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
又坐了一天汽车。雪又飘起来，越飘越大。好不容易到了黄河边。这个季节的黄河，水不多，显得安份。去年夏天和秋天，他带领着儿孙闹得太凶了。山峦被春雪覆盖了，雪盖不住的地方，泥土的颜色变深。高原默默的，难得黄河在她身边这么驯顺地躺一会儿。
过了黄河是吴堡县城。这里积压了不少探亲回来的知识青年。
前面的路坏了，雪又太大，汽车开不了。
“哥们儿！路什么时候坏的？”王建军问。被问的人注意到，他身后站着个一米八七的大个。
“三天啦！我们他妈在这儿窝了三天啦！”
“那怎么办？”
“那不怎么办！等着！”
“有地儿住吗？”
“说的！这么大的地球，会没地儿住？”一阵笑声。
这回旅店是真的全部客满了，能过夜的地方只剩下车站。候车室里横躺竖卧的全是人，几乎下不去脚。我们好不容易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拱出一块地盘，十个人只好挤在一起坐，再不能分男女。这倒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是以前没体验过的。我的右边是王建军的姐姐，所以我的右半拉身子总绷紧着。左边的李卓还老说我挤了他。
“这可熬吧，谁知道路什么时候能修好。”
“我眼看就快累死了。”
“甭多，再像昨儿晚上似地冻一宿，咱们就全省得回去吃糠了。”
三个女的不说话。谁说话她们就一齐把目光投向谁，好像是说，一切全瞧我们的了，而且相信我们准有办法。
我们哪来的办法？不过我们倒是赞成她们目光中的意思——我们应该有办法。决定派两个人进城去再找找旅店，其余的人看守行李和这块地盘。三个女的要去，被大伙否决了。王建军要拉着小彬去，小彬说那不如猜叮壳。六个人分成两组：“手心手背！”
“单拨儿倒霉！”结果倒霉的是我跟李卓。三个女的这回不加掩饰地笑。称得上漂亮的那一个，笑得头巾也散开。
我和李卓本打算随便问上两家旅店，然后找个厕所蹲一会儿，就回去交差。不料我们却走运，有个旅店刚空出来一间两个床位的屋子。“多住几个人行不行？”“那得多交钱。”“多交多少？”“多几个人就得多交几份。”李卓刚要发作，我连忙把他推到一边去，交了三个人的钱。
“你们仨去住。”
“不！”三个女的说。
“要不，王建军和你姐姐去住。”
“费什么话哪？我是男的，她是女的！”
最后谈妥：十个人分成三拨，轮流睡，头一拨是三个女的。每拨睡五个钟头，反正明天也走不成。
好说歹说，三个女的走了。晚上显出寂寞。在候车室里过夜的知青不少，打牌、抽烟……出来进去的人不断，别想把门关住。风把雪吹进来，在我们脚下变成水。昨天晚上太令人怀念，又有鸡吃，又有热烧饼吃。这会儿，越坐越冷，冻得人根本睡不着。
“王建军，再唱个歌儿嘿。”
“在这儿可不敢，人太多。”
“人多怕什么？谁要打架，我盯着！”小彬说。这小子纯属虚张声势，他要敢打架，兔子也能吃人。不过这会倒难说，他的悲伤正变成邪火。
“有个知青自己作的歌儿，你们知道吗？”
那是当年在知青中很流行的一支歌。关于这支歌，还有一段美好的传说。
条条锁链锁住了我，锁不住我唱给你心中的歌，歌儿有血又有泪，伴随你同车轮飞，伴随你同车轮飞……
据说，有几个插队知识青年，当然是男的，老高中的，称得上是“玩主”。“玩主”的意思，大约就是风流倔傥兼而放荡不羁吧！大约生活也没给他们什么好脸色。他们兜里钱不多，却几乎玩遍了全国的名山大川，有时靠扒车，有时靠走路。晚上也总能找到睡觉的地方，凭一副好身体。有一天他们想看看海，就到了北戴河。在那儿他们遇见了一个小姑娘。小姑娘从北京来，想找她父亲的一个老战友打听她父亲被关在哪儿，但没找到，钱又花光。
