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他坐在桌子顶头，给我念他刚刚写完的一篇小说。
他每写完一篇小说，都要念给我听，从来不让我亲自去看，说是草稿字迹零乱，不大看得清楚。我却相信我能看得清楚，因为我有时看见他念的作品，实际是已经抄写得很整洁的修改稿了，然而又不好意思执意要过来看。我要是写出一篇习作，要征询他的意见，刚从桌斗或口袋里拿出来，他就伸过手来，说：“让我看看。”于是，他就用指尖在嘴唇上抹上一点口水，翻揭着纸页看起来。我多少觉得我们之间有点不平等。
我坐在炕边上，胳膊时搭在炕头搁放油灯的土台上，用手撑着下巴。静心屏息地听他朗读那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有时坐得累了，有时听得烦了，我就打量一下这间熟悉的小屋。一间窄小的老式厦屋，土炕占去了大半空间。靠墙放着一张同样是老式的带抽屉的条桌，条桌的拉把儿是一只黄铜铸成的树叶，闪闪发亮。门和桌子之间的空档恰尺等寸可以安置一把椅子，他就坐在这把直背老式椅子上，就着门口照到桌面上的亮光，读书或者写稿。靠着后墙的那一步之宽的空间，放着一个大红色的条形板柜；柜子上方，架着两只同样是大红色的木箱，那是他的新媳妇的陪嫁品。他的新媳妇坐在炕的那一头，低头捉着剪刀，在一张褙纸上比划着、裁剪着鞋底儿。
每当我思想抛锚，神志不专的时候，他的朗读声就提高半度，而且侧过头看我一眼。我立即抖擞精神，做出专心致志听着的神态。他的声音又舒畅地继续下去。
每当读到有趣的情节或细节，他的声调里就泛出一种得意的色彩，惹得我和他同时笑起来。他的新媳妇也低头抿嘴在笑，却不出声。我特别注意她的反应，凡是她有明显的反应的地方，我就觉得大抵是他写得最成功的段落。
一篇稿子读完，他放下稿纸，笑着侧过头，爽快地说：“感觉如何？随便说。”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一个旧罐头盒子里捏起一撮旱烟未儿，撒在一络用废弃稿纸裁成的纸条上，在手心三拧两转，就制造出一根喇叭形状的纸烟了，我也如法炮制，两人就对抽起来。我们没有固定工资，生产队要等农历年底才决分，通常是见不到什么钱的；我们谁也没有发表过一个字，自然没有稿费，谁也买不起一盒最廉价的纸烟，却又不习惯使用老庄稼汉们那种笨拙而又难看的黄铜或白铁铸成的旱烟锅子。
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厦屋里，有两支又粗又长的烟卷在冒烟，他的新媳妇轻轻咳嗽起来，呛得眯起眼睛。我们俩毫不理会，早在烟雾升腾里，为他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一个情节或细节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争吵得一塌糊涂了。
他所极力维护着的某一得意之笔，我却毫不客气他说那一段应该彻底干净地删除掉，于是，争论就不可避免了。对于他看过的我的习作，类似的争议似乎更为激烈。我和他尚未养成高雅的涵养，譬如说，应该谦逊地听取对方的意见，不应该当面眼对眼牙对牙地驳斥；应该斟酌给对方谈意见的方式方法，尤应以鼓励为主，先谈优点，再说不足，然后再提出修改补救的措施，使对方于心理和感情上易于接受。没有。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好像就没有这种文质彬彬的习惯，一当讨论起来，就争就吵。开始时，他的新媳妇曾经劝过我们，不要失了和气，后来习以为常了，就只顾剪她的鞋底或者纳扎鞋帮，一任我们去吵。如果是在冬天的夜晚，吵得夜深了，她会从锅里端来一盘刚刚蒸熟的红苕，送到条桌上，那是十分惬意的夜餐了……
看着他的新媳妇又一次捂着嘴打着呵欠，悄悄抹着困倦的泪水，我就起身告辞。他送我到村外，兴犹未尽，于是就站在小沟的水渠旁继续高谈阔论，丝毫也不担心谁听了去。
这个时候，刚刚进入60年代的乡村里，正经历着解放十多年来最普遍、最严重的第一次饥懂的时月。我和他——惠畅，两个一前一后从县城一中毕业的高中毕业生，都在疯狂地追求着同一个目标，我们都需要这种推心置腹的毫不隐讳的直率的争吵。我们将在这种争吵声中，走向生活，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中国文坛，争吵声中也许会诞生并不亚于《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史诗……
天傍晚，惠畅到我家来，约我去看电影。
对河的五里镇上，大约一月里演出一场电影。这一晚，是五里镇方圆十余里几十个村庄青年们的节日。尽管是已经被城里人看腻了的过时的旧片子，无论好坏优劣，我们都有耐心看到最后，甚至觉得听一听电影音乐，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村子里没有通电，收音机见不到一台，精神生活的贫乏和物质生活的贫乏一样使人感到饥肠辘辘。每当五里镇一月一次的“电影节”到来的时候，我们俩必定不能或缺。
月色柔媚，知了和纺织娘在河岸边的杨柳林带里叫成一片。从各个村庄通五里镇的好多条河川土路上，手电的光柱忽闪明灭，抽烟的火光瞬息即逝，男孩子们的唿哨，女娃娃的尖利响亮的笑声，此呼彼应的欢愉的嗓门，轻狂放浪的哄闹嬉笑的声浪，充塞了往日里静谧的河川的夜空。
我们涉过浅浅的河水，急急赶到五里镇。小学校的门口，人头攒动，灰尘在明亮的电灯光里浮动，广播在大树杈上播出诱惑力极强的乐曲。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翻起裤兜，掏出零碎的天蓝色和黄色的贰分、一分的纸币，数起来，两人的钱，合在一起，真是万幸，竟有二毛多了，买过两张票，花去贰毛整，竟然还有五六分宽余，我们就盘算该怎样挥霍享受这一笔余款了。
“买糖还是买烟？”我征徇他的意见。
“买烟。”他总是比我更有主见。
我真想吃糖。我大约有一年多没有尝过糖的那种美好的滋味了。站在露天的电影场上，瞅着银幕上的惊险的反特故事片的画面，手插在裤兜里，嘴里含一颗水果糖，那该是一种多么舒心的享受哇！不过，买烟的主意也不错，我们平时用纸条儿卷旱烟未儿的手艺，在黑暗的电影场上就有诸多不便之处了。好！我立即表示赞同，我们俩走到一个卖烟的小摊前了。
“买哪种烟呢？”我间。
“‘航运’。”他说，一点也不犹豫。
白纸盒上印着一艘造形简陋而又画技拙劣的轮船，此烟牌号叫“航运”，售价一角二分钱一包，我递上六分钱去，巧极了，正好可以买到半包。我们每人装下五支，转过身去了。
在一根火柴上，我们点着了两支烟。多么奇妙的香味啊！我真舍不得将那令人沉醉的香味喷吐出来，实在比老旱烟未儿又辣又苦的味道好过千万倍了。嘴里咂着一支雪白的纸烟卷，昂首从小学校的门道里走进操场，真是自觉神气而又排场，比在嘴里含一颗糖有声有色得多了。
看过电影，就不那么急着回家了。我们散涣地走着，品评着刚刚看过的电影，悠哉游哉走回到小河边上来，那些大帮大伙的男女青年放浪的声息，此时已经远远地流动到村庄里去了，河川里已经恢复了夏夜素有的静寂。
我们俩脱光衣服，在清凉的河水里躺下来，头枕着一块光滑的河石，把全身都浸泡在河水里。蚊虫无法下口，团团飞旋蜇磨在头顶，我们一人抓一把臭蒿子，悠悠拂打着蚊子。河水从胸膛上流过去，身子下边的沙子被掏空了，我就挪一挪位置。星星在蓝天上眨着眼睛，深邃无垠的天际神秘莫测，一缕缕轻纱蝉翼似的云丝在月亮的脸上飘过去，河滩又明亮起来。
