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人们看到这样一个文本（《痛苦即祈祷》），很自然地产生的一个反应是：这有什么用？这样做有什么效果？
对此，我们的回答是：首先对那些仍然在痛苦中受煎熬的母亲们有意义，对这些人数有限、但有名有姓的遭受不幸的人们有意义。一个人如果仍然感受得到自己身上人性尚存，他还没有忘记自己也为人父母或为人子女，那么他应当体会得到一夜间痛失骨肉的巨大悲哀，以及十年来他们如何过着一种痛不欲生的生活。这是一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痛苦，但比起“历史的长河”或任何抽象的精神观念，她们丝毫也不逊色。然而事实上，这些人至今被挡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我们不能向她们其中的一位问候，和她们进行正常的交流，哪怕是用词语来安慰她们，张开双臂拥抱她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万一是我们自己碰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心情？会不会渴望周围人们的理解和接受？期待重新回到人们和正常的生活之中？更重要的是，在她们所经历的和所做的一切中，体现着人类生命和生活中那些最为基本的东西：对于个体生命的深爱、尊重和敬畏，有关生命的不可亵渎的信念。
用我们当中诗人也是母亲筱敏的话来说：“母亲的创造是个体生命的创造，每一个母亲，都能从无边的麦田里，一眼认出自己播下的那颗种子。无论人类怎样世代绵延，这一颗种子，都是不能替换的。即使上帝之手，也无权在一个真实的生命之上漫不经心地掠过。对个体生命的敬畏，是母亲的宗教信仰。”孩子虽然不在了，但母亲的信仰仍然存在，而且愈加弥坚。靠着这种信仰，人类这个种族才能延续下去，人类的生活、文明、创造才成为可能。向这样的母亲送去一些问候，让她们知道仍然有人在惦念着她们，肯定不是一点意义没有。
其次，以这样一封信来表达我们共同的感情，对我们自身有意义，对坚持我们的人性尚存和维护自身的良知有意义。如果我们能记取和承担这些母亲们的遭遇和痛苦，也就意味着分享她们的信仰，同样体验到和树立起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珍视、尊重和敬畏，在我们生命的底部，建立起一道最基本的底线或不可跨越的界线。
我们实在太需要这样一些基本的底线和界线了。但这些东西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从某本书上或某个外国引进而来，除非我们能找出在我们的生命中本来就蕴含的东西，是我们人性内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紧紧依靠着它们就象紧紧依靠着我们自己，它们不会跑掉就象我们的生命在结束之前不会跑掉一样。正如哈维尔指出的，那是一些和我们头顶的存在的秩序相对应、根植于人们“前思辩”领域中与生俱来的爱、恨、尊敬、同情和勇气等等。
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我们存在着，并且认可、尊重自身的这种存在，便是我们生命的第一要义。一个人认同和尊重他自己的这种存在，那么，他也应当认同和尊重别人生命的存在，如同自己和别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接受过同样的祝福和赞美，都受到同样深情的关怀注视。母亲是不分贵贱的。如果我们的心灵和头脑不是蒙上了过多的灰尘，那么，应当感受得到，我们是不同程度从自己的母亲那里继承了这种眼光的。
延伸开来说，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对于生命的认同和珍视，很难想象，我们怎么可能拥有任何其他的认同和珍视？没有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和信念，我们怎么可能建立起其他的尊重和信念？这种立场自然会被看作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那么，不管这个词听上去多么陈旧和无力，我们迄今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起码的人道主义。只要对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稍稍一瞥就不难看出，其中最大的悲剧是扼杀生命的悲剧，是成千上万的人丢掉性命的悲剧。并且因为可以人头落地，其他形形式式、大大小小的悲剧就不在话下了。
如果这么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还不足以触动某些人的话，（他们更容易对抽象的东西感兴趣），那么，这么说吧：比如民主是重要的，这当然；不能听取不同的意见就是不民主。但是，不能听取不同的意见并不等于一定要把这个人杀掉，因为人们发表了不同意见而把他们杀掉，这就不是一个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和他人生命起码尊重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稍后的事情，第一步是刀下留人，是去想想为什么不能轻易把一个人从地球上抹掉。坦率地说，我们思想建设在这方面实在乏善可陈，没有能够建立起必要的、足以成为界限的东西。许多杰出辉煌的头脑考虑另外一些事情去了，但这并不能修改这个简单的事实：这样的头脑仍然是有时候无比脆弱的生命的一部分。
