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蛤蟆井生产队领走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寒风冷雨，车窗外一遍肃杀，傍晚到达陆良县城，安排住进一家公私合营旅舍。陆续有被下放、遣送的人员或单身或携老带小接踵而至这个小旅舍中。午夜时分，楼上楼下全住满了。大家彼此毫无表情地茫然对视一眼，听天由命。我看见，双双老伴较多，有些则是妻儿老小祖孙三代。如我这样孤雁飘零的，约有半数。那些跟着父母或是祖父母一道“奔命”的孩子们，脸蛋都冻得通红，他们瞪着幼稚的大眼睛，惊异、好奇地东张西望。看着这些孩子，不禁心痛难耐，一时忘却了自身的凄惶。
次日，一辆中吉普独送我出城，摇摇晃晃向着远处的一座大山驶去，开到坝子尽头，爬山、蜿蜒直上，又蛇行绕下，下而又上，上而又下，不知爬过几重山，老是不到目的地。这条穿越重山的土路是五八年大跃进时期“放卫星”修的，凸凹不平，时有山水横路。我们的车子开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没有会过一次车，也不见一个行人。路过一片庄稼地时，偶见几个农民柱着锄头似劳作似聊天地站着。突然，一个小伙子丢下锄头来追车子，他的狗，也在后面尾追狂吠。我越来越发怵，感觉我要被他们送到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甚至年轻人还没有见过汽车的原始之地。
冷、饿、困乏已甚之时，吉普车终于在一个坐落在山岈口的村镇停下来了。押送者将我带进一个大院，看见门口挂的牌子上写着“陆良县龙海山区活水人民公社”。办理完交付手续之后，公社干部吩咐我去与一群先我一二日发配到此的被遗送人员汇合。在公社的院子里已经有三十多人坐在地上，身边是各自的铺盖卷，我在他们中间坐下了。
那一天是分发这些人的日子。活水公社方圆数十里内的生产队长都来了，他们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如同站在栅栏外挑选牲口的买主，指点着这个品评、戏谑一番，再指点着那个，议论纷纷。昆明市著名的针灸医师裘雪亭夫妇被冒水洞生产队领走。以我做过木匠，被穷队蛤蟆井生产队长认领了。队长到活水街上要来一根柴棍，递给我挑行李和工具箱。我跟着他翻过山岈口，来到了蛤蟆井村。按照党对他们交待的政策，我将在此由农民监督劳动改造，一直到死。
栖身牛棚
蛤蟆井村，一看便知曾经林木葱郁，因为眼前仍有稀疏的松林残留，山坳中匍匐着十多幢尖顶茅草屋，就是这里村民的居所。它的外形酷似蒙古包，草顶草檐，周围用石头磊成，一个洞口算是门，奇的是，居然有门扇，里面竟然还有楼。从外面看，除门口有光亮之外，里面就是一个黑森森的深洞。一进门，右边地下有个火塘，一年四季全日生火。夜间的光明，冬日的温暖，人的茶饭、牲畜的伙食全在这儿生发。屋内火烟迷漫，进屋倘若不学本地人立即在火塘边坐下，将马上被熏、呛得泣泪满面。楼板用无数根山竹铺排而成，和楼梯、柱子、墙壁等屋内的木制品一样，它们在常年的火烟中已经被熏染得油黑锃亮。火塘的一侧是牛圈猪圈，牛猪同圈，一家人的男女老少就住楼上，人畜同屋。这个地方，男女老幼一律穿黑布衣服，男装比较近代－－疙瘩纽扣对襟衣，裤子异常宽大。女装只可在唐人图画中见着 ，包头、阔袖、围裙、宽腰带。中年以上的女人，青一色三寸金莲。
那天，我先是跟着队长来到他家，等候在门外。坐在工具箱上，一任全村人围观，就像抗日战争期间，县城里的儿童在大街上围观来华助战洋人—美国兵一样。我的茄克衫在他们眼里成了稀罕之物，有妇女大胆趋前触摸，交头接耳品评，“什么布呵？什么布呵？”
当晚在队长家食宿，队长问我的家庭情况，得知我身无分文，第二天开会，当着我的面向另外的几位队干部说道：“他是个可怜人。”
