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传
姓名：李昭国 男 现年70岁
1944年1月25日出生，生于北京 ，
祖籍：河北枣强梁家屯
1950年春读书，1954年夏考入金村完小；1954年10月转入北京观音堂小学，1956年9月合并于后达里小学，1957年9月考入北京第四十一中学，1963年9月考入北京工业学院七系学习，1965年9月派往山东郯城四清工作团，负责红花埠公社韩庄四队的“四清”工作，1966年6月撤回，奉命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1968年11月毕业。
1968年12月分配在四川五级部398厂（地址：广安县代市区梭罗镇），历任：工人，技术员。
1984年6月调回北京，在西城区工商局合同科，任科员，后在局办公室任科员，直至2004年2月退休。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家族史
母亲
出生
老照片
小院
启蒙
大姨之死
置家业
种棉花
姥姥家
为姨姥姥送葬
古铜色的红月亮
五婶儿
童趣（一）
童趣（二）
观音堂小学
后达里小学（合并）
初一（十）班
荆老师与二班
入团与考验
姨父
死亡体验
常副指挥
梭罗
老高及小许
一件小事
304病区
堂兄
昌盛简历
王澄
北京西安门的童年印象
关于大字报的记忆
纪念敬爱的张美玲老师
写在前面的话（代序言）
总纲：记录家族的历史，审视昨天走过的路，解剖自己的烙印，分析与社会的互动，整理个人的思维，开始做一个真实的人。
从1957年上初中一年级起，我的主要课目中就有了政治课，六年的整个中学阶段自不必说了，就连1973年，我的“回炉”－－再回大学，进修光学设计专业，政治课也是不能少的，而且是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亲自给我们上课，讲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中学阶段，我学的政治课第一部分就是社会发展简史，讲的是到今天为止，人类社会形态变化所经过的几个阶段，从中得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到了垂死的资本主义阶段。它自身带着不可克服的矛盾，那就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跟社会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生产关系跟生产力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着生产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只会越来越激化，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从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第一次经济衰退可以体现出来，这次衰退终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德、意、日法西斯阵营的彻底崩溃，建立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间隔越来越短了，而社会主义国家，是全民所有制，国民经济完全是计划经济，能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这样就大大地避免了经济的无序竞争。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没有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这就是那一个阶段我的“世界观”－－对世界总的看法。
当时的政治课除了讲社会发展简史之外，还讲辩证法，讲唯物论，讲哲学，讲时事：“大跃进”来了，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来了，讲“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总之，政治课程的内容就是一直围绕着党的方针政策来进行讲授的。政治课考试主要是考记忆力，看你能不能把标准答案记清楚。我记得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全班政治考试成绩最好的是克刚，每一次都能考百分，并且一字不差，包括每一个标点。大家送给他一个响亮的外号——钢丝录音机。我觉得那样考试的程式化，只能培养学舌的“鹦鹉”，决不会造就有独立头脑的人材。我在那个时候，既不愿意死记硬背，又不甘心政治课成绩不理想，经常处于思想的尖锐矛盾之中，例如：答政治试卷时，有意不罗列理由的1、2、3、4而是平述到底，或者故意将理由的顺序颠倒。为什么自然科学的学习提倡多种思路，文学艺术提倡百花齐放，而政治学习只能照本宣科？我百思不得其解。
