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普利策奖得主纪思道日前撰文指出,当习近平刚上台时,他以为习近平会开放一些事情。“天啊,我真是大错特错了!不仅没有开放,而且似乎日益清楚的是,虽然习近平可能会深化某些方面的改革,但总体而言,他是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迄今已在多个方面采取强硬立场。”这位观察中国多年、会讲中文的学者感叹说:“对我们这些热爱中国的人来说,看着这个国家在习近平领导下朝着民族主义和专制的方向发展,很令人痛心。”那么,美丽的误会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在我看来,那是因为西方观察家——也包括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常常夸大中共统治者在个性、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方面的差异,进而一厢情愿地将民主意愿投射到他们身上。实际上,中共历届党魁之所以从中共特殊的人才选拔机制中脱颖而出,乃是因为他们对党忠心耿耿,矢志捍卫党的地位和利益。

只有在民主社会中,中国才能获得自由、和平与繁荣。而建立民主社会的当前最大障碍,就是中国的极权统治。
————余英时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普利策奖得主纪思道日前撰文指出,当习近平刚上台时,他以为习近平会开放一些事情。“天啊,我真是大错特措了!不仅没有开放,而且似乎日益清楚的是,虽然习近平可能会深化某些方面的改革,但总体而言,他是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迄今已在多个方面采取强硬立场。”这位观察中国多年、会讲中文的学者感叹说:“对我们这些热爱中国的人来说,看着这个国家在习近平领导下朝着民族主义和专制的方向发展,很令人痛心。”那么,美丽的误会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在我看来,那是因为西方观察家——也包括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常常夸大中共统治者在个性、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方面的差异,进而一厢情愿地将民主意愿投射到他们身上。实际上,中共历届党魁之所以从中共特殊的人才选拔机制中脱颖而出,乃是因为他们对党忠心耿耿,矢志捍卫党的地位和利益。

为了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就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这个当今世上最强大、最有权势的组织。澳大利亚记者罗旺•卡立克(Rowan Callick)所著之《我是世界最大党:谁在统治及如何统治中国》一书,是该领域的最佳入门读物。作者宛如一名福尔摩斯般的大侦探,带领读者一步步深入中国共产党的隐秘禁区,探究这个巨无霸的组织如何控制教育、商业、司法体系、军队、媒体、艺术、大众文化、出版和思想等每一个领域。如今,中共似乎臻于夺取政权以来最强大的时刻,但也有可能是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正如作者在书中发出的追问:“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展现出惊人的应变能力,但这样的能力现在是否已到达极限?它的核心理念还能支撑多久?”

今天真有人为了信仰而入党吗?

即便对共产党的统治评价最为负面的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统治虽非固若金汤,但它至少获得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的支持。苏联共产党覆亡之前那几年,有数百万人主动退出苏联共产党;而如今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不减反增,党员高达八千万,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大国的人口;还有菁英人才争相加入,清华、北大等顶尖大学的学生有两成以上是党员,高出平均比例三倍多。许多西方人假定随着中产阶级日渐成长,他们对于自由与民主的需求也将增强,但此种情况并未在中国发生。中产阶级成为共产党最忠实的支持者,因为他们是现状下的主要受益人。

作为一名常驻中国的记者,罗旺•卡立克有机会访问各个阶层的共产党员:从总理温家宝到中央党校校长,从掌控百亿资产的央企负责人到普通大学生。他们通常都会竭力为共产党的政策辩护,论述的焦点在于共产党统治中国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罗旺•卡立克总结说:“民主化在中国之所以迟滞不前,是因为共党领导人坚信统治权绝不可交出去。党不只是中国党守护者,党也自认为它就是中国。”党的日益膨胀的自信心成为改革的藩篱。

