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生旅途的转折点——家、丈夫、孩子（一）
1.谁都想有个家做避风的港湾
万般无奈，母亲又被父亲接回老家。这三个月的劳动救了我。非但没挨整，而且每天还能回家陪伴老母亲，她一个人在屋里一天都见不到我们，晚上自己睡害怕。因此每当我想起来，总是在感激顾明之外，格外地感激上苍，老天垂怜，我命不绝。感谢上苍在我遇到挫折的同时，也给了我契机，给了我可行之路。
小妹在山西，母亲也走了。我回到学校上班。真如顾明所估计的，抓“五一六”的一阵风过去了。学校里进一步“复课”的形势已经成了定局。原来被“专政”的彭元中、潘晶、唐兆钰、梁湛生被一个个地“解放”了。这一段时期，我被安排上过数学，教二元一次方程；我还教过政治，主要的还教了很长时间的语文。就是在被专政期间，我也趁人不留神在语文的的专业问题上，偷偷地找过梁湛生和潘晶，他们都是语文组里的中坚力量，尽管在“特别”时期，因为复课了，没有学生监视劳动，管理松动。每个星期天也准许他们回家一次了。他们扫楼道时，我可以突然把他们拉进207室，直接了当地向他们请教，梁湛生老师十分认真，往往前一天把我的问题拿走，第二天定时间再作答、讲解。他老先生在七十年代就去世了，我十分感激他，教语文就是他把我领进门，帮助我克服了许多难题。让我在教语文的时候，有了“底气”。直到今天，我都认为特别有意思，两位先生竟然也有足够的胆量，不吝赐教，倾心教诲。对我这么一个新来的后辈，不但信任而且诚心相待。这是我的真诚所致，我想这就是“缘分”吧！
一九七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一切渐渐地形成了一股“英语热”。古城中学最后终于开了英语课！北京市新编了英语教材，市区各级逐步恢复了英语教研活动，在厂桥，北京市教育局还建立了“英语电化教育馆”，经常举行英语讲座、教材分析、教材辅导，放映原文英语电影。一些英语名家像张道真、申葆青都在电教馆给大家上过课，举行过英语报告会，“英语活动”一下子就十分活跃起来了。接着《灵格风》、《英语九百句》、《跟我学》大量的英美教材传入中国。很多俄语教员改行教英文了。全中国上上下下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学说英语的高潮。
学校里的政治气氛有很大的改观，至少，教室的窗户修理过了，大部分的玻璃窗安装好了，每个学生也能配齐一套桌椅，排了课表，代数、语文、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全都可以正常开课了，学校开始步入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生活开始平稳了，每逢星期五，大姐夫一定会给我打来电话，大姐极力要我每星期六一定要回家。这是一件挺为难的事儿，因为生活平稳了不见得经济就会宽裕。到七一年，我连一条毛裤都没有，几年当中，我还一直穿着，在被抄的破衣服堆里拣出来的一条破绒裤，补了又补，缝了又缝。只在七一年底买了一件半大衣，要不然，只有小妹做的一件薄薄的小棉袄，石景山模式口是风口，一刮大风只能缩着脖子跑来跑去，风一吹就是透心凉。那年头，不知为什么比较现在显得那么冷，没有棉裤、没有棉鞋，越发地感觉冷。一件御寒的衣服在石景山很重要。一件半大衣花了我整一年的“互助储蓄金”二十四元还不够，大姐还给我添了四块钱。
大姐的工厂里运动“抓革命、促生厂”，所谓“抓革命”就是新一轮的“整”人运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林彪的叛逃事件以后，运动不单纯是“批林批孔”，也是继续“整”老百姓。具体到各个工厂就是让人一次一次地“斗私批修”一次一次地“检查”，仍然是老办法，检查的“温度”不一样，会分出不同的档，逐渐“加温”。与在学校里工宣队的陈建昌给宋云英加温的“程序”一样。大姐实在是一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了，一贯认真干活，当过连续几年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标兵”。到了这时候一切都不算数了，一切的一切全都一笔勾销。在工人当中，也许大姐的“背景”、“历史材料”够份儿、够“典型”，管你一贯的表现、一贯的努力是什么状况，先在班组、再到工段、还到车间、不行的话还要到全厂……一层一层地“过关”，名曰：“斗私批修”。一个最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凭卖力气吃饭的人，更何况，我记得是连续将近十年的“先进工作者”，哪里有这么多的“私”可斗争的？又与“修正主义”有何关联？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还不是“说风便是风，说雨便是雨”？每每大姐夫给写的“检查”都过不了“关”。一连几个月的时间，每每我都得连夜结合新的情况，把“检查”赶写出来。以前宣武区因为电力原因，工休日是星期四，每星期天都要根据大姐的要求，再重新修改、整理好。