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去年暑假，徐悦悦从美国回来探亲，到我家来看我。她穿了一件结构非常简单的针织衫，一条短裤，戴一副金丝眼镜，留着披肩发，显得比十几年前插队的时候还年轻。也许是因为那时她们都穿又肥又大的蓝制服，显不出身材的美来。她已经拿下了硕士学位，正在攻读博士，专业是什么“细胞免疫”一类，我搞不太清。
“还要学几年？”
“两年。或者三年。唉——！”
“怎么‘唉’？”
“就是。唉——！”她自己也笑，沉一下，说：“嘿，你负责把你们那伙男生都找来，我负责找女生，咱们清平湾的一块聚一聚怎么样？”
“你请客？”
“当然我请。”
“气真粗。财大气粗。”
“唉——”她又笑，耸耸肩，有点美国毛病。“怎么样？”
“都找来恐怕办不到。”
“当然，得在北京的，能找来几个找几个。”
“去烤鸭店？”
“不如就在家里。买些熟食回来。可以好好聊一聊。吃扁食怎么样？嘿！吃扁食！”
“那就便宜了你。”
“咱们可以把馅弄得好些。为的是大家一块边包边聊有气氛。”
“在谁家？”
“当然在你家。你这腿有什么变化没有？”
“很稳定，雷打不动。”
“我在美国问了不少大夫，也都说这种病……”她摇摇头。
“不过你的精神状态真好。”
“没办法。没办法的事太多。”
“真是真是。真对。唉——”
“怎么回事你？”
她勉强笑笑，又勉强笑笑：“也许正像你所说，没办法的事太多。”
“就下星期日？”
“什么？嗅，行。”
男生来了六个。女生来了三个，庄宁、沈梦苹和徐悦悦。徐悦悦又把她在美国的生活介绍一遍。她自己住一套房子，一间卧室，一间客厅兼书房，厕所、厨房、洗澡间都有。住处周围的环境很美，处处是草坪，小树林，白色和红色的小楼房，幽静的小路。春夏一片绿色环绕，秋天色彩斑澜，天发亮时各种鸟儿就叫起来。吃的东西非常便宜，（只要你别老去下馆子，那可受不了），一个大冰箱装满了鸡、肉、蛋、菜、水果、饮料和鱼，够吃一星期；花一点时间自己做做饭，吃得很好。过节时请几个朋友来，施展一下中国的烹调技术，（艺术，我说）把那些美国人都谅倒。
“你已经把我惊倒了，”仲伟说。
“嗯？”
“房子！你知道我现在住几乎米？三口人，十平米，其中四平米漏雨。”
她说她本也想买一辆旧汽车，可她不敢开得太快，那样在高速公路上开就要被罚款，所以没买。她总搭她的美国老师的车，车开起来飞一样。她到她美国老师的家乡去玩过一趟（是在密西西比河边，还是在密苏里河边，我又没记清），总之是乡下，是牧场（还是农场？我这记性真不行）。她在那儿住了一星期。她老师的父亲经营着牧场（或农场），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忙于各种运动，譬如为残疾儿童募捐，为一些其它国家的难民募捐，或者去游行，抗议核军备竞赛什么的。她在那儿学会了骑马，在一望无际的牧场上跑。太阳出来时，雾气渐渐退散，露水依然闪光，牛叫，羊叫……
“你们知道我忽然想起了什么。”
“清平湾。”
“唉——”
“谢谢你的中国心。”
“别逗了。你们不理解，这是自然而然的。”
大家都垂下眼睛包饺子。
“其实那儿和清平湾一点儿都不像。他们家是一座很大的白色的房子，房子后面不远，有一片水塘。晚上他母亲总弹一会钢琴。
我就想起陕北那些揽营生的吹手，喔儿哩哇啦的唢呐声。还有那时仲伟总在晚上拉小提琴。水塘那儿总有几个孩子在游泳，钓鱼，划一条漂亮的木船。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水塘边，从日落一直到月光很亮，白房子那边又传来钢琴声，我忽然想哭，当然中国人善于不出声地哭。他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你们美国人不会懂。他说他当然懂，很遗憾我会觉得他不会懂。“大家又都沉默了一会。大约都想起徐悦悦已经三十多，还没结婚。徐悦悦带回来一道难题：那个美国人爱上了她，她也喜欢那个美国人。可是她知道她必须要回中国来。
“怎么必须？”
“没人强迫我。而且那儿的生活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不习惯。”
“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
“挺好的。确实挺好的。”
“模范丈夫？”
“少废话，现在还谈不上。我大骂过他两回。我这人怪，我也知道我这人太怪，中国的很多弊端我可以说，可是我不许他说，他一说我就来火。他倒是不光说中国的，也说美国的。”
