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古铜色的红月亮
记得，那是1952年的秋天，可能是农历九月十五吧。地里的庄稼已经收获得差不多了。天气很晴朗，这天晚上，本应是皓月当空的日子，可院子里却是黑洞洞的。吃过晚饭以后，招呼几个小伙伴，一起跑到村南的地里玩耍。
紧靠着村子东南角的我家的那两亩地，谷子已经收割，全运到场院里去了，地里光秃秃的，只留下了“谷苲子”还成行地立在那里，今天跑在地里磕磕绊绊的。
反正粮食已经进场了，柴禾等腾出手来再慢慢地收拾吧。只有地头儿种的几棵扫帚草，还像黑面大馒头似的依然立在那里。
“你们看看那儿”不知是谁首先叫起来。
我在天空里找，努力地在天空里寻找。
噢！我找到啦！在东南方的半空中，现在正悬挂着一个红月亮，一个古铜色的红月亮。他像一个大铜盘，不！像一个锈迹斑斑的暗红色的大铜钱。真奇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颜色的月亮。今天这是怎么啦？
从村子里传来敲打铜盆的响声，这是什么意思？我一直没有醒过味儿来。一两里地外的村子也隐隐约约地传来这同样的响声。
那时候，在农村一般说来，洗脸、洗衣服都用里面涂有浓重的绿釉的瓦盆，它们是又厚又重的。爷爷奶奶家用的是个黄铜盆，外面蒙了一层灰绿色的铜锈，里面也不亮堂。搪瓷洗脸盆那是进了北京后才开始使用的。
我们在天空里没有都发现什么有兴趣的现象，红月亮静静的挂在那里，除了特别暗淡之外，并没有什么与以往不同之处。
回到家里，我见到母亲轻轻地拍着小弟弟，哄他睡觉。弟弟们很快就睡着了，我小声地问母亲，关于红月亮的事。
“那是‘拾’月亮呐！”母亲简单地回答。她也不可能对我解释日月蚀的科学道理。母亲没上过学，她一辈子不识字，除了钱，再就是知道后来的粮票、布票几斤、几尺，充其量也就是认得上面的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而已。真是斗大的字认不了一车，这一车之中，还包括我家的姓——李。
几年后，我在一篇语文课文里才明白了日月蚀的发生机理，也知道了农村在发生月蚀时有敲铜盆的迷信作法。
第十三章 五婶儿
五叔林春是位复员战士，可能是1948年复员的吧。他在五弟兄之中，年龄是最小的，比我行四的父亲小三岁。
听人回忆起，那一年我们村从战斗部队复员下来三个人。老汪、五叔和另一个同村的小伙子。
老汪是南方口音很重的中年人，瘦瘦的，个子不高，满脸还有密密麻麻的“小坑”。他文化不多，参军好多年了，也没当上干部。他在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中负了伤，在枣强县养的伤。伤痊愈后，全国的长江以北，已经基本上解放了，上级动员“荣誉”军人（当年对革命战斗中负伤的解放军指战员的代称）复原。他不想回老家四川的山沟了，领了二等残废军人证，就在我们村落了户，跟区妇女主任结婚成了家。“土改”时，村里分给他三亩地、两间砖房。
他家我去过，在村西头的谷家大院。进一条宽大的胡同，尽里头，靠东边是一个青砖漫地的院子，不太大的两间一砖到顶的南房，给人的印象不错。那时还只有一个孩子，大嫂依然是区干部，公家每月配给小米，日子过得还算不赖。