1973年，正是“伟大旗手”红得发紫的时候，也是那个“白卷先生”最露脸的时候。我们四十六位同学从各地的工厂、研究所聚集在北京工业学院，除了学光学设计专业课、计算机课之外，每周两节的政治是必须保证的，突出政治嘛。当老师讲到：恩格斯用六年的时间，完成了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有同学立即插话，问道：老师，我们需要多长时间？那个教研究室主任，毫不犹豫地接过话题，“包括我在内，需要改造一辈子！”当他讲到：当时的哲学家认为，德国的古典哲学是最系统、最完美的，也就是最后的哲学。恩格斯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有同学接过话题，问道：您刚才讲的这个论断，也会变吗？老师楞了一下，很快地说了一句：这好比一条狗，拼命地去咬自己的尾巴，永远咬不到一样。我们似乎懂了他的意思，没有再追问下去。我们必须记住：现在的哲学才是最科学、最先进的哲学。而且，顺便记住：狗都是有尾巴的。
有人类以来，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贯的，各种宗教的信仰体现得更集中。伊斯兰教称他们的“上帝”为真主，在他们看来，“真”应该是世界的根本；佛教宣称：以“善”为本，看来这是佛教徒处世的基本出发点；人们说，基督教是弘扬美的，你看，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雕塑，打破了封建思想的禁锢，充分体现人文主义的自然之美，他们认为：上帝创造了大自然，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和谐的，和谐的事物是最完美的。如此说来，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永无休止的。我信服那句话：崇拜自然和天性，我将尽力要求我笔下的文字：真实、善良、自然。
还有一句话目前很时髦：世上最难的是战胜自己。他们无非是想提醒人们，要战胜自己的弱点，战胜个人的欲望，一句话，就是号召人们，继续“夹紧尾巴做人”。我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人们不应当向自己“开战”，世界本来就是多彩的，不能企图用一种思想，去统一所有的思想，应当允许不同的观点存在。现在联合国有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既然生物的多样性，对地球的生物链都有好处，那末，保持人们思想的多样性，在对比和竞争中自然淘汰不是更好吗？人之所以由猿演变成人，变成直立行走，进化成早已丢掉尾巴的高级生物，为什么还要向后走？既然像爱因斯坦那样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其对宇宙的认识也带有时代的局限性，那么还有谁不带“局限性”呢？想来，已经去世的人，现在还活在世上的人，大概还要包括所有将要出世的人，都得置身其间，唯有神除外。我们完全可以体验霍金先生科学报告的精神，充分发挥人类的思维能力，对宇宙的认识一定是不断深入的。
我们不是曾经在“文革”中出书，大张旗鼓地批判过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吗？在生物遗传学领域里，我们不是曾经只允许巴甫洛夫学说存在吗？事实证明，某些人的单一思路，限制了科学的发展。
我中学上了六年，语文老师换过六位，作文作了近百篇，但是，说心里话，我的绝大多数文章是为老师作的，是为应付学习任务写的，成绩总在及格与不及格之间游荡。无论哪位老师的判定，都是令我心服口服的，只有那末点儿水平么。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两次得到了老师的肯定，并在讲评课上当成范文读了。
第一次是初二时，我写的是回忆上小学时，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当时，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年，它却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是亲身感受，又因为确实挥之不去，所以写出来就自然、流畅，当然，自我感觉良好。那篇作文感动了老师，我以为他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经常对同学们强调：只有真情实感的文章，才具有感染力。从此，那位姓武的语文老师，也同那篇文章一起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第二次，是上高中一年级时，语文老师姓王，河南口音很重。我们课下经常学他讲话，尤其是在他大声朗读过毛主席的《水调歌头·游泳》课文之后，我们都学着他旁若无人的样子，抑扬顿挫的声调，用他特有的口音大声朗读，并且学得惟妙惟肖。
在他通讲了文言文《王道与霸道》两天后，他给我们出的作文题目就是：用白话文改写《王道与霸道》。我就认真且“用心”地进行改写了，古文中原来有一句精彩的反诘句，我以为课堂上老师讲得降低了原话的力度，我以现代人的口吻，更恰当地翻译了这句话。
