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大姨之死

1951年早春的一天,家里接到一封加急电报,是从北京打来的,电报上称,“姐姐病重”(指我的大姨)。急急火火的妈妈,草草地把父亲和两个弟弟,拜托给二大娘照料。傍晚,只带着我一个人,匆忙地登上了刚刚停在家门口的一辆轿车,就是那种有一匹马驾辕,有两个木轮子,车厢上装有弧形车棚的那种,因为时值早春,一早一晚的气温还很低,车棚搭着厚厚的兰黑色的棉布罩子。

马车是从南边出村的,从南面绕过了村东边的大水坑,慢腾腾地停在了大金村村中间的大道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停车的方位,车是向东北方向停着,正北不远处就是“金村完小”的整齐的院子,车道东边紧挨着不高的土坡,坡上紧挨着大车道边的,就是一所院子的富态的大门。

天空灰蒙蒙的,天就要黑下来了。“怎么还不走?”母亲问那个大个子赶车的中年人。“再等一会儿”他回答。本来早春的时光就过得很快,不大工夫,周围的景色就变得模糊起来。在我们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来了一位老太太,手里拿着一个不大的布包袱,她也是坐这辆大车的。窄小的车厢坐得满满的。“不是讲好,只有我们一家吗?”母亲很不高兴,当面向赶车的人提了出来。“这位老太太,也是急着赶火车出远门的,将就将就,挤挤吧。”那位老人没有接话,只好如此了,都是出远门,要天亮时才能赶上衡水的火车,有个人做伴也好,这大概是母亲当时的想法。

马车在坑洼不平的乡村大道上,不紧不慢地走着。风,倒是一丝也没有,在空旷原野的晚上,气温还是很低的。车棚前边的棉门帘子堵得严严的,里面更黑了。大车不规则地又不停地颠簸摇晃着,我很快就睡着了,在两个坐着的大人之间,只能卷曲着身子。

天刚放亮的时候,我醒了,车已经进了衡水市区。现在算来,这一夜赶了近九十里路,一路上的情形,我是没有一点印象了。只依稀记得,那次坐火车,是走的东线,在德州转的车,是在北京前门老车站下的车,出站后我和母亲同坐的一辆三轮车。

时隔两年多,北京变得干净、整洁了,高大的西安门似乎变矮了一点,只是大街两旁的商号、门面没什么变化,原来在那门东南角的,整条大街的第一号大买卖——“正大号”粮店、酱园还那么排场,门前的那两根高大的望柱,依然张扬地举架着它那代表身价的招牌。

大姨躺在北屋的床上,脸色蜡黄蜡黄的,脑门儿显得挺高,身材跟妈妈差不多。我凑到她床前,轻轻地叫了一声:“姨”。她抚摸着我的头,轻声地叫着我的乳名,“大铁头都这么大了”她好像自言自语,然后,盯着我的眼睛“好好上学,要长出息”,她的眼睛里含着晶莹的泪水,这是对我的最后的嘱咐和希望。

我受不了那沉闷的气氛,一个人到大街上玩耍去了。妈妈整天陪着大姨,大人们好像有永远说不完的话语,办不完的事情。我见到了大姨每天喝汤药,脸色一直阴沉着,整天都是一副难受的表情。眼看着她一天天精神微弱下去,连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轻了。

有一天,家里请来了对门的“张大姐”,为什么她的年龄跟母亲差不多,我要叫“大姐”呢?我一时没有想明白。她长得白白的、胖胖的,满脸慈祥的样子。我好奇地躲在母亲的身后,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开始,我只看见她坐在床前,嘴巴在不停地搧动着,一边很正重地小声叨念着什么,一边用一根什么枝条在小瓶里蘸着,在大姨四周甩着一些“水”,我马上闻到了一种说不出的特别的气味儿。大姐对大姨和母亲说,这是她特意从“北堂”取来的“圣水”。

