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竟作梦似的回了趟陕北。

想回一趟陕北,回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去看看,想了快十年了。

我的精神没什么毛病,一直都明白那不过是梦想。我插队的那地方离北京几千里路,坐了火车再坐火车,倒了汽车再倒汽车,然后还有几十里山路连汽车也不通。我这人唯一的优点是精神正常,对这两条残腿表示了深恶痛绝;就又回到现实中来。何况这两条腿给我的遗憾又并非唯此为大。

前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插队的小说,不少人说还象那么回事。我就跟几个也写小说的朋友说起了我的梦想。大家说我的梦想从来就不少,不过这一回倒未必是,如果作家协会肯帮忙,他们哥儿几个愿意把我背着扛着走一回陕北。我在交友方面永远能得金牌,可惜没这项比赛。作家协会的同志说我怎么不早说,我说我要是知道行我早就说了,大伙都说“咳——!”

连着几夜失眠。我一头一头地想着我喂过的那群牛的模样,不知道它们当中是不是还有活着的。耕牛的寿命一般只有十几年。我又逐个地想一遍村里的老乡,肯定有些已经老得认不出了,有些长大了变了模样,我走后出生的娃娃当然更不会认得。就又想我们当年住过的那几眼旧石窑,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又去想那些山梁、山峁、山沟的名字,有些已经记不清了。我拦过两年牛,为了知道哪儿有好草,那些山梁、山茆、山沟我全走遍……

很快定了行期。我每晚吃一片安定,养精蓄锐。我又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当年在晋中插队,现在是北京某剧团的编剧,三十二岁成家,带着老婆到他当年插队的地方去旅行结婚,据说火车一过娘子关这小子就再没说过话,离他呆过的村子越近他的脸色越青。进了村子碰见第一个人,一瞧认得,这小子胡子拉茬的二话没说先咧开大嘴哭了。

我想很多插过队的人都能理解,不过为什么哭大约没人能说清。不过我想我最好别那样。不过我们这帮搞文艺的是他妈好像精神都有点毛病。不过我不这么看。

一行七人,除我之外都没到过陕北,其中五个都兴致很高,不知从哪儿学来几句陕北民歌,哼哼唧唧地唱。我说,你们唱的这些都是被篡改过的,丢了很多人情味。只一人例外,说要不是为了我,他干嘛要去陕北?“我不如用这半个月假回一趟太行山。”他在太行山当过几年兵。一路上他总说起他的太行山,说他的太行山比我的黄土高原要壮观得多,美得多。我说也许正相反。他说:“民歌也不比你们那儿的差,”他说,于是扯了脖子唱:“干妹子好来果然是好,”我便跟他一块唱:“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扯淡!这明明是陕北民歌。”“扯淡!”他也说,“当然是太行山的。”

过了一会有人提醒我们:太行山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陕北也不过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他说,似乎找到了一点平衡。

十几年前我离开那儿的时候,老乡就说,这一定不晓今生再得见不得见。我那时只是腰腿疼,走路有些吃力,回北京来看病,没想到会这么厉害。老乡们也没料到我的腿会残废,但却已料到我不会再回去。那是春天,那年春天雨水又少,漫山遍野刮着黄风。太阳浑蒙蒙的,从东山上升起来。山里受苦去的人们扛着老镢,扛着锄,扛着弯曲的木犁,站在村头高高的土崖上远远地望着我。我能猜出他们在说什么:“咋,回北京去呀。”“咋,不要在这搭儿受熬煎了。”“这些迟早都要走哇。”老乡们把知识青年统称为“这些”或“那些”。

仲伟帮我把行李搬上驴车,绑好。他和随随送我到县城。娃娃们追过河,迫着我们的驴车跑,终于追不上了,就都站下来定定地望着我们走远。驴车沿着清平河走,清平河只剩了几尺宽的细流。随随赶着车,总担心到县里住宿要花很多钱,想当天返回来。仲伟说:“来回一百六、七十里,把驴打死你也赶不回来。放心,房钱饭钱一分不用你出。”