“胡万春起初是个半文盲，现在是第一流作家了，真厉害。”我说。
“我们比他基础好多了，正牌高中毕业。”惠畅说，“自学起来更快。”
“胡万春投过二百次稿，才发表了百把字的一篇通讯。”我深感钦佩，对于我们俩都已知晓的这件轶事，总是兴趣不衰，“啊呀！我真是缺乏这样的恒心和耐心。”
“我相信，我们发表第一篇作品，绝对不需要用二百篇作铺垫。”他十分自信，用蒿草在水里狠狠抽打一下，扬起来，“我要是写过50万字还不能发表一篇作品，那我就自杀！”
我缺乏他那样的自信，也就没有他那样的狠心，我说：“搞不了创作，当不成作家，也不必自杀呀！”
“玩笑一个。”惠畅不在乎地说，轻轻笑了，笑毕，却深富感情地说，“我他妈的不知怎么从小就迷上文学创作了！说真的，如果真的搞不出一点名堂，我不知道这辈子该怎么活着好！”
“咱们就拿出胡万春那股傻劲干吧！”我说，“埋下头，干它十年再说。”
这样的内容的扯谈，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春正活跃于当时的中国文坛，《家庭问题》那篇小说使我们十分钦佩，从思想到艺术，甚至情节的铺展和细节的选择，都不厌其烦地讨论过三五次了。这种讨论，到后来往往就离开作品本身，延伸到作家的成长道路上来了。何止一个胡万春，中国的或外国的，当代的或古代的，所有能搜寻到手的作家文人们的传记和轶事，无疑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交谈的话题。
蝉鸣已经止歇，偶尔有零星的青蛙叫声从河岸边的稻田里传出。夏夜里虽然静寂，却使我们感到了潜伏着的生命的跃动，无边的包谷林里，传来飒飒飒的绿叶摆动的响声，小叶白杨在夜风中欢乐地歌唱。我们躺在南源和北岭之间的小河川道里，热烈地又是忧伤地谈着文学，谈着追求；谈到胡万春，我们就信心十足；可是一谈到神童刘绍棠，就黯然神伤了。
这个神秘的神童带给我们的，不是鼓舞而是悲哀。他怎么会在戴着红领巾的年龄就能发表小说呢？我们俩戴红领巾念完小的时光，只是对娃娃书兴趣十足，连小说这个名词压根都没听说过，刘绍棠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出了名的作家了；我们已经高中毕业，至今还躺在黄土山中的这一道小河里胡拉乱扯，一个字也没上过报纸或杂志哩！我们猜测他的宗室一定是文墨瀚海，祖荫厚极，自幼熏陶。然而，从一些零星的资料透露出的事实却是，他和我们完全相似，出之乡野，世代农耕。我很丧气，惠畅也不大乐观。从刘绍棠看来，文学创作需要天才，我们都暗自怀疑，自己是否具备这份天资？我们对批叛“右派”刘绍棠的文章无暇一顾，却对那个神童的“神”字感到神秘莫测。
“唉！没劲了。”我不由得叹气，“说起这个人，我就冒气了。”
“甭忘了，中国虽然有‘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古训，也有‘大器晚成’的成语，可见什么都不尽然。”惠畅是很富于思辨的，“少年时代能成起事的，到底是个别人，多数人是青年和中年时候才露头。”
“我们若是‘大器’，迟成早成关系不大。”我仍然心里不踏实，“我们要是‘小器’呢？或者根本就不会成器呢？”
“契诃夫说，‘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他的嗓门叫好了。’”惠畅反而气更壮了，他忽然从水里翻起身来，站在水中，大声说着，像是和谁吵架，亦像是对河川和源坡宣言似的，慷慨激昂起来，“我不是天才。我不是大狗。我是小狗。不，连小狗也不是！我是蛐蛐。不，连蛐蛐也不够格！我是醋蛛儿，上帝只给了我一个破尿罐的嗓门，我要叫！多一个人的叫声，世界就多一份声音！醋蛛儿的叫声虽然难听，它还是拼命地叫着！它没有因为有百灵子而抿嘴不响！如果只有百灵子而没有醋蛛儿，世界也就单调了……”
惠畅赤裸全身，慷慨激越的思辨，使我大受鼓舞。我为自己的怯弱而难堪，忽然也从水里蹦起来，和他站在一起，狠声说：“我也权当自己是一只醋蛛儿……”
“咱们往后谁也不许再说泄气话。”惠畅说，“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
第二节
夜深了。当我们又鼓起劲头的时候，肚里却饿了。许久以来，我已经没有吃过馍馍了，晚饭通常是一锅绿乎乎的野菜，点缀着几粒黄灿灿的包谷糁子。现在回到家里，自然无法找到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他家的状况和我家不相上下，也不会有什么可以指望填充肚皮的东西。于是，他去扒拉柴禾，我就悄悄溜进早熟的包谷地里去摸几穗嫩棒子。没有办法，未来的两位文豪，现在不得不屈身丧德去……
火苗在柴枝上跳跃，从这一枝上又蹿到那一技上，呼呼呼烧燃起来，高高的堤坝挡住了火光，蹿起的柴烟与朦朦胧胧的夜空搅和在一起，不大分辨得出来，河滩里的守田人不会发现我们的踪迹的。
我和惠畅坐在火边，再没有劲头谈论其它什么事，肚子太饿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绿皮的嫩包谷棒子，在火焰烘烤中逐渐变成白色，继而变成黄色，接着就烧成黑色了，发出吱吱吱的细微的响声，随之有一股奇异的香味飘散开来，刺激人的鼻膜，撩拨人的食欲，肚子里受到这样美味的食物的诱惑，翻江倒海似的蠕动起来，发出咕咕咕的叫声，嘴里也溢满了口水。我简直忍耐不住，等待不及了。
“听说巴尔扎克一度也很穷……”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一声很重的咳嗽，从堤坝顶上传下来，震得自命为受大任于天地的我俩，同时惊恐地扬起头来，就看见了堤坝了兀然站着一个人，半截铁塔似的，右手里攥着一柄梭镖。我一眼看出，这是看守庄稼的马罗。
惠畅有点慌，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将受大任的伟人，怯生生地悄声问：“这是谁？怎么办？”
我与马罗已经有过一次交往，半月前，他曾经邀请我到他在河滩看守庄稼的庵棚里，亲自给我犒赏过一顿烧烤包谷棒子。被他抓住严惩不贷的，是那些用麻袋偷下棒子到城里去卖钱的真正的贼；对我好像比较客气，不过是烧几个充饥罢了，他不会过分计较的。
他依然站在那里，瞅着我们问：“谁？”
“马罗大叔，阿克西尼亚今晚没来吗？”
他嘿嘿一笑，把直竖着的梭镖放倒了，“是你个崽娃子，我当是贼伙哩！”河堤是用水泥和河石浆砌的直面，又光又滑，他下不来，绕那边的小路去了。
惠畅嘘出一口气，释然了，坐下来。
我给他介绍，这是我们村一个老光棍，终年四季，给生产队看守庄稼，夏收看守麦子；秋天守护包谷和棉花；冬春两季，吆撵拔食麦苗的大雁。他在河那边的村子里有个情人，常常在夜静时涉过小河来，在他的小庵棚里幽会，那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我称她为阿克西尼亚。马罗虽然没读过《静静的顿河》，却知道我说的是谁，指的是哪一档子事。
马罗已经走到火堆跟前，扔下梭镖，准备找一块地方坐下来。
“葛利高里大叔，欢迎你。”惠畅抓住马罗的胳膊，“你真是个浪漫的人儿哩！”
“你可甭听他胡糟践我！”马罗哈哈一笑，佯装斥禁的口气，对我说，“你尽给我造谎！”
“咋能是我造谎呢？”我故意逗他，“马罗叔，你对月亮发誓，有没有一个阿克西尼亚？”
