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电影放映队要来了，从县城出发了，自下川往上川走，每到一个村子演一晚上。电影队还在几十里外，消息就传到清平湾，全村人都盼着。总共三部片子，《地道战》、《地雷战》、《列宁在十月》，各村任选一部。
娃娃们搬着指头算日子，一面回忆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就所有能想到的细节争论不休，譬如：上了刺刀的步枪是否还能放响？倘能放响，何必不放响呢？两个人刺刀对刺刀，你干嘛不搂机子？你先搂机子，对方不就先“死他妈×”了吗？然后说到拼刺刀的场面，娃娃们都兴奋得捋胳膊挽袖子，跑到场院里滚成一团，直到四元儿把五元儿的头打出血。五元儿并不哭，用手捂住伤口，想把血捂回去。四元儿却吓得脸发白，实指望五元儿能把血捂回去。疤子正到场里来，四元儿赶紧跑，所有的孩子都跑散，只剩了五元儿。五元儿既流了血，屁股上又挨了疤于两脚，这才觉得委屈，一个人哭着回窑去。
年轻后生们在山上锄地，从电影说到当兵；说到当兵吃国库粮，每月还有好几块钱挣；说到赵家河有个人年昔当兵走了南方，来信说一股劲吃大米、白面，往饱里吃，不计数数；又说到有个人当了几年兵回来，就分配在县里供销社工作，一个月挣四十几块。“不用打仗它狗日的，咱也去当一回兵，怕不能？”“立个战功回来，日那些妈的，再不要受。”打过仗的老汉们就嘲笑这些年轻人：“把你能成了什么！炸弹一响，保险你狗日的趴下。”“三天不得过去，你狗日的就要想回窑搂老婆了。”“操心机关枪把你狗日的球打烂！”几个老汉瘪着嘴笑。
电影队近了，离清平湾还隔着两个村子，老乡们就都跑去看了，走二十几里路，看一回无数颗地雷乱炸，像是看焰火。婆姨女子们都穿了出门的衣裳。年轻的后生就可能买一包纸烟，享受享受，排场排场。地雷一炸，娃娃们都喝彩。清平川没有电，电影队自带一部脚踏式人力发电机，样子像自行车，两个壮劳力轮流骑在上面拼力蹬。有时蹬机器的人光顾了看电影，看得入了迷，脚下的速度就放慢，于是电影的速度也放慢，银幕上的光变暗，人物的对话走腔走调，地雷的爆炸声也不同凡响。娃娃们又喝彩，大家都笑，觉得愈发有了看头。
散了电影，再走二十几里路回来，山路上洒满月光，四处庄稼叶子响，一群人吵吵嚷嚷，回味着各式各样的地雷，嘲笑日本鬼子的丑态，以为战争本来十分有趣。我们也去看，虽然几部片子在北京都看过，但生活需要有点变化，需要红火。有的老乡要连着看五、六个晚上，不怕五、六个村子都选《地雷战》。爱看打仗的人多，因此选择片名上有“战”字的，地雷又比地道显见得红火。
在清平湾演的那天，我们跟徐财说：“看《列宁在十月》吧。”
电影队长在一旁听见，说：“那要多出五块钱，这片子是进口的。”
这也是各村都选《地雷战》的原因之一。我们那儿，一个大队如果有百八十块钱公积金，就算得富队。徐财为难了，把队干部都叫来商量，大家说，还是看个便宜的就对球了，队里的架子车的轮胎烂了好几条还没有钱换。我们赶紧说：“不在这五块钱上。《列宁在十月》老美气。”“咋？”“有男的女的亲嘴儿！”李卓说。这一计策果然妙，在场的人都说：“咳呀——，那就看上一回。穷死不在这五块钱上。”