随随这才松了口气,又对我说:“这一走怕再不得回。”随随比我大几岁,念过三年书。“得回哩?怕记也记不起。”他在鞋底上磕磕烟锅儿,蓝布鞋帮上用白线密密地纳了云彩似的图案。我光是说:“怎么会忘呢?不会。”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好像还有人站在那儿朝我们望……

十几年了,想回去看看,看看那块地方,看看那儿的人,不为别的。

有人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于是,你不仅记住了那个姑娘或是那个小伙子,也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生活。

得承认,这话说得很有些道理。不过我感觉说这话的人没插过队,否则他不会说“只是因为”。使我们记住那些日子的原因太多了。

我常默默地去想,终于想不清楚。

夜里就又作梦:无边的黄土连着天。起伏绵延的山群,象一只只巨大的恐龙伏卧着,用光秃秃的脊背没日没夜地驮着落日、驮着星光。河水吃够了泥土,流得沉重、艰辛。只在半崖上默默地生着几丛葛针、狼牙刺,也都蒙满黄尘。天地沉寂,原始一样的荒凉……忽然,不知是从哪儿,缓缓地响起了歌声,仿佛是从深深的峡谷里,也象是从天上,“咿哟哟——哟嗬——”听不清唱的什么。于是贫瘠的土地上有深褐色的犁迹在走,在伸长;镢头的闪光在山背洼里一落一扬;人的脊背和牛的脊背在血红的太阳里蠕动;山风把那断断续续的歌声吹散开在高原上,“咿呀咳——哟喂——”还是听不清唱些什么,也雄浑,也缠绵,辽远而哀壮……

又梦见一群少男少女在高原上走,偶尔有人停下来弯腰捡些什么,又直起腰来继续走,又有人弯腰捡起些什么,大家都停步看一阵,又继续走,村里的钟声便“当当当”地响起来……

前不久仲伟带着他四岁的女儿来我家,碰巧金涛也来了,带着儿子。金涛的儿子三岁多。孩子和孩子一见面就熟起来,屋里屋外地跑,尖声叫,一会哭了一个,一会又都笑,让人觉得时光过得太快了点。去插队的时候我们也还都是孩子,十七岁,有的还不到。后来两个孩子趴在床上翻我的旧像册,翻着翻着嚷起来:“这是我爸爸在陕北!”

“的(这)是我爸爸带(在)清平湾!”“叔叔,你怎么也有这张照片?”女孩子说。男孩子也说:“叔叔,的道当片(这张照片)我们家也有。”“看,黄土高原。”“才不是呢,的(这)是山!”“也是山,也是黄土高原!这些山都是水冲出来的,把挺平挺平的高原冲成这样的……”

仲伟满意地看着他的女儿。

男孩子感到自己处于劣势,一把夺过像册去:“我爸爸带(在)那儿(它)插过队!”

“我爸爸也在那儿插过队。”毕竟姑娘脾气好。

“你爸爸旦(干)嘛它(插)队?”金涛说他儿子从来不懂什么叫没话说,就是有点大舌头。

小姑娘转过脸去询问般地看着她的爸爸。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评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得失功过了。也许,这不是我们这辈人的事。后人会比我们看得清楚(譬如眼前这个小姑娘),会给出一个冷静的判断,不象我们带了那么多感情……

我、仲伟、金涛也都凑过去看那些旧照片。

有一张是:十个头上裹了白羊肚手巾的小伙子。还有一张:十个穿着又肥又大的破制服的姑娘。这就是我们一块在清平湾插队的二十个人。背景都是光秃秃的山梁、山峁、冒着炊烟的窑洞,村前那条没不了膝的河。金涛和李卓坐在麦垛上。仲伟一本正经扛着老镢站在河滩里。袁小彬一条腿蹬在磨盘上,身旁卧着“玩主”。“玩主”是我们养的狗。数我照得浪漫些,抱着我的牛犊子。