“这反而有失国格。好像中国人都跟你一样是极左分子。”
“少废话！”
“而且不一定只有呆在国内，才是爱国。”
“这我比谁都懂。可不知怎么的，我想我要是不回来，非忧郁而死不可。我不知道我干的一切事，都是在为谁。”
“不一定在中国才能为中国干事。杨振宁的成就对全人类都有益，其中也包括中国人。”
“这我比谁都懂。可我不行，我好像只有看见我是在为谁干事，我才能相信我是在为谁干事。我大概是个感情型的人。”
“那——，他不能到中国来吗？”
“也许能来，但他能不能永远在中国，我不知道。我也不能那么要求他，他有他的祖国、事业。我也不相信我对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能让他永远在中国。他的研究课题，目前在中国搞起来就很困难。”
“你呢？”
“什么我呢？”
“你的专业，回国后会不会……？”
“够呛。我有点后悔当初选了这个专业，不如就当个医生。要不就回国当老师，光讲理论，不需要很多设备。”
“你离开他觉得怎么样？”庄宁问。
她不说话。
“那怎么办？”
“唉——”她强作欢颜，对我说：“所以那天你跟我说，没办法的事太多了，我说真对。你们几个男生喝酒呀？”
“要么留在美国，要么回来，”小彬干了一杯酒，说：“再找一个，好人有的是，没什么难办的。”
“找谁？你们都成家了。只有他，”她说我。“可他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不移。”徐悦悦显出美国式的开放和幽默，为了把心底的忧郁冲淡。
大家说应该为徐悦悦干一杯，为她将来的好运，也为她不再像插队时那样是个极左分子了。
“谁是极左分子？！”她又跳起来。
“就是你，阁下，这没错儿。后沟里的果树不是你领头砍的？”
“废话！没有你们？！”
只有金涛一直不怎么说话。
二十七
插队的第二年，村里的小学校要增加一名老师，队干部开会决定让金涛当，认为他的字写得好，又能说，保险哄得好那股于娃娃。金涛上任不久，原来的那个老师又病了，到县里住了医院。
金涛说他一个人可不行，要求再派一个老师。徐悦悦便自告奋勇。徐财想，这事便宜，不用再耽误一个男劳力，当即批准。
男生又都敏感，说：“行，牛有点儿桃花运。”“有道理，徐悦悦八成是奔着牛去的。”“金涛这下子要受气了。”
“别神了！我受什么气？”
“徐悦悦可是个厉害主儿。”
“厉害？瞧我收拾她。”
“牛——！”
“嘿你们等着，我十天之内让她俯首贴耳。”
“牛×哄哄。”
我那时当了饲养员，喂牛。二十几头牛，我喂十几头，一个老汉喂十几头。老汉姓白，我在另一篇小说中写过他。饲养场离小学校很近，一下课金涛就跑来，把学校里的趣事不无夸张地跟我说一通：“刘志高的儿子没白养活，一道应用题，‘地主平均每个月剥削贫下中农245斤粮，一年剥削多少斤粮’，他掰着脚丫子算了一节课也没算明白。我换一种说法，‘你大平均每个月挣245工分，一年挣多少’，这小子用了五分钟，算对了。我说那第一道呢？他说一满不晓得该用加法还是减法。我说这第二道呢？他说这样的题他大常叫他做哩，用加法。我一看他的草稿纸，这小子是个天才，把245加了十二遍居然没出错儿。”我们笑了一阵。白老汉说：“实际的工分不是一个月跟一个月都不一样吗？山里的娃娃脑憨得危险。”
“把徐悦悦收拾得怎么样了？”我问金涛。
“什么？”
“装什么傻，十天已经过去了。”
“噢。”他安静了一会。
“五元儿更神，”他又说，“565+27，他居然算出得835.我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他列竖式时是把前头对齐了……”
我说：“咱们别打岔。说徐悦悦呢。”
“找不着碴儿。”
“这么说，关系不错？”
“别神了你。”
上课的钟声敲响，他跑回去。敲钟的是徐悦悦，一边敲一边朝饲养场上望。我忽然觉得喂牛是寂寞了些。
有一天，金涛慌慌地跑来跟我说：“一会儿徐悦悦没准儿要来跟你借象棋。她跟我借，我说那棋是你的，我不管，把她干了一愣。”
“那我借给她不借？”“那我管不着。”他说完跑回去。这一下午我喂着牛，似乎每一分钟都有着盼望，寂寞少些。然而徐悦悦并没来借象棋。
小学校放了学，我路过教室窑前回自己的窑去，觉出里面有响动，扒窗一看，教室里只有金、徐二人，正面对而奕。金涛低着头费思考，徐悦悦的目光却全投在金涛身上，我以为那目光在徐悦悦来说是罕见的深情。
