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去年暑假,徐悦悦从美国回来探亲,到我家来看我。她穿了一件结构非常简单的针织衫,一条短裤,戴一副金丝眼镜,留着披肩发,显得比十几年前插队的时候还年轻。也许是因为那时她们都穿又肥又大的蓝制服,显不出身材的美来。她已经拿下了硕士学位,正在攻读博士,专业是什么“细胞免疫”一类,我搞不太清。

“还要学几年?”

“两年。或者三年。唉——!”

“怎么‘唉’?”

“就是。唉——!”她自己也笑,沉一下,说:“嘿,你负责把你们那伙男生都找来,我负责找女生,咱们清平湾的一块聚一聚怎么样?”

“你请客?”

“当然我请。”

“气真粗。财大气粗。”

“唉——”她又笑,耸耸肩,有点美国毛病。“怎么样?”

“都找来恐怕办不到。”

“当然,得在北京的,能找来几个找几个。”

“去烤鸭店?”

“不如就在家里。买些熟食回来。可以好好聊一聊。吃扁食怎么样?嘿!吃扁食!”

“那就便宜了你。”

“咱们可以把馅弄得好些。为的是大家一块边包边聊有气氛。”

“在谁家?”

“当然在你家。你这腿有什么变化没有?”

“很稳定,雷打不动。”

“我在美国问了不少大夫,也都说这种病……”她摇摇头。

“不过你的精神状态真好。”

“没办法。没办法的事太多。”

“真是真是。真对。唉——”

“怎么回事你?”

她勉强笑笑,又勉强笑笑:“也许正像你所说,没办法的事太多。”

“就下星期日?”

“什么?嗅,行。”

男生来了六个。女生来了三个,庄宁、沈梦苹和徐悦悦。徐悦悦又把她在美国的生活介绍一遍。她自己住一套房子,一间卧室,一间客厅兼书房,厕所、厨房、洗澡间都有。住处周围的环境很美,处处是草坪,小树林,白色和红色的小楼房,幽静的小路。春夏一片绿色环绕,秋天色彩斑澜,天发亮时各种鸟儿就叫起来。吃的东西非常便宜,(只要你别老去下馆子,那可受不了),一个大冰箱装满了鸡、肉、蛋、菜、水果、饮料和鱼,够吃一星期;花一点时间自己做做饭,吃得很好。过节时请几个朋友来,施展一下中国的烹调技术,(艺术,我说)把那些美国人都谅倒。

“你已经把我惊倒了,”仲伟说。

“嗯?”

“房子!你知道我现在住几乎米?三口人,十平米,其中四平米漏雨。”

她说她本也想买一辆旧汽车,可她不敢开得太快,那样在高速公路上开就要被罚款,所以没买。她总搭她的美国老师的车,车开起来飞一样。她到她美国老师的家乡去玩过一趟(是在密西西比河边,还是在密苏里河边,我又没记清),总之是乡下,是牧场(还是农场?我这记性真不行)。她在那儿住了一星期。她老师的父亲经营着牧场(或农场),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忙于各种运动,譬如为残疾儿童募捐,为一些其它国家的难民募捐,或者去游行,抗议核军备竞赛什么的。她在那儿学会了骑马,在一望无际的牧场上跑。太阳出来时,雾气渐渐退散,露水依然闪光,牛叫,羊叫……

“你们知道我忽然想起了什么。”

“清平湾。”

“唉——”

“谢谢你的中国心。”

“别逗了。你们不理解,这是自然而然的。”

大家都垂下眼睛包饺子。

“其实那儿和清平湾一点儿都不像。他们家是一座很大的白色的房子,房子后面不远,有一片水塘。晚上他母亲总弹一会钢琴。

我就想起陕北那些揽营生的吹手,喔儿哩哇啦的唢呐声。还有那时仲伟总在晚上拉小提琴。水塘那儿总有几个孩子在游泳,钓鱼,划一条漂亮的木船。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水塘边,从日落一直到月光很亮,白房子那边又传来钢琴声,我忽然想哭,当然中国人善于不出声地哭。他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你们美国人不会懂。他说他当然懂,很遗憾我会觉得他不会懂。“大家又都沉默了一会。大约都想起徐悦悦已经三十多,还没结婚。徐悦悦带回来一道难题:那个美国人爱上了她,她也喜欢那个美国人。可是她知道她必须要回中国来。

“怎么必须?”

“没人强迫我。而且那儿的生活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不习惯。”

“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

“挺好的。确实挺好的。”

“模范丈夫?”

“少废话,现在还谈不上。我大骂过他两回。我这人怪,我也知道我这人太怪,中国的很多弊端我可以说,可是我不许他说,他一说我就来火。他倒是不光说中国的,也说美国的。”

“这反而有失国格。好像中国人都跟你一样是极左分子。”

“少废话!”

“而且不一定只有呆在国内,才是爱国。”

“这我比谁都懂。可不知怎么的,我想我要是不回来,非忧郁而死不可。我不知道我干的一切事,都是在为谁。”

“不一定在中国才能为中国干事。杨振宁的成就对全人类都有益,其中也包括中国人。”

“这我比谁都懂。可我不行,我好像只有看见我是在为谁干事,我才能相信我是在为谁干事。我大概是个感情型的人。”

“那——,他不能到中国来吗?”

