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政治改革在1982年邓小平的谈话中就已经提出来了。邓当时指示要改革领导体制。这以后，不断有人提出要政治体制改革。我在1976年写了一篇文章批判毛泽东，题目是“左倾领导路线必须清算”。以后，中共十三大报告也清楚地提出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先是雷声大，雨声小，而后则是雷声雨声皆无。十六大上，专门用了一个部分讲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但究竟是要真的有一个起步还是雷声大雨声小地搞政治改革，这便是中国面临的十字路口。
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人会说不要政治体制改革，但有很多人说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缓行。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就写了《政治文明ABC》一书，副标题是“中国政治改革纲要”。在书的封底，刊登了我在书中的五条建议：主权在民，四权分立，议会民主，直选总统，党政分开。在来美国之前，我把这本书寄给了胡锦涛，曾庆红，黄菊，李长春。
今天，我将把讲话主要集中在直选总统这一条上。我认为，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正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当尽快实行总统制。
最近人们都注意到，十六大以后，党的一把手是胡锦涛，江泽民由一把手变成普通党员。但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这个普通党员却走在最前面，总书记走在他后边，海内外一片哗然。很多人都不满意，但我曹思源却觉得很满意。为什么呢？胡锦涛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总书记管多少人？管六千六百三十六万党员。而江泽民现在的职务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管多少人，十三亿。十三亿人的主席走在六千多万人的总书记的前面很正常啊。
有人说，这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我们党的传统就是总书记走在前头。但我要问这些人这个传统可不可以改一改呀？我现在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中国共产党的党魁从来都是强势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很强，可是胡锦涛却不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弱势党魁。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弱势党魁。而中国国家主席却是强势的。于是出现了一个弱势党魁和强势元首的搭配。如果这个格局能够保持下去，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对政治体制的某些变革，比如党政分开就不太容易遭到党魁的反对。
我从1981年以来研究关于中国国家元首的地位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一直是有职无权，是个空架子。我们的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是公布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他只有公布权，没有否决权。所以我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要让国家元首成为真正的强势人物，有职有权。这要求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定势。我建议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实行总统制。总统是个人负责制。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在说集体领导，集体领导说透了就是集体不负责任。出问题就说这是我们领导班子共同决定的。1960年饿死了四千四百万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我看饿死一百万人毛泽东就应该辞职。但由于没有总统制，我们习惯了由大家来扛。所以我建议中国要实行一个有人负责的总统制。
中国的政治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总统制这个改革项目有一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作用。总统制首先能解决我们五十多年来解决不了的党政分开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里，我们天天叫要党政分开，分得开吗？分不开。因为国务院要对中央政治局负责，这你怎么分开？但总统制则会把国家的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上，而总统呢，又不是党魁。总统和总书记是分开的。这样一来，党政就分开了。同时，它还能解决另一个老大难问题。人们都很清楚，在现代法制社会里，军队是要国家化的。军队谁养的？纳税人的钱养的。但我们中国的政治词典里却说，要坚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和军队国家化之间当然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我看总统制就可以解决。总统将就是三军统帅，领导武装部队。