作文本发下来，我发现老师在这句话的下面，连续画了一串红圈，并破天荒地给了95分（作文，王老师一向评分很严，他认为最优秀的给八、九十分，可是同学们很少碰到，在他的作文课上能得七十分就很值得庆幸的了，他认为很一般、没有特点的，只能给六十分，再碰上几个错别字，又刨去几分，就只有五十六、七分了）。就在那次作文讲评课上，全文读了我的那篇作文，指出那句反问句“翻得好，更恰当”。我也从此懂得了“用心”的第二层含义，抄书跟学舌一样应该受到蔑视，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做诗，都必须用心去创作，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路，这也从此成了我写作的主要准则。我不敢重复大唐诗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大话，但是，决不夸大其词，踏踏实实做人，只有这一点，自己还是可以把握的。
我从小喜欢思考问题，最不喜欢现成的答案。我十一、二岁的时候，也就是我第二次进城后不久。有一天家里吃芝麻酱面条，妈妈教我调麻酱：水要分好几次加，而且要在调匀后再加下一次水。我自己琢磨，这些过程是一定必要的吗？等下一次我必须试试。机会很快就到来了，我端着麻酱碗，凑到水龙头那儿，一次加足了水，偷偷地试了起来，我真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原来，水可以一次加好的。我无论如何用筷子搅动，结果跟愿望却大相径庭，哪有一点和好的芝麻酱的影子，麻酱一缕一缕的悬浮在水中，连颜色都没变，母亲只好倒掉，重新调过。这次，母亲没有说我什么，我却记了一辈子。许多年以后，直到在工厂里，看到工人们用机油跟水一起混合成润滑液的时候，又翻翻书，才算稍微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我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出于对电子管收音机的好奇，打开后机盖，用改锥调整方铝盒中的芯子，一不小心，改锥碰到了金属件，“啪”的一声突响，眼前猛地闪过一个电火花，我立即惊呆了，马上结束了这次无知而“大胆”的摸索。可这次经历，对我的心脑的冲击是深远的，我经常从睡梦中惊醒，而且所有的梦境都是相似的：眼前闪过一片特别亮的电火花，耳畔响起一声巨响，同时双腿猛地弹跳起来，然后重重地砸在床板上，就像人们抡起大棒狠狠地敲打床铺。妻子拉开灯，大声问我：怎么了？我只好轻描淡写地嘟囔一句：作了个梦。这种情况我记得在35岁以后才停止，也就是说一直困扰了我20年。
再一次就是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制图课有一道选作题，主视图跟左视图完全相同：是同在一个正方形内，从左右两个相对的顶点，分别引两条平行直线，直到对边的中点。要求画出俯视图。课余时间开始琢磨，没有结果。不行！我必须解出来。周六晚上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还在思考那个立体图形……在我似睡非睡之际，脑海里闪过一个挖槽的正方体，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那个题的答案，此刻我完全清醒了，立即翻身趴在枕头上，用笔记下了它的样子，画完就翻个身安心地睡了。
喜欢我的人，评价我：经常独立思考；看不上我的人，评价我：爱“抬杠”，“喜欢钻牛角尖”。我的大学同学中，有一个跟鲁迅的弟弟的名子很相近的人，我俩在一次私下的交谈中，他曾有过这样的观点：“在当前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国家不可能出现象牛顿、爱因斯坦那样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在六十年代，公开说这样的话是犯忌的，就是在今天，在这显而易见的结论面前，公开作这样的预测也不愧是前卫的。
我清楚地记得，“文革”刚开始不久，我们大学隔壁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那儿的“红卫兵”曾办过一个“展览”，展出“六四”级的一位女同学的日记，他们抄录了日记中“最反动”的文字，其一是：“革命导师马、恩、列、斯、毛都是男的，为什么第六个不能是个女的呢？”他们在旁边的解说词是：“你们看，她多么狂妄，梦想当革命导师，真不知天高地厚！”其二是：她竟然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大学阶段通过两门外语，入党；毕业后，分到外交部；几年后进入“司局级”；十年成为外交部副部长。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想明白，她那些日记的内容到底“反动”在哪里？她敢想别人不敢想的，尤其是还把它们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那还不成了人家唾手可得的“铁证如山”的“罪证”。
在那个年代，所有的日记、所有的私人信件，都可以成为判定思想是否正确的依据。我原来所在的工厂，在1975年就曾经组织职工开会，批判过一位姓邵的工人，其“罪行”不过是他在给另一个工厂的好朋友写过一封信，而这封信被人捡到了，其信上不过引用了两首古诗，一首是：铁马将军夜渡关，宰相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命里不如闲。现在看来，这首作品顶多反映了作者消极的处世情绪，也反映了引用者的消极处世态度，哪有什么反动可言！第二首诗文中无非是含有“白虹貫日”那样敏感的文字。工厂各车间轮流的批判会，无限地“上纲”，发动群众“深挖他的反动思想根源”，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一切不是跟封建社会的文字狱一样了吗？在那样的氛围里，有谁敢写点东西呢？
