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云南境内蒋军伤残官兵
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战后、共产党夺取政权，深挖私有制根子的一场具有根本意义的革命任务，全国各地大小政权倾全力筹备，积极土改。
楚雄专区当时负责土改工作的领导机关叫做“农民协会筹委员会”。从镇南县调来县委书记曹光（老解放区来的农民干部，搞土改的行家里手）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我任秘书。上任开始工作，曹光带土改工作队到楚雄县冬瓜乡搞试点，我掌管机关。曹光与我，还有一个炊事员和一个通讯员。我们四个人，就是“楚雄专区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 机关。
我刚刚对土改摸到一点路子之时，同年五月，接到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让我接管分驻于昆明、曲靖、祥云三地的云南境内蒋军伤残官兵，任军事代表。
这些伤残官兵共一千余人。他们的番号分别是：“联勤总部荣誉军人第二十临时教养院（曲靖）”，“第二十三临时教养院（祥云）”，和“云南省政府办公厅辖下的荣誉军人休养院（昆明）”。其中，第二十、第二十三临教院全部是抗日荣誉军人（由于丧失谋生能力，由国家奉养的‘伤兵’）。
第二十临教院的伤残人员，主要是新1军38师伤员，即来自抗日名将孙立人师的伤员。38师入缅抗日，历时两年，共击毙日军3个联队3万3千余人，伤日军7万5千余人，俘虏大尉以下323人。缴获大炮186座，战车67辆，汽车552辆，攻取公路646英里。在两年的抗日战争中，新1军伤亡1万7千人。没有任何一支其他的中国军队其战绩能与孙立人军相比。其中一场大战，孙军巧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曾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谷寿夫第6师团，孙立人师围而尽歼之，全国为之振臂。孙立人将军是唯一一位、全球华人有口皆碑的大将军。
第二十三临教院的伤残人员，主要是第5军第200师，当年唯一的机械化师、即抗日名将戴安澜师遗下的伤员。一九四二年三月，200师西出云南远征，到缅甸协同英军作战，逐次接替英军防务。为掩护英军安全撤退，以8000人挡住了日军精锐第55师团20000余众。在同古（今称东吁）保卫战中胜利。在收复棠吉战役中，以牺牲800人的代价，打退日军20多次冲锋，苦战12天，歼敌4000余人，俘敌400多人。同年五月十六日撤退，戴安澜身负重伤，五月二十六日，在甸茅邦村殉国，年仅38岁。（一代抗日将领戴安澜的英烈墓，原在昆明圆通山，一九六六年文革被红卫兵灭迹。）
来自省荣军休养院的二十人乃云南护国起义军伤残人员。
这三部分人员中，很多都有战功勋章。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血溅沙场，抗敌有功的中华男儿。其中有一九一五年讨伐袁世凯称帝战争中因伤至残的二十个老人，至今我还记得接见他们时的辛酸场面。二十个老人衣着褴褛，面黄肌瘦，邋遢不堪，形同乞丐。其中之一，当天特地穿戴整齐，身着汗垢斑斑的黄毛呢军服，红圈大盖帽，军功章闪烁，显然有意让我鉴赏一下他昔日的荣誉。这身装点，是他珍藏的勇烈征战纪念，而今却只有苍蝇才会欣赏他的光荣。他枯瘦如柴，老态龙锺，眼眶内滴溜溜两颗大黑眼珠，怔怔地看着我，无话。我会意，不知有多少积怨愠怒他无法用言语道出。我忍泪注视他，对他点头，喉哽声咽地说了一句话：“是的，你是光荣的护国军人。”
这一千余人，不用说，无一例外都是无家可归或有家归不得（因伤残丧失了谋生能力，家庭没有能力养活）的穷苦人。他们不就是 “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献出了血肉的中国兵么，他们是一群没有死于战场的中华男儿。
这一千多人是蒋军遗留下来的伤残官兵。大陆国民党穷途末路之秋，他们被人遗忘了。粮饷断了不知多少时日，因饥寒所迫，有为非作歹的，有凭自己为祖国征战致残却衣食无着而各行其是的，虽说也有占了点便宜的，但也有被百姓打死的，或是打得死去活来、更加致残的。国民党跑了，不管他们了，而共产党不承认他们是荣誉军人。上级对我的交待是：把他们集中到楚雄管教，改造思想。
我接收的这群人，是穿着退色殆尽，几竟滥缕的军衣，携家带口的伤残难民。第一天列队向我敬礼时，前列的官佐，还不忘在他们的胸前佩带上金光闪闪的功勋章。