当天晚上,大姨安详地去世了,病人没有呻吟,亲人也没有哭天抢地。一切都那么平静,这是我第一次经历送亲人“上路”。

大姨,当年听说死于“细病”,享年五十一岁。我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就是今天所说的心脏病吧。她这个“内掌柜的”,却没有享过一天清福。自从大姨父开了这个木器厂,实际上,就是个不大的木工作坊,她就成了内当家的。给丈夫和七、八个徒弟们,忙活每一天的早、中、晚三顿饭;每当有客人上门,窜水沏茶;秋天要张罗淹一缸大罗卜;冬天取暖生煤球儿炉子活儿,当然也是由她包了。

院儿的东侧,那间刀把儿形,十来平方米的小屋,盘着半间屋大的柴火灶,上架一口直径二尺多的大锅,烧水、熬粥、蒸窝头、熬菜汤,都是她的活儿。干木匠活儿,锛下来的表皮,锯下来的料头,刨下来的刨花,甚至于锯末,那全是她的“燃料”,时不时的还要“咕嗒”几下手边的大风箱。年复一年,一年忙到头,没有歇一天的时候。

她一生没有生育,三十多岁的时候,才从叔伯弟弟那儿,“过继”了一个儿子,当然,也没有什么多深的感情。那时候,“过继”一来是为不断香火,二来主人一旦死去了,出殡时会有人给“打幡”、“摔盆儿”,每年清明节给“上个坟”、“烧个纸”什么的,总算不上什么“绝户”。那时候,“过继”可没有履行什么法律手续,因此还引发了一起诉讼,可那是后话。

那一天,我见到大姨“灵堂”就设在北屋窗前的台阶上,那是请人突击搭建的一个蓆棚,大姨就孤独地躺在里边的床板上。

木器厂的日常木工活儿都停了,大姨夫指挥手下的六、七个徒弟,现做棺木,材料是现成的,是干透了的柏木。虽然,街对面就是棺材铺,那是一家姓关的山西人开的,是这条街上唯一的卖寿材的。

在天棚的下面,竖着架起了木料,拉起了大锯。那锯条就有一庹多长,中间大巴掌那么宽,两头儿装着尺把长的木把儿,一上一下两个人配合着操作。大锯剖开了整料;还有用刨子刨平的,用凿子剔槽的;姨夫亲自配料、划线。总之,全院上下忙了个底朝天。

第二天一早,就看见一副做好了的大棺木,已经摆在天棚下面了。外边是白茬儿,里面涂上了一层黑乎乎的东西,人们说,那是涂的一层松香,防水的。

不一会儿,开始“入敛”了,人们从灵堂抬来不能再说话的大姨,轻轻地放进那挤挤的、黑黑的棺材里。

忙乱的人们,把我忘在一边,直到快上盖了,妈妈才把我拉过去,让我往里边看了最后一眼。大姨的脸色像白蜡一样,冷冰冰的,已经没有了一点儿血色。接着,那重重的、厚厚的大盖子,就最后扣上了。哭声连成一片,男声、女声,真的、假的掺和在一起。

当天下午,出殡了,请来了西安门外的“杠上的”,一种专门从事殡葬服务的队伍。他们都穿着绿地儿的带大襟的袍子,头上戴着像京剧舞台上衙役们的帽子,腰里缠一条青布带子,可以看得出来,布的质地不怎么样,反正很滑稽,其样子很像一帮化妆蹩脚的街头剧演员。他们中有四个是吹鼓手,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是吹锁呐的。大姨就在这吹吹打打的热闹仪式中,被永远地抬走了。

听送殡的人们回来说,把大姨埋在“新北京”(大约在今天的永定路一带)附近的一块墓地里了,1956年,又将棺木送回老家冀县杜家沙村安葬。

第八章 置家业

从北京送“走”大姨之后,我陪同母亲很快回到了老家,那里还有生病的父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都时刻需要母亲的扶侍与呵护。这个五口之家的重担,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落在这个刚过三十岁女人的肩上。她要大小事拿主意,地里、屋里的活儿她都要事事动手。生病的父亲,整天躺在床上,什么也帮不了她;三个不懂事的“秃小子”,除了冷了要穿,饿了要吃之外,又能帮上什么忙呢?我是大的,只不过七岁而已,接下去是四岁、一岁多的两个弟弟。她曾不只一次地对街坊说过这样的话:有这仨孩子,“偷着”喝口凉水也不行。是啊,见到母亲的嘴在动,哪个孩子都会马上要吃的的。