1962年他和妻子带着三、四岁的孩子，来北京看病，就住在我家。孩子的上嘴唇长了一个良性肿瘤，影响到了说话、吃饭，当然更影响容貌。在北京的整形医院作整容手术，为了节省很不易攒下的几个钱，住熟人家就节省下了住旅店的钱，在加上自己开伙做饭，又节省了饭钱。听老汪说，他带着“荣誉军人证”找到内政部，就解决了孩子看病的医药费报销问题。
听五叔讲，他的那次受伤不重，部队刚从前线后撤转移时，他还并不觉得。跑了十几里地后，停下来休息，别人提醒他大腿上有血，他一见到血，腿立马就软了，而且再也站不起来了。卫生员过来一检查，发现是一块弹片击中了小腿，简单包扎了一下，就送往战地医院了。
他没有“吹”过英勇战斗的情节，也很少谈起在部队的生活，我只有一次听见他顺便提起部队生活的的场景。
在我们那村子里，农闲的日子，也有吃饭时许多人端着碗，凑在胡同口，边吃边聊的风俗习惯。吃中午饭了，五叔就举着他那大“海碗”，里面盛着冒尖的饭菜，端到大街上吃去了。那个大碗是当地常见的，出大力的农民都喜欢使用。盛得特多，不用反复的去添饭。它顶平常大粗瓷碗的三个大，据说盛面条可以盛一斤。这样吃一大碗就基本上饱了。
有一次，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刚好听到他在讲“故事”。我好奇地停下来，看见他的大海碗里盛着满满的“打卤面”。
“我在部队里的时候，很少吃面条。碰上一次，北方人都高兴得很。我们吃饭的碗可没这么大，盛不了很多。我就边吃边讲：有的人吃面条，稀鼻涕流得挺长，哎吆！都过‘河’了，连面条一起扒拉进去了！”他下意识地停顿一下，瞅一眼大伙儿，接着洋洋自得卖弄“有人就恶心地吃不下去了，我不在乎，照吃不误，吃完一碗，再去盛一碗。”
五叔复员后不久，爷爷、奶奶就为他娶了妻子。五婶个子中等，人很耐看，就是身子骨不大结实，她娘家不远，在村东距离不到半里地的大金村。
1952年春，五叔家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五叔自然乐得合不上咀，这下可苦了五婶。她本来身体就弱，平时说话慢声细气的，孩子奶水不足，只好由奶奶在白天帮她带着，饿了添加点面糊糊凑合，不过，孩子长得倒很大气，这一点特象五叔。还好，有奶奶跟他们一起过，这在兄弟们分家时就商议好了的，“养老腾宅”的约定也加强了这种联系。
奶奶院子里的那棵石榴，嫩芽已经长满枝头，那上面的花蕾还只有花生米大小，离开放的日子还早得很，还得等个十天半月的。
五叔正发脾气：“你别唱了！”听起来象是对五婶发的，那两间东屋里顿时静了下来。我悄悄地站在那屋前的石榴树边，好奇地想听清楚五叔发火的原因。安静只不过是短短的一刻，轻轻的民间小调又从里屋传出来，是五婶。五婶病了很长日子了，我半个多月来一直没见过她的面，就连她的声气都没听到过。可现在，她唱的是我没曾听到过的，声音低低的，有些软弱无力，可吐字却很清晰。我听得出来，那里边饱含着她对青春生命如此短暂的无耐，又似乎浸透了她对家庭的眷恋和深情，还充满了她对不能亲自把孩子抚育成人的愁怅。
“别再唱了！”五叔大声吼道。听得出来，五叔的心也烦躁得很。歌声没有一点儿停歇下来的意思，她依然无行我素地哼着。
