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后达里小学
1956年夏天，我们的小学要合并了，跟北京邮电子弟小学合并。那所小学在我每天上学的路旁，在我们学校北面，顶多有两百米，两所学校是在同一条南北胡同的两头。合并后就叫后达里小学。
那年的九月初，新学年开始了，我们升到了六年级。五、六年级教室全在北校，低年级教室全在南校。
北校到底是邮电部门的子弟学校，校舍比原来我们的好多了。
一共有四个院子，第一层院子是个小运动场，虽然是个缺少西南角的长方形，其装备还挺“齐”的：沙坑、单杠、双杠、垒木，那可是我们上体育课的主要场地。
穿过了一间大瓦房的暗红色大门，就进了正院，整个院子的地面都用水泥砖铺成的，初来的人一进院子，就有一种宽畅、平整、豁亮的感觉。北屋前，对称地长着两棵海棠树，宽阔而并不高大的三大间北屋，前后都是玻璃窗。东面两间是老师的备课室，老师的办公桌摆得满满的，似乎显得有点挤。第三层院子要小一些，东西两间教室是五年级的，三间北屋是带风琴的音乐教室。东侧有个小跨院，那儿有一大间伙房，专门为中午来不及回家的老师和学生们准备午饭的。
全校六年级共四个班，教室都设在正院里。南屋是六（一）班，西屋南半部分是六（二）班，西屋北半部分是六（三）班。我们班叫六（四）班，教室分配在三间东屋。
班主任也换了，新上任的是几年来一直教六年级的李老师，她留着将将超过耳朵的短发，虽然比原来的张老师大不过十岁，可俨然是个老气横秋，整天绷着个脸的老师，同学们很少见到她的笑容，同学们都对她敬而远之。我们班学生变动不大，李老师的女儿——赵平，张老师宠爱的老班长玉福，还有大个玉华，因不便明说的原因，一起调整到其它班去了。又新来了几个同学，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个叫巧茵的女生，胖胖的团脸，听说是从天津转来的。她的嘴巴很厉害，说起话来就象挺机关枪，一点儿也不饶人。
李老师除了体、音、美之外，我们班的课都要教，说句良心话，她还是很辛劳，很负责的。
有个笑话，很有代表性：某个同学在看了一场电影之后，作文里写了一句“上等兵米胡，……”李老师给批改了，改成了“上等兵糊涂，……”作文讲评课上，她还特别批评：“有些同学用词不注意，糊涂就是糊涂么，不要自造些新词”，把全班同学逗得哄堂大笑。（注：“米胡”是五十年代，东欧喜剧电影中主人公的名字），她显然没看过这个电影，改得倒挺大胆的。
那年冬天很冷，早晨家里的煤球炉子已经冰凉，屋子里放的尿盆儿都结冰了。而院子里的自来水管子，冻得那叫“兹实”，既使往上浇一壶刚开的水，也还是化不开。我家又没有热水瓶，脸都没洗一把，只好匆匆忙忙地背起书包上学了。
到学校倒是“挺准时”的，但是，李老师课前的卫生检查这一“关”却不好过，我那手背上的一层“皴”是怎么也掩藏不住的。有好几次，李老师让我跟一、两个同学因此在座位上站起来，直到她把事情讲完为止。我在全班同学面前，丢尽了“面子”。以致于我在跟巧茵“拌嘴”的时候，她常对着我一边刮着脸皮，同时大声地喊：“没羞，不洗脸的！”我的心被她“故意”地、深深地刺痛了，真想立即抓住她，捶她一顿，解一解心头之气。
开学后不久，院子里那两棵海棠果都逐渐地变红了，为校园增加了一派喜兴；春天到来的时候，院子里那两棵海棠又挂满了一簇簇白花，为整个校园增添了生气。如果这不冷不热的季节，学生们开大会，就在正院里进行。每班从小个到大个排成两路纵队，密密麻麻还算齐整地排在院子里。我那时个子不高，排队排在队伍中间。每一次都是跟我差不多高的欣霞排在我的后面，那是个很腼腆的女孩子，说话细声细气地，她经常在那儿不停地整理我的衣服领子，不断舒展平整那儿的红领巾的后角儿。
我那时在学习上争强好胜是挺突出的，记得有一次：李老师上算术课，当讲到锐角三角形的时候，顺便问了一句，谁能画出来。没等她话音落地，我就高高地把手举了起来，甚至屁股都离开了凳子。其实，当时并没有想仔细，经过老师允许，急不可待地跑到黑板前边。接过老师递过来的粉笔，先画了一个锐角的两边，当画三角形第三边的时候，开始犹豫了，画了擦，擦了画，反复了几次，那时，脑海里真成了一片空白。趾高气扬的脑袋耷拉下来了，垂头丧气地回到座位上去了。多少年后，我又见了老同学们，他们对我上小学的时候，“争先举手回答老师的提问”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只是说得相当客气，给已经五十多岁的我留足了面子。
六年级也组成学习小组，我是参加成永家的那个小组，还有里光、阿英和我。他家在“光明殿”（当年胡同名如此，是明清时期，大光明殿东侧的一条胡同）。是胡同中间路东的一个院子里，住两间东屋和院子西北角的一间北屋。