那牛犊子才出世四天,我记得很清楚。去年回清平湾去,我估计我那群牛中最可能还活着的就是它,我向老乡问起,人们说那牛也老了,年昔牵到集上卖了。

可惜的是,竟没有一张男女生全体的合影。——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刚刚不吵架了,刚刚有了和解的趋势,就匆匆地分手了,各奔东西。那时我们二十一、二岁。那张全体女生的合影,还是两年前我见到沈梦苹时跟她要的。她说:“那时候刘溪几次说,男女生应该一起照张像。”我说:“那你们干嘛不早说?”她说谁敢跟你们男生说呀。

我说:“恐怕不是不敢,是怕丢了你们女生的威风。”

她就笑,说:“真的,是不敢。”“现在敢了?”“现在晚了。”

“不知道谁怕谁呢。”“谁怕谁也晚了。”

那条河叫清平河,那道川叫清平川,我们的村子叫清平湾。几十户人家,几十眼窑洞,坐落在山腰。清平河在山前转弯东去,七、八十里到了县城,再几十里就到了黄河边。黄河岸边陡岩峭壁,细小的清平河水在那儿注入了黄河。黄河,自然是宽阔得多也壮伟得多。

我们那二十个人如今再难聚到一起了。有在河北的,有在湖南的,有的留在了陕西。两个人出了国,李卓在芝加哥,徐悦悦也在美国。

多数又回到北京,差不多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各自忙着一摊事。偶尔碰上,学理工的,学文史的,学农林的,学经济和企业管理的,干什么的都有,共同的话题倒少了。唯一提起插队,大家兴致就都高。

“那时候真该多照些照片。”

“那会儿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光想革命了。”

“还有饿!”

“还有把后沟里的果树砍了造田。”

“用破裤子去换烟抽,这位老兄的首创。”

“不要这样嘛,没有你?”

“饿着肚子抽烟,他妈越抽越饿……”

话多起来,比手划脚起来,坐着的站起来,站着的满屋子转开,说得兴奋了也许就一仰在床上躺下,脚丫子翘上桌,都没了。

规矩,仿佛又都回到窑洞里。反复说起那些往事,平淡甚至琐碎,却又说到很晚很晚。直到哪位忽然想起了老婆孩子,众人就纷纷看表,起立,告辞,说是不得了,老婆要发火了。

去插队的那年,我十七岁。直到上了火车,直到火车开了,我仍然觉得不过象是去什么地方玩一趟,跟下乡去麦收差不多,也有点象大串联。大串联的时候我还小,什么都不懂,起哄似的跟着人家跑了几个城市,又抄大字报又印传单,什么也不懂。其实我最愿意这么大家在一块热热闹闹的,有男的有女的,都差不多大,—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干一点什么事。

火车很平稳地起动了。老实说我一点都没悲伤,倒也不是有多么革命,只是很兴奋。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那么兴奋都是因为什么。

譬如说,一想到从现在开始指不定会碰上什么事,就兴奋。譬如说火车要是出轨翻车了,那群女生准得吓得又喊又叫,我想我应该很镇静,说不定我们男生还得好歹把她们女生救出来。不过由此又联想到死,心里却含糊。

这时金涛凑到我跟前来,满脸诡秘的笑,说:“刚才仲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

“嘿,说真的你怕死吗?”我忽然说。然后我装出想考考他的样子。

“怕死?不怕呀?干嘛?”

“不干嘛。问问。”

金涛挺认真地看着我,猜不透我到底什么意思。

“没事儿。我就问问;你刚才说什么?”

“仲伟他妈跟他姐姐真神,”他满脸又涌起诡秘的笑。“刚才跟仲伟说,你们也得对女同学好点,都不小了,要是有什么事你们得多关心人家。神不神?”