生活好似逆水行舟，刻下了记忆在心头，在心头啊，红似火，年轻的伙伴你可记得？可记得？
北戴河也正是冬天，但他们还是跳到海里去游了一通。远处的海滩上，站着那个茫然无措的小姑娘。“看来，那个丫头不俗气，”
他们说。他们正想吸收个把女友参加他们的“旅游团”，那会更浪漫些。“不行，那才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儿。”“你想要什么？老太太？”“说真的，那小丫头儿可是长得够精神。”“离这么远你就看出来了？”“昨儿我在饭馆里就看见她了，一个人坐着，光喝水。”
当天，他们在饭馆里又碰见了那个小姑娘。“哎嘿，你吃点什么？”
其中一个跟她搭话。“我不，我就是渴，”小姑娘说。“跟我们一块儿吃点儿吧。”“我不，我有话梅。”小姑娘说。“话梅？”几个小伙子笑起来：“话梅能当饭吃？”
袋中的话梅碗中的洒，忘不掉我海边的小朋友……你像妹妹我像哥，赤心中燃起友谊的火……
他们和她相识了，互相了解了。他们和她一块在海边玩了好几天。爬山的时候，他们轮流挽扶她。游泳时，她坐在岸边给他们看衣服。她说，她哥哥也去插队了，如果她哥哥在这儿，也敢跳到那么冷的水里去游泳。她吃他们买的饭，他们也吃她的话梅。
“哎嘿，你带这么多话梅干嘛？”“我爸爸最爱吃话梅。和我。”
“说中国话，什么和你？”“我爸爸和我。这你都听不懂呀？”“我以为你爸爸最爱吃话梅和你呢。”小姑娘就笑个不停。“我说，你妈就这么放心？”“不是。妈妈不让我来，妈妈说张叔叔可能不会见我。”
小伙子们都不笑了，含着话梅的嘴都停了蠕动，仿佛吃话梅吃出了别的味道。他们沉默一阵，望着海上的几面灰帆。“你应该听你妈的话，”其中一个说。“不会的，我小时候，张叔叔对我特别好呀？”
“小时候？现在你长大了？”“我说的是更小的时候，这你都不懂？”
“今天你又去找他了？”“他还是没回来。”“他不会回来了。”
“听我的，没错儿。”“不是！他真是没在家。”“他家里的人怎么不让你进去？”“只有张叔叔认识我，别人都不认识我。这你都不信？”
……
人生的路啊雪花碎，听了你的经历我暗流泪，泪水浸湿了衣衫，相逢唯恨相见晚……
据说，他们之中的一个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小姑娘，只是得等她长大。他就写下这歌词，另一个人给谱了曲。
他们和她分手了。他们回到插队的地方去，给她买了一张回北京的车票，那是他们头一回正正经经地花钱买了一张车票。
三十四
后半夜雪停了。听说六十里外的义合通了车，人们都决定步行到义合去。我们想，也只有这办法。行李成了麻烦，六十里雪路，空手走尚且不知会不会累死。附近的老乡早看下了这个赚钱的机会，扛着扁担的、拉着架子车的，都来揽营生。这段路大约常出毛病。
你伸一只手，我伸一只手，在老羊皮袄底下互相摸指头，名之曰“掐码。”陕北人做买卖都这样。你出三个指头，意思是，你认为这事得给三块钱；我少出一个，意思是，这么几步路两块钱足够了。都不明说，怕让围观的人捡了便宜，也怕让哪个冤大头漏了网。
白色的群山越来越清楚了。从夜里走到天亮。到处是赶路的知识青年，都累得疲惫不堪。还有担着行李或拉着行李的老乡。猛看去，如同逃避战乱的流民。
“歇会儿嘿！歇会儿再走嘿！”认识不认识的，都打招呼。
“别歇啦！天都亮啦！”大家走着一条路。
太阳出来了，路开始变得泥泞。但是太阳出来了，天不再那么黑了，也不再那么冷。太阳从白皑皑的山顶上，把光亮撒开。
给我们拉行李的是个四十几岁的汉子，大下巴，一脸胡茬。十个人的行李加起来得四、五百斤，他一个人拉着，靠一辆破车。他只要十五块钱，却相信自己占了大便宜。上坡时我们帮着推一把，倒让他很不安，一个劲跟我们说他窑里的病着，意在说明他是多么需要这五块钱。
