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不同的人们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我们这些人。但实际上，许多人并不清楚我们到底做过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至少是我本人，所做的事情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每当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 “你为什么那么勇敢？”我心里就想，这个问题换一个问法才合适，那就是“你为什么总是妥协”？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永远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我所遭遇的“妥协”及“挫败”的经验，远比“勇敢”多得多。（解释这个“为什么要妥协”的问题，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先打住。）
我还知道，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勇敢”可以换一种说法，那就是“鲁莽”。这个是我真正所要考虑的。因为我不喜欢“鲁莽”。我身上“苏北人”的性格，在这一点上最能够体现得出来，我指的是一种双面性格。一方面，这个地区的人们有着北方人那种“直率”、“痛彻”的一面，但同时，又有着南方人那种“思虑”和“谨慎”的一面。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两种气质会在我身上轮流展现。
如果不是导向鲁莽，“直率”可能会保留某种“直接性”，保留看待事物所需要的那个“原发性”的立场，或曰“自发性”的立场。许多是非善恶、美丑黑白，并不需要通过复杂的长篇分析，而是一望即知的。但是越来越多地，因为各种原因，人们失去或覆盖了这种“最初”的、“第一性”的判断。今天的情况，我愿意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切自发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思虑”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保证。“思虑”的主要对象，其实并不是这个世界，而是自己的行为，主要是考虑自己这样去做，到底有什么意义？其中是否释放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价值观？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为恰当的？即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提供理由，提供正当性的解释。换句话说，即通过理智进一步开掘你身上“自发性”的土壤，将那些自发性的种子培育成理性的大树。
谓之“思想”，不是从别处产生的，不能从书本上直接得来，也不是来自道听途说，而是产生于我们自己的经验，产生于我们自己对于周围世界的感知和体验当中，这些感受看上去是随时随地的，但其实是深藏积淀的。而“思想”的能力，至少在起点上，是能够抓住这些无名感受，抓住那些无声地在我们体内生长起来的东西，那些积压的记忆、梦幻和痛苦，它们更加能够代表我们生命的轨迹，体现我们生命的“迹象”，提供我们曾经存在的证明；在提示着我们过去的同时，也启发了我们应该去的方向。
“思想”的活动本身，意味着拥有某种洞察力，能够察觉我们身上这些抑制的成分，觉察到我们身上那些被压抑的模糊的话语，从而将它们转换为语言，让它们变得清晰可见。如果是从事创作，便是为它们提取形象；如果是从事别种类型的工作，则是将它们提升为概念、逻辑或其他叙事及表述。
1989年“六四”这件事情，是我们过去生活中天大的事情，许多人的人生轨迹由此而改变。即使是当时卷入并不太深的人们如我，也是如此。在那个夜晚之后，我们压抑下去太多的东西。因为这种压抑，也许表面上我们得到了许多，但同时也许丧失得更多。被迫遗忘和故意遗忘，令我们模糊了基本的事实感，模糊了基本的是非界限，令我们非得接受不同程度屈辱的生活，这种情况目前仍然在继续。有意思的还在于，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是身不由己的，那么今天的情况是谁造成的？
就像是被套在一个透明的封套当中，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不说出来，或者说不出来。且不说，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民族今天与明天的影响，即使是对于我们自身的扭曲，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就需要停下来，放下手头的工作，来视察我们的某个原点，那个造成扭转、压抑的起点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偷换了概念？我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一阵子，但不能回避一辈子。
2004年的五月中旬，即“六四”十五周年前夕，我公开了这个文本《痛苦即祈祷 致六四遇难者的母亲》。它同时也是一份联署文本，我邀请了我的一些女朋友，我们一共七人，在这封信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她们其中还有一位碰巧生于六月四日。
“痛苦即祈祷”，正像这个标题所显示的，一个多么柔弱的表达。区区一封信，不足两千字，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甚至要尽力回避政治立场）。多么微不足道啊，真是如同一朵小花，表达了我们对于这个受难群体的第一次问候，寄托了对这些痛苦母亲的起码关怀，释放了我们心中的长期积压的某个情结。比起这些母亲所遭受的巨大痛苦，或者拿一个人应有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来衡量，我们做得太少了，也太晚了，太不足挂齿了。
然而罚单很快就来了。尽管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是还是对于某种不可容忍的反应，感到吃惊。这份东西公布之后不出三天，就有了我第一次“被喝茶”的邀请。有了第一次当然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及更多，从此我就成了“名单上的人”，其后的一切都是从这个起点开始的，由此开头而遇到其他更多遭受限制的情况，
喝茶中，在被问及“这样做的效果”时，我答道：“我太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对于这个我有完全的考虑。”。这样说话并不是临时发明的，的确对这样去做的理由，我自己有着充分、完备的考虑，这种考虑甚至已经写好了 既是面对自己的良知，也是面对历史。与这份《痛苦即祈祷》一起完成的，其实是三个文本，另一个就是去年公布的《为什么要谈“六四”》，以及现在公布在这里的《为了和平的、富于人性的生活》。
我听说有人在问，是不是此人在“六四”中有什么挫折，受了什么刺激？啊，这是他们唯一的思路了，认为别人做任何事情，只是出于某种个人动机、个人利益，我后来见到许多朋友都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
迄今我不能理解（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服我）的是 为什么我们不能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善意？不能表达对于受苦同胞的基本关怀？一个不允许、不鼓励人们之间互相关心的社会，可能是一种什么可怕情景？难道人与人之间只有隔阂和冷漠才是正常的吗？难道只有互相利用、互相提防乃至互相坑害，才是畅通无阻的吗？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多么需要释放人们身上沉睡的善意，多么需要释放人们身上优良的一面。
那些尽一切可能压制善意言论的人们，扼杀个人与社会基本伦理、捆住基本善行（比如谭作人）的人们，剥夺民族记忆从而剥夺一个民族自身成长空间的人们，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否知道这样做对于我们民族的今天和明天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他们是否有一刻想过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起某种责任？结果很可能是，某一天他们即使想要承担，也是他们所承担不了的。到那个时候，谁来为这一切埋单？实际上，二十一年来，我们整个社会为此而蒙受的精神与道德的损失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无数个人所蒙受的痛苦已经不能再累积了，我们民族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已经昂贵得不能再昂贵了。
下面是完成于1999年的三个文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话语空间，比现在逼仄得多。由此也感到一丝欣慰：这么多年来，那些坚持不懈的人们，那些付出巨大牺牲的人们，最为可尊敬的天安门母亲们，以及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没有白费。
2010年5月30日
附录一：痛苦即祈祷——致六四遇难者的母亲
附录二：为了和平的、富于人性的生活
附录三：为什么要谈“六四”——给友人
法广201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