“这怎么了?”我说,“这有什么。”

金涛咽了口唾沫,脸上的笑纹变浅。我的反应有点出乎他的意料。老实说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仲伟跟你说的?”

“不是。是我听见的,当时我就在旁边。”他脸上的笑纹又加深,紧盯着我,希望我能对他这一发现表示出足够的兴趣。

我想着别的:假如需要死,我敢不敢。

“蒙你是孙子,”金涛又说。

“说真的,你真的怕死不怕?”我说。

“你吃错什么药了?”

“甭费话,你真的怕不怕?”

他严肃地想了大约一秒钟:“不怕。你呢?”

“废话。”我说。

车厢剧烈地晃动起来,火车在变换轨道,发出令人不安的铁和铁的磨擦声。许多条铁轨穿叉交错。

“仲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金涛还在说。

金涛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个子并不矮,但是瘦,脸小,脸上纵横着几道皱纹,外号却叫“牛”。这小子在车厢里四处乱窜又怪模怪样学起女人哭来,嘴里念念有词抑扬顿挫,自己并不笑大伙都说学得象,都笑。车起动的那会儿,站台上有个中年妇女猛地大哭大喊,象是死了人。

车开之前,车上车下就有不少人在抹眼泪,只是没那么邪乎那会儿我和李卓勾肩搭臂在站台上瞎蹓跶,一边吃果脯;李卓带了一盒果脯,说不如这会儿给吃完就算了。他不时地捅捅我,说“快瞧,那儿又有俩哭的。”“快瞧快瞧,又一个。”我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希望那些抹眼泪的人能注意到我们泰然自若的神态,同时希望抹眼泪的人不妨再多点,再邪乎点。所谓惟恐天下不乱。我暗自庆幸没有让母亲来车站送我,否则她非也得跟着瞎哭不可。

我和李卓又逛了一阵儿,捡个人少的地方靠着根石柱子坐下,开始认真地吃那盒果脯。

“你妈今儿早上哭了吗?”李卓问我。

“你妈哭了吗?”

“我妈这回够呛,她们系里的人说不定要整她。不过她什么也没干。”

停了一会,李卓又说:“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她们系里说她什么?”

“海外关系。你可别跟别人说。”

“放心。”我说,然后严肃地向毛主席做了保证。后来我才知道这事本用不着我去跟别人说,他自己跟谁都说。

这时候仲伟不知从哪儿喘吁吁地钻出来,说:“你们俩上哪儿了?我这找你们劲儿的!”

“你妈和你姐姐她们呢?”我问仲伟。

“我让她们回去了。”

“你妈哭了吗?”李卓问。

仲伟装着没听见,也靠着石柱子坐下。

“嘿,你妈哭了吗?”

我说:“牛他们也不知哪儿去了。”

“仲伟,你妈哭没哭?”

我赶紧又说:“金涛和小彬他们也不知上哪儿去了。”

“嘿,仲伟,你妈哭……”

“你妈!”我说,揣了李卓一脚。

火车头开始喷起气来。

仲伟一直紧闭着嘴发楞,这会儿问:“吃什么呢你们?”

我们三个坐在石柱子那儿直把那盒果脯吃光,然后把纸盒子扔到火车底下的铁道上去。一个铁路工人瞪了我们一眼。火车喷气的声音非常响,如果你站在离车头很近的地方你就知道了,那声音非常响。

后来不知怎么就上了火车,火车就开了。似乎一切都太简单,还没过够瘾。我觉得就跟出去玩一趟一样。后来金涛就学那个中年妇女哭,“天呀地呀”的。

“牛!别瞎学了,那是徐悦悦她妈!”——不知从哪儿传出了这么个消息。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估计不过是源于一句玩笑。