“车是生产队的，还要给队里交半块钱咧。”
王建军的姐姐掏出烧饼来给他。
他脸上焕发出光彩，两只粗手在腿侧反复搓擦：“能行哩？”
“咋，操心吃。”她的陕北话学得漂亮。
他转眼间吃了六个，又咬一个在嘴上，便拉起车来又走。
金涛在后边喊我，让我等等他。
“你猜王建军他爸爸是谁？”金涛在我耳边说，又是满脸神秘。
“谁？”
他说了一个吓人的名字。
“又他妈牛。”
“牛是孙子，嘿，牛是孙子。给咱们送烧饼的那个女的跟我说的。”
“那他怎么姓王？”
“他改姓他妈的姓了，他妈姓王。”
“我早看出他们家里有事儿。”
“我也是。”
“要不他这么小干嘛来插队。”
“后来他妈也失踪了。”
“失踪了？！”
“不知道给弄到哪儿去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家准有事儿。”
“嘘——，轻点儿。她们就在后头呢。”
当时我们急着赶路，怕误了义合的班车。
几年后听说王建军的父亲又恢复了工作。后来又听说他上了大学。前两年我遇见过一回王建军的姐姐，在美术馆，我认出她来，她认不出我了。“忘了那年回陕北，咱们一块蹲车站了？”“哎哟！是你呀。”
她又看了我一会，似乎还有怀疑，“你的腿怎么啦？”
“王建军现在在哪儿？”我问。“在国外。哦，使馆里。哦，当翻译。
你这腿是怎么啦？“我稍微解释一下，又问起另外两个女的。”
一个在当大夫，另一个……你不知道？死了。死了八年了。“我们在美术馆的游廊里坐了一会儿，说些往事，说着高原上的那条雪路。
我心里似乎悄悄的，有个问题。“怎么死的？”不对，不是这个问题。“打窑时塌死的。她硬要进去掏土，窑塌了……”“是哪个？
她们俩，是哪个？“”靳秀芳。“”哪个是靳秀芳？那个挺漂亮的？“
对了，是这个问题。“秀芳可不漂亮”，她说，望着街上往来的人流。我竟然松了口气，天！就因为她长得丑？“夏天死的，运不回来，只好埋在了村后的山坡上。”我想着那个风雪之夜，那个小车站，靳秀芳给我们送烧饼来，放下就赶紧跑了，还红了脸。她已经死了，埋在了黄土高原上。她只不过长得不太好看，其实根本算不上丑。
三十五
四元儿也长大了。去年回去，省作协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县里。在县上的饭馆里吃饭时，正碰上四元儿带着婆姨也来吃饭。
我一眼认出他来，有小时候的嘎像儿，长得像疤子又比疤子魁伟，俨然一条陕北大汉；穿的也像样，腕子上闪闪的，只是皮肤晒得黑。他身边坐一个女子，抓一把花阳伞在手上。女子边吃边窃窃地说着什么，四元儿便摆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几句干脆话，女子就笑。
“四元儿！”我喊。
他张望一阵，愣愣地离了坐位，向我走近。
“你不是清平湾的？”
“欧嘛。”他再楞一会，忽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咳呀！随随说你要来哩，真格倒来了。多会儿到？”
“才到。”
他却再寻不出别的话来，光是抓住我的胳膊定睛看我。
“还认得出我吗？”
“咳呀，不是随随说你要来，就不敢认。腿一满不得动？”
“随随收到我的信了？”
“欧嘛。都说你是虚说哩，腿不得动咋能来成？倒真格来了。走！庄里回！”
“吃完饭吧。那是谁？”
他笑了：“我婆姨。我来县上开会，这人就要跟得来。”
四元儿现在是村里的会计。五元儿去了青海，前几年招工招走的，开汽车。二元儿、三元儿都成了家，分出去单过。六元儿还在上中学。
“还能记得我？”