他父亲有些卸顶，是市里头某个乒乓球队的教练，他跟王传耀、姜永宁都很熟悉，男同学们见了“张教练”从心里特佩服；他母亲是位医务工作者，在某医院工作。他们家很注意卫生的，我在家里随便惯了，铅笔写秃了，就想在桌子上“咔哧”一下，成永就不让，说必须垫张纸，接着铅笔末。作业做完了，几个同学就在胡同里踢小皮球，或者一起去阿英家玩耍。
这时，阿英家已经搬到同一条胡同里来了，在成永家的北面路西，是那个有名的大宅门南侧的一个窄长院子，可能是四间北房吧，（两间东房另有人住）。跟前院的房子距离挺近，几乎整年见不到太阳，虽然说是北房，屋子里阴暗又潮湿。我隐隐约约记得，阿英从这时开始经常生病，嗓子不好，有时还咳嗽，我老觉得这好象跟他家住的房间潮湿有关。
我还记得，那时候北海公园西侧曾有过一个院子，内有拳击、乒乓球活动室，花一、两角钱就可以玩一个小时。阿英约我去打乒乓球，那是我第一次在“正式”的木头台子上打球，去玩了还不只一次呐。
教音乐课的换了一个老师，她经常用风琴伴奏，带着我们唱朝鲜民歌《小白船》，大伙儿哼着那优美的曲调，就像在云彩里头自由地飘荡。
六年级的时候，还有一件值得记述的事。那是春天的下午，几个同学听说，在长安街要欢迎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刚一下完课，我们就相约着跑到新华门那里。欢迎的队伍已经排列好了，我们没有组织的小学生，就站在那些队伍的后面。其实，他们那些欢迎的队伍稀稀拉拉的，人只有两层，路两旁的欢迎队伍距离很近，中间只留下刚刚能过走汽车的通道。
不一会儿，敞蓬汽车开过来了，我看清了第一辆站得是毛主席和一个比较矮的外国人。当车开到大门口的时候，汽车慢了下来，等在那儿的无组织的人群，一下子拥上前去，有一个人还大着胆子，跑上前去，要跟毛主席握手。车是开不动了，紧跟着的下一辆车是周恩来总理，急得不知在喊着什么。后一辆车也到了，是几位将军，据说有杨成武等人，他们都穿着崭新的将军服。他们马上从敞蓬汽车上下来，围在主席的车的两边，分开群众，护送着第一辆车，好不容易开进了中南海的大门。
1956年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很热闹的一年。这年的秋天，在位于西什库的天主堂，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为那多年来不太热烈的仪式增添了风采，无论是教堂门口，还是教堂的院子里，高高架起的摄像机忙碌着，虔诚的教友摩肩接踵而来，不少喜欢看热闹的北京“闲散人员”也来捧场。已上六年级的我少不了也来凑热闹，好奇地跪在教堂大厅的教友席上，因为巨大的厅堂里全跪在那儿，都全神贯注地盯着台上，那里正进行着若有其事的“表演”。
那年“十一”之夜，我是在张老师的家里看燃放礼花的。虽然张老师已经不是我们的任课老师了，与我们同学们的情感依然如旧。张老师家住在“灯草店”四号，离天安门广场很近。从那里看礼花特清楚，如果风向合适，还能拣到“降落伞”呐，只不过那降落伞很小，伞布有脸盆大，它的丝线也只有半米长。
“十·一”刚过，大街上不断传来庆祝“公私合营”的锣鼓声。街上的许多商店都合营了；手工业作坊都“入社”了。对门砚魁家的“香儒轩”牛奶铺合营了，他家的12条奶牛被牵走了，后院里原来的养牛场只好空闲着。过堂里的冰柜，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冰，也只有空荡荡地闲置在那儿，他家的穿堂屋再也不会凉快。他那每天忙碌挤奶的母亲；一年到头，每天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挎着奶瓶，负责送奶的姐夫；和那一直管喂牛的老崔大哥，都成了合营奶场的工作人员。从此，每天去郊外的养牛场上班，从此开始完全为“人民”忙碌了。
姨父开的木器作坊也入“社”了，因为没有什么值钱的财产，人家只要了几名木工了事。西什库口内的几个卖小吃的摊主，也“改造”了，和在一起办了个小吃店。这样可方便了食客：进店想吃稀的，羊杂碎汤、还有老豆腐、小米面茶，随您选；愿吃干的，烧饼、油条、麻花还是糖耳朵，各有各的口味。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像潮水一样，席卷了一切非公有的企业、作坊和个体摊贩，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我们已经有了“山雨欲来”的感觉。
那年月，北京市小学升中学是全市统一考试。考试好像是在五月份进行的，那次统考就在本校进行，只不过是把班级打乱了，我参加考试是在六（三）班的教室里。考试只考两门：算术和语文（其中含有40%的作文）。我一点儿都不紧张，可能太放松了，以至于轻松地做完了全部算术题之后，没有进行哪怕是认真一点的检查。当我看到有人已经交卷时，就再也坐不住了，很自信地放弃改错的机会走出了考场。