小伙子们却添了兴致,纷纷上厕所,厕所在车厢前边,女生们都坐在前边。我们先是想看看那个又漂亮又厉害的徐悦悦哭没哭,哭起来是不是还那么傲慢,后来则发现,到车厢前边去走一趟,朝女生群中扫两眼,原是一件颇得乐趣的事情。女生中似乎有几个眼边发红,这又让“男子汉”们感到几分优越。“头发太长,”

金涛说。徐悦悦并没哭,是件小遗憾。

火车在大平原上跑,拉着长长的烟和长长的嘶鸣。已经是冬天,车窗外北风刮得凶,树和荒草东倒西摇,愈见荒凉了,愈感到离北京远了。土路上慢吞吞地走着一辆马车,赶车的抱着鞭子,下巴缩到领口里。马车上还坐着个孩子,两只手尽力往袖筒里插。

弯曲的土路通向远处一个村落。这会儿我想了一下家,想了一下母亲,也并没想得太久。

我心里盼着天黑,盼着一种诗境的降临。“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塞外的风吧;滚滚的延河水啦;一群青年人,姑娘和小伙子怎么怎么了吧;一条火龙般辉煌的列车,在深蓝色的夜的天地间飞走,等等。还有隐约而欢快的手风琴声,等等。想得呆,想得陶醉。

嗐,你正经得承认诗的作用,尤其是对十六、七岁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十六、七岁。

当然,发自心底想去插队的人是极少数。象我这么随潮流,而又怀了一堆空设的诗意去插队的就多些。更多数呢?其实都不想去,不得不去罢了;不得不去便情愿相信这事原是光荣壮烈的。其实能不去呢?还是不去。今天有不少人说,那时多少多少万知青“满怀豪情壮志”,如何如何告别故乡,奔赴什么什么地方。感情常常影响了记忆。冷静下来便想起本不是那么回事。

延安对我确有吸引力。不过如果那时候说,也可以到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去插队,我想我的积极性会更高。我那时既不懂发愁,也不太去想什么前途,一切单凭兴趣,随潮流。

第一回听说“插队”这个词,是在六七年秋天。那年我十五岁。

听说有几个高中同学自愿去东北农村插队,户口也迁去,城市户口换成农村户口,不挣工资,挣工分,一辈子。

“光靠挣工分?”

“废话。”

“跟农民一样光挣工分?”

“多——新鲜!”或者:“多新——鲜!‘我问仲伟:”你去吗,要是你?“

“到时候再说。你呢?”

“去不了工厂再说。牛,你去吗?”

“不去!”金涛正满嘴嚼着江米条。

那时我们几个正在清华园里闲逛。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学校里的伙食质量就下降,接近忆苦饭水平,我们这些住宿生就建立了“补养大军”,经常浩浩荡荡光顾清华园里的食品店。大家都不阔,无非是每人一包江米条,一毛一,一两粮票,或者一包炸排叉,价格同上。嘴里嘎吱嘎吱响亮地嚼,在清华园里逛。瞧见大字报就看大字报,碰上批斗会也听一会儿批斗会。有时正赶上哪位首长来清华下指示,就挤上去拼命看个明白。事后金涛就吹嘘,那位首长跟他握了手或者差点要跟他握手,大伙就说:“牛!”金涛就粗着脖子讲当时的细节,大伙还是说:“牛!”因为每一回首长都差点要跟他握手。嘴里的东西嚼完了,一伙人依然晃晃悠悠地走,有人把包装纸揉成团,随便别在路边哪辆自行车的辐条上。

文化革命已经进行到费解又散漫的地步,我们都是逍遥派。我们几个既非红五类子弟又非黑五类出身,因而不是敌人,也不想找麻烦去与人为敌。这大约正是由阶级地位所决定。为此心里由衷的惭愧。何以解惭愧?惟有读马列的书。便认认真真地读了些马列经典,条条杠杠地在书上画,象过去背外语单词般地记住了很多。有机会与人就当下的什么事辩论起来,就知道那书没有白读,惭愧少了些,添之以骄傲。在辩论中取胜的方法有二: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自己观点合拍的马列的话;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对方观点类似的托洛斯基的话,考茨基、布哈林、杜林等人的话。