有人说，这有没有可行性呢？我觉得现在总统制有可行性。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弱势党魁。根据现在中国的政治格局，我们现在要选举总统候选人基本都会是共产党员。这就能为共产党接受。不会否定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不会产生太大的振动，这就有可行性。我们可以设想，这第一届总统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第二届百分之九十九还会是共产党员，第三届是不是共产党员呢？我们只能猜想。所以只要抓紧时机，在现在的情况下设立总统制，使国家元首与党的总书记分开，这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稳定。
有人说，稳定高于一切，我说稳定是高于一切，民主就稳定，独裁就一定不稳定。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稳定高于一切不能否定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分权、制衡。如果不分权不制衡神仙都会犯错误。在极权制度下谁都要犯错误。现代人类的共同财富就是分权制衡。而中国要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就要实行总统制。
我讲的第二部分是匹夫之责——民间人士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我觉得在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民间人士大有可为。中国的老百姓以前的确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还真能起一些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在走私有化道路。但我们的领导人往往在讲话中没有或不能反映这样一个趋势。我看到江泽民在东北华北国企改革座谈会上的一个讲话。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决不搞私有化”。而我觉得就是要搞私有化。我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于是我就试图要把江泽民关于决不搞私有化的念头扭转一下。
我特意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间正道私有化》。我很想把这本书送给江泽民，但江泽民不容易见到。结果在《财富》杂志1999年在上海召开全球论坛年会时，我收到了邀请之后发现江泽民也要在会上发言。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到那天，会议在四点钟召开，四点半曹思源在会上做了发言。晚上八点，江泽民也在会上做了发言。江泽民发言的时候曹思源正站在离他三十米开外之处。他发完言回到座位上坐下来，我就一手拿一本书，大摇大摆地向他走过去。
有人说，中央首长保安那么严，卫兵没有立刻拿出枪把你给毙了？我说没有。因为我在中南海工作过六年。我深知中央首长保卫要诀。但是这个要诀我今天不能公开。话说当时，江泽民坐在那个地方，视线的余光看到一个胖乎乎的人在向他靠拢。他一转头，目光正好与我相遇。他盯著我，我也就眼睛盯著他向前走去。我发现江泽民的目光在闪烁，他似乎在问，这个人是谁呀？但我没有向他自报姓名，而是拿出一本书递到他的手里。我把书一放到江泽民手里，他说，“哦，你就是曹思源”？我说“正是在下！”如果江泽民当时大怒，把桌子一拍，“拿下！”，那我就完了。但我当时想也许有另一种可能，他也许不好意思当众发脾气。他就会想，这曹思源为何这样胆大，他为什么说人间正道私有化“我觉得他只要打开书翻十页，我就能说服他。如果由于我的书说服了江泽民，让他在私有化的道路上放开手脚，这对全国老百姓是件好事。这个险值得冒。当然，既然是有风险的事，我如果送完书就逃跑，那就不好了，人家要找你找不著哇，要抓你没地方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当时拿出名片放在江泽民手里，并说：”有事找我，拜拜！“
有人会说你这个送书管用吗？江泽民有什么反应呢？我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线索，在我送书之前两个礼拜，他说决不搞私有化，我送书给他之后，他说资本家可以入党。是不是一定因为我送书使他有这样的转变我不敢肯定，但时间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老百姓可以在国家的宏观决策，政治体制变革当中有所作为，这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可喜的现象。
我认为，作为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仆人决不要太客气了。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毛泽东是让我们全国人民惯坏了，他说什么我们都说万岁，万万岁，我们公民要行使我们公民的职责。中国的改革不能仅仅依靠公仆，体制的变革首先是主人的事儿。主人要给公仆发话。中国现在的局面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
我的《政治文明ABC》里就谈到要明确公民和公仆的概念。很多时候我在外面演讲时都有人问我：曹思源，你这么尖锐的观点中央领导能接受吗？我说你怎么老问中央领导能接受吗，中央领导是仆人，你不能总问这个思想仆人能接受吗，家里请了个保姆做饭，我们不能总要去跟保姆保持一致。应该是保姆问我：你今天想吃什么？对不对？所以公民公仆这个概念不能颠倒。
很多人说难听一点，是站惯了，叫他坐下他说不可能，你问他怎么不可能呢？明明可能的，不，他非说不行，不可能。还有一些人说，中国文盲太多，不能搞民主。我就要问，中国究竟有多少文盲呢？说有两亿，两亿文盲怎么就不能搞民主，不能搞选举？那还有十一亿非文盲呢，你怎么就不注意这十一亿非文盲的要求呢？因此，在当今中国，需要公民充分发挥公民的作用。不仅需要在大陆的公民发挥作用，也需要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发挥作用。还需要海外的非中国公民发挥建议和支持的作用。
（本文是作者曹思源，大陆民间学者、“破产”问题专家，2003年2月16日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的讲演。刘颖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人与人权》200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