看罢《列宁在十月》，老乡们都称赞瓦西里。“瓦西里好身体，个子怕比袁小彬还高。”“瓦西里能行，心忠哩！一疙瘩干粮还给婆姨撂下。”“看那瓦西里的婆姨，生得够咋美！”……公认这片子确凿是比《地雷战》好看。议论要延续好多天，延续到窑里、场院里、山里。有些见识的人说：“外国人亲口和咱这搭儿握手一样样儿。”
多数人不信：“球——，你和你婆姨倒常握手来？”于是有人说出不宜见诸文字的话来。又有人唱了。“抓住胳膊端起手，搬转肩肩亲上一个口。”有人又和：“把住情人亲个嘴，心里的疙瘩化成水。”又唱：“要吃砂糖化成水，要吃冰糖嘴对嘴。”又和：“砂糖不如冰糖甜，冰糖不如胳膊弯里绵。”再唱：“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下还想你。”再和：“你是哥哥的命蛋蛋，搂在怀里打颤颤。”再唱：“一把捉住哥哥的手，说不下日子你难走。”……
电影队不定几年才来一回。
二十
有一篇外国小说中写过这么一件事：一个负责计划生育的官员，到贫民区去调查情况，兼而作一次“少生儿女可以使生活富裕起来”
的宣传。那儿的人告诉她：“到了晚上，有钱人去看戏了，去跳舞了，去听音乐会了，我们上哪儿？上床。于是一个接一个的孩子就出世了。”
不过清平湾没有床，人都是睡炕。全村三百多人，大约一半是孩子。平均每家四、五个娃。少则两、三个，多则八、九个。
村里办着小学校。小学校有一眼窑，一个老师，几十个学生。
窑前的树上挂一块胡宗南留下的炮弹皮，上课下课时就把那炮弹皮“噹、噹、噹”地敲响。学生多是八、九岁，再小的学校不收，再大的就都能上山受苦，家长不让来了。学生分成两班，一个班在窑里上课时，另一个班就在窑前写字，因为窑太小。轮在窑里的不得不跟着老师朗朗地读书：“胸怀祖国。”“胸——怀——祖——国”“不要看外头！——放眼世界。”“放——眼——世——界”“不要看外头！——敢教日月换”这时窑外的一个班不知出了什么事，笑嚷声震天响。老师出来猛吼几声，抓出一个来问，才知四元儿用墨水把自己两腿之间的东西染成了蓝色。老师把四元儿推搡到窑里去罚站，剩下的孩子都安静下来，纷纷跪在窑前的空地上撅着屁股写“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写二十遍。写字的本子各式各样，有从供销社买来，也有用糊窗纸订的。五元儿的本子竟是用装肥皂粉的纸袋拆开后订成的，那纸袋只可能从知识青年窑里捡来。五元儿头上的伤还没好，缠着布条，转着脸四处看，嘻嘻笑，手下写得飞快。
老师是本村的，上过县高中，眼睛近视得厉害，永远眯着，不和你撞个满怀绝不能发现你，发现你以后还要再看你一分钟，然后微笑着叫出你的名字，不保证一定叫得对。
“干嘛不配副眼镜？”
“有一副，打碎了。”
“再配一副呢？”
“又要十几块钱，还不晓得啥时间又打碎。”所以他宁可总眯着眼睛。
老师这营生也苦，一天上六节课，只挣八分。逢上农忙还要带着学生上山支农。
“年昔娃娃们捡的麦穗，打了几斗麦。”老师对徐财说。
“噢。”
“卖了几十块钱。看是咋介……？”老师很想给学校添些用具。
“这事要队委会商量。”徐财从不独断专行。
队干部会上一商量，大家都说那股子娃娃也不容易，不如割些大肉让娃娃们吃一顿。于是大肉买来了，小学校放两天假，教室窑里的灶火整顿好，支起大锅来炖肉。又买了漏粉，发了豆芽。