这就看谁功夫深了。只要你能不断大段大段地引出,对方必定就心虚害怕,旁观者也不由得站到你一边。

不过去插队之前,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千方百计找一本本“毒草”来读,当然得说是为了批判。再就是到圆明园的小河沟里去摸鱼。我们学校在圆明园旁边。通常是和仲伟、李卓、金涛,我们四个,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筑起两道坝,小河很浅且水流速度很慢,用脸盆把两坝之间的水掏干,可以摸到鲫鱼、黑鱼、小白鲢、泥鳅,有时还能抓到黄鳝。鱼都不大,主要为了玩。六八年秋夫,正是我们摸鱼的兴致高涨之际,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是谁也别做梦想留在北京当工人了,都得去插队,连大学生和出身好的人也得去。“谁说的?”“多———新鲜!”“真的?蒙人是什么?”“孙子!”这有点让我失望,我满心盼望当了工人以后自己能有点钱,能买一双“回力”球鞋的——那是当时的中学生们最以为时髦的鞋,十块多钱一双,在当时算很贵。

“都去哪儿?”“全中国,哪儿都去。”

“都得去?”“不错,拍拍脑袋算一个。”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报名了?”母亲问我。

“报了。”

“去哪儿?”

“东北内蒙山西陕西云南,没准儿。”

母亲呆呆的。

“给我钱吧,我去买插队用的东西。”

我买了一只箱子,几身衣服,一顶皮帽子,终于买了一双白色的“回力”鞋。我妈也没说我。没想到这竟是个机会,我妈忽然慷慨起来,无论我想买什么,她都不再嫌贵,痛痛快快地掏钱。

好像一夜之间我成了大人,让你觉得单为这个去插队也值得。我醉心于整理行装,醉心于把我的财产一样一样码在箱子里,反复地码来码去。有机会我就对人说:“我要走了,插队去,八成近不了。”

我妈开始叹气,开始暗暗地落泪。好多成年人对此也都叹气,或流露出叹气般的表情。我也迎合以煞有介事的叹气,手里摇着箱子钥匙,端详着那只箱子作沉思状,觉得那样才更不象个孩子了,才更象要出远门去的样子。后来定了去延安。我妈一天说好几回“毕竟那是老区”,眼泪少了些。我却盼着走,盼着“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盼着“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以后呢?管那么多跟老娘们儿似的!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

分组的方法,新鲜而且美妙:一个村子一个知识青年小组,每个小组都是按男女生名额各半分配的。这是什么意思?又宣传什么“安家落户”,又是这么个分配法。十六七岁的“男子汉”群中起了骚动,爆发了一阵抵抗:“我们组只要男生,光男生就够了!”

“好家伙,这得腻烦死多少人哪。”“我们可不负责养活她们!”

……其实掩盖着某种兴奋和激动。掩盖得又很拙劣,因为抵抗得并不顽强。姑娘们当时怎么想,我不知道。现在想来,十六、七岁的“男子汉”都憨直,又想在姑娘们面前显显能,又不愿意承认异性对自己的引力,欲盖弥彰。好在十六、七岁的姑娘们还看不穿这些,否则就不会又喊又跳,气得要哭了。

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也许是那个年龄,我们以对女性不感兴趣来显示“男子汉”的革命精神。平时,我们看见她们就装没看见,扭着头走过去。不过总是心神不安定,走过去之后要活动活动脖子。她们迎面碰上我们多半是低下头。——也许这对脖子要好一些。

