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死亡体验
（一）
事情发生在我17岁那年，时值国民经济特别困难的时候。我正在从高一升入高二年级的暑假。
原由还得从1961年8月11日说起。那天，我饿着肚子，参加了首都北京举行的，尼伯尔首相——克依腊拉到京的群众夹道欢迎仪式。
在长安街上，在首都电影院门口。刚过中午，就听到了整理队伍的指令。队伍很快就列队完毕，等待着贵宾的敞蓬汽车的到来。一场大雨不期而至，欢迎队伍一阵骚动，我们学校带队的刘主任，在大声呼喊：“谁也不许动！”大家都站住了，迎着冷风，机械地站在大雨中。几分钟后，传来了上级的进一步指示：就近避雨、待命。时紧时慢的雨，一直下了半个多钟点儿，才逐渐停息了。
约三点钟前后，周恩来总理陪同克依腊拉首相，乘着大“红旗”敞蓬轿车，在几十万夹道欢迎的群众队伍中间，缓缓地开过去了。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迎接贵宾的政治任务，兴高采烈地解散队伍，三三两两地回家了。
我只用了二十分钟，就走到家了，一度被雨水淋透的衣服，已经熥干了。跟母亲招呼了一声：“我挺累，想躺一会儿。”没等母亲点头，我就径直往居室走，爬上床，倒头便睡，我连一点儿精神都没有了。
朦胧中，听到妈妈叫我起来吃饭。“不想吃。”我疲倦得很，不耐烦地嘟哝了一句，还不知母亲听清了没有，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起来吃饭！”妈妈用力摇晃着我的肩膀，“你看，到几点了？”
我睁了一下眼睛，屋里的电灯已经亮了，窗帘什么时候已经挂起来，怎么？这觉睡了这么长？懒塌塌地渺了一下墙上的挂钟，八点已过。
“不想吃，还想睡。”我依然没有歇过来的感觉，连眼睛都不愿睁开。妈妈摸着我前额，我体察到了凉爽的感觉。母亲却吃惊得很，头这么烫！
妈妈找来了同院的刘医生，那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部队医生，只不过是耳鼻喉科的。他也摸了一下我的额头，“有白酒吗？”他问。
母亲找来了“二锅头”白酒，倒在手心里，搓我的头，搓我的前胸，又搓了我的后背。我真感到了一阵轻松，深深地出了几口长气，我又睡了。
昏沉中，我听到了母亲的呼唤：“醒醒。”这次清楚地听到了。听到了，妈妈略带焦急切地呼唤。我不想回答；不，我不愿回答；也不是，我此刻正体检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放松”。
刚刚还是热得烦躁得很，脑袋好象不停地在涨大，胸膛像有把闷火在不断地积聚。而现在，胸膛里的那团火已经平和，从头顶开始，有一个“界面”缓慢地向脚的方向运行，像一瓶什么液体的表面，以近似“渗漏”的速度，正在如此平静地下降；又像远离大海的港湾里的潮水，正在悄悄地退去。界面以上，好像痛苦全解脱了。我脑海里慢慢地闪现出了一种安乐的气象，那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这里没有了争斗，没有了一切痛苦，是一条安详地通向“极乐世界”的路，那是如此地平静、平和、平安。我此刻真是不愿有人打碎我的美好的梦。任凭那凉爽的界面，像退去的潮水，随它自由的飘泊去吧。
我像鸟儿一样，自由地翱翔在浩瀚的天空里。从遥远的地方，从我耳际的深处似乎传来，母亲一阵紧似一阵的焦急地呼喊声，我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却没有答话。此刻，我已经不再是不愿答话，确实没有一丝开合嘴巴的气力了。
夏天的夜晚，时间似乎过得很快，不觉中已是十点多钟了。邻居们大都开始上床休息了。母亲可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把好几位“邻居大哥”都从床上叫了起来。匆忙间，找了块门板，把我拽上这付“担架”，赶紧往医院送。年近五十的母亲，紧捯腾着她那半大的“解放脚”，扶着担架急走。好在北大医院门诊部离我家不远，顶多也就有两百来米吧。
六个大男人换班抬着我，中间没有歇息，我清楚地听到了他们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在困难时期，在人们肚子里已经没有多少食儿的时候，抬着个百多斤重的病人，他们所付出的体力，是今天的人们不能体会的。也许，他们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在邻居遇到了重病的关头，每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的。
我被人们小跑似地抬着，从许多还在便道上乘凉的人中间通过，直接送进了北大医院急诊室，当即就把我抬上了观察室的病床。
不知是经历了这么一折腾，还是呼吸到了外面的新鲜空气，我的精神又兴奋起来。
首先是量体温，体温表在舌下含了几分钟之后，护士告诉医生：（体温）42度。医生又问了其它反应，当时什么异常反应都没有。先打了一针退烧针，约十分钟后，体温降到40度。打一针，降一点儿，一个半小时，断续打了五针，体温降到了38.3°C.