记得很清楚，最后一次连续重写了三回，以致中途星期四，我也不得不进城赶写“检查”，不知毛病出在什么地方，还是故意刁难，就是不让过了这一关，非让大姐说清楚怎么“虐待”弟媳进的监狱，如何在家当“大小姐”……大姐、姐夫和我三个人常常是通宵达旦，真是绞尽脑汁地揣摩人家的心思，迎合别人的嗜好，挖空心思地“批判”自己、骂自己、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魔鬼”、骂自己出身的家庭，无以复加，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大姐的脸皮特别薄，在众人的面前觉得无地自容，丢尽了脸面。回家后总是以泪洗面，吃不下、睡不着。忍受着无形的煎熬，无处躲、无处藏，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只有我们姐妹间聊聊天儿相互宽慰，而我只有竭尽全力地“写”，百写不厌；让大姐体会到有妹妹的“支撑”，保持这么一点点亲人的温暖。一轮又一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整人，大姐的抑郁、苦闷、无助、委屈、窝囊造成了她最后痪上了癌症。有关大姐的故事后文另叙。
潘晶解放出来了，她在我的初二八班上语文课。逐渐地我们成了好朋友。由于她被“专政”过，她就没有什么“隐私”，一切“底数”为人、我全放心。我力邀她做了二八班的副班主任。
我真的“享受”不了孤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每当静下来一的人的时候，自己感到太幼稚，空旷得无依无靠，常常会有莫名的寂寞，无助。没有足够的主见去应付到处都有的陷阱、火坑。因为学校绝不是一片净土，张兴富之流就是很好的例证。潘晶年长我七岁，我有时就愿与她商量，彼此谈谈对某事的看法，帮我下定决心，拿拿主意。每当我郁闷极了，她很高兴充当我忠实的“倾听着”。有一段时间，我相当地苦闷，似乎看不见生活的乐趣和希望了。她说：姊妹之间的亲情固然很重要，姊妹之间也存在不好沟通的问题。她认为我的家庭负担太重了。人长大了就要有一个家，自己的家。要有人自愿地和你分担一切，不管是快乐还是忧愁，给你一个可靠的肩膀。于是她建议我交朋友、结婚、组织家庭。她说我应该走出被“抄家”的阴影，开始新的生活。组织家庭，扭转、摆脱目前的“格局”。要打破目前的局面只有“结婚”是最好的办法。
一开始，我还十分抵触。我一想到武然抱着孩子要跳楼就不寒而栗，当时林彪打着“备战、备荒”的旗子，很多单位向“三线”（内地，青海、甘肃等地）转移，毛主席又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闹得老百姓又不知所措了。以为真的像珍宝岛一样、像抗美援越一样，要爆发战争了。再加上自文化革命以后，我对一切都没有了信任，“怀疑一切”占了主导地位，似乎没有把自己托付给一个人的勇气。好长一段时间抱定“终生不嫁”的主意。可是大家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潘晶主动提出要帮忙。小哥、二嫂介绍他们的同事和我认识。大姐也很郑重地和我谈话，让我考虑此事。他们都说我的岁数不小了，二十七岁再不考虑，一转眼就三十岁，很多问题就不好解决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剩女”，当时的人，一般二十二、二十三岁结婚，二十五岁结婚就是响应政府“晚婚”的号召了。
事实上，我在一九七零年春天，由潘晶、唐兆钰介绍认识了我的丈夫，真的，谁不想有个家？谁不想有一个依靠，有一个人分担我的重负？
于是就发生了如下的事儿：（下面为老友潘晶所写，本人转录于此。）
小纸条牵出的一段姻缘：
某年某月某日晚上，古城中学一楼南端办公室，正在开年级组会，会议内容，都由什么人参加均不记得了。
我与宋秀云隔桌对坐，我传给宋一张小纸条：“你有男朋友吗？”
宋向我一笑，纸条传回：“没有。”
我又传给宋：“唐兆钰让我问问，他想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可否？”
宋又传回纸条：“什么人？”
我重新拿了一张纸，列出一张表格给宋。
姓名：王文元。年龄：当时写了，现在忘了。工作单位：北京塑料六厂。
职务：技术员。
人品：诚恳、老实。
宋与我对视，看完纸条互相微笑。
数日后某天，在唐兆钰家双方见面。实际是唐的岳母家，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宋邀我同行，还有个伴儿陪着，我亦欣然前往。透过门上的玻璃窗（那时候没有防盗门。）看见一位男同胞已在，想必就是王了。唐介绍了彼此，稍坐片刻。唐说：“你们出去走走、聊聊。今天就算认识了。”他俩走后，我也回家了。
第三天，宋就收到了王的哲理透彻、充满热情、书写秀丽的信。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
数日后，唐对我说：“嗨！咱俩牵的线成了！”
后来他俩相处、相恋、相依、相伴，结婚、生子、和睦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婚后，我去了德胜门外关厢的平房新家。女主人穿着紫色暗花的确良汗衫，忙着做美食，欢声笑语，充盈着那间幸福的小屋。
开会时传出的小纸条，竟成就了一桩美满婚姻，纯属偶然。
形容婚姻往往使人想到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对他俩却不仅如此。他们是两颗心的呼应与交换，爱情与责任溶为一体。人世间还有什么情感比这更宝贵、更崇高呢？
