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

又坐了一天汽车。雪又飘起来,越飘越大。好不容易到了黄河边。这个季节的黄河,水不多,显得安份。去年夏天和秋天,他带领着儿孙闹得太凶了。山峦被春雪覆盖了,雪盖不住的地方,泥土的颜色变深。高原默默的,难得黄河在她身边这么驯顺地躺一会儿。

过了黄河是吴堡县城。这里积压了不少探亲回来的知识青年。

前面的路坏了,雪又太大,汽车开不了。

“哥们儿!路什么时候坏的?”王建军问。被问的人注意到,他身后站着个一米八七的大个。

“三天啦!我们他妈在这儿窝了三天啦!”

“那怎么办?”

“那不怎么办!等着!”

“有地儿住吗?”

“说的!这么大的地球,会没地儿住?”一阵笑声。

这回旅店是真的全部客满了,能过夜的地方只剩下车站。候车室里横躺竖卧的全是人,几乎下不去脚。我们好不容易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拱出一块地盘,十个人只好挤在一起坐,再不能分男女。这倒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是以前没体验过的。我的右边是王建军的姐姐,所以我的右半拉身子总绷紧着。左边的李卓还老说我挤了他。

“这可熬吧,谁知道路什么时候能修好。”

“我眼看就快累死了。”

“甭多,再像昨儿晚上似地冻一宿,咱们就全省得回去吃糠了。”

三个女的不说话。谁说话她们就一齐把目光投向谁,好像是说,一切全瞧我们的了,而且相信我们准有办法。

我们哪来的办法?不过我们倒是赞成她们目光中的意思——我们应该有办法。决定派两个人进城去再找找旅店,其余的人看守行李和这块地盘。三个女的要去,被大伙否决了。王建军要拉着小彬去,小彬说那不如猜叮壳。六个人分成两组:“手心手背!”

“单拨儿倒霉!”结果倒霉的是我跟李卓。三个女的这回不加掩饰地笑。称得上漂亮的那一个,笑得头巾也散开。

我和李卓本打算随便问上两家旅店,然后找个厕所蹲一会儿,就回去交差。不料我们却走运,有个旅店刚空出来一间两个床位的屋子。“多住几个人行不行?”“那得多交钱。”“多交多少?”“多几个人就得多交几份。”李卓刚要发作,我连忙把他推到一边去,交了三个人的钱。

“你们仨去住。”

“不!”三个女的说。

“要不,王建军和你姐姐去住。”

“费什么话哪?我是男的,她是女的!”

最后谈妥:十个人分成三拨,轮流睡,头一拨是三个女的。每拨睡五个钟头,反正明天也走不成。

好说歹说,三个女的走了。晚上显出寂寞。在候车室里过夜的知青不少,打牌、抽烟……出来进去的人不断,别想把门关住。风把雪吹进来,在我们脚下变成水。昨天晚上太令人怀念,又有鸡吃,又有热烧饼吃。这会儿,越坐越冷,冻得人根本睡不着。

“王建军,再唱个歌儿嘿。”

“在这儿可不敢,人太多。”

“人多怕什么?谁要打架,我盯着!”小彬说。这小子纯属虚张声势,他要敢打架,兔子也能吃人。不过这会倒难说,他的悲伤正变成邪火。

“有个知青自己作的歌儿,你们知道吗?”

那是当年在知青中很流行的一支歌。关于这支歌,还有一段美好的传说。

条条锁链锁住了我,锁不住我唱给你心中的歌,歌儿有血又有泪,伴随你同车轮飞,伴随你同车轮飞……

据说,有几个插队知识青年,当然是男的,老高中的,称得上是“玩主”。“玩主”的意思,大约就是风流倔傥兼而放荡不羁吧!大约生活也没给他们什么好脸色。他们兜里钱不多,却几乎玩遍了全国的名山大川,有时靠扒车,有时靠走路。晚上也总能找到睡觉的地方,凭一副好身体。有一天他们想看看海,就到了北戴河。在那儿他们遇见了一个小姑娘。小姑娘从北京来,想找她父亲的一个老战友打听她父亲被关在哪儿,但没找到,钱又花光。

生活好似逆水行舟,刻下了记忆在心头,在心头啊,红似火,年轻的伙伴你可记得?可记得?