我猛听到五叔噔、噔、噔重步窜到外屋，顺手抄起一件东西，大力地敲打着什么，听清楚了，那是菜刀剁案板的声音，他似乎是在恫吓鬼魂，恫吓那人们心中深处的索命无常。那如幽灵似的歌声终于停了下来。
东屋里静悄悄的，也就不过几分钟的工夫，五叔又轻轻地呼唤五婶的名子，长时间没有听到回答。
“娘！快来！赶紧帮着穿‘装裹’（北方对死去人的衣服的叫法）”五叔急促地喊正在北屋里的奶奶。
奶奶急忙挪动着她的小脚，三步并作两步的，连跑带踮的来到东屋。
一阵忙乱之后，五叔平静地从东屋走了出来，象一位刚刚放下重担的挑夫，又象方才送走出远门亲人的归客。那是一双失神的眼睛，直愣愣地、没有任何焦点的瞪着。他从奶奶房里拿了一沓子“纸钱”，匆匆上土地庙“通报”去了。（按当地的习俗，谁家死了人，都必须立即到村里的土地庙门口烧“纸钱”）
这时间，母亲一直在同院的西屋，陪着父亲。我想他们也一定听到了东屋所发出的响声和“故事”。那响声对一位长期躺在床上的重病人来说，应该是很凄凉的。
院子里又平静下来，五叔刚回来不大一会儿，顶多有一支烟工夫，东屋里传来五婶“醒”来的谈话。
北屋里的奶奶不声不响地向着灶王爷磕头、祈祷；母亲依旧陪伴着父亲；五叔在那里搓着双手，不知所措；我不明白这事儿有什么“说道”。
不是“乍尸”，没有猫狗跑过；不是闹鬼，大白天的，她睁开眼睛，心里明白地要口水喝。
总之，五婶她又活了小半天，在终于真的咽了气。
五叔又到村子中间的小庙，烧了纸，再去通报了一次。
吃晚饭的时候，母亲低声地对我们说：“老五家‘走’得可不好，她走到半路又回来了。”我当时一点儿也没弄明白那句话的含意。
第十四章 童趣（一）
（一）
在五十年代初，在河北农村的十来岁的男孩子们，有什么可玩的呢？那时最常见的是，几个孩子凑在一起，玩“窝头、稀饭”的游戏。大家把穿的鞋子集中起来，通过相互石头、剪子、布的争夺，来确定游戏的先后顺序。轮到谁的时候，他就用手指勾起所有的鞋子，双脚站在一条线的前面，从自己肩上向身后一起抛出，同时，嘴里喊出“窝头”或“稀饭”。然后转过身来，喊“窝头”的，只能把鞋口向下的鞋，用跳动着的一只脚，踢出线外；如果喊“稀饭”，就只能把鞋口向上的鞋，踢出线外；游戏要求是：一、踢鞋子的过程中，抬起的另一只脚不能落地，二、一只鞋只能踢一脚，三、每次只能踢一只鞋，四、踢鞋时，鞋子不能相碰，五、凡踢过线的，就算“得”到了；轮到下一个人时，只能玩“剩余”下的鞋，直到没有鞋时，游戏结束。赢得两只以上的鞋子的，可以把输家的鞋子，远远地扔出去，让鞋子的“主人”光着脚检回来，游戏重新开始。
（二）弹“麻子”
我老家那儿，那时种植两种蓖麻：小的一种，有小花生米大小，表皮硬而光滑，一端有个白色的突起，其它大部分是细腻的黑白花儿，猛一瞅，象个苍蝇，如果细细地打量，那就象“工笔”墨线精心描绘的艺术品；大的一种，象大的榨油花生米，一端是个粉红色的突起，通身透着酱红色，花纹比小的粗大一些，条纹全是紫红色的，象精心缩小了的，京剧里大花脸的脸谱。（剥了皮的蓖麻籽，象凝固的羊的油脂，硬硬的，洁白而细腻，无论是谁见了，都想往嘴里送。不过，那东西可吃不得，村子里真有不知道厉害的孩子，尝了两颗，刚开始还没有什么，不一会儿，就恶心、呕吐，差点儿丢了小命。）