半个月后，成绩单下来了，语文95分，算术92分。那一次，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四中，第二是四十一中，第三是三十九中，第四是服从分配。
几天后，录取通知书到了。很多人都很满意，有四个人考上了四中，分别是德才、里光、阿英和成永；一个实验中学，是我们班的女才子舒兰；还有男六中、女六中、女一中……等等，砚魁和我被四十一中录取了。多少年后我才懂得：人生道路是有很多个转折点的，这是其中的一次。
我对此次“失败”一直耿耿于怀，“祸为福所系，福为祸所依。”到现在为止，谁也没能为我分析出，这次转折对我来说，是祸？是福？
小学阶段的最后一个儿童节对我们还是很优待的，学校分到了不少游园票、演出票，分给我的是在“北京剧场”的京剧票，我真高兴。那天，剧场里坐满了小朋友，我的位子就在二楼右前方偏座上，你别小看它偏，它离台子近，看得可清楚呢。
第一出戏是《三岔口》，第二出是《哪吒闹海》，第三出是《大闹天宫》，当然，后两出都是个“折子戏”，不过还是很打得很热闹的。
我的小学生活，就这样平淡的结束了，全班没有留下合影。我的印象里只不过六年级四个班一起，在院子里，在那两棵海棠前，照过一张大合影。戴金边眼镜的姓刘的女校长就坐在前排的中间，两旁还坐着六年级的任课老师们。不知那张合影是否留到了今天。
第十八章 初一（十）班
1957年的秋天，我考入了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
学校在西四北大街路西的第二条胡同，那时叫帅府胡同，“文革”以后改名为西四北二条。学校位于胡同的西口。报到那天，我是约砚魁一起去的。一进大门西侧就耸立着灰砖大楼，东侧是一栋二层小楼，正对着门的是一通短影壁，一棵大槐树站在影壁的旁边，它那浓郁的树冠正高高地罩在了影壁上方。校门口悬挂着“欢迎新生入学！”的大标语，在路两边插着许多彩旗，校园里到处扬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
我从妈妈那儿要了学杂费、书本费，现在回想起来也就是十元钱以内吧。学杂费大概是二元五角，书本费可能是四元多吧，我感到比上小学时贵多了，（小学的学杂费每学期是一元五角，课本费每学期也就是一元多钱）。
那时四十一中是男校，这在五十年代的北京，中学男女分校，是很普遍的。教学质量好一点的学校，一般是男女分校的。各个大学的附中是个例外，比起大多数学校来，所占比例不大。我们学校的南边，只隔着一条胡同、两堵墙的是第三女子中学（简称女三中）。她们学校的校舍是有名的历代帝王庙，虽然显得破旧的庙门就是校门。但是，在最后面的大殿却象太庙同样雄伟，只是那宽大的屋顶上长满了荒草。
那年四十一中全校共招初一新生500名，我们先去查了新生花名册，砚魁分在初一（六）班，我在初一（十）班。
一办完报到手续，我们就急不可待地去找本班的教室了。一转过影壁，就是大操场，西半部分是并排着的三个兰球场；几棵不太大的国槐把操场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分地势稍高，四周是单杠、双杠、擂木和沙坑。学校的东南角是跟一进门的那座四层的灰砖楼同样形式的教学楼。在东西楼之间，在操场的北面是那一栋二层外形很精致的灰砖小楼，那是校长、主任们办公、老师们备课的地方。我们初一新生的教室，就在东面那栋楼里。
初一（十）班的教室在楼底层的东南角，教室很大，而且东、西、南面都有窗户。摆着五十套桌椅，共有四十九名同学，都坐下来，还是显得很拥挤。
班主任是李福山老师，大概是教政治的吧，也就二十岁出头，可能刚参加工作不久，血气方刚，讲话时两眼炯炯有神，身体很魁梧，一米七几的大个子。
语文课的老师姓张，三十来岁，比较瘦。数学老师是个子不高的女老师，年龄四十出头，姓简，家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惜薪司（胡同）的尽南头。
教我们历史课的也是位女老师，个子矮矮的、胖胖的，年纪过五十了吧，讲起课来有浓重的湖北口音，家就住在学校的同一条胡同里。教地理的是位上了年纪的男老师，头顶的头发已经快脱光了，来上地理课时经常抱个地球仪，他的湖南口音特重，同学们都反映听得很吃力，象“造山运动”，他一定说成“操山运动”。
给我们上图画课的老师姓陆，是个干瘦的老人。上课时就经常在教室里轻轻地走动，默默地站在学生身后，看着同学们作画，还不时停下来，提醒、指导一下。我们也见过陆老师作画，在我们看来，他画画是有很深的功底的。图画课每星期一次，都是两节课连着上，在东楼北面的平房里进行的。就在这客观条件并不算太好的情况下，我们班还是出了两名画家。