（老潘所写到此为止。）
2.我的一波三折与母亲的病逝
大姐告诉我说，一辈子不结婚，自己一个人是利索、痛快。可“谁人背后不说人”？到时候一定会有“闲人”在背后猜测你为什么不结婚。这是一件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事儿。还是“随大流”找一个差不多的人结婚吧！这也许是大姐的经验之谈，也有一定的现实性。大方向就是这样定下来的，“随大流”结婚吧！
“爱情”四十年后这个词儿，几乎被使用得太频繁了。众人对于这个词儿理解不一。武然与温忠信的爱情是什么？似乎他们的爱情没有彼此的信任的基础，更没有彼此的“奉献”和牺牲，只是各自的“自我”，没有付出，只有索取的一种“自私”。大哥和杨秋月离婚应该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大哥是为完成妈的夙愿，虽然“想”和杨秋月“终老”一家，但是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同的价值观，单凭一种善良的愿望是不行的。对杨秋月而言，只是一种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是一种单纯的、动物的欲望。只有“欲”没有“情”的爱情和婚姻不可能维持得长久。我想，他们都只是暂时“欲望”与“利益”的交换。因此他们分手了。
“食色性也”“性”既是本能，本无善恶之分。生存、温饱、发展都是人的“本能”要求，与生俱来。我理解的“爱情”并不是抽象的、虚无缥缈的。爱情的基础必须是相互的理解和信任，从而达到默契。我认为爱情的结局必须落实到“婚姻”和“家庭”上，而“婚姻”就成了一种责任。我弄不懂为什么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到了“坟墓”就是终结了。何以“携子之手，与子终老”？要做到“理解”与“信任”是要以“善”为出发点的。什么是“善”？“善”则是“压制本能，多替别人着想”。这是“人”能做到，而“动物”不能做到的，动物不可能具有的所谓“理性”，这是十分“实在的”存在。没有如此的“存在”，什么罗曼蒂克，什么花前月下都只能是小说，电视剧里的素材。感情，平淡才是真感情，平淡才是长久。不可能是欲望、更不是利益的谋求。否则，什么“七年之痒”，出现什么“小三儿”、“二奶”就是一种不是必然的必然结果。
我是不善动感情的一类人，我的异性知交也不算少数，都是以“哥们儿”论交情。但对男女之情不仅不善动，而且，根本没有所谓“眼前一亮”的“化学反应”、更没有所谓“着电”式的一见钟情。武然感觉温忠信如潘安、宋玉，在我看来不过尔尔。也许是我的副性征不发达，荷尔蒙欠缺。大姐说我文化大革命后，很不温柔，像是一个“很不女人”的假小子。确实作为女人，我太过“理性”，在我身上的“果敢”、“刚毅”过剩，而娇柔、小鸟依人的“小女儿”态几乎没有，也许正是如此，对男人而言并不可爱，太没有“女人味儿”。我便是“自然”的我，我不矫揉造作，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的特殊性格。
关于我的择偶条件，我与潘晶详细交流过，首先对方在政治上不可以是激进分子。最好不是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北方人。学工科或者理科，学医、学美术、学文科者不予考虑。南方人，尤其江浙人不考虑。现在想一想挺好玩儿的，也挺好笑的。可是当时自认为还是蛮有道理呐！
我命多舛，这决不是自怜。一九七一年九月我与王文元在德胜门外街道办事处进行了结婚登记。为什么这么早就登记？第一要托人、找关系，必须有“结婚登记证书”，由单位开具证明，才有可能找到房子住。第二，买一点家具比如床、两屉小橱都由单位领票，到指定商店购买。买一只铝锅、做饭用的炉具，一律是计划供应的，得一件一件地凑。文元的家在秦皇岛，而我又是一无所有，我们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所以我谁也没告诉，全部自己做主了。房子刚刚找到，一切还没来得及做，不想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文元在九月二十七号做实验的时候，出了工伤。实验烘干葙突然爆炸，头发、脸、都烧成了黑色，眉毛一点儿也没剩下，胳膊、腿二度烧伤，被立即送往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事情过了一天，厂方找不到家属，文元又不让告诉老父老母，最后只好找到我，虽然还没结婚，但我也得是他的直系家属了。等我和唐兆钰一起赶到他的宿舍，看到的是一个“包老黑”糊爷爷。正好赶上国庆节的假期，一直守着他退烧、好转。我当时就认为我一定是一个“不祥之人”，命硬克夫。本来想国庆节就算结婚了，不想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的烧伤几乎一个月才痊愈。