所有的队干部都来帮忙，整宿守候在大锅旁。肉炖熟了，众干部就都先尝一碗。然后又一锅一锅地蒸白馍。馍蒸熟了，众干部又都先尝几个。
早晨，娃娃们过节般地早早爬起来，抱着父母早给预备下的大碗到学校来。几十个娃娃排好队，坐成一片，捧着碗望着教室，出声地吸着鼻子，捕捉教室里流出的肉香，赞叹声不绝于耳，逐渐地又打闹起来。徐财喊：“悄悄儿！谁日怪哩？不给狗日的吃大肉。”娃娃们都闭上嘴，屏住呼吸。大肉白馍全端出来，娃娃们都把大碗举向半空，所有的眼睛都瞅着第一个分到大肉和白馍的孩子，一时间全村都很静。每个娃娃分得一个白馍，小半碗肉，大半碗漏粉、豆芽和肉汤。娃娃们都很快乐，互相比着谁分到的肉更多，而且更肥。都先喝一口肉汤，吃一点豆芽和漏粉，看见别人碗里的肉没动，自己也不动。四元儿忍不住吃了一大口肉，别的娃娃都笑他，都往他碗里看，笑他碗里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多肉了。
“咋，狗日的们操心吃！”徐财喊，也很快乐。
怀月儿先端着碗往回窑走了，说是要给她大、她爷、她妈、她兄弟都尝尝。所有的娃娃都想起窑里，骄傲地端着碗往回走，一边用筷子蘸点肉汤在嘴里嘬。
五元儿永远是个倒运鬼，飞似地往窑里跑，肉和菜全扣在地上，一只大碗也捣烂，又遭了疤子一顿骂。肉和菜拣起来洗洗还能吃，半碗汤却全喂了狗。狗把那块地舔成一个坑。
二十—
五月里，麦子黄时下起了暴雨。
我们那地方树少草少，山上存不住水，只要二十分钟大暴雨，山洪就下来。那地方的雨也来得快，刚才还是明晃晃的烈日，什么时候天边藏了几块发亮的云彩，忽然响了雷，那云彩立刻黑压压爬上来，在山里拦羊、拦牛的人常常跑不回村，雨就下来。
那天我们正在山上锄谷，一抬头忽然觉得远山一片模糊，像是罩在雾中，老乡们就喊：“下得来啦！”队长捏着下巴看一会儿，说：“回！”每天上山来就盼着这一个“回”字，扛起锄赶紧往回村跑。跑一阵回头望，近处的山野也变得朦胧，天变得低矮，地显得苍白，齐刷刷一道雨线几十里拉开，横着在身后追来，看看跑不脱了，就钻进半崖上的小土窑。山里常见这样的小土窑，半人高，是人们打了专为避雨用的。蹲在小土窑里再往外看，群山都隐没在大雨中。
那天亏得我们跑回了村。我们先是躲在大南沟口的小窑里，感谢老天爷的照顾，心想可以美美地歇上一后晌了。那时我们盼下雨如同小学生盼星期天。若是早晨还在梦中先就听见雨声，准有一位怪声地高呼万岁，然后打响一连串喜不自禁的哈欠，把别人也吵醒。被吵醒的人都从窗口看看雨势大小，浑身上下挠一阵再躺下，骂第一个人多事，吵了大家的好觉。下雨就是我们的星期天，可以歇着，不用天不亮就滚起来去干活，也不用为不出工而在心里谴责自己没有好好接受再教育，心安理得地躺在窑里看会儿书，打会儿牌，直着脖子唱一阵。最窝心的是唱着唱着雨过天晴，又听见队长站在谁家的窑顶上喊“出里走。”那天的雨真下得大，栓儿看看天，云层越来越厚，栓儿说：“不敢盛了，操心一程儿山水下来把咱拦在河这头。”
河水已经涨了，好不容易扭扭歪歪地越过去。村里一片“叮叮噹噹”的敲盆敲罐声。人们站在窑檐下，用木棍、石块把盆盆罐罐敲响。“老天爷爷，可不敢下冷子！”婆姨们一边念叨，神情严峻。仿佛老天爷下雹子专门是为了把盆盆罐罐敲响，人替天敲，天就可以省了这份麻烦。雨紧一阵，叮叮噹噹的声音也紧一阵。男人们仰面凝神望着天。我想，锣鼓的由来是否与冰雹有关。