袁小彬不同凡响,他是为了刘溪才去插队的。刘溪是我们班一个女生。小彬本来可以去当兵,他爹是高干,老战友遍天下。当兵在当时是最难得的,比进工厂还让人羡慕。这小于却偏要去插队,跟家里也吵翻了,住在学校不回去。一开始我们还直劝他:“至于那么革命吗,驴奔儿!”他光说他觉得插队挺有意思。

小彬那时身高已经一米八六,块头也大,外号“大驴奔儿”或者“驴奔儿”,干事从来不同凡响,愣。文革前有一回上体育课,全班在操场上站好队,体育老师说:“女同学例假的出列。”四、五个女生站出去。男生队伍里便隐隐有不满的唏嘘声。已经不是第一回了,近来体育课上总发生这事。忽然小彬也站了出去。体育老师一愣:“你什么事?”“请例假。”回答的很有底气。体育老师直发蒙。

“凭什么光让女生请,不让男生请?”小彬问得有理。女生都低下头悄悄笑,互相使眼色。这更把男生都激怒。老师只好说:“她们身体不好。”“我们身体也不好!”男生群里嚷开了,说肚子疼的,说脚崴了的,闪了腰的。“她们怎么了?往食堂跑时比谁都快!”“再说,身体不好才应该锻炼锻炼呢!”一个个又都正义凛然。那节体育课没上成,一直吵。那时我们真太小了。那时没有性教育,也没人给讲生理。

这回我们还以为驴奔儿是在犯愣。事情是这么败露的:刘溪和我们分在一组,小彬也要求分在我们组,可“光荣榜”公布时,刘溪的名字被错写到别的组去了,小彬于是也要求调到那个组去,等到工宣队批准他调过去了,光荣榜上的错误又被改正,小彬又要求再调回来。

“男子汉”们对此类事从来反应灵敏。

“干嘛刘溪上哪个组你上哪个组呀?”

“嘿,看来你主要不是想跟我们哥儿几个在一块儿。”

“驴奔儿,你多半儿看上刘溪了吧?”

“看上了就说看上了,哥几个给你保密。”

这是件开心事,小伙子们都聚拢来,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我们以为驴奔儿肯定会否认,会赌咒发誓说他没那么想。可这家伙不吭声。

“是不是为了刘溪你才不去当兵的?”

“说话呀驴奔儿。肯定保密,说话算数。”

“真的,”我对所有在场的人说,“就这几个人知道,谁说出去大伙一块治他。”

大伙都说,谁说出去谁是孙子。

小彬点头承认。

我们原以为可以大笑一场的,可是预备好了的笑容都在脸上凝固、消失,气氛竟然严肃。小彬眨巴眼睛,长出气,似乎求所有人原谅。大伙面面相觑。我觉得心里有些乱。金涛说小彬够意思,对咱们够信任的,咱们得挨个保证不说出去。于是在场的人都很感动,纷纷指天发誓,象真正的男子汉那样安慰小彬,说刘溪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事能成。还有人说,谁早晚都得有这事,怕什么的?

那天下午,我、仲伟、李卓、金涛又去圆明园摸鱼。已经秋深,小河上漂着金黄的落叶,象一条条小鱼悄然游去。四个人兴致都不高,都说水太凉,光是坐在岸上把搪瓷脸盆敲得叮当响。谁都不说起上午的事,不说起袁小彬,也不说起刘溪。中午仲伟曾特地跑来跟我说:“哎,刘溪可是‘井冈山’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袁小彬是老红卫兵的,和刘溪是对立派。我没理他,我那会儿不怎么高兴,心里无端地乱。

圆明园的秋天色彩续纷,树林静静的。

远处的红楼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室。我记起阳光投在黑板上,白杨树的影子在那儿摇,老师用教鞭敲着黑板:“注意啦,注意啦……”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金涛说:“嘿,犯什么傻呢,赶紧再摸一回吧。”

“真的,下个月就该走了,再摸一回吧。”