靠西面的一间是图画教室，紧挨着的东面一间是音乐教室。
音乐老师姓翁，是位没有什么胡子，样子很漂亮、很潇洒的男老师。他的声音很纯正，属于低音教学的那种，说话时慢条斯理的，就象美声唱法的发声。那时家住地坛南墙附近的简陋的房子里。直到八十年代我回到母校，又见到了翁老师，他的模样基本上没变，仍然是那样的潇洒、充满活力。那时教唱的歌曲都很优美，哪象现在，全是现代通俗歌曲，唱起来跟说话差不多。印象很深的有一首朝鲜族民歌：“白色的白头山万丈高，清清的河水不断地流，……。”听着那柔美的旋律，真象在眼前浮现出长白山的英姿，耳边仿佛听到了欢快流淌的溪水声。
翁老师还经常讲乐理知识，上课时让我们听唱片（是用老式的手摇留声机），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骑马挎枪走天下》那首歌：“骑马挎枪走天下，祖国到处是我的家。我曾在家乡开荒地，我曾在家乡把船划，……。”那首歌歌颂了解放军官兵，歌颂了他们凭枪杆子夺取了政权的自豪，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那种豪迈气概和掌权的喜悦心情。
体育老师姓董，个子不高。眼睛不大，还经常眯着。体育课每星期上两节，一般是放在下午，无非是作操、跑步，有时还进行垫上运动，或教一些单杠、双杠的动作。特别推行“劳卫制”（是一种劳动建设和保卫国家的锻炼身体的标准）的测验：如百米跑达到14秒4；单杠，做引体向上，一次连续做12个……。为此，还在同学中“掀起了通过劳卫制的锻炼高潮”。
班上单杠、双杠玩得最好的是陈XX.他虽然个子较矮小，可身体特结实，动作谐调性很好。在单杠上的后摆拉杠上，他做得那么轻松；在双杠上他也能双手吊臂“短振”上，挂臂后仰挺身上……。总之，他在器械运动中是狠下了些工夫的。为此，他还特意准备了“滑石粉”，他不但付出时间和精力，甚至还得付出痛苦。有一次，我就在单杠那儿，看见他在做大回环时，手掌上被“卷起”了铜板大的一块皮，是那块厚厚的“膙子”连同皮子一起翻了起来，慢慢就渗出了一片无色的液滴，逐渐有鲜红的血渗出来了。疼得他嘴巴都变了形，泪花在眼框里闪动着，他“嘶、呵”着，却一声没叫痛。赶紧到校医务室进行处置。第三天，还没等皮肤长好，他就缠着纱布又在单双杠那儿练开了。
刚开学那会儿，班主任指定了学生临时负责人。不久，班上就进行了班干部选举，说是选举，其实就是班主任指定的，大家来自不同的小学，谁了解谁呀！班长XX，副班长马卿云，学习委员郭明，体育委员马书增，劳动委员于熙会，中队长李枫等等。
我们班在教室里上课一直是乱哄哄的，不论上什么课，说话的，搞小动作的接连不断。那时班里的风气也不好：拉帮结伙的，大个欺负小个的，谁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那就一定受到“集体”地攻击，那个学期可真是初一的班级里头特有名的乱班。
班里的座位是按个子的高矮排定的，我那时的个子可能有一米六几吧，我的座位是第四排，坐在不前不后的地方，看黑板上的字还是有点费劲的。
学生们开学后不久，干部、教师队伍也开始了“双反运动”。每天学生下课后，教职员就集中学习，用写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干部、教师队伍里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表现。这些事一般说来，学生是不知道的，那次的大字报都集中贴在老师办公楼周围，挂在那个小院里。学校临时拉上了一排排铁丝，大字报就挂在上面，我们学生是不允许进那个小院的。我曾经有意地走近小院的“门口”，努力想看清大字报的内容，其实，连最近的一张也看不全。（严格地说，那不能算门，只是在靠操场的一面，有一人来高的矮墙，中间有两个通道口罢了。）
也许是同学们反映强烈的缘故，不到第一个学期过完，教地理的老师换了，换成了一位中年男老师。新地理老师姓郁，细高的个子，身体笔直地站在讲台上，脸上从来不挂什么笑容，自然就流露着一种威严。他的记忆力很强，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一个省的地图，从来不用照书本，可只要一画出来，就很象。他画大箭头，都是一笔“画儿”，总是画得很流畅、自然。听别的老师私下里说，他当过傅作义的作战参谋呢。北京城里哪条胡同是“死”胡同，哪个大院有个后门，他都一清二楚。他的确有水平，记得他亲手制作了一个地球仪，那不是一般平常的“球”，它的直径比两个篮球大一点。最有想象力的是：那上面的山脉、海洋都是立体的。有高原、海岛；有山峰、海沟，上面的地形一目了然。据说有专家看了以后，只提了一处问题：阿拉伯半岛的地形不是阶梯的，应该是西高东低连续倾斜的。五十年代末，报纸上公布了苏联拍摄的月球背面的照片，他不出一个月，就利用课余时间，制作完成了立体的月球仪。我们都在教育成果展览上见到了这类似地球仪的实物。月球上的环形山脉、巨大的陨石坑、那月球正面较平坦的月面，都给我留下了直观且深刻的印象。郁老师那可是位业务精通的地理老师。