北戴河也正是冬天,但他们还是跳到海里去游了一通。远处的海滩上,站着那个茫然无措的小姑娘。“看来,那个丫头不俗气,”

他们说。他们正想吸收个把女友参加他们的“旅游团”,那会更浪漫些。“不行,那才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儿。”“你想要什么?老太太?”“说真的,那小丫头儿可是长得够精神。”“离这么远你就看出来了?”“昨儿我在饭馆里就看见她了,一个人坐着,光喝水。”

当天,他们在饭馆里又碰见了那个小姑娘。“哎嘿,你吃点什么?”

其中一个跟她搭话。“我不,我就是渴,”小姑娘说。“跟我们一块儿吃点儿吧。”“我不,我有话梅。”小姑娘说。“话梅?”几个小伙子笑起来:“话梅能当饭吃?”

袋中的话梅碗中的洒,忘不掉我海边的小朋友……你像妹妹我像哥,赤心中燃起友谊的火……

他们和她相识了,互相了解了。他们和她一块在海边玩了好几天。爬山的时候,他们轮流挽扶她。游泳时,她坐在岸边给他们看衣服。她说,她哥哥也去插队了,如果她哥哥在这儿,也敢跳到那么冷的水里去游泳。她吃他们买的饭,他们也吃她的话梅。

“哎嘿,你带这么多话梅干嘛?”“我爸爸最爱吃话梅。和我。”

“说中国话,什么和你?”“我爸爸和我。这你都听不懂呀?”“我以为你爸爸最爱吃话梅和你呢。”小姑娘就笑个不停。“我说,你妈就这么放心?”“不是。妈妈不让我来,妈妈说张叔叔可能不会见我。”

小伙子们都不笑了,含着话梅的嘴都停了蠕动,仿佛吃话梅吃出了别的味道。他们沉默一阵,望着海上的几面灰帆。“你应该听你妈的话,”其中一个说。“不会的,我小时候,张叔叔对我特别好呀?”

“小时候?现在你长大了?”“我说的是更小的时候,这你都不懂?”

“今天你又去找他了?”“他还是没回来。”“他不会回来了。”

“听我的,没错儿。”“不是!他真是没在家。”“他家里的人怎么不让你进去?”“只有张叔叔认识我,别人都不认识我。这你都不信?”

……

人生的路啊雪花碎,听了你的经历我暗流泪,泪水浸湿了衣衫,相逢唯恨相见晚……

据说,他们之中的一个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小姑娘,只是得等她长大。他就写下这歌词,另一个人给谱了曲。

他们和她分手了。他们回到插队的地方去,给她买了一张回北京的车票,那是他们头一回正正经经地花钱买了一张车票。

三十四

后半夜雪停了。听说六十里外的义合通了车,人们都决定步行到义合去。我们想,也只有这办法。行李成了麻烦,六十里雪路,空手走尚且不知会不会累死。附近的老乡早看下了这个赚钱的机会,扛着扁担的、拉着架子车的,都来揽营生。这段路大约常出毛病。

你伸一只手,我伸一只手,在老羊皮袄底下互相摸指头,名之曰“掐码。”陕北人做买卖都这样。你出三个指头,意思是,你认为这事得给三块钱;我少出一个,意思是,这么几步路两块钱足够了。都不明说,怕让围观的人捡了便宜,也怕让哪个冤大头漏了网。