这样说，也顺便地回答了关于这个文本另一种疑问：它太“文学”化了，即缺少政治性，缺少科学、民主这样的提法。“十年了，怎么弄出这么一个软弱无力的东西来？”是的，如果说人道主义是一种软弱无力的立场的话，那么这个文本就是软弱无力的，但它至少是和平的、涉及到与人人有关的一个基本的起点，这样一个基本的起点和守住这样一个基本的起点，是我们想做的其他许多事情的起码保证。对于那些不屑于这个起点的人，我们要说，可能你偶尔还是能够将自己放下来，回到一个人基本的那些方面，你所从事的工作固然是卓越的，但你这个人同时也是平凡的；不只是你才能做某些重要的事情，别人同样也可以做这类事情。
有关这个文本还有一个十分尖锐的批评是：它多么地不合时宜啊。
对此，首先我们要说，关于“时宜”、“时机”这样的说法是政治性的，而我们是非政治性的。所谓“政治性”，那就意味着有一个正面的纲领，为了这个纲领的实现而产生的种种策略，细致并充分考虑到政治斗争中双方力量的对比，因此在某个阶段上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选择在什么样的“时机”；某个薄弱环节上去击破等等。直截了当地说，所有这些与我们头脑中考虑的对象相差十万八千里。说得更彻底一些，政治是有输赢的，从事政治的人是想取胜的，是那种“彼可取而代之”，而我们丝毫没有这样的想法。
在这份文本中，我们事实上并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要求（譬如用习惯上说的“为六四平反”），甚至没有涉及有关六四的政治评价（那不是我们的事情），所以它是在政治之外，在输赢之外，与任何“机遇”无关。用政治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文本，就好象是用种庄稼的观点看待天上星星的存在一样。种庄稼是要谈收成的，而天上的星星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神秘的宇宙秩序，不是为了任何具体目的而存在，但却构成了我们得以生存的另外一种保证。我举这个文本中一个具体的非政治的立场：政治是讲“血债要用血来还”的，为了这一天可以“等待时机”；但当我们说“痛苦即祈祷”时，一个潜在的但却是明确的立场是：血债不要用血来还，还以祈祷的权利，纪念的权利，将仇恨化解的权利。
退一万步讲，如果要谈诸如“机遇”这样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要问一问向我们提出这种要求的大人先生们：你们这么懂“机遇”，但为什么把事情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呢？我们是指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一部“战国策”，每一个孩子从小在学堂里就学“卧薪尝胆”、“胯下之辱”、“晏子使楚”、“草船借箭”这类聪明绝顶的谋略，但为什么至今中国还有那样普遍那样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的国力还不够强大，经济上还十分落后，民众受教育水平和素质普遍较低，也就是说，比起其他民族来，我们这个民族失去了许多机遇，而那样多的聪明人以及他们深沉或洋溢的智慧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到底是谁抓住了什么样的机遇？
从民族那些古老的脍炙人口的谋略故事中，我们细想看看，最终成全和成就的是什么？不过是某些人（帝王将相）的功名、荣誉、权力、江山罢了，而这些正如歌里唱的，“一时间灰飞烟灭”。这些人在其本身历经千辛万苦并享尽荣华富贵之后，没有给这个民族给后人带来任何一种新的理念和秩序，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机遇”仅仅是某些拥有权力野心的个人进入权力游戏并最终获胜的途径，对他们来说面对机遇的时刻，仅仅是权力更换、江山易主的时刻，并不意味着所有人享受平等的机遇和权利的时刻。作为母亲，我们不免经常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如果是失去了太多太多过去的机遇，事实上也意味着减少和剥夺了太多太多未来的机遇，在这种情况下，还谈机遇我们还有什么样机遇？还有没有机遇？或者说我们是否继续坚持把所面临的处境看做“机遇”（合适和不合适）的那种权力斗争升降的眼光？
如果我们处于政治之外、机遇之外，那么就不存在择时机或不择时机的问题，任何关于这种批评又一次使用了错误的尺度。因为我们不求什么，没有任何权力方面和功利方面的考虑，所以我们可能拥有更多一点自由，至少是自由的感受。从我们自身的人性出发，以我们自身的人性作为担保，背靠着或根植于我们自身的人性，我们觉得可以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将人性和良知的尺度注入到周围的生活中去。我们不说自己真的迈出了一步，只是说尝试着跨出0、01步。这样的小事情其实谁都可以做，在他/她自身的范围内随时随地可以展开，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立地成佛。
且不谈这样做客观效果如何，但无疑地，至少是挽回自己的人性和生活，将自己从那种因长久的延误造成的巨大压力中摆脱出来，从那种因基本界线遭到模糊引起的精神上和行为上的半身不遂中恢复过来。我们认为，从多年的无能为力以及冷漠中再度站起来，重返人性的自我教育同样非常重要。理想生活的到来决不仅仅在于更换某种制度，或更换这个制度中的人马，如果没有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整体人性水平的提高，什么样的制度都不能保证任何东西，因为这个制度及其种种法规仍然需要具体的人来实行。缘于此，许多事情现在就应该做起，尤其是有关我们自身的建设，这不是通过念动譬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咒语所能完成的。
唯一可能的希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法广201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