文元还没好利索了，母亲从乡下又回北京了。当然是已经病入膏肓，到北京来，虽然没钱看病，至少可以满足不冷、能吃饱的基本条件。住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在学校里打听到了又要“清查”的消息。我事先给二姐打电话，找她商量能否让老母在她家暂避一时，在海淀没人认识母亲，因为实在没地方去了。南横街街道小脚侦缉队们，是绝放不过母亲的，必须避一避。二姐犹豫了半天还是咬牙答应了。我记得很清楚，十块钱，八毛一斤的小桃酥四块钱买了五斤，还买了二两茉莉高碎茶叶末，余下的钱给了母亲当零用。把母亲送到了海淀黄庄的二姐家。我想的是妈很爱吃桃酥，想吃了就吃一口，也饿不着，只住几天也不至于。没想到的是刚到第三天，二姐就打来电话，刻不容缓地要我把母亲接走，她说母亲“脾气”太大，和关民乐，她的丈夫吵架了，再不接走他们就要离婚了。问我怎么办？——我又能怎么办！！我能让人家为了此事就离婚？
正好文元在德胜门外关厢搞到了一间8.4平米的小屋，立马买了一架双人床，我带了一床棉被，在黄庄雇好了一辆三轮车（当时根本没有出租车），急急忙忙赶到二姐家。到现在，我承认我很是愤愤不平，十分生气。到她家之后一言没发，直奔老母，穿衣服、收拾东西，坐上三轮，盖上棉被——走人！我太伤心了。前一次把大哥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大半夜不管不顾把人轰到大街上赶出家门，我就当成是“害怕”，或者是对运动“不理解”放过了。当时七一年，从六六年算起，已经有五六年之久了，不奉养老人也罢，不照顾小妹也行，如果老太太仍然有可能住在南横街，我保证不会去打搅他们，问题是“清查”，如果再弄到派出所，对谁都不好，先不说老母能否挺得住，我刚上班，抓“五一六”刚过风头，如履薄冰。正在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过日子，弄到学校我是吃不了兜着走。二姐为什么不想想，体谅一下别人的苦衷？羊尚且明白“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总归是生你养你的母亲，而且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呐！我理解不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要找理由，谁都能找出一大堆“理由”来，那个年代，不仅仅是一个人、两个人有困难，大家都是彼此彼此。稍微躲避一时有什么？大家一起想办法，齐心合力，共度难关怎么就做不到？更何况我买了许多东西，妈妈不是一个人的，难道不是你的妈妈了吗？怎么就不能多容一时半会儿呢？为什么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三轮车拉着母亲在前面走，冬天的西北风呼呼地吹着，我和文元跟在车后面一路小跑到黄庄，然后坐公交车到德胜门。一下子，母亲又怔怔地傻了，回到屋里掉着无声的泪，她告诉我，关民乐指着鼻子骂她，说她喝茶是臭习气，青山易改本性难移，还吃点心，臭摆谱儿，就是应该轰回老家去。大声地叫骂着，让她爱滚到哪儿就滚到哪儿去。
母亲在家一直是绝对的当权派，说一是一，连父亲也不悖拗她的意愿。绝对的“权威”，无论儿子、女儿没人敢跟她顶嘴，没人敢不服从她。这次简直是空前绝后的一个“大窝脖”，“干撅到家、一撅到底”，怎么能让老人家受得了？她说：“我三姑娘给我买的茶叶末，我只喝了你们家的一点儿水。”他说：“少在我家摆资本家的臭谱儿……”全然没有了晚辈对长辈应有的一点点尊重。更有甚者，二姐反而站在丈夫的立场上，让母亲省点儿事……一人是红脸，一人唱白脸，夫妇二人一唱一和。
好不容易对付着，母亲在德胜门住了一个月有余，告诉我想回家了，让父亲来北京接她回去。因为我回学校之后，不敢、也不可能每天都进城回家陪着母亲。文元和母亲仍然很陌生，有母亲在德胜门住，文元就住到南横街，每天只能来看看母亲、问问她有什么需求而已。母亲人生地不熟——害怕，尽管天气很冷，冰天雪地，只好又回乡下去了。
很自然，文元家里准备我们春节回家过年。大家想就算“旅行结婚”——为了母亲，已经是要死要活的了，年关逼近，哪里有什么心情？沮丧到家了。第二次，我们的婚期又不得不后延了。
春节一过，二月开学就在新学年的第一学期的期末，快要放暑假的时候，母亲再也熬不下去了，因为糖尿病并发尿毒症撒手去了。
一九七二年的春天，大哥曾经拍来电报，报告说母亲不行了，我们全体在大姐家“开会”讨论母亲的后事，实际上大家都拿不出钱给母亲治病，说白话直接了当，母亲早已病入膏肓，在北京也没办法了。只能做到的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尽最大努力，让她高兴一点儿，尽量让她舒坦一点儿。“尽人事，凭天命”而已。就是在等着咽下最后一口气。大姐、二哥到乡下去看望了母亲一次，也就是趁母亲活着，还明白、能认出人来，去见最后一面。他们哥儿三个一起用平板车拉着母亲到城里的县医院看了一回病，谁也明白，这会是完全无济于事，也不过是让母亲得到一点儿精神上的安慰罢了。
大家决定，装老的衣服就条件捡最好的穿就行了，只是当地没有火葬场，必须买棺木，这将是“一大笔钱”！大姐说再穷、再困难也不能用席卷，六个孩子不能给老人送老是耻辱。，当下决定为了省路费，大家不再回家送丧，等大哥再拍来病故的电报时，只由我一个人带着大家凑的钱回去，因为我可以享受“探亲假”，按国家规定来回的路费可以报销。