母亲手里有钱了,那是大姨一生积攒的私房钱,206块银元哪!大姨临咽气之前,抓住母亲的手,悄悄告诉母亲,银元就藏在床下,埋在屋子当中的青砖底下。“送给你吧。一来给妹夫治病,二来拉扯大三个孩子!”就在那两天,母亲悄悄地把“袁大头”刨出来,编排个“谎话”,没离北京就已经跟大姨夫兑换成现钱了,一块兑换一万元。万元是旧币单位,我家在离开北京的那个时候,就从大人们的不经心的对话中知道,在那时局不稳的当儿,有一点积蓄的人家,就换“袁大头”存起,用以保值。1955年人民政府改新币,是一万兑换一元新币。

听说药房里有治疗肺结核病的新药了,名子叫“盘尼西林”,就是现在称作青霉素的药。那是每支2CC的针药,每支我听说是一万多元,可真够贵的。

刚从北京回来那会儿,家里的生活开销,我是不知道的。时常被母亲指派去侯冢镇上买馒头回来,那馒头铺就在侯冢街上,靠路南的一间黑黢黢的临街屋子里。做的那馒头是长长的,像瓦房的屋顶,断面呈三角形。馒头很白,吃起来很劲道。

回去的头一年,我还陪母亲在逢集的日子,买过“洋布”。父亲退职时所分的那千分之三的“股份”,也就是落下了几匹细布而已。侯冢集是十天两集,母亲就按衣料的大约长度,扯下几块不同的平纹布,找块儿包袱皮,叠把叠把背了,赶集去了。

有一次,我在集的入口处,见到了母亲。她正蹲在那儿,跟前的地上铺块土布包袱皮儿,上面摆着那几块新布。我很少见到有人上前去看一下那布料。那时,农民手里“活钱”不多。平时他们穿土白布,讲究一点的,就用染料“煮”成深蓝色、藏青色或其它颜色;还想出了调节色彩的办法,用土黄色的“紫花棉花”(当时就有的彩色棉)纺成线,添加到土布中去,织出带黄条子或黄格子的土布。

在当地是产棉花的,农民有纺线、织布的传统,许多人都会织,二大娘织布时我就见到过。那是一架全木的老式织布机,总共不到三尺宽,一庹多长。她老人家坐在织布机一头的凳子上,把一个“大蓖子”似的东西,向前推一下,跟着踏一下踏板,那经线就有次序地上下分开了。那“心”里藏着纬线的木梭,从分开的经线中穿过,那是通过左右手熟练的投递动作进行的,它把一条纬纱带到了另一头。接着,插入一个比布幅宽略长的光华而干净的木片,双手用力向身前拉一下,把刚穿过的那条纬纱压紧。抽出木片,再踏一下脚踏板,交叉一下纬线,重复下一组相同的动作。已经织好的布,用一个竹条撑起来,还不时地喷上点水,然后就缠卷在身前的布机上。

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那经线上下交叉的动作,是怎样完成的。既使上过理工大学,读了《机械原理》以后,至今也没想清楚、弄明白。

当时,农民家里的花销一般不大,无非是称斤大盐,灌瓶点灯的煤油,买盒火柴什么的。

提到火柴,我想起了爷爷挂在腰里的“火镰”。那样子很像斧头的前半部分,只不过那“刃儿”是厚厚的、平滑的弧形。

我还有幸见过爷爷使用过它:他从随身带的一个小口袋里,撕下一小片黄褐色的“绒”,再在小口袋里找出一小银灰色的“火石”,把那绒叠放在火石的下边,由左手指捏着,然后,右手捏着火镰,迅速地往左手指那儿“擦”动。我见到,只要擦准了,火石就崩发出一串火花,只是连续几次火花之后,那块绒就燃了,先冒起青烟。如果放到装满碎烟叶的烟袋锅上,爷爷用他的粗糙的摁住,长吸两口,那铜烟袋锅里就冒起烟来,烟被点着了。

