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马罗伸出粗黑的指头，小心翼翼地捏起一块点心，送到嘴里，右手随即就接在下巴底下，使咬碎点心时掉下的渣儿皮儿不致撒到地上去。
点心，蛋糕，这些食品的滋味，真是太好了，对于装多了南瓜、野菜和豆渣的胃腔，具有无法克服的诱惑力量。
“喝呀！”惠畅一口咬掉了酒瓶上的铁皮盖子，喝下一口，交给马罗。没有酒盅和酒杯，只好对着瓶口喝了，惠畅大声笑着，“世界多好！生活多好！”
“多多写……文章！”马罗口齿不清地说，“叔跟你们……沾光，吃点心……喝烧酒……”
“亏得你给我们吃烧烤包谷棒子！”惠畅粗声豪气地说，“你是个好大叔哇……”
“我早看出……你们都不是……平常之人！”马罗不自觉地用秦腔道白的腔调说，“从古戏看，状元郎都有不得志的时光……”
点心和蛋糕，统共四斤，我们三人吃光的时候，似乎肚里还有很大的空间。马罗满意地咂着舌头，掏出烟包来：“噢！算我今日过生日。”
惠畅早已把茶叶撒在小铁锅里，用马罗唯一的一只大海碗从锅里舀出半碗殷红的茶水，喝了两口，递给我，他说：“马罗叔她！我给你念一篇文章，你听了，谈谈意见。”
“那——我可不懂！”马罗摇摇头。
“没关系！你听听以后再说。”惠畅已经展开报纸，就着马灯的灯光，念起来了。
我和马罗香啧啧地抽着“海河”牌香烟，坐在火堆旁，静静地听惠畅念《小河秋高》。马罗很不自然，大约是受宠若惊，格外用心地支楞着脑袋，连咳嗽也压低了声音。
惠畅敢于给马罗念自己写下的小说，也令我钦佩，我至今没有这样的勇气。我的那些稿子，在整个人口开始出现膨胀趋势的中国，只有一位读者，这就是惠畅；寄出去的稿子，我一直怀疑报纸或杂志的编辑是否有耐心将其读完，充其量是半个读者。我尽管知道许多作家都把稿子读给工人、士兵或农民听，征求意见，再修改提高，我连给我父亲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更甭说别人了，我觉得这种勇气需得有一个产生的基础，那就是作品有了一定的水平。惠畅的作品已经发表，无疑已经具备了这个水平。我离这样的水平还差得不知其多远呢！
惠畅在昏暗的灯光下，困难而专注地辨别着报纸上的字迹。我回过头看时，马罗刚才支楞得又端又直的脖颈歪下去了，脑袋低垂着。这个吃饱了点心、蛋糕又喝足了烧酒的马罗，已经响起舒悦的鼾声……
我得到一个消息，公社里要办一个民办中学，教员将从全社历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择，选择将通过考试的办法。我跑到公社一问，果然属实，而且已经到了报考的最后一个限日，真是侥幸。我不假思索，在报名册上依次填下自己的姓名、家庭成分、学历、年龄和籍贯等，又接着填上了惠畅。
公社文教干部姓仲，戴着一副黄腿黄框的近视眼镜，瞅着我填过的表格。这是一位黑大汉，黑油油的脸皮，透着红光；厚厚的嘴唇朝外噘突出来，真像一位来自非洲大陆的异族人。他瞪着一双黑仁小而白仁多的眼珠，瞅着我，并不严厉，倒有点奇怪地问：“你咋填了两个人？”
“我给他捎带报名，他忙着哩！”
“不准捎带，要本人亲自来。”
“他有急事，他爸……病了！”我不得不撒谎，“他才托我来给他报名。”
“不成。”老仲摇摇头，直率地说：“报名时顺带目测体型。他要是破子腿、背锅腰咋办？”
不准捎带报名的原因，不过如此，我释然放心了，就给他吹：“你知道惠畅是谁吗？”
老仲扬起他的黑脸，眨眨眼。
“惠畅在省报上发表过小说！给民办中学做语文教师，谁能敌过他呢？”我说。
“噢呀！是他！”老仲眼里滑过一道不胜惊喜的光后，对我也热情起来，此时才想到让我坐下，问我喝不喝水，“我早都听说惠家庄有个回乡高中生，会写文章，没记住名字……”
我和老仲的第一次接触，就从此开始，而且喜欢他了，他对能发表一篇稿子的人所表示的热情和器重，使我自觉消除了心里诸多的界碑。
“没有问题，你报的两人都有效。”他送我出门，在公社院子分手时，恳切地叮咛，“你和惠畅都来参加考试，后日早晨8点，在小学校里。甭迟到了……”
“我不去。”他淡淡地笑笑，口气却不容置疑，固执地摇摇头，“我不喜欢教学这工作。”
我很丧气，又不死心，给他解释：“生产队里劳动太累了，干一天活儿，晚上就很难再熬夜，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太少了。再说，学校里有收音机，有报纸，能听到新闻、时事……”
“所有工作中，我最烦教书。”他说，“那些鼻涕娃娃，无法交流思想和感情。打铃上课，下课又开会，晚上还得备写教案，批改作业。啰嗦！太啰嗦！使人无法集中心思……”
“当然……是啰嗦一些，可也有好的一面哩！”我说，“有礼拜，又有寒暑假……”
“我宁愿在生产队里劳动，也不想干我不喜欢的工作。”他不为我说的那些教学的优惠待遇而动心，“生产队里，其实也自由着哩！我急着要写一篇稿子，就不出工了，反正生产队的工分不愁没人挣，队长才不计较哩！学校就不行了。缺一节课也得请假……关键是生产队里没人管我，学校对教员管得太死太严，我这个人哪……就怕有人整天在我屁股后头嗡嗡！”
“据说给民办中学的教员订下三十块工资。”我说，“有这点收入，我们可以买点书，买点稿纸，也能……买一盒烟抽了……”
“哈呀！我可不为五斗米折腰……”
我这时就说不出话了。我的家境，似乎比他的已经很困难的经济状况还要糟，我得折腰去挣那三十块钱的月薪。我不能忘记，为了去市里听那一场文学讲座，我怎样难为情地向父亲提出了要一块钱的盘费。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不能再为一块钱向父亲张口，我宁愿去做那种其实我也不大喜欢的教师的职业。
“你愿意教学，你就考去。”他说，“我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当然，我不是像邢燕子那样扎根农村，我是为了文学，为了我追求的文学事业，同样要扎根。”
“民办中学是公社办的，也没脱离农村嘛！”我听到关于扎根的话，忍不住申辩我的见解，“在农村的民办中学工作，接触的生活面更宽了，比在自家门口能更多的见识世面……”
“柳青在皇甫村住下快十年了，写下了史诗。王汶石在渭北，听说在一个村子里，挨家挨户座谈访问，你看他写的那些短篇，绝了！我现在下定决心，有三个规划——”惠畅最近的思想活动，显然已经因为《小河秋高》的发表而大大地受到鼓舞，有了更大更远的考虑，“第一，我今年冬天，对我们村的社员，挨家挨户调查研究，给每一个家庭都写一部家史，一来配合团支部的阶级教育活动，二来我可以深刻了解农民和农村。说真的，我虽然生在这个村，人都认识，可不大了解他们，尤其是解放前的生活……”
不管他不愿意教学多么使我丧气，也不管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说法使我多少有点不愉快，而他的这种为进一步发展创作的扎实的打算，却不能不使我佩服。是啊，我和他一样，解放那年进学堂，直到毕业返乡回到家中，对农村的实际有多少了解呢？对生活在一个村子里的百余户农家里的种种人，过去和现在，能知道多少一点呢？在读了《创业史》和王汶石的短篇小说之后，我已经深切地知道自己对农村的所知所感是多么浮皮潦草！而惠畅的这种打算也正切合我的思索，就深表赞成：“这当然……非常好了！非常有必要！”
“第二，培养我的夫人。”他笑着说，“从长远考虑；光叫她缝衣做饭不行呀！我已经给她制定了三年学习计划，从认字开始，三年内阅读五十至一百本小说。每天写一页大字，一页小楷，练习书法，将来好给我帮忙。计划已经开始实行，秀花，把你写的大字拿出来，让我们欣赏……”