“也许能来,但他能不能永远在中国,我不知道。我也不能那么要求他,他有他的祖国、事业。我也不相信我对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能让他永远在中国。他的研究课题,目前在中国搞起来就很困难。”

“你呢?”

“什么我呢?”

“你的专业,回国后会不会……?”

“够呛。我有点后悔当初选了这个专业,不如就当个医生。要不就回国当老师,光讲理论,不需要很多设备。”

“你离开他觉得怎么样?”庄宁问。

她不说话。

“那怎么办?”

“唉——”她强作欢颜,对我说:“所以那天你跟我说,没办法的事太多了,我说真对。你们几个男生喝酒呀?”

“要么留在美国,要么回来,”小彬干了一杯酒,说:“再找一个,好人有的是,没什么难办的。”

“找谁?你们都成家了。只有他,”她说我。“可他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不移。”徐悦悦显出美国式的开放和幽默,为了把心底的忧郁冲淡。

大家说应该为徐悦悦干一杯,为她将来的好运,也为她不再像插队时那样是个极左分子了。

“谁是极左分子?!”她又跳起来。

“就是你,阁下,这没错儿。后沟里的果树不是你领头砍的?”

“废话!没有你们?!”

只有金涛一直不怎么说话。

二十七

插队的第二年,村里的小学校要增加一名老师,队干部开会决定让金涛当,认为他的字写得好,又能说,保险哄得好那股于娃娃。金涛上任不久,原来的那个老师又病了,到县里住了医院。

金涛说他一个人可不行,要求再派一个老师。徐悦悦便自告奋勇。徐财想,这事便宜,不用再耽误一个男劳力,当即批准。

男生又都敏感,说:“行,牛有点儿桃花运。”“有道理,徐悦悦八成是奔着牛去的。”“金涛这下子要受气了。”

“别神了!我受什么气?”

“徐悦悦可是个厉害主儿。”

“厉害?瞧我收拾她。”

“牛——!”

“嘿你们等着,我十天之内让她俯首贴耳。”

“牛×哄哄。”

我那时当了饲养员,喂牛。二十几头牛,我喂十几头,一个老汉喂十几头。老汉姓白,我在另一篇小说中写过他。饲养场离小学校很近,一下课金涛就跑来,把学校里的趣事不无夸张地跟我说一通:“刘志高的儿子没白养活,一道应用题,‘地主平均每个月剥削贫下中农245斤粮,一年剥削多少斤粮’,他掰着脚丫子算了一节课也没算明白。我换一种说法,‘你大平均每个月挣245工分,一年挣多少’,这小子用了五分钟,算对了。我说那第一道呢?他说一满不晓得该用加法还是减法。我说这第二道呢?他说这样的题他大常叫他做哩,用加法。我一看他的草稿纸,这小子是个天才,把245加了十二遍居然没出错儿。”我们笑了一阵。白老汉说:“实际的工分不是一个月跟一个月都不一样吗?山里的娃娃脑憨得危险。”

“把徐悦悦收拾得怎么样了?”我问金涛。

“什么?”

“装什么傻,十天已经过去了。”

“噢。”他安静了一会。

“五元儿更神,”他又说,“565+27,他居然算出得835.我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他列竖式时是把前头对齐了……”

我说:“咱们别打岔。说徐悦悦呢。”

“找不着碴儿。”

“这么说,关系不错?”

“别神了你。”

上课的钟声敲响,他跑回去。敲钟的是徐悦悦,一边敲一边朝饲养场上望。我忽然觉得喂牛是寂寞了些。

有一天,金涛慌慌地跑来跟我说:“一会儿徐悦悦没准儿要来跟你借象棋。她跟我借,我说那棋是你的,我不管,把她干了一愣。”

“那我借给她不借?”“那我管不着。”他说完跑回去。这一下午我喂着牛,似乎每一分钟都有着盼望,寂寞少些。然而徐悦悦并没来借象棋。

小学校放了学,我路过教室窑前回自己的窑去,觉出里面有响动,扒窗一看,教室里只有金、徐二人,正面对而奕。金涛低着头费思考,徐悦悦的目光却全投在金涛身上,我以为那目光在徐悦悦来说是罕见的深情。

晚上我问金涛:“怎么个意思?”他说:“这家伙太狂,说要杀我三盘不开章。”“结果多少?”“一比一。×!我走了一步大臭棋,不然二比零。”我们俩坐在场院里,风很爽,带了雨水打过的麦秸味。从这儿可以望见女生窑里的灯光,和窗纸上晃动的人影;也望见男生窑里的灯光,听得见仲伟的琴声。我们俩好一会没再说这事,在平平的场院上拿了几个大顶,又坐在麦垛旁。清平河轻缓的水声,像为静寂的群山唱着眠曲。

“我看,徐悦悦真对你有点儿意思。”

“别神。”他的语气有些含混。

“你走棋的时候,她不看棋,一直看着你,脸特红。”

“你他妈老逗。”

“我要逗,我是孙子。”

“你看见了?”

