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度过的。那时的北京城才四百多万人。古城墙四围，古城门仍在。蓝天高高，白云淡淡，远处的西山依稀可见。那时也正值文革期间，学生不用上学，摆脱了考试和升学的烦恼——所有学校都关门了。我们一帮半大小子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趁着不用上学的大好时机，每天就在这蓝天白云下的古城边，玩得不亦乐乎。
偷桃
在物质匮乏的文革时期，小孩都特馋。如果哪儿有吃的，那一定是好去处。那时西出城门三里就是农田和村落了。我家所在的机关大院西边是生产队，还有乱坟岗子。生产队的菜地里种着茄子、青椒什么的。这些玩意儿没吃头。要是种西红柿，那一定绝收－－全让我们给包圆儿了。村头路口有一排大槐树，春天一到，满树都是白色的槐花。有人说那槐花不但闻着香，吃着还甜。这下我们来劲了，手持长竹竿，跑到树下打槐花。那槐花虽不如水果糖那么解馋，也有几丝甜意。于是，我们几根竹竿一搅和，一树的槐花被捅下来一半。先坐在树下吃够了，然后把剩下的兜回去。临走还看着树尖上没捅下来的槐花，想着下次带根长点的竹竿或干脆上树。
到了每年六月中下旬，最诱人的地方是大院北边临街三里的桃园了。那些桃子香飘四溢，见白见红地挂在树上，诱惑力太大了，于是，偷桃就成了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这三百亩桃园归月坛公园果农班管理。果农们不但给桃树施肥，浇水，还负责对付我们。这片三百亩的桃园全部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围着，铁丝网外还种着带刺的灌木。一到收获季节，果农们日夜轮班，巡逻护桃。
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而且我们是“团伙作案”，让他们防不胜防。往往我们能轻易得手：在桃园里挑大个的、软乎的照饱了吃，顺手再揣几个回院里向其他哥们儿炫耀，也可以给他们解解馋。这样一来，大家都尝到了桃子的甜头，每年的偷桃大军不断壮大。这令果农班的师傅们头痛不已。果农班的班长姓高，人称高师傅，个子也高，估计是个复员兵。果农班的农工享受工人待遇，每月有固定工资，旱涝保收。不知为什么，他们非要同我们这些小孩子较劲。如果古时文人“偷书不算偷”的话，那孩子们吃个把桃子就更不是偷了，就算“拿”吧。如果高师傅隔三差五地给我们送两筐桃子来，我们一人吃仨也就饱了，谁还去“拿”？也省得他们天天转圈巡逻了。我们在桃园里连吃带扔，不知祸害了多少桃子……但是，“从来没有救世主”，不能指望高师傅赏咱们桃子吃，还得自己去“拿”。
某日，我们几位又要下手了。这次我把家里的老虎钳子拿来了，这玩意儿是剪铁丝网的快手。由于我有钳子，所以充当了“尖刀班”的角色。在一片灌木稀疏的僻静处，我钻进去就开剪。刚剪几下，衣领忽然让人揪住了。回头一看，不好！是高师傅！这时几个同伙已做鸟兽散状逃走，剩下两个铁杆在旁边看着我干着急。忽然，他们冲我大喊：“钳子，钳子！”我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乘高师傅不备，抬手把钳子扔给了他们。他们拿着钳子，一溜烟就不见影了。高师傅抓到我顶多批评教育，但是如果拿到我的钳子，一定会没收——那玩意儿值三块多钱呢，能买十斤好桃。高师傅看我把作案工具“转移”了，气得不行，但也拿我没脾气，打不能打，骂不能骂，气哼哼地带我去找家长。到了家里，父母上班了，只有外地来暂住的亲戚在家。尽管高师傅把我一阵数落，但亲戚也拿我没招儿。后来她根本没把这事向我父母汇报。钳子保住了，前些年我回国时，还看到那把旧钳子躺在工具盒里，但是那三百亩桃园却早就铲平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楼房。农工班的师傅们也不知去向了。
如今的孩子们生不逢时，没有了要练本事、上树下河的空间，也没有了“拿桃”的乐趣。他们小时候不缺吃穿，要吃桃子家里一准儿给买，为什么要去桃园“拿”呢？其实这不是桃子的问题，而是那种“拿”法特刺激，又惊险，又曲折，还有点英雄主义。吃买来的桃子没味儿。
滑冰
