,就是仍受“侮辱和虐待”。这是他个人心理上暗自痛恨的。二、对日战争问题。在中国正面战场,蒋的军队吸引了大部分在华日军;虽然不断丢失土地,但从国际战略上讲,这种牵制本身,就给其他同盟国带来莫大的利益;但同盟国其他领袖并没认清这一点或是认清了这一点而故意欺辱人,所给的战争物资,与国民党部队所担负的牵制任务,距离相差非常大;从国内讲,国民党部队在正面战场牵制日军,使得共产党在他的根据地得到休养生息,这是蒋的心腹大患,于是牵涉到了对共产党的方针。蒋有一著名的理论,“攘外必先安内”。这口号从民族利益上讲,是狭隘的,容易激起民愤的;如果从蒋的统治利益出发,又未尝不是一个统治者必须采取的态度。如只是攘外,后方的敌人发展起来,不是比前方的敌人更能直捣心脏吗?关于这一方针,他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三、国民党内部、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的斗争。蒋曾很后悔地说:北伐战争之后,我不该接受那么多军阀部队;一九四九年后说:我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我是被国民党打倒的;可见平日心情。四、他与他的参谋长———美军上将史迪威将军,发生了严重的战略上和个人间的矛盾,这牵涉到对华援助和蒋个人在美国的威信问题。史迪威已开始在背后不体面地称这位中华民族的领袖为“花生米”———以上所有这些问题,包括一些我们还没觉察到而蒋在他的位置上已经觉察到的问题,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和写法,这时,出现了一个地方省(当时全国三十多个省)的旱灾,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死掉一些本就无用、是社会负担的老百姓,不会改变历史的方向;而他在上层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处理稍有不慎,历史就可能向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后来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就证明了这一点。上述哪一个重大问题,对于一个领袖来讲,都比三百万人对他及他的统治地位影响更直接,更利益交关。从历史地位上说,三百万人确没有一粒“花生米”重要。所以,他心里清楚旱灾,仍然要说:可能有旱灾,但不会那么严重。于是他厌恶那些把他当傻瓜当官僚以为他不明真相而不厌其烦向他提供真情况的人,特别是那些爱管闲事、爱干涉他国内政的外国人。这就是蒋委员长此时此刻的心境。当然,这是站在蒋的立场上考察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当我们站在几千万灾民的立场上去考察,就觉得蒋无疑是独夫民贼,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了。世界有这样一条真理:一旦与领袖相处,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就非倒霉不可。蒋的这种态度,使受灾的几千万人只有吃树皮、稻草、干柴和“霉花”,而得不到一个政府所应承担的救济、调剂和帮助义务。于是,人口在大面积死亡。但这不是事情最重要的部分,事情最重要的部分是:

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陈布雷说: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地”,“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能缓免。

这实际等于政府又拿了一把刀子,与灾害为伍,在直接宰杀那些牲口一样的两眼灰蒙蒙、东倒西歪的灾民。于是,死的死了;没死的,发生大面积背井离乡的逃荒。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会像蒋委员长那样说:情况不会那么严重吧?这是一种事物的惯性,事物后特别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来想事物,我们总是宽宏大量地想:事情不会那么严重吧?但在当时,可知历史是一点不宽容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又得引用资料。我认为这种在历史中打捞事件的报告式的文字,引用资料比作者胡编乱造要更科学一些。后者虽然能使读者身临其境,但其境是虚假的;资料也可能虚假,但五十年前的资料,总比五十年后的想像更真实一些。一九四二年,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由于在中条山失陷之前,该省还要向驻守山西南部的军队和驻守在比较穷困的陕西省的军队提供给养,因而,负担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陕西省的四十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共产党。

我从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通过省政府征收)以及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而不是按当年的实际收成定。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征粮要缴纳小麦,因此,他们所收获的小麦更大一部分要用于纳粮。

有很可靠的证据表明,向农民征收的军粮是超过实际需要的。中国军官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吃空额,谋私利。洛阳公开市场上的很大一批粮食,就是来自这个方面……

人们还普遍抱怨,征粮征税负担分配不公平。这些事是通过保甲长来办,他们自己就是乡绅、地主。他们通常都是要使自己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要纳粮纳税太多。势力还是以财富和财产为基础:穷苦农民的粮食,往往被更多地征去了,这就正像是他们的儿子,而不是甲长和地主的儿子,被拉去当兵一样。

河南的情况是如此之糟,以致在好几年中都有人逃荒到陕西、甘肃和川北……结果是河南的人口相对减少,而留下来的,人和赋税负担相对加重了。在前线地区,农民的日子最苦,那里受灾也最重。因此,来自那里的人口流动也最多。来自郑州的一位传教士说,早在当年的饥荒袭来

之前,那个地区的许多田园就已荒无人烟了。

这种情况今年发展到了顶点。最盲目的政府官员也认识到,在小麦欠收后,早春将发生严重缺粮。早在七月间,每天就有约一千名难民逃离河南,但是,征粮计划不变。在很多地区,全部收成不够纳粮的需要。在农村发生了一些抗议,但都是无力的,分散的,没有效果的。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以上是谢伟思的报告。为什么我引用谢的文字而不引证别的书籍呢?因为谢是外国人,不身在复杂的其中,也许能更客观一些。但谢伟思所说的,还不是最严重的,即:在灾难中的灾民,并不被免除赋税,而是严令其仍按正常年景税赋征收因而实际上税赋已超过正常年景还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统治这些灾民的一些官员,还借灾民的灾难去投机发财。据美国记者白修德亲眼目睹,有些部队的司令把部队的余粮卖给灾民,发了大财。来自西安和郑州的商人,政府的小官吏、军官以及仍然储蓄着粮食在手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农民祖辈留下来的田地。土地的集中和丧失同时进行,其激烈程度与饥饿的程度成正比。

当我们被这么一些从委员长一直到小官吏、地主所统治的时候,我们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里,我们对他们的操纵能十分放心吗?

后来,就必然出现了大批的脱离了土地的灾民,出现一个由东向西的大规模的流民图。这流民中,就包括河南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的俺二姥娘、俺三姥娘全家,包括村里其他许多父老乡亲。他们虽然一辈子没有见过委员长,许多青壮年一听委员长还自觉立正,但是,委员长在富丽堂皇的黄山别墅的态度,一颦一笑,都将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死和命运。委员长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他们思索:我们向哪里去逃荒?

(未完待续)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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