马罗从火堆里捏起一粒火星，按到烟锅上，喉咙里发出咯咯咯的憨笑，得意地仰起头，淡淡地说：“那是牛年马年的陈事了。而今那个可怜人，日月恓惶哩！我可怜她，周济她一升半斗……人家娃儿大了，咱还不自觉行吗？”
“马罗叔哎！”惠畅亲热地叫。他对马罗十分感兴趣，眼里闪出生动的光芒，说，“你一年四季给队里守护庄稼，很辛苦了。”
“不苦。”马罗头一摆。
“真不容易哩！秋天下阴雨，冬天下雪……”
“人家队长给咱工分哩！”
马罗吐不出一句更崇高的话，惠畅有点失望地闭了嘴。他大约想听听马罗说出诸如“为集体咱不怕冷”之类的话，然而他只能失望。
“你们俩说你们俩的话吧！”马罗自动拨着火，翻捣着已经烧得黑乎乎的包谷棒子，义务为我们服务，“有文化的人说话，中听！乡村人尽说粗话。”
“我们说话有啥好听的？”惠畅问。
“好听。一样的话，你们文化人一说出口，味儿不一样罗！”马罗笑说，“比方我跟那个可怜人儿的事，我其实也不怕谁说。你们说成‘阿’啥子‘亚’，我就知道说的那个可怜人儿。乡村那些粗庄稼哥们，一开口就是，‘马罗伙计，这几天跟野婆娘弄了几回？’你说难听不难听？”
我和惠畅已经忍不住，哈哈大笑。惠畅猛然扑到马罗的背上，抱住他的脖子，用自己的脸颊在马罗的脑袋上磨搓，亲昵地喊着：“马罗大叔，我的真正的葛利高里……”
马罗从火堆里捡出一个黑炭棒子，甩到惠畅的怀里，接着又甩给我一个，那熟悉的动作，使人感到豪爽而又亲切。我撕开一层烧焦灼外皮，就露出冒着热气的内皮来，一层层撕开，就咬着了软乎乎甜腻腻的包谷粒儿。惠畅动作更麻利，已经啃得满嘴响起咔嚓的声音。
“你俩谁有戏本呢？”马罗问。
“你要啥戏本？”惠畅口齿不清地问。
“《铡美案》、《五典坡》都行。”马罗说，“《周仁回府》也祐哇！啥戏本我都爱看。”
“你识得字吗？”惠畅好奇地问。
“识得几个。”马罗说“我一边认，一边前后揣摸，也就碰出意思来了。”
“你上过学吗？”惠畅似乎才找到话头了。
“上学上了四年哪！”马罗沉吟着，自己也有趣地笑着，“那时候的学堂，先生爱打娃娃。怪得很哪！我在下边背书背得溜溜熟，一叫到先生跟前，瞧见那根二尺长的竹板子，背熟的书全忘光了，先生就捞起竹板子，抽得我的手心连碗也端不住了……”
“你要是不伸出手呢？”
“不行啊！那时候念书就兴打板子。”马罗莫可奈何地说，“有一回，先生的板子刚抽下来，我的手往回一缩，糟了，先生抽在自个的膝盖上，这下了得！先生左手掐住我的指头，咬着牙，在手心打。我闭上眼睛，手心疼到后来，倒是不知道疼了，也不知他打谁的手哩！”
“噢哟！马罗大叔，你认得的几个字，代价不低呀！”惠畅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为了你好不容易认得的那些字不致忘记，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你搞来两本戏本子！”
我心里知底，马罗大叔的嗓门是很不错的，有铁嗓子的美誉。在夏天傍晚的余辉里，晚霞给郁郁葱葱的青纱帐涂一片赤红，从河渠边的杨柳林带里，常常传出马罗粗壮而雄浑的声音。白雪蒙地的冬夜，在广漠的河滩上，他吆雁吆得烦了，就放开喉咙吼唱。他爱唱戏，更爱看戏，每逢县剧团下乡，他常常追到一二十里远的岱峪口去看戏，要是五里镇有戏，他是一晚也不会空缺的。看得多了，那些最流行的秦腔剧，他不仅能背唱大板大板的唱词，连人物的对白也能大段大段地道出来，他唱起“乱弹”来，嗓门难免跑调，词句也很难让别人听清，但人一听都能猜出是某一本剧里某某人的唱词，而味道则是纯粹不过的秦腔的戏味。关键是品尝那种不易说清的味道，而戏文和唱词不清倒在其次了。
“马罗大叔，唱一板‘乱弹’吧？”我怂恿他，“拣你最拿手的来一段。”
“要唱‘乱弹’，还数《牧羊》里苏武那一板唱腔好。”马罗一经触及，戏瘾就来了，他盯盯我，又瞅瞅惠畅，“你俩谁会唱不会？苏武和李陵，两人对唱才崭劲！”
十分遗憾，我对我们的秦腔听来虽也顺耳，却从来没能学会唱控。惠畅是个文娱活动的活跃分子，在学校里上过台，演过戏，可惜在他演过的几折小戏里，总是扮演着小生的角色，大都是和姑娘、小姐对唱，苏武在《牧羊》中的唱词他一句也唱不下来。马罗也不勉强我们，已经干咳几声，清理嗓子，猛然扬起头来，就暴发出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声音：“汉苏武在北海……”
他的脸在火光中更显得红了，脖颈上的筋络暴突起来，慷慨激昂的剧情和戏词，大约正适宜他的嗓门。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听人唱戏，此时才觉得体味到了真正的秦腔。他一人身兼苏武和李陵两角，放开嗓门吼出苏武威武凛然的戏词，接着压细嗓子唱出李陵哀婉曲屈的心声，在紧密激烈的对唱中，把苏武以死报效祖国和李陵变节屈膝的两种气质活活地表白出来了。
我已经多次听过马罗大叔的嗓门，不足为奇，惠畅听完，已经激动得满脸喜悦，热烈地说：“马罗叔，我下回把板胡拿来，我拉你唱，咱们搞个自乐班。”
马罗却笑笑说：“我跟弦唢唱不到一块。”
惠畅甩掉一根啃完了的包谷棒子，又从火堆里拣起一个来，撕开了，玩笑似地说：“马罗大叔，我将来要是当了县长，首先接你去享福。吃烤包谷听‘乱弹’，皇帝怕也享不到这样的福分！”
“那也说不定。”马罗笑着，“兴许你还当省长哩！”
他挺认真地举出实例来，说他家在山里的一个远门亲戚，在山坡上看守庄稼，山里狗熊特多，夜里出来啃包谷。有天半夜，他的表哥刚轰走狗熊回来，窝棚里滚进一个人来。他的表哥打着火镰引着火，一看，那人腿上淌着血，就把那人救了。伤好了，那人夜里又走了，他的表哥也没敢问人家是啥人，倒忘了。解放了，乡上来了三个人，要接他表哥出山，不由分说，就用抬杆轿把他表哥抬到乡政府去了。爷！乡政府门口停着一辆卧车，那个伤员从车里走出来，抱住他的表哥……人家是北京一个部长！
“马罗大叔，等着吧！”惠畅笑着，煞有介事地说，“我将来用直升飞机接你！”
马罗哈哈笑着：“我可害怕坐飞机。你说，那东西要是在天上正飞着，像马一样惊了咋办？”
惠畅给马罗大叔开下空头支票，马罗大叔也畅快地吼喊了一阵“乱弹”，主要是我俩的肚里都装满了真正的粮食，在月亮已经溜下西姬的黑下来的夜色里，三个人沿着三条路，各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后晌，惠畅兴冲冲跑到我屋里，喜不自胜地说：“昨黑我回到屋，写下一篇小说，用马罗作模特。你坐下，听我给你念……”
县文化馆的浦老师给我们俩寄来两张蓝色的门票卡片，市里的文化馆为文学爱好者举办一次文学讲座，特邀省报文艺副刊的一位肖编辑主讲，讲题是《散文散谈》。接到信时，已是昨天傍晚，我们昨黑就约定了，今天后晌动身，晚上宿在城边，明天一早赶进城去，正好跟得上听讲，母亲特意破费给我用包谷面烙了五个小烧饼，没有给里头掺进豆渣或者菜叶，那是真正的纯粹的粮食烙制的烧饼了。我焦急地等待着，却不见惠畅来。我忍耐不住，又赶到他家去，想不到，他正跟新媳妇拌嘴吵架。
新媳妇秀花，鼻子和嘴巴全都因为生气鼓劲而挪位；那秀气的鼻子，因为脸腮变色而显得又小又扁；那荡漾着温情的眼睛笼罩着污气浊水，显得难看了；嘴唇撅着，更使得脸型愈加不协调。我看见她的这副模样，暗暗一惊。她也有点不好意思，立时扭转身，坐在炕边上，把微微颤抖着的背脊朝向门口。
“你咋这样狭隘！”惠畅气呼呼地说，“真是莫名其妙！”