秀花从针线上抬起头，红了脸，嗔爱地呀着嘴，腼腆地又是幸福地笑笑，说：“见不得人……我才学，你胡吹啥嘛！”
他却不以为然，从桌上翻出一本用黑麻纸装订的本子，那上面布满秀花的歪歪扭扭的墨迹。
我知道那是一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农家媳妇的笔迹，鼓励是自然的。我从这两项计划里，已经感觉到惠畅的那种强大的心劲了，一个月薪三十元的民办教师的工作，怎么能与这样强大的心劲去抗衡呢？
“昨天接到《春雨》杂志一封信，我的那个《播种记》，他们准备采用。”惠畅说得很平静，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更没有第一次发表《小河秋高》时的狂热了。他笑着，像是鼓励我，“他们让我修改一下，提出的意见基本跟你相同，我倒佩服你的欣赏能力，那回你对《小河秋高》的意见，我没同意，结果省报发表时，把那一段删了！你看毛病看得很准……”
他的创作上的顺利进展，倒促使我想尽早地离开村子，希望到那个民办中学去教学。他已经跨上第一级台阶，正信心百倍地向前阔步进发。我依然信心不足，我不知我这一辈子能否发出一篇作品来。我并不惧怕农村里的沉重的体力劳动，我的比惠畅还要强壮的体格完全可以适应农村里最繁重的农活。我盘算在教学之余，一定会有更多的剩余精力，从事读书和写作……我决计去投考民办教师。
他送我到村口，水泉边是我们分手的老地方，似乎带着同行已久而终于走到一个岔道口了，我们都有一种分手的感觉。
“杨琴茹不久前来了一封信，她也在省报上看见我的小说了。她说她剪贴了那篇小说，由不得每天晚修课后拿出来看看……”惠畅动情地说着，随之一挥手，“我们要干的事业，路还长哪！我不能让她把我的思想搅得纷纷乱乱，我要集中心力，走我的路，所以我要把她彻底排除，下决心培养秀花。秀花不错——这女子真是不错！我发觉我对她的感情日渐深厚了，她前几天到娘家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看书，感到孤单了！我突然想她了，第一次——结婚一年多来，我第一次感觉到离不开这个女人了！黑天半夜，我赶到她娘家，造谎说我妈有病，把她给叫回来了。一出她娘家村子，我就笑着说其实屋里谁也没病，是我想她了。她高兴死了，抱住我的脖子直叫哥，说我想她，她都要高兴死了……你看看，人的感情原是可以培养的！”
我的直接感觉是，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爱情上的割舍，以集中全身心的力气去走自己的路，这无疑给我以强大的冲击。
我参加了民办教师的考试，在百余名应考者中，我是被录用的四个幸运儿中的一个。我背上念书时用过的那一卷简单的被褥，到社办中学去任教了。临走时，我和他作了告别，约定每周六我回家时，晚上聚面。话虽这样说定了，后来的生活实际却无法保证。作为先行者，他的新作一告完成，就急于送进邮箱，等不及听我的意见了。另外，我所去的民办中学，简直无法预料它的简陋。仲同志只交给我们两座古庙里的房屋，说是暂且“艰苦奋斗”，至于学生必需的桌凳，他说也要“自力更生”。于是我们就用土坯垒泥台阶，上面搭上木板，算是桌子，凳子只好让学生“自力更生”，从家里自带……无论如何，民办中学还是开张了，破旧而荒凉的古庙里，传出读书的声音了。
我也无法保证周六晚上去找他，民办中学太忙乱了。我们常常没有休息日，礼拜天用来做义务性劳动，整修学校。加上我刚刚走上讲台，业务生疏，需要更多的时间熟悉教学。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日趋减少，甚至一月俩月也难得聚面一次。我常常回忆和他在一起的情景，躺在水里，仅剩的一支“航运”牌纸烟，换着口抽；坐在马罗的庵棚前，胡说。那种生活结束了，我做了为人师表的教师！
谢天谢地！第二年春天，当绿色溢满河川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篇二千字的散文在市里的《晚报》上发表了。有例在先，我和他再次找到马罗的庵棚，吃了一顿野餐，谈了半夜闲话。虽是久别重逢，却不能再现当年的气氛。马罗没有为我放一声火铳。惠畅也没有惊羡之情，他已经发过大大小小七八篇作品了，早已没有新鲜的感觉。尽管这样，他热情地表示了祝贺，说我能及早发出作品，他心里也更舒坦，我们毕竟是共同患难过的……
谁也无法预知，就在我们欢乐的时刻，头顶正有乌云在悄悄地聚集，“四清运动”即将开火，首当其冲的，我们的惠畅应声趴下了，再也无力扬起他自信得有点高傲的脑袋……
下课了，我挟着教案本走回自己的住屋，不禁一愣，秀花惴惴地坐在我的那把唯一的办公椅子上，怀里抱着个正在哺乳的娃娃，这是实在料想不到的事。她看见我进门，慌慌地从椅子上站起，移坐到床沿上，把椅子给我腾出来。民办中学一切都很困难，给教员连第二把椅子也无法配备，任何人来访，反正只有一把椅子可坐。
她说孩子闹肚子，十多天了，总不见好，实在抗不过去，今天才抱到公社卫生院来就医，看完病了，想立马给孩子喂下药去，因此找到我这里来讨开水，好给孩子喂药。
这是她来找我的正当理由，显然又是很勉强的措辞，我料就她来找我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举动，肯定是有关惠畅的情况。我已经从她说话时偷偷扫瞄和我同室而居的乔老师的眼光中看到了这一点，那简直是贼一样惊慌不定的眼光。我就和她先拉一拉闲话，把开水倒给她，好让她给孩子喂药。
她给孩子喂药，孩子哭起来，把头往她的腋下钻，企图藏躲起来。她两声委婉的哄劝，又两声严厉的禁斥，软硬兼施，还是把一小半白色的药面儿撤在孩子胸膛上了。
她的变化之大，真是令人惊异。印象中的蕴含在眼睛里的羞怯和妩媚，全然褪尽了。如果形象地比喻一下这种变化，她过去留给我的印象，像是水汽和薄雾弥漫的小河川道早春二月的田野；现在呢？恰如收获净尽的秋风萧瑟的晚秋了。她瘦了，许是哺乳的原因，脸颊上的丰腴的红晕消失了，黄色中透着青色。最使我感到变化明显的，仍然是那双眼睛，那眼睛里有一缕明显的惊疑不安的慌乱的神色。
第七节
最后一节课的上课铃声响了，乔老师又夹着课本走出屋子去了。她问我上不上课，我说早上的两节课已经上完，她释然坐下来，又不放心地扫瞄了屋内，再瞅瞅窗外，看看没有什么危险，就压低声儿，说：“你哪天闲下了，到我屋去一下……”她的声音哽咽了。
“到底咋回事？”我也急忙问。
“他……”她难过极了，压抑着哭声，“他要走绝路……”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顿然麻木了。我已经知道，“四清运动”中，他家的成分变了，由中农一下子升格为地主，他的父亲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了。我早就担心着他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他的梦想当作家的强烈愿望自然要彻底破灭了，而他的那种自信和浪漫的气质，又怎样能够委曲得下呀！我早已盘算着去看看他，给他一点虽然于事无补，却也能得到安慰的劝解。可是，“四清”一开始，就向全县所有机关、学校、商店和工厂，传达下严格的禁律，在“四清”进行的整个半年时间里，不许干部和职工走亲访友，暗地串通……正常的礼拜休假也宣布取消了，有事须得向工作组请假。我已清楚地知道，一旦被划入敌对阶级的阵营，他的屋前屋后，日夜有民兵放哨，我是无法进入他的那间小厦屋的。大约一周前，“四清”运动宣布结束，从城里来的大批下乡干部，背着被卷，从各个村庄出来了，在公社集中，然后分乘卡车回城里去了，只留下少数干部做运动之后的善后工作，主要是防止刮起翻案风来。禁令解除了，我们也将享受半年来的第一个休假日，我原来就打算周六晚上回家去看惠畅，谁料秀花反而找我来了，可见问题是很严重的。