白色的群山越来越清楚了。从夜里走到天亮。到处是赶路的知识青年,都累得疲惫不堪。还有担着行李或拉着行李的老乡。猛看去,如同逃避战乱的流民。

“歇会儿嘿!歇会儿再走嘿!”认识不认识的,都打招呼。

“别歇啦!天都亮啦!”大家走着一条路。

太阳出来了,路开始变得泥泞。但是太阳出来了,天不再那么黑了,也不再那么冷。太阳从白皑皑的山顶上,把光亮撒开。

给我们拉行李的是个四十几岁的汉子,大下巴,一脸胡茬。十个人的行李加起来得四、五百斤,他一个人拉着,靠一辆破车。他只要十五块钱,却相信自己占了大便宜。上坡时我们帮着推一把,倒让他很不安,一个劲跟我们说他窑里的病着,意在说明他是多么需要这五块钱。

“车是生产队的,还要给队里交半块钱咧。”

王建军的姐姐掏出烧饼来给他。

他脸上焕发出光彩,两只粗手在腿侧反复搓擦:“能行哩?”

“咋,操心吃。”她的陕北话学得漂亮。

他转眼间吃了六个,又咬一个在嘴上,便拉起车来又走。

金涛在后边喊我,让我等等他。

“你猜王建军他爸爸是谁?”金涛在我耳边说,又是满脸神秘。

“谁?”

他说了一个吓人的名字。

“又他妈牛。”

“牛是孙子,嘿,牛是孙子。给咱们送烧饼的那个女的跟我说的。”

“那他怎么姓王?”

“他改姓他妈的姓了,他妈姓王。”

“我早看出他们家里有事儿。”

“我也是。”

“要不他这么小干嘛来插队。”

“后来他妈也失踪了。”

“失踪了?!”

“不知道给弄到哪儿去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家准有事儿。”

“嘘——,轻点儿。她们就在后头呢。”

当时我们急着赶路,怕误了义合的班车。

几年后听说王建军的父亲又恢复了工作。后来又听说他上了大学。前两年我遇见过一回王建军的姐姐,在美术馆,我认出她来,她认不出我了。“忘了那年回陕北,咱们一块蹲车站了?”“哎哟!是你呀。”

她又看了我一会,似乎还有怀疑,“你的腿怎么啦?”

“王建军现在在哪儿?”我问。“在国外。哦,使馆里。哦,当翻译。

你这腿是怎么啦?“我稍微解释一下,又问起另外两个女的。”

一个在当大夫,另一个……你不知道?死了。死了八年了。“我们在美术馆的游廊里坐了一会儿,说些往事,说着高原上的那条雪路。

我心里似乎悄悄的,有个问题。“怎么死的?”不对,不是这个问题。“打窑时塌死的。她硬要进去掏土,窑塌了……”“是哪个?

她们俩,是哪个?“”靳秀芳。“”哪个是靳秀芳?那个挺漂亮的?“

对了,是这个问题。“秀芳可不漂亮”,她说,望着街上往来的人流。我竟然松了口气,天!就因为她长得丑?“夏天死的,运不回来,只好埋在了村后的山坡上。”我想着那个风雪之夜,那个小车站,靳秀芳给我们送烧饼来,放下就赶紧跑了,还红了脸。她已经死了,埋在了黄土高原上。她只不过长得不太好看,其实根本算不上丑。

三十五

四元儿也长大了。去年回去,省作协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县里。在县上的饭馆里吃饭时,正碰上四元儿带着婆姨也来吃饭。

我一眼认出他来,有小时候的嘎像儿,长得像疤子又比疤子魁伟,俨然一条陕北大汉;穿的也像样,腕子上闪闪的,只是皮肤晒得黑。他身边坐一个女子,抓一把花阳伞在手上。女子边吃边窃窃地说着什么,四元儿便摆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几句干脆话,女子就笑。

“四元儿!”我喊。

他张望一阵,愣愣地离了坐位,向我走近。

“你不是清平湾的?”

“欧嘛。”他再楞一会,忽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咳呀!随随说你要来哩,真格倒来了。多会儿到?”

“才到。”

他却再寻不出别的话来,光是抓住我的胳膊定睛看我。

“还认得出我吗?”

“咳呀,不是随随说你要来,就不敢认。腿一满不得动?”

“随随收到我的信了?”

“欧嘛。都说你是虚说哩,腿不得动咋能来成?倒真格来了。走!庄里回!”