我们小时候，北京的冬天特别冷，尿一泡尿都能结成冰柱。天气越冷，我们这帮孩子越高兴－－滑冰的季节到了。那时我们人小，也没有冰鞋，就自造冰车在湖上滑。冰车是在一块大木板下边装上两根粗铁丝。这样，铁丝在冰面上摩擦力很小。滑冰时手持两根尖细的长铁钎子，人坐在冰车上向后戳冰，有点像撑船的意思。我很笨，自己不会做冰车，我的冰车还是我爸爸做的。为了打造滑得快的冰车，有的孩子去工厂搞来三角铁。那玩意儿装在冰车底下比铁丝的摩擦力还小，而且还能越过小的障碍物。
从家里去邻近玉渊潭公园里的八一湖或后湖滑冰，只要走三站路，本来很近，后来，江青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把相邻的玉渊潭公园封了一大半，我们去滑冰就要绕路了，还要过一条上了冻的河。不过闲着也是闲着，多几步路不算啥。家里大人们都上班，中午在机关食堂吃完饭后，一帮小子就扛着冰车去滑冰，到天黑才回家。我们在湖面上追逐嬉闹，每次都是浑身大汗。去的时候大家都戴着大棉帽子，玩了一阵子后，一摘帽子，每个人的头上都是小蒸锅－－热气腾腾的。有时玩累了就跑到岸边上休息。北岸边是一片土坡，上边长满了松树，十分僻静。自然，这里也就成了我们的“野外厕所”。有时，我们会发现树丛后边隐蔽处，常有一男一女在一起“鬼鬼祟祟”的。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告诉我们，他们一定没干好事。我们满脑子的坏水也告诉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捣乱。于是，我们每人手持几个大土块，隐蔽接近。待到射程之内，“万炮齐轰”，然后呼啸而散。遭到突袭的或真或假的“鸳鸯”们，往往也是掉头就跑不见了踪影。有个别的男方胆子大一点，但也只是站起来吼两声而已，从来没人敢来追我们。话说回来，他们也追不上。袭击成功后，我们还不甘心，过一会儿还要潜回去勘查一下现场，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有一次，那对男女又回来了，他们的遭遇可想而知——又是一顿土块的袭击。一九八三年时我去上海出差，傍晚时在外滩上看到一对对情人挤在一起谈恋爱，我当时就想找土块，可怎么也找不着——周围都是水泥地。
我们这些无忧无虑也无须上学的少年们，就这样一天天地度过了美好时光。每次滑冰一去就是近四个钟头。这期间没吃没喝，也没有取暖的地方。到身上的热乎气散尽了之后，我们就拖着疲惫的脚步，穿着湿透冰凉的衣服回家。我现在这点抗饿耐寒的本事，全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经过一个冬天，滑冰的技术已是炉火纯青。我们不但能把冰车滑得飞快，还可以玩急转弯、急停等特技，臂力和耐寒的功夫也大有长进。但是，好景不长，冬去春来冰面松软了，开始融化了。我们一年一季的浪漫滑冰生活也到了尾声。
这时，同NBA的季后赛一样，最具挑战的时候到了。当冰面向阳的一边融化之后，我们开始比赛：谁的冰车能最接近水边，谁就最牛。这似乎是不要命，明摆着往冰窟窿里钻。其实，技巧大大的有。向阳一边的冰已经化了，水边的冰面很薄，难以承受重力，这是简单的物理事实。但是我们可以将冰车滑得飞快，在薄冰上快速掠过。当冰层刚刚裂开时，我们的冰车已经冲过去了。用这种玩儿法，我们一次次从冰层较厚处出发，猛冲向水边，然后画一个大弧线滑回原处。在接近水边时听到冰层断裂的尖锐声响，看到一条条新的冰缝在脚下产生并延伸而去，那真是刺激。
长大以后，不滑冰车了，换上跑刀，专攻速度滑冰。玩儿的方式变了，但我对冬天的热爱和追求冒险、刺激的嗜好，却是从滑冰车时开始的。
遛车
有的人喜欢遛猫，遛狗，但您听说过“遛车”吗？“遛车”当然不是在汽车上拴根绳，牵着汽车满街走，而是坐着汽车闲逛。注意这个“闲”字。请不要以为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是有车族——我讲的是遛公共汽车。
我们这伙不用上学的少年，在家门口的地盘里玩儿腻了之后，就想着走出“领地”，去北京市其他地方转转。北京市大得很，这就要乘公共汽车。那时乘车的人不多，有时中途上车还有座位。进车门的第一个座位上写着孕妇专座。我们没念过几天书，都是小文盲一个，把“孕”字念成“学”字，成了“学妇专座”。我当时还想：公共汽车还挺照顾学生，为学生和妇女设了专座。