山洪下来了。几里远先听见了隆隆的喧响，转眼，墙一样高出水面的洪峰就过来，挟裹着山间的泥土砂砾、枯草败叶，呼啸呐喊着奔过清平湾。清平河再不是那么清平舒缓，骤然间变成几十丈宽的急流，惊涛汹涌，浊浪拍天，似乎生怕辱没了它黄河子孙的声名。
我们披了雨衣跑向河边。雷声雨声水声，响成一片，面对面说话也要喊。天色灰黑，水色昏黄，乌云紧贴着山头翻滚，滔滔黄水如与天相连。闪电在云水之间划开，竟显出火一样的红色。村庄如一座蚁穴，弱小、飘摇。我们站在岸上惊叹着，光看见对方张着大嘴喊，听不清喊什么。清平河只是黄河上一条无名的支流，由此能想见黄河的气势了。
平时可以游泳的那个水潭不见了，急流在那儿形成一个大游涡，掀起两三丈高的大浪。浪峰上有时托起一块上百斤重的大树根，然后又把它重重地摔进河底，一会儿又见它在远处的急流里翻滚上来。一百多斤的好柴被洪水抢走。
栓儿头一个跑来捞河柴，身上披一块破麻袋片，拿了木叉、镰刀和一根很长的木竿。那儿的规矩，不管什么东西，放在山里绝没人偷，但只要被洪水推走，谁把它从急流中捞上来，谁就是它的新主人。多是些碎柴。偶尔也有一两根圆木被推下来。一根圆木上百块，谁捞了也高兴，但又想起它的旧主人，真心叹道：“日这洪水的妈。不晓得又把谁做过了。”然后把圆木拾回窑去。
女生们也站在河边，又嚷又笑，似乎还唱。
“笑咧！一程冷子下来全不要笑！”栓儿在我耳边喊。他正把镰力往那根长木竿上绑。
“冷子一打，一年的苦顶喂了狗！”他又在我耳边喊。
“什么？”
“麦子全落在地里，水一推，球毛搁不下一根！”
我楞一下。
“哄你？玉米、桃黍也敢球势。”
“会下吗？”
栓儿再看看天：“敢哩！”
我们都安静下来，感到了一点恐怖，想到明年不能再吃国库粮，往后的日子与收成的好坏有联系。不觉中都仰脸凝神望着天。
“怎么办，那？”
“弄上根绳。”
“绳？”
“把脖颈扎起！”栓儿说，像在说一个平常的玩笑，却不笑。
二十二
担粪上山，沟里走几里，山上再爬几里，六七十斤的担子压在肩上。有条沟叫愁牛沟，意思是牛走起来也发愁。愁牛沟的尽头就是苦行山，那架山梁又高又长，是说在那山上走最是件苦事呢？还是说谁能担粪爬上那架山，谁就最是好受苦人呢？北京话说“活儿干得好”，陕北话是说“苦行”。还有座山叫日天峁，是全村的最高点。绝不是说它高得接近了太阳和天。提醒一句：那山又高又陡，几乎直上直下。
老乡们的想象极大胆。
我和仲伟、小彬在日天峁上掏过地。掏地就是刨地，或者叫翻地，七八个人楼梯似地站成一斜行，从东走到西，再从西走到东，一步一镢，慢慢从山脚掏向山顶。牛耕不过来就人掏。一把老镢六七斤重，举起来画一个弧，落下，腰一塌屁股一撅，借点惯力，一镢一镢地把整座山一寸不落地刨开。看着太阳升起来，变红，变白，变热，身后掏下的地已经不少；看着太阳落下去，变红，变大，变冷，眼前没有掏开的地似乎还那么多。除了黄土还是黄土，漫无边际的黄褐色。说笑声便低落，渐渐变成无声，世界上只有额头砍得地球响。黄土飞扬处一群人奋力挣扎兼而喘息。
就盼着队长喊——“歇一程儿！”立刻把老镢一扔，咕咚咕咚纷纷倒地、把两只鞋撂起来当枕头，白羊肚手巾盖在脸上，如同死去。想睡一会，因为人会累。可是又渴了，因为人又会渴。这些弱点都不如机器。山沟里就有泉眼，这最糟，还不如没有，没有倒可以死心塌地歇一会了。现在看你是忍着渴歇一会儿呢，还是放弃休息去解解渴呢！山太高，跑下沟底去喝一顿再爬上来，多半正赶上队长喊“落灶”。