“噫——！那程儿你不是喂牛着？”
和我一起喂牛的白老汉前年死了。他那小孙女出嫁了。当年每天晚上坐在饲养场上，她总问我北京的事，问我电视机是什么，望着天上的星星，想半天想不出个头绪。
“这程儿咱庄里也有了电视机了，黑白的。公社里就有五彩的。”
四元儿说。
“通了电了？”
“通了多时了。你写的小说我看过，看得人笑哩。亮亮妈不识字，识字喽要揍你咧。”
“咋？”
“把人家那号事写在书上给众人看，咳呀——”
“小说嘛……”
“我晓得。你就把咱山里人看得啥也解不开？”
“我写的白老汉也是综合了白金玉和田秀山，写小说得用点虚构。”
“这我解开。”
现在谁喂牛？现在单干了，牛都分开，各家喂各家的。疤子还在炭窑上？还在，当了窑头，不用下窑掏炭了，只在井上动动口。炭窑上有了柴油机、电动机。栓儿呢？栓儿也老了，有一年捞河柴时摔断了腿，老了，再不敢捞河柴。瞎老汉投了吧？在哩！
平八十岁了，每日在衬里走走串串，深喜自己的命好，偶尔还到那高高的土崖上去张望。那土崖上的鸽子愈多了，唯瞎老汉知道有多少只。随随箍了三眼新石窑，有了两个儿、两个女子。碧莲养了七十只鸡，成了养鸡专业户，可是运输不便，销路不算好。陕北什么时候能修铁路呢？我又记起当年和白老汉一起拦牛时，站在山坡上唱着信天游，互相说着心里的愿望：这山茆上、沟壑里要都长得是杨树、柏树，够咋美气！
那位“太行山人士”说，这儿为什么现在还不造林呢？同行的几个人都说，这真是件怪事，国家每年花很多钱治理黄河，为什么不下大力气在黄土高原上造林呢？林牧业搞起来，于黄河的治理大有益处，这儿也才有修铁路的价值，人才不光能吃饱，还能有钱。
我们的汽车出了点毛病，司机正修得满头冒汗。四元儿说他先回村去，报个信让随随预备一下。他骑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婆姨坐在车后，渐行渐远，忽地那婆姨支开了红花阳伞，远远的十分鲜艳。这又让我想起明娃，想起碧莲第一回来清平湾相亲时的样子，那稚嫩而羞涩的声音仍在我耳边：“看把人家的鞋踩掉了没嘛……”
三十六
在县里耽误了一天。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副县长。我们这帮写小说的家伙，观察力都极佳，一进县委大院先都注意到了这个漂亮的女干部，几个人窃窃耳语，惊讶此地竞有这么一位文雅又美貌的女干部。她正在和几个粗壮的农民谈话，愈显出身材的柔美，说话时的动作也——怎么说呢——很帅；衣着剪裁得合身且讲究，让我们几个北京人惭愧。
一问才知道，她原是上海知识青年，文革前就去了新疆农垦兵团，七二年随爱人来到陕北，她爱人的老家在这儿。来了之后先当了几年农民，又当了几年工人，再当了两年干部，去年被选为副县长。
“孩子呢？几个？”
“两个。一个跟我在这里，一个在上海跟着外婆。”
“不想吗？”
她笑，笑得很潇洒：“我想他，他不想我，从小跟着外婆，不愿意到陕北来。在这儿的这一个又不愿意到上海去。”
“哪年到的新疆？”
“六三年。”
“石河子？”
“对，石河子。”
“总理当年不是去过？”
“对，当时我就在。”
“自愿去的？”
“对，自愿。”她稍犹豫一下，又说：“也不完全是。我的出身不好，考大学时虽然分数名列前茅，但我的出身不行，没上成。我当时觉得这也没啥了不起，干什么不是一样？让党看我的真心好了。现在有些遗憾，就是没有上过大学。我现在正在上业余大学。”
“您的上海口音并不重。”
“南腔北调。陕北话我也能说，上海话也能说，维族话也能说几句。”
“三十几？”
“噢——！四十几了！”
“不像。”