公共汽车不能白坐——要花钱买票。三站以内四分钱，五站以内七分钱……去个不远不近的地方，一会儿两三毛钱就没了。这谁花得起呀？！于是，我就让家里给买一张公共汽车月票。一票在手，四通八达，可乘市内汽、电车的所有线路。那会儿的学生月票是两块钱一张，在当时可买十一斤白面，不是小钱，家里都不答应。我们也就慢慢断了“遛车”的念头，去开发其他的玩儿法了。
我那时因为受冻，慢性鼻炎发作。这是个不大不小的病，鼻子天天堵着，有点难受，又无碍大事。去医院看了几次病，大夫要求做理疗，隔天去一趟北京市儿童医院，一共三站地。这回不用我说话，家里立马儿给买了汽车月票。月票到手，“遛车”也就开始了。
先是又花四分钱买了一份北京市交通图。看图细数，市内共有从1路到28路共二十六条汽车线路（当时缺2路和4路）和从1路到12路十二条无轨电车线路。我计划将全部三十八条线路从起点到终点都遛个遍。这么大的工程需要做计划，要选择每天的遛法，少走冤枉路，以求高效率，还要尽快行动，不然医生一句话，理疗结束了，我也就没有月票了。那样，“遛遍北京市”的理想就泡汤了。
每次上车我都要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这样不但可以看司机是怎么开车的，而且这个座位的视野也最开阔，前、左、右都有大窗户。有时上车后，这个位子不空，那我就等下一辆车。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图的就是看景。在司机旁边观察了半天我也没整明白司机是怎么开车的。他转方向盘怎么那么轻松？一次，一辆车停着，我偷着上去想转几下方向盘，怎么也转不动。
车坐得多了，地方去得多了，见识也就多了。有的售票员特好，特和气，有的特坏，绷着个脸，专说刺儿话。有的乘客看上去特气派，特横儿；有的特老实，特土。有的司机以开车为乐，吹着口哨，耍着花活儿就到站了；有的司机特沉重，一脸菜相，满眼血丝。我当时不明白，这就是社会上的不同人等。
两个月下来，公共汽车带我去了不少地方：穆斯林居住的牛街“回民区”，外国使团驻扎的“使馆区”，宣武区内低收入家庭的“小平房”，以及凸现老北京特色的国子监、雍和宫、钟鼓楼等等。我不但亲临了许多以前只听说过的地方，还见识到许多不曾听说的地方。这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讲是大开了眼界。
一次，我过钟点了，赶上了下班时间。公共汽车路过某国营大厂时，呼啦一下挤上来一群刚下班的青年工人。人人带着饭盒，估计是用来带午饭的。他们上来就抢座位，自己坐一个不算，还用饭盒霸一个。谁要不让他们占位子，他们就横眉立目。等几个女青工上车后，男青工把占好的位子给她们。这时女青工的眼神里一片感激；男青工的眼神里一片得意。
就这样，每天车除了看风景，还能看穷，看富，看热闹，看人际关系，真有意思。看得多了，其中的一些道道也就明白了。
我的理疗足足搞了两个多月，鼻炎也没见好。大夫又推荐去西郊的解放军总医院扎针灸。这回我更乐了，因为去那里要乘郊区线路的公共汽车，得买郊区专线月票。我的“车”半径得以增大。
这种“遛车”的玩儿法只能自己享用，找不着伴儿。原因在开头说过－－其他哥们儿的家长们不给买月票。我一人出门在外，除了学会了事事要计划周全，还学会了观察地形，认路辨向。另外，还有机会问这问那，同生人打交道的手段也摸熟了。几个月下来，我逛遍北京城，俨然成了一幅北京市区活地图。不管去哪儿，我可以马上说出如何乘车，去哪儿转车，在哪一站转车最方便等等。
今日的北京市交通堵塞，公共汽车比牛车还慢，街上什么样的闲人都有，如果现在放一个十岁的孩子在街上“混”上两个月，不是有去无回就是学坏了。话说回来，有点门面的人现在都买了汽车。学校门口都是接送孩子的小轿车。现在的小轿车在市区，根本没有往日的公共汽车快，但那份气派和舒适却非公共汽车可比。但是，坐在小轿车里独往独来，也就没有了“遛车”的乐趣。
骑车
六七十年代，跨一辆锰钢自行车在北京街头耍飘，是很风头的事。所谓锰钢自行车，是指用锰钢材料做车架，全包链，涨闸，加转铃的高档车。那时自行车属于紧俏产品，买车需要“车票”并加付“工业券”。“永久”、“飞鸽”、“凤凰”等名牌车的“车票”很难搞。锰钢车在市场上根本见不到——都是内部销售。