即使在北方,农村遇到连阴雨的情形也是有的。那黄白色的火柴头潮了,一连几根都划不着,无法点火做饭的时候,奶奶只好找爷爷,用火镰去点火。那是先点着火绒,再把开始冒烟的火绒,放到卷成细细的草纸筒头儿那里,接着用嘴轻轻地吹,逐渐引燃的草纸,接着再吹几口,烟雾就会“变”成小火苗,那灶堂里的柴草,终于被引燃了。

当时用的火柴是“泊头”火柴,泊头是什么?我不知道。只见那火柴盒的两个侧面,都粘着一层亮晶晶的细砂粒。

当时的农村,还有什么花钱的地方呢?无非是学生的学费、书本费、笔墨费……那剩下的一大笔钱,藏在家里显然是不妥当的。眼前,又没有什么改变命运的前途,所能想到的是只有种地,当农民这条道,只靠那两亩地的收成是不够全家吃穿用的。那时,地价很便宜,一亩地十二万元,母亲在人们的撺掇下,连续买了六亩多地。村西南二亩斜么地,村正北二亩沙土地,村西北远远的二亩多好地。这样连同原有的二亩盐碱地,我家就有八亩多土地了,养活五口之家才可能有温饱。

另外,她想到这三个男孩儿,长大了都要成家,都需要盖房。就买了一处宅基地,位于村子的东南角,紧挨着德纯大哥的院子,再往东就是大水坑了。南边隔着一条不大的水沟,与我家的那块盐碱地相望。虽然沟边有几丛榆树棵子,都是不知何处飞来的“榆钱”种子发芽长的,长成不了什么盖房的材料。顶多在春天刚发叶子的时候,捋几把嫩叶子,下到小米粥里,调节一下颜色、味道而已。

那年春天,土地墒情不好,耩地下种还要等雨水,趁这个空隙,母亲急急忙忙到侯冢集上,买了十几棵榆树苗,“呼哧、呼哧”扛回来。树苗是我帮母亲栽种的,我是既拿不动铁锨,又抬不动水,只能干些看看树苗、扶扶树苗的轻活,挖坑,挑水的力气活都是母亲一个人忙活。

树是顺着南边的沟沿儿、东边的大坑沿儿种的,东西那一排排,还是用步丈量了株距的。刚栽好那会儿,我们都畅想着它们成荫的光景。

后来入了“社”,土地、宅基地都属于集体了,联同宅基地上的那些树。母亲的“如意算盘”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彻底破灭了。

多少年后,她老人家还耿耿于怀,用她的话说,那都是她的心血,那些钱都打成水漂了。

据说,当年那些榆树苗长到1960年,就有碗口粗细了。母亲曾回去过一次,她壮着胆子锯了几棵,给二大娘了。大队干部知道了,也没人出来说句什么。

第九章 种棉花

1952年春节过后不久,人们都在准备春耕了。

母亲不会耕地,必须找人代耕。虽然我家有两条“牛腿”,那是与两户本家凑钱合买的。牛就圈在爷爷院子的“头牯”(当地对牛的叫法)棚里,由五叔负责喂养。

侍侯“头牯”,那可是个细心的差事,一天非要按时喂水、喂草、添料不可。每隔十来天就要给牛铡草,必须仔细地择选草里的杂物,小砖头、钉子之类的东西,给牛误吃了是要生大病的。牛冬季最喜欢吃的是豆秸,谷草也可以。它干力气活的前后都要在它的头牯槽里加料——黑豆、藿(HUO)子(一种形似高梁的庄稼,比高梁杆儿稍细些,种子也比高梁稍小些、瘪些,当饲料喂牲畜的时候也不必去皮)。