我看看惠畅气憋憋的脸色，劝他冷静一下。好在那秀花见有人来，也不再开口，我就拉着惠畅出门，回避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上路以后，惠畅的情绪逐渐恢复正常，我不好问两口子因为什么发生口角，只是劝他不要和她一般计较，那毕竟是一位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乡村女子，长这样大只进过两次西安，都是和他订婚、结婚时，由他引着她去买衣服，去照相，去登临大雁塔的。
“嗨！为什么正经事来呢？”惠畅丧气地说，“全是小心眼！看来……农村女子的心眼更狭隘！我总以为乡下姑娘朴实敦厚……”
“天下的女人，无论白种或黄种，都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先天性的通病——”我记不清在哪本书上看见过这样的话，统统搬出来，故作高深地说，似乎我对女人有专门研究似的，“这就是疑神疑鬼，对丈夫尤其如此。”
“为了一封信，跟我憋了三天气。”惠畅说，“我的一个女同学给我来了一封信，问候了我几句，有几个赞美我的词儿。她读得半懂不懂，居然说那个女同学是我的‘野婆娘’。我今日后晌正准备走，她可有话了，说我要去寻‘野婆娘’，所以才急的愁的……你看看，遇见这号女人，我咋办？”
第三节
在县中念书时，他比我高一级，自然也早一年毕业、回乡。我那时已经影影绰绰听到过他在恋爱的传闻，传闻中的那个女生，是一位细高挑个儿的圆脸姑娘，有一双不大却柔情脉脉的眼睛。当我毕业回乡之后，第一次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的新媳妇秀花，已经坐在小厦屋的土炕上给他缝衣做鞋了。据我所知，他的那位细高挑个儿的女朋友，毕业后考上医学院了。他是个农民，这之间的差别有多远，我是完全可以体味得到的，所以从来也没有问过他，也许我听到的传闻不过是捕风捉影。既然这个细高挑个儿的医学院学生已经使农家女子感到了威胁，而且使我的朋友惠畅陷入苦恼，我就有责任尤其有兴趣问问究竟。我直言不讳：“是医学院杨琴茹来信了吗？”
“是她来了一封信，惹起了内乱。”惠畅也直言不讳地承认，“杨琴茹现在是大学生，我一个老农民怎能般配！这个蠢婆娘尽瞎猜！”
“也许你和杨琴茹有不检点的行为，给秀花察觉了？”
“没有啊……唔！我结婚后的第三天，她来了，气色不好。秀花看出一点意思……”
“也许你心里还忘不了杨，对秀花热情不足，她敏感了！”我继续胡诌我从外国小说中看到的关于女人的议论，运用到惠畅的爱情矛盾中来，“人家说，女人对男人的敏感，并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你可甭把秀花当傻瓜……”
“这话很有道理！”惠畅说，“秀花虽然文化低，心眼可不少……”
乡村上路贴着南源坡根向西伸展，河川里是即将成熟的包谷和谷子，叶子开始衰败了，好些田块里的包谷，棒子刚泛黄，饥馑的社员已经等不及熟透而提早掰掉了，留下空空的青秆还栽在地里。棉花的叶子紫红乌青，斑斑驳驳，田野里呈现出晚秋时节一片纷杂斑瓓的色彩。乡村土路上不通汽车，来往着推车挑担的农民或小贩，我和惠畅走着，长途步行的寂寞，完全被他动人的爱情的自白排除了——
“我跟杨琴茹的关系，打个比方说，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点也不过分。”
“我俩在高一时是同桌，她是化学科代表，我是语文科代表。高二时排座位分开坐了，开始有书信传递。传递书信的形式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她给我发化学作业本时，必定夹着一封信；我给她把回信又夹在她的作文本里送过去，如此这般，杨琴茹写给我的情书，有30万字；我回给她的，有50多万字；其中有许多抒情诗，她的诗写得比我更细腻，属婉约派。如果有可能，譬如我将来成了世界著名作家，我就准备把俺俩的信按时间编排下来，稍做整理，就是一部两卷本的长篇小说。我敢打赌，那将会是一部引起轰动的畅销书……”
“你甭打岔，亲吻的问题我后头再说。老师不准学生谈恋爱，怕影响学习，好多人偷偷地谈着哩！我们俩可真是没有因为恋爱影响学习，反倒是促进了学习的劲头。要是稍长时间不给她唱一段赞美诗，我就心慌意乱，心里捉不住学习；看了她的信，我就心地踏实，劲头倍增了。所以说，老师虽然动机很好，方法却不妥，我们都是20或超过20岁的人了，够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了，我可不像梁山伯那么傻，同窗几年还认不出祝英台属雌属雄，我可是一下子从她的眼睛里发现了，她喜欢我，而且十分喜欢我，我就大胆地写给她一封长信，专门描写她的眼睛，头一句就叫她心灵震颤：你的细眯的眼睛（恕我客观）令我难忘，似乎是一个地下湖的缝隙，蕴藏着无限深情……她被我打动了，给我很快送来回信。每一次通信的末尾，都缀着俩字：吻您。可是，我们实际上只是纸上接吻，没有……唔！毕业离校的那一晚……”
“开完毕业联欢晚会，我们俩就走出校门了，沿着学校后边的河岸朝下游走着。月亮很亮，空气清爽。她没有洗去上台唱歌时涂在脸上的胭脂，我也没有擦掉饰演秦腔《游龟山》里田玉川时涂在眉毛上的墨汁。我们俩走着，瞅着对方化了妆的脸相，她笑我，我也笑她，笑着笑着就……接吻了，胭脂和墨汁抹得两人的眉眼一塌糊涂！我们立即跑到河边洗掉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吻，也是最后一次……”
“她接到录取到医学院的通知书，立马跑到我家来看我，我名落孙山了。她鼓励我明年再考，我假装同意，怕她失望呀！她走后，我睡了三天，就同意了家里给我订婚的主张，跟媒人引来的秀花见面了，模样挺俊，不比杨琴茹差多少，看来也腼腆，就订下了！仨月没过，她就过门了，枕着我的胳膊睡觉了！杨琴茹得知消息，跑到俺家，怎么也掩饰不住，让秀花从她的痴痴呆呆的神色上看出破绽来了。我送她到村西的大路上，她哭着跳上车子走了……”
“你不理解我的行动？其实很简单。我现在是个农民，和她一个大学生要生活在一起，你想想这样实际吗？你说我结婚太早，这对。我也想过，等我在文学上取得成绩，功成名遂，再去花好月圆；可是，我如果永远也奋斗不出一点名堂呢？我这人，你可能觉得浪漫，切身问题我却很实际。我和秀花结婚，就是把自己定在一个终身农民的基点上，如果能有所成就，当然十分好了；如果一事无成，秀花也不会嫌弃我是个农民。这样，我心里无所牵挂，我死心塌地自学文学，连再次参加高考也放弃了……”
“我努力将她忘记。把一个丈夫应该给予妻子的一切都给予秀花，为此，我和琴茹不通信了。我也给秀花如实坦白交待过这一切，企图使她理解我，帮助我。她听时倒能同情我，可是，前日一见琴茹的来信，心里又起疑雾了，我才觉得给她坦白得太彻底，是失策……”
听完惠畅的叙述，不仅他自己动情了，我也动情了。我也出身于低微的贫穷的农村，在同类问题上完全能体味他的苦衷，纯真的浪漫的爱情，和极度贫穷的家庭经济状况的矛盾，无法统一，也无法回避。我深为钦佩他的抉择的干脆利落，更为钦佩他在文学事业的追求上所作的如此长远的打算，以及下了这样重大的注头。可以说，他的婚姻问题的处理，完全是出于对事业的服从，这需要怎样的理智和残酷的感情割舍？
夏日的夜色缓缓来迟，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进水沟村了。我们已商定好，在这儿过夜，明天一早赶往城郊汽车站。听说水沟村有两家农民偷偷开的黑店，每晚每人只收三角钱，正好适宜我们的经济基础。晚上本可以赶进城里，旅馆的住宿费是无法支付的。我们已经忘掉了那位痴情的医学院的女生，开始向一位村民打问，谁家开着店子……