说起小孩儿游戏，那是孩子们抓一把放在口袋里。几个小朋友聚在一起，或在课桌旁，或在大街上。每人在手里攥几颗，一起现出来，谁出得多，谁先玩儿。最多的人，把所有的“麻子”集中在一起，撒在地面上。在选中的两个“麻子”中间，划一道线，从其中的一个，用食指弹向另一个，如果弹中了，拿走这两个，归己；如果弹不中，剩余的交给下一个人，重新开始。要求是：将要弹的两个中间，必须明确地划一道线；划线时，不得碰到任何一个麻子；所弹麻子不得碰到第三个，否则，交给下一个人。一直进行到剩下一个，归最后玩的人。
（三）抠“锅”
这是十几岁的孩子们玩的游戏，每个参加者有一个“专用工具”——“老PAI√”。一般是用熟铁打造的，手巴掌大小的，样子很象个“铁饼”的东西；还有部分是铁水铸造的，形状象个铁盒，比手掌稍小一些，大概是因为铸模粗糙，表面均匀而不很光滑，象披着一层癞蛤蟆皮，不过，因为玩的时间长了，连合模线都摸得很亮。
先在地上画一个直径约三尺的圆圈（孩子们称它“锅”），在距离圆约五步远的地方，画一道直线。参加游戏的每个人，需交一枚“制钱”（大拇指盖儿大小，黄铜铸造，外圆内方的旧钱币），放在圆圈的中心部位。接着站在圆里，把自己的“PAI”扔向那条线，按离线的远近，决定游戏的顺序，靠线最近的先玩。人站在圆外，用“PAI”把制钱“铲”出圆外。铲出的制钱归己；若“PAI”留在“锅”内，需要交一枚制钱“给”到锅里，把“PAI”赎出来；按顺序每人一次，直到“锅”里没有了“钱”，为本盘游戏结束。
（四）补“锅”
在每年春秋季节，天气不很热的星期天，你如果在村子里走走，可能碰到几个八、九岁的孩子聚在一起，玩和泥巴游戏的情景。一般说来，孩子们找来有粘性的黄土，捧一捧大水坑里的水，把他那一小堆土和成泥，然后在一块平整的硬土地上反复摔打，直到他那块泥摔得均匀了为止。游戏可以开始了，每个孩子都用自己的泥巴，做成“锅”的模样。托在手上，找到一个对手，迅速地把他的“锅”翻摔在平地上，如果做得好，落地很平，就会发出“呯”的一声，“锅”底炸开一个洞，他的对手只能用自己的泥巴把“洞”补上。因为这个“规则”，使得孩子们，去找胶泥（当地一种少见的紫红色粘土）；把“锅”的周边做得厚一点儿；把“锅”底做得薄一点儿。这样，托在手上，就象一个圆形砚台。如果摔在地上，再用些力，发出的声音一定很大，它的破口当然就大了，一定会博得在场的孩子们的喝彩，那个“锅”的“制作者”肯定会得意洋洋的。
（五）捉虫子
在村子里，几乎每家都养鸡。我家的院子很小，只养了三只母鸡。每天妈妈下地之前，都要抓一把收拾场院时，扫来的混有麦壳、谷壳、豆壳、土粒儿的粮食。我家的鸡从不放出大门以外，它们只好在院子里刨食儿吃。当天热起来，太阳快落下去的时候，我常常跟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在村边的小树林里去捉虫子——喂鸡。那林子是德福家的，就在出胡同南口，靠西边一点的地方。那一小片林子，在紧靠北面大路的一行，是几棵尖枣树，每年一进阴历七月，树上的枣就开始发白了——可以吃了。这枣子很脆，一不小心，掉到地上，枣子就摔裂了。靠南边一点儿，有两棵臭椿树，那时候，椿树下的“老鸹”虫最多，单个有半个黄豆粒大小；只有两种颜色：酱紫色、纯黑色；以黑色居多，这也许就是叫它们“老鸹”（乌鸦）虫的原由吧。