“现在，看不出什么问题，先回去吧。”医生说。我的身体轻松多了，没有发现其它征兆，看看时间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大家都累了。我在母亲的陪伴下，慢步走回了家，又是倒头便睡。
天刚刚放亮，妈妈就起来了。当然此刻她最不放心的是儿子的病情。今天早晨怎么样了，伸手摸一摸我的额头，依然很烫。
赶紧找了一位蹬三轮车的老头儿，把我再一次送到了医院急诊室。夜里值班的医生、护士还没有换班，于是又量了体温，超过了41度。呵！我“烧”了一夜。
医生问了我夜里的情况：后半夜拉了一点稀的，现在肚子还有点痛。医生进行了紧急处置：立即在急诊室给我加上了“吊瓶”——开始输液；接着联系住院部。
八点钟，医生交接班后不久，医院的急救车开来了。我被医护人员用担架抬上了急救车，当然，输液瓶依然陪伴着我。
汽车迅速地开动了，响着警笛，在夏日早晨的街道上急驰。我平生第一次躺在奔驰的救护车里，亲身体验被救人的心理。
车顶回荡着不紧不慢的警笛，很快地转了一个弯，我想这是进了西什库大街，很快开进了北大医院住院部。我被直接抬进了传染病房。
（二）
急救车一直开到了北大医院住院处，开到传染病房门口，我被隔离了。
我是被直接送上三楼，推到病床边，由医护人员抬上病床的。那是一间靠走廊西侧的一个大房间，共安置了七张病床。我就被安排在一进门右手边第一张病床上，那是一张紧靠角落的病床。
当然，那输液瓶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身旁，体温已经降下来了。输完液的时候，护士撤掉那套输液针具，很快拿来一套病号服，帮我换上。我默默地躺在床上，安静地躺在四壁皆白的病房里，病房里安静得很。突然肚子疼得好难受，于是蹋拉着双拖鞋就往厕所“跑”，蹲了好长时间，就阿了一点儿带着泡沫的稀“汤”，只好回到自己的病床上去。一阵阵跑厕所，一次次无“功”而返。当天夜里，大约十二点已过了吧，我是“跑”得不耐烦了，索幸坐在厕所里的台阶上，不回病房了。
顶多有几分钟的功夫，值夜班的护士找到厕所来了，“你怎么坐在这儿？”“我拉肚子。”“不行！回去睡觉！”完全是下“命令”的口气，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算了，争不过她了，乖乖地回去吧。
第二天上午，到了护士查床的时候，量血压、测脉搏、测体温、记录大便次数。当轮到我时，一天来的大便次数是记不清了，就写20次吧。
妈妈到医院来了，她对我的住院很不放心。她谈起上午区防疫站到家里去了，对屋子、对厕所都进行了消毒。
那天下午，我又一次内急，赶紧往厕所跑，还没有来得及褪下裤子，稀屎已经冲出来了，我弄脏了病号服，有同室的病友去找来了护士。一位很年轻的护士很快拿来了一条裤子，辅助我擦洗干净，替我换上。我也是满十七岁的大小伙子了，我还真有点抹不开面子。
原来还真没听说过，打针还有往肚皮上打的，我这一次就碰到了。几天以后护士就往我的肚皮的什么“穴位”打过消炎针。听说，有的人因为痢疾很“顽固”，还需要“穴位埋肠”治疗，就是把一段羊肠线“埋”进特定的穴位那里。我大便次数是一天比一天少了，只是开始容易感觉到肚子饿了。因为是传染病房，楼是一定不许下的。不同的房间住的是不同病的病人，门当然也是不许串的。每个病人只允许在病床跟厕所之间“运动”，去其它地方是不行的。
这个病房住的都是“痢疾”患者：我患的是急性细菌性痢疾；老刘是本院的清洁工人，患得是阿米巴痢疾；老王是西单商场乐器店的职工，患得也是菌痢；张老师是哪个中学的教师，患得是慢性痢疾……。听老病友们说，在这个传染病房中，医院工作的职工约占10%，比其它病房的比例要高得多。这个传染病房里还住着几个“北大”的学生，是脑膜炎后遗症，都住了好几年了。据说那一年，给学生打预防脑膜炎的疫苗，医生没有进行“灭活”，就给他们打进去了，造成了大事故。
我的急性期一过，住在这里就感觉到很单调和无聊。不过，病房也是铁打的“营盘”，病人就是流水的“兵”，不长不短的就有出院的，入院的，也算是有了一点新鲜感。
几天后，病房里就来了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头儿，他进来的时候，病情就不太重。我很乐意跟他聊天，他自我介绍是“民革”中央的，我相信得很。他对我讲了宋氏三姊妹的事，他说，宋老太太是个很有头脑的人……。多少年后，我看了电视剧《孙中山》，才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人生，有了进一步地了解，原来那老头说得一点都不假。老人精神很好，饭吃得却不多，经常把晚饭的两个小馒头匀一个给我，在那个“经济困难”时期，我正处于吃不够的年龄，吃三个棋子大的小馒头，是远远不够的。我还从老王那儿，了解了一些乐器知识，知道了什么叫“萨斯”管儿，他约我出院之后一定去西单商场，一定要到中间的乐器商店去找他玩儿。