仿佛单单是摸鱼这件事,使我们感到了一点离别的味道,感到了一点人生的严肃。我们在小河上筑坝、掏水,摸了不少鱼,摸到很晚。月亮出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河边搓着冻麻了的腿和脚,又觉得很快活了。鱼在水盆里翻着银光,“噗愣噗愣”想往外跳。

仲伟说:“小彬跟刘溪可不是一派的。”

金涛说:“那有什么新鲜的,我爸跟我妈就不一派。”

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有一回李卓从美国来信还提到当年在圆明园摸鱼的事。他在读博士。他说他买了一辆旧“丰田”,很便宜,暑假里开着车出去旅游,从芝加哥到亚利桑那,看了科罗拉多河大峡谷。“可惜没有咱们那哥儿几个在一块儿,”他说。他说美国实在是很不错,可他每一秒钟都忘不了那是人家的。他说等他回国后,“咱们哥儿几个也来一次旅游,回清平湾去看看。”我说别忘了,那会儿你就没有“丰田”了。

从北京到清平湾有两条路。一条是走西安,那条路好走些。另一条路是走太原,走介休,然后换汽车从军渡过黄河,到绥德歇一宿,再换汽车到永坪,下了汽车再走三、四十里山路。插队那些年我们多半是走这条路,难走,却能少花几块钱。这条路建筑和保养得都差,逢上雨雪,汽车说不定在沿途的哪个小镇子上就走不动了。我们就花三毛钱在车马大店的长炕上找一个位置,盼着天晴。三毛钱只够在那条长炕上躺直,没有铺盖;走这条路原本是为省钱,当然不舍得再花五毛钱去租一条油光光的被子。

去年回清平湾去,当然走了头一条路。

同行的几个人连背带抱把我弄上卧铺车厢。我平生头一回坐卧铺。

追溯到上一回坐火车,还是在插队的时候。

北京站没有什么变化,和十六年前去插队的时候差不多。不过站台上人群的色彩变了。那时候都是蓝的、灰的、国防绿,如果见一点红色,确定无疑是袖章或者语录本。现在处处是披肩发、牛仔裤:国际流行色。不过十几年罢,历史的脚步不算慢。换一种说法也对:十几年啦!还不算慢?还要怎样才算慢?我是想:历史以自己的脚步在向前走,旁若无人。

火车又很平稳地起动了。仿佛就在昨天。

于是眼前渐渐开阔。火车行驶的声音在旷野上散开,也显得弱小、轻飘。

凡是树木茂盛处,就是一个村落。

村子里的人见了火车头也不抬。

在我们那儿,不少老婆儿连汽车也没见过,更别说火车。清平湾不通汽车,要看汽车得翻两架大山到几十里外的小镇上去,那些老婆儿们的三寸金莲又走不动。套上驴车专程去看一回吧,她们又觉得那太近奢侈和浪费。她们倒都见过飞机,是胡宗南的轰炸机。

同行的几个人都说,命运其实不公平。在太行山当过兵的那个说,他家请了个小保姆,从安徽农村来,十七岁。有一回他在这屋里写东西,偶尔到那屋去找一本书,见那小保姆正在穿衣镜前作一个舞蹈姿式,显然是从电视里学的,学得确实很到家。他说他马上想起在太行山时认识的一个小女孩。那时他们时常给邻近的老乡演点样板戏一类,他能拉两下子小提琴,那女孩就来缠他,央告着也让她拉两下,“看我拉得响不”。这孩子颇有灵气。他离开太行山时,那孩子拉得已经不比他差。“可惜没有个象样的老师教。”他说,“那孩子现在也得有十七、八了。”然后他又细推算一回,说哪止十七、八呀,他离开那儿已经十五年,那孩子应该已经出嫁,没准儿都作了孩子妈。

一伙人又都感慨:人不知道被命运安排在哪儿,又不知道为什么被安排在那儿。

我于是想起明娃。

(未完待续)

(《钟山》1986年第1期)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