样子和瓢虫很相近，个头比瓢虫稍大一点儿；一对硬翅，表面象涂了一层半光漆，当它不飞行的时候，两半和起来，象从中间劈开的小球儿，硬翅下面有一对软翅，飞行的时候，硬翅张开不动，软翅煽动得很快，可它飞得却不灵活，其速度跟苍蝇也没法比。当它们落下来，落在椿树根部附近的地上，往土洞里爬的时候，我们就迅速地逮住它们，放在小瓶子里。有时也用铁片轻轻地挖开树根边的土层，找出“早”已回家的虫子们。
（六）捉蚂蚱
我们叔伯兄弟们有时在李家几个院子之间捉迷藏，在昭广家的耳房里见到了有三层“楼”的马蜂窝，每一层都象葵花顶着的大盘子；爷爷的耳房里，堆满了旧用具，那是什么？一根二尺多长的木棍上，钉着个旧鞋底子，我好奇地举着去问奶奶。奶奶停下手中的针线，“哎。那一年，咱们地里‘过蚂蚱’（闹蝗虫），是用来打蚂蚱的家什”她叹口气，告诉我。
我们那些半大的孩子们，在秋天帮家里收庄稼的日子里，也是最高兴的时候。一边干活，一边捉“担仗”（一种全身绿色，有手指那么长，当同时捏住它的大腿，它会象担水一样上下颤动），或者往拢在一起的豆秧堆上踹上几脚，藏在里面的蝈蝈都会蹦出来，我们就趁机捉住它。大伙儿喜欢捉母蝈蝈，因为它有一肚子籽。不论是蚂蚱、蝈蝈都是我们的“战利品”，统统带回家，做晚饭的时候，找个机会，丢在火门那儿，烤着吃，可香呐！
（七）采摘
大秋的日子是采摘的日子。我们家族共有三棵枣树，那是在爷爷分家的时候，留下来没有分掉的财产。就在村南大水坑边上，其中一棵有脸盆粗细，另两棵要小些，相距有四五米远。那是两棵“窜竿”（只是音似，到底应该是那两个字，我一直没弄明白），一棵凌枣。“窜竿”枣子的形状是长长的圆柱型，当枣子熟了的时候，吃起来有点“艮”；不象凌枣，近似于小圆球的形状，长得很丰满，外表就透露出讨人喜欢的样子，再说鲜凌枣的甜度、口感要好得多。但是，经过晒干了以后，你会发现“窜竿”的口感变好了。加上它，蒸出的黄面窝窝，格外好吃，蒸出的枣卷子也添上了另外一种风味。
在村南大水坑的南沿，长着一棵少见的杜梨儿树，这棵树是昭广家的。它在春天悄悄开出的不太惹眼的小白花，淹没在浓郁的小叶子中间了，在桃花、杏花争艳的季节里，人们往往不去注意到它。当秋季收枣子的时候，一簇一簇的杜梨儿也悄然成熟了，只有孩子们留意它们，在那水果匮乏的农村，这也成了一种必然的补充。大一点的孩子，爬上树，摘下一“都鲁”，或劈下一叉儿来。小杜梨也就象海棠果大小，都有长长的“把儿”，一般也是七八个挤在一起。刚摘来的时候，它是深土黄色，是不能吃的，涩得很。必须藏在棉花中间，捂个十来天，看见它们变成酱紫色了，软软的熟透了才能吃。我有时等不及了，经常翻出来看看，怎么还没有变完？变熟一个就吃一个吧。酸溜溜的，有点儿甜，味道就跟进城以后吃到的山楂糕一样好吃，又象是精心酿制的果酱。
第十五章 童趣（二）
（八）“洗澡”
那时候，在农村没有经常洗身上的习惯。冬天，屋子里很冷，没法脱光了洗，那就不必说了。就是不冷不热的日子，家里讲究卫生的个别户，才有那精力、那条件烧点热水，擦洗一下身子，去一下身上的泥汗。
到了夏天，当东西两个大水坑，都积上了水的时候，男孩子们就要到那里去洗澡了。可是，既使到了夏天，母亲也不允许我们兄弟们下水坑洗澡，怕我们没大人们带领着，让水淹着了。
