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同学在四川当乡长，他刚上任的时候，没有地方办公，因为旧的办公楼拆除了，新建的办公楼因为拖欠工程款未能交付使用，包工头一把大锁锁住，外加一个老汉看门。新乡长灵机一动，买通了看门老汉，带领乡干部假装偷偷翻墙进场办公，同时加紧向在外地工作的老乡发出捐款请求，等到包工头发现时他已经筹齐部分款项。
基层农村像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盖因为财政困难。对于这些困难地区的乡镇干部来说，向外地老乡筹款是一个常见的办法。全国各地不少县市的财政筹款，主要不是靠捐赠，而是巧立项目，求老乡走关系，找上级财政拨款。陕西“周老虎”的故事就是这样发生的。
过去，基层财政可以从农民头上想办法，但是现在越来越难办，原因是国家扶持三农，对农业税费的减免越来越多，管理越来越严。而且农村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出现了只剩老弱病残的空心化现象。
上周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透露出两个引人注目的数字：3.33∶1和9646元。一个是去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一个是两者之间的绝对差额。这两个数字属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这两个数字的背后，是城乡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显示出极大的社会不公，也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扩大。
于是，9月2日，全国政协的相关会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这是中国下一轮改革发展的重点，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据悉，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农业问题也将成为重点关注。
免税加农业补贴，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一种基本政策，旨在支持和保护本国农业。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组织，常常因为农业补贴过高而遭致别的国家向WTO投诉。据统计，目前这些国家农场主的收入40%左右来自政府对农业的补贴。而中国长期实行工农剪刀差政策，农民得到的低补贴不仅少，还要交纳繁多的税费。现在虽然免除了农业税并增加农业补贴，但是和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的农业补贴仍然很低。
秦晖教授曾经论述说，中国的农民更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市民概念，因为和城里人相比，他们更有独立自主、自我谋生的意识和能力，但是严重倾斜的城乡二元政策，使得他们不能获得市民应该拥有的权利和福利，多数人只能挣扎在生存的边缘。
改革开放之后，广大农民先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下把土地盘活了，使得全中国人的肚皮都不空虚。随后，他们大批涌进城市，成为城市基础建设的主力。三十年来大多城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工功不可没。然而，城市里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工资政策、住房政策和福利政策，导致他们不仅收入超低，而且没有任何保障。一方面，他们不能在城市里定居下来，另一方面，他们的收入仅够勉强维生，也不能做任何回乡建设的规划。于是城市的郊区形成矛盾重重的贫民区，而农村的土地又大片荒废。
权利不平等同样体现在农村的土地流转政策不顺、农民的维权渠道匮乏等方面，这就导致了较严重的基层腐败。在一些地方，即便是中央财政支持的新农村政策，也可以变成基层干部盘剥农民的新借口。
改革开放三十年解放了思想，激发了人的活力，在农村和中小城镇积蓄的力量不可低估。到任何基层地方去走一走，都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热力，推动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据我个人的观察，这股热力已经强大到并不需要政府做多少推动就会自行前行，走向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引导它走向正确的方向，也就是健全法制，遏制腐败，呼唤和保护权利。足矣。
来源：中国报道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