那时你不会再有另外的感想，只想骂天了，才更觉出“日天峁”这名字的妙处。“日这老天爷的娘！”
仲伟从家里带来块四十年代的老“罗马”，清平湾的人从没在近处观察过手表，于是全体传看一遍后，都对它倍加崇拜。开始歇歇儿时，队长郑重地问一声：“仲伟，给咱把表看好。”“三点半！”
仲伟说。过了好一阵子，队长问：“几点了？”仲伟早已把表往回拨过，说：“三点三十五！”队长想，才过了五分钟，再歇一会吧。我们再把表往回拨。又过了一阵子，队长又问。仲伟说：“三点四十！”队长望望太阳，心里起疑，搬过仲伟的腕子看，果然三点四十。“球，什么介日怪表。落灶！”我们只好抡起老镢继续掏地，深悔搞得太过，致使队长对老“罗马”失去信任。再一个偷懒的办法，说出来大不雅——去拉屎。掏地的人中有婆姨女子，找个背人处去方便方便是颇通情理的，队长没话说。北京人只懂吃饭是一种享受，绝难理解另一种形式的乐趣。如果再闹闹肚子，就更不失为一种艺术。
找个远而背人的地方，自然闹不起很多肚子，我们就各找了位置躺一会儿，长吁短叹，“这他妈不是人干的活。”我瞪着天，发觉这辈子有点不堪前瞻了。一天两天好受，一年两年也凑合活，一辈子呢？北京又传来消息，说是没来插队的人都分配了好工作。我们搜肠刮肚用尽所掌握的脏话大骂一阵，躺在山坡上，再没有别的主意。“小彬，你真不如去当兵，”仲伟说。小彬楞楞的。鹞鹰在天上盘旋。山的影子在拉长。闹肚子也不能闹到天黑去，只好又爬起来灰不塌塌往山上走。肚子咕咕叫，浑身都酸软，对日天峁的理解又深一步——老天爷不公平。
山上，一行人还在上了发条一般缓缓移动，镢起镢落，镢起镢落，像一排灵活的农具。清平湾的人世世代代就这样。太阳默默沉到山后去，山谷里漫起迷蒙的暮霭。镢头依然砍得地球“空空”响，仿佛宇宙中无始无终的脚步。忽然响起山歌，由弱渐强，优美二字不便形容。
“咿哟喂——”，“哟嗬嘞——”，不过像全力挣扎中的呼喊，不过像疲劳寂寞时的长叹。也不太拘泥拍节，尤其起句和结束，可以任意拖长，大约依据山野的宽阔度而定，也可能依据心中愿望的焦灼度。
歌声在天地间飘荡，沉重得像要把人间捧入天堂。其中有顽强也有祈望，顽强唱给自己，祈望是对着苍天。
苍天不开恩，一年的力都白出。
插过队的人，懂了那祈望的虔诚与恐惧。
老天爷，可别下雹子！
二十三
也有人不去敲盆敲罐；也许是不那么信奉神灵，也许是受惯了生活意外的掠夺。他们大约更相信，只要出力气，随时也能得到上苍的恩助。河岸上站了村子里最精壮的男人们，拿着叉、耙、长把镰刀，呼唤呐喊着捞河柴，呼喊声和浪涛声交融在一起，想让掠夺着留下买路钱。
栓儿四十岁，个子不高，却很壮，胯阔腰圆，小腿肚子上的肌肉隆起来像一盏灯笼。你不由得要想，他凭了什么能从糠麸掺半的食物中榨取这么一身筋肉？你就想想牛吧，牛从柴禾一样的干草中能提炼出多少力气。栓儿端着长把镰刀立在河岸上，两眼盯着上游的浪峰。他指望捞一根圆木。他看不下那号绒柴，多一把柴烧顶球个甚？一根圆木能换回几斗麦！已经有两根圆木从靠近对岸的地方漂走，几个壮汉瞪眼看着，骂爹骂娘，像一群背运的强盗。