“当然我看见了。”

他没话说,就吹起口哨,吹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童年时的歌。

“她今天教学生唱这歌,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没过多久,一到晚上男生窑里就不见了金涛。他和徐悦悦一块去“家访”,徐悦悦的新点子,就是到学生家里去,要求家长支持学生好好学习,再宣传一通教育的深远意义,告诉人家不要鼠目寸光只看见那几个工分。一到晚上金涛就往外溜。

“干嘛去嘿,又往外溜。”

“去家访。”

“美其名曰‘家访’?”

“向毛主席保证,真是家访。”

金涛往村子中心走,几个男生在后面悄悄跟着。村子中心那片空地上,淡淡的月光照见一个人影。金涛走近去。“今天去怀月儿家吧。”

徐悦悦的声音。金涛就跟在徐悦悦身后走,相距三米远。

大家有点扫兴,侧耳屏气再听,两个人再没别的话。几个人再跟踪走一阵,见两个人果然进了怀月儿家。

怀月儿大要让怀月儿退学,说怀月儿妈也要山里受苦去,不然工分就不够,这样窑里短下个做饭的人手。徐、金二人全力说服张富贵,把学校的成绩册拿来给他看,说怀月儿聪明得危险,又肯下力气学,各科学习成绩都是全校第一,将来肯定能考上初中、高中,说不定能上大学,张富贵是个见过世面的,又让二人说得高兴,于是答应:“那就让这鬼女子上吧,要真能上了大学,她老子要饭去也供养她。”

我喂牛,很晚才睡,有时发现徐悦悦和金涛站在小学校的窑前说话。这办法好,比躲到犄角旮晃去让人少生猜疑。我一边给牛添草,一边心不在焉地跟喂牛老汉搭汕着,耳朵却注意着小学校窑前。两个人的说话声也大(又使人少生怀疑),总是说着村里的事、教学上的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事,“马列主义认为”或者“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一会儿,金涛冲我喊:“马尔萨斯是哪国人?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分明是想向我证明,他们俩实在都是说的正事。偶尔,小学校窑前好一阵没了说话声,我就叫白老汉的小孙女留小儿去看看。“看啥?”“看他们俩在干啥。”小儿跑去又跑回来,说:“二人站着看星星哩,一满不言传。”我悄悄绕到小学校的窑顶上,往下看,见两个人东一个西一个,间隔仍是三米,都站着,仰脸想什么。我在窑顶上等一会儿。徐悦悦终于说话了,说的却仍然是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的重要性。

这两个人平时都伶牙俐齿,却在双边关系上都畏缩不前。直至都离开清平湾,两个人谁也没把心愿说明,以致成了双方永远的谜。金涛对自己现在的家庭生活不大满意,抱怨他妻子比他小了六岁,没插过队,什么都不懂,时常感觉像是隔代人;两口子一度吵到要离婚的地步。去年徐悦悦来,我偶然说起金涛的这些事,徐悦悦说根本不在于他爱人插没插过队,金涛这人不太懂感情,对人太冷。金涛知道后说:“什么,倒是我太冷?”之后笑笑,挥一下手,意思是:往事再提也无益。

二十八

去年回清平湾去,见到怀月儿。她已经二十四岁,还没有结婚。

“问下婆家没有?”我问。“没嘛,”她忸怩地绞一下手,又说:“晚婚哩嘛,倒不行?”二十四岁的女子还没结婚,在我们那地方就太特殊。

晚上住在疤子家,成群结队来看我的乡亲们都散尽,怀月儿还不走。明娃妈说:“先叫这睡吧,有话明儿格再拉,他有病哩。”

怀月儿说:“要你老婆儿说咋?我晓得。我就再说上一句。”然而她又半天说不出一句,欲言又止的样子,两只手左绞右绞,表情有些忧郁。明娃妈说:“噫——,看这女子是咋啦,憨啦?”怀月儿也笑,说心里有话要说哩,一满不晓得咋介说。我说,你想咋介说就咋介说,怕什么。她又楞半晌,忽然说一句:“我把金老师和徐老师都欺骗了。”说得我摸不着头脑。我说:“这倒怪哩,他们俩都精得跟鬼似的,能让你给骗了?”她说:“不是的。是我没本事,考上了初中,考上了高中,白念了一顿,也没考上大学。考了三年,考得一年不胜一年。把金老师和徐老师都辜负了。就这,你回北京见了金老师和徐老师就说给,说怀月儿没本事,把他们给欺骗了。咋你睡,我走呀。”她爬起身就走出去。

我躺在炕上,抽着烟发愣。

明娃妈说:“唉,这女子。她常说对不起金涛和徐悦悦的话哩,说要不是他们去跟她大说,他大就不能让她上学。这女子就想上学哩。考了几年没考上,不晓得这程儿心里想些甚。她大给她说了几回亲,她一满不同意,见也不见,说要个人作主寻婆家。我说是这女子上学上憨了,倒不胜不上的好,看把自格儿熬煎的……”

人的命运真不知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就被决定了。金涛和徐悦悦带给怀月儿的,是幸福还是痛苦?假如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呢?怀月儿现在是什么样呢?