车间的一位姓刘的老工人，曾语重心长地给我讲了一个老厂“四清”期间，他所亲眼见到的，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
昆光厂在“四清”运动中，他们车间整理了一个人的“材料”，揭露这个人在他的日记中，抄写了“反动诗词”：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它，待到冬去雪化时，只见青松不见花。这份材料转到了“工作队队长”那儿，队长批评说，怎么能批烈士诗抄？重报！当然，最后还是报另外的“材料”，定了他的“罪行”。
刘师傅了解我的爱好，平时很喜欢写一点“小诗”，怕我也会被政策水平不高的领导抓住“小辫子”，再“上纲上线”，到那时就悔之晚矣了。
从“五四”运动以来，立志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人们就大力反对过“八股文”，提倡言之有物的“白话文”，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文风不正的问题不是还大量存在吗？“人微言轻”，也许我对此起不到什么作用，看来，自己只能做些“抛石引砖”的尝试罢了。
我在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萌发了写本书的想法。想把自己家庭的转折和变化写出来，那有多少内容可写呀！我从农村刚转到北京的时候，还是满口的乡间土话，在同班的天真烂漫的同学们中间，同他们讲话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只好整天一言不发，自我封闭起来。可是，在我内心藏着多少话，想要对别人倾诉啊！
现在，离岗回家了，有了充裕的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权且用写点东西的办法充填，也可以说是打发无所事事的日子。
近六十年的漫长岁月，乍一想，可以写的内容太多了，从哪里下笔呢？女儿在电话里听了我的打算，建议我从印象最深的事写起，可以同时写几个点，在此基础上再不断扩展地开来，就像在一张宣纸上，点上了墨点儿，墨迹不断地扩大，最后完全可以相互联系起来。那就着手试试吧。
第一章 家族史
一、我的源
听李家老辈儿人说，梁家屯的李姓家族，是由山西洪桐大槐树那儿迁来的。
我查了一下历史：
明朝第三个皇帝－－朱棣，于1406年下令修建北京城，1420年基本建成。他决定从南京迁都北京。
二、太祖
约1855年（清咸丰5年）出生，1870年，到北京学徒，1875年学成出师，1880年开鞋铺，1883年制成第一双与众不同的云步鞋，1886年扩大了门面，只有一个心思：挣钱、节俭、置地、盖房子。每年攒一年的钱，到年底沿着进京的南北大道步行7天，经固安、雄县、白洋淀赵北口、任丘、河间、献县、武强、武邑、衡水，步行六百多里，回家过年节。
那时间北方的火车道还没修，从农村出来打工真不容易，回一次家，来回路上就需要半个月，一年忙到头，只有正月初一到十五能放松地闲几天。这条路，在1966年的九月份，我还真步行，走过一回。那次，我约了三个同学，我们三个男的和一个女同学，从北京出发，以一天六七十里地的速度，沿着大道－－“长征”。一天没停地走，第七天，我们走进了冀县县城。我想：在二十世纪初叶，上一辈人比这个速度快不了多少。
当他50岁的时侯，他的家业发展到两处四合院，都是四面青砖落地的，跟村子里大多数土坯房一比还是挺显眼的。
两个院子南北排列，都是朝东的大门，长长的门道，一进门左手边放一块长一尺半，宽一尺的青石板，那是捶布用的。
正对大门尽头的墙上有一个座钟大小的佛龛，供着红脸的关公坐像，那是武财神；长门道的中间是朝南的二门。
二门其实是方方正正的一间房子，进二门不能看见整个院子，进二门对面的墙上的佛龛里供的是财神爷赵公明。
两处院子，各有一个西挎院，那是养牲口的地方。
同一条胡同的最南头是个放大车和农具的院子，三间北房，靠南的是两间土房和朝南开的一个大梢门。
上面讲到的三个院子是连在一起的，胡同的东侧是一个长工院，宽敞的院子，只有三间西房而已。
出了胡同再往南就是一片庄稼地。再往南，偏西一点，离村院落四、五十米就是自家场院。
场院大概有一亩地大小，靠东侧中间的位置，盖有两间土坯房。土坯房没有门，南边一半装着一个石碾子，靠北边的是一付石磨。两样东西把不大的屋子占得满满的，如果两样同时使用的话，第三个人就只能站到屋外了。但是在收割季节，看场的人住在那屋里是一举两得的。
村子四周有一百多亩地是自家的。
我1961年见过屯里的李家家谱，那一年过年时，供在德夫家的西屋里。大年初一，长生哥跟我一起去拜家谱。家谱挂在西墙上，几乎把整整一面墙都占满了。
我们磕过头之后，就走到跟前，仔细地端详起来。我是第一次见家谱，原来小屯里李家家族，一共有三支。几百年前，他们是五兄弟。头大的一支，现在只剩下两兄弟－－德福、和德纯。老三家也剩下两兄弟－－村西头的世昌（以剃头为生）和世X。我们这一支是最小的一门－－也是两兄弟－－老明和老升。据说外迁了两支，不知迁往了何处。
我从家谱的第一代数起，到我这一代应该是第十七代，家谱上明明白白写着“昭、穆”两个字，长生哥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字辈了。
他那一代靠勤劳奋斗，在1918年前后，家境达到了顶盛时期，雇了几个长工，养着几头牛和有一挂大车，村南有自己的场院、场院的东边盖有两间磨棚（碾子、石磨配齐的）。何时何病去世不祥。