水沟村真是名副其实，由两条沟组成，从东南边那条沟里流下来混浊的泉水，沟底落积着污黑的树叶，容纳了半个村子里居民的排泄物，水已变成黑糊糊的臭流了。从西边伸展过来的是一条干沟，晴天里没有流水，已经变成一条自然的通道。两条沟在源坡下交叉在一起，有一座小小的土桥，跨上这上桥便是进入水沟村的第一步。
我俩站在土桥边，同时在猜度，黑店在哪条沟里开着？往干沟里瞅瞅，再往流水的南沟里瞧瞧，沟里全是倚着崖壁而凿成的一孔孔窑洞，窑院前的平场上，零零散散地竖起一座座后墙特高而檐墙甚矮的厦屋，经一位老者指点，我们就沿着干沟走进去。
沿着干沟走上去，他巡查左边，我睃巡右路，走到沟腰里，我终于在一座厦屋的土坯山墙上，看到一块小得有点贼头贼脑的招牌，大约只有一只锨板那么大一块木牌，挂在一根木撅子上，走近一看，木牌上写着两个畏畏缩缩的黑字：客店。我猜想，既然是黑店，当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张罗出一张醒目而体面的牌匾；这只小牌，大约只是在日暮天黑时挂出，给急于投宿的行人指一指所在，白天就要摘掉了。
惠畅已经叩响了土垒门楼下的黑色门板。
小院里有轻快的脚步声，门开了，一个彪形大汉站在门口。
“请问。这儿歇客吗？”
“歇。”
“住一宿多少钱？”
“五毛。”
“有便宜点儿的铺位吗？”
“一律五毛。”
我和惠畅对看一眼，大约都在心里盘算，能不能支付这一笔住宿的开销。我身上只装着一张红色票面的一元币，住宿花去五毛，坐公共汽车进城票价要二毛，来回四毛，那么剩下一毛票儿，只够喝开水了。我正在为难，惠畅已经转身走了，转过头来招呼我说：“走吧！我已经瞅好一个地方了，火车站候车室挺宽敞！”
我和惠畅刚走下沟底，那位彪形大汉却站在沟楞上叫：“喂！四毛住不住？”
“三毛。”惠畅很嘎气地说，“我不会罗啰嗦嗦地讨价还价。”做出不耐烦的高傲神气，立马要走的架势。
“三毛就三毛吧！”彪形大汉口气软下来。
两间厦屋，一铺用土坯盘垒的土炕，铺着一页蔑条很粗的苇席，叠垒着几条补疤联着补疤的被子。我立即看出，这厦屋其实并不是职业性的店房，而是地地道道的农家住屋，不过在光席上多搁了几条破被子罢了。脚地上放着一条长板凳，凳面横竖着沟沟道道，使人会产生一种百年古物的直感。
彪形大汉用黑釉瓷盆端来半盆已经凉透的开水，放在靠墙根的白色板柜上，就冷着面孔说：“现在交了房钱，明早迟走早走请便。”
我和惠畅又对视一眼。他大约怕我们天不明起来溜掉，每人就立即交出了三毛票，我们明早起得早，倒是省去了麻烦。
彪形大汉收了钱。装在短袖蓝布衫的口袋里，没有走出门去，却在长板凳上坐下来，点着旱烟袋后，随口问：“二位从哪儿来？没有行李？”
他大概把我们看成肩挑山货进城的脚夫了，却不见行李。惠畅很爽快地说：“我俩到城里去开会。”
“唔！你们是队干部？”他扬起头，重新打量我们一眼，“既是干部，你们该是懂政策的，敢问这‘瓜菜代’年谨，还得多久？”
“快了！相信党和人民，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今年比去年不就强一大截吗？”惠畅给他宣传，鼓励，“今年的秋田比去年好，生产队分的粮食肯定多些……”
“嗬呀！人真是饿得撑不住了哇！”彪形大汉叹着气，“盼得明年雨水好……”
煤油灯盏昏暗的光亮里，我打量着这个彪形大汉，敞开着短袖衫儿的前襟，露出肌肉棱蹭的紫红的胸脯，卧蚕眉，条形大眼，直通通的鼻梁，阔大的嘴巴，真乃一条关中大汉的体魄。从这样强悍的体魄里发出的哀婉的叹息，使人感到如此别扭，真亏他长着这一架派势！照我推想，这样强悍的躯体该当有英雄的豪言如雷轰击，才显得与他的体魄相协调。我不由地问：“你做啥营生？”
“种地嘛！叼空到长乐坡‘拽偏套’。”他淡淡地说，“队里去年没决分，今年也玄乎。干一年白干了，没个指望。我到长乐坡去给人力车挂偏套，从坡下拽到坡顶，二毛钱，一天能弄两三块，买点高价包谷，就这……”
我忽然意识到，我和惠畅虽然也免不了挨饿，却不觉得绝望和悲哀，是因为有那么一个虽然遥远而总是存在着的理想的目标，在诱惑我们，鼓舞我们，苦也不觉得太苦了。而眼前的这位彪形大汉呢？他自然没有想入非非的念头，也不会有将受大任于天的自我安慰吧？他的悲苦可能就双倍地沉重了。
“你该是在队里好好干，发展集体生产，困难就克服了。”惠畅不忘记自己是党的宣传员的责任，宣传群众，“光靠拽偏套顾眼前不是办法……”
“需得队里换了队长，换上好人，我就有指望了。”他摇摇头，“你们不知，现在的队长哇，一把能扣出六道渠儿……他不会长了，社员联名到公社告状了，党委杨书记说今冬整队，俺水沟五队是重点，我等着……”
他又叹息一声，捏着烟袋出门去了，沉重的脚步声，响到后院的窑洞口去了。
彪形大汉回窑睡觉去了，却把沉闷的气氛留在我们住的厦屋里。
“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惠畅摹仿瓦西里安慰妻子的声调和神态，顿时把厦屋的气氛烘托得轻松了，“粮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我们脱光衣服，只穿条短裤头，把棉被拉开一角，就透出一股酸臭的汗腥，没有办法，盖住肚子睡吧。炕头横竖扔着几个木头做成的条形六面体，这是枕头，上面渗着黑紫色的油渍，也许有无数的脑袋享过它的清福了。
我们躺下来，依然兴致勃勃地讨论托尔斯泰和《安娜·卡列尼娜》……
我刚迷糊入睡，就被惠畅的惊叫吵醒。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我睁开眼，惠畅穿着短裤站在脚地，早已点燃油灯。我莫名其妙，他又在恶作剧吧？
“飞机，坦克，装甲车，全面进攻！”
他说着，哈哈哈笑着，掌起油灯，在炕边上寻着，搜着，忽然大叫一声，脸色都黄了，尖声悲哀地喊：“我的妈吔——”
我跳下炕来，接过他手中的煤油灯，在他看过的地方查看。老天爷！臭虫从墙缝里爬出来，排成一条军用地图上的箭头似的长线，一直连到炕席上。整个三面墙壁上，有这样七八条由臭虫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长驱直入，向炕上睡熟的活物偷袭，一见灯光和人的声息，那些大的小的臭虫大军，立即溃散，纷纷逃匿隐蔽到墙缝里去了。我吓得浑身冒起一层鸡皮疙瘩，直想呕吐，坐在长条凳上，又蹦起来，似乎那百年古物的缝隙里，也埋藏着这样的甲兵。
“话说托尔斯泰和曹雪芹，一路走来，已觉腹饥腿沉，就在水沟一家客店投宿。盖的鸭绒薄缎被，枕的落风软枕，正睡到好处，忽闻飞机轰鸣，震耳欲聋，睁眼一瞧，万千饿蚊翻腾俯冲，扑面而来。两人正在惊慌，忽见四面山野里，摆出六六条长龙阵，装甲车和坦克铺天盖地，如同潮水般围卷过来……托尔斯泰丢了安娜，曹雪芹甩掉红楼里的小姐丫头，夺门而逃……”惠畅站在脚地，即兴演讲出顺口胡诌的评书，已经笑得前俯后仰，我也捂着肚子，只觉笑得疼痛难受了。
第四节
我取来衣裤，在门外的院子里摔打抖索，只怕衣缝里暗藏下一个贼兵，摔拍得衣衫僻啪乱响，才疑虑重重地穿到身上。我拉他快走，他已走到门外，又返身进去，从炕洞里拣出一块烧炕时未燃烧尽的黑棒，在墙上写道：
“还我血来！”
惠畅写罢，摔掉黑棒，吹灭了煤油灯，我们就走出街门了。其时，星斗满天，深秋的夜半时分，湿漉漉的夜气透着一阵阵寒意。
翻上干沟的顶端，远远可以眺见城市的灯火了。赶天明，可以步行到市区，倒是可以节约下二毛钱的车费，我们俩扯开步子，在乡村和城市的边沿上赶路。