“吃完饭吧。那是谁?”

他笑了:“我婆姨。我来县上开会,这人就要跟得来。”

四元儿现在是村里的会计。五元儿去了青海,前几年招工招走的,开汽车。二元儿、三元儿都成了家,分出去单过。六元儿还在上中学。

“还能记得我?”

“噫——!那程儿你不是喂牛着?”

和我一起喂牛的白老汉前年死了。他那小孙女出嫁了。当年每天晚上坐在饲养场上,她总问我北京的事,问我电视机是什么,望着天上的星星,想半天想不出个头绪。

“这程儿咱庄里也有了电视机了,黑白的。公社里就有五彩的。”

四元儿说。

“通了电了?”

“通了多时了。你写的小说我看过,看得人笑哩。亮亮妈不识字,识字喽要揍你咧。”

“咋?”

“把人家那号事写在书上给众人看,咳呀——”

“小说嘛……”

“我晓得。你就把咱山里人看得啥也解不开?”

“我写的白老汉也是综合了白金玉和田秀山,写小说得用点虚构。”

“这我解开。”

现在谁喂牛?现在单干了,牛都分开,各家喂各家的。疤子还在炭窑上?还在,当了窑头,不用下窑掏炭了,只在井上动动口。炭窑上有了柴油机、电动机。栓儿呢?栓儿也老了,有一年捞河柴时摔断了腿,老了,再不敢捞河柴。瞎老汉投了吧?在哩!

平八十岁了,每日在衬里走走串串,深喜自己的命好,偶尔还到那高高的土崖上去张望。那土崖上的鸽子愈多了,唯瞎老汉知道有多少只。随随箍了三眼新石窑,有了两个儿、两个女子。碧莲养了七十只鸡,成了养鸡专业户,可是运输不便,销路不算好。陕北什么时候能修铁路呢?我又记起当年和白老汉一起拦牛时,站在山坡上唱着信天游,互相说着心里的愿望:这山茆上、沟壑里要都长得是杨树、柏树,够咋美气!

那位“太行山人士”说,这儿为什么现在还不造林呢?同行的几个人都说,这真是件怪事,国家每年花很多钱治理黄河,为什么不下大力气在黄土高原上造林呢?林牧业搞起来,于黄河的治理大有益处,这儿也才有修铁路的价值,人才不光能吃饱,还能有钱。

我们的汽车出了点毛病,司机正修得满头冒汗。四元儿说他先回村去,报个信让随随预备一下。他骑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婆姨坐在车后,渐行渐远,忽地那婆姨支开了红花阳伞,远远的十分鲜艳。这又让我想起明娃,想起碧莲第一回来清平湾相亲时的样子,那稚嫩而羞涩的声音仍在我耳边:“看把人家的鞋踩掉了没嘛……”

三十六

在县里耽误了一天。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副县长。我们这帮写小说的家伙,观察力都极佳,一进县委大院先都注意到了这个漂亮的女干部,几个人窃窃耳语,惊讶此地竞有这么一位文雅又美貌的女干部。她正在和几个粗壮的农民谈话,愈显出身材的柔美,说话时的动作也——怎么说呢——很帅;衣着剪裁得合身且讲究,让我们几个北京人惭愧。

一问才知道,她原是上海知识青年,文革前就去了新疆农垦兵团,七二年随爱人来到陕北,她爱人的老家在这儿。来了之后先当了几年农民,又当了几年工人,再当了两年干部,去年被选为副县长。

“孩子呢?几个?”

“两个。一个跟我在这里,一个在上海跟着外婆。”

“不想吗?”

她笑,笑得很潇洒:“我想他,他不想我,从小跟着外婆,不愿意到陕北来。在这儿的这一个又不愿意到上海去。”

“哪年到的新疆?”

“六三年。”

“石河子?”

“对,石河子。”

“总理当年不是去过?”

“对,当时我就在。”

“自愿去的?”