三、祖父
祖父李老升，生于1887年，1958年死于中风，在我的印象里，他不善交际，不善言词。不管事的一个“黄面窝窝”老头。除了背个糞筐拾粪之外，從未见过他做过其它成功的事情。
他很少跟孙子们说话，只有一次，他相当难得地对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老奶奶每天半夜参拜北斗，终于把“北斗”参了下来，“北斗”坐在房沿上，白胡子一直拖到地上，问她有什么要求，可她摸着下巴，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结果，北斗误会了她的意思，赐给了她满下巴的胡子。”
我一直在想：一要每天半夜起来参拜，这太辛苦；需要参拜多长时间呢？能否参拜下来，谁也说不准；一旦参拜下来，我能提什么要求呢？我一直确定不了。
这一直是我童年时期时常琢磨的问题，一个从来没有向其它人透露过的秘密。
爷爷个子挺高，年轻时可能有一米七五吧，年纪老了，背有点驼，走路抬不起脚来，慢吞吞又拖拖拉拉的。他的样子长得很平常，没有什么特点。胡子全白了，稀疏得很，说他象京剧《女起解》里的那个老头儿－－崇公道吧，那善良的心地差不多；再一个相仿之处就是那山羊胡子了。
他不识字，可能没有读过书，因为在爷爷、奶奶房里没有看见过有字的书。他的童年一定正是家境贫穷的时候。
四、奶奶
奶奶也姓李，娘家在南西约十里远的“圈子”镇，是当年很富有的家庭。
但在那个年代，又不时兴女子读书，她不识字。
她有一双标准的小脚，尖尖的，走起路来，慢吞吞地挪动着“外八字”的小脚，两只前臂端着架式。你如果看见过她急急忙忙小跑的样子，那阵势才算“精彩”。大娘、婶子们见到她“内急”，慌忙中往茅房跑的样子，都悄悄地泯着嘴笑。
她洗脚不避小孙子，我近距离仔细见过那双脚。当打开三尺多长的白布，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前半部分已经完全变型了，几乎成了一个肉粽子，大姆指是粽子尖，其它脚指紧挨挤在斜后边。之间没有一点活动的余地，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没有裹脚，指头们一定会散开来，她那尖尖鞋也一定会穿不进的。
那块裹脚布对老奶奶太重要了，是一天也离不开的。（毛泽东批判八股文时，曾形容某些文章就象“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那一定看到过她母亲的那块长长的布条，因此会那么贴切，那么深刻。）
我知道她是我的奶奶，开始有了对上两辈人的自我意识，是在1947年秋。奶奶一个人来北京，独自带着三岁多的我，去香山看望因病在那儿疗养的父亲。
我们在西直门那儿换的车，郊区的公共汽车一直开到香山寺的山根儿。她带我爬那高高的而且陡陡的石阶，一直爬到最上边的平台。
父亲就住在那平台上，是正面从右边数第二间屋子里。那是一排长长的灰砖灰瓦前边带廊子的平房。
周围到处长着松柏树，还有细细的溪水，从山路边轻轻地流过，环境真是幽静极了。如果不是奶奶在带我下石头台阶时，我象放飞似的跑在前面，脚下一滑，滚下了台阶，磕破了嘴唇，疼得哇哇地哭起来，我是记不了那么清楚的。
1988年夏，随海淀职工疗养院的同志，疗养院当时在香炉峰与碧云寺之间的山沟里，晚饭后一起到香山寺散步。当我们一起走过香山寺前的小桥，穿过彩绘的牌楼，漫步登上那高高的台阶时，我突然感到周围环境似曾相识，以前来过这里吗？
小学春游、秋游没来过这里；初中时，在山前参加过暑期菜园劳动；高中时跟同学一起爬过“鬼见愁”；大学时，也从未到南山坡来过，没有“双清别墅”、“香山寺”的丝毫印象。总之，当时的感受是那样的强烈，真有“梦里寻它千百度，暮然回首”，它却在我擦肩处之感。魂牵梦绕了长达40多年的谜终于解开了，那是我记忆机能刚萌芽时的印象，人的大脑的功能真是了不起呀！
奶奶个子不高，六十多岁的时候顶多有一米五零，背驼得很厉害。她做针线活的时候要带老花镜，针脚又小又匀。她跟孙子们说话的时候，眼睛直盯着你，象能穿透你的心底。我想：她年轻的时候长得一定很漂亮。我看见那扇“窗户”一直到早过昏花的年龄时，还不时闪烁着灵光。
据说，她1959年病逝了。
五、我的童年
上面说到的只是我三岁时的记忆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几件小事，我还依稀记得，当然先后秩序，我已经无法分辩了：
有一次，母亲抱着我，同父亲一起到红楼影院看电影，当灯光暗下来，幕布上出现不动的幻灯片时，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当周围一切都黑下来，幕布上的影子活动起来的时候，我突然扎进母亲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母亲只得把我抱出来，结果全家谁也没看成。
又有一次，我检到一个比巴掌稍大些的圆铁片（也许是洋铁皮罐头的盖子吧），独自在胡同里滚动着玩，我弯着腰为它加力，我突然感到手掌钻心地痛，手上滴滴达达地流出血来，手掌上靠近中指的地方，划了一个圆弧形的大口子，肉皮向外翻着，直到现在你们还可以在我的手掌上，找到那次划伤的疤痕。
又有一次，我在大姨家门口玩耍，看见挑着担子的卖凉粉儿的小贩，大声吆呵着走过。大姨掏钱买了一碗凉粉，喂一岁多的弟弟吃。我一看，急了，怎么？这一次，没有我的！我躺在床上，仰面朝天，手脚用力地敲打着床板。大姨跟妈妈笑起来，一边哄我，赶紧又买了一碗，这场风波才算了结。
住北屋的邻居，跟我同岁的小妹妹－－小楼，在街上撒尿，我好奇地撅着屁股去看，她怎么没有撒尿的小鸡鸡？觉得很奇怪，立即跑去悄悄地告诉了母亲。