我俩大步走着，心里反倒畅快，走夜路有其独特的韵味，心里一阵阵激动，像是乡村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婆老汉去朝拜古庙神寺，愈接近目的地，脚下劲头愈足了，心里凝结的信仰的力量简直是无可比拟的……
我拉着惠畅在剧院后排的连背椅上坐下来。舞台上吊垂着紫红色的帷幕，一只麦克风孤零零地立在舞台前沿。舞台上挂着一副《向雷锋同志学习诗歌朗诵会》的红色横标，可能前几天在这儿举办过朗诵会，横标尚未来得及卸掉。
我们步行六七十华里，几乎一宿未睡，现在坐在靠背木椅上，腿脚首先感觉舒服了，浑身尽管有一种紧巴巴的疲倦的感受，却仍然精神兴奋。剧场前头已经坐得黑压压一片，门里仍然涌进一伙伙青年男女，也有中年人和老年人。从服饰和举止上判断，可以看出听讲者中有青年工人、教师和其他角色，惟独没有农民装束的人。只有我和惠畅，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从乡下赶来的农民。我和他都是家织粗布衫儿，头发上落一层黄色的尘上，这是在乡村土路上长途跋涉的结果。我们没有穿袜子，脚背也已被尘灰污脏了。我感到拘束，又感到孤独。过往的穿戴干净的青年男女，冷漠甚至鄙夷地瞅一眼我俩两边空着的座位，走开了，挤到干净人窝里去了。
我的心里聚着的劲头，渐渐撒漏了，简直悲凉起来了。老天爷！在这个城市里，竟然有这样多的人赶来听文学讲座，可以断定尚不是全部爱好文学的人。在这个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里坐着的，肯定有一大部分人都在做著作家的美梦和进行着实际的努力，而终究能成为作家的，又有千分之几呢？那千分之几的幸运儿，绝对不会是我这个一身家织土布的乡下佬哇！我简直由自卑而愧悔了，真是，腰里揣着几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包谷面饼子，居然跑了几十里路来听文学讲座！
“甭看这儿坐的那些人，一个个神气十足，好大派头，好像他们就是马克西姆！”惠畅撇着嘴角，斜眼很傲慢地扫视着会场，以一种嘲笑的口吻说，“其实比我们强不到那儿去！”
我不知他说这话的依据是什么？不敢全信，可是却很愿意接受这种意思的话，以及说着这种话时的情绪。
铃声响过，帷幕推开，会场渐渐静下来，一位中年人笑容可掬地走到麦克风跟前，宣布了报告会开始。
令人惊异的是，舞台左边走进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腋下挟着一只黑色皮夹，站到讲桌前，恰到好处地点头鞠躬之后，就坐下来，也不寒暄客气，一开口就讲起散文的概念来。他中等个头，乌黑的头发，白皙的脸庞，两只聪灵的眼睛，一看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书生。
坐在我前排的两位中年人交头接耳，说报告人不过23岁，大学文科毕业，现在已经是省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了。我仅仅比他小不过两岁，现在正愣头呆脑地坐在台下听他讲文学的基本知识哩！
我侧过头，惠畅正聚精会神地在小本上作记录，全然没有我这样的自卑。年轻的编辑口齿伶俐，语言准确，感情丰富，手势潇洒，讲得真是好极了。讲解举例中，他居然大段大段地背诵起俄国一篇有名的散文来……
我们重又走在来时的南源坡根的乡村上路上了，午后的太阳仍有热力。在一架水车前，一头骡子蒙着眼，拽着木棍转圈圈，木棍转动齿轮，叮叮当当，清水哗哗哗从筒管里冒出来，我们在水槽里洗了脸，喝了几口清凉凉的井水，又赶路了。
“这个人讲得好！”惠畅很钦佩地说，“散文是形散而神不散，一句话就概括了散文的艺术特质……我看你听讲时，好像总不踏实？”
“我总是怀疑自己。”我如实相诉，“我看在座的那千把人的派头，一百个中有九十九个都更像作家的派头，只有我不像！”
“哈呀！我和你刚好看得相反，完全相反。”惠畅扬着头，挥着手，“我看那一百个人中，有九十八个都不像作家的派头，只有你和我像。”
“有点妄自尊大吧？”
“我敢和你打赌——”
“打啥赌？”
“十年，顶多十年，我要以作家的名义，踏上这个剧院的舞台讲创作！”惠畅突然站住，紧紧盯着我，不是开玩笑，“请你记住今天这个日子，我说过这个话！”
到此为止，我平素体会已深的他的自信的气魄，现在发展到顶峰了，完全可以说是狂妄了。我倒是觉得，对于我心里不知怎么形成的几乎是根深蒂固的自卑，应该接受他的一部分虎气。我掏出笔记本，当真记下了他的狂言，而且记下了时间和地点，双方签字为证。这也许可以逼他更加努力去奋斗，我同时也觉得紧迫起来了……
我走进他的熟悉的小厦屋，煤油灯光里，我发觉他神色不正，出气也粗了。又是和秀花憋气吗？我暗自猜想，不由地瞅一眼秀花，她脸色有点抑郁，却不像和他存心呕气的样子。她平和地说，你就专心看书写字，少染人家团支部那些事……我心里释然了，既然不是他们两口子之间闹矛盾，我就可以在小厦屋里坐下去了。
“怎么了？”我问，“出了啥事？”
“嗨——妈的！”惠畅气恨地骂。
他那样乐观，又那样自负，总是在任何艰难困境中能够找到幽默的话题，我几乎没有看见过他憋气难言的样子。看来，任何乐天派都不可能从早乐到晚，从生乐到死，总有纷繁的俗事缠得他皱眉的时候。
“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瞅着我，像是征求我的意见，要作出什么非同小可的决断，“我简直不能忍受这种污辱！这个无赖！”
“到底出了啥事？”我意识到事态严重。
他一开口，就说到他们村的团支书，他和他有矛盾，而且不可调和……
他是惠家庄第一位高中毕业生，又多才多艺，很自然地成为惠家庄青年崇拜的核心人物。原任团支书用尽一切几乎是可笑而又愚蠢的手段，限制他、打击他，以至毁谤他。他全不在意，暗自好笑，团支书怕他取代他在团支部的领导地位哩！他想，真要取代他，也许并不难，问题恰恰在于，他无心窃取团支书的位置，他有自己追求的理想和生活的至高无上的目标。他诚心诚意协助文化程度不高的团支书做好工作，给青年们编排小型文艺节目，居然在公社团委举行的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文艺演出中获得第一。他在村里办的墙报，在全县团支部的墙报评比中名列前茅，市上的团的宣传干部在晚报上写了报道。他的宣传工作越出色，团支书越嫉妒他，竟然悄悄向公社团委书记汇报，说他骄傲自大，自恃有文化，瞧不起农村青年云云。因为公社团委已有用他的意思，让他做团支部宣传委员，团支书反而说下一大堆不是。
所有这些他都忍了，不予计较。前日发生了一件事，才惹起一连串的不愉快。他晚上睡得迟，常常到半夜，而临睡前必要送去一次“皇上”。他照例走下楞坎，在河沟的白杨树下去大解，猛然一阵响动，看见两个黑影朝河沟里蹿去。困难年月里，乡村常有小偷小绺的人，夜里翻墙入院，牵羊捉鸡。他断定那是两个歹徒了，拔脚迫去，直追到河沟的土桥边，那两人分头先后爬上小桥边的土路，光线稍亮一些，他才辨出后头那一位是个女的，前头撒开长腿仓皇逃窜的，竟然是团支书，他的那双八字拐腿的姿势，即使在夜里，也很清楚……他立即收住脚，自认晦气，长吁一口气，解开裤带，送他的“皇上”了。
团支书已经娶过媳妇，而且在秋天已经有一个儿子出世，却偷偷摸摸干这种风流勾当。他已早有所闻，说团支书利用青年们要求入团的迫切心理，干些不干不净的苟且之事。这事发生后，昨天晚上，那位女青年哭着向他叙述了那件不光彩的事，临了却要他替她保存脸面，不然，她就活不成人了……他完全答应了她的要求，请她放心，让她心地踏实地出了门。