“对,自愿。”她稍犹豫一下,又说:“也不完全是。我的出身不好,考大学时虽然分数名列前茅,但我的出身不行,没上成。我当时觉得这也没啥了不起,干什么不是一样?让党看我的真心好了。现在有些遗憾,就是没有上过大学。我现在正在上业余大学。”

“您的上海口音并不重。”

“南腔北调。陕北话我也能说,上海话也能说,维族话也能说几句。”

“三十几?”

“噢——!四十几了!”

“不像。”

“不像吗?”这回笑得却不像个县长,像个女人。从那笑中能感到她多么希望自己还年轻,多么高兴自己还只像三十几岁。“不,老啦——”她又说。当然,她想起自己十八、九,二十几岁时来,难免会有万千感慨。

“不想调回上海吗?”

“现在不想了。这儿有我的事业,也很好。”

女县长走后,我们几个人说:“嘿,这就是一篇小说。”

“太行山人士”说:“你们他妈的就知道小说,听来一点事,加上些美哉壮哉的文学词汇去制造一篇小说。抽疯。”

“废话。你说怎么写?”

“我说咱们都别写了,不如改行当小偷儿。你能写出她心里的一切来吗?外表的和藏在心底的,眼前的和那四十几年的,加在一起才是她这个人。你能吗?你只能偷人家点儿东西,于你制造一篇小说有用的,先定下个原则,要写成一个什么样的,强者文学吧,阳刚之美吧,乐观坚强忠诚深刻高昂……要不你吃什么!”

同行的几个人都说这小子酒喝多了。而后大家都躺下,抽着烟,默默地望那窑顶。

三十七

弄不清是不是在梦里。

清平河还是那么轻缓地流着,在村前“哗哗啦啦”地诉说着日月光阴。

我们当年住过的那眼石窑静静地坐在阳光里。窑前的小枣树长大了些,枝叶摇曳,在窑门和门前的空地上投下碎影,窑洞就更显得沉寂。窑门上了锁。木门上隐约辨出当年的墨迹:“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金涛写的。还记得我给他端着墨汁瓶,称赞他的字写得漂亮,墨汁溅了我一脸。仲伟正脚踏着拍子吹口琴,吹的《霍拉舞曲》,吹得浑身乱颤。那是七O年国庆,村里不放侣,我们自己给自己放了假。小彬蹲在窑前逗狗。

那只狗叫“玩主”,会两腿站,会打滚,会玩很多花样;其父是“黑黑”,其母是“花脑”,父母原都老实巴交的。李卓从河边洗衣服回来,把衣服晾在小枣树上,每——枝头挂一件,飘飘扬扬如同五彩旗。秋阳温暖、不燥。欢快热烈的“霍拉”飘过河去……

现在这窑前可真冷清。窑已作了仓库。那群吵吵嚷嚷的少年都到哪儿去了?好像根本不曾来过。好像他们还在窑里,睡着懒觉。好像他们都去赶集了,买几筒罐头,吃罢就回来。好像他们都上山受苦去了,剩我—人在家做饭,一会儿就都会喊着饿回来的……所能清楚的只一件事:他们都远离了清平湾,但他们无论在这星球的什么地方,都终生忘不了这窑洞、这山川、这天空、这土地和人……

疤子家的磨房已经废弃了,石磨愣在那里驮满尘土。现在都用电磨了。“嗡嗡”的推磨声在我心头震起。李卓说:“一人一百圈儿,我先来。”金涛喊:“才他妈九十八!还差两圈儿。”仲伟和小彬搭伴,两个人推二百圈。金涛又说:“仲伟真机灵,找了条‘大驴’搭伴儿。”那时队里的驴不够用,时常就要人推磨。这一天就全体歇工,推一天,天黑时磨房里挂一盏马灯,大家都累的不说不笑了,驴一样地默转那一百圈,盯着面粉不慌地落,窑顶上是鬼似的人影在转……