我父亲的一位同事买了一辆新锰钢车，不几日，车上的转铃铃盖就让小偷拿跑了。有人问他：“转铃盖怎么丢了？”此公答曰：“小孩子拿去玩了。”这语气中不但没有丝毫不快，还夹带着几分轻松。以这种态度对待得失的人，当是大家。
无论去哪儿，我们都是把车骑得飞快，呼呼地超人超车。遇到有谁比我们还快，超过了我们，那一定要赶上去，超回来才算数。遇到较劲的对手，一时超不回来，那就要死跟，让他也歇不着，最后再伺机超上去。有时候，跟着跟着，人家拐弯儿了，不同路了。即便是这样，也要跟上，不然那小子以为他把“尾巴”甩掉了呢，不能让他得意。
一次，我去西郊木材厂买东西，清晨六点骑车出来，在路上同一个上班的青年工人较上劲了。那小子像奔丧一样，骑得飞快，不但超了我，还甩下我一大截。这可不行，咬牙死追。追了很长的距离，还是没超过他，可我已经到木材厂了。那也不管，不买东西了——接着追。又骑了好远，那小子的速度终于慢下来了，我总算超过去了。那次赛车回来后，大腿酸疼了两天。如果常有机会这样赛车，我也许就进北京自行车队了。
骑车出行自由度很大，或走或停，或快或慢，或远或近，悉听尊便。于是，我同几个伙计骑着自行车东下通州城，西上八大处；北登八达岭，南行丰台镇。活动半径陡然又增大了许多。去八达岭长城那天，来回骑行了一百三十多公里，其中有三十六公里的坡道，十足地考验了体力和毅力。在酷日当头的正午时分，我们正在上大坡，坡度很陡，根本就骑不动，只能推。几公里的坡路推车上来后，一身臭汗，浑身透湿。我们脱下衬衣擦汗，一会儿衬衣就能拧下水来。到了八达岭长城后，我是一步也不想走了，躺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就懒得起来，也没劲爬长城了。现在也记不得是如何骑回北京的，只记得当天骑回来后，我们三人的屁股都肿了，在床上躺了两天。不过，我们创造的业绩是“前无古人”的。当时大院里谁也没有骑车去过八达岭，且当天往返。
表面上看我们这伙人似乎总是专找苦差使干，不怕苦和累，实则不然。我们只是找好玩的，有刺激的差使干，为了这个目的，再苦再累也去。否则，就想着法儿地逃。
学校复课后组织拉练。拉练就是自己背着行李，每天步行几十里路，夜宿老乡家的土炕，这样走两三天，到了郊区农村后，就帮老乡干农活，干完活后再走回北京。你听听，这有多累，多没劲。可是不去又不行，装病显得太没意思了。正为这事犯愁呢，忽然听见老师在动员大会上讲：本年级需要一位同学骑车参加拉练，并进行后勤采购工作，哪位同学愿意？我刷地举起手，生怕别人把这好事抢了去。后来四下一看，也就我一人自愿骑车拉练。我问同班一位骑车上学的同学：你怎么不举手？骑车拉练多省劲啊！你猜他怎么回答：“骑车拉练多毁自行车呀！跟着队伍慢骑特伤车链子！”嘿！他还管那些？！
那次拉练我是一步也没有走，一天农活也没有干。背包绑在车架子上，轻而易举地日行百里。别人下田干活时，我的工作就是骑车去怀柔县城里，为拉练大军采购副食品，顺便还能在县里的商店搞点糖果什么的解解馋。然后，一拐弯去怀柔水库看风景。这次拉练对我来讲，跟春游一样，带劲。
学校“复课闹革命”之后，除了外出拉练就没什么好玩儿的事了。倒是在课堂上，有幸受教于几位有学识的老师。一位是特级语文教师魏老师，在课上讲到《水浒》人物时她说：潘金莲是受社会压迫的妇女，不是坏人。还说《水浒》歪曲妇女形象，其中的女性要么是“母夜叉”，要么是“母大虫”，我们觉得她有自己的观点。还有一位英文老师，她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文播音员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她说的英文是带拐弯的。让她来教我们这些刚认识ABC的学生，是大材小用了。
从那儿以后，被迫上学。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十数年下来读了几本书，上过一些课，也应景一般地考过很多回试。但这些经历都平淡得很，不值一提。倒是那些独特的、玩的经历对我有很大影响。
依我看，小学生应当以玩为主，兼学别样。既要玩得高兴，玩出水准，还要在玩中认知世界，磨炼性格。
如此办教育乃是孩子们的大幸。
（《平民历史》，云峰／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