晚上我问金涛：“怎么个意思？”他说：“这家伙太狂，说要杀我三盘不开章。”“结果多少？”“一比一。×！我走了一步大臭棋，不然二比零。”我们俩坐在场院里，风很爽，带了雨水打过的麦秸味。从这儿可以望见女生窑里的灯光，和窗纸上晃动的人影；也望见男生窑里的灯光，听得见仲伟的琴声。我们俩好一会没再说这事，在平平的场院上拿了几个大顶，又坐在麦垛旁。清平河轻缓的水声，像为静寂的群山唱着眠曲。
“我看，徐悦悦真对你有点儿意思。”
“别神。”他的语气有些含混。
“你走棋的时候，她不看棋，一直看着你，脸特红。”
“你他妈老逗。”
“我要逗，我是孙子。”
“你看见了？”
“当然我看见了。”
他没话说，就吹起口哨，吹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童年时的歌。
“她今天教学生唱这歌，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没过多久，一到晚上男生窑里就不见了金涛。他和徐悦悦一块去“家访”，徐悦悦的新点子，就是到学生家里去，要求家长支持学生好好学习，再宣传一通教育的深远意义，告诉人家不要鼠目寸光只看见那几个工分。一到晚上金涛就往外溜。
“干嘛去嘿，又往外溜。”
“去家访。”
“美其名曰‘家访’？”
“向毛主席保证，真是家访。”
金涛往村子中心走，几个男生在后面悄悄跟着。村子中心那片空地上，淡淡的月光照见一个人影。金涛走近去。“今天去怀月儿家吧。”
徐悦悦的声音。金涛就跟在徐悦悦身后走，相距三米远。
大家有点扫兴，侧耳屏气再听，两个人再没别的话。几个人再跟踪走一阵，见两个人果然进了怀月儿家。
怀月儿大要让怀月儿退学，说怀月儿妈也要山里受苦去，不然工分就不够，这样窑里短下个做饭的人手。徐、金二人全力说服张富贵，把学校的成绩册拿来给他看，说怀月儿聪明得危险，又肯下力气学，各科学习成绩都是全校第一，将来肯定能考上初中、高中，说不定能上大学，张富贵是个见过世面的，又让二人说得高兴，于是答应：“那就让这鬼女子上吧，要真能上了大学，她老子要饭去也供养她。”
我喂牛，很晚才睡，有时发现徐悦悦和金涛站在小学校的窑前说话。这办法好，比躲到犄角旮晃去让人少生猜疑。我一边给牛添草，一边心不在焉地跟喂牛老汉搭汕着，耳朵却注意着小学校窑前。两个人的说话声也大（又使人少生怀疑），总是说着村里的事、教学上的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事，“马列主义认为”或者“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一会儿，金涛冲我喊：“马尔萨斯是哪国人？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分明是想向我证明，他们俩实在都是说的正事。偶尔，小学校窑前好一阵没了说话声，我就叫白老汉的小孙女留小儿去看看。“看啥？”“看他们俩在干啥。”小儿跑去又跑回来，说：“二人站着看星星哩，一满不言传。”我悄悄绕到小学校的窑顶上，往下看，见两个人东一个西一个，间隔仍是三米，都站着，仰脸想什么。我在窑顶上等一会儿。徐悦悦终于说话了，说的却仍然是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的重要性。
这两个人平时都伶牙俐齿，却在双边关系上都畏缩不前。直至都离开清平湾，两个人谁也没把心愿说明，以致成了双方永远的谜。金涛对自己现在的家庭生活不大满意，抱怨他妻子比他小了六岁，没插过队，什么都不懂，时常感觉像是隔代人；两口子一度吵到要离婚的地步。去年徐悦悦来，我偶然说起金涛的这些事，徐悦悦说根本不在于他爱人插没插过队，金涛这人不太懂感情，对人太冷。金涛知道后说：“什么，倒是我太冷？”之后笑笑，挥一下手，意思是：往事再提也无益。
二十八
去年回清平湾去，见到怀月儿。她已经二十四岁，还没有结婚。
“问下婆家没有？”我问。“没嘛，”她忸怩地绞一下手，又说：“晚婚哩嘛，倒不行？”二十四岁的女子还没结婚，在我们那地方就太特殊。
晚上住在疤子家，成群结队来看我的乡亲们都散尽，怀月儿还不走。明娃妈说：“先叫这睡吧，有话明儿格再拉，他有病哩。”
怀月儿说：“要你老婆儿说咋？我晓得。我就再说上一句。”然而她又半天说不出一句，欲言又止的样子，两只手左绞右绞，表情有些忧郁。明娃妈说：“噫——，看这女子是咋啦，憨啦？”怀月儿也笑，说心里有话要说哩，一满不晓得咋介说。我说，你想咋介说就咋介说，怕什么。她又楞半晌，忽然说一句：“我把金老师和徐老师都欺骗了。”说得我摸不着头脑。我说：“这倒怪哩，他们俩都精得跟鬼似的，能让你给骗了？”她说：“不是的。是我没本事，考上了初中，考上了高中，白念了一顿，也没考上大学。考了三年，考得一年不胜一年。把金老师和徐老师都辜负了。就这，你回北京见了金老师和徐老师就说给，说怀月儿没本事，把他们给欺骗了。咋你睡，我走呀。”她爬起身就走出去。