“看留小儿这会儿,两个娃了。”

“她嫁到哪村儿了?”

“高家圪坛垯。”

明娃妈在灯下给我铺被,背微驼了,有了白发,脸上的皱纹散开还是道道白痕。

“她爷爷死的时候,她出嫁了没?”

“留小儿出嫁第二年,白老汉就投下。”

我想,我那位喂牛的老伙计临终时一定是松心的,这也好。

二十九

去年,回清平湾之前我给随随写了信去,说我要来村里住几天。据说随随当了大队书记。然而直到起程之日还没收到随随的回信。也许是县城到清平川的路断了?发了洪水,邮件送不去?也许是随随拆开信,却记不起我是谁了?坐在火车上,我忽然觉得此行未免太孩子气,也许那儿根本没有人记得我了。同行的那位“太行山人士”又说:“放心,老乡肯定记得你。我离开太行山已经十五年,我现在要是回去,至少当年跟我学琴的那个小女孩肯定记得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有信心。

天黑时经过—个小站。客车乱哄哄、吵嚷嚷地靠在站台边。另—边的路基上走着—个汉子,时而弓了腰,用鎯榔头在车轮上敲。车窗里透出的灯光照亮那汉子的脸,木然,眼睛只注意看车轮,绝不对车窗里的人感一点兴趣。他有自己的生活。火车又乱哄哄、吵嚷嚷地离开小站,我一直看着那汉子走上站台,走进一间黄色的小屋去。清平湾的人凭什么要记得我们呢?有过那么一群北京学生,少男、少女,乱哄哄地来了,吵吵嚷嚷地住了三、四年,又一个二个都走了。来去匆匆,都不晓得为了什么。清平湾还是清平湾,在那偏僻的大山里,看着日出日落,做着一年四季的营生,过着自己的日子。

三十

六九年底回北京探亲时是二十个人,在家住了两个月,过了春节又回清平湾的只有十七个了。男生里有两个转到河北老家去落户,一样是插队,平原上的日子总比山里好过,又离北京近。女生中是刘溪,随父母去了干校,在南方。

又要回陕北了,母亲为我收拾行装,无论什么都嫌带得太少,挂面、红糖、荤油,想尽办法往提包里塞;一会又跑到商店去,捧着抱着回来:罐头、奶粉、麦乳精……“行啦,带多少也不够一年吃。”我说。她又在行李的缝隙间塞上巧克力,东一块西一块。

“带这么多这个干嘛!”“在山里干活饿了吃一块。”逗得我直笑:“您真该去接受接受再教育。”母亲误会了,说:“也给贫下中农尝尝嘛。”我拍拍她的肩膀,歪着头看她:“行。不会有人怀疑您的阶级感情。”“别跟我贫嘴。多带一点儿又有什么关系!”“关系是没有,可下了汽车全得我自己扛。”母亲不言声了,记起了有三十几里山路要靠腿走,她又把不要紧的东西往外掏,掂来倒去,偷偷地抹眼泪。

离京的前一天,我们还不知道刘溪转走的事,袁小彬还很快活。

“嘿驴奔儿,你不如去问问,没准儿刘溪她们愿意跟咱们一块儿走。”

“高!大包儿小包儿的,路上帮人家扛着点儿,你那么壮。”我们实在不完全是开玩笑。我们又都长了一岁,十八了,心底的那种愿望大约也长大了,有点要暴动似的。但是那愿望还必须以开玩笑式的语气表达,以便需要时可以声明“我不过是开开玩笑”。

第二天我们在北京站的大钟下集合。李卓来得最晚,嘻嘻哈,哈了一阵子,忽然对小彬说:“哟,对了,听说刘溪跟她们家去干校了。”

小彬先还不信,见李卓确乎一本正经,便“刷”地一下把脸色弄白。

“你听谁说的?”我问。

“郭大脸。”那家伙脸长得大,和我们一个公社插队,不在一个村。

“说明白点,”仲伟说:“是去了就不回来了吗?”

“废话。不信你们去问郭大脸。”

“他怎么知道的?”小彬强作镇静,脸上的肌肉已经绷紧了。

“他舅妈的姐姐跟刘溪的二姨在一个教研室。要不就是刘溪她舅妈的姐姐跟郭大脸的二姨。我没记清楚。”

“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时候?”

这时候大喇叭里开始“请到太原去的旅客上车”了。那回我们走山西,先要经过太原。车票都是家里逼着买的,我们本打算退几张,每人一张车票实在花钱太多,结果让刘溪的事给搅得上了火车才想起来。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昨天晚上。”

“你去郭大脸那儿了?”

“他来找我。”

“还说什么?”

“什么还说什么?没说什么了。”

小彬无心再问,再问也是枉然。

残冬未尽,火车在光秃秃的原野上走。铅灰色的天空正酝酿着一场春雪。

大家一致认为刘溪太不像话,继而又认为这人本不怎么样,长得也不过一般,个子虽然合适,可太瘦,皮肤也白得太过。“像她那样儿的多着呢。”“比她强的有的是!”