“他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秀花说，“一天三晌去出工，回到家里，不抱娃也不担水，坐在门槛上，两眼死瞪瞪地老是盯着一个地方。我劝他，他根本听不进去；我想狠声骂，又不敢！晚上，他不睡觉，在院子里走过来，走过去。我把他拉回屋，停不了一会儿，他又出去了，在院子里来回走……”
我并不惊奇，几乎是我预料中的事。
“有天晚上，半夜了，他在院子转来转去，我也睡不下，他一下子奔回屋，把我从炕上拉下来，叫我给他寻一本书，他要看书！我说哪里有书嘛？他叫我到你屋去，随便借一本啥书都行。我说黑天半夜，让民兵知道了，了得！”秀花抹着眼泪说，“他不敢逼我去借书了，在院子里扯自个的头发，扣自己的胸膛，我抱住他，叫他打我，我说你想看书想急了，没处出气，你在我身上出吧……”
我有点忍不住，鼻腔里酸酸的，这个只上过四年小学的农村女子，真是太伟大了。她所能给予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没有给予呢？没有了。
“工作组撤走那天，组长专门找他训话，说是好好劳动改造，和反动者汉划清界线才是活路，要是翻案的话，就要收拾他！”秀花说，“他一回来，跟狂了一样，在屋里喊，‘你定的案要是实事求是，为啥怕人翻呀？哈哈，做贼心虚！我就是要翻！你不训我我还担心，你越训我，我翻案的劲头越大！我要是翻不过来，我活着还有啥意思？翻！翻翻翻！’吓得我捂住他的嘴……”
我立即提醒她，务必要劝他稳定情绪，不要轻举妄动。据我所知，运动结束前，已布置下严厉的打击翻案活动的条例，为着保卫这场运动的成果，是绝对不许翻案的。惠畅的行动，无疑会招致更惨的结果，怎么能硬撞墙呢？我再三叮咛她，一定要惠畅先沉住气……
“昨日晚上，他又逼我跟他离婚……”
“这家伙……打的啥主意啊？”
“他说，我娘家是贫农，我不必跟他背一辈子黑锅！我说我一不当官，二不写文章，三不想入党，任啥成分都一样。他又说孩子太可怜，跟他注定要受罪，长大了连个媳妇也难找！”秀花说，“他说要我跟他离了婚，把娃儿带走，进谁家贫农的门做后代去……”
“唔呀……”我的感情又承受不住了。
“他说……俺娘儿俩一走，他就……满世界逛去呀！再不回……惠家庄来咧！”秀花哭了，哽哽咽咽，“我今日哄他说我来公社离婚，稳住他……”“闹成这样……”我坐不住了，“我这个星期六，后天晚上去劝他，你放心……”
“我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秀花抹着眼泪，“我也知道，你到俺地主屋去，说不定要给你抹黑……实在没法子了！”
“后天晚上，我一定去，你放心。”我给她再次肯定说，“你要耐心，甭急，甭烦。他在难中，免不了胡思乱想……”
“我说他，咱当不了作家当农民，也一样活着。咱劳动挣工分，养咱的娃娃，只要我不嫌弃你是地主成分，咱就过咱的日月。”秀花委婉地说，“他这人……心眼太直，写不成文章，看不成书了，就不想活了……你去时，好好劝他，骂他，他不恼你……”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再也找不出什么安慰她的话来。是的，她对他已经做到了一个贤明的妻子所能做到的一切，我还能给她说什么呢？她没有文化，与惠畅在思想上和知识上差着相当远的一大截。她和他吵过架，怄过气，因为惠畅与那个医学院的女同学的往来而生过疑窦，吃过醋。可是在惠畅遇到灭顶之灾的严重困境里，她却如此的主意坚定，支撑着这个濒临破毁的家庭。
她抱着孩子告别了，走出古庙改修成的民办中学的大门，下了土台阶，走到公路上，我叮嘱她慢走，她却悄声问：“我到你这儿来，对你有啥妨碍么？我背黑锅，挨谁谁染黑……”
我又能说什么呢？似乎她是特务，和我密谋颠覆共和国政权似的……
她抱着孩子走了，脚下匆匆，因为抱着孩子，腰部朝一边歪扭着，往前走去，渐渐远了。我忽然想流泪。我记起在她家的小厦屋里，听惠畅读他新创作的小说的情景，在惠畅的自鸣得意的读稿声中，伴奏着她在炕头纳扎鞋底时麻绳穿过布底儿的咝咝咝的声音，那么和谐，那么安详，而今已经恍若隔世了……
他简直像一条被囚笼关锁着的……狼！
我不无胆怯地走进他家的街门，又走进他的那间熟悉的小厦屋，看见他的第一眼时所产生的强烈印象，就是这样：他像一条被关在笼子里的狼。
他的浓密的头发蓬乱而肮脏，粘着灰尘，大约两三个月没有剪剃了，几乎盖住了耳朵。他的胡须从两鬓直到下巴上，浑成一体，芜杂无章。最可怕的是那双眼睛，布满了红丝，呆滞而又冷漠，盯一眼令人心里打颤。
他没有和我打招呼。坐在门槛上，朝我翻了一眼，就低下头去了，两只手的指头叉在一起，胳膊时搭在膝盖上，竟是那样一种颓败的样子。
秀花急忙招呼我坐，却找不到一个可供人坐的椅子或板凳，等她从灶间取来一个小凳的时候，我已经在炕边上坐下了。变化太明显了，他支在墙根的抽屉条桌没有了，他往常坐的那把椅子也没有了，背墙根的装粮食的红漆板柜也不见了。不用问，属于被没收的财产而已经易换主人了。只有背墙的半墙上，凌空吊着的那两只红色木箱，还依样吊着。那是秀花娘家的陪嫁嫁妆，按政策条文不予没收的。这间小小的厦屋，现在变得空荡荡的了，只留下那个土炕，占去了厦屋的一半地盘，进门来找不到一只可以落坐的东西，惠畅总是坐在门槛上。
我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凄凉，不知该说什么了。是的，是凄凉，这个词儿准确不过，而且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我虽然熬过了从未经历过的三年困难时期，忍受过饥饿的种种滋味，却没有感受过什么叫凄凉。我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他的话能够说出口，不由自主地把一支烟塞到他手上。
他接住烟，翻着红丝斑斑的大眼盯我一下，就擦着了火柴，猛吸一口，呼呼呼吐出一股又粗又长的烟柱，扬起头来，怪笑一声，摊开双手：“全完了！顷刻间天塌地裂，土崩瓦解，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真干净！”他随口胡诌着，忽然两手抱住脑袋，哇地一声哭起来。
我已经意识到他的精神上的绝望，已经濒临崩溃的边沿，我说：“惠畅，你冷静一下，有话咱们好好说说，你需要我帮忙的话，我尽力而为，你甭……”说完，自己也觉得贫乏而又无力。
“你……可惜只是个民办教师，你能帮啥忙嘛！”他摇摇头，痛苦而又绝望，“我现在需要包文正来明冤……”
“你又胡说了！”秀花在旁边提醒他，“冤已经冤下了，你白说，不顶啥！现时咱只说低头过咱的日月……”
“低头？”他冷笑着，盯住媳妇，“低头低多久？这要我低一辈子哇？我给谁低头？要是我家里真正是地主，旧社会欺压过群众，那我向人民低头，低到死我也活该！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是地主，我纯粹是给那个流氓低头！我受不下这口气……”