我躺在炕上，抽着烟发愣。
明娃妈说：“唉，这女子。她常说对不起金涛和徐悦悦的话哩，说要不是他们去跟她大说，他大就不能让她上学。这女子就想上学哩。考了几年没考上，不晓得这程儿心里想些甚。她大给她说了几回亲，她一满不同意，见也不见，说要个人作主寻婆家。我说是这女子上学上憨了，倒不胜不上的好，看把自格儿熬煎的……”
人的命运真不知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就被决定了。金涛和徐悦悦带给怀月儿的，是幸福还是痛苦？假如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呢？怀月儿现在是什么样呢？
“看留小儿这会儿，两个娃了。”
“她嫁到哪村儿了？”
“高家圪坛垯。”
明娃妈在灯下给我铺被，背微驼了，有了白发，脸上的皱纹散开还是道道白痕。
“她爷爷死的时候，她出嫁了没？”
“留小儿出嫁第二年，白老汉就投下。”
我想，我那位喂牛的老伙计临终时一定是松心的，这也好。
二十九
去年，回清平湾之前我给随随写了信去，说我要来村里住几天。据说随随当了大队书记。然而直到起程之日还没收到随随的回信。也许是县城到清平川的路断了？发了洪水，邮件送不去？也许是随随拆开信，却记不起我是谁了？坐在火车上，我忽然觉得此行未免太孩子气，也许那儿根本没有人记得我了。同行的那位“太行山人士”又说：“放心，老乡肯定记得你。我离开太行山已经十五年，我现在要是回去，至少当年跟我学琴的那个小女孩肯定记得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有信心。
天黑时经过—个小站。客车乱哄哄、吵嚷嚷地靠在站台边。另—边的路基上走着—个汉子，时而弓了腰，用鎯榔头在车轮上敲。车窗里透出的灯光照亮那汉子的脸，木然，眼睛只注意看车轮，绝不对车窗里的人感一点兴趣。他有自己的生活。火车又乱哄哄、吵嚷嚷地离开小站，我一直看着那汉子走上站台，走进一间黄色的小屋去。清平湾的人凭什么要记得我们呢？有过那么一群北京学生，少男、少女，乱哄哄地来了，吵吵嚷嚷地住了三、四年，又一个二个都走了。来去匆匆，都不晓得为了什么。清平湾还是清平湾，在那偏僻的大山里，看着日出日落，做着一年四季的营生，过着自己的日子。
三十
六九年底回北京探亲时是二十个人，在家住了两个月，过了春节又回清平湾的只有十七个了。男生里有两个转到河北老家去落户，一样是插队，平原上的日子总比山里好过，又离北京近。女生中是刘溪，随父母去了干校，在南方。
又要回陕北了，母亲为我收拾行装，无论什么都嫌带得太少，挂面、红糖、荤油，想尽办法往提包里塞；一会又跑到商店去，捧着抱着回来：罐头、奶粉、麦乳精……“行啦，带多少也不够一年吃。”我说。她又在行李的缝隙间塞上巧克力，东一块西一块。
“带这么多这个干嘛！”“在山里干活饿了吃一块。”逗得我直笑：“您真该去接受接受再教育。”母亲误会了，说：“也给贫下中农尝尝嘛。”我拍拍她的肩膀，歪着头看她：“行。不会有人怀疑您的阶级感情。”“别跟我贫嘴。多带一点儿又有什么关系！”“关系是没有，可下了汽车全得我自己扛。”母亲不言声了，记起了有三十几里山路要靠腿走，她又把不要紧的东西往外掏，掂来倒去，偷偷地抹眼泪。
离京的前一天，我们还不知道刘溪转走的事，袁小彬还很快活。
“嘿驴奔儿，你不如去问问，没准儿刘溪她们愿意跟咱们一块儿走。”
“高！大包儿小包儿的，路上帮人家扛着点儿，你那么壮。”我们实在不完全是开玩笑。我们又都长了一岁，十八了，心底的那种愿望大约也长大了，有点要暴动似的。但是那愿望还必须以开玩笑式的语气表达，以便需要时可以声明“我不过是开开玩笑”。
第二天我们在北京站的大钟下集合。李卓来得最晚，嘻嘻哈，哈了一阵子，忽然对小彬说：“哟，对了，听说刘溪跟她们家去干校了。”
小彬先还不信，见李卓确乎一本正经，便“刷”地一下把脸色弄白。
“你听谁说的？”我问。
“郭大脸。”那家伙脸长得大，和我们一个公社插队，不在一个村。
“说明白点，”仲伟说：“是去了就不回来了吗？”
“废话。不信你们去问郭大脸。”
“他怎么知道的？”小彬强作镇静，脸上的肌肉已经绷紧了。
“他舅妈的姐姐跟刘溪的二姨在一个教研室。要不就是刘溪她舅妈的姐姐跟郭大脸的二姨。我没记清楚。”