“不像吗？”这回笑得却不像个县长，像个女人。从那笑中能感到她多么希望自己还年轻，多么高兴自己还只像三十几岁。“不，老啦——”她又说。当然，她想起自己十八、九，二十几岁时来，难免会有万千感慨。
“不想调回上海吗？”
“现在不想了。这儿有我的事业，也很好。”
女县长走后，我们几个人说：“嘿，这就是一篇小说。”
“太行山人士”说：“你们他妈的就知道小说，听来一点事，加上些美哉壮哉的文学词汇去制造一篇小说。抽疯。”
“废话。你说怎么写？”
“我说咱们都别写了，不如改行当小偷儿。你能写出她心里的一切来吗？外表的和藏在心底的，眼前的和那四十几年的，加在一起才是她这个人。你能吗？你只能偷人家点儿东西，于你制造一篇小说有用的，先定下个原则，要写成一个什么样的，强者文学吧，阳刚之美吧，乐观坚强忠诚深刻高昂……要不你吃什么！”
同行的几个人都说这小子酒喝多了。而后大家都躺下，抽着烟，默默地望那窑顶。
三十七
弄不清是不是在梦里。
清平河还是那么轻缓地流着，在村前“哗哗啦啦”地诉说着日月光阴。
我们当年住过的那眼石窑静静地坐在阳光里。窑前的小枣树长大了些，枝叶摇曳，在窑门和门前的空地上投下碎影，窑洞就更显得沉寂。窑门上了锁。木门上隐约辨出当年的墨迹：“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金涛写的。还记得我给他端着墨汁瓶，称赞他的字写得漂亮，墨汁溅了我一脸。仲伟正脚踏着拍子吹口琴，吹的《霍拉舞曲》，吹得浑身乱颤。那是七O年国庆，村里不放侣，我们自己给自己放了假。小彬蹲在窑前逗狗。
那只狗叫“玩主”，会两腿站，会打滚，会玩很多花样；其父是“黑黑”，其母是“花脑”，父母原都老实巴交的。李卓从河边洗衣服回来，把衣服晾在小枣树上，每——枝头挂一件，飘飘扬扬如同五彩旗。秋阳温暖、不燥。欢快热烈的“霍拉”飘过河去……
现在这窑前可真冷清。窑已作了仓库。那群吵吵嚷嚷的少年都到哪儿去了？好像根本不曾来过。好像他们还在窑里，睡着懒觉。好像他们都去赶集了，买几筒罐头，吃罢就回来。好像他们都上山受苦去了，剩我—人在家做饭，一会儿就都会喊着饿回来的……所能清楚的只一件事：他们都远离了清平湾，但他们无论在这星球的什么地方，都终生忘不了这窑洞、这山川、这天空、这土地和人……
疤子家的磨房已经废弃了，石磨愣在那里驮满尘土。现在都用电磨了。“嗡嗡”的推磨声在我心头震起。李卓说：“一人一百圈儿，我先来。”金涛喊：“才他妈九十八！还差两圈儿。”仲伟和小彬搭伴，两个人推二百圈。金涛又说：“仲伟真机灵，找了条‘大驴’搭伴儿。”那时队里的驴不够用，时常就要人推磨。这一天就全体歇工，推一天，天黑时磨房里挂一盏马灯，大家都累的不说不笑了，驴一样地默转那一百圈，盯着面粉不慌地落，窑顶上是鬼似的人影在转……
我又到了饲养场。饲养棚都拆了，光剩一片空地，堆满柴草、石料。我寻着残留的地基，找到我当年的领地，跟同行的几个人说：老黑牛就在这儿，红犍牛就在那儿，老生牛在这儿，花牛在最边上……。我记得它们的样子，盼着我给它们拌料，高兴得前蹄上石槽，亮亮的眸子望着我。白老汉哑着嗓子又唱；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个你那年我住在医院里，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偏方：穿肠骨，焙干研碎了吃。穿肠骨就是狼粪中没有消化的碎骨头。我写信到陕北去。白老汉拦牛时漫山遍野地找，找到一小把，托仲伟给我捎了来。这地方的狼不多，他一定费了大力气……
那位“太行山人士”忽然说：“我决定了”决定了什么？“
“回北京时我在山西下车，去我们太行山看看。”
三十八