第二天，我被安顿在一间闲置多年的牛圈里，队上就算是执行了上级关于让我在这个村中安家落户的政策。这个牛圈也是个“蒙古包”，所不同的是“门”特宽，其实没有门，就是完全敝开的一面而已，这也就是原来供牛出入的地方。幸好我是木匠，面对分配给我落户的这个空牛舍，立即动手改造，很快它就变成了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山民给我一些竹子、木柴，我用这些东西把牛圈隔成两间，里间作寝室，架了一张高床，还有一扇可以转动的柴门，征得队长同意，我从内室的一面墙上掏下一个大石头，开了一个洞，就给这间小屋开了一扇窗子，看得见夜晚的明月，早晨的太阳。外间整理为木匠作坊，任其敞开，架了一张柴棍儿桌子，就让它当马凳－－木匠的工作台。当我的住所竣工时，几乎全村人都来参观，我设立在寝室里的高床引起众人议论，一致认为奇怪，或者说不必要。
每十天，活水街赶集，我可以去，在街上能见到同命运的人，彼此说几句话。得知下来的人大多住的是牛棚、牛圈，苦不堪言。后来回到昆明才知，下放、遣送到全省各地的九种人，大多也是在牛棚、牛圈中屈身。在散见于报刊杂志的“伤痕文学”中，曾经读到过诸如“牛棚遣兴”之类的打油诗，始知全国皆然，此景观可谓当时的客观现实矣。可哪来这么多的牛棚、牛圈给全国的 “牛鬼蛇神”栖身呢？原来，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时，各家各户的大牲畜都入了社，便空出了无数牛棚、牛圈。如今“牛鬼蛇神”来了，他们已经不是祖国大地上的“人”，这种地方正好就像是事先为他们所预备，这些人住进去，物尽所能，恰如其分。
除夕泪
归宿甫定，安排我给村小学校做课桌椅。
这儿有一个七八名学生的小学堂，在村头一个敞开的“蒙古包”里，由一个县城里下放来的携带着孩子的女教师操持，“教室”里面搭着几块木板，学生们坐在木墩上围着火塘学习。
要做四张课桌、四条板凳，木料是一家一户拼凑来的。当多年木匠，我见过各式各样的木料，没有见过山民们凑来的这些像牛皮、劈柴、胶片一样的东西。我用手比划着给他们解释桌子板凳的形状，需要什么样的木料。他们调换了几趟，总算丢来一些可以加工的被火烟熏黑的木头。把木头解成材料，先做板凳，围观的山民以为我做的是桌子。刨平的凳子面，他们惊叹叫绝：“啧啧！滑禢禢的！啧啧！滑禢禢的！”，一摸再摸，彼此怂恿着，一个摸了又一个摸。老年人把玩我的工具，问各自的用途。他们反复端详，摇头叹息：“在我么这个地方用不着、用不成。”课桌的抽屉有人问：“可是箱子？”看见利刃的工具如凿子、铲刀，他们都说：“可以剃头”。我问：“你们用什么剃头”？回说：“镰刀”。我不信，他们拿来看，的确是半截镰刀，全村人都用它剃头。
山民们对我的手艺十分赞叹。对我虽不亲近，却无敌意，视我如过路客人。腊月间家家杀年猪，遍请乡邻，从不缺我。在这儿没有“动而见尤，欲益反损”之感。做完课桌椅，应邀给队长家做大米柜。一家做了家家做，村干部家接连做，凡木料足够的人家，都做了一个大米柜。接着做衣箱。队长家拿来一个土改时分到的枕箱做样子，要求照样做。我告诉他，这不是衣箱，是枕箱。他无所谓，就喜欢这个样子。由于枕箱是凸盖，需要质地致密柔韧的材料，而这里只有松木，使我费了许多功夫。一连做了四个多月的木匠活。
年底了，我在大山深处的第一个春节悄然临近。这个万象更新，孩子们穿新衣，得压岁钱，放鞭炮，一家老小喜庆团圆的时刻，对于我却是钻心疼的日子。队长先一天就说，三十晚上去他家过年。他有点同情我，为了宽慰我的凄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请我到他家过年。然而我思念零落星散的家人，我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们，我决定这个除夕夜要一个人过，而且不食不饮，以纪念因我的倒楣给全家人带来的不幸。年关一天天接近，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隐隐出现的，就是我那三个孤苦伶仃的孩子，过年他们也只有两角菜钱，他们怎么过？三十晚上，李斌肯定是接回家了，三姐弟在那个小家家里想什么、吃什么、说什么？他们会省下一点钱，买一小串炮仗放一放吗？还是按平常随便吃顿晚饭，然后就把门关上，三个人相依静坐在昏暗的灯下？……。，我泪下如雨。