栓儿身旁站了另外两个男人，每人也端一把长镰刀，三个人说好，得了圆木三家平分。栓儿实在不情愿同旁人合伙。但要想捞到大根圆木，至少得三个人，圆木像一匹野兽从上游横蹿竖跳地奔过来，三把镰刀得一头、一腰、一尾同时剁上去。一个人不行，圆木会把人也拖进洪流。据说栓儿被拖走过一回，那回他拦住了一根合抱粗的大圆木，镰刀剁得很深，他拼死力往岸边拉，圆木被水冲得横过来，拖着他往前跑，众人喊他放手，合抱粗的一根杜梨木呀！他舍不得，再说也不能就这么倒赔了一把镰刀。圆木把他拖进河心，他撒手了镰刀，攀住圆木，就那么让浪头挟裹着，摔打着，漂了几十里，没死，也没放手那圆木，清平河一个急转弯把人和木头一起扔上了岸，只是浑身被水中的沙砾、树枝拉挂得鲜血淋淋。那样的事只可做一回。那时年轻，又没有婆姨娃娃牵挂着。
栓儿的力气是全村第一。栓儿的饭量全川第二。都说上川的贾家坪有个人更是好吃法，一顿吃过二十几个白馍，一顿吃过一簸箕油团团儿。有年八月十五，那人割了八斤大肉，放在锅里煮熟，婆姨捞一块切一块，那人吃一块，吃了一程儿那人说：“对球了，也给你们娘儿几个留些儿。”婆姨再去捞时，净撂下一锅汤。在山里受苦时，老乡们总爱讲这个故事，讲得有板有眼，语气和表情都掌握得恰当。单是肉的数量一节，常常引起争论。“不止八斤咧，八斤了，我吃着也老消停！”“怕够十斤哩！”“噫——，十二斤也够！不信咋？！”
说十二斤的人脸也红，脖子也粗，青筋暴涨，仿佛受了许多年冤枉。其实没有人压制他，众人都情愿信任他，就像情愿信任老天爷是有眼的。说十二斤的慢慢平定了情绪，沉思着点烟。众人也都静静地追忆或畅想，气氛异常和睦起来。这故事我听人讲过不下十次，肉的数量最高到过十六斤，只有“放在锅里煮熟，婆姨捞一块切一块，那人吃一块”这一情节不变，而且讲的时候音调温柔得如嫩柳轻扬。我渐渐醒悟，那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若长久地饥饿便能长久地流传，最终如灶王爷、城隆爷、赵公元帅一般，又生出一路神仙，主管人间吃肉的事务，保护众生吃肉的权利。
栓儿是全村第一个好受苦人。别人担两趟粪，他只用一趟，一趟把两担粪全担上山，剩下的工夫可以整自留地，可以鼓捣他的小铁匠炉。他有一套铁匠的家具和一份打铁的手艺，能打除拖拉机之外的一切农具。他还是个不坏的木匠，手艺当然比不上宝生，宝生是专业木匠。但要是破木方、立柱架梁，人们宁愿请栓儿。宝生专做细木工，而且老了。但那时只有上山受苦算社会主义，担个铁匠挑子去揽活做就不如直接去县大狱。县里、公社都有铁匠铺，没有木器加工厂，因而宝生获准可以出去揽营生，但每日所得要全数交到队里，队里给宝生记十分工。即便如此，栓儿还是羡慕宝生，一天三顿饭吃在雇主头上，省了自家的粮。在栓儿眼里，天下幸福者莫过于宝生。还有榆林、绥德下来的那些匠人，出了力就能见到钱，钱是旱不死冲不走的。大约榆林、绥德有另外的政策，我们这地方穷得还不够。有年冬天，栓儿半夜起身，冒了大雪，担着铁匠挑子偷偷离了清平湾。婆姨只对人说他是去串亲戚了。那一年是遭了旱灾，家家囤子都见底，再看看栓儿的铁匠家具全不见了，谁还解不开他做什么去了？栓儿出去了一冬，回来时一根粗绳等着他，五花大绑被请到县大狱去。那些年，人们渐渐不把坐大狱看成太可怕的事。犯人亦可谓“公家儿的”，遭不迈灾都有饭吃，监狱以外的人倒难免吃糠、挨饿。乡下人也不在乎什么档案不档案，想不出将来会有什么好事要受档案影响。栓儿在狱里养了几个月，白白胖胖地放回来，庄里人都说：“咳呀——，做得了嘛！”