“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时候？”
这时候大喇叭里开始“请到太原去的旅客上车”了。那回我们走山西，先要经过太原。车票都是家里逼着买的，我们本打算退几张，每人一张车票实在花钱太多，结果让刘溪的事给搅得上了火车才想起来。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昨天晚上。”
“你去郭大脸那儿了？”
“他来找我。”
“还说什么？”
“什么还说什么？没说什么了。”
小彬无心再问，再问也是枉然。
残冬未尽，火车在光秃秃的原野上走。铅灰色的天空正酝酿着一场春雪。
大家一致认为刘溪太不像话，继而又认为这人本不怎么样，长得也不过一般，个子虽然合适，可太瘦，皮肤也白得太过。“像她那样儿的多着呢。”“比她强的有的是！”
小彬呆坐着，像是没了魂儿，一会又附和着我们笑，笑得驴唇不对马嘴，以报答我们的好意。
“这事也不能怨刘溪，”有人说了句公道话。“刘溪知道什么？”
沉默了一下，大家又都埋怨小彬了。“让你早点儿给她写封信，你不写。”“我都说给你送去，你都不写。”“那回捞河柴时，刘溪直要跟小彬说话，这小子什么也看不出来，光顾着拽那只死羊。”
……
三十—
我们六个人正好占据了一个窗口。对面窗口的四个座位上是一男三女，一看便知也是插队的。车厢里随处可见北京知识青年，多数是回山西的，回陕西的多不走这条路；打扮都相近，蓝色的或军绿色的棉大衣，白塑料底的黑灯芯绒棉鞋、一顶栽绒棉帽，女的只需把棉帽换成围巾。烟气腾腾的一伙，或大嚷大叫的一帮，如同一车开往前线去的兵痞。只一年，学会抽烟的人已占多数。女的也是成群结伴，但都牢记了离家时父母的叮嘱，静静地坐着，熬着旅程。
有一帮家伙从北京站一上车就开始喝酒，这会儿到了高xdx潮，吹着口琴唱：冰雪覆盖伏尔加河……
对面那一男三女中的一男，看样子比我们年龄还小，长得像个小姑娘。他不时望望小彬，望望我们，想要跟我们说话的样子。
三个女的轮番管教他，但他却总想摆出男子汉不屈的架势，手插在裤兜里，脚踏着拍子，尽力把三位女士的教导当耳旁风。那边的口琴声和歌声愈见高亢，他听得忍不住笑。“一群走调儿大爷。”他冲袁小彬说。小彬没理会，双目无神地呆坐着。“少讨厌！”三女同声呲儿他。那群“走调儿大爷”还是让他忍不住笑，但不出声，像是回忆着什么纯洁又美好的事。三个女的还说他“讨厌”。他仰脸看着车厢顶，深呼吸，想把笑憋回去。
“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一群声音，什么调儿都有，我也忍不住笑。
他像得救了，把目光转向我：“是不是走调儿大爷？”
“少讨厌！”三个女的几乎同时说。
“嘿，哥们儿哪儿的？”他冲我说。好家伙，要打架是怎么着？插过队的人多半知道，这句话可以算“叫碴巴儿”——就是找碴儿，挑衅。他自己也一愣，觉出话说得不对劲儿，忙改口：“你们在哪儿插队？”
“陕北。”
“哟，你们哪个县的？”
我告诉他。
“哟！咱们是一个县。你们哪个公社的？”
“清平川。”
这回让他失望，却又说：“我去过清平川，咱们离得不远。”然后他又说了几个在清平川插队的人的名字，问我认不认识。我都不认识。
三女中的一个在偷偷拽他。三个女的都瞪他。“你少讨厌！”三女中的一个低声说他。三个女的都显得比他大，都不正眼看我们。过了一会，我到两节车厢交接处的门廊里去站站，他也跟过来。
“哥们儿，抽烟不？”他掏出一包“牡丹”，撕开锡纸。
“不抽，我不会。”
他便难为情地把烟盒上的锡纸又包好，收起来。“其实我也不会。”
天阴得很沉，空气湿漉漉的。
“没准儿要下雪。”
“没准儿，嗯，得下。”
“要不就抽一根儿。”我伸出两个指头碰碰嘴。
“哈，你会！”
我们俩一人点上一根。看来他抽烟的水平还不如我，只是让烟在嘴里过一遍，不敢往肺里吸，唾沫把烟弄湿小半截。
“真抽没意思，”他说，帮我掸掸落在身上的烟灰，似乎与我的关系已经亲密。“我叫王建军。”他说。
“你哪届的？”
“高六七。”
“高六七？！”
他又改口：“初六六。”
“别逗了，你比我还大？”
“初六七，这回是真的，骗你是孙子。”
我上下打量他一回，看见他的裤脚接了一截颜色比原来的深。“嘿，你们那个大个儿真够类的。”他说的是小彬。他好像对小彬有特殊的兴趣。“他得有一米八五吧？”
“差不多，一米八七。”
“嗬！”
“怎么啦？”
“不怎么。得留神前头那帮又抽烟又喝酒的家伙。”
“他们怎么？”