“即使是地主家庭，子女也无罪嘛！根本不存在向谁低头的问题。”我给他劝解，“暂时先稳定情绪，以后再向县上申诉……”
“你知道吗？那个团支书——那个流氓，现在就任大队长了！”惠畅说，“他早已说过，他在惠家庄有两个对手，这回全扳倒了！整垮了我，扫清了绊脚石；打倒了原大队长，他登极了！原大队长是个实干家，从来不尿他。老支书是个老好人……”
他说开话以后，情绪稍微稳定了。他告诉我，把他们家从中农变成地主的全部材料，都是那位团支书一手包揽的。团支书是工作组利用的积极分子中的头号种子，他有了报一箭之仇的极好机会。构成地主成分的关键一条是解放前三年的雇工剥削总量，占有多大比例。惠畅家没有雇过长工，只在夏收秋收时雇过短工，于是，用短工总数抵当长工，仍不够比例，团支书在私下哄劝威胁下几个社员，干脆……
“俺家的地主成分晌午一宣布，后晌，五老汉的儿媳妇洗衣服时，在水潭边给秀花悄悄说，她阿公晌午参加完斗争会，午饭也没吃，躺下起不来了。”惠畅说，“五老汉把儿子叫到眼前，说他一辈子没说过假话，就说下这一回，全是让团支书吓昏了脑袋。他要儿子甭斗争俺爸！说他已经作下孽，后悔跟不上了……”
“有这号事？”我完全迷乱了。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惠畅悲哀地说，“我总相信工作组会实事求是的……谁料想他们也有不实事求是的时候……”
“那个五老汉的话可靠吗？”我已经不自觉地卷入了，“怎样取得这个活证呢？”
“没门了！”惠畅依然悲哀地说，“老汉刚露出一点话头儿，团支书便扫见风了，在贫下中农内部把五老汉连批三会，老汉再不敢说话了……”
我参加过关于“四清”的所有必读文件的学习，自觉地遵守运动中的全部纪律。从理论上，我接受了这场运动必要性的全部论述；从行动上，积极拥护运动的开展。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运动中有偏差，惠畅算一个极大的不幸；而那位团支书，该是一位投机而且成功了的奇迹。
“还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我把这句早已呼熟说顺的真理端给他，“五老汉的良心……可以证明。”
“唉……”他不说话了，眼里的活光又褪尽了，悲凉地叹息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完了！我将像猪一样活着！刨——食！刨——食！没有理想和追求而只有刨食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是猪的生活！”
“你看看，他尽钻牛角。”秀花说，“一村庄稼人，有谁管啥‘理想’哩！管啥‘追求’哩！都是为吃饭穿衣养活娃娃嘛！你多念了几年书，倒背的包袱越重了，连一般人的生活也不想……”
惠畅又摇摇头，苦笑着，显出不被理解的苦楚。
“你还可以写作嘛！即就是地主成分，谁也没规定不许地主家庭出身的人搞创作。”我尽管这样说，自己也心虚得很，我之所以这样说，只是觉得需要这样说。而且只有这样，我才有话可说，不然，我说什么呢？只要能有一丝一缕的促进他从悲哀中振作起来的话，我都想说出来，“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嘛！”
“你甭尽给我拣好听的说！”他一句话就把我隔远了，“我明白着哪！”
“无论如何，应该坚持活下去！”我没有任何根据，似乎只是要求。
“像猪那样活下去？”他嘲笑着盯住我。
“即使像猪，也活下去！”我直说了。
“在那个流氓大队长的眼皮下活下去？”
“无论在谁的眼皮下，都要活下去！”
“大难活人了哇！”
“再难也要活下去！”
“我没信心……”他垂下头去了。
“我今日头一回听见你说这号熊囊鬼话！过去你自信，雄心勃勃，总是你给我鼓劲。”我几乎是在恳求他，“你不考虑秀花吗？你不想想你的儿子吗？你只考虑你自己过的是猪的生活，意思不大，她娘儿俩又该咋办呢？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吗？原以为你自信，现在看你脆弱！脆弱得连秀花都不如，亏你是个身高膀粗的男子汉大丈夫！拿出大丈夫的气魄来，在危难中才显出你惠畅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第八节
我也许是实在急了，急中居然说出这一大堆刺激他的话。
“不要说了！”他忽地一下从门槛上站起，“正因为我从她和孩子的前途考虑，才让她们从这个鬼地主的门楼下逃出去……”他已经走到院子里去了。
我也走到院子里，看见他在院中一块石头上坐着，我也在旁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我再也找不出什么更有说服力的话，就把一支烟又递给他。
“你的好心我知道。你能想到的我都能想到。”他抽着了烟，“你甭说了，回吧！”
“那就坐坐吧！”我说。
“坐？坐吧！”他说。
我带着满心的惆怅和担忧，在鸡叫三遍之后，出了他的家门。他没有送我，在我出门之后，秀花轻声小气地叮咛我一句，就小心翼翼地插上门闩，竟然没有一丝声响。我似乎觉得墙角和柴垛后面，都透着团支书——现任大队长——那个流氓的阴森的眼睛，背脊上觉得沁凉了。
走出村子，跨上沟泉里的小土桥，我站住脚了。这是往昔里我来找他时，他送我的停步分手的老地方。他第一次没有出门送我，我感到的不是他对我的冷淡，我被一种比来时更大的压力压在心头，几乎确信那个不祥的预感愈加逼真了，我的天哪……
惠畅没有走绝路，也没有满世界去浪逛，他仍然生活在惠家庄，和他的妻子秀花以及孩子。我没能劝得下他，秀花又是怎样把他终于挽救在自家小厦屋的土炕上，我不得而知，因为随之而卷起的更加猛烈的“文革”的狂风，已经把这个偏僻的黄土高原下的小河川道，搅得浑沌迷乱了。他在自家的小厦屋里活着，即使如他嘲笑的那种猪一样的生活，总是活着，我就放下一条心了，眼前的生活现实是，不仅他谈不上理想与追求，必须过一种只顾刨食的猪一样的生活，小河川道这个小天地里的一切人，除了那些乘风而起的野心勃勃的几条汉子，能够说理想和追求的人几乎已经绝迹了。
我虽然没有想到自己要过猪一样的生活，眼下却必须与猪在一起，从早到晚，朝夕相处。每日三餐，我必须按时供奉，晚一会儿它们就嗷嗷嘶叫。每天中午需得把它们排泄的粪尿清理出来，两天不清除就变得难以下脚了。夕阳西沉时，我背着一笼猪草从山坡间或河川里回到猪圈旁边的时候，那些大的或小的，伢猪或母猪，早已挤在栅栏门口，甩着尾巴，哼哼卿卿，向我致欢迎词。
民办中学本来就不大景气，经不住哄闹，学生就回家去了，教师们的工资公社无力兑现，也都回队挣工分去了。民办中学搞半耕半读，养下一群猪，照常要吃食，作为对我的一贯保皇的罪行的惩罚，我和“走资派”校长一面喂猪，一面经管学校的生产地，另外兼顾护校。
猪饲料完了。我用架子车装了两口袋学校生产的小麦，到西安一家面粉厂去兑换麸皮。朝辞白帝，午达古城，完成了小麦换取麸皮的任务后，我拉着架子车，在背巷里转着，寻觅一家门口可以停车的饭馆，我已经很饿了。
我忽然看见了惠畅，这真是不期而遇。见面之后，他说他在这条小巷里的某居民家做木匠活儿，上街来买旱烟，没有找到，居民家用上好的纸烟招待他，实在不如旱烟过瘾。
我们在小饭馆里的很脏的桌子旁坐下来。
“你啥时候学会木匠手艺了？”
“我现在是个不错的匠人哩！”
“真是想不到！”
“生活是最严厉的老师啊！”