除了聊天之外，打发一天的光阴还有什么法子呢？刘老师会下相棋，这可是打发时间的好办法，他找来一付棋子，我们就“填空”似的下开了。时不时的碰上护士来量血压、查脉搏，只要是正在下棋，高压部分就比平时多十几毫米水银柱，脉搏每分钟也要多十多次。我开始以为这是碰上了，可好几次都是这个规律。我好奇地去问大夫：这是否跟我神精系统有关？她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这也算是另一个未解之谜吧。
约十天后的一个下午，又推上来一位重病号，直接推进了对面的单人病房。只见有医生、护士出出进进地一阵忙碌。平常那间病房里没有任何声息，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大概是第四天吧，那是一个下午，午睡时间刚过，人们还都躺在床上的时候，轻轻的歌声传来，虽然断断续续，还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旋律可是大家很熟悉的：“娘…啊…儿…死…后……”哦，是歌剧《洪湖赤卫队》中，女主角韩英在牢房里的唱段。
在那样的环境里，在那样的氛围中，在许多病友刚刚脱离死神纠缠的时候，听着这对生命渴望的召唤，不约而同地想起自己“昨天”跟死神进行的较量，我们都深深地沉醉了。
又过了两天，对面病房的那个唱歌的女孩子，开始在楼道里走动了。她脸色黄黄的，在洁白的墙壁的映衬下，更显得没有一点儿血色，想来身体仍然很虚弱，到底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病，是刚从死亡线的边沿返回来的。
负责给我看病的王医生，约30来岁的样子，漂亮的卷发从医生的白帽子边缘露出来。今天她要为我作直肠镜检查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她让我跪在比桌子还高的检查床上，她带上一双塑胶手套，拿起一根外壁镀得亮光光的金属管子，先用食指在肛门处，涂了一圈“凡士林”，接着把那管子慢慢地插了进去，我能感觉到随着管子的逐步进入，她在观察那肠壁的恢复情况。随着那根凉凉的管子的深入，我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心里止不住想笑，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咯、咯……”地笑出声来。不知是什么我不懂的原因，那根管子再也插不动了，“镜检”到此结束，反正也快到底了。“行了，恢复得很好！”王医生说。闲谈起上班，她就开始“诉苦”：她住在通县，路途要近两个小时呢！问我可否帮着找一间上班近点儿的住处。我是个学生，哪有这样的门路呢？
9月2日，在学校开学两天后，我经过20天的住院治疗，花了近79元钱（几乎等于当时工厂里六级工的一个月的工资），终于康复出院了。
第二十三章 常副指挥
我说的是1968年夏天，解放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随着两报一刊社论的发表，大张旗鼓地开进了我们大学校园。
社论提出，“宣传队”要领导一切，那时也是“老九”最臭的时候。不久，有位北京重型电机厂的“造反派”负责人——第四把手，1958年的复转军人，有点文学口才的“三级工”。在全校广播大会上，发表了口气严厉的讲话：
“我听到，有的学生在听中央广播电台播送两报一刊社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时候，说什么叶公好龙念错了，应该念‘涉公好龙’——”这时，他略微停顿了一下，突然提高了调门儿，加大了音量。“就是念‘叶’！叶公好龙！永远念叶公好龙！”他声嘶力竭地喊出了这句话，并最后恰当地中止在最高音阶上。
他的坚定地向“臭老九”斗争的立场，鲜明的“政治”表现，赢得了“宣传队员们”的喝彩，受到上级的赏识，立即被提拔为学校宣传队的“副总指挥”。
他在反击“二月逆流”斗争中也很卖力。在全校广播大会上，他来传达“文革小组”的讲话精神，当讲到“某帅”拍桌子，拍断了手指，他再一次“表现”了他的“鲜明的阶级立场”，用他的最高的声调，扯着嗓子用尽可能大的音量突然间喊了一声：活——该！我当时真怕他挣破了喉咙。
“常副总”大号——常治国，在大学殿堂里为了显示他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身份，经常在大学生们面前卖弄他的“真材实学”。
人们先后听他讲过两个有关诗的故事：
有一年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皇帝老儿看着这宫墙里边一片白茫茫的景色，顺口诌了一句：“大雪纷纷落地”。官员们听到了，奉承地接了一句：“都是皇家瑞气”。宫外的财主们听到了，悠闲自得地摇头晃脑：“下它三年何妨”。百姓们听到了，看着这下个不停的大雪，愤愤地说：“放他娘的狗屁！”
这一年的九月份，早已过了毕业时间的学生们，开始匆忙地走向个自的工作岗位。当积压了几年的大学生（全部的六六级、六七级、六八级毕业生），陆续地分配，离开校园后，他带着未分配的七O级学生到门头沟煤矿参加劳动。