在大家都在算计自己那几亩地种什么的时候,乡里派人来了,就在人们平常聚集的地方,村公所搬来一张学校的课桌,两位乡干部坐在桌子边。村干部对村民们说,上级鼓励农民多种棉花,种一亩奖励十二斤“肥田粉”(当时俗称化肥的叫法,我上中学后,学了化学课才明白那可能指的是“硫酸铵”“硝酸铵”一类的化学肥料)。由村里帮着解决棉花种子,还指导农民们如何种好棉花。

我母亲就自愿报了两亩,在种完谷子、春玉米、高粱、豆子之后不久,是枣树叶子开始萌发的时候,村里统一要求“耩”(当地对播种的叫法)棉花了。我还记住了那时宣传的谚语:枣叶发,种棉花。使用的是两条腿的“耧”(北方老式播种的工具,可同时播下两行或三行庄稼),这套农具是老爷爷在世时置办的,包括:犁、耙、耧、“盖”、碾子、石磨、碌碡、手摇风车(检选粮食用的,就像泥塑“收租院”里的那个泥塑风车)和一挂旧式大车(牛拉的木轴木轮车)。爷爷跟大伯、叔叔们分家时就写明,这一套农具不分,属于“伙里的”,几房叔伯弟兄同爷爷合用。

播种时,一个人在前面牵着牲口,掌握方向;牲口拉着耧,第二个人摇摆地扶着耧,种子就在摇摆中均匀地播在了土沟里;再后面另一个人拉着石滚子,在播种沟上压过,播种就这样完成了。

我家在村西南的两亩多地种上了棉花,那是一块“梯形”的地块,只是在地边播了两垅芝蔴,以便跟相邻的地块划分得更明显些。

那一年,村里种棉花的人家可不少。老天爷还算有眼,冬天的雪大,播种时地的墒情挺不错,只十来天苗就出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间苗,让农民每隔一尺多选留一棵壮苗。不久刚好下了一场小雨,正是补种棉花的时机。母亲冒着蒙蒙细雨,在地里补栽棉花,用一把小铲子,连苗带土移到断垅的地方。

又过了一个多月,棉花棵子长到了尺把高,到了该“打尖”的时候了。学着人家的样子,掐去主干上的顶尖,一棵苗只留七、八个侧枝。又过了半个多月,该第二次打尖了,把枝上的尖也掐掉,让侧枝只长三四个棉桃。

另外,隔三差五地就要去查看一次。无论在主干上还是枝干上发现了“芽”,都要清除干净,农民形象化地称这道手续是“掏耳碎”(即清除耳屎)。当然,锄草是必须进行的,尤其是在下雨过后。雨后,你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庄稼向上窜了一大截,野草也顺势发疯似的生长起来。过个两三天,等地里可以下去脚了,(指在田地里不泥泞了),锄草就是首要任务,必须抓紧进行的。农民明白:野草是要跟庄稼争夺养料、水分的。

几场雨过后,棉花“棵”挺起来了,像舒展开了它的腰枝。远远看去,地里一片碧绿,颜色十分喜人。当你走近地头,发现已经“封行”了,相邻垅行之间,它们的枝杈已经交错在一起。

棉棵下部开始有花开了,淡粉红的,淡黄色的。花是单薄的,如小孩子的拳头大小,黄色的花蕊,长长地竖在花瓣中间。在今天的城市里,你如果见过木棉花的话,就是那个样子,只不过小些罢了。

进入七月,天气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枣子也开始进入成熟期,刚刚现出“点红”的时候。正像当地谚语所说:“七月十五点儿红,八月十五满儿红”这里指的就是枣。棉花枝上结成了“桃子”,桃子个个都“戳”在那枝条上,柄很短,每个“桃子”根部都有几片带齿的花萼托衬着,顶部是尖尖的,真是一件件碧绿的艺术品,样子很“周正”,不象水果的桃,它没有那道侧“沟”。