那时的农村人，不知道什么叫“游泳”。“大老爷们儿”下水都会“打扑通”，全身几乎趴在水里，两只手在身前一齐向下“挠”，两条腿的小腿部分使劲地打水，在身后的水面上翻起大的浪花，同时，发出巨大的“扑通、扑通”的声响。运动和锻炼也都是无意识的，凉快一下，顺便洗一下身子，才是主要目的。
1953年的夏天，几场大雨过后，东西两个大水坑，都积满了水。那一年的伏天特别热。吃过午饭之后，母亲、我和俩弟弟都躺在炕上，炕上只铺着苇蓆.仨秃小子脱得一丝不挂，屋子里一丝风也没有，闷热得喘不过气来。
母亲劳动了一上午，她累了，很快就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我悄悄地爬起来，蹬上裤衩，见我的动作，二弟也穿好裤子。我们提着鞋，蹑手蹑脚地往外走。外屋的门被母亲反锁上了，一时又找不到钥匙。记起来了，南一间窗户下方，留了个我家老猫出入的洞，从那儿可以爬出去。
想好了，我先把二弟从那儿“顺”出去，我又蹬着锅台，爬上窗户，从那儿钻了出去。
大街上没有人，周围静悄悄的，只有蝉在那大树上不知疲倦地叫个不停，我们俩一起往东坑那儿跑去。我在坑沿上匆忙脱下裤子，甩掉两只鞋，就下水了。边沿处的水不深，只到胸口那儿，一点儿都不过隐。我让二弟在边沿洗，吓唬他，不允许他往稍深一点的地方去。
我一步一步慢慢地试探着往里走，水与肩膀齐平了，心里想：这还差不多。我面朝岸，就在这一带壮着胆子玩儿了起来。突然，脚下觉得蹬不着底了，既使拼命竖起脚指头也触不到底，脚下可能是一个斜坡。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水灌进了我嘴里。不能慌！我在提醒自己。赶紧用两只手往身后拼命刨水，那没有心慌的“镇静”，挽救了我。我又真实地站在坑底的土地上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从此再也不敢独自往东坑深处去了。
相比之下，西坑要小一些，底也要平坦一些。
1953年的秋天，又是连着几场大雨，眼看着西坑就快平了，坑边的小柳树大半截浸在水里。太阳终于露出了笑脸，我们就在西坑的水边玩耍，看着水面上匆匆“跑过”的卖油郎，觉得很是好玩儿，它架着长腿，却一点水都不沾。水里有呼煽着黄豆瓣般大小的两扇“臂膀”的家伙，那是什么？只见它竖立着在水中，一开一合的游动着，它的外面是肉白色的，里面是血红色的。长大后才猜想那可能就是幼小的“蚌”。
孩子们找来不少瓦片，比试着打水漂儿，看谁打得远，打得水圈多。我觉着，一是要用力适当，二是选瓦片要弯曲且平滑的，三是出手要尽量贴着水面。我果然打出了一串串涟漪——是一串由大到小的圆形圈，虽然它很快就不断扩大，互相融合在一起了。那个瓦片轻盈地在水面上蹦跳着窜向远方，而且在它的中后部还划出了一个美丽的弧线。看着那由大到小的一串圆形水波纹，它们很快地不断扩大，“碰撞”、交叉、融合在一起了。我看着自己造就的虽然是一瞬间的美丽，心里美滋滋的，满意极了。
（九）养蚕