正是：撇下的精魂断蓬船，丢下的国难无家犬；叫天呼地无归路，伤心血泪洒江山。
按照上级指示精神，我把他们集中到楚雄黄牛坝，接受统管、教育，我们这个单位名叫“红旗农场”。
我的搭档，是第二十三临教院上校院长王玉瓒先生、少校副院长章海潮先生，和第二十临教院院长、独脚、中校杨标先生。
省人民政府民政厅按伤残员人头数，每人每月给五十市斤大米，算是给养，勉强够吃饭，买柴火、买盐的钱都没有，我这个军事代表怎么当？我与他们合计谋生，决定一是开荒，一是做生意。
“红旗农场”的原址是国民党楚雄“营产管理处”，一个团规模的营房，包括几片草地、两三个小山头、数十亩荒地、荒田，可以开荒种菜、种粮。有点儿劳动力，乐意为大家谋生的自愿报名，最后我们挑选了二百多人编成四个营生队。其中有不少独臂的、独眼的、独脚的，装着义肢的、有的拄着拐子的伤残官兵。干活的场景煞是希奇，独脚的伸懒腰时把拐子伸向天。一个队负责上山砍柴；另有一个队负责挑米去五十公里外的工矿区一平浪卖，那里的米价略高于楚雄，用暂时吃不完的口粮作本钱，以劳动力经营差价。谁也没有工资，谁也不比他人多分一粒米，大家却干得那样的以事为事，想不到啊！我都看呆了。监督什么？！
每天大小会议我到场，全体起立；教育什么，上级无指示，无非说说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琐事，我这个军事代表，当时所干的事情，也就是招呼着这群人生活下去罢了。
时当农村土改运动进入高潮，农协会的权利大过天，翻身农民为所欲为，敢把皇帝拉下马。红旗农场周围斗地主分田地的兴头正旺，他们看这些国民党伤兵不顺眼，不准伤兵开垦邻村荒地、荒田。“营产管理处”的地界他们一概不承认，“营产管理处”的地产图集、证件，他们说是变天账。上山砍柴的伤兵被民兵围堵，与他们讲道理说不清。时令维艰，难民认命，敢怒不敢言。种地的各分队，组织开展竞争、比赛，成绩优良者获得光荣红旗。各分队的营生情况每日有例行报表，光明磊落，俨然军营。
一九五一年四月，云南省政府决定将这批经过一年多管教的蒋军伤残官兵全数遣返原籍。我问民政厅军事代表王友材：“这些伤残人员中很大一部分不能自食其力，原是国家养起来的，遣返回家不能自食其力怎么办？有一人的头盖骨是义体、有一人每天“休克” 数次、原籍没有家回去怎么办? 还有个‘身份’问题至关重要，对原籍，怎样交待他们的身份呢？”王友材回答：“身份就是‘国民党伤兵’，还用说吗? 一律交当地政府安置！” 潜台词自然是化整为零，藉农民之手来帮助政府“处理”这批人。这种处理涉及全国范围，绝非云南省政府自行其是。国民党伤残官兵的命运从此扑朔迷离，……。
之后几年，陆续接到过章海潮、扬标等伤残官兵来信诉苦或讲述他人遭遇。提到遣返到河南，独臂的、在湘玩武工队当过小队长，一九四九年建国后改编为楚雄军分区第一营机炮连副连长的郭连胜，被遣返回河南老家时，不堪其苦，逃跑，被农民抡毙。（一九四八年，二十三临教院卫队长魏权友，率领30名弟兄佩戴清一色德造花号枪，和一挺捷克轻机枪起义，投奔我边纵第八支队，编入“湘沅武工队”。在宾川战役中牺牲了两位。一九五一年，内部整党、清理阶级队伍，社会搞肃反运功。因为他们是‘国民党伤兵’，便从部队中甄别出来，遣返回原籍，郭连胜在其中。）
提笔至此，不期想起后来在‘对台办’工作时，参事室一位从前的绅士提起的另外一件与伤兵有关的事：大跃进过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盐丰县南关外村子民兵，也杀了一个国民党伤兵。这个伤兵是台儿庄战役负伤后回家的，当时县政府曾领着群众敲锣打鼓出城迎接。困难时期大家吃不饱，此国民党伤兵收工回家路上进包谷地小便，顺手用镰刀割下了一包包谷，被放学的红领巾撞见，报告民兵，一枪就了结了性命。
我知道这一千多遣返原藉的国民党官兵的伤残状况，他们未必能够自食其力。将他们送到“干净、彻底、全部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斗杀阶级敌人胜似割草的广阔农村，谁会供养这些人？他们的下场，只有天晓得！
原先决定民政厅派员办理遣散事务，一路由我主管。突然，临行前王友材通知我另有任用：派我到昆明筹备建设解放军荣军学校，已经通知了楚雄地委。我不接受这项任用，说什么我也要送这些伤残官兵回家乡，直到东北。他不同意，我拗不过他，只好把手枪往他桌子上一撂，一个人回了楚雄。