他已经从最初的绝望和慌乱中镇静下来，而今摆给我一副世故的面孔。他百无聊赖，借了斧子和锯、凿，自己给自家做小凳，再做椅子，他不能永远以门槛为坐凳呀！这样，他的无所寄托的心，一下子依附在飞旋而出的刨花上来了，而且兴致极高。他有文化，识得图，流行的新式家具他最有兴趣……他可以出门挣钱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恶有恶报！”惠畅虽然是一副世故的面孔，口气里却有一丝明显的解气的意思，“那个爬上惠家庄最高坐椅的流氓，这回可碰上辣子了！惠家庄的造反派一起来，就把他和老支书推上斗争台子了。人家批那个老好支书是做样子，批他可是实心实意，这熊包虽然伶牙俐齿，招不住一顿饱打，尿在裤裆了，也巨在裤裆了。你想么，造反头儿是原来的大队长，被他整下台的那个实干家，这回造起反来，能给他甜的软的吃吗？”
他的得到报复的得意是清楚不过的。他已经剃掉了头发，是和所有北方老农民一样的光葫芦脑袋了，鼻翼两边陷进两条又粗又深的皱纹，显示着一种强有力的气势，眼睛里却是傲慢和漠然混合着的得意神情，我吃着一碗羊血泡馍，不用插言，听他得意而解气地说着。
“你不知道这流氓得势的时候怎样折磨人哪！他知道我爱书，把我的书全部搜出来，就堆在我的门口烧，一边烧着，还一边唱着书名。我在屋里听见那个声音，真是心里往外冒火……好了！他也尝到了挨打挨斗的滋味了！斗他的时候，五类分子照例得陪斗，我爸也低头站着，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把那个流氓收拾一顿，我爸陪斗十回也值得！”
“你觉得我的报复心理特别强吧？我也是这时候才发现我没有容人的大量。那天早晨，他一个人在村子西巷扫街道，看看四面没人，我大笑一声，从他身旁走过去，他连头也没抬起来。后晌，我背着工具箱，进城来了……”
“原大队长拉我造反，我不干，我和他不一样呵！我刚走半月，那个流氓也参加到一派里头，跟大队长干起来了。两路人马都归随了县上的两大派，完全是以‘四清’划开的，听说已经端上机枪干起来了，我们队里没人管，我也不想卖命，躲在城里做木工，挣钱买粮……”
县上两派武斗的情况，我已早有所闻，看不出有完结的时候，而且愈演愈烈了。我倒是庆幸他超然物外，躲在城里做木工活儿挣钱，正与我目下于世无求的心境相吻合。
“你怎么样？”他问，“拉车进城做啥？”
我告诉了他我的状况，不无感慨地说：“我现在真正过的是猪的生活了！”
“现在能像猪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算是幸运的哩！”他现在又给我做宽慰的工作了，“整个国家机器失控了，疯狂地运转起来了，弄死一个人，简直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那些省里市里的大官们，全都性命难保，你我算得啥嘛！活着，悄悄地活着，能活到世事平安就好了！现在，一切都可以抛弃不想……”
“我也这么想。”我说，“喂猪就喂猪，拉车就拉车，想其余的事儿，想不上了……”
“记得不？咱俩曾经几次想拜访柳青，都不敢去，怕扰乱了那位大作家。”他的脸上现出痛苦的嘲笑，“想不到，半个月前，我看见柳青了，在西安的大街上，正被人押在汽车上游街。还有……”
“唔！真是——”我告诉他，那天我也在西安有此幸遇，同样是拉车来兑换麸皮时巧遇的，“你知道吗？我那天回去，把几年来的日记和习作稿，全部烧掉了，书卖给废品收购站了，宣布与文学彻底绝缘……”
“文学？创作？唉——”他摇摇头，沉吟着，“中国连柳青这样的作家都要打倒，你我还瞎折腾啥呀！我那天晚上，躺在主人家的阁楼上，才觉得我们走错路了，才觉得刨子凿子比钢笔更有用，更实在了……”
我重新把套绳挂上肩膀，准备赶路。他帮着我推着车子，拐进另一条小巷。我们默默地走着。小巷里也是大字报和大标语的世界，谁也无心溜一眼。拉上东去的宽阔的大路的时候，我们俩同时站住，准备分手。
“下次你进城来的时候，咱们喝一杯吧！”惠畅说，“看透世事，不过如此！”
我们没有握手，那种礼节不适宜我们。我向他点一下头，就弯下腰，拽动了车子。其时，午后西斜的太阳，正照在这座骚乱不安的古城的高高矮矮的建筑物上……
初春的渭河平原绿茵如织，生机盎然。无边无沿的葱绿的麦田里，不时可以看见一片片灿若朝霞的桃花，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吉普车在公路上飞驰，渐渐驶入源坡区狭窄的河口了。除了陌生的司机，车上坐着县文教局王副局长，文化馆馆长，还有省报文艺部的肖编辑，我们四人一起去参加给惠畅平反的会议。
我和省报文艺编辑老肖坐在越野车的后排座位上，心中不无感慨。将近二十年前，我和惠畅两个肚里装着豆渣和野菜的乡村青年，昼夜兼程，跑了六七十里路，赶到城里去听他的文学讲座，曾经是怎样一番心情啊！二十年后，我和他去给他平反，真是神仙也无法预料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巧合。
我至今清晰地保存着第一眼看见他时的记忆，他走上讲台，步履轻捷，姿态潇洒，一种翩翩的才子风度，曾经使我顾影而自卑。现在，我和他挨肩坐着，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鬓角的一抹白发，眼角有一条条细密的鱼尾似的皱纹，无论如何翩翩不起来了。他告诉我，他刚刚回到省报文艺部不足一月，刚刚平过反。他在秦岭山中一个只有十来户山民的村子里改造了七八年，现在又“复辟”到原来的位置上办公了。他的这样的遭遇，没有谁感到惊奇，连他自己的口气也是淡淡的，因为有这样遭遇的人太多了，多而不怪了。倒是我触景生情，说出二十年前和惠畅听他的文学讲座的事，他的近视镜下的眼睛睁得老大，吃惊之后就感叹世事的匆匆了。
有趣的是，惠畅的第一篇小说《小河秋高》，正是经过他的手发表在省报文艺版上。近二十年了，他没有见过作者的面，倒不奇怪，经他的手编发的无名作者的作品也不仅仅是惠畅一人。令他吃惊的是，作者竟然遭到这样野蛮的待遇，真是无法想象的事。
“一个农村青年，刚发了一篇习作，连人家的书籍也给烧了，稿费也退赔了，这简直没法说……”老肖虽然早已跨入中年，情绪仍然很容易激动，“我接到惠畅给我们编辑部的信，看了以后都流泪了……”
“没收人家稿费干什么？”文化局长也愤愤然，“农村里有些人尽胡整！”
惠畅把自己的遭遇向报社申述了，因为《小河秋高》的稿子当年是由老肖处理的，现在就仍然由他和我们县文教局联系，共同处理这件冤案。经过与当地公社联系，公社党委也不怠慢，而且提出稍等几天，等惠畅家的地主成分复查完毕，一次过手，彻底地平反。
平反大会是庄重的，热烈的。公社书记者王一个一个宣布对惠家庄的许多陌生的名字的平反决定，土台上居然站下一排溜，惠畅和他戴过十多年地主帽子的父亲站在那一排溜人中间，一样的黑布棉袄，一样的光葫芦脑袋，从外形上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可以区分开来。老肖默默地坐着，夹在指间的烟卷已经烧着指头，才扔掉了，回头对我感慨起来：“啊呀！这么小的一个村子，竟然有这样多人遭到冤枉，真是不可思议！我总以为知识分子遭遇不好，农村似乎没多大事儿！今天一看哪……真可以说是城乡里外，体无完肤了……”
我听着他的话，却在想我的心事，那个乘风而起的团支书，此时该作何感想呢？我留神在台下的人窝里睃寻他的踪迹，终于没有能够看见他的也许已经变得不好辨认了的面孔；而意外地在人圈的外围，看见了马罗大叔。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我们村离惠家庄五六里地，他也赶来看热闹了吗？我坐在台子一角，看见马罗大叔双手背在腰后，翘起胡须花白的下巴，瞅着王书记在讲话。老汉老了，背也有点驼了，粗壮的腰身虽然还显着粗壮，雄风却一扫无存了。