小彬呆坐着,像是没了魂儿,一会又附和着我们笑,笑得驴唇不对马嘴,以报答我们的好意。

“这事也不能怨刘溪,”有人说了句公道话。“刘溪知道什么?”

沉默了一下,大家又都埋怨小彬了。“让你早点儿给她写封信,你不写。”“我都说给你送去,你都不写。”“那回捞河柴时,刘溪直要跟小彬说话,这小子什么也看不出来,光顾着拽那只死羊。”

……

三十—

我们六个人正好占据了一个窗口。对面窗口的四个座位上是一男三女,一看便知也是插队的。车厢里随处可见北京知识青年,多数是回山西的,回陕西的多不走这条路;打扮都相近,蓝色的或军绿色的棉大衣,白塑料底的黑灯芯绒棉鞋、一顶栽绒棉帽,女的只需把棉帽换成围巾。烟气腾腾的一伙,或大嚷大叫的一帮,如同一车开往前线去的兵痞。只一年,学会抽烟的人已占多数。女的也是成群结伴,但都牢记了离家时父母的叮嘱,静静地坐着,熬着旅程。

有一帮家伙从北京站一上车就开始喝酒,这会儿到了高xdx潮,吹着口琴唱:冰雪覆盖伏尔加河……

对面那一男三女中的一男,看样子比我们年龄还小,长得像个小姑娘。他不时望望小彬,望望我们,想要跟我们说话的样子。

三个女的轮番管教他,但他却总想摆出男子汉不屈的架势,手插在裤兜里,脚踏着拍子,尽力把三位女士的教导当耳旁风。那边的口琴声和歌声愈见高亢,他听得忍不住笑。“一群走调儿大爷。”他冲袁小彬说。小彬没理会,双目无神地呆坐着。“少讨厌!”三女同声呲儿他。那群“走调儿大爷”还是让他忍不住笑,但不出声,像是回忆着什么纯洁又美好的事。三个女的还说他“讨厌”。他仰脸看着车厢顶,深呼吸,想把笑憋回去。

“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一群声音,什么调儿都有,我也忍不住笑。

他像得救了,把目光转向我:“是不是走调儿大爷?”

“少讨厌!”三个女的几乎同时说。

“嘿,哥们儿哪儿的?”他冲我说。好家伙,要打架是怎么着?插过队的人多半知道,这句话可以算“叫碴巴儿”——就是找碴儿,挑衅。他自己也一愣,觉出话说得不对劲儿,忙改口:“你们在哪儿插队?”

“陕北。”

“哟,你们哪个县的?”

我告诉他。

“哟!咱们是一个县。你们哪个公社的?”

“清平川。”

这回让他失望,却又说:“我去过清平川,咱们离得不远。”然后他又说了几个在清平川插队的人的名字,问我认不认识。我都不认识。

三女中的一个在偷偷拽他。三个女的都瞪他。“你少讨厌!”三女中的一个低声说他。三个女的都显得比他大,都不正眼看我们。过了一会,我到两节车厢交接处的门廊里去站站,他也跟过来。

“哥们儿,抽烟不?”他掏出一包“牡丹”,撕开锡纸。

“不抽,我不会。”

他便难为情地把烟盒上的锡纸又包好,收起来。“其实我也不会。”

天阴得很沉,空气湿漉漉的。

“没准儿要下雪。”

“没准儿,嗯,得下。”

“要不就抽一根儿。”我伸出两个指头碰碰嘴。

“哈,你会!”

我们俩一人点上一根。看来他抽烟的水平还不如我,只是让烟在嘴里过一遍,不敢往肺里吸,唾沫把烟弄湿小半截。

“真抽没意思,”他说,帮我掸掸落在身上的烟灰,似乎与我的关系已经亲密。“我叫王建军。”他说。

“你哪届的?”

“高六七。”

“高六七?!”

他又改口:“初六六。”

“别逗了,你比我还大?”

“初六七,这回是真的,骗你是孙子。”

我上下打量他一回,看见他的裤脚接了一截颜色比原来的深。“嘿,你们那个大个儿真够类的。”他说的是小彬。他好像对小彬有特殊的兴趣。“他得有一米八五吧?”

“差不多,一米八七。”

“嗬!”

“怎么啦?”

“不怎么。得留神前头那帮又抽烟又喝酒的家伙。”

“他们怎么?”

“想找不痛快。”说这话时的口气,仿佛那一帮人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什么时候?”

“在北京站。老往我们这边膘,老想跟我姐姐她们搭话儿。”

“说什么?”

“倍儿流氓。问我姐姐她们十几了。”

“哪个是你姐姐?”

“个儿最高的。那仨窝囊废!还真告诉人家,‘十八——’,顶他妈我姐姐傻。”

“十八岁应该是初六八的。”

“那帮小子,抽烟抽得油着呢。”

“你姐姐是初六八的,你倒是初六七的?”

他一愣,笑了。

“我看你也就十五。”

“十六。真的!还差一个月。”

“你干嘛也来插队?”