“她是女孩。”母亲听了告诫我说，“以后不能看女孩子撒尿！”我从此记住了：（世上）分男孩、女孩，女孩跟我是不一样的。
远房的亲戚，一对年轻的夫妻来访，执意带我去北海逛公园，园门广场的旁边是个无门的院子，人们都要先走进去，大概是去买票吧。看起来园门比现在大些，一迈进园门的中间是圆形的门房，收票的人坐里面，可以清楚地盯着进进出出的人们。
我们顺当地进园了，走过长长的汉白玉石桥，迎面是一座大庙，紧挨着它的西侧，有一个大笼子，有两层楼那么高，象小院子那么大，十来只猴子在里面假山上玩耍，这比大街上耍猴的猴子好看多了。我久久地站在大笼子跟前，呆望着上窜下跳的活宝们。
当我回过神来，突然发觉周围没有了一个认识的身影时，我害怕极了，这可是我第一次来的陌生地方。哭，不行，别人把我领走怎么办？只有自己一个人壮着胆子，照原路找回去。还好，那时路上的车很少，无论是汽车，还是人力车、自行车。
进门一见着大姨和妈妈，憋了好久地冤屈一下子爆发出来－－大哭一场。“真行！能一个人单独走回家，真有出息。”随着大姨和母亲不断对我的夸奖，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然后按大姨的嘱咐，当那对丢孩子的大人进门时，我应藏在门后，当然“计划”没有得逞，没等他们把走散的过程讲清楚，我已经憋不住劲，从门后跑了出来。
1947年冬，妈妈生了老三，那是一个小妹妹。月子里的妈妈，就躺在惜薪司27号窄窄的小南屋东头的床上，屋子里没有几件家具。
妈妈让刚刚4岁的我，把煤球炉子上熬熟了的稀饭锅端下来。那是一个约直径20厘米大小的双把提锅，锅里的大米粥正咕嘟着泡儿。当我端起来的时候，才发觉它很烫，没有端到地面，就松手了。小锅掉在地上，还算幸运，锅没翻，可米汤飞溅出来，溅到了我左脚的脚面上。只一滴，疼得钻心，立刻烫起了水泡，痊愈后在那儿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左脚面正中间一颗“牛痘”般大小的“花”。
小妹妹的阿了屎尿的“介子”（妈妈对尿布的叫法），就泡在小院当中的大盆里。还不知道香臭的我，捏着半个馒头，蘸着盆里的黄汤，就往嘴里送。刚巧，父亲从大门外走进来。他发现了，进屋拿了个鸡毛掸子，“我叫你不知道香臭！”他一面说着，一面朝我头部打来，脑袋上马上鼓起了一个包，我疼得哇哇地哭起来。
父亲的肺病加重了，不住地咳嗽，痰里还带着血，住进了中央医院（现在位于白塔寺附近的人民医院）。月子里的母亲狠狠心，撂下刚刚出生的小妹妹，天天提着塘瓷的提盒，步行两里多路，给父亲送三顿饭，哪还有工夫给小妹妹喂奶，未满半月的她，被独自锁在小南屋里，妹妹病了，混身抽滀，这个小生命未满十天就离开了我们的家，离开了这个世界。
有人送来了个薄扳木匣子，请个人把她连同木匣一起扛走了。父母还未来得及给她起名子，连同她的模样都没有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一丝一毫的印象。
从小，我从心里就很怕我的父亲，总象老鼠见了猫，躲得远远的。发现他从绸布店回来了，坐在屋子里，我就弯着腰悄悄地从门前溜过。我不记得他曾对我笑过，哪怕是微笑。
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时间大约在1947年的秋天，天上薄薄的云，天气不热也不冷，我正一个人在西安门大街93号门口西侧的便道上玩耍，紧挨着那个天主教会三层小楼的西边，支着一个白布帐子，帐子下摆着一付剃头挑子。我看见一个成年人掏出手枪，朝几米以外的正在为人剃头的师傅瞄准。突然，枪响了，那个剃头的师傅立即倒下了。
枪声就响在我的耳边，凶杀就发生在离我十步之内，我真的吓坏了，拔起腿来拼命地往家跑，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
不一会儿，我听到了大人们的议论，那个开枪的跑了，剃头师傅死了，正在剃头的人吓坏了。
几天后，又听到了事发的原因：开枪的是个军队的马弁，军队开走了好几年。他的女人跟这个剃头的过了好几年，马弁现在回来了，偷偷地让那个女人回到他身边，几次都没有谈成。于是，起了杀心，发生了使人胆寒的悲剧。
我八、九岁时，父亲曾当着我的面轻声背诵过一篇什么：“在一片广阔的原野上，一挂大车漫无边际地走着。……”他那对自己无望的病痛，和对家庭前途无尽的忧愁，感染了我，它几乎跟随了我一生，那是我心灵中抹不掉的烙印。
另一次，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有出息！学习不好，长大了就只能象小棍儿（我家的近邻，家里穷得叮噹响）一样！
其实，他注意在启蒙时教我记忆、思考，常指着“月份牌（就是一天一页的日历）”，告诉我：初一过了是初二、初三……。阴历一个月，小“尽”二十九天，大“尽”三十天。
我在学龄前就能从一数到三十，也直观地体验了“数字的顺序特征”。
数学具有显而易见的逻辑性，理性思维难道是李姓老祖宗留传给予我的好传统（姑且称作大理寺的传说吧）。对数学的偏爱可能要伴随我的一生——十七年的学生时代，十七年的三线建设，十七年的工商工作，可能还有十七年的退休生活。是父亲在我儿时的学前教育使我受用一生。
父亲的肺病加重了，经常咳血，被庆昌祥绸布店（座落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内）的东家辞掉了管帐先生的工作，尽管为掌柜的卖了十余年的命：白天站柜台，上板后（不许说关门，不吉利！）记好这一天的帐。半夜，插上门，还要去掉布匹头部位的商标，盖上伪造的“著名”商标（戳子）。