我溜下台来，拍拍他的肩膀。他猛然转过头，认出是我，眨着浑浊的眼睛，大声感叹着，拉我在一堆麦草垛子跟前蹲下来。
“我说咋着！”马罗老汉一蹲下来，就得意地说，“我早就说过，没有千古不明的冤喀！你看咋着！我的活灵验不灵验！自古以来，都是奸贼害忠良，瞎人得势，好人遭罪。反过来呢？好贼没一个能好到底的，忠良也没一个窝囊不明的。你看那些老戏吧，《赵氏孤儿》呢？《白玉楼挂画》呢？嗨！都是这个理儿！而今也一样……”
第九节
他很得意自己的判断得到了现实的验证。他没有读过历史，也没有研究过社会发展史，他只是看过好多古典传统的秦腔戏，他对历史的了解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以戏的内容为依据的，而且拿那些戏所给予他的影响来评价现实生活，有些很对，有些也就偏狭了。
“你看嘛！现时给人家平反，啥意思？”马罗盯着我，依然很得意，“我说么，为人在世，不管刮啥风，下啥雨，以实为实总也没错儿，你耍心眼搞下虚虚套套的假事，害了人，终究不得长久喀！”
我很同意老汉这种观点（权且称作观点），而且深有同感，附和他说：“对！实际上就是要实事求是。”
“有的人一遇运动，就疯张起来了，把实事求是当口诀儿念，实际尽搞虚套子。”马罗老汉有点愤愤然了，“‘四清’那年，惠家庄那个‘运动红’，跑到我的庵棚里，要我写个材料，证明给惠畅他爸熬过长工。我给他说，我确实熬了一辈子活，可不是给惠畅他爸熬活，我在河北那家财东家，一直熬到解放。那小子还要缠我，我骂他，‘甭给人捏包子噢！包子是虚的，终究要从心里臭的！’”
“看咋着？”马罗更加得意，“我当初要是给人家捏下假事，现在有啥脸面跟人家惠畅父子说话？你看吧！那个‘运动红’而今黑下来了，我听人说，他今日钻在屋里没出门……”
那个被马罗老汉卑称为“运动红”的人，自然是那位团支书了。我已不年轻，经历了世事，心中此刻倒也平静。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这样。生活中有惠畅的落难，也就必然有团支书那样的乱世英雄，也不会没有马罗老汉这样用良心和传统道德的盾牌抵挡了袭击的人。
他已经年近七十，仍然住在河滩上扬树园子中间的庵棚里，队上干部让他搬回村里去，他不愿意，说是在河滩清静惯了，倒不能忍受村子里的嘈杂。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那位阿克西尼亚的情况，因为他毕竟是胡须花白的老者了。我对他的那个庵棚又顿生留恋之情，我和惠畅毕竟在那里度过最舒畅的月夜，保留着一种令人眷恋的浪漫色彩，我说：“马罗大叔，今天我顺路回家，晚上到你的庵棚去，咱们和惠畅放开啰，让他带上板胡，我想听你的乱弹了！”
“好！惠畅今日平反，我给他放一声火铳！”马罗老汉也兴致大发，“为惠畅呜冤放炮！”
平反大会直开到太阳偏西，会后，我和老肖一行四人，一齐拥挤进惠畅的厦屋。
那张老式抽斗条桌，依原样搁着，那只红漆暗淡的板柜，也依原来的位置放在背墙根下，墙上挂着大锯小锯，墙根的小木箱里装着刨子、锤子、凿子、钻子，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木质的气味。桌子上只有一个墨水瓶，使人还能想到这是一位发表过小说与笔墨为伍的人。
“你最近尽快写出一篇小说，或者散文，寄给我。”老肖对惠畅说，“我们加一条按语发出去，在报上再给你平一下反。”
“我已经写下一篇了。”惠畅也很兴奋，“二十年没动笔，尽跟斧头锯子打交道，写起来好难哪！心里踊跃，临到提起笔来，没词儿了！我耽搁得太久……”
“原来的基础还是在嘛！多多写吧！”文教局副局长鼓励他，一片坦诚，随之又指示文化馆赵馆长和我说，“惠畅有啥创作上的困难，要尽量想法解决……”
秀花脸上和头发上落着烧锅时的柴灰，送来茶水，又忙着拉风箱做饭去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大约十几年来第一次接待这样多的城里干部，她很快活，也很拘谨，完全乱了手脚，烧锅也烧不出旺火来，柴烟从小灶房的椽眼里泄出来，她自己也被呛得泪汪汪的。
“稿子给我带走吧！”老肖说。
“不好……”惠畅拉开抽斗，取出稿子，交给老肖手里时，有点惶惶，“你要多指正。”
我们四个人，说了许多重复的鼓励和安慰惠畅的话，就告辞了。惠畅送我们出门时，握手送别，我看到他的眼里已经潮起的红丝儿，有点笨拙地伸出那只已经变形的粗糙的手，和客人一一握过，站在那儿倒说不出话了。
秀花拍打着围腰布上的面粉末儿，有点懊丧地抱怨我：“你是熟人，也装起客气来咧！让我擀下那么多面，可怎么办？”
省报编辑老肖打来电话，有关处理惠畅那篇槁子的事，想征求我的意见。他以令人感动的惋惜的口气告诉我，稿子写得不理想。发吧，质量不过关；不发吧，作者属于令人同情的一种特殊状况。他的心里十分作难，而偏于退稿的倾向却是明显的，而且要我给惠畅做些解释。
“争取发了！”我几乎在恳求老肖，“如果质量差点，读者可以原谅的。他现在需要鼓励，需要声援，哪怕删得只发一千字，就是最好的鼓励和支持……”
“我知道……”老肖听完我的话，更加难为情地说，“我是编辑，得为读者负责……”
我体察了一个老编辑的责任心，就不好再使他作难。稿子终于没有发出去。他把原槁退给我，并附寄一件诚恳委婉的长信，让我一并交给惠畅，再做些解释工作。
我看了这件退稿，稿子的确是差些。奇怪的是，他受了那么多苦难，而他的稿子却仍然是写一位爱队如家的老队长。《小河秋高》写的是一位铁面无私守护集体财产的老贫农。这两篇作品基本相似他的笔调，仍然是60年代那些报刊上常见的笔调，在伤痕文学席卷文坛的时候，显然觉得它太浅了，同时也使我看到，现在文坛上冒出的一批新作家，较之惠畅60年代发表的作品，起步要高过不止一个台级……
他骑着自行车到县文化馆来了。我在院子里瞅见他，自行车后头的衣架上，捆缚着一摞短木头。坐到我的房子里，他说今日到县上的农贸市场，买下几节圆木，正好可以作大衣柜的材料。他又从提兜里掏出两篇槁子，交给我说：“你给看看，怎么修改。”
自行车后架上载着他割制家具的木头，车头上挂着的提包里装着小说稿子，无须细问，我就可以想象出来他在怎样生活和追求着文学。
“还是你念吧！”我说，“你来一次县上很不容易，咱们当面听了谈意见。”
“你看吧。”他有点不好意思，不念。
人真是有一种对过去习惯的特殊心理，稍有改变，就使人产生明显的对比的差别，并因此而有许多联想。惠畅过去给我读他的新作而不让我亲自去看，似乎习以为常了，现在他不念，一定要我自己去读，而且脸上少了点自信而多了一点说不清的表情，令我心里反而难受了。
他坐下喝水，抽烟，翻阅着我桌子上堆积的杂志。我就认真地读着他的小说稿子。
两篇小说稿子接近读完，我的心里难受起来，与省报老肖退给我的那篇搁一起考虑，我便觉得心情沉重起来。我不能不承认，他的文学的表现方式和表现能力，依然停留在60年代他写作《小河秋高》的水平上，依这样的水平写出的作品，要满足70和80年代交接时期的读者的审美胃口，显然是不行的，我知道了，十多年以来，他是着实与文学相隔太远了，现在所要努力的侧重面，应该在哪里呢？
“我可以看出，你觉得作品太差。”他笑着说，“我知道我的稿子的实际。你不要难为情，敞开说，我都能接受。”