不过,绝大部分党员都承认,党是一个利益集团,而非信仰组织。有趣的是,在书中涉及到的三教九流的共产党员中,唯一一个声称入党是出于信仰的人,是生于一九六一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炳林。王振振有词地讲述说:“我们并没有国教,所以藉由入党这件事,党员可以解释成他们的生命中有了信仰,党也有了充足的理由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入党成为党员是光荣的,许多学生想要入党,这是真的。而我们教给他们的是如何全盘整合个人抱负与社会目标。”但说完这番慷慨激昂的布道词之后,王进入闲聊状态,这才告知对方,他的父母都是农民,都不是党员,自己在读研究所时成为党员,“当我入党后,我觉得非常光荣。要不是得力于党的德政,我哪能上大学念书呢?”可见,与党的关系最后还是回到利益导向上。然而,我不禁感叹,一个大学高级官员的认知水平居然如此之低——穷人的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不必因此对政府或政党下跪磕头。换了在美国,出身贫寒家庭的奥巴马,有入读哈佛大学的机会,难道他就要对民主党表示感恩戴德吗?

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人是出于信仰而成为共产党员的。如果成为共产党员意味着像国共斗争时代那样,蹲监狱、受刑罚乃至上杀场,不会有一个人愿意拥有此一身份。清华大学学生蒋方舟一眼就看穿了那些党员同学的良苦用心:“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年轻一代菁英分子与共产党结盟,是因为可以分享共产党的权力,而不是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正如蒋方舟感叹的那样:“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份,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唯有扼杀自由,才能维持统治

这本《我是世界最大党》可以算是稍早出版的马利德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一书的姊妹篇——《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更多关注共产党自身的运作方式,共产党内部的权力分配和争夺;而《我是世界最大党》则用很大的篇幅分析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即共产党如何完成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如何无孔不入地管理人民的日常生活。

在本书中,作者用三个章节剖析共产党如何控制媒体与讯息、艺术与文化,以及钳制历史书写。在我离开中国前夕,罗旺•卡立克与我相约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咖啡馆有过一次长谈。在我被中共当局严密监控的那段时间,他是我冒着巨大风险会见的屈指可数的几位西方记者之一。他在书中记录了我的几个核心观点:历史的作用之一就是创建宗教,官方历史学者则扮演如同西方主教一样的角色;撑起中国这个谎言帝国的重要基石,则是被扭曲的历史、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诠释的历史;只要共产党继续执政,党的宣传部仍握有权力,公开辩论就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中国是全球变化最快的国家之一。有人说,在北京和上海的“中央商务区”,如果你阔别一年之后再来,可能就再也找不到原来的道路和建筑了。这是中国与美国和欧洲相比最大的不同——纽约、伦敦和巴黎的闹市区,即便以十年为一个时间尺度,也不见得会发生多大的变化。但是,在中国又有一种东西又“万变不离其宗”,如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唯一不变的事物只有共党本身。”共产党的本质没有变化,共产党的控制方式也沿袭毛时代的经验,只是变得更加精致、更加巧妙了。共产党像一只适应能力超强的恐龙,可以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身体的颜色,这样就不会在“物竞天择”中被淘汰。

我特别注意到,本书讲述了三个有趣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作为记者和知名博客作者的李勇(网名“十年砍柴”),原来供职于中央级的《法制日报》,刚刚进入职场时,幻想利用大报记者的身份扮演为民请命的包青天。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只能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歌功颂德的谎话,而无法为那些受冤屈的访民发声。最后,他不愿做这种违背良心的事,毅然从报社辞职。第二个故事是,更著名的电影导演贾樟柯,他的电影大部分都不能在院线公映,只能在西方电影节参展,甚至因此遭到广电总局发布“封杀令”。但“贾樟柯似乎也能敏感察觉出何时该妥协”,当他得知维族流亡人士热比娅也受邀参加墨尔本影展时,便批评该影展“政治意味愈来愈浓”,并宣布退出影展。第三个故事是,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前往澳洲雪梨参加研讨会,作家莫言在开幕发言中形容这场会议是“熊猫和袋鼠”的对话,但他本人“连抽空脱队去动物园亲自看一眼真袋鼠的自由都没有”。这些作家只能在文化部和使馆官员的带领下集体活动,就连他们的英文译者也忍不住叹息说:“他们没有机会见到真正的澳洲。”这三个小故事生动地揭示了中国作家、艺术家和记者在控制与自我控制、检查与自我检查之间的尴尬与无奈。

共产党以资本家为妻,以孔夫子为妾

当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声名狼藉之时,共产党如何才能化腐朽为神奇呢?