有一次，工作中间休息的时候，他又开始“编排”这帮“老九”们：
北大文学系的一位教授，带领一群学生到十三陵附近参加农业劳动，下地前，老教授布置了“作业”——给上联“石狮子戴铜铃铜铃不响”配句下联。
学生们下地了，一边干活，一边嘟囔：石狮子戴铜铃铜铃不响……，带领他们干活的女社员听到了，好奇地问他们：你们说什么呢？他们重复了一遍老先生布置的作业。她想了想，顺手一指蹲在陵墓享殿房脊上的吉祥守护，说道：“金头兽张大口有口无音”。收工后，老先生发现学生们竟然对答出来了，水平还挺高。
追问之下，学生们只好如实回答。教授接着还问了女社员的样子。他想了一下又说：我这里还有句上联“黑姑娘戴红花犹如炭头冒火”，你们务必转告她，让她对幅下联。
第二天，同学带回了女社员的答案，教授接过答案一看，顿时，脸都气白了。原来，女社员对的下联是：“老教授举蒲扇好似叶底藏瓜”。
在今天看来，“常副指挥”也应该算个“知识分子”了！就算是自己拼命挤进来的吧。
快过春节了，学生们纷纷拿着家信、电报找常副总请假回家，他一个都没批准，大家垂头丧气地回到宿舍。
一个学生说：“眼看快到除夕”；第二个学生接着说：“电报封封加急”；第三个紧跟着说：“申请回家探望”；几位同学异口同声地接了下去：咱们的常副总说了——“放他妈的狗屁！”
其实，那个年代，凡是在我们学校学习、工作过的学生、干部、老师，都能讲出几件有关他的“精彩故事”。
大概是1969年二、三月份吧，人们都在悄悄地传说：“准备召开‘九大’了”。一次，在礼堂召开的全校大会上，会议的主要议程已经进行完了，下边“轮到”常副总“表演”了。
他郑重其事地坐到发言席上，弹了弹麦克风，“我下面念个条子，”他此时开门见山，不紧不慢地开始了他的发言，“条子上问‘九大’什么时间召开？”声调不高，他抬起头来，扫了一眼台下坐着的一千多人，此时恰到好处地停了几秒钟，见到会场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他一个人那里，“我正要找你呐！”他逐渐蕴集了底气，“你对什么时间开‘九大’这么感性趣，我倒想问问，你想干什么？”他不断地提高了调门，这“牛气”，这“霸道”，这“逻辑”，让在台下的所有的正常人都感到莫名其妙，他却“天真”地以为，这一席话，就把台下所有的人都“镇”住了。常副总此时真以为自己可以“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了。
是啊，时世造英雄么！十年浩劫就造就了一批惯于“表演”的像常副指挥这样的人。他们不亚于科班出身的舞台表演“艺术家”，很会演不同的“角色”，并且与时具进地改变着颜色。退出学校之后，听说就在那个“钻头”的提协下，混进了北京市工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曾在北京日报副刊上，看到一篇介绍他刻苦好学的文章，当然，他在“宣传队”的绝妙表演是决不能涉及的，但是那所大学的几千名干部、教师、学生们能忘掉吗？
第二十四章 梭罗
1968年12月28日早晨9点18分，我乘上了北京开往重庆的九次特别快车，列车缓缓地平静地驶离了北京站，虽然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到这个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我一天也不想再呆在这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了，继续呆在被所有报刊批判为的“象牙之塔”中了，我只愿尽早的参加工作，我们一定会在基层单位受欢迎的，是对社会很有用的人。
我的座椅是个短座椅，也就是那种可坐两个人的，这样一来，刚好四个人围坐在一起，其中一个是北大数学系的，一个是京工五系的，加上我一共三个男生，刚毕业的男生们坐在一起是最不设防的，加上又都是从北京一直坐到重庆的同路人，从自己的专业到这次分配的单位，从“文革”中趣闻到个人的派系，谈起个没完没了。车上的第一天一言不发地是个女生，她静静地听着这些人天南地北的一路神聊，（北大的分到南川、京工五系的分到华光，我分到永光厂）。第二天，当对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她终于加入了我们谈话的行列，她是西安军医大学毕业的，这次分到重庆某部队，刚刚利用报到前的空隙，回天津家中探望了一下，现在完全跟我们一样，赶在年底之前，去工作单位报到。（我没有看到有人记下任何人的通信地址）。
第三天（30日）的早晨八点多钟，列车经过四十七个半小时的奔波，终于到达了它的目的地，从天寒地冻的北国，穿越了五个省市，来到了依然春意盎然的天府之国。列车一越过秦岭，真像飞到了另一个世界，山坡上，田野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到处充满了生机。重庆菜园坝是九次列车的终点，我们客套地互道一声再见，就各奔西东了，能不能再见只有天知道。