他满脸嘎笑顿时凝固,又慢慢消失。

门廊里,车轮轧在铁轨上的声音特别响,“咔哒哒——咔哒哒——”。火车又经过一个小站,变换轨道,车厢摇摆得厉害,过道处的门晃来晃去“嘭”地关上。一会儿,声音变成“空嗵嗵——空嗵嗵——”,火车开上一座桥。

“瞧他妈这烟,还‘牡丹’的呢。”王建军从烟卷里揪出一根烟梗子,乘机冲我笑笑,那神气彻底是一个孩子。我忽然觉得我是很大了。

过道的门开了,三女中的一女来叫他回去。

“你姐姐找你半天了。”

“等会儿。”他慌忙把大半截烟扔掉,踩灭。

“快着!”

他只好回去,对我说:“咱们一路走,有你们那个奘哥们儿就行了,没人敢费话。”

“没的说!”我说。

那时候,知识青年中打群架的事不少。满怀豪情壮志去插队的人毕竟是少数。将来如果有人研究插队的兴亡史,不要因为感情而忘记事实。那时候,工宣队为了让大家都去,就把该去的地方都宣传得像二等天堂,谁也不愿意敬酒不吃吃罚酒,也就都报名,也就对工宣队的话相信一半,心想敢于百分之百说瞎话的人还没有出世。其实呢?出世已久。结果到了插队的地方一看,就都傻眼。譬如清平湾,简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那不是在上一个世纪,或上几个世纪。种地全靠牛、犁、镢头,收割用镰刀,脱粒用连枷“呱哒呱哒”地打,磨面靠毛驴拉动石磨“嗡嗡”地转,每一情景都在出土文物中有一幅相同的图画。分到手的粮又很少,预示了前途的不妙。被欺骗感就变成愤怒。这愤怒便取了一种可行的方式发泄,一些知青就开始胡折腾、打群架、拍婆子。心中空落,百无聊赖;拍婆子就是交女朋友,但不是谈恋爱,带了玩世不恭的色彩。有人羞于谈恋爱,却敢拍婆子。路上碰见个漂亮的女知青,走过去跟人家没话找话说,挨人家一顿骂也觉得心里热烘烘乱跳,生活像是有了滋味。

王建军想与我们结伴而行,格外看重小彬一米八七的块头,主要是想给她姐姐及另外二女找到保护。他觉得自己应该保护她们,又觉出自己难于保护她们,大约还看准我们几个挺老实。这孩子可谓用心良苦。

三十二

到了太原,开始下雪。在车站蹲了几个钟头,转慢车到了介休。买到了第二天的汽车票,又在小城里逛了一圈,天色已晚,觉得再去住旅店实在不合算。——光是睡一觉也得花六毛,决定还是在车站候车室去熬一宿。既然节约了三块六毛钱,大家又都赞成买点熟鸡吃。“买三只,每人半只吧。”卖熟鸡的老头儿提个匣子,点一盏小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是一面油污的玻璃,透过玻璃隐约可见四只鸡安稳地躺着。老头儿从来没做过这么太笔的买卖,高兴得胡子发抖,说随便再给他添几毛,四只鸡就全是我们的,他也愿意赶紧回家去吃一口热饭,睡一个好觉。我们又给他添了四毛,托着四只鸡回车站。

王建军和他的三位女当家,正坐在候车室里发呆。

王建军立刻迎上来:“你们找到住处了吗?我们去了几家旅店,都客满。”

“正合适,省下钱吃鸡!”小彬说。

“嗬!真没少买。”

“合一块钱一只。”

“够值的。”

“嘿,哪儿去?别走,一块吃!”小彬已不再沉默,想抓住一切人、一切机会,来冲淡刘溪留给他的忧伤。

王建军朝他姐姐那边望望,有些犹豫。

小彬使劲一按他的肩膀:“少费话,坐下!”

四只鸡摊开,转眼问被大卸八块。插过队的人都知道,此刻谁斯文谁倒霉。这还是刚刚离开北京,要是在村里,这时大约连鸡骨头也嚼碎。在村里,谁家里寄钱来谁就请客,至少要花掉汇款的一半。几个人兴冲冲到公社去,眼睁睁在邮局取了钱,眼巴巴在供销社买了罐头,急匆匆找一眼闲窑,把罐头打开,想得周到的带了勺子,粗心的只好下手抓,倾刻间肉尽汤干,咂巴咂巴嘴,一脚把空罐头盒踢下崖去,听一会儿狗在崖下的撕打声,只把另外一半汇款拿回村去慢慢受用。这会儿肚子里毕竟还有油水,吃得慢多了。仲伟心细,想起那三位女士。

“嘿,给你姐姐她们拿点儿去。”

“对对对,她们也没吃晚饭呢吧?”

“不用,不用,她们不饿。”

“你这小子没良心,你姐姐对你多好!”