译成北京话就是“赚啦”或者“不亏”。只是亏了窑里人。栓儿婆姨挺着个大肚子正在地里锄豌豆，听说男人回来，慌慌地往回跑，见了栓儿眼泪汪汪坐倒在窑前。当夜又为栓儿生下第四个儿。
栓儿在队里受苦再不多出力。只是譬如捞河柴的时候，他才又绷紧了浑身的筋肉。
二十四
谢天谢地，雨渐渐小了，没有下雹子。
骤然天开了，夕阳异常辉煌，山川灿烂，清平河宽阔、浩荡。
水声依然震耳，大浪还逞着余威，浪峰上托出被淹死的羊。
阳光又爬上崖畔，瞎老汉和“花脑”坐在崖顶上。清平湾又恢复了安祥。婆姨、娃娃都跑向河边。小脚老婆儿也翘翘地往河边去。
大水翻滚得好看，夕阳在每一个浪尖上点亮一炬火把，像在庆祝一个节日，狂呼狂舞着去黄河。
岸上的人群也像在庆祝一个节日。很多人捞到了死羊，喊，笑，把羊往窑里抬。又都真诚地喟叹：“不晓哪庄里又倒了运……”
我们也找来镰刀绑在木杆上，七捞八捞也截住了一只死羊，使劲往岸上钩。全体女生不近不远地围在我们身后，模棱两可地念些贺词：“呀——”“哎哟——眼睛还睁着呐！”“真惨噢。”“小心别掉下去。”“呀——！”众男性就感到身体里添了燃料，七手八脚出了许多笨力气。羊腿一颤，贺词也一颤：“哎呀……！”纷纷退一步。男生退一步进两步，抓了羊腿，抓了羊头，镇静如一帮元帅。
把羊抬到灶房，当即剥皮、剔肉。女生仍都围在四周，想帮点忙似的，提醒应该拿一个盆来，再拿一个盆来。
“你们还不赶紧和面。”男生说。
“和面？”
“啊？”
“白面？”
“当然白面。”
“干嘛？”
“吃！废话。”
“废话！吃什么？”谁也不是好惹的。
“饺子。”
饺子很鼓舞人。大家都变得勤快、大度、和气。月亮升起来，饺子熟了。男生聚在碾盘周围“唏哩呼噜”地吞；女生围住磨盘，吃态雅不了太多，终归噪音小些。大家都一样甩汗。几条狗远远地坐在暗处。一只猫跳进灶房，被打出来。猪也哼沟唧唧地过来晃，听说人们吃的羊肉，自己有点放心。小彬吃出一块糖来，女生们都笑眯眯地把目光投向他，说吃着了的有福。
这是男女生双边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晚上躺在灶上，心里胃里身上都舒服，大伙又记起小彬有福。
“驴奔儿算有着落了，你们几个还得让我费心。”“这孙子！咱们先给他张罗一个怎么样？”“行，给我张罗谁吧？”“沈梦苹怎么样？”
“不行，沈梦苹看上仲伟了。”“听他妈这小子放屁呢！”仲伟说。
“那算了，给你说庄宁吧。”“庄宁？庄宁看上金涛了。”“真的？何以见得她看上我了？”金涛比仲伟有幽默感。“捞羊那会儿她老看你，没发现？”“没发现。你发现了？”“当然。”“你老看她来着？”
这时候李卓出去上厕所，提着裤子跳进来：“嘘——别嚷啦，女生就在疤子窑里呢。”我们和疤子家住隔壁。“真的？谁？”“好几个。”
大家侧耳细听，崖下的水声很大，疤子窑里是像有她们的声音。