我一出火车站，第一个意识——是不是走错了地方，楼房、平房都建在山坡上，从山脚一直排到山顶，像照片里的拉萨。乘坐第一次见到的爬坡代步交通工具——缆车，只一角钱就把我们送到了高高的山坡顶上。蜿蜒的街道、热闹的商店突现在我面前，重庆——却原来是这样，完全一座建在山上的城市。顺着先到几天的同学的指点，我还看到了大田湾的具有标准跑道的巨大体育场。
太劳累了，赶紧找个招待所休息一下吧。花了几分钱，乘了几站公共汽车，又走下了几十步石头台阶，总算找到了可以落脚的地方。这是位于市中区大阳沟的招待所，它几乎被刚分配的学生挤满了。我就住在二楼走廊尽头的房间里，躺在单人木板床上，长时间睡不着，像仍然乘坐在行进的火车上，床铺伴着均匀的铁轨的撞击声，轻轻地摇晃着……长长的一觉醒来，已接近下午两点。
闲谈中有人说起，这个招待所里，还住着一位分配到永光仪器厂的。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在这完全陌生的城市，总算遇到一位奔向同一目的地的同路人。
我很快见到了他，他脸上一脸的小坑，那应该是儿时生大病留下的痕迹，看起来比我老成、稳重而充满了自信心，这是一个可交的朋友。他姓仇和我同校，是北京工业学院一系的，他们系只有他一个分到永光厂。
我们打听到工厂在重庆设有办事处，说是在“肖四哉”，在离朝天门码头不远的长江旅馆里，当时我们就找去了。
旅馆是一座中间有不大的天井的五层楼房，那是木楼梯、木地板的旧式楼房。一进旅馆，就立即就闻到了一股只有在大众浴池里，才特有的霉湿气味儿。在二楼一间不大的房间，我们找到了工厂驻重庆的办事处，见到了负责的金老头，他看了一眼我们递上的介绍信和报到通知，好像无所谓地听了我们的简单介绍，他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坐长途公共汽车去，广安县代市镇下车，向前再步行十里，就看见一个叫梭罗的小镇子，也就到工厂了。不过，要到沙坪坝总站去坐。”
我暗暗地想，在小说“红岩”里，我就知道了沙坪坝这个地名，那里曾有党的秘密交通站，而且离渣滓洞不远。我们想搭乘工厂拉货的卡车走，这样可以省去了两头问路、走路的不便。“那还得等两天。”他没有任何表情地说。
熟悉一下重庆也好，我和老仇不谋而合。我们一起退掉了招待所的床位，搬进了长江旅馆。
我们一出旅馆大门，左手边是一个停车场，经过停车场继续往前是一段爬慢坡的街道，门牌上明白地写着：小石子某某号，我恍然大悟，人家告诉的“肖四哉”却原来就是小石子！只不过用重庆话讲出来，我就完全不知所指了。路边就有卖小吃的小摊，一张小桌，几把小竹凳，小炉子上坐着一个提锅。肚子感到饿子，问了一下价格，小面一角钱一碗，抄手（北方称混沌）一角五一碗。我们各要了一碗小面，面发黄，碱味儿很重，不过，佐料还是挺全的，盐、味精、葱末、酱油、醋都有，在面里还下了几根莴笋叶，问过我们不吃辣椒之后，在我们碗里又加了一点清油。我坐在陌生城市街道的小摊上，端着一个粗瓷碗，开始品味独立生活的酸甜苦辣。
吃过小餐，到火车站取出行李，运回长江旅馆。行李很简单，每人一个铺盖卷，一个小箱子而已。我们重新开始沿大门所对着的大街游览市容，（会很容易找到回头路）。街道两旁一些很有年头的高楼，门口挂着金融机构的牌子，我好像熟悉它们的尊容，想起来了，电影里，在反映1949年以前旧重庆的电影里。
再往前走，路逐渐变成了慢下坡，笔直地向江边去了。
那个很有名气的朝天门码头就在眼前，右手边是滚滚流淌的长江水，左手边是静静奔涌着的嘉凌江，两条大河在这儿汇合在一起。我的生活也从此跟四川重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北京出发到现在已经两天半了，除了半路见了几分钟阳光之外，没有见到过一个完整的晴天。房子、街道都是顺坡建的，分不出个东南西北来。不过，完全没必要分辩方向，我到底明白了到北京“串联”的南方学生，问路时的尴尬：你告诉他往东、往西，他听不明白，非要你告诉他“往左、往右”不行。
当天晚上，金老头通知我们，第二天搭乘工厂的运货卡车去工厂，我们一起把行李送上了停车场里已装上盘条的卡车。十几盘青蓝色的盘条，并不整齐地躺在车箱里，我俩的简单的铺盖卷，就夹在盘条中间。那是一辆较新的解放牌卡车，司机姓李，高高的个子，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胡子大概有几天没刮了。
天还没有放亮，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长长的汽笛声，早上起来上街一看，很多人都忙碌起来了，拉板板车的、扛棒棒的、背着背篓赶路的，很少有汽车开过，骑自行车的更是少见，这对在北京城里长大的我，也真算是少见多怪了。
街对面一间屋子冒出的水蒸气，加重了城市的冰冷的雾气。不断地有人提着热水瓶出出进进，我好奇地走近观察了一下，墙壁和天花板被煤烟熏得黑黢黢的，在长长的炉台上，排放着十几把铁皮水壶，从喷着蒸汽的壶嘴那里发出轻轻的嘶嘶声。有人提着热水瓶来打开水，一分钱灌一壶，这真是一个很需要的服务行业，附近的单位和家庭自己就不用单独烧开水了，急需热水的时候可以随时去提开水。当地还给它起了个很特别响亮的名子：老虎灶，不知是因为它的灶台又长又大，还是因为它的其它什么。