我总也不能敞开说，更不能像20年前我们所发生的毫无忌讳的争论那样，那样的气氛无法形成了。我终于决定以说长处为主，然后劝他多读些书，把近年间新出版的中外优秀作品介绍给他。我总怕因为语言不当而使他泄气，所以连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地欲言又止，说不顺畅。
“你怕我灰心，所以不敢直言。”他说，“不过，稿子差劲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放心，我现在的劲头，比60年代那时候还大！现在文艺界的兴旺景象简直叫人睡不着啊！我拼死也要……”
我虽然在鼓励他，其实自己心里也不踏实，我深知，他要在当今的文坛上露出头角，不会是半年八个月的事，那么，他现在有没有长期苦斗的耐心？
他的信心很足，说他已经和秀花谈妥，家务事由她包揽，腾出他来看书和学习。他说他将豁出三年时间，从基本功上练起，争取三年以后大见成效。“大见成效”是当时国内建设的口号。他对个人事业的追求毫不动摇，信心百倍。
两个月后，正值暑期，文化馆决定举办一次全县业余作者的创作会议，邀请本省近年间涌现出来的几位青年作家讲创作经验，好多本县的文学青年闻讯后奔走相告。开会的第一天，就出现了没有通知的文学爱好者要求参加会议的矛盾，弄得筹备会议的我和馆里的其他几位同志措手不及。可是，惠畅却没有来报到。
午饭时，我从县招待所回到文化馆，接到一封信，一看那飞扬的笔迹，我就猜出是惠畅的信了。是他病了呢？还是家里有事拖累？打开信封，他却写着让人伤心的话：
我不能参加创作会议，尽管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我要去一家工厂做工。工厂盖新楼，我与几个木工包揽了窗子和门的活路，有一笔收入。我现在无法放下刨子，暑假快完了，孩子上学要交学费、灶费，三个孩子需得近百元，我得去给他们挣回来，好让孩子高高兴兴去上学。这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向省内外的杂志投递过七八篇小说了，全都完璧归赵了。我现在不能不从实际考虑，先放下钢笔，捞起刨子……
我在县上的创作会议结束之后，就写了一份申请报告去找文教局局长，我想应该给惠畅订一份合同，让他到文化馆来管理图书，有一点固定收入，好应付家庭日常用度，使他能够搁置下锯子和刨子，拿起钢笔来。
文教局局长同意我的意见，在我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字。我就到劳建局去办理手续。
劳建局郝局长接过我的申请报告，只看了一眼，就把老花眼镜摘下来，搁到桌子上，顺手拿起一份铅印的文件，递给我，笑笑，没有说话。
这是一份由市政府发下的文件，要求县、区以下的机关和工厂全部清退所使用的农业人口的合同工，空缺下的名额用来安排城市待业青年。劳建局长向我摊开双手，做出爱莫能助的表情，就把申请报告送还给我了。我也没有说一句话，礼节性地向他点点头，就把那份申请报告塞到裤兜里，走出县政府办公大楼。没有办法，惠畅看来还得玩他的锯子和刨子！
我走在尘上飞扬的古老县城的水泥街道上，朝文化馆走去。此刻，我深切地感觉到了：文化馆——这个被一些注重权益的人放不进眼睛的闲事单位，对我来说，实在是侥幸的理想王国了……
我应邀到市里一个剧院去讲创作体会。
诚惶诚恐，惶恐不安，先一夜竟然吓得失眠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一当我想到要面对千余双各种各样的眼睛，我就惶惶然起来。似乎只有在这时候，我才觉得应该读的理论书却没有读，应该有更好的作品写出来而没有写出，才造成这种理不直而气不壮的诚惶诚恐的畏缩心理。
我终于走上千余人的大剧院的讲台了。我索性谁也不看，先用一根烟来镇静一下……
我刚才走向讲台的一瞬，突然记起我和惠畅那年来听老肖做《散文散谈》的文学讲座的事，我那时坐在后排听众座位上，诚惶诚恐，十分自卑；而今我来到讲台上的时候，心里依然自卑、畏惧；我的不知怎样形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啊！
我不知我是怎样讲完的，只是在台下响起一片活动座椅的庞大的响声之后，我才觉得我属于自己了，这当儿，从台下涌来一伙青年，要我签名留念……
我和主持这场讲座的文联的老张从后台偏门走出去，就进入一条背巷，我无法相信，老张竟然说我讲得不错，很实际，我只信他是出于鼓励我。
他约我到附近的一家小吃馆吃中饭。我跟他刚走到小巷里，惠畅却迎面走来。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听你的报告。”
“你听我的什么胡扯……”
“嗯……”
我们走进小饭馆了。老张去交钱买饭，我和惠畅坐在桌旁闲聊。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细帆布料工作服，胸膛上尚有黄色的厂名，他说是工厂里给他照顾的一件工作衣。他大概是刚从木工车间里来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松脂的气味，衣服皱折着，夹着锯屑。
第十节
“工厂里有报纸，我在晚报上看到了你讲创作的广告。”惠畅说，“我给人家请了半天假，专门来听。”
“我的那点子本事，你还不知底儿吗？”我不好意思地说，“你跑来凑啥热闹呀！”
“不！我就是要看看，你是怎样走上讲台的！”惠畅扬起手，神采飞扬，竟然激动起来，“记得吗？那年咱俩听老肖的文学讲座回去的路上，在那个骡子拉的水车旁边，我说过啥？我说，十年以后，我要以作家的名义登上讲台讲创作。怎么样？我没有登上台去，可你登上去了！咱俩总有一个人……”
啊！我不由低了头，不敢再看他喜形干色的脸孔。二十年前，他自信，我自卑：他以他的顽强的自信的气势，给我鼓励，给我影响，终于使我从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歪歪扭扭地走过来了。可是他呢？
他夭折了！
他自信。他刻苦。他顽强。他敢于藐视一切，有一股虎气。他浪漫，思想开阔自舒。他具有成为一个作家的禀赋和气质，有十个惠畅就可能成长起十个中国的青年作家。可是，他却在刚刚迈开一步之后夭折了！
我抽着烟，不想说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为他惋惜过。他被整垮的时候，我为他惋惜过，却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参加给他平反的大会的时候，替他惋惜过，仍然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由惋惜进而感到难受了。是的，心里十分难受。
“为我的朋友终于实践了我没有实践的诺言，干杯！”惠畅端起啤酒杯来。
“为你们二位患难与共的乡下来客在此欢聚，干杯！”老张也端起酒杯，站起来。
“为了一个夭折了的天才……”我举起杯子，却说不下去了。
我们重新坐下。
几杯酒下肚，惠畅的脸颊、额头都红了。他的兴致高涨，话特别多，盯我一眼，不满意地说：“你说我‘夭折’了？我还不服哪！还是老话一句：十年以后再说！”