进入九月,一般是秋高气爽的时节。棉桃终于开始吐絮了,农家叫:“喷花”,如果一连几个大晴天,你就看到白花花的一片,那是第一喷花。棉桃的外壳裂开了,均匀地裂开了,而且越裂越大。一般裂成五瓣,每瓣里都有一个“桔瓣”样的白色的东西,它逐渐地蓬松,终于变出了一“蓬”棉花,比爆米花还要蓬松地多的展现出来。

摘棉花(当地叫拾棉花)不是一件轻巧活儿,我就参加过。每人在腰里系一个包袱皮,先对折,再把那四角在身背后系紧,就像系了一条围裙,只不过“围裙”是不封口的口袋,挂在身前。

你必须弯下腰,用五个手指一起捏住“吐出”的部分棉花,轻轻一提,整朵棉花就在你手里了,被你揣在胸前的“口袋”里。当胸前的口袋满了,妨碍你干活时,就要送到地头的棉堆那儿,“掏空”你的“口袋”。

正常年景,有三喷花就该结束摘棉了。天时过了:湿度大了,温度低了,如果还有没开的棉桃就“僵死了”,再也开不了了。

那时,每亩收摘一百多斤“籽棉”,(没有“轧”去棉籽的,也称作“原棉”、“皮棉”的),就是很不错的了。谢谢老天爷的恩泽,我们家种的一季棉花的辛劳没有白费。

再往后,就是把棉花卖给侯冢集上的收购站。从地里拔出棉花柴,拉回家去当成做饭的柴禾了。烧棉花柴那火力是比其它庄稼秸杆更旺、更有“劲”的。

那地边种的两垅芝麻,最后收了几升白芝麻,后来做成芝麻盐吃了。

第十章 姥姥家

我姥姥家,在村西面约两里远的李家(各)江村。那也是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穷村。走遍全村也见不到一处高房大院。也就是说,单从住房条件来看,没有哪一家称得上“地主老财”,因为没有一间四面见砖的大瓦房。抗日战争年代,从山西过来的八路军,就在这个村里建立“保垒户”,县大队的工作人员经常住在这个村里,开展抗日活动。

那个时期,姥姥家就是可靠的保垒户。

直到1949年的秋天,我们全家回原籍时,我才有了对姥姥家的第一次印象。那时我六岁,是刚从北京回到老家的那阵子。

记得,我跟随母亲穿过屯里的整条大街,从村东头一直走到西头。一出村西口就是一段下坡路,然后走过一小片树林,树林那边紧挨着田地。母亲指着远方的村落告诉我:“那就是江村,你姥姥家就在那个村。”

我们走的是一条木轮大车常走的土道,车轮碾出来的车辙歪歪扭扭的,不直也不平整。两条车辙中间,有驾辕的牲口踩过的蹄印子,更显得坑洼不平。紧贴着大车道的右边是两米多宽、半人来深的“道沟”。听大人们讲,那是打日本时,八路军动员老百姓挖的。当年村与村之间都有“道沟”相连通的。

在平原地带,一望无际,只有地里的高梁、玉米每年到七、八月份蹿起“个”来的时候,敌后武工队才便于跟鬼子周旋。可在平时游击队如何活动呢?

日本鬼子修炮楼,在他们据点周围挖深深的壕沟,企图限制游击队的活动。八路军就组织老百姓挖道沟,以便县大队、武工队在道沟里活动,而不被敌人的炮楼发现,即使地里的庄稼收割了以后。当年的道沟既是走人的,也可以走大车,运送公粮什么的。你千万别小看它,当年起得作用可大了,现如今早已荒废了,只剩下一条明白的遗迹。