李师傅就来叫我们准备上路了，随他们走出了旅馆。卡车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解放牌老式车，驾驶室只有一排坐位，算上司机只能坐两个人，另一个是采购员理所当然的坐位了，如果坐仨人那就很挤了。我们俩心安理得地爬上车厢，今天只好与满车的盘条为伍了。
卡车在陈旧的街景中匆匆穿过，街道两旁以简陋的木板房为多，房子的柱子歪歪斜斜的，多数还带有阁楼，屋顶一色的小青瓦。
卡车顺着蜿蜒的街道跑了约二十分钟，车过沙坪坝没停，商店的大字招牌上明白地写着哪！卡车左拐了一个直弯，又开了十几分钟后，离开了破旧的街道，出城区了。
车开始沿着田野上的沙石路行驶。颠簸了约个把小时，卡车来到了一条大河的峡谷，汽车路就像挂在河流右岸的峭壁上，穿过两条不长的石头隧道，又走了几分钟的下坡路，卡车停在了北碚的渡口。
北碚在嘉凌江边，江面不宽，水很大，渡口的工作人员不紧不慢地工作着，我们从到江边开始等待，到登上对岸离开渡口，足足有半个小时。
车一过江，就又开始爬山。卡车卯足了劲儿，发动机吃力地吼叫着，一直挂着二、三挡，沿着华莹山的左边山麓向前向上行驶着。右边时而是陡峭的石壁，左边时而是深深的山谷，山区的公路顺着山势向上向前弯曲地盘旋着，好像没有尽头。
卡车奔跑了大约一个小时，终于向右拐进了一条长长的峡谷。路好像越走越窄，两边陡峭的石壁就要挤到了一起了，左的小溪紧靠着公路，公路紧靠着右边的石壁，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境界了。
山势险峻的路段不长，车只开了五、六分钟向左一个急拐弯，卡车钻进了一个平缓敞亮的山谷，在紧靠小河边的沙石路上轻快地奔跑着。不知不觉中爬上了山梁，又很快顺着盘山公路下到了另一个谷底。
汽车通过一座小石桥后，在一间不大的饭馆边停下来，“吃点午饭再走”司机师傅像对我们说的。从渡轮到现在已经三个多小时了，该下来活动一下了。我跟老仇随便吃了点东西，看见司机他们还在吃饭，估计一时也开不了车，就一起走出来，到附近看看。
这个镇子叫“溪口”，是山中一块不大的平地，刚才经过的那条小河，就是从镇子东南方的山涧里边流出来的，两边的石壁像利剑劈开的一样，高高的耸立着，又像打开了一条缝隙的山门。从那墨绿色的山涧里，缓缓地流淌着一条小河，我真想沿着那条河流，朔流而上，去探寻那幽静小河的源头。
两点刚过，又要赶路了，汽车又继续在山间蜿蜒的公路上颠簸了。天开始下起毛毛雨，老仇拿出一件塑料雨衣，我们俩顶在头上，背靠着驾驶楼，俩人紧靠在一起。再也顾不得留恋沿途的景色，低着头任风雨吹打着。汽车大概又跑了一两个钟头吧，雨小了，雨停了，车驶离了险峻的大山，开始在低矮平缓的丘陵中奔跑、穿行。
不久，当汽车刚翻过一个大坡，一个大镇子就突现在正前方，围着镇子右边，汽车绕了一个弯，拐上了一条路况很差的公路，前面的路又直又“平坦”，只开了五分钟，汽车开始下大坡，路况更差了，路中间被雨水冲刷的水道好像没有人修补过，路基的石头裸露着。汽车七颠八扭地顺坡往下溜，好不容易下完了这个长长的大坡，放眼望去，在坡的左前方还有条不小的河。在一个席子搭成的“大门”旁停下来，“下车吧，到了。”我不经意地看了一眼手表——五点零七分。
梭罗在哪？我们四望，只有望不尽的绿色丘陵，伴着一条在此处拐了个大弯的河流。
我牢牢记住了这一时刻，1968年的最后一天，我到了永光仪器厂，生活开始重要的转折，我可能要在这里生活很多年，在这里成家、养育后代。
第二十五章 老高及小许
老高是和我同住一个“单工”宿舍的，大名高固庆，山东省聊城人，中等个子，瘦瘦的，是我参加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位顶头上司——“连长”（工厂的车间主任，“军管会”时期都按部队的称呼）。
1969年元旦刚过，我就到车间报到了，因为当时工厂的装配车间还没有建，所以只好先跟冲压车间一起学习（整个工厂还没有开工生产）。冲压厂房就是在山坡上建造的三栋“干打垒”平房，墙体是用当地开采的未经平整的“毛石”加水泥垒砌成的，外墙之粗糙那是不用说了，内墙只是稍微“找了一下平”，薄薄地涂了一层石灰水，大扫除时打算彻底清除一下墙壁的灰尘，可真是太难了。老高就是这个车间的头，代管我们装配车间的十几名职工。老工人，人不多，来源可挺广的：昆明光学厂的、泸州化工厂的、包头机械厂的、重庆空压厂的。另一半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学生，七、八个是重庆工业学校的中专生，另加上一个先分来的四川大学的大学生，她姓谢比我高两级，我们真可算来自四面八方了。说起“学习”来，无非是读报，读“两报一刊”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每次学习都是从老高讲话开始的，他底气略嫌不足，加上他那浓重的山东口音，讲话缺乏感召力，但是，他对人还是很真诚的。我决定搬进他的单工宿舍里，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嘛。那个房间只住了两个人，而且地点离大食堂很近。吃饭、打开水都很方便。那是一栋平房，一字排开共有六间，高高的小灰瓦的屋顶，四面厚厚的“干打垒”的土墙。门前的山沟里生长着绿茵茵的庄稼，再往远看是满目青山，象一道深绿色的“青城”，沿着渠江向右前方延伸，色彩越来越淡，直到跟灰蒙蒙的天空的融合在一起。