万万没有料到，那位团支书今天后晌登门来找他了，好像任何丑事都不曾发生，团支书满腔热情地来和他商量如何响应县团委的号召，对青年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团支书一条一条说着自己开展这项工作的设想，慷慨激昂，信心十足，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他帮助团支书做好宣传鼓动工作，他想将他增添为团支部宣传委员……
他忍着满肚子的火儿送团支书出门，回到小厦屋里就憋不住……
“这个流氓！”惠畅站起，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藐视的口吻说，“居然用团支部宣传委员的头衔来收买我！”
“这么个坏东西！”我忍不住说。
“公社团委书记有点官僚，不了解实际，还以为我和他不团结，是互不服气哩！”惠畅无可奈何地摆摆头，“不揭露这个坏东西，心里憋气。揭露他，又要耗费我的精力和时间，再说，受害的女青年也受不了……”
“久走黑路，总有碰见鬼的时候。”秀花劝她的男人，“咱们犯不着。让他胡闹去！总有事烂的时候，免得咱伤神……”
“我眼见这个败类胡作非为……实在忍不下！”惠畅在桌子上捶了一拳，“我主要考虑的是受害的女方……”
“等等再看吧！”我劝他，“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他能蒙混多久呢？”
“要不是考虑女方的脸皮，我那晚追上他，非砸扁他的嘴脸不可！”惠畅攥着拳头，“这家伙二十六七岁了，早已超龄，还不退团，赖在团支书这个位置上，尽干坏事！这家伙也是穷家出身，可懒得哼哼！凭一张油嘴，吹天擂地，真是他妈的一个标准的流氓无产者形象……”
“在作品里刻画吧！”我说。
“要在作品中写他，我真有把握！”惠畅也松了一口气，笑了，“怕是这样的作品不好发表呢……”
他的情绪终于缓解下来了。
他的新媳妇秀花，又坐在炕的那一头，动起剪刀和线板儿……
我和惠畅的话题，渐渐归入我们的一贯的爱好上来。惠畅说他前几天进了一趟城，是他的一个表弟订婚，表弟引着女方到西安扯布，作为订婚的象征。整个买布料的过程中，表弟傻乎乎地跟着介绍人和姑娘转，给人家摆布得晕头转向，女方还一个劲弹嫌他太吝啬，几乎为买布花钱闹得崩了婚事！惠畅感慨万端：“真正的纯洁的爱情，只能在电影和小说上看到，实际生活中，尤其是我们的农村里，票子就是爱情！票子多，敢花钱，媳妇眉开眼笑；要是缺钱，媳妇就歪鼻子斜眼了……”
“一生就这一回，人家谁不想多买两件好衣服？”秀花在一边插上话，“人家谁像我那么好说话，由你凭良心买了几件……”
“噢哟！对了——”惠畅哈哈笑了，“对了，只有咱俩是真正的不以金钱为基础的爱情！”
秀花妩媚地斜瞟丈夫一眼，又不说话了。
“扯完布，办完事，我就逛书店去了。”惠畅说，“过省报门口时，我蜇磨了几匝，到底没敢进去。我的用马罗作模特的小说，寄给他们三四个月了，总也不见回音，不用也不见退稿，这些编辑老爷，架子好大啊！我想进去问问，又怕人家瞧不起，说这样差劲的东西，也值得专门跑来问！看着报社大门里出出进进的那些人，个个神气十足，我蜇磨了一周八匝，还是没敢进去……”
他也有自卑的一面呀！我想。我总以为他是自信的，很少见到过他有畏缩自卑的时候。想不到，在神秘的省报报社的大门口，他也自惭形秽，不敢贸然迈步，踌躇蜇磨。看来，即使很强的人，也不能摆脱其卑微的社会地位给他心上长期投注的阴影和影响……
第五节
一场丰厚的瑞雪，彻底划清了渭河平原的秋天和冬天的界线。如果没有从苏联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潮的入侵，渭河平原的秋季似乎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冬小麦在温暖如春的适宜气候里蹿得好高，有些贪长的品种竟然拔节了，整得庄稼人用黄牛拽上碌碡到麦田里去碾压，把它们忽忽忽扬起来的叶杆镇压下去，抑制它们的生长，节约土壤里的肥力。农谚说，麦无二旺哇！现在旺起来，明年春里连穗儿都不结了呢！庄稼人仰头望着绿色葱茏的田野，望着湛蓝的天空，盼望有一场大雪降至，对疯长的麦苗实行自然的不可反抗的镇压，或者起码应该刮一场西北风，降下几场浓霜，尽早结束这种“十月小阳春”的并不美妙的节气。
这场雪下得太神了，没有往常里降雪前的先兆，那就是呼啸而来的西北风作先导，搅得昏天暗地，然后把雪花愤怒地抛甩到田野上和庄稼人的房上、院里和猪圈羊栏里。这场雪是和平进入，文文雅雅，温柔而又娴静地降落下来，使庄稼人喜滋滋地感受到大自然的恩情了。不过，善于动脑筋而又有点文化的农民，已经预测到这场雪的至期。雪前的两天，刮了一天一夜东风，那是海洋性气候进入的标志，带来了大量的水汽，一当风息，便有雪至，他们已经明白了“长安自古西风雨”的实质，西北风仅仅起了点降温以促进东风带来的水汽凝结为雨雪的作用。
我站在河堤上，欣赏第一场大雪带给小河川道的迷人的景致。大自然真是神奇啊！昨天以前的整整一周时间里，我牵一条牛缰绳，手里掂一根断了半截皮子的短鞭，在河川的麦田里悠悠地转过来再转过去，看那黄牛屁股后头拽着的小石碌晦在绿汪汪的麦苗上碾过去……整个河川里和源坡上的梯田里，黄牛悠悠，青骡匆匆，鞭鞘闪闪，庄稼人吆喝牲畜的粗壮的喊声，互相呼应，那声音并不像播种时节那么急切，而是一种悠悠然自得的声音，显示着庄稼人对牲畜的宽容和抚爱的音调儿。我第一次真切地体味到了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劳动的乐趣。
一场大雪，把农历十月里这种并不是年年都有的景象淹没了。田野里一片白雪。河滩里也是一片白雪。终年裸露的沙滩现在也闪着白雪的柔和色调。一道细流，在雪地里辟开一条曲曲弯弯的水道，把雪的原野割裂开来了。
田野是这样静溢，即使是最勤劳的那一部分庄稼人，也不能利用下雪的休闲时间到沙滩上割枯蒿了。他们聚集在村头扫过积雪的场院里扯闲篇，没有人到白雪覆盖着的田地里去转悠。我感觉到自己与庄稼人不同的情致，喜欢在空漠的河滩里的河堤上散步，我怀疑是不是12年的学校生活，染给自己小资产阶级气味了……
纷纷扬扬的大雪是黎明时分开始降落的，静静地下了大半天，午后停息了。现在，灰白色的云层已经扯开，露出一条条或一块块蓝天，云层在缩小，蓝天在扩大，遥远的西方河与天相接的地方，灿红的云霞已经把天地浑为一体，难以分辨其界线了。我拂去一块河卵石上的绒雪，坐下来，静静地沉浸在大自然的静谧的气氛里，水边有两只玲珑精致的无名小鸟，飞起又落下，那叫声像是从颤动的金链上弹出来的，更衬托出了河川的恬然静气。
我听到谁在叫喊我的名字。
我站起身，看见村庄通河滩的黑色大路上，正急急地晃动着一个人的身躯，那干练的走路姿势，以及那冬天也不戴帽子的脑袋上闪动的头发，使我一眼看出，他是惠畅。他大约到我家里去了，又找到河滩上来。雪天不能干活，正是他写东西的天赐良机，许是一天来写得闷了，要找我闲聊；也许又有得意之作草成，按捺不住喜悦之情，追来给我要念他的小说了？
“小河秋高——发……”他手里扬着一张报纸，从河堤下爬上来，话没说完，不料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个跟头。他哈哈笑着爬起来，腿上和胳膊时上沾着雪，也顾不得拍打，把手中的报纸递给我，“发表了——我的《小河秋高》！”