1958年的春天，党中央号召“除四害”（当初指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中队就组织我们到原苏联展览馆（中苏“论战”之后，改名为北京展览馆了）对面挖苍蝇蛹。原来那里是片破旧的平房区，我记得那片房子，全是零乱的小土坯房，胡同也是象郊区的农民居民点，中间的道路全是土路。
据说，一到夏天这里的苍蝇是很多的。我们就顺着房子的外墙跟，“扒拉”开那潮湿而松懈的土，往往就会发现不少灰黑色的蝇蛹，我们就好象发现宝贝似的，立即用小棍儿夹起来，放在小瓶子里。蝇蛹是那种小“个子”的一类，其长度顶多有两个大米粒大小，没有一点要孵化的迹象。也许，是四月中旬天气还冷的缘故吧。蛹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一直怀疑我们那次挖的苍蝇蛹是活的。
景山轰打麻雀。
为完成1070万吨钢而奋斗。
刷洗地板，区里的卫生先进单位。
放“卫星”。
1958年十月国庆节过后不久，学校组织我们学生们到天安门参加“义务劳动”，我们一听，兴高采烈地赶去了。一出了府右街南口，大家都急不可待的加快了脚步。刚过新华门，我们就惊奇地发现，原来司法部街两旁高大的带钟楼的灰色建筑统统不见了。
听解放初期中学毕业的一位大学老师讲，四十一中那时叫“平民中学”。我在学校里做大扫除的时候，曾发现东楼的前面，正中有雕刻在砖上的四个大字：“翠贞中学”，这应该就是东楼建校之初的名字了。大概那时是男女分校的，东楼是当时的女校。西楼的四个字是“翠文中学”，那应该是男校了。你看，留在南墙上的两个相同的大门，想来当年两个学校中间是有墙隔着的。
从1958年暑假开始，学校第一次组织了我们参加劳动，到南苑的红星农场劳动，带队的是代理班主任，也是我们班教语文课任老师——张老师。我们劳动的那个队紧邻南苑机场的北营门，就住在当地的一所学校的教室里，课桌拼在一起当“床”。
在夏天，农田的主要工作是除草、“挠”秧。挠秧就是用手把稻子根部周围的泥“抠”松。我站在稻田里，水没过了脚踝，那水底的泥土挺硬，光脚踩上去，脚板一点也不下陷，的确需要松土了。我按着工人师傅的要求，仔细地把稻子根部周围的泥土抠松。那农场的工人师傅教我们分辨哪是稻子，哪是稗子。他特别强调稗子与稻谷的分别主要在叶子上，稗子叶中间的叶脉是一条亮线，而稻谷叶没有亮线，稻叶是均匀的黄绿色，用手触摸起来，象长满一层看不见的细绒毛，涩涩的，有些“沾”手。
每个人分配三行稻垅，同学们都埋着头干活，包括张老师在内。我不经心地转过身瞅了一眼小腿肚子，突然间发现有两只黑蚂蝗趴在那里。它们的一头吸附在皮肤上，我下意识地赶紧用手去打，去甩，它们的吸盘吸得很紧，一点都不“愿”离去。我此刻真恨不得立即飞上田埂，再想办法除掉它们。我不顾一切地在稻田里奔跑起来，“赵国生！你跑白米呐！”那是张老师的喊声。“跑白米！”我吃了一惊，我怎么能在白米上跑呢，想来，张老师是真的气急了，他竟然气急到这样的程度：把我在稻田里的表现，当成是在有意糟蹋粮食！我只好立刻放慢了脚步，仍然“坚定不移”地往田埂上走去。
三伏天，睡觉的事情好对付，只要把课桌拼在一起，朝上一躺就行了。大多数学生累了一整天，熄灯之后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实，就是上前推他一把，也是醒不了的。不好！我的咀里有一股浓烈的刺激性气味。我惊醒了，朦胧中，发现有人在戏弄熟睡的同学，往他们的咀里滴“十滴水”。其中有柯强，他干这些勾当还是满有精力的。不少人是张开咀呼吸的，即使闭着咀，他们一捏你的鼻子，你也一定把咀张开。
早晨，老师叫我们起床了。一睁开眼睛，发现天空才刚放亮，周围还一片静悄悄的，没有人起来。我们安静地排好队伍，下地了。抬头瞟了一下天空，东方的启明星还闪烁着明亮的眼睛。一丝风也没有，村外笼罩在薄薄的雾气里。田头水渠也好象还在沉睡，水面上一点涟漪也没有，没有蛙鸣，没有鱼儿的游动。在渠边的芦苇，也纹丝不动。停在苇叶上的蜻蜓平伸着两对翅膀，象没有任何生命的微型飞机停靠在机场上。你只要悄悄地接近它，可以慢腾腾地去用手捏住它的翅膀，将它捕获。我好奇地逮住他们后，夹在左手的手指中间，直到不能再夹了为止。
第十九章 荆老师与二班
搅动学生们学习心态的招工风潮总算过去了，空前绝后的初一年级500学生的庞大队伍，只留下了三百多人。学校对安心上学的，重新调整了班级，以原初一（十）的学生为主，34人组成了初二（二）班。班主任也换了，一位姓荆的男老师接了我们这个有名乱班的班底。