大陆最后一个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祖国山河一片红》，我也拟了一副对联：“春风荡漾山河碧；晴阳映染大地红”。
春节就要到了，同宿舍的小许的毛笔字写得好，正在为很多人写对子，我又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作了一副：“俯饮渠江水，思念四海波涛；远眺华莹峰，倾听五洲风雷”。横批是：“红心向党”。以表达自己安心山区三线建设的决心。小许一写出来，我们马上贴在宿舍的门框上了。其实，这中间夹杂着自己展示文采的意思。
1969年元旦刚过，我就从厂财务组领到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份工资——四百二十五“大毛”（北京属于“六类”地区，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工资当时是四十六元）。第一个月我是这样安排使用的：买了二十元的食堂饭菜票，寄给母亲十元，扯了七尺卡玑布，颜色黄不黄、绿不绿的斜纹棉布，拿到下面，去梭罗小镇，找那儿的裁缝，做了件上衣，小翻领，上边一个兜儿，下边两个兜儿的那种，当时最时兴的“军便服”。身上穿得那件兰上衣，被阳光晒得掉了色不说，袖口的边儿都已经磨穿了，虽然我曾经用黑线锁过边，当然，那针脚是很差劲的了。
那时，从厂区到家属区的路上，有一个供销社，那是一连七间的平房。供销社不小，一排房子是完全贯通的，靠外侧的一半，是营业区，一连串的柜台、展柜，房子的另一半，用粗糙的竹蓆子隔开，那就是售货员们的睡觉的地方。1969年初的时候，那个供销社的物资供应可是很差的，四川经过几年的停产闹革命，一年多的“武斗”，物资库存都折腾光了。厂里的职工买不到肥皂、牙膏，平常洗衣服、刷牙，对每个人来说，还是必不可少的。也只好，写封信，向在北京的妈妈求救了。
1970年7月底，我同刚完成旅行结婚大事的妻子回到了永光厂，因为暂时没有房子，只好暂住回各自先前的单身宿舍里，我就回到“干打垒”的平房里。宿舍里只剩下小许一个人，老高回山东聊城探亲去了，还没有回来。
小许，年龄比我大俩月，个子比我小一点，一双明亮的眼神里透着老练和成熟。他是个民工（从农村招收的专门搞基建的农民工），在基建科负责收料（沙、石子、石材、竹子等）工作。据说在1967年基建劳动中负了工伤：他拉着一车条石，顺着长长的下坡路往下溜，速度太快加上道路坑坑洼洼，车翻了，石头砸断了他的一只右前臂，经过大约四个月的治疗和恢复，骨头算是长好了，但是重体力劳动是干不了了。他聪明好学，自己买了一把二胡，据说，拉二胡能锻炼右前臂的功能，现在他已经磕磕绊绊地能拉完好几首曲子，他很喜欢唱歌，男中音的嗓子挺洪亮，尤其是四川民歌唱得很地道，当唱到川江拉船号子时，真是把整个身心都投入进去了。我星期天常约他，一起爬上厂区旁边那不高的山顶，就坐在工厂高位蓄水池边的草地上，跟他学唱歌剧《江姐》的序曲，那是一曲合唱的背景音乐，中间夹带着纤夫深沉的号子。“川江号子”的旋律体现了四川的地域特征，你一听见那沉重吃力的“号子”，仿佛就看见了：赤着古铜色脊背的船工们，沿着坎坷崎岖的江边小路，拖着长长的纤绳，低头、下腰、蹬地，拉着满载的大船，逆流而上的情景。再加上小许时而高亢的激情，和那带有浓厚地方口音的民歌风味儿，真不亚于李双江演唱的《旋涡里的歌》，我被那情那景、那优美动听的旋律，深深地陶醉了……“长江流水长又长哎，波浪滚滚向远方哎，高山悬崖挡不住哎，冲出三峡向海洋。……”一直唱到太阳没落在远山的后边，天色开始暗下来的时候。
1970年8月中旬，我因结婚分到了房子，告别单身宿舍的日子没有几天了。一天晚上，当屋里只剩下小许和我两个人的时候，我们俩各自己的床边，我心里正思忖着，说点什么好呢……我们俩年龄不相上下，只不过他从小生活在边远偏僻的农村，可我的一大半的童年在大城市度过，看来，我们俩的智力也相差不大，可他只上学上到初中毕业，就下地干活了，我却上学上了一十七年，相比之下：他是农民“二哥”（那时候，称工人老大哥，厂里的工人师傅们，就对“农民兄弟”也戏称“农二哥”了），我却成了“臭老九”。在一个房间里一起住了一年有余，从我刚搬进来的时候，他对我心存戒心，现在快分别了，我们之间还真有点恋恋不舍呢。……小许这时开始不紧不慢的讲起来：