虽说离姥姥家只有两里来地,又有我和四岁的二弟跟着,还是要走老半天。

江村的村头有一个小学校,其实只有三间北房孤零零地立在那儿。从那里传来学生们大嗓门儿的读书声。

姥姥家在街北的第二条胡同里,我们走进了这窄窄的胡同,靠西侧,从胡同口数起第二个门就是。

推开有简易门楼的大门,穿过窄窄的门洞向右一拐,是一个狭长的小院子。抬头见到的是三间北房、两间东房和一间盛柴草的西房,全是土坯垒成的,又小又矮。

一进屋,首先见到的就是舅舅,舅舅个子矮矮的,跟母亲差不多高。他嘴巴周围有稀稀拉拉的几根胡子,样子很不起眼。

“雪,是谁来了?”东间屋里传来老人的一声问话。

“琴来了,带她的小子看你来了。”舅舅大声回答。

母亲带我们赶紧走进里屋,这间是每一家的长者住的地方。屋里暗暗的,光线被东房挡去了大半。母亲第一个走上前去,主动去拉还盘腿坐在炕上的老人的手。

“娘,你身子骨儿结实吧。”

我却生生的看着这位老人,她脸瘦瘦的,布满了皱纹,眼窝已塌陷,嘴唇泯着,满口牙已掉光了。她向前伸出手来,下巴微扬着,很显然她一点也看不见了。

炕上放着一架纺车,旁边搁着几根尺把长的蓬松的棉花卷儿,还有几个纺成的白线“棰儿”。看得出来她刚才还在纺线。

“快叫姥娘!”母亲拉我到跟前,催促着我说。

老人摸着我的头,用干枯粗糙的手轻轻地摸索着我的脸,她的声音呜咽着,就象自言自语:“日子一晃,真快,孩子都这么大了。”

“咱们去吃酒枣”舅舅拉着我和弟弟,走到外屋。他从墙角搬出用黄泥封着的一个小坛子,他小心地除去了泥封,一股甜香立即弥漫开来,顿时满室飘香。他盛出了满满的一碗,放在桌子上。我看见那枣子是鲜亮的紫红色,个个都是圆鼓鼓的,很是丰满,和平常见到的干枣很不同,不再象老人一样爬满皱纹的“脸”。我不声不响地拿了一个,小心地咬了一口。那股香气马上进入我的身心,直入脾腑,我看见枣子里面跟城里的黄酱一样的颜色,浸透着油润和喜兴。抿着那沁人的香甜,这真是一种我从来没尝到过的美味。

舅舅见我们吃得那么得意,又从东屋抓来一大把干胡罗卜。那是他在收胡罗卜的时候,挑捡出来没长成个的小罗卜,特地凉干了,收藏起来的。这罗卜干看着不起眼儿,有手指头长短,比筷子还细。乍吃起来,好象没有什么特殊味道,只要你含在嘴巴里慢慢地嚼,那自然的甜味就逐渐地扩展开来,越嚼越觉得很有滋味。

二章嫂那年月还未进城,就住在西间屋里。她也是矮矮的个子,不爱说话,大部分时间在一旁不声不响地看着我们,抿着嘴笑。

母亲一直在忙碌着:烧水,为姥姥洗头、捉虱子;洗衣服、拆洗被褥。这应该算她在尽她的孝心了。

姥姥家有两棵枣树,就在房背后的小场院的边上,一棵大的,另一棵小些。那是两棵婆枣树,它结出的枣子,就象上小下胖的小人头,这大概就是叫它“婆枣”的来由。它的肉厚,口感好。我第一次去就尝到它的美味,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我长大些了,在秋天,赶上枣子刚开始红了的时候,我就悄悄地爬上那棵大树,坐在大树杈那里,自己采摘红了的枣子吃。

别看枣强离北京也就有五六百里地,那里的称呼与北京略有不同。那儿长辈叫晚辈直呼其名,一般人把名子再加上排行,如大春、三可、四伏,还有的是名子加上称呼:如老坦婶子、涛舅、涛妗子、兰姑、玉环姐……。我去姥姥家,可结识了不少的亲戚。

1950年4月初,节气到寒食节(清明)的时候。按村里老人们的规矩,这时候本应该连着三天是不动烟火的,据说是为了纪念一位叫介子推的古人。可是我们家却从来没有过“寒食”、吃冷饭的习惯。