为了回避队长的邀请，太阳偏西我就背着箩筐走进松林深处找柴。
太阳落山的方向是昆明。晚霞把天际染红了，把眼前空寂的山岗、草木全染红了。霞光万道射进树林，我的手，我的衣襟和箩筐上也泛着锃亮的金色。梦幻一般热情的灿烂，从昆明那边射来，我感觉这是家人的气息，这红光分明是孩子思念爸爸妈妈从远方送来的温情，是大地对天涯沦落人的抚慰。虽然“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而现在，这松林，这醉人的旷野，竟以如此的热情、敞亮照我，展开温柔的怀抱迎我投入。瞬间，我感受到多年未有的清静与安宁，安宁中的幸福。我疲乏已极，甩下箩筐坐下来，享受这天地间仅有的、老天爷给予我的片刻抚爱。冥想中，我想象着善徵和孤苦伶仃的三个孩子都坐在我身边，我们一起就在这旷野中过年！我们一家人就在这儿过年吧！…….。
晚霞渐渐被远山吞没，大地被昏暗笼罩。夜空中忽然传来“李师傅，李师傅！”的叫唤声，撕破寂静，响彻山坳。队长使他的两个孩子找我来了。我背靠大树，听任那呼唤在松林中回荡。
夜越来越深，林中寒气袭人，黑影朦胧。想必村里人家门都关上了。我的年也过完了，可以回村了。回我的牛棚，要从队长家门前经过。狗一叫，他家开门看，见是我，他儿子跑出来，强拉硬拽，把我拖进家。乐融融，他们一大家人还在团团而坐。大碗酒，大块肉，长菜、花菜、一叠连送到我的碗里。队长说：“你到哪里去了，娃娃到处找你”。
万般心事涌上，泪水夺眶而出。
我要申诉
回到斗室，思绪良多，夜不能寐。
划为右派，陷入苦难的深渊已历经十年。我到底犯了何罪？自己承受苦难不说，爱人、孩子也卷入灾难？几经思索，仗着豆大的油灯，在夜深人静之时，我开始提笔写申诉。摈弃“驯服工具”的调教，直言不讳，我要控告王书记！
除了与我有关的化肥厂，我列举了当时广通县劳民伤财、昙花一现的其他几个厂。如毕明君的水泥厂，产品根本算不上水泥，却要他生产几万吨，毕明没有“顺应潮流”，也被打为右派。为了“建设”舍资河边的高炉群，砍了两座山上的树，实际上没有炼出一斤钢……。就是这位从武定县调到广通县的书记王建，一手遮天，把原广通县委书记、县长、付县长、县委办公室主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文、财、建、教四科长，人行行长、邮电局长、粮食局长、法院院长，除卫生院长王祖武一人之外，所有县级机关的原负责人，全被打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或右倾分子。就我的案情而言，我与他的分歧，非常简单，那就是：他认为火烧过的磷矿石为脱氟磷，而我认为不是。就是这样一个识别一件具体物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极其容易分清是非的问题，怎么就扯上了政治，而且严重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特别给我划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成分？