期末还有三天放暑假，真正的工作只差一次家长会还没开。我拿着电报到革委会请假要求回家奔丧，革委会副主任余瑞文说：“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你现在回去也没什么意义，你母亲已经死了，即便你是医生，你回去也救不活了。更何况越在这时候你就应该越注意你自己的表现，注意和家庭划清界限，是不是”孝子贤孙“就在这会儿能看得最明白。一定要以工作为重，站好最后一班岗。”要知道，七八月的天气，人死了停灵在床，没有棺木装殓——难道要等着尸体流淌、发臭、腐烂吗？——可怜的人道主义呵！“话儿”就是这样上牙碰下牙地说出来的吗？对于生命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何况对于已经死了的人？什么“死者为大”！没办法，只有任人宰割。
开完家长会，发了成绩通知单，我直接去火车站，大姐准备好了一切，我立刻赶往交河。
由于大哥懂技术，在村里的人缘儿，和大队的关系处理得不错，父母及大哥这些年盖了两间土坯房，房前拉了半截墙头有一个做饭、放柴火的小棚子，两间土房可以躲风避雨，这样可以明白地算计出来，盖房、买木头、请人工一切花费都是大家凑出来的，没有一个人的日子能好过，一句话，大家正经地盖房子的钱还没还完，母亲病故又得再借一大笔钱。在农村，人已经死在炕上了，买棺材，明摆着没有不被敲竹杠的。父亲没办法只好用了七百元给母亲赊了一副棺木，等我回去还账。要知道，七百元等于我一年零两个月的工资还要多！
顶多有清晨七八点钟，村子里接站的人都到十里以外的公社了，我连忙从公共汽车上下来，坐上来接我的二等。在村头上，就看见了父亲，抱着自己的头，蹲在地里。见到我，从不轻易落泪的父亲哭了。我十分伤心，头重脚轻，深一脚、浅一脚地搀扶着老父，小心地安慰他，父女一路走回家。一路上人们都在小声地议论着，怎么就回来一个人？儿子、媳妇、孙子呢？怎么就来了一位姑太太？——农村人话多，礼儿长，总归是死母亲的大丧，理应所有孝子孝妇都得奔丧。七嘴八舌议论不停。
我抵达之后的当天晚上就开始了一系列的仪式。第三天所谓的“辞庙”，由于我家只有大哥与我两个人，母亲在村中的侄儿侄媳侄孙都来助阵。黄昏时，大哥拿着招魂幡走在最前面，我紧随其后，后面跟着堂兄、堂嫂一大群人，到本村的土地庙向土地爷告辞。到了土地庙，执事高喊：“跪”“叩首”于是大哥和我，按执事的口令四跪、四叩首。仪式完成了，到村里的十字路口向乡亲们“谢孝”，再一次“四跪”“四叩首”。这是所谓的“神三鬼四”只是到什么地方都不作揖，跪倒就磕头。我旁边有两个当家子的婶娘，搀扶着我，一是怕我磕晕了跌倒，二是一直小声地提点着我，怕我不懂事做错了什么。
第二天开祭，大哥和我分别跪在母亲的左右两旁守灵，我俩身后分别由堂兄、堂嫂陪哭。人家说我家的人太少了，很不体面。吊唁的人来了都要在灵前哭几声，主要的是远道而来的姑妈、姨妈家的表哥、表嫂等人，大哥和我最后给吊唁的人还礼，叩首。吊唁的人都要吃过中午饭以后才走，开饭之前，大哥去男宾处，我去女宾处“谢宴”仍然要“四跪”“四叩首”，正经地磕了我一个晕头转向，两眼发黑。婶儿说：“人家来了说明人家给咱面子”。她们指挥我怎么做，我一一照办。几乎全村的人每户都随了两毛五分钱的“份子”，来的人很多，几乎整整一天，络绎不绝，反正我一个也不认识，只听人一喊：“跪”，我就趴下磕头……记得是一连几天，天天如是。我一辈子没磕过头，如此的跪拜大礼，小时候我家只有男孩子才做，从小母亲只让女孩子“拜”，即两手轻握，叠加在一起，放在右腹上部，上下“拜”，我们曾经戏称为“兔子捣碓”。当然，对母亲这一辈子的“头”仅此一次磕了不下一百个，简直是磕得天昏地暗，几天以来几乎没有进食，我本来就“贫血”到最后脸色苍白，找不着北，没人拉简直就爬不起来了。
直到母亲去世的第七天，按规矩“出殡”，仍然到十字路口，四跪四叩首，意思是请人进家帮忙抬灵，从村里到坟地，有人设“路祭”，就是用桌子在路边摆上香炉、祭品，是给母亲送行的意思，总有这么五、六处之多吧，大哥和我不停地一次次地四跪四叩首，一路磕到村外的坟地里，在那里里早有人帮忙打好了坑，放起了二踢脚，天下着蒙蒙小雨……终于母亲入土为安了。享年六十八岁（1904-1972属蛇）。
对于母亲的丧事，我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父亲没有办法，只能入乡随俗。人说老太太六个孩子五个在北京，父亲只好维持一定的体面而已。别人还认为全村人都随礼，在村子里是少见的，作为一家“遣返户”，这是对我家的同情、可怜，等于人们给足了我家的面子，也是对母亲有重病不得医治的怜悯，尤其有“下葬雨”认为是老天垂怜，是“功德”圆满。
接下来的是我在家给父亲和大哥进行大扫除，母亲病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彻底清理家中的一切，被子得拆、衣服得洗，一切刷洗、整理干净，该缝、该补，料理清楚。一下子半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父亲、大哥爷俩一辈子不和，父亲属牛，大哥属马，他们总是不对脾气，“白马犯青牛”，劝爸爸，说哥哥，千叮咛万嘱咐。我认为父亲会很快落实政策，回北京，我叮嘱父亲千万不要胡说八道，不许谈论国家的事，别说话只管闷头干活就是了。可是父亲七十二岁了，小脑软化，多少有点糊涂了，总归受了很大的刺激，有点儿颠三倒四。大哥的问题不太好解决，谢富治在北京钢厂“四清”给大哥定成“资本家”的成分，加上杨秋月的胡闹，被认为有“严重的思想问题”，或者简直就是“思想反动”分子。我告诉大哥，千万不要因为小事和父亲争执不休，自起矛盾，和村干部要搞好关系，耐心等待。同时保证很快就让父亲回北京“看病”……将近一个月，告别了父兄，我又踏上了返程的路。