长期的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不生病才怪呢！
在那物价飞涨的时期，只给了十几匹布了事。没有了工作，加上疾病缠身，一家四口没有了经济来源，在北京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回老家去，回乡下去种地、养病，这不失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1950年大年刚过，家里就要我上学了。村小学校位于村子的中部，教室是借用金老太太家一排五间的北房。尽靠东头的一间是老师的起居室，中间三间连通，是一至四年级的合班教室，用黑墨涂抹的木制黑板，就挂在教室的西墙上。
学生课桌是五花八门的。低年级学生，都围坐在从庙里搬来的供桌四周，高年级的学生用的桌子，是由各家搬来的各种规格的条桌。全校学生集中在一起上课。学生可是大小参差不齐，年龄最小的学生六岁（如：我刚满六岁），年龄最大的学生大约有十八、九岁了，属于扫盲性质的。
老师姓吴，她留着齐耳短发，穿一身土布灰军装，看起来，也就二十几岁出头，比年龄大一点的学生，大不了多少。老人们称她“女八路”。
老师讲课的时候，总是先讲低年级的课，接着布置他们作练习；后讲高年级的课，再布置练习。“读”书的时间，全体学生是统一的，一旦老师宣布：“下面念书”，男女声混在一起，高低声混在一起，真是“乱成一锅粥”，离开半里地都能听得见。
一上午，中间只休息一次，中午放学，学生回家吃饭，老师轮流在各家吃“派饭”。下午再上一节课。半下午就放学了。（石板、石笔）放学后，那些大个学生经常在老师屋里呆着不走，直到家长喊他们回家吃晚饭的时候。
你别小看这个小学，功课的种类是不少的，低年级除有语文、算术之外，还有“大仿”、“小楷”（须个人买米黄色的毛边纸订练习本）；高年级要增加珠算、“尺读”（应用文的写作规范）两门课。“大仿”是“拓”着红色的字帖，用中号“羊毫”笔“描”写，让学生体会运笔的奥妙；“小楷”是用小号“狼毫”笔（据说，笔尖里掺着几根黄鼠狼的毛，能使笔峰有弹性），按照着做好的十二乘十八的方格框抄书。老师判作业时，用毛笔蘸着红色墨水，在他认为运笔比较规范的笔划上，画一个漂亮的圈。
学生们比谁的大字写得好，只要比一下谁的红圈多就是了，“小楷”的判法也用小毛笔画圈。“尺牍”这门课是讲如何写应用文，比如：写信对长辈、平辈、晚辈的不同称谓，写信开始、结束的不同用词；竖信封的写法等等，还有各种应用文的规矩（1953年以后，这门课就去掉了）。
我还记得上一年级时的语文课本，一翻开书的第一课，在第一页的左上部，是竖排的三个算盘珠大小的字：上学了。中间还有一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上二、三年级时老师教的注音字母，念经似的大声朗读“波、坡、摸、FO，DO、TO、NO、LO”，第八个音老读不准，开始老读成“LEI”。以后我进京上五年级时才重新学的汉语拼音，逐渐学会了说普通话。
我刚上学时，是在每年的冬天结束一个学年的。春节前，期末考试成绩，是要张榜公布的，全校学生是按成绩的多少，依次排列的。最后一名的右下角，照例是要用红墨水笔画上一个“L”－－中止符，老百姓都开玩笑地说，XXX今年坐上了“红椅子”，那可是对全校成绩最差的学生的特殊“称号”。
吴老师只教了我一年，就调走了。新上任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中等个，留着很帅的分头，还显眼地镶着一颗金牙。从二年级一开学，教我的就是他－－这个姓赵的中年老师了。赵老师对同学很严厉，许多同学都很怕他，尤其是，淘气的、不用功的和成绩差的同学。他惩罚学生的办法，一是用“戒尺”打手心，二是罚站。还好，我倒没有挨过他的打，没有罚过站。不过，他很注重自己的仪表，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到他，一身的穿着打扮，都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他还能写一手很漂亮的的毛笔字。
第二章 母亲
2001年3月26日凌晨0点55分，母亲走完了她的85年的漫漫人生路，平静地告别了我们，她没有留下任何遗憾，没有任何痛苦地走了。
母亲的一生正像她的名字一样，勤劳陪伴了她一生，苦难也跟随她了一生。
她对我们弟兄三个，是端平了“那碗水”的。她对父亲的“忠诚”，对父母公婆尽孝，即使对妯娌、邻居，以至于乡亲们都能和气待人。
1917年（蛇年）9月初二，她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那是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村庄名叫李家（各）江村，地处冀中平原的腹地，方圆几十里地内，没有河湖，方圆几百里地内没有山地，那怕是高于砖窑高的小土“山”。
从那儿往西北十八里地是冀州县城，往东北十八里地是枣强县城，往北离衡水县城也有七、八十里地。当地人讲话很有特点，就连喊娘也比别的地方高半度，反正比四声中“阳平”声调明显地高就是了，我思量，应该算是北方话中的第五声了。
她的母亲也姓李，我姥姥是姥爷的续房，前面的姥姥是因病去逝的。姥爷家是一个小院子，几间土坯房。三小间北房，两小间东房，西面只是一小间小屋，是麦草做顶的简易房子，单为夏天做饭，冬天堆放柴草用的。在这院子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宅基地，在这窄窄的宅基地的后面，有两棵“婆”枣树。