大跃进中，在广通这样的小地方，王书记就是帝王的化身，生杀于夺，任他颐指气使。党的驯服工具们，全被王书记利用上了。稍不顺应他的，全部倒霉。当时的县委工业部部长是他的妻子，他俩都受过大学教育，工农干部不知数理化，盲目乱来，情有可原，他们夫妻俩这样干，显然居心叵测。这类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是民贼。科学技术、为人民服务，在这类人眼中，变成了傻瓜的行业，任他们为所欲为， ……。
我直抒己见：大跌进，正是因为拥有王书记这类知识分子的贼心操作才得以掀起弥天波涛。这类知识分子为显贵其峥嵘，丧心病狂，不顾廉耻。揭露这种人的作为未必有益于我，直言不讳需要承担的风险顾不得了。在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认为：只有让党中央明白这些人的“胡作非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才可能走出地狱，反正我已经被打下了昏天黑地不见天日的十八层地狱，还怕什么？我无所畏忌。
我将写好的申诉投寄至中央有关部门，甚至北京的8341部队也寄了，并且，也遍寄了云南省各相关部门，人称这是“告天状”。结果自然不言而喻。我告地状告了十年渺无回音，而告天状，从此又告了十年，仍然石沉大海。
我和全国五十五万（官方公布的数字）右派分子一样，只能在混沌中继续挣扎。
创造打塘机
蛤蟆井亘古以来没有木匠。眼下来了个不用付工钱的木匠，他们笑开了眼，他们把眼前想到或是想不到的木活，家中找得出来的，无论用得上还是用不上的木头统统找出来，叫我做这样做那样。
木活做完，与山民一道下地干活。第一天砍包谷杆，我在地埂上站了一会，看他们怎样干，然后接过镰刀下地，叉开弓步，左手揽一抱杆子，右手挥镰刀，嚓！嚓！嚓！一抱包谷杆子倒地、又一抱倒地。远不是他们一刀一杆可比。男女山民看傻了，笑呵呵地，拿着镰刀站着望着我，忘了他们所干何事，被我甩在后面好远好远。
这个村一共只有两亩稻田，且是“雷响田”，此外全是旱地。春耕生产主要是种包谷、洋芋。男人打塘（挖个坑）女人下种。两个人站在一起，男一锄打一个塘、女将种子放进去，盖上土，一塘又一塘。干这种活，用不着动脑筋，上阵不一会，因不断重复而“机械化”。天天如是。种完遍山的包谷地，洋芋地，打了比天上星星还多的塘。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默默地不停地打塘，谁也不和谁说话。要是谁拄着锄头嚼舌，会被队长喊叫。这也算工作么？人已经变成了工具，天天年年这样干，人怎能不憨、不笨、不愚？这种极其简单的劳作，把一个有头脑会思想的人变成了一个凭锄头脑生活的机器。我造一部机器来代替这些“机器人”如何？一边打着塘，我一边想着这部打塘机的构造。春耕收尾，腹稿已成。我告诉队长，我可以用木头造一部打塘机器，不必给我记工分，只需给我几种尺寸的木料，队长同意了。
一星期后，我造出一台齿滚打塘机。株距、行距、深浅度，可以随机调整。动力：牛牵引。出工之前，在村旁一块耙好的地上作试验，一经牵动，齿滚行走开始打塘，同时拨动打塘齿轮上方的剥泥轮，它将打塘齿上沾着的泥土随即剔除。在大家的围观下，这台一头牛牵动的“机器”，以一步四塘的速度平稳前进，一分钟的时间打了360个塘。成功了，我兴奋得心跳。
想不到，队长看了以后一言不发，山民们也一言不发，大家若有心事，默默散去。
更离奇的是，看见打塘机演试之后，山民与我的接触嘎然减少了。隔膜、泠淡到莫明其妙的恐怖程度，我百思不解，哪儿得罪了他们？ 寒夜中，在孤独的牛棚里，我像堕入冰谷的一只即将窒息的小鸟。
一切人等，都忌讳再说打塘机。
我继续天天下地干活，队长一声吆呵，我就扛起锄头，第一个到村口站着等待。
女人生来嘴碎，男人们的心事她们偏爱泄漏。生龙活虎的打塘机遭到冷遇，她们禁不住好笑。对我，或揶榆、或取笑、或“打破沙锅纹到底”，寻开心。由此，我渐渐发现了打塘机演试之后，为何他们对我冷淡的秘密。哎，他们的心态叫我怎么解释呢？