文元最大的优点就是十分理解我的苦衷。他为小妹、为我家尽了最大的努力。母亲去世之前，我们就商量好暑假一定回秦皇岛，出了母亲的事儿自然首先顾母亲，我本意回北京以后再商量去秦皇岛的事。当年文元三十四岁，他在家是大哥，下边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上面有一个姐姐，父母催促早点儿把婚事办了，一家人都回家了，专门等我办完母亲的事回去完婚。他家的这个要求我能理解。
可是不知为什么，一向好说话的大姐这次却说什么也不干了。或许他们会认为，我一结婚，会对“家”的关心大大减少吧？我想得很明白，只有“路遥知马力”，让他们自己去体味，我也不用“贴”什么“标签”，做什么“宣言”。她让小哥给我传话说：“母亲死了不到三个月，是‘热丧’，接着就大婚，是对母亲的大不敬，不许结婚。”小哥也同意她的意见。大姐说如果我非结婚不可，就从此不认我这个妹妹了。我很伤心他们不想理解我，尤其是不信任、不尊重我，竟然拿这些“繁文缛节”当挡箭牌，非但不祝福反而给我添“堵”、添“恶心”。我生气了也很任性，对小哥说：“我早在去年九月就登记了，按国家法律，说结婚早就算结婚了，要不然，妈干嘛会在去年冬天，就在德胜门住了两个来月？”，“二姐才是‘活着不孝，死了胡闹’你们谁能管得了？”，“王文元对得起我，我就必须对得起王文元。”我的确很强硬，毅然决然地跟王文元上火车走了。
这便是我一波三折的婚姻。到今天想起母亲悲惨地苦熬着贫病交加，死在炕上了还没有棺材，穷得连给老人送终的寿衣都买不起。我仍然痛彻心肺地伤心不已。然而，我无愧于心，母亲生前、死后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认为我是负责任的。
3.我的婆母和大姑——儿子出生了
文元外表上看是很憨厚、毫无心计之人，待人诚恳实在。实际上他思想很细腻、缜密，但又不拘于小事、细节。潜移默化地控制全局、掌握主动；从不张扬、不露声色。我的朋友，很多人都说我表面很强势，实在的是一切都被别人“控制着”。后来，有很多学生慕名找我来做课外辅导，每当我不答应，家长都去找文元。人们传说，只要她老伴儿应下了，比她本人都管用。以致我在学校出了点儿什么纠纷、矛盾，校长来了找老王称兄道弟地来解决问题。我也莫名其妙为什么会这样，我真的对他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吗？也许是吧！我是暴烈的，他是和缓的，也许是以柔克刚。总之，我绝对地依赖他、尊重他、信任他，以致给人留下了如此的印象。
文元出身于地主家庭，公爹（讳：锡恩）早年在沈阳做买卖，解放后回到昌黎，一步步最后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期，回到原籍秦皇岛郊区，抚宁县白果树村彻底放弃了一切，回乡务农。大致的经历与父亲类似，也是少小离家，不同的是很早没了父亲。文元的二弟（文玉）在开滦煤矿，三弟四弟（文金、文奎）文革中，在上山下乡运动时，回乡务农。上学时，文元学业成绩斐然，毕业于河北汇文中学，大学考入北京化工学院，当时的化院（现在叫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在全国范围，与天津大学化学系齐名的最优秀的化学专业，文元学高分子化学。其时，五八年文元入学的时候，高分子化学专业还属于“高、精、尖”领域，当时无论橡胶、塑料、化学纤维，在国内还没有被普遍使用，塑料、尼龙化纤都属于高科技产品。六二年毕业时，成绩仍然十分优异，北京只留两个名额，他被分配到北京塑料研究所。六六年运动一开始，因为也是“狗崽子”被下放到北京塑料六厂劳动、参加运动。
我想我们的思想基础是一致的，彼此理解。因为看问题的角度、立场一致所以能达到相互的默契和心灵相通。文元在大事上很明白，小事糊涂，不拘小节，难能可贵的是从不小肚鸡肠、吹毛求疵。在关键时刻可以为我挺身而出、为我分忧、替我作主，并且毫无怨言、完全当成责无旁贷的份内之事。比如：他身体不好，但是为我能专心备课，专心上班，父亲病中，他与父亲一床睡觉，一直陪着老人家睡了四年。作为半子之职的女婿能做到这个份儿上，也可以说是尽职尽责了。他因病提前退休，收入微薄，儿子刚刚上大学正是花钱的时候，经济本来十分拮据，为了我不分心，专心到外面兼职创收，让家里的生活水平保持在一定层面上，担当了所有的家务，买菜、做饭甚至洗衣服，照顾老父亲，绝不怨天尤人而是任劳任怨，从一个副厂长级的男人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家庭煮夫。我认为这就是对家庭的真正的责任心、实事求是地随遇而安，男人应当有的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气概。所以在我坎坷的一生中，不言而喻这是我唯一的安慰，也是我唯一感到自信和骄傲的地方，也是我生活的唯一支撑点。