母亲出生时，前面有同父异母的十五岁的姐姐和八岁大的哥哥。几年后，一个小妹妹来到了这个只有几分菜园子的小家。这样一来，她的恶运可要到来了。仅靠年过四十的姥爷一个人干活，已养活不起这六口之家了。
姥爷农忙时，就拾掇菜园子，说实话，单靠那几畦菜地，种什么也不够全家的基本生活。忙完了菜园子，就走村串集的揽些杂七杂八的活，编柳条筐呀，扎扎扫帚，贴补全家的生活。
为了赶活计，经常是一个人推着独轮车（当地叫“鸿车子”）赶夜路。遇到“鬼打墙”什么的，是常有的事。
姥爷曾经给母亲讲过下面的故事：
有一个深秋，赶远集回来晚了，大道两边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大地一片空旷。满天的星斗闪烁着眼睛，那“三星”已经偏西，后半夜了，不时有“鬼火”在不远处跳动着。
一股倦意袭来，干脆叉开大路，认准江村的方向，蹚着庄稼地，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下去就是了。
怎么？今天走的路这么凹凸不平？鸿车子上一个坡，接着又下一个坡，没完没了。
算了！今天夜里不走了。歇一歇，打个“顿儿”。
只是不大一会儿，远处传来了鸡叫的声响。天色开始蒙蒙亮了，老人定神往四下一看，大吃一惊！我原来在哪家的大坟地里，转了许久。你看，那不少坟头上还明白地留着车轱轳压过的印子呐。
姥爷这段赶夜路的故事，是姥爷不只一次给母亲讲述的，母亲又讲给了我们听。
就是这样日子也是入不敷出，眼看就过不下去了。于是决定把一个孩子送人，只能在她跟刚刚降生的妹妹之间选择。小妹妹太小，人家不想要，那就只能是她了。那时候，她已经开始记事，姥爷、姥姥哄着她：跟人家走吧，那里有吃有穿。跟人家出了村，往西北方向走。她突然好像明白了这里的“秘密”，哭喊着，挣扎着跑了回来。以至于她直到出嫁之前，再也不敢往西北地里去，哪怕是到西北地里去拾庄稼，她也坚持不去。她对那次经历，对骨肉分离的印象之深，真可说是刻骨铭心了。
她姐姐不过几年，就嫁到离家十多里远的杜各沙村。父亲在菜园地里边忙活，十五岁的哥哥跟六七岁的她，开始帮父亲干些浇灌改水的活，父亲吃力地摇着轳辘打水，她就在当水灌满一个菜畦的时候，封好畦埂，并在下一个畦埂上掘开一个进水口子。再就是做些拔草、捉虫的小事，还跟着十多岁的哥哥，到周围的村子里去卖菜。哥哥挑着菜，她来吆喝，哥哥称称，她来收钱。冷清的村巷里，不时传来稚嫩的叫卖声。
七岁已过，农村的小女孩到了该开始裹脚的年龄，从来没有受过气的脚，突然被几尺长的白布缠了个严严实实，脚一沾地，钻心地疼痛，这真是对身心的摧残。开始还白天裹、晚上放，几天后就没有这个“优惠”了，整天裹着还不算，每天都要重新裹紧一次，外面的活是干不了了，只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
1924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在推翻大清王朝十三年之后，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北伐，也冲击了这个偏僻的小村，一场放脚运动席卷过来。才被缠了几个月的，还没有长定型的脚又解放了，亏了这双“解放脚”，陪伴着她在坎坷的人生路上，奔波了一世，使她能在弯弯曲曲而不平坦的长路上，稍微能走得稳当些。
1935年，未满19岁的她出嫁了，嫁到了村东两里半远的小屯里，丈夫高出她一头，大约一米八的个子，比她小两岁，也姓李，大号李林河（小名四河）。
他兄弟五个，排行老四，在枣强县城里的布铺当学徒。他上过四年私塾，比大字不识的她强多了。
这是个大家庭，是个开始走下坡路的大户。除了五个弟兄之外，还有个后来出嫁了的妹妹。
虽然公公是里里外外、家里地里都“担”不起来的家长。
他是1959年去世的，那年头，七十多岁的老人还要下地干活，当时他正在地里锄地，身子一歪，就不行了。送回家里，只一天多就咽气了。据推测，那可能是患脑溢血“走的”。
婆婆可是大宅门出身的，听说娘家是村西南十里远的“圈子”里的，那可是县里有名的大镇子，娘家也姓李。
她个子不高，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透着见过大世面的精爽。她能做一手好菜，做一手好针线活。
大哥、大嫂在她进门后不久就先后去世了，二哥和五弟都在家务农，三哥在天津开小杂货铺。大嫂、二嫂都是家境还好的时候“过门”的，全是地主的女儿，跟婆婆很投脾气，会做事，会说话；三嫂出身中农，她出身下中农；弟妹是长工的女儿，娘家就在金村东头，大街北面的一条小胡同里，她弥留之际，我还去过她娘家一次。
看来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自三十年代一直在走下坡路。不同阶级出身的人，聚在一个小四合院里生活，混在一个锅里吃饭，针尖对麦芒的矛盾是少不了的，帮派体系虽说赶不上大观园，钩心斗角的折子戏还是经常上演的。
我还不记事的时候，姥爷病重。那些日子，母亲带着不满周岁的我，从北京特地赶回老家去看望。母亲算尽到了她的孝心，也把她的尊重老人的美德留给了我们。
母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对家庭、父母、丈夫、每一个孩子，她又尽其所有地奉献了一切。
母亲一生不信神鬼，她对命运从不怨天尤人。
母亲啊，如果您不能升天，还有谁有资格升天！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