“得，这回可他妈现了。”“别说话，听！”再听，水声依然大，疤子窑里又像没有她们，明娃妈在织布。“精神病，你们。”“李卓这小子，甭给他张罗！”“小点儿声！你们听——”又都支楞起耳朵来，疤子窑里确实有细声细气的北京话。大家都闷了，面面相觑了一会儿，又都压低声音笑起来，说这下可恶心了。“咱们刚才都说什么了？”大伙逐句回忆一遍，无疑不妙。“她们也许听不见？”“没法儿听不见，多大声儿呢。”“顶他妈牛小子声儿大。”“你呢？你他妈不比我声儿大？”大家都有点傻眼。
我们虽然有时开些没分寸的玩笑，但心里都把爱情看得纯洁、神圣。那夜集体失眠，不断有人去上厕所。头一回正正经经地探讨了爱情问题，知无不言，大家都多懂了不少。
天亮，小彬去问疤子，昨晚女生是否到他窑里去过，疤子说没有。
二十五
不久，另一个庄里插队的同学来串，说起他们那儿遭了雹灾。麦子全打烂在山里，老乡们拿着笤帚、簸箕上山去，把混了麦粒的黄土撮起来，一点一点地簸；娃娃们在黄土里一颗一颗地捡。不少婆姨簸着簸着哭倒在山坡上。我们听得肃然又惊然。
“国家会给救济粮吧？”
“给哩。给不闹①。”
“能给多少？”
“球不弹，”老乡说：“要饭去呀！”
“要饭去？”
“不了咋介？饿死去？”
这言论可算反动。不过那是北京的习惯，在我们那儿行不通。
我们那儿的规矩是，出去赚钱要绑一绳，出去要饭可以随便，方圆几千里内保证没有外国人。西哈努克来过一回延安，据说那几天延安街头没有要饭的。要饭多在冬天，一来闲下无事，二来窑里剩的几斗粮要留到春天吃，否则农忙时靠什么来转换成牛一样的力气呢？有时是一个人，拖一根木棍，提一个布袋，木棍随时指向身后称职的狗。
有时是一家人，男人喊一声：“打发上个儿！”婆姨牵定娃娃站在男人身后。挨家挨户地要，只要给，无论多少都满意。给的人体会要的人难，要的人看出给的人距自己也只差一步。
刚到清平湾时，我们还信奉着“在我们国家，要饭者必为好吃懒做之徒”的理论。茫茫大雪中，走来一个拖着木棍的人。村里的狗叫起来。那人走到我们灶房前，喊：“打发上个儿！”那人长得挺魁伟。
“你干嘛不好好劳动？”徐悦悦先去质问那人。
“什嘛介？”那人没听懂，声音很和气，以为是在和他商量一件什么事。
“不劳动者不得食！”沈梦苹说。
那人愈茫然，怔怔地站着，才发现这群人的语言和穿戴都奇异。
“你身体这么好还要饭哪？”
“你是什么农？”
“打发上个儿，”那人低声说。他既不懂我们的话，又不知道再该说什么。
明娃妈走到那人跟前，给了他一块干粮，说：“这些才从北京来，解不开咱这搭儿的事。”
那人拖着木棍走了，不时惶惑地回头来望。
冬天，我们熟悉的人中也有出去要饭的了。我们知道那些人实在都是干活不惜力的好受苦人。清平湾虽没遭雹子打，但公粮收得太多，年昔欠下的公购粮又要补上。年昔我们庄也是因为遭了灾，公购粮卖得不够指标。指标年年长，因为年年都有“一派大好形势”。要饭都是跑出几百里地去要，怕在熟人跟前脸面上不光彩，又以为越远的地方生活会越好些。翻山越岭，走雪地，顶寒风，住冷窑，那绝不是好吃懒做的人能受的。
冬天，我回到北京。母亲乐得不行，继而又落泪。我把一年的所见所闻向来看我的人讲个不停，自我感觉像个历险归来的英雄。听的人都惊讶，都感动，都叹气，最后又都认为我长大了。白天，剩我一个人在家，站在阳台上，看见上班的人潮，看见下班的车流，看见退休的老人带着孙子在冬阳下散步，心想天底下确乎不只有一个世界……
（未完待续）
（《钟山》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