婆母（讳：王氏庭芝）是一个十分内向之人，虽然也是一字不识，但很睿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颇有一套治家之道，在家中六个子女面前也是绝对“权威”。我们虽为婆媳，一辈子从没红过脸，关系特别融洽，胜过母女。由于文元长年身体不好，婆母对我们格外关照，老太太当初也是抚宁东街有名的大家闺秀，即便在农村，在家中，口中从来没有污言秽语，人很安静有礼，善于审时度势。并且，喜欢质量好的衣服，干净、利索、整洁，颇具审美观点儿。人很瘦小、裹足，但双眼烁烁有光，心很软、善良。每年都在北京住半年、八个月，分别时都依依不舍掉眼泪。可人心疼的是她知道我当初的日子艰难，默默地帮我们全当是自己的责任，从来都不提什么要求，更不向文元要什么东西。甚是明道理，懂进退，十分善解人意。老人家把我儿子从出生带到上小学，尽了最大努力。因为我们结婚时她已经六十四岁，孙子上学时已届七十高龄，仍是无怨无悔。对于老人家，我不仅佩服而且感恩戴德。可以说她老人家具备了所有中国妇女的美德，坚韧、宽容、勤劳、智慧，具有博大的胸怀，无私的爱。婆母享年九十岁（属猴，1908—1998）公爹享年一百零五岁（属兔1903—2008）
文元的性格颇随乃父，公爹整天少言寡语，但慈祥又勤劳，直到九十高龄仍不脱离体力劳动。每日粗茶淡饭，安贫乐道。是一位心胸开阔、难得的忠厚长者。一切都循着老礼，由于是公公、儿媳的关系，我与之交谈的机会很少，记得这样的一个场面，我家拆迁了，顿时没有了住处，找不到临时周转房，购房款一时半会儿凑不上，又告贷无门，真着了大急。那年春节回家探亲，显然老爷子是故意找我“谈话”说：“这么多年，你很不容易，亲家生病、去世，文元三天两头住医院。无论如可，不要有大喜，更不能大悲。一辈子下来什么事都遇得到，自己做得了主的事情就能把握住了，不要”大喜过望“；更不能”大悲过度“。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也不能”强努“着去拧天而行，一切应当顺其自然，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公爹念书也不多，然而能写会算。当时我就认为这是多么棒的哲学，多么现实的世界观！整个儿是一个“风物长宜放眼量”。也许这就是老话所说的：“大悲必然铸成大错，大喜可以引来大祸”，这么一个“辩证法”的理儿罢。公爹能享百岁，不是常人所及的，也许与他控制自己的欲望、情感；没有大喜、大悲的淡定不无关系吧！这是我记得最深刻的一次谈话。因为当时反反复复自己捉摸、体味了很长时间。还有一次是儿子上大学以后，针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他说一个孩子怎么样绝对随他大人，首先要给孩子做出样子来，孩子就会随着样子做，种什么种子结什么瓜。至于孩子上什么学，干什么活儿都不要紧。顶要紧的是做好人、别走歪路。新社会了教育孩子就更难了，不能太严，更不能太松。我才发觉，老爷子虽然常常一声不吭，似乎在场也不显眼，不在场也让人没有什么感觉，反而是把一切都听进去了，都看在眼里了，观察的无微不至。公爹有六个子女，这想必也是他的经验之谈。这是他对子孙的要求：做正人君子，不能是歪门邪道。
老王家这一家子当中，对我帮助最大，使我感觉亏欠于人最多的是文元的大姐。时至今日，文元走了第八个年头了，与我保持联系的也是大姐一家人。
大姐和姐夫是解放初期自由恋爱结婚的。大姐（淑敏）文化水平不高，但在县城的同龄人中算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为人十分干练、有股子冲劲儿，目光锐利，敢说、能干、敢负责任。长姐如母，能当半个家、能主事。姐夫（朱秉钧）是党员，在县经委任领导工作，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年富力强，握有实权，是一个有情有义的老大哥身份。姐夫工作能力很强，认得形势，抓得机会，精明强干，有魄力，头脑灵活，善于变通。相形之下没有大姐的霸气，内敛而不张扬。
从北戴河回来，我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总归，母亲刚刚去世，大姐又和我一直闹别扭，弄得心情特别糟糕。一点儿也没有新婚的喜悦，面黄肌瘦，佯死觅活，两个月都没缓上这把劲儿来。转眼到了冬天，结果到医院一检查，怀孕了！当时文元已届三十五岁，我也二十九岁了，按理说，有个孩子很是时候。但是欠了别人一屁股账，日子不是一般地紧张，小妹在山西，大哥在乡下，尤其是大姐病了，确诊是直肠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虽说怀孕了，甭说加强营养，生活都很困难。越是如此，越是生病，记得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不知怎么弄的，得了病毒性感冒，那时只有一般的流行性感冒，所谓“病毒性”感冒还很少听人说起。那天正好到南横街来看大姐，自己突然发起高烧来，鸡皮疙瘩一层压着一层，人不停地瑟瑟发抖，似乎一辈子也没得过这么严重的感冒。到医院因为怀孕不可以用药，只打了一针柴胡降温，医生说至少得一个星期才能缓解。说什么再也没有力气回德胜门了，因为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车站，只好住在了南横街。文元不在身边，冬天很冷，棉被很久没人盖过，自然是抄家后的剩余物资，真正地是“布衾多年冷似铁，抖瑟难耐到天明”。自己躺在那儿连倒一口热水的力气都没有，当然也没人问津，大姐住在另一个院子里，相隔几个门牌号。那一夜，很少掉眼泪的我，一个人哭得十分伤心。这不是自怨自艾，只是感慨如此悲惨命运的自我挣扎。我们一家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算到头呐！甚至后悔有了孩子，生怕他来到人世间就“活受罪”。人家都说“否极泰来”，我什么时候才能时来运转呐！