“想找不痛快。”说这话时的口气，仿佛那一帮人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什么时候？”
“在北京站。老往我们这边膘，老想跟我姐姐她们搭话儿。”
“说什么？”
“倍儿流氓。问我姐姐她们十几了。”
“哪个是你姐姐？”
“个儿最高的。那仨窝囊废！还真告诉人家，‘十八——’，顶他妈我姐姐傻。”
“十八岁应该是初六八的。”
“那帮小子，抽烟抽得油着呢。”
“你姐姐是初六八的，你倒是初六七的？”
他一愣，笑了。
“我看你也就十五。”
“十六。真的！还差一个月。”
“你干嘛也来插队？”
他满脸嘎笑顿时凝固，又慢慢消失。
门廊里，车轮轧在铁轨上的声音特别响，“咔哒哒——咔哒哒——”。火车又经过一个小站，变换轨道，车厢摇摆得厉害，过道处的门晃来晃去“嘭”地关上。一会儿，声音变成“空嗵嗵——空嗵嗵——”，火车开上一座桥。
“瞧他妈这烟，还‘牡丹’的呢。”王建军从烟卷里揪出一根烟梗子，乘机冲我笑笑，那神气彻底是一个孩子。我忽然觉得我是很大了。
过道的门开了，三女中的一女来叫他回去。
“你姐姐找你半天了。”
“等会儿。”他慌忙把大半截烟扔掉，踩灭。
“快着！”
他只好回去，对我说：“咱们一路走，有你们那个奘哥们儿就行了，没人敢费话。”
“没的说！”我说。
那时候，知识青年中打群架的事不少。满怀豪情壮志去插队的人毕竟是少数。将来如果有人研究插队的兴亡史，不要因为感情而忘记事实。那时候，工宣队为了让大家都去，就把该去的地方都宣传得像二等天堂，谁也不愿意敬酒不吃吃罚酒，也就都报名，也就对工宣队的话相信一半，心想敢于百分之百说瞎话的人还没有出世。其实呢？出世已久。结果到了插队的地方一看，就都傻眼。譬如清平湾，简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那不是在上一个世纪，或上几个世纪。种地全靠牛、犁、镢头，收割用镰刀，脱粒用连枷“呱哒呱哒”地打，磨面靠毛驴拉动石磨“嗡嗡”地转，每一情景都在出土文物中有一幅相同的图画。分到手的粮又很少，预示了前途的不妙。被欺骗感就变成愤怒。这愤怒便取了一种可行的方式发泄，一些知青就开始胡折腾、打群架、拍婆子。心中空落，百无聊赖；拍婆子就是交女朋友，但不是谈恋爱，带了玩世不恭的色彩。有人羞于谈恋爱，却敢拍婆子。路上碰见个漂亮的女知青，走过去跟人家没话找话说，挨人家一顿骂也觉得心里热烘烘乱跳，生活像是有了滋味。
王建军想与我们结伴而行，格外看重小彬一米八七的块头，主要是想给她姐姐及另外二女找到保护。他觉得自己应该保护她们，又觉出自己难于保护她们，大约还看准我们几个挺老实。这孩子可谓用心良苦。
三十二
到了太原，开始下雪。在车站蹲了几个钟头，转慢车到了介休。买到了第二天的汽车票，又在小城里逛了一圈，天色已晚，觉得再去住旅店实在不合算。——光是睡一觉也得花六毛，决定还是在车站候车室去熬一宿。既然节约了三块六毛钱，大家又都赞成买点熟鸡吃。“买三只，每人半只吧。”卖熟鸡的老头儿提个匣子，点一盏小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是一面油污的玻璃，透过玻璃隐约可见四只鸡安稳地躺着。老头儿从来没做过这么太笔的买卖，高兴得胡子发抖，说随便再给他添几毛，四只鸡就全是我们的，他也愿意赶紧回家去吃一口热饭，睡一个好觉。我们又给他添了四毛，托着四只鸡回车站。
王建军和他的三位女当家，正坐在候车室里发呆。
王建军立刻迎上来：“你们找到住处了吗？我们去了几家旅店，都客满。”
“正合适，省下钱吃鸡！”小彬说。
“嗬！真没少买。”
“合一块钱一只。”
“够值的。”
“嘿，哪儿去？别走，一块吃！”小彬已不再沉默，想抓住一切人、一切机会，来冲淡刘溪留给他的忧伤。
王建军朝他姐姐那边望望，有些犹豫。
小彬使劲一按他的肩膀：“少费话，坐下！”
四只鸡摊开，转眼问被大卸八块。插过队的人都知道，此刻谁斯文谁倒霉。这还是刚刚离开北京，要是在村里，这时大约连鸡骨头也嚼碎。在村里，谁家里寄钱来谁就请客，至少要花掉汇款的一半。几个人兴冲冲到公社去，眼睁睁在邮局取了钱，眼巴巴在供销社买了罐头，急匆匆找一眼闲窑，把罐头打开，想得周到的带了勺子，粗心的只好下手抓，倾刻间肉尽汤干，咂巴咂巴嘴，一脚把空罐头盒踢下崖去，听一会儿狗在崖下的撕打声，只把另外一半汇款拿回村去慢慢受用。这会儿肚子里毕竟还有油水，吃得慢多了。仲伟心细，想起那三位女士。
“嘿，给你姐姐她们拿点儿去。”
“对对对，她们也没吃晚饭呢吧？”
“不用，不用，她们不饿。”
“你这小子没良心，你姐姐对你多好！”