荆老师也是大大的个子，讲话有点南方口音，有一张很精彩、生动的脸。他无论跟谁谈话，都盯着对方的眼睛，而且炯炯有神，似乎能看透你内心深处的每个角落。他的眼窝很深，眼睛很大。一旦生起气来，眼珠都瞪圆了。不了解他的人，在他的注视下，一下子就心虚了，从心理上先败下阵来。
荆老师是连鬓带络腮胡子的脸，每天都刮得干干净净，泛着青光，我不由地联想他如果留起胡子，那一定可以跟恩格斯的大胡子比美。
教室自然也换了，是二楼的东半部一间小教室。全班三十几个同学把教室挤得满满的。黑板做在西墙上，南面墙上有三个窗户。光线刚好从左方射来，真合乎人们的XX要求。
他教我们的政治课，第一部分就是社会发展简史，那是跟历史课刚开头讲得很近似的一门功课。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分析入手，就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观察方法，来考察人类社会如何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劳动剩余价值的产生，逐步形成了私有财产，使一部分人比其他人占有更多的财富；再加上部落之间争夺食物资源的结果，使一部分俘虏失去人身自由伦为奴隶，而这些奴隶的所有人就成了奴隶主。人类社会开始进入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产生了。
我不懂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它的“坏”的一面？如果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种答案，只能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追认，不能预见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
1958年10月份，是在朝鲜的志愿军回国的日子。我们班跟志愿军的“荣誉军人”（是当时对在战斗中负伤人员的另一种称呼）一起联欢，地点就选在北海公园的西北角，选在那时还没有拆迁的万佛楼内。我第一次跟他们握手，当我伸出不大的小手，放在那失去了双手的光秃秃两只前臂中间，我的心猛地收紧了。战争，就是这样残酷，有多少志愿军战士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和平生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光荣负伤，甚至流血牺牲。今天，可咒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这些年轻的“荣誉军人”，还得长年陪伴着各不相同的残疾，度过他们的终生。
那一年，可是经济大跃进的一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上半年就提出全年的钢产量指标是1070万吨，喊出口号：为完成1070而奋斗！
那个时期，我们的“老大哥”刚好成功发射了地球人造卫星，“放卫星”成了最时髦的语言，
1959年麦收时节，荆老师带领我们班到京东的双井收割麦子。麦子地就在一大片电台发射天线的下面，大概共有几十亩吧。村子离这很远，麦子长得一点都不好，矮小而且稀稀拉拉的，不用打“腰子”，只要用镰刀割下来，用平板车运到生产队的场院里就算完成任务。中午，队里派社员挑来了开水，同学们拿出各自带来的干粮，就坐刚刚割完的麦子地里，在那高大的象蜘蛛一样密集的发射天线的下面，休息、吃饭了。我们跟社员拉起家常，说起用电。他有意无意地说起：社里的人只要拉根电线，把两头一接个电灯，就能亮。我们上物理课，还没有讲到电场、磁场，我们尤其是不懂得电磁污染，你想啊，“凭空”一段电线就能使灯泡亮起来，人们停留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体可是一个导体，想来所产生的电流应该是很强的，其对人体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那时候，也只有蒙蔽这些学生来干这些工作吧。
第二十章 入团及考验
（要点：一、入团的反复，难于上青天；二、“四清”的考验，第一次申请书：壮志凌云；三、批“极左”，第二次申请书，“大梦初醒”；四、“改行”，我的第三次，“强孥之末”；五、离岗，最后一次，私下的谈话）