刚解放那会儿，土地都是一家一户的，两三亩一块儿的就算大点的了。张家地块与李家地块的界线是什么呢？标记也是五花八门：常见的有马莲墩、一簇黄花菜或一簇桑棵子，有小脸盆大小。一般都在离地头丈余的地方，人们在犁地的时候，都小心地保护好地界。
提到“桑棵子”，那跟桑树的叶子很不同，它的叶子很厚，不象一般的桑叶那样，薄薄的，软软的。
1952年，我见到二大娘家养了蚕，秋天收了一张炕桌大的蚕丝棉。蚕吐完丝之后，明显地变小了，变瘦了。静静地趴在桌子上不动了。颜色渐渐地变深了，变成了黑红色的蛹。几天之后，又见到蛹变成了浆白色的蛾子。它们有翅膀，但不能飞，只是扑棱着那对无能的翅膀，拖着它们的大肚子，在桌子上乱转。我还有幸记得蚕蛾子交配的样子，见到了它们在一张纸上产籽的情景。
那蚕籽刚产下来是蛋青色的，象小米粒儿大小，一次有上百粒之多。一颗颗就象袖珍的“云子”那样晶莹的玉石。我向二大娘要，她从那大块儿纸上剪下手巴掌大一块给我。“二大娘真小气！”我想。
那一年冬天，我就把它平铺在棉褥子底下，别让它冻着了。
开春了，地里的草已经出芽，但树丛还没有发芽的迹象。我学着昭炳的样子，把它放在贴身的口袋里。每天拿出来瞅一瞅，看它“孵化”出来没有。
那“小米粒儿”变成紫色的了，变黑了。我把它放在小纸盒子里，小纸盒子就放在窗台上，那“米粒儿”依然没有动静，好慢。
有一天，我发现有一只象蚂蚁，不，比它们还要小一些的东西，在盒子里爬动。那“小籽子”中间是有一个被咬破了的白色的空壳。只一天工夫，出来了几十只小黑“蚂蚁”。
我学着二大娘的主意，找来沏过茶水的茶叶，晾一晾，加在盒子里。那“蚂蚁”真的爬过去，爬上去。
有十来天工夫，水坑边的桑棵子发芽了，我赶紧摘了几片小叶子，替换掉那些茶叶。
有了桑叶喂它，它长得快多了。不几天工夫，它就蜕一次皮，颜色变浅一次，个子长大一次。
它越来越吃得多了，只一个多月，那不大的盒子里就只能“挤”下十几只小指头粗的，寸多长的，颜色惨白色的蚕了。它的皮很薄，似乎可以透出它吃下的绿色桑叶的颜色。
这时候，它拼命地，没日没夜不停地吃。刚放上去的桑叶，不过一顿饭工夫，只剩下了叶脉的“空架子”，还有那黑绿色的“蚕砂”。
不几天，蚕们终于停止“进食”了，身体逐渐变成了白色或浅黄色，前几天的吃桑叶，身体里一点绿色的影子都没有了。
我也学着二大娘的办法。她是把小饭桌上糊一层纸，然后，把大蚕放在上面。那些蚕在桌子上爬来爬去，从这个桌子边，到那个桌子边，我见到它“牵”了一根丝。就这样，它慢吞吞地、一刻不停地“牵”起丝来。
丝的颜色跟它身体的颜色一致，有白色的或黄色的两种。每只蚕不停地吐丝，大概有一两天工夫，它们逐渐地变“抽抽”了，小了，瘦了。躺在桌面上不动了。
当那十几条蚕都吐完丝，我揭下了那张丝棉，它虽然有些厚薄不匀，而且颜色黄白掺杂。我还是把它折叠起来，放进墨盒里。当我研好墨第一次加进去的时候，见到墨是那么“亲切”地跟丝棉“结合”在一起，我心里满足极了。
我后来在书上看到：蚕都是“吐丝作茧”的。而且“作茧自缚”就是形容蛾一类昆虫生命的自然阶段。在它们的生命的后期，都要作茧的，自我包裹起来，保护自身不受天敌的侵害，大概那是它们的“天性”吧。所以，它们“平面”吐丝应该是人们“改造”的结果，那也需要尽多么大的努力呀！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