我们是有点羡慕王建军,有那么一个好姐姐在身旁。他姐姐长得并不十分漂亮,脸色有些苍白,个子虽高,但身体显得纤弱。

她看王建军的时候,目光简直像个母亲。这时候,她正和两个女友挤在一起,三个人静悄悄的仿佛连呼吸也没有。她们这么放心王建军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感动,心里暖暖的。她的两个女友,一个长得算漂亮,另一个算得上丑。

“你要是不去送,”小彬晃晃拳头:“你盯着。”

仲伟捡了几块好肉,放在一张干净纸上。王建军只好送去,嗞溜一下跑过去,嗞溜一下又跑回来。太简单了点。

一会儿,算得上丑的那个姑娘走过来,也在我们面前放下一个纸包,一句话不说,以更快的速度走回去。有那么半分钟的寂静。随后我们都喊起来:“嘿,烧饼!”

“北京的烧饼!”

“还是热乎的。”

“别神了。”

“不信你摸摸!”

我们朝三位女士那边望。她们正偷偷地笑,也朝我们望,见我们正望她们,又都低下头。她们身旁有一个大铁炉子,炉壁的某个地方被烧红了一块。

吃着热烧饼,吃着鸡,时而还感觉到三个女性的目光。窗外漆黑,窗台上落了一层薄雪,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气。候车室里人不多,这个小站没有几班夜车。有几个农民裹着羊皮袄,或者抽烟,或者打呼噜。我抹抹嘴,问王建军:“你那包‘牡丹’呢?”

“哟,让我姐姐给拿走了。”

“没事儿,我就问问。”

“我给你要去。说是你抽,她多半儿给。”

“别介!别介,坐下坐下。”

“你们在村里,敢当着女生面抽烟吗?”他问。

“有什么不敢的?”

“我们村的男生就不敢。”

“怕什么。”

“怕她们给传到家里去。”

其实我们也不敢,倒不是怕别的,是因为女生们都有个偏见,认为抽烟一定是学坏的开始。其实抽烟真是有些好处,每天晚都喝稀的,几泡尿一撒,一会儿就又饿了,买鸡蛋吃又太贵,一包烟几个人抽,整晚上嘴里都有事干。单是怕她们给传到家里去?王建军到底小几岁,没悟透这中间的妙处。

王建军靠在小彬身上吹口哨,吹的是《星星索》,吹得缓慢、缠绵,倒不像只有十五岁。

“你的乐感真不错。”仲伟说。

王建军又笑了:“车上那帮走调大爷也不知是哪儿的。”

小彬直着脖子唱《三套车》。

“行了你,”仲伟拦住小彬。“你就是走调二爷,听王建军的。”

“唱什么?”

“随便,越黄越好。”

他唱了《鸽子》、《喀秋莎》、《罗梦湖》、《桑塔露琪亚》……

开始我们都跟着唱,慢慢逐个被淘汰,只剩了王建军和仲伟。他会的黄歌真不少。那时一切外国歌——除了《国际歌》——都算黄歌。不过“黄歌”二字在知青嘴里正失去着贬意。

“在那一八九五年的时候,芒比他离开了家园,穿过了马雅里大森林,走向那无边的草原……”

“不知道?古巴的《芒比》。”王建军说。

“月光照在科罗拉多河上,我愿回乡和你在一起。当我独自一人多么想念你,记起我们往日的情意……”

“这也不知道?《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

“世界上无论天涯海角,我都走遍,但我仍怀念故乡的亲人,和那古老的果园……我家在丛林中的小屋,我多么喜欢,不论我流浪到何方,它总使我怀念……”

“这是美国歌,《故乡的亲人》。”他的神情有些黯然。

“我看你真有音乐天才,”仲伟说。

“妈的,不唱这种歌了。难受。唱点别的。”

“我曾走过许多地方,把土拨鼠带在身旁,为了生活我到处流浪,带土拨鼠在身旁……妈的,光想起这些歌!嗯——”

“妈妈她到林里去了,我在家里闷得发慌。墙上镜子请你下来……”

这歌大家都会,于是都唱:“镜子里面有个姑娘,那双眼睛又明又亮……”

忽然传来一声姑娘的尖细的笑,笑声又立刻被什么堵住。

们回头去看,见那个丑姑娘正在受另外两个姑娘的责备。很快女士又都正襟危坐了,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别唱了,一会儿你姐姐该骂你了。”

“没事儿,她们也会唱。”

“是吗?!”我们村那些女生,以徐悦悦为首,坚决打击我们唱黄歌。

“她们会什么?”

“嗯……譬如《海港之夜》。”

“唱吧,朋友们,明天要远航,是吗?”

“没错儿。快乐地唱吧,亲爱的老船长……”

“当天已发亮,”都会唱。“在那船尾上,又见那蓝头巾在飘扬……”

李卓樋樋我:“去去去,唱个别的。”

小彬又两眼发直,发楞。不知道蓝头巾正在哪儿飘呢。刘溪真把小彬坑苦了。

“怎么了你?啊?他怎么了?”王建军还一个劲儿问。“没你事,你不懂。”

“再唱吧,唱点儿别的。”

我们又唱了些别的,但情绪再热烈不起来。仿佛每个人都有一桩心事。后来就横七竖八地挤着、靠着,把头缩在大衣里都睡了。夜里我被冻醒了几次,看见小彬一个人在抽烟。

“哪儿的烟?”

“买的。外头有个卖夜宵的小店儿。抽吗?”