1959年11月3日那天下午，北京四十一中学初中三年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发展新团员的会议，正在学校的西教学楼二层中间的一个小教室里进行。
本来不大的小屋里边围坐成一圈，那是因为初中三年级团支部成立不久，同年级八个班总共才有十几名团员，只能和在一起建立一个支部。会议议程是关于讨论发展新团员的问题，我就包括在发展名单中。会议中一共要发展几名团员，我已经记不得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的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是同班的洪建和熙会两位同志。当时，初三（二）班只有他们俩是团员。
轮到我的时候，我先读了自己的入团申请书，接着由洪建介绍我的基本情况，熙会作了补充，之后，还要我谈了对“三面红旗”的思想认识：完全拥护“艰苦奋斗、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拥护大跃进，拥护“一大二公”（大：指规模大，在农村一个乡成立一个公社，公：指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只是开始一段时间对公社大食堂的政策认识不清。
支部的成员肯定了我的优点，也指出我有骄傲自满的缺点，在表决中全部举手同意发展我加入青年团。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参加团支部会后，从学校的西楼的楼梯上跑下来，兴奋地跑到大操场上，心情激动地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好，虽然季节已临近立冬，我却觉得风和日丽，天空是那么洁净，在我看来，周围的气氛是那么祥和，那么的随人心意，我的整个身心都完全沉浸在一种满足的幸福之中。
我想，今后我在班主任荆老师的心目中已经有了一定位置，在政治上我已经站在洪建和熙会他们中间了，我一直在努力，自己不但是班上学习的先锋，我还要在其它任何方面也不落在后面。
在1960年元旦前几天，西教学楼的东墙上贴出了鲜红的喜报，学校团总支公布批准了九名新团员，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子，没有人给我作出合理的解释，“这是组织对我的考验”，那时的人们都会讲这句话，我也只好这样安慰自己。
1960年春，中国进入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对百姓们来说，变得紧张起来，不交“粮票”在大街上的饭馆里，开始买不到主食。“民以食为天”，吃饭的问题顿时成了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其它一切的事情，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北京，一年中冬季的日子是最难过的，那年冬季还来得特别早，刚进11月，西伯利亚的寒风裹着稀疏的雪花，就不停地刮起来了。
那一年，西安门卖白菜的地方就在现在的西城区房地产管理局大楼的前面，排队买菜的人们，个个裹着棉大衣，在寒风里不停地跺着脚，我那时就站在他们中间，披一件已经开始退色的蓝色棉大衣，式样是带深酱色亚麻小翻领的那种。头带一顶蓝色棉帽子，还好，手上戴着一付妈妈自做的棉手套。肚子是空瘪的，周身冰冷，人们除了说些“今年老天爷也来跟我们作对”之类的话外，几乎听不到什么风凉话。
母亲，还有几个中老年妇女站在买菜的磅称附近，每当过完一称，每当买主运走自己的那堆白菜后，她们就很快地捡拾人家不要的菜叶、菜帮，放进自己的菜篮子里，回家洗巴洗巴，蒸一锅薄皮大馅的菜团子，那还是很不错的。哪像现在的人们，稍微厚一点的、蔫一点的白菜帮，都要劈下来，当作垃圾一起扔掉。
那时，家里两个大人的粮食定量是每人每月二十七斤半，年龄已满十七岁、刚入高中的我也只是每月三十二斤半，十五岁的二弟三十一斤，十二岁的三弟二十九斤，全家三个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呀，全家只有一个心甘情愿从那“双蒸”过的大米饭里，省给那三个儿子吃的母亲呀！。“双蒸”是当年在报纸上大张旗鼓介绍的可以“增加”米饭“数量”的“好方法”，谁都能想明白：什么米也不会因为蒸了两次就增加丝毫数量的。
每天早晨，母亲都要在炉子上，先煮半盆水，把头一天蒸好的米饭再下到盆里煮一煮。然后，加点盐和酱油，让我们三弟兄趁热吃了。我们当时都有种满足感，连汤带水，暖暖乎乎的，上学去了。母亲的饭食是如何打发的我们不得而知。