“红旗农场”解体，我的搭档—第二十三临教院上校院长王玉瓒先生举家返回老家辽宁。从稍后接到的几封告求生活困难的来信中了解到，他们这些“敌人的伤兵”回老家后全部被安置在农村，接受管制劳动。在接下来的肃反运动中，王玉瓒被逮捕，关押五年，释放后仍在乡下管制劳动。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才摘掉了戴在身上历时三十年的“历史反革命”帽子。后来，承认他是西安事变功臣，跃迁为辽宁省政协常委。分别三十二年之后的一九八三年，我不期收到他的来信。信经楚雄专员公署转交。难为他，不知写了多少封信才找到我。怀念老友之情和重见天日的喜悦荡漾字里行间。接着，寄来《星火》第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他的回忆录《华清池捉蒋记实》。得知他是执行张学良将军兵谏的首功人物，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具体做成一件影响国家命运大事的好汉。他是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卫队营第一营上校营长，西安事变第一枪是他打响的。捉蒋者并非近年常见于书刊报头的孙铭九（现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而是他王玉瓒。
这番经历，在楚雄共事时他支字未提。记得临别时他送我一个很阔气的黑色公文皮夹，电影上见过，首脑临莅，立正后将军们把它放在橡木桌上的那种公文包。章海潮先生送我一块黑面瑞士“天梭”军用手表（当时的四大名表之一，军用“天梭”犹为珍贵，全国为数可数）。明摆着，遣散意味着弃置，前路难卜、隐忧在容，此一别可能没有机会再相见，彼此无所求，用自己的珍藏表示惜别罢了。我除了一身衣服之外一无所有（当时共产党的干部皆如此），没有回赠任何纪念品给二位。两位先生对我的好感和诚意中不乏 “明珠佩美人，好马赠英雄”之好意，我当时慷慨地接受了。这皮夹、这手表之显贵，当然与它的主人一样，已是昨日黄花。
三十多年后，全国各地党、政、军各级机关、各种各样的机构，开始写编修志书，书写共产党缔造自己的历史，将建党之初到红旗遍插全国、乃至发展壮大到如今的胜利过程，全部写出来传扬后世。楚雄洲志办公室工作了两年多，编成《楚雄彝族洲志》。我看一下，上面竟然没有“红旗农场”存在过的记录，《楚雄县志》上也没有。也就是说，楚雄这个地方勾销了这一千多名没有死在战场上的中国兵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痕迹，这批未阵亡的抗日将士自此消失，无影无踪！
一千多位荣誉军人呀！你们在的下场，难道只有我这几个字来交待吗？
原以为惟有高山顶上雪，连年披白吊忠魂；不期于二零一二年九月，在一个以诗、文会友的场合，偶然遇见退休的小学校长廖勋莲女士。她朗诵并吟唱了自己的作品《铭记》，深沉缅怀之情令人动容。铭记谁？她一时语塞，一言难尽。眼前这些老干部知道抗日时期，一九四二年前后出国远征的“滇西国军”吗？知道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那些赴印、缅抗击日寇，以一千余人的兵力，击败七倍于己的日军，救出盟友英军的中华男儿女吗？他们战功彪炳史册，在座的这些7、80岁的老人当然知道他们。然而，同样参加了战斗、没有死在战场上，身负重伤，伤残回国的官兵，他们后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是怎样活着？ 他们在祖国的下落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大家听见，廖勋莲女士吟唱道：
“不知道你来自哪里，听说你当兵到过滇西。不是为了勋章，也没有吃过巧克力。团长说你像孩子一样顽皮，斑长说你是最好的兄弟。兄弟！无论你来自哪里，我都想见到你，让传奇的你，讲说传奇。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
不知道你来自哪里，所有的人都问你的消息。多想与你重逢，送你最后的悲喜。你已白发苍苍，不能言语，回家的路还遥遥无期！无论你来自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让你荣归故里，让你荣归故里。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张文军 词 廖勋莲 曲）
读者也许要问：这首《铭记》铭记谁？曲中何以不明？这是时代的伤痕啊！歌曲作者至今不便说明。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