原来，他们世世代代用手挥锄打塘，天经地义。一个新来乍到从来没有种过包谷的人，居然要改变老规矩，这使他们难以容忍。再说，一年春秋两次播种，每个男人打塘要拿几千个工分，一旦用上什么“打塘机”，人去哪里苦工分? 这个东西，如果被区上县上晓得，这个不期而至的木匠，难说就要被“挖走”，就注定在不长了。抱怨我的话，见诸于口：“李师傅啊! 你还是要想回昆明，不愿在我穷地方。”一个打塘机，竟然使他们对我产生了如此复杂的感觉，使他们生发了那么多有理无理的理由，喜欢我又忌恨我，找不出语言宣泄，就对我不再关心，渐渐趋于冷淡。
科学技术在工艺上的应用，无不以淘汰相对应的人力为前提，我的造机愿望在这个小村庄实在有些 “太超前”了，我的行为其实在冒险。
充一匹驽马
面朝黄土背朝天，又干了许久。后来，队长决定大兴土木盖一所小学校和一幢烤烟房。他特地告诉我：“小学多盖一间，你住”。他还去坝子里请来一位泥水匠配合我。全村总动员，历时三个月，一方俨然如县城小学校的教室，一幢俯瞰山坳的烤房岿然落成。教室的室内设备诸如黑板，讲台等一应俱全，昆明市的小学教室也不过如此。我住的一间，前后格子窗对开，层高三米，四壁雪白，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称得上是山区高档超级寝室。
种烤烟是蛤蟆井的唯一财路，年终结算，社员能分到近百元人民币。以往队上烤烟，要租借数十里外的大队烤房，人家不管你烟叶何时收割，烤烟的时间要听人家安排。蛤蟆井早想自己盖一幢，但谈何容易，如今心想事成。小学校和烤烟房均为筒板瓦屋面，既有古装翘角，也用了时兴的封山板。成为方圆百里之内令人瞩目的建筑。合脊之日，队长请我到他家，诚心诚意地招待了一番。
光阴似水，日月如梭，蛤蟆井的朝朝暮暮距今已过去了几十年。许多事想起来不无意义，惟有推磨，却切切实实使我感到麻烦之极，至今想起那每天收工后的推磨，汗尤发背沾衣。
生产队分发给我的口粮是包谷籽，无法囫囵下咽，必得磨粉然后食。请革命群众贫下中农帮我推磨，一两次可以，不可长请。地主富农家又不敢帮我推。坝区常见的碾房，诸如小钢磨这种可以付钱代劳的地方，左近不听说有，因此命定我必须自己推磨，不推磨，无包谷面吃，生命就完结啦。
山民家家有石磨，上扇栓着一根木杠，状如英文字母b，肚皮顶住木杠，弓腰使力移动脚步推杠，磨盘转动，不断移步绕磨行走，乃推磨也。在不停的绕行中，左手（磨盘顺时针方向转，左侧身体近磨）往磨眼中下包谷籽，绕两圈，下三五粒，我每天需要磨一大碗包谷籽，数不清要绕多少圈。
夜深人静，家家户户会传出沉重的喔、喔、喔推磨声。这时小娃娃睡觉了，男人默默地坐在火塘边吸烟，女人推磨。我白天出工，没有时间推磨，傍晚收工回来，家家妇女做饭喂猪之时，我每天推磨约一小时，充一匹驽马。
还有那头猪，我本来宁可不吃肉，也万万不愿养猪。不吃肉的自由，总该有的吧，然而队长执意劝我养一头猪，他说：“腊月间杀一头猪，你明年的生活就好过了”。来了几个小伙子，帮我在新居侧面盖了猪圈。生产队出钱，让我跟着队长去活水街上买了一头小半大猪，把绳子递在我手里，让我牵回去。我没有牵过猪，不知道非得攥紧绳索，没走多远，猪得知我是个不谙世态的生手，突然耍赖不走，左右扭着头挣扎后退，顷刻挣脱，一溜烟窜入林中去了。我两眼睁睁，目送它摇摇摆摆扬长而去。偌大的树林，跑头象进去也难寻觅，何况是只猪。无可奈何，我只好拖着绳子回村，恨不得自己变成那头猪，好向队长交待。一妇女见我失魂落魄拽着一条绳子，猜到八九分，问：“李师傅，猪呢？”
队长得知后，派出三个小伙子，三、四个大娃娃，围了一夜，次日天亮竟然把它捉回。如此盛意，我如何能不好生饲养这个“宝贝”。每天收工回来推磨，多推半碗给猪吃。推完磨，出去找猪草，到黄昏时分采满一篮子猪草回屋，先烹制猪的大餐，然后才饲自己。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