有人会说我：“既然对那儿如此情深，又何必委屈到北京来呢？用你的北京户口换个陕西户口还不容易吗？”更难听的话我就不重复了。拍拍良心，也真是无言以对，没话可说。说我的腿瘫了，要不然我就回去，或者要不然我当初就不会离开？鬼都不信。
那儿需不需要知识青年？说老实说：需要。那儿最缺的是知识，缺老师，缺大夫、缺学农的、学林的、学机械的、学配种的、学计划生育的……除了不缺学原子弹的。
于是心里惶惶的，似乎连这思念也理不直，气不壮，虚伪。
有个也是当年插过队的人跟我说：“甭管那个，反正咱们他妈的没理。当年当了红卫兵，肯定是没理；后来去插队也没理，要不为什么插队不算工龄呢；然后转回来还是没理，有理就不用偷偷摸摸给人家送礼了；那些猫争狗斗上了大学的以为这下子还不得有理？结果工农兵大学生现在不算数；后来真正考上大学的也没多少理，三十好几了，老婆喊孩子哭，屁股大的一间房，只好蹲到路灯底下去背书，因为工龄不够，一上大学还把工资免了；还有些人为了转回来，为了上学，不结婚，忽然想起得结婚了，又没理了，成了大龄男女青年。你干脆放心得了，反正咱们不想有理了。”
话虽这么说，心里依旧惶惶的。
陕北的变化确是不小。没有要饭的了。没有人吃麸、吃糠了。
没有人穿得补钉摞补钉了。饭馆里卖的饭菜也不光是两面馍和粉汤了。插队那时，偶尔到县城来，我们几个就先奔饭馆，筹了十几块钱想大吃一顿，可无论如何花不了那许多钱，无非两道菜：素粉汤和肉粉汤。素粉汤就是漏粉、豆芽、豆腐合在一起熬，加上几片肉便为肉粉汤。现在呢，七、八种炒菜写在黑板上，过油肉、宫保肉丁、木须肉、大拼盘，啤酒也有。我对那个大师博说：“咱们这儿也会这么炒菜了。”他说：“不是你们北京知识青年传来的？”
噢，这可是对我们的充分肯定。吃饭也确是一种文化。我还不曾想到过上山下乡运动的这一作用。历史常常有趣，先定的目的没达到，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前不久在报纸上见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经济发达地区商品、人才、技术涌向大西北》，说“西北过去经济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商品经济不发展……现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济政策放宽以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批小商小贩、推销员、建筑队，以及有各种各样技术的人，带着时装、日用品，带着手艺、技术，潮水般地涌向大西北……”这才是真正的开发。历史上真正的开发，似乎都是这样自发的。也许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那是一场人为的运动吧？我这样想。
三十九
从县里开车去清平湾的那天，濛濛地下着小雨。满山的麦子正要抽穗，最上头的一片片叶子高高挑起，正如民歌中所唱：四月里麦子挑旗旗。麦子都密植了，不像过去那样，隔一大步种一撮。
山川都变了模样，认不出了，因为还是水土流失严重。女县长陪我们一起去清平湾，她说，这地方如果连着几年遭灾，老乡们的日子还是不好过。
汽车沿着山道颠簸，山转路回，心便一阵阵紧，忽然眼前一亮：那面高高的黄土崖出现在眼前，崖畔上站满了眺望的人群……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完）
（《钟山》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