我申辩说，只是惋惜，并不是说他已经完结了。“老张哇！咱俩今日初面，你不知道，俺俩年轻时，为了文学这个神秘的字眼，受过多少苦哇！”惠畅激昂地说，“我们穷得买不起稿纸，买不起一盒二毛二分钱的纸烟！我们住下三毛钱的黑店，晚上叫蚊子、臭虫给咬跑了！我们肚里填的豆渣、野菜，嘴里却讨论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我们从乡村打出来，太不容易了……”
惠畅说着，伏在桌沿上，呜咽起来了。
我很心酸，看看四周那些食客在盯我们，我劝他不要太伤感了。老张也受了感动，诚恳地劝他吃菜，喝酒。
“现时的文艺政策太好了！在这样好的文艺政策里，我心里真是急得痒痒，可是我没有……本事！”惠畅痛苦地摇摇头，瞪着有点红丝的大眼珠，“放开手写吧！多写！写好东西！你写下好东西了，我感到高兴，还有……我们的那个马罗大叔，给你放火铳……”
我再也忍耐不住感情的潮水，搂住他的肩头，这金子般的言语啊……
“我已经如愿以偿了！我虽然趴下了，一时三刻难以站起来，没有关系。我们俩总有一个人没有趴下，这就够了！”他诚挚地说着，神态安静，“没有办法，我现在还要去做工，要养活孩子，供给他们上学。你日后在哪里发了作品，甭忘了给我一本……”
我点点头，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就默默地坐着，喝着酒。老张让我们聊着，自己先告辞走了。
我和惠畅走在古城的街道上，谁也不想去挤汽车或电车，只是悠悠地走着。街道两边的一株株古槐，浓密的叶子变成墨绿色了，初秋的天空，洁净而高远。
“生活怎样？”
“活泛多了。我包这批门窗活儿，马上就要完成了，能分几百元。”
“孩子念书行吗？考学有希望没？”
“考学？我看玄乎！娃娃倒是用功。”
“注意身体，挣得够养家就行了……”
“你也保重！咱们都不是二十年前那时候的体力了……”
惠畅打来电话，约我到他家去，口吻执拗，不容推辞，他说有重要事情相商，暂时保密。
我走进惠家庄，他在原址上的厦屋已经拆除，留下一堆废旧的土坯。问问临近的人，说是不用再问，惠畅已经在村子东头盖下新屋，那幢两层楼房便是。
走过村巷，刚刚泛绿的杨树枝桠中，可以透见一幢漂亮的小楼房，红砖墙，天蓝色的楼栏，米黄色的窗棂，在嫩绿的树叶的映衬下，使人容易想到是退职还乡的高干的居室。
惠畅正在院子栽花，抖着手上的泥土，哈哈大笑：“如何？看看我这别墅如何？”
他在自压井管下洗了手，摔着手上的水珠，引我上楼，说：“请你先参观我的书屋。”
二楼东边一间屋子，摆着三个书架，散发出油漆的气味。书架上摆满了一色新的书籍。临南窗摆着一张书桌，笔墨整齐地置于案头。我真有点惊呆了。
“如何？”惠畅得意地笑着，“这个学习环境如何？”
“我好坏算个搞专业创作的，也没有这样好的条件。”我说，“你可真是阔气了！”
“比较阔气一些了！”惠畅矜持地笑着，“不多！我现在存下两万元了。”
“嗬呀！两万？”我吃了一惊。
“你能拿多少稿酬呢？”他坐在藤椅上，捏着纸烟，“充其量也不过我的十分之一……”
两年多来，我和他很少照面了，我知道他在小河的沙滩上办起一个水泥预制厂，专门预制水泥楼板。我曾经想到，他已经四十多岁，创作上怕是很难再有进展了，搞点实业，赚点钱，把后半生的生活过得舒服点，也许更实际。那个预制水泥楼板的小厂，够他忙乎的，我因此和他减少了往来。想不到，不到三年时间，竟然是这样一番天地。
“我从今天起，要做专业作家了！”惠畅从藤椅上站起，向我宣布，“我给自己创造下条件，现在要潜心读书，立志创作了！”
他告诉我，水泥预制厂办起不到三年，已经赚下两万多元了。儿子去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回来在他的厂子里做工人。今年春节一过，他把这个预制厂交给儿子去经营了。
“小子有魄力！只有十八九岁，管理这个小厂子还挺有办法！”惠畅很赞赏自己的儿子，向我夸耀，“秀花怕把这宝贝挣了，叫他学习写作，让我办厂子。这小子顶撞他妈说，‘俺爸的黑路我再不蹈此覆辙！我要以实业兴国安家！’你听听现代派青年的口气多大！”
“你现在……还不死心？”
“死不下这个心思！”惠畅说，“我和儿子谈了，又跟秀花谈了，家庭会议一致同意我的申请，让我退下来读书。秀花真不错哩！她说，‘甭急，哪怕十年时间发表一篇，也算争了一口气！’我的决心是，临死前能叫出一声来，也算我没白活……”
“噢呀……”我深深地被他感动了。
文学，这个神秘而又迷人的魔鬼！一经缠住一个灵魂，足以使人终生难以解脱。我忽然记起这样一个人来，那是秦岭山根下的一位农民业余文学爱好者，50年代未发表过几首新民歌之后，一直在写啊写着。新民歌不兴时了，他写自由诗。诗歌写不出名堂，他又写小说。至今已经脱落了两颗门牙，年过五十的小老头了，怀里抱上孙子了，他还在写着哪个杂志也不肯发表的小说。他来找我看他的稿子，我首先很难受，想劝他好好搞点家庭副业，把屁股上的补钉裤子换下来，却又不忍心伤害他依然不减的创作热情……惠畅比他聪明多了，先把经济问题解决了，可是和那位老头一样，依然迷恋于文学这个魔鬼！
“县委通讯组两个同志来找我，要写我致富的事迹，还说要在全县树立我这个致富模范。我全部谢绝了！”惠畅笑着给我说，“我心里说，我挣钱是为了给自己创造学习条件哩！”
“现在，你可以潜心静气地学习了！”
“我作出两大决策，全都在家庭会议上通过了，刚才说的关于我搞专业创作的事，算一条。另一条是——”惠畅又从椅子上坐起来，这个不安静的家伙现在十分兴奋，“我拿出五千元来，交给县文化馆，设立创作奖金。凡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头等奖；在省内刊物上发表的，设二等奖；在县办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评出三等奖。鼓励咱们县上的业余创作。我一生未能酬愿，我希望本县多出几位作家。我们这个县哪！人杰地灵，该当有更多的文人豪杰出世……”
“你可真想得出！”我说，“和文化馆联系了吗？”
“已经说定了。”惠畅说，“县委书记听到这个事儿，专门找我谈了话，鼓励我……”
“一种义举！”我说，“国家设下茅盾文学奖，你在本县设奖，以什么命名呢？”
“农民文学奖。”惠畅说，“我已经和文化馆赵馆长商量确定了，今年底、明年初举行第一次颁奖活动。”
“颁奖时，请告诉我一声。”我说。我已经离开县文化馆了，对本县的这一创举十分感兴趣，“我来看你第一次颁奖。”
惠畅领我到小河川道里去，参观他的工厂。
河堤上和灌渠上的一排排杨树和柳树，披一身新绿，泛起朦朦胧胧的柳烟。麦苗起身了，绿毯似的铺满了河川里的田地。温暖的阳光静静地沐浴着春天的河川，使人脸上感到暖烘烘的了。
河湾的堤坝里，十多个青年男女正在忙着，和灰的和灰，推砂石的推砂石，水泥搅拌机哐啷啷响着，紧张而又繁忙。小伙子和姑娘们早丢剥了棉衣，只穿着鲜艳的绒线衣干活，使人可以感到青春的活力。
一座简陋的砖瓦房，冒着烟，老远可以看见，秀花腰缠围裙，正忙着什么。惠畅告诉我，秀花给工人们做饭、烧水，兼当材料保管。
惠畅指着一位小伙子给我说，那个正捉着捣浆机的青年，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子正说着话的那个青年，是那位团支书的儿子。俩娃在学校时很要好……没有办法。他们毫不理会他们的父亲之间的纠葛，而只顾自己交朋友。惠畅一挥手：孩子们有自己的朋友，我不干涉。
我和他走着，聊着，直到走到那幢工房跟前，秀花才看出我来了。她扔下铲煤的铁铲儿，拍打着围在腰间的围裙，一下子大呼小叫起来……
（全文完）
（陈忠实集中短篇小说卷《夭折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