我们是有点羡慕王建军，有那么一个好姐姐在身旁。他姐姐长得并不十分漂亮，脸色有些苍白，个子虽高，但身体显得纤弱。
她看王建军的时候，目光简直像个母亲。这时候，她正和两个女友挤在一起，三个人静悄悄的仿佛连呼吸也没有。她们这么放心王建军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感动，心里暖暖的。她的两个女友，一个长得算漂亮，另一个算得上丑。
“你要是不去送，”小彬晃晃拳头：“你盯着。”
仲伟捡了几块好肉，放在一张干净纸上。王建军只好送去，嗞溜一下跑过去，嗞溜一下又跑回来。太简单了点。
一会儿，算得上丑的那个姑娘走过来，也在我们面前放下一个纸包，一句话不说，以更快的速度走回去。有那么半分钟的寂静。随后我们都喊起来：“嘿，烧饼！”
“北京的烧饼！”
“还是热乎的。”
“别神了。”
“不信你摸摸！”
我们朝三位女士那边望。她们正偷偷地笑，也朝我们望，见我们正望她们，又都低下头。她们身旁有一个大铁炉子，炉壁的某个地方被烧红了一块。
吃着热烧饼，吃着鸡，时而还感觉到三个女性的目光。窗外漆黑，窗台上落了一层薄雪，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气。候车室里人不多，这个小站没有几班夜车。有几个农民裹着羊皮袄，或者抽烟，或者打呼噜。我抹抹嘴，问王建军：“你那包‘牡丹’呢？”
“哟，让我姐姐给拿走了。”
“没事儿，我就问问。”
“我给你要去。说是你抽，她多半儿给。”
“别介！别介，坐下坐下。”
“你们在村里，敢当着女生面抽烟吗？”他问。
“有什么不敢的？”
“我们村的男生就不敢。”
“怕什么。”
“怕她们给传到家里去。”
其实我们也不敢，倒不是怕别的，是因为女生们都有个偏见，认为抽烟一定是学坏的开始。其实抽烟真是有些好处，每天晚都喝稀的，几泡尿一撒，一会儿就又饿了，买鸡蛋吃又太贵，一包烟几个人抽，整晚上嘴里都有事干。单是怕她们给传到家里去？王建军到底小几岁，没悟透这中间的妙处。
王建军靠在小彬身上吹口哨，吹的是《星星索》，吹得缓慢、缠绵，倒不像只有十五岁。
“你的乐感真不错。”仲伟说。
王建军又笑了：“车上那帮走调大爷也不知是哪儿的。”
小彬直着脖子唱《三套车》。
“行了你，”仲伟拦住小彬。“你就是走调二爷，听王建军的。”
“唱什么？”
“随便，越黄越好。”
他唱了《鸽子》、《喀秋莎》、《罗梦湖》、《桑塔露琪亚》……
开始我们都跟着唱，慢慢逐个被淘汰，只剩了王建军和仲伟。他会的黄歌真不少。那时一切外国歌——除了《国际歌》——都算黄歌。不过“黄歌”二字在知青嘴里正失去着贬意。
“在那一八九五年的时候，芒比他离开了家园，穿过了马雅里大森林，走向那无边的草原……”
“不知道？古巴的《芒比》。”王建军说。
“月光照在科罗拉多河上，我愿回乡和你在一起。当我独自一人多么想念你，记起我们往日的情意……”
“这也不知道？《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
“世界上无论天涯海角，我都走遍，但我仍怀念故乡的亲人，和那古老的果园……我家在丛林中的小屋，我多么喜欢，不论我流浪到何方，它总使我怀念……”
“这是美国歌，《故乡的亲人》。”他的神情有些黯然。
“我看你真有音乐天才，”仲伟说。
“妈的，不唱这种歌了。难受。唱点别的。”
“我曾走过许多地方，把土拨鼠带在身旁，为了生活我到处流浪，带土拨鼠在身旁……妈的，光想起这些歌！嗯——”
“妈妈她到林里去了，我在家里闷得发慌。墙上镜子请你下来……”
这歌大家都会，于是都唱：“镜子里面有个姑娘，那双眼睛又明又亮……”
忽然传来一声姑娘的尖细的笑，笑声又立刻被什么堵住。
们回头去看，见那个丑姑娘正在受另外两个姑娘的责备。很快女士又都正襟危坐了，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别唱了，一会儿你姐姐该骂你了。”
“没事儿，她们也会唱。”
“是吗？！”我们村那些女生，以徐悦悦为首，坚决打击我们唱黄歌。
“她们会什么？”
“嗯……譬如《海港之夜》。”
“唱吧，朋友们，明天要远航，是吗？”
“没错儿。快乐地唱吧，亲爱的老船长……”
“当天已发亮，”都会唱。“在那船尾上，又见那蓝头巾在飘扬……”
李卓樋樋我：“去去去，唱个别的。”
小彬又两眼发直，发楞。不知道蓝头巾正在哪儿飘呢。刘溪真把小彬坑苦了。
“怎么了你？啊？他怎么了？”王建军还一个劲儿问。“没你事，你不懂。”
“再唱吧，唱点儿别的。”