大姐从秋天就病得越来越重，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来看望，后来挺着大肚子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学校的班主任工作得照做，课得照上不误。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坐14路公共汽车到和平门上地铁，为了找到一个座位，先坐回头车到北京站，因为是始发车，有了座位至少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到新古城，赶上七点十分的早自习。我的腿和脚都浮肿得很严重，连袢鞋的袢儿都挂不上，只能像穿拖鞋一样地趿拉着。即使是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合同医院”也开不出假条来，没有医院证明是请不下假来的。管你是什么“感觉”？“活着干，死了算”，记得有一次头很晕，脚下一软就跌到了，至小挺着一个有七个月大的肚子，旁边的老太太吓了一大跳，连忙高喊：“坐那儿别动！姑娘千万别动，缓缓劲儿！”说句老实话，在怀孕的过程中，我岂止摔了一个跟头！过了预产期十一天，好不容易，我儿子出世了。
所幸的是婆母早早地赶到北京了，还给我准备了一条大棉裤，从家里带来了许多鸡蛋给我增加营养。
那年头，要求除非急诊，一切都得上“合同医院”。石景山的教工只能到北辛安的门诊部就医，当时的北辛安医院是一个医疗条件极差的农村式小门诊部。所以我的一切产前检查都没有，由于高血压、先天性的心脏杂音，临产时，勉强住进了离德胜门较近的积水潭医院，我儿子于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一日凌晨一时降生了。体重六斤六两，婆婆说是“六六大顺”。
听说外甥降生了，大姐才原谅了我，下午一点准许探视，她十二点就等在那里了。见了面，大姐抱住我哭了，她自己终生未育，认为生孩子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才没了母亲，此时此刻她又自觉地担当起了母亲的角色。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很是让我感动。
由于发烧，我住了十二天医院才回家。奶奶说这月份生孩子最好。因为五月过后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孩子大人都不得病，只过一个冬天孩子就不用洗尿布了……傍边有一个老人就是好，一切都有了主心骨。只是我不能给孩子喂奶，，因为身体不好，体质寒虚造成“灰奶”，奶水给孩喝了上吐下泻，吃几口比吃泻药都灵，因此只得喂孩子吃牛奶。每天凌晨，文元到街口取奶，一个婴儿每天配给五瓶牛奶，有奶票计划供应。当时，还没有卖冰箱的，实在是有卖的也买不起。取回奶，怕奶因为天气太热溲了，用一桶凉水镇着，要保存一天就不停地更换凉水，一天要换上六、七次凉水。产假五十六天，接上暑假，日子很快就过去了。仅仅五瓶奶就不够儿子吃了，不知为什么儿子从小就很能吃东西。唐兆钰介绍给我了一个方法。一斤白面，五个鸡蛋黄，把白面用大火干蒸三个小时，用擀面杖和蒸熟的鸡蛋黄一起擀碎，用细箩再把面箩了，用小锅给孩子煮糊糊吃。说实话，现在的孩子有多幸福！我儿子是吃糊糊长大的。
转眼之间，开学的日子到了，奶奶要把孩子带回乡下。她说在乡下总有办法可想，可以养一只老山羊挤羊奶给孩子喝，多喂几只鸡，鸡蛋也不像北京一样计划供应。再说，我上班太远早出晚归根本照管不了孩子。这时大姑也写信来主动应允帮助照顾奶奶和孩子，大姑还说在县城里可以搞到奶粉和一些稀有的副食，再配上“唐氏蒸面”应该问题不大了。几经商议就这样决定了：让奶奶把孩子带到白果树老家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根本没有余地考虑什么“亲情难舍”的问题，最“现实”的事，是想着怎么能让孩子吃饱了，好好地活下去。天理良心，那一个母亲心甘情愿离开孩子，看不见孩子？母子连心不是自然天性吗？无可奈何！无可奈何哦！！
当时我的工资四十六元，结婚后每个月负责小妹的生活费十五元；文元工资五十四元，孩子走了每个月用四至五袋奶粉，每袋十元或十一元，就花掉了文元一个人的薪水。就是这样，奶粉还买不到，到处托人走路子，求爷爷告奶奶去“找”奶粉。有一次“一批”奶粉竟然是我学生从萨尔图给带回北京的。也就是说买奶粉还得储备“流动周转资金”。“这笔账非常清楚：我和文元每月的生活费，包括房租、水、电只能剩下三十多块钱，这阶段，文元也调到位于石景山的塑料八厂工作了，再买两张郊区公交月票十二元，吃饭的钱和所有开支只剩下二十多块钱。可想而知艰难的程度。一句话，没有婆母、大姑，我两个堂堂大学本科生根本养不活一个孩子，因为除了孩子的吃喝，余下的钱托不了孩子，给不了别人的托费，（当时让人看一个小孩每月工资至少二十五元）。大人生活费也无处开支。更何况，我上下班光单纯的车程从德胜门到石景山往返就得在五个小时以上。
就是如此这般地过日子，一直到七四年秋天，父亲落实了政策，补发了养老金，退还老人所有的存款，生活的拮据才得以缓解。而我儿子一直生活在乡下，由奶奶带到上小学才回北京。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