这几天,各家各户都忙着给亲人上坟。我跟着母亲“走”姥姥家,带着从集上买来的点心、“纸钱”(是一种草纸,土黄色,用借来的制“钱”的工具,垫着木头,在黄纸上冲出“铜钱”的图案。)

我随着舅舅、母亲,到了村南姥爷的坟上,舅舅和母亲在坟前摆了一碟子点心,并倒满了一碗酒,让我随着他们跪下来,接着点着了“纸钱”。火从黄纸的一角点起,在阳光下你看不见火苗,只看见那纸从一角开始变黑,慢慢地“荫”开来。火逐渐大些了,燎着了旁边的几棵枯草。母亲随手找来一截树枝,拨弄着那一小堆火,看着纸钱完全化为灰烬,直到连那最后一缕青烟都消失了为止。

舅舅在一旁自言自语地说:“你在那边过好!嗯。”也不知我的未曾见过面的姥爷是不是听见了。母亲也在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在一旁的我没听清楚,看来,就连她自己也并不相信,埋在地下的老人能听见她的“叨念”。

之后,母亲首先站了起来,用铁锨给坟头培培土,算是“告诉”周围的人,有亲人来过了,上过坟了。

第十一章 为姨姥姥送葬

1952年的晚春时节,清明只过了不几天,舅舅到我家来了。他告诉母亲:姨姥姥去世了,她老人家无“后”,葬礼由村里头出面操持,至于摔盆、打幡儿只好由他来承担。他打算让我去磕头,去参加送葬仪式。

母亲想到:舅舅已是四十好几的人了,表哥能替他担当此任,又正在北京工作,不可能为此赶回去;就是发电报也来不及赶回去了。母亲对我说:“你替你舅去吧。”母亲可是个好说话的人,一口答应下来。

葬礼就定在第二天的上午进行,我特地在学校请了假。那天一大早,就去了舅舅家,随同舅舅一起出了村,往西北方向赶去。

我从来没去过姨姥姥家,也没听说过有这门亲戚。我倒知道:姥姥家的村西边、北边,是冀县地界了。其实,县界并没有什么标记,我们梁家屯北面的地,就跟冀县搭界,而且我家就有块地的尽北头,就紧挨着人家县的地块。

那村子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只是恍惚记得好象穿过了一个小村庄,大约走了四、五里路吧,就到了。也是个跟小屯相差不多的小村、穷村。

人们见我们舅甥到了,立即有操持丧事的老人向我交代仪式的步骤。要求我在出殡的时候,围着灵柩磕头——要按方向连续磕四十九个头。

棺木被人们简易地抬到了大街上,放在那事先绑扎好的木架子中间。姨姥姥的棺木挺大,只是它的颜色有些发黄、发暗,似乎做成之后,放置了很长时间。在我们那儿,年过七十的老人,时兴事前准备好棺木。

我一个刚满八岁的孩子,就在几十位围观的陌生的目光注视之下,象一件拉线木偶,被人在幕后操纵着木呆呆地“表演”着。对周围环境一概陌生的我,竟然成了那个场面的中心。我右手提着个新瓦盆儿,左手握着纸“幡”,心里倒没有想到一点心虚,也没有慌乱,不紧不慢地按照“步骤”进行着。

我如是地按顺序要求磕拜着,都按一定之数,拜四方。最后,终止在棺木的正前面。面向棺木,我把瓦盆举过头顶,用力向“杠头”摔去,“啪”的一声,瓦盆斜摔在那横木上,碎了。我松了一口气,总算圆满完成了任务。我听到了惊叹声,也听到有人悄悄地打听:“这是谁家的孩子?”

仪式结束的时候,我再一次听到了老人们的赞许:“这孩子记性真好!只磕错了一个。”

八个年轻的大小伙子,在一位老人的指挥下,一起抬起棺木,在送膑队伍地引领下往墓地走去。那坟墓坑就挖在村西不远的地块当中。

至于下葬的详细过程,我都不记得了,唯有这磕七七四十九个头的情节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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