我又到了饲养场。饲养棚都拆了,光剩一片空地,堆满柴草、石料。我寻着残留的地基,找到我当年的领地,跟同行的几个人说:老黑牛就在这儿,红犍牛就在那儿,老生牛在这儿,花牛在最边上……。我记得它们的样子,盼着我给它们拌料,高兴得前蹄上石槽,亮亮的眸子望着我。白老汉哑着嗓子又唱;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个你那年我住在医院里,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偏方:穿肠骨,焙干研碎了吃。穿肠骨就是狼粪中没有消化的碎骨头。我写信到陕北去。白老汉拦牛时漫山遍野地找,找到一小把,托仲伟给我捎了来。这地方的狼不多,他一定费了大力气……

那位“太行山人士”忽然说:“我决定了”决定了什么?“

“回北京时我在山西下车,去我们太行山看看。”

三十八

有人会说我:“既然对那儿如此情深,又何必委屈到北京来呢?用你的北京户口换个陕西户口还不容易吗?”更难听的话我就不重复了。拍拍良心,也真是无言以对,没话可说。说我的腿瘫了,要不然我就回去,或者要不然我当初就不会离开?鬼都不信。

那儿需不需要知识青年?说老实说:需要。那儿最缺的是知识,缺老师,缺大夫、缺学农的、学林的、学机械的、学配种的、学计划生育的……除了不缺学原子弹的。

于是心里惶惶的,似乎连这思念也理不直,气不壮,虚伪。

有个也是当年插过队的人跟我说:“甭管那个,反正咱们他妈的没理。当年当了红卫兵,肯定是没理;后来去插队也没理,要不为什么插队不算工龄呢;然后转回来还是没理,有理就不用偷偷摸摸给人家送礼了;那些猫争狗斗上了大学的以为这下子还不得有理?结果工农兵大学生现在不算数;后来真正考上大学的也没多少理,三十好几了,老婆喊孩子哭,屁股大的一间房,只好蹲到路灯底下去背书,因为工龄不够,一上大学还把工资免了;还有些人为了转回来,为了上学,不结婚,忽然想起得结婚了,又没理了,成了大龄男女青年。你干脆放心得了,反正咱们不想有理了。”

话虽这么说,心里依旧惶惶的。

陕北的变化确是不小。没有要饭的了。没有人吃麸、吃糠了。

没有人穿得补钉摞补钉了。饭馆里卖的饭菜也不光是两面馍和粉汤了。插队那时,偶尔到县城来,我们几个就先奔饭馆,筹了十几块钱想大吃一顿,可无论如何花不了那许多钱,无非两道菜:素粉汤和肉粉汤。素粉汤就是漏粉、豆芽、豆腐合在一起熬,加上几片肉便为肉粉汤。现在呢,七、八种炒菜写在黑板上,过油肉、宫保肉丁、木须肉、大拼盘,啤酒也有。我对那个大师博说:“咱们这儿也会这么炒菜了。”他说:“不是你们北京知识青年传来的?”

噢,这可是对我们的充分肯定。吃饭也确是一种文化。我还不曾想到过上山下乡运动的这一作用。历史常常有趣,先定的目的没达到,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前不久在报纸上见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经济发达地区商品、人才、技术涌向大西北》,说“西北过去经济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商品经济不发展……现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济政策放宽以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批小商小贩、推销员、建筑队,以及有各种各样技术的人,带着时装、日用品,带着手艺、技术,潮水般地涌向大西北……”这才是真正的开发。历史上真正的开发,似乎都是这样自发的。也许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那是一场人为的运动吧?我这样想。

三十九

从县里开车去清平湾的那天,濛濛地下着小雨。满山的麦子正要抽穗,最上头的一片片叶子高高挑起,正如民歌中所唱:四月里麦子挑旗旗。麦子都密植了,不像过去那样,隔一大步种一撮。

山川都变了模样,认不出了,因为还是水土流失严重。女县长陪我们一起去清平湾,她说,这地方如果连着几年遭灾,老乡们的日子还是不好过。

汽车沿着山道颠簸,山转路回,心便一阵阵紧,忽然眼前一亮:那面高高的黄土崖出现在眼前,崖畔上站满了眺望的人群……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完)

(《钟山》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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