“来一根儿。”

我们俩默默地抽烟。外面传来火车的喷气声和挂钩的碰撞声,还有检修工人的笑骂声。那边,三位女士的睡姿要文雅得多,趴在膝盖上,头枕着胳膊。

“真他妈够冷的。”我说。

“嗯。”小彬心不在焉。

一缕缕轻烟飘起来,成一层在半空停着。外面的那列火车起动了。

“对了,刚才那仨女的说,要跟咱们换换地方。”

“干嘛?”

“说那儿有个火炉子,让咱们过去暖和暖和,我说不用了。”

“你小子真笨。她是伯她弟弟冻着。你没叫醒王建军?”

“我哪知道?她说让咱们都过去,我说……”

“废话!她能光叫她弟弟过去吗?”

“这女的真不错。”

“废话,比刘溪强的有的是。”

“我不是那意思。”

“你说比刘溪怎么样?”

“×,你小子真没劲。”

“得得得,刘溪有劲,你他妈始终不渝去吧。”

我们俩又都闷头抽烟。我挺后悔刚才说的话,好像我是个不珍重感情的人。

“小彬,嘿,驴奔儿!”

“嗯?”

“等回村,找郭大脸问问。”

“嗯?”

“让他给打听打听,刘溪去的干校在哪儿。”

小彬摇摇头,不说话。

“天快亮了吧?”

“四点半。”

“怎么着,就这么算了?”

“什么?哦。我说你别老跟我说这件事了成不成!”

又一列火车进站了,明晃晃的灯光在玻璃窗上滑过。是一列货车,拖着几十节灰黑的车皮。

“雪停了。”

“嗯。”

“要是我,打听到地址给她写封信。”

“嗯?”

“反正她也走了,就是她回信说不行,也没别人知道。”

“我估计,她压根儿对我的印象就不好。”

“我估计不会。”

小彬立刻睁大了眼睛盯着我,巴望我说下去。可我不过是想使他宽慰,再没别的要说。

“就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小彬说,“有一回在苦行山锄地,饭送到山里,她主动叫我,跟我说……”

“什么?!她找你说过话?”

“就那么一回。”

“那就是有意思!你小子还一直瞒着我。说什么?”

“那天仲伟做的饭,玉米黄儿根本就没蒸熟。女生灶上做的也是玉米黄儿,当然熟。刘溪把她的分给我一半,然后就说……”

“是嘛?!有这么回事?那天我哪去了?”

“你拉稀,没出工。”

“仲伟呢?”

“仲伟做饭。她说,男女生不如不分灶。她主动跟我说的。”

“噢——”

“你‘噢’什么?”

我不忍心告诉他,只说“没什么”。我想起,刘溪也曾跟我和金涛说过这句话,也是主动的。分灶的时候,男女生吵成一锅粥,只有刘溪一句话不说。为了分灶具的事,徐财让男女生各派两名代表到灶房去,在队干部的公证下谈判。我和金涛去了。女生也派了两个伶牙俐齿的角色——徐悦悦和沈梦苹。刘溪在灶房里做分灶前的最后一顿饭。四个代表龙争虎斗一番,只恨水缸不能锯成两半。徐悦悦和沈梦苹气哼哼地走了,到底不是对手。我和金涛故意吹着口哨,在灶房里再巡视一回,看还有什么便宜可占。这时刘溪忽然说:“其实,男女生不如不分灶。”口哨声嘎然而止,我看看金涛,金涛看看我,再吹起口哨,不是耳朵的问题?“干嘛非分灶不可?”刘溪又说,但眼睛不看着我们。灶房里再没有别人。

耳朵也没问题。站在女生的立场,她这可是背叛,是一句服输求和的话。却正是这样的话,险些把我和金涛打败。我们俩呆愣几分钟,赶忙出了灶房,一路上谁也没说话,没吹口哨。

现在已经记不清为什么要分灶了。好像还是因为仲伟做了一顿生饭。女生中有人嘟囔:“这家伙专门儿会做生饭。”其实,嘟囔之中还夹着窃窃的笑声。仲伟正为又做了生饭而恼火:“哪家伙嫌生哪家伙别吃!”又一天轮着沈梦苹做饭,做了一锅掺了麸子的窝头。男生中有人说:“干了一天活儿,就他妈给喂麸子!”其实想博一阵喝彩。不料沈梦苹却不好惹,立刻嚷:“少费话!穷日子长着呢。这帮少爷!”

后来就逐步升级,她们骂我们是“一帮阔少爷,光想吃好的。”我们对骂曰:“这群娇小姐,挣不了几个工分,饭也不好好做。”继而“少爷”之前冠以“混”,“小姐”之上封以“臭”。我们又乘她们全体去赶集之机,大吃了一顿白面糖包,却不慎走露风声。她们又于我们不在村里的时候,吃足一顿白面葱花饼,而且为了报复并不把保密看得多么重要。终至有一天酿成了分灶的局面。

有一本心理学的书中说,少男少女在互相吸引之前,会有一段互相憎恨的过程。按我的经验看,相憎绝不在相吸前,保险是在其中,那炽热的相吸一时难于表达,便只好找碴儿打几回架。

(未完待续)

(《钟山》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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