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雪松事件观察之四

用一个普通人来命名一个时代,这种做法看上去有点背谬。在人们印象中,只有那些对人类、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他们的名字才更有资格被铭刻在历史上。他们所作出的卓越行动,由这些行动所开辟的崭新局面,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行动方式及思维方式,导致了其后一系列重大变化,并成为不可逆转的,于是人们愿意说——这里有一个划时代的贡献。

卢雪松完全可以担当此项殊荣。而使得“卢雪松”这个名字作为一个时代的起点,作为一个新阶段来临的标志,不在于她有怎样惊天动地的外部行动,创造了如何凡人难以完成的业绩,而在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因素——良心:她是一个依据自己的良心去行动、去公开说话的人。她不靠别的力量,不靠权力地位、身家财富、学识声望,而能够自如地站在学校领导面前,从容不迫为自己申辩,一字一句铿锵有力。

“出于良知与我做人的准则,在大多数人平庸地选择了苟且时,我选择了让灵魂自由地站起来”。(《一位大学女教师在被停课处罚后写给校书记的信》)。当卢雪松把“良心”和“良心的自由”放在天平的一端,这个世界的许多东西顿时失去了光彩和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她得到人们高度的评价、得到众多声援的缘故。

虽然我们也许不会将良知作为衡量公共事务的唯一尺度,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对于他人的索求,但是不能指望别人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拿它来要求自己,更不意味着可以抽掉这个维度,弃之不顾。

恰恰相反,按照自己内心的召唤那样去生活,受自己所认为的善的指引,将自己头脑中的真理当作判断事物和做人的标准,这样才可能使得我们拥有一份正当而有尊严的生活,才可能保持和维护我们身上的人性内容,乃至维护一个社会文明和道德的水平。不能设想一个文明的社会,是大多数人违背自己的内心去说话、去行事的社会。让人们的良心受阻,这是一个社会倒退的开始与结局。

的确,所谓“后极权”就是这样言行不一的社会。此前的“信仰”已经不复存在,很少有人继续相信官方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一套,但是很少有人将这一点公开说出来,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采取的路径是说一套做一套,就像哈维尔分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那条标语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位经理也许没有真正想过他是否真的要联合全世界的无产者,没有想过这种联合是个什么情景,但是他还是要在他的洋葱和胡萝卜中间挂上这么一条标语,表明他这个人是听话的,是服从的。

悬挂这样的标语当然也是一种“智慧”,但是将自己的真实愿望躲在这样一条不着边际的标语后面,以这种方式公开展示自己的效忠,大大地伤害了这个人的道德生活,伤害了这个人的自由和尊严,用以赛亚•柏林的话来说,“贬低和否定”了他这个人的人性。对于这种“贬抑和否定”,许多人已经浑然不觉,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这条标语自有它的信息的接收者,即经理的上司。上司知道自己的下属已经把这条标语悬挂起来,便不再过问,不再追究这个人脑子里究竟想的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我宁愿把“后极权”称之为“心知肚明”的社会,人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谁也不戳穿谁,谁也不妨碍谁,谁也不得罪谁。各级领导们对自己众多的下属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知道你已经知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道,只要你没有当面与我过不去。的确,这个社会如今拥有了此前所不具备的一些空间,让人们那些不合时宜的想法自有去处。

比如人们背后的议论。就像韩牙在《现在我们该怎样救济卢雪松》的文章所说的,“我敢打个赌:那几个惩罚卢雪松的卑鄙小人,在他们的这一辈子里,百分之百地也和几乎所有的成年中国人一样说过$$$的坏话”。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Thomas Nagel,为了“克林顿-莱温斯基”绯闻案,写过一篇为私人空间辩护的文章(“Shreddding of Public Privacy”),其中说道:“假如我们在公共生活中表达出我们所有好色的、攻击性的、急切的和自我执迷的感情生活,那么我们的社会生活将不复存在。而假如将我们说出我们整个人的思想、感情和个人行为方式暴露给公共视野,那么我们的内在生活也将不复存在。”

结合我们这里的情况,这句话可以改成:“如果我们把在私下里所讲的都说出来,这个制度就不复存在了;如果我们试图说出所有我们想说的,那么,我们的个人生活也将不再存在”。

但是偏偏有一位叫做卢雪松的人,她决定从此不参与这种“心知肚明”的游戏,停止这种“各怀鬼胎”的把戏,她不仅相信自己心中的真理,而且相信自己心中的逻辑:如果自己是那样去想的,那么就那样把它们大声地说出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听从内心召唤,堂堂正正做人”!

而如果阻止她去说,她就会理直气壮地反问:“我想问的是,难道在中国,我们的历史与现实真的是不容批评,不容置疑,不容反思的吗?我们的青年学生们,以及我们自己,真的就没有资格对其有所反思?否则就是违反了纪律,就必须要受到停课的处分吗?”

在这个意义上,卢雪松的做法,已经超越了“后极权”时代的思维,摒弃了“后极权”时代“心照不宣”的逻辑,她不再处于“后极权”精心编织的文本之内,而是在这个文本之外的一个“弹出框”,是一个“中断”和“降临”,呼吁我们每个人来作出选择和回答。

从卢雪松开始,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面临着是否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做人的问题。中国青年报最近发生的事情,李大同先生给中青报总编李而亮的公开信,提供了同样重要的启示和警醒。

卢雪松所开始的时代,将是一个说真话的时代,是一个良心自由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接受自己认为的善的指引,不屈服别人赋予的善的时代。用康德的话来说,是一个“没有人能强迫我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幸福”的时代。

柏林所引用穆勒的这句话,也值得我们再三体会:“一个人不顾劝说与提醒而可能犯下的所有错误,其为恶远不及允许别人强制他做他们认为于他有益的事情。”(《两种自由概念》)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应该允许别人强制他,这种错误比他执迷不悟还要大。那么更进一步,那些强制人的人们,运用强制性的手段将某人从他自己认为有益的事情中拽出来,拖入他们认为的有益事情当中,则是所有“为恶”中最难以原谅的。

2005年8月16日

爱思想2005-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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