我惊呆了，久久盯着他眉飞色舞的憋红了的脸膛，猛然醒悟过来，打开了报纸。文艺副刊的头条标题，是四个笔锋道劲的大字：小河秋高。标题的下方，是作者的名字：惠畅，我的眼花了！
惠畅从我手里夺过报纸，扔在雪地上，双手抱住我的肩膀，用他的滚烫的脸颊死死地挤挨着我的脸，竟然哭了。他的动作太猛而又使我始料不及。脚下一绊，两人都跌倒在雪窝里了。
“乌——拉——”他爬起来，扬着双手，对着河滩，可着嗓子吼喊，这是一句极易记住的俄语单词。
“乌拉——”我也高声呼喊起来。
我首先从惊喜中镇静下来，捡起报纸，坐在河石上，端详起来，真怪，同样是惠畅两字，一经铅字在报纸上印出来，顿然神气多了！
“总算——开始了！”惠畅一手叉在腰间，一手在空中用力一挥，“开始了哇，我的声音！”
我一看报纸角上的日月，已经出版一周了。真是遗憾，我们俩谁也订不起一份报纸。再说，书信和报纸，没有人直接送到村里来，只送到八里远的那所小学，由本村走读的学生捎带回来。他给我看的这张报纸，是学生刚刚捎回来的报社寄给他的两张。
“稿费20块。”他告诉我，他的弟弟已经从邮递员手里领回稿费交给他了，“你说，我们该怎样享受这一笔巨款？”
“买点稿纸吧！”我说，“这是我们的基本物资。”
“那当然！不过——”他意犹未尽，“无论如何，我们得庆祝一番……”
其实，庆祝方案他早已想好了，要我此刻跟他过河去，五里镇那个公私合营的小铺里，有烟有酒，又有糕点，而且营业时间不作严格限制，即使关了门板，谁有急事，只需拍拍门板，那个善眉善眼的老头就会不厌其烦地拔开插扇门板，迎你进去。
我们沿着河堤往上走，那儿有一架用木板搭成的便桥，可以跨过河水。
“看来哪！还是有个模特儿好！”惠畅兴奋地说，“那天晚上，咱俩跟马罗在河滩闲聊，回去后，我以他为模特儿，写下《小河秋高》。”
这无疑是他获得第一次成功的深切体会，也可以看成是经验性的启示了。他有了第一次成功，也就有了第一次获得成功的经验，不管谈这个经验用怎样的口吻，神气的或者是谦逊的，都不能改变成功本身所具有的权威性。我现在还没有这种体验，对于从书上看到的许多作家谈创作经验的文章，我都信，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隔膜。至于人物创造中的模特儿说，我也早已知道，虽不新奇，却有他——我的朋友切身的体会为佐证。我就附和说：“好多作家谈经验时，都有这一条，如何从生活中受到了启发……”
“马罗本人的性格就很特别……”惠畅说。
“我也许和他太熟悉，反倒屡见不鲜……”
惠畅拍敲着小店铺的黑色门板。
咣当一声，门板拔除了一页，我和惠畅侧身挤进去，眉目和善的老头儿问，“买啥？”
“烧酒一瓶。”惠畅说，“顶好的是啥酒？”
“太白酒。”老头说。
“买一瓶。”惠畅的口气很大，俨然一位百万富翁，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价格是不屑于过问的，“两斤点心，两斤蛋糕……”
老头儿在煤油灯的昏暗灯光里，眯着眼，把秤杆伸到灯下去辨认秤星儿，然后包了，用纸带捆好，拨拉一下算盘，轻轻地说了钱数。
“甭急！我还要烟呢！”他说，“最好的烟买五包；还有茶叶，也要好的……”
我和他拎着包着糕点的纸包，走出小铺，老头殷勤地送我们到街道上。他大约看惯了庄稼人买东西时犹豫不定、盘算再三的神情，以为我们是腰缠万贯的富翁的魄势了。我们和老头道谢一声，老头笑着，哈腰点头，进门去了，咣当一声插上了木板。
“找马罗去！”走出五里镇短浅的街道，我们下了场楞，隔河遥见马罗庵棚上的马灯，像一点鬼火，在雪地上闪亮。惠畅感慨万端，又像报复似地说，“为了我们两人合抽一支‘航运’烟的困境，为了我们在水沟黑店里给臭虫吸去的血浆，为了马罗给我们烧烤的包谷棒子，我们得犒劳一下，庆祝一番，热闹热闹……”
惠畅神采飞扬地说着，走着，兴奋之情难抑：“要是阿克西尼亚恰好也在庵棚里，那就更加罗曼蒂克了……”
马灯挂在庵棚立柱的杈枝上，昏黄的灯光在地上投下一片花花拉拉的光道和黑影。庵棚周围的积雪清除掉了，有一块小小的干净的场地，倒像是庄稼院门前的场院。积雪在田野里透着一层亮光。马罗不在，大约又去吆雁了，河滩的下方，隐隐传来他的斥喊声。
瑞雪初霁的晚上，寒气逼人，我划着火柴，点着麦草，惠畅已经从渠岸上抱来一捆干透的包谷秆子，火焰冒起来，包谷秆节爆裂出一声声沉闷的响声。老光棍在三块石头上支着的一只小铁锅，锅沿边生着一层锈斑。我们给锅里添上水，架在火上烧起来，等到马罗一会儿吆雁回来，正好沏茶，真正的茶叶！
我和惠畅对面坐下，中间隔着火堆。火焰从三块石头的空隙冒起来，锅边上发出吱吱吱的叫声。我们就着火苗，点燃了纸烟，“海河”牌香烟，天蓝色的封皮，天津出品，60年代享有盛誉的一种高级烟哪！我们可以连着抽掉三根五根了。
“我明年要发表10万字的小说。”惠畅说，“天哪！《小河秋高》一发表，我的劲头像火山爆发了，我觉得要写的东西太多了！”
我觉得他又狂劲上来了，胜利带给他巨大的欢乐，也把他的自信的本色发酵而膨胀起来了，正冲向疯狂的顶峰。我想，苦斗中忍受过太多艰辛乃至屈辱的人，一旦扬起头来，长吁一口气、呼喊一声“乌拉”的心情，大约人皆难免吧？我想，某一日，如果我也有这种幸运出现的时候，也会狂一下子的。我说：“对的。应该趁热打铁！第一阶台阶总算跨上去了……”
“啊！理想的追求，苦难的历程，成功的狂欢……啊！”惠畅手撑下腮，感慨着，“你从我可以期望你的明天，坚定不移地埋头奋斗！”
“是的……”我心里热乎乎的，劲头也更足了。
“我已做好五年的苦斗期……”
马罗的粗壮浑厚的调门在近处响起，是十分激扬昂壮的乱弹，可惜一个字也听不懂，那古老的剧种的激越人心的旋律却是令人心驰神荡的，尤其是在这样静寂的雪野里……
“哈呀！是你俩……”马罗声到人到，手里提着一杆火锍，靠放在庵棚上，“现在没有包谷棒子了……”
“啊呀！我的亲爱的葛利高里！”惠畅一跃跳起，搂住马罗的肩膀，“你跑到哪儿去了？让我老等你！”
“我吆雁去了。”
“我还当是你到河那边，找阿克西尼亚……”
“去你妈的脚！净逗老叔……”
马罗又侧过头嘿嘿笑着说：“你俩……今日像是……有喜事？”
“你猜！”惠畅说，“猜中了犒劳你。”
“你媳妇要下白娃子了？”马罗说。
“那不算啥！”惠畅摇摇头。
“你俩——有一个在外头找下工作了？”
“那更不算啥！”
马罗猜不着了。还能有什么事比得娃子和参加工作更令年轻人高兴呢？他憨憨地笑着，老实承认，自己猜不透了。
我告诉他：惠畅的文章在省报上发表了！
他似乎一下子理解不开这件事究竟有多么重要，傻愣愣地笑着。
“我今日来犒劳你——”惠畅从庵棚里取出大包小包，摆在包谷秆子上，解开了，“马罗大叔，感谢你给我们招待过一顿包谷棒子……”
“嗬呀——”
马罗瞪大眼睛，惊叹一声，往后倒退了一步。可以想见，这种豪华的吃食——蛋糕和点心，会使他多么吃惊了。甭说整个乡村里都在忍饥挨饿度荒年，即使在过去的正常年景里，庄稼人也只是在走亲戚或看望病人时，才忍心花费块把钱买一斤饼干或蛋糕送去，哪能这样浪吃海喝呢！他瞅瞅我，又瞅瞅惠畅，大约终于明白了发表一篇文章确乎不是一件寻常的事。他忽然转过身，从庵棚跟前捞起火铣，扛起来，对着星斗满天的寒冷的夜空，用纸烟头上的火点燃了导火引线。导火线儿吱吱响着，爆出一串斑斓的火星，接着是一声沉重的响声，冲上天空，震得星星也抖动起来。远处栖息在杨柳林带里的什么水鸟，仓皇惊叫着逃飞了。
“咱们小河川道出下能人了……”马罗放下火铳，一扬手，高兴地说，“我给你放炮！”
“动手抓啊——”惠畅喊。
（未完待续）
（陈忠实集中短篇小说卷《夭折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