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跟同班一位女同学感情很好，我们之间在学习上经常互相帮助，下午放学后，回家要共同走一段很长的石板路，我们的心慢慢地贴近了，初中毕业时，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生产队，那时只有开始“修理地球”的体力劳动，彼此见面的机会是少多了，只好在每周一次的协兴镇“赶场”那天，才能匆匆见上一面，说上几句话。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愿时间和日月伴随我们一起长大吧。我二十岁那年，有个把月没有见到她，她生病了？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我有许多天寝食不安，我无奈之下只好给她写了封问候信，让她务必答复，几天后她回信了，信很短：“我身体还好，勿念！我们之间的连系到此为止吧！”我不死心，拐弯抹角通过其它同学，终于打听清楚了事情的大致脉络，原来是比我们高两届的一位男同学，考上了大学，假期里回到家，通过家长的撮合，两家已经定亲了。
噢，我终于解开了长期存在心头的疑团，原来是那位“大学生”用他的学历优势，“夺走”了他的心上人，小许那初恋的体验是终生不忘的。就是那次风波，对他的打击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对第一次跟他同寝室的大学生的我，看来一见面心存戒备，略带一点偏见和敌意，我现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老高从山东探亲回来了，我和小许都很高兴，我跟他谈着回北京、去沈阳的见闻。顺便讲了个在回家的火车上，听到的骗子的故事。他很惊奇：“怎么？我这次也听到了完全相同的故事。”“我们当时听故事的人有三个，一听完，可没有一个人接话，都默默不语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我当时脑子很快地转了一下，别是用故事骗取我们的信任吧。”老高接着讲了他这次探亲路上的事：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个人，三十多岁，谈起他经常出差，到过许多地方，也讲了你说的那个故事。我告诉了老家的地址，欢迎到家里去玩。我和小许略有微词，老高琢磨了我们的不同意见。第二天他给老家的哥哥发了封电报，询问可有人找过他，对陌生人不要轻信。老高焦急地等待着回音，几天后，终于盼来了消息，大哥的来信简单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探亲的弟弟刚走三天，就来了一个人，自称和老高很要好，出差走到县城，钱被小偷偷光了。现在，连打电报的钱都没有了，需要借二十块钱。家里人一听，来人对老高这样熟悉，就放松了警惕。再说出门在外，谁还没遇到过急事，帮朋友的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行”很爽快地答应了。不想，两天后他又来了，说还没有等到单位的汇款，要借几十块钱的路费。手头没有富裕钱了，就没有借给他，他只好走了。总之，通过这次小小的被骗的经过，对一面之交的路上的生人，千万不能暴露个人的真实情况，还是那句话，“防人之心不可无”。
老高给我谈起他的家庭情况，上有一位老父亲，年纪刚过六十；一位单身的哥哥，全家的主要劳动力；体弱多病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正上小学。在一次跟父亲的单独闲谈中，父亲对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老人要“走”了，两个儿子舍不得他走。儿子一直追到河边，终于追上了，一个儿子劝他父亲回去，父亲说：“别追了，你上辈子欠我的，已经还清了。”另一个儿子也追上去，同样地劝说，父亲对他说：“你也不要追了，我上辈子欠你的，我已经还清了。”老高对我讲完了这件事，又接着补充了下面的话：“我听明白了老父亲的意思，就不要争谁对家里的贡献大了，哥都三十好几了，还没有成家。”（也真是，有谁愿意嫁给一个上有老人，还要拖着弟媳和两个小姪女的人呢？）我从老大爷的“故事”中，体检到老人家心地善良的用意。我至今遵循这样的作人原则：要懂得“知恩图报”，不管是上对自己的生身父母，是平对同事、同学、邻里，在与人相处中，那怕是对自己的儿女，决不能只知道贪婪地索取，而“一毛不拔”；在索取和奉献中应该巧妙地保持一种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才能做到处事处人不卑不亢、进退自如；只有这样，也能给对方以平等待人体验，任何怜悯和恩赐，都只会给人以藐视和压力。
老高是位复转军人，在部队担任过连指导员，脾气、为人都好。不久，就调山东“小三线”军工厂去了，我一直很怀念他。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