我们又唱了些别的，但情绪再热烈不起来。仿佛每个人都有一桩心事。后来就横七竖八地挤着、靠着，把头缩在大衣里都睡了。夜里我被冻醒了几次，看见小彬一个人在抽烟。
“哪儿的烟？”
“买的。外头有个卖夜宵的小店儿。抽吗？”
“来一根儿。”
我们俩默默地抽烟。外面传来火车的喷气声和挂钩的碰撞声，还有检修工人的笑骂声。那边，三位女士的睡姿要文雅得多，趴在膝盖上，头枕着胳膊。
“真他妈够冷的。”我说。
“嗯。”小彬心不在焉。
一缕缕轻烟飘起来，成一层在半空停着。外面的那列火车起动了。
“对了，刚才那仨女的说，要跟咱们换换地方。”
“干嘛？”
“说那儿有个火炉子，让咱们过去暖和暖和，我说不用了。”
“你小子真笨。她是伯她弟弟冻着。你没叫醒王建军？”
“我哪知道？她说让咱们都过去，我说……”
“废话！她能光叫她弟弟过去吗？”
“这女的真不错。”
“废话，比刘溪强的有的是。”
“我不是那意思。”
“你说比刘溪怎么样？”
“×，你小子真没劲。”
“得得得，刘溪有劲，你他妈始终不渝去吧。”
我们俩又都闷头抽烟。我挺后悔刚才说的话，好像我是个不珍重感情的人。
“小彬，嘿，驴奔儿！”
“嗯？”
“等回村，找郭大脸问问。”
“嗯？”
“让他给打听打听，刘溪去的干校在哪儿。”
小彬摇摇头，不说话。
“天快亮了吧？”
“四点半。”
“怎么着，就这么算了？”
“什么？哦。我说你别老跟我说这件事了成不成！”
又一列火车进站了，明晃晃的灯光在玻璃窗上滑过。是一列货车，拖着几十节灰黑的车皮。
“雪停了。”
“嗯。”
“要是我，打听到地址给她写封信。”
“嗯？”
“反正她也走了，就是她回信说不行，也没别人知道。”
“我估计，她压根儿对我的印象就不好。”
“我估计不会。”
小彬立刻睁大了眼睛盯着我，巴望我说下去。可我不过是想使他宽慰，再没别的要说。
“就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小彬说，“有一回在苦行山锄地，饭送到山里，她主动叫我，跟我说……”
“什么？！她找你说过话？”
“就那么一回。”
“那就是有意思！你小子还一直瞒着我。说什么？”
“那天仲伟做的饭，玉米黄儿根本就没蒸熟。女生灶上做的也是玉米黄儿，当然熟。刘溪把她的分给我一半，然后就说……”
“是嘛？！有这么回事？那天我哪去了？”
“你拉稀，没出工。”
“仲伟呢？”
“仲伟做饭。她说，男女生不如不分灶。她主动跟我说的。”
“噢——”
“你‘噢’什么？”
我不忍心告诉他，只说“没什么”。我想起，刘溪也曾跟我和金涛说过这句话，也是主动的。分灶的时候，男女生吵成一锅粥，只有刘溪一句话不说。为了分灶具的事，徐财让男女生各派两名代表到灶房去，在队干部的公证下谈判。我和金涛去了。女生也派了两个伶牙俐齿的角色——徐悦悦和沈梦苹。刘溪在灶房里做分灶前的最后一顿饭。四个代表龙争虎斗一番，只恨水缸不能锯成两半。徐悦悦和沈梦苹气哼哼地走了，到底不是对手。我和金涛故意吹着口哨，在灶房里再巡视一回，看还有什么便宜可占。这时刘溪忽然说：“其实，男女生不如不分灶。”口哨声嘎然而止，我看看金涛，金涛看看我，再吹起口哨，不是耳朵的问题？“干嘛非分灶不可？”刘溪又说，但眼睛不看着我们。灶房里再没有别人。
耳朵也没问题。站在女生的立场，她这可是背叛，是一句服输求和的话。却正是这样的话，险些把我和金涛打败。我们俩呆愣几分钟，赶忙出了灶房，一路上谁也没说话，没吹口哨。
现在已经记不清为什么要分灶了。好像还是因为仲伟做了一顿生饭。女生中有人嘟囔：“这家伙专门儿会做生饭。”其实，嘟囔之中还夹着窃窃的笑声。仲伟正为又做了生饭而恼火：“哪家伙嫌生哪家伙别吃！”又一天轮着沈梦苹做饭，做了一锅掺了麸子的窝头。男生中有人说：“干了一天活儿，就他妈给喂麸子！”其实想博一阵喝彩。不料沈梦苹却不好惹，立刻嚷：“少费话！穷日子长着呢。这帮少爷！”
后来就逐步升级，她们骂我们是“一帮阔少爷，光想吃好的。”我们对骂曰：“这群娇小姐，挣不了几个工分，饭也不好好做。”继而“少爷”之前冠以“混”，“小姐”之上封以“臭”。我们又乘她们全体去赶集之机，大吃了一顿白面糖包，却不慎走露风声。她们又于我们不在村里的时候，吃足一顿白面葱花饼，而且为了报复并不把保密看得多么重要。终至有一天酿成了分灶的局面。
有一本心理学的书中说，少男少女在互相吸引之前，会有一段互相憎恨的过程。按我的经验看，相憎绝不在相吸前，保险是在其中，那炽热的相吸一时难于表达，便只好找碴儿打几回架。
（未完待续）
（《钟山》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