本书总结了共产党“自救”的两个秘方:以资本家为妻,以孔夫子为妾。

第一个秘方是“以资本家为妻”,用共产党的官话来说即为“发展就是硬道理”。无疑,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化,有助于提高大部分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更可以“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当然是权势阶层,他们早已将财富转移到中国之外的地方。罗旺•卡立克写道:“共产党不像台湾的国民党,它没有发展出一套退场机制。唯一称得上有为下台做准备的迹象,是那些权势滔天的中共权贵家族所积聚的巨额财富——好似唯有如此他们才挺得过这样的剧变……一部分国家资产落入私人手中,许多富有的党内权贵家族,已在国外备妥栖身之所、接受教育,以及在合意的地点购置房产。”而《中国商业小红书》的作者梅文诗指出,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企业。不仅国有企业被共产党牢牢掌控,即便是那些名义上的民营企业,也处于共产党阴影的笼罩之下。罗旺•卡立克访问了科技巨头华为公司,发现在公司原本就不甚透明的结构背后有个共产党委员会,“他们不会管理公司的日常营运,却拥有否决公司重大决策的权力”。很多共产党官员干脆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并跟此前被共产党视为仇雠的国际资本称兄道弟。最具象征性的一幕是:江泽民访问澳门时,居然与澳门赌王的四姨太同台高歌。

另一方面,共产党严禁独立工会的活动,每当有工人抗争事件发生,不惜动用警察暴力和司法手段镇压之。比如,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港资番禺新生鞋厂的资方突然停产、撤资、搬厂,拒不给予工人补偿,由此引发劳资纠纷。随即,番禺警方强力介入,充当资方打手,抓捕维权工人,并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刑拘维权工人叶仕彬。律师隋牧青在微信中介绍说:“叶不认为自己有违法犯罪行为,不理解何以被抓。工厂已经停工,工人们只是要求离职补偿及恢复生产,居然还能破坏生产经营?我告诉他,在这个国家,只要你不听话,政府认定你犯罪和犯了什么罪,都是很容易的事情。既然要维护个人权利、尊严,只能做好随时被抓的准备。”一个仍然名为共产党的统治集团,居然以镇压工人的维权活动为荣,历史的吊诡、价值的错乱,便是马克思复活也会为之瞠目结舌。

共产党永葆青春的第二个秘方是“以孔夫子为妾”。仅有经济发展还不够,还需要“软实力”和“精神文明”。既然马列主义实在拿不出手,那就急病乱投医,找来儒家文化装点门面。罗旺•卡立克指出:“一点儒家精神也许能软化共党的形象、提升号召力。治国方针于是从邓小平的‘致富光荣’转向胡锦涛的‘和谐社会’,而这个转变呼应了儒家的人文精神,也催促菁英阶级接受他们应当肩负的社会道德义务。”这本书完成的时候,习近平还没有全面展现其治国思路,如果补充习近平上台以来引用的儒家言论就可以发现:习近平比胡锦涛更热衷于从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中淬炼可供共产党食用的“不老仙丹”。习近平也以人民称呼他为“习大大”为荣,在儒家文化中,统治者就是百姓的父母,既然被统治者甘心乐意地将他当作父亲大人,也就意味着他们完全接受他的统治。

无论习近平多么踌躇满志,他上台后的这些举措并非真心诚意的改革,如本书作者所论:“中国当代政治环境里,改革之路通常风险高、利润少,除非改革本身是既有体系存活的必要条件。”既然中国的经济仍然在快速发展,既然国族主义和传统复活可以暂时凝聚民心,这个党及其领袖便不假思索地认为,千年帝国都要由它来当家做主。

当历史学家吉本在书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时候,他几乎拥有一座私人图书馆作为数据库。我相信,当中国共产党灭亡之后,人们研究其灭亡的原因,《我是世界最大党:谁在统治及如何统治中国》必定会出现在参考书目当中。那么,早点阅读这本书,我们就能获得“先见之明”。

来源:民主中国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