母亲的小腿肿了，我家的院子里去北屋要上三阶不高的台阶，母亲连上这几步台阶都很吃力，每天晚上，当她干完一天的家务事，脱鞋上床的时候，我心疼地看见她本来不大的脚，肿得像一对发面馒头，鞋口在脚背上印上了深深的印痕，脱袜子很费劲，整个小腿从膝盖往下不能用手指按，一按一个坑，好半天也恢复不了，我除了暗暗心痛之外，没有任何办法。
听说，凡是有浮肿病的，凭医院证明每月可以买到二斤黄豆粉。母亲把黄豆粉买来了，只能用它做豆馅，蒸着吃。
那一年，国家进入经济调整阶段，到处是“困难”：许多建设项目只进行到一半，就停下来了；不少刚从农村来京落户的干部、工人，在政府动员“下放”的潮流中，背起铺盖回老家了；在商店里买点心，开始要“票”了，一切可以充填肚子的“东西”都紧缺起来，伊拉克“蜜枣”就是那一年开始进口的，每当商店来货的时候，人们纷纷去排起长队，每人一次一斤。（据说，伊拉克那儿是“乙肝”病区，造成到现在全国有1.5亿的“乙肝阳性”患者，从现在起，通过医务工作者的努力，再过五十年才能消灭“乙肝”。谁能对这件事来承担责任呢？）
有一天，三弟检到一个食品夹子，就是有两指来宽，半尺多长，钢皮光光亮亮的那种。他拿来问我：“这是干什么的？”我郑重地告诉他：“夹面包、点心的。留着吧。”“能有面包吃？”“困难时期不会很长，都会过去。”我们当时都饿着肚子，可是我说的话，都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那时候思想很积极，“甘心情愿”地接受“组织的考验”。1960年12月初，还是在四十一中西楼的东墙上，贴出了大红纸的“喜报”，校团总支批准了一批“正式”的共青团员，那其中有我的名字。
1961年8月11日，学校接到迎宾任务，是在长安街夹道欢迎尼泊尔首相克依腊拉，我也参加了。不想，就是这次欢迎仪式，让我淋了雨，当天晚上就发烧，一直烧到了摄氏四十二度，差一点要了我的命。因为，患得是急性细菌性痢疾，在北大医院传染病房，住了整整二十天。我出院的时候，家里妈妈去结算，一共花了78元。在那个年代，我一个学期的学杂费才五元，一个月的生活费平均才8元。也是由此，在六年的中学阶段，造成了我仅有的两天缺勤。
1961年的冬天，显得特别冷，也许是饿肚子的缘故吧。我长期的“感冒”，不停地流鼻涕，以致于没法子使用手帕，那会到不了一节课，手帕就会湿透的。我只好用写过作业的“废纸”，用完放在课桌里，一个上午，就可以“积存”半课桌的。学校指导我们：洗澡不要太多，一个月一次就够了，洗澡是要消耗大量体力的。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冬天，我陪耿大去西四浴池洗澡，出来后耿大问起：“你刚才是给谁搓背？”“我记得是给你搓的呀。”噢，我想起来了，我只是摸模糊糊记得刚才是给人搓过，至于那个人是谁，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提起住医院，对我来说，可不是第一次体验。上一次，是1958夏天，自从上了中学，“养”成了“坏习惯”，每一次期末考试以后，都要病一场——“闹嗓子”。1957年暑假，嗓子肿得吃不下饭，母亲以为，挺几天就会好的，哪知道，第三天我连吃蛋糕，哪怕是蘸着水吃，都咽不下去了。这可急坏了母亲，赶紧带着我去看医生，连着打了三天青霉素，才把病压下去。第二年，旧病重来，按北大医院医生的建议，先消炎，再住院切除扁桃体。八月中旬，我住进了后库的北大医院住院部，记得是主楼西半部三层的外科病房。第一天，上午作了量血压、查血型等基本检查，医生对我说，血压140/85，按常规，十四岁不应该这么高。他通知我下午做手术。下午一点刚过，护士就把我送到了主楼东半部的手术室，当时在五楼的靠中间的一个不大的房间。虽说节气是立秋已过，白天还是很热的，一进手术室，象一下子掉进了冰窖，浑身冷嗖嗖的，不由得我打了个寒颤。迅速地环视了一下周围，四壁和天花板全用油漆涂成冷漠的浅灰色，这间屋子，与其说是手术室，倒很象一间医学科研试验室，有一把象牙科的手术椅，椅子后面立着落地式的聚光灯。两位穿北大褂的男医生，年龄大的有四十开外，另一个也有三十五岁左右，都头戴一个圆形中间有孔的汇聚光线的反光镜。他们让我坐在那手术椅子上，从上面往我身上罩了一个消过毒的手术‘衣’，连头都罩得严严的，只有‘口’的部位有个拳头般大的‘洞’，那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医生，在年长的医生的指导下，就开始给我作手术了。他首先向我喉咙左右两侧，分别注射了麻醉剂，我只觉得有一滴很苦的液体，流向了嗓子眼儿，使我产生了很想呕吐的强烈感觉。）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