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四十六章

如果不查看有关的统计数字,谁能想象来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中,究竟有多少个村落和人家呢?旅人们!你们也许跑了不少路,但对这块和阳光同色的土地所留下的印象,恐怕仍然是豹之一斑。

黄土,这个名词在中国的史籍中早已有之。地质学研究表明,黄土是第四纪陆相黄色含石英、长石、云母等六十多种矿物的钙质胶结而成的粉砂质土状沉积物。在占全球陆地十分之一的黄土覆盖面积中,我国包括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宁夏、河南、内蒙七省(区)面积就达五十九万平方公里;分布之广,堆积厚度之大,类型之完整,为世界所罕见。在我国,自西北向东南,戈壁——沙漠——黄土,依次呈带状序列分布,因而在黄土成因史上,被认为是由风力远距离搬运而来。另外还有水成和成土作用的不同学说。由于黄土堆积物中蕴含着丰富的第四纪信息,有关的科学工作者往往有意识地把黄土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第四纪代表地球发展史上最新的一个纪。

因为黄土具有垂直节理发育、间隙性大和湿陷性等特点,所以遇水很容易流失、滑塌和崩解。在漫长的二三百万年间,这片广袤的黄土地已经被水流蚀割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四分五裂,象老年人的一张粗糙的皱脸——每年流入黄河的泥砂就达十六亿吨!

就在这大自然无数黄色的皱褶中,世世代代生活和繁衍着千千万万的人。无论沿着哪一条“皱纹”走进去,你都能碰见村落和人烟,而且密集得叫你不可思议。那些纵横交错的细细的水流,如同瓜藤一般串连着一个接一个的村庄。荒原上的河流——生命的常青藤。有的村庄实在没办法,就被挤在了干山上;村民们常年累月用牲口到沟道里驮水吃,要么,就只能吃天上降落的雨水了。在那些远离交通线的深山老沟里,人们谈论山外的事,就如同山外的人议论国外的事一样新鲜。据《黄原报》的一则消息报道,某县一个偏僻村庄的几十户人家,竟然没有一个人见过钟表!此种落后状况,恐怕让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的居民们都会大为惊讶的。不用说,这样的村庄,别说县里的干部,就是公社干部,通常也从不去踏个脚踪……一个星期以来,田福军已经走过三个这样的“死角”村子了。他不是专门来这些地方解决问题的,而是自己临时决定进行这次不在原工作计划内的造访。

一个星期前,他到全县最偏远的后子头公社来检查工作,在偶然中发现这公社有四个村子,公社干部们两眼墨黑,根本不知情——他们竟然没一个人去过这几个地方。据了解,去这些村庄别说汽车,连自行车都骑不成;就是步行,也要翻山越沟在羊肠小道上走整整两天才能到达。

田福军对后子头公社的这些工作状况非常生气。他不要公社干部陪同,决定自己一个人步行到这几个被遗忘的村庄去看看。

已经看过的三个村子,情况十分令人震惊。缺吃少穿是普遍现象。有些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衣服都不能遮住羞丑。一些很容易治愈的常见病长期折磨着人;严重一些的病人就睡在不铺席片的光土炕上等死。晚上很少有点起灯的家户;天一黑,人们就封门闭户睡了觉。野狼如入无人之境,跳进羊圈任意啃咬,也没人敢出来打撵——据说这里的狼早不把人放在眼里了。没有什么人洗脸,更不要说其它方面的卫生条件了。大部分人家除过一点维持活命的东西外,几乎都一贫如洗。有的家户穷得连盐都吃不起,就在厕所的墙根下扫些观音土调进饭里……

当田福军来到这些村子的时候,村民们几乎都跑出来站在远处观望他,就象来了一个外星人。每到一个村子,他都是一家一家地看。有些问题马上可以解决的,他当下就和队里的负责人商量着解决了。有些问题是需要公社解决的,他都记在了笔记本上。有些问题公社也解决不了,他准备回到县上后,会同有关部门,争取在短时期内尽快解决。

现在,田福军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爬蜒着,到最后一个“死角”去,他手里拉着一根柴棍,外衣搭在肩膀上,在这万籁寂静的山野里一边走,一边警惕地观察周围有没有野狼出现。

快过端阳节了,头上的太阳热烘烘的。山鸡和野鸡清脆的叫唤声,不时打破这梦一般沉寂的世界。大地上的绿色已经很惹眼了。大部分秋庄稼刚锄过一遍草。庄稼地中间的苜蓿盛开着繁密的紫红色的花朵。向阳的山坡上,稀稀拉拉的麦穗开始泛出了黄颜色;路边灰白的苦艾丛中有时猛地会窜出一只野兔子,吓得田福军出一头冷汗。

他一边走,一边揪了一把苦艾、凑得鼻子上去闻。这苦涩而清香的艾叶味,使他不由想起小时候的端阳节,他和福堂哥总要一大早就爬起来,拔好多艾草,别在门上,别在全家人的耳朵上,然后再揭开喷香的粽子锅……唉,从那时到现在,不觉得几十年就过去了。人啊,有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太慢;有时候又觉得太快了,简直来不及做什么!记得文化革命开始时,他刚三十出头,正是风华茂盛之时——结果这好年华白白地浪费掉了。前几年虽然恢复了工作,但也等于仍然在油锅里受煎熬。直到不久前“四人帮”被打倒后,他才好象一下子又变年轻了。只要国家有希望,工作就是把人累死也畅快!他多年来一直处在实际工作中,因此非常清楚十年文化革命所带来的灾难性破坏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朝夕间就消除。他常想,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干部,必须在他的工作范围内既要埋头苦干,又要动脑筋想新办法。当然,眼下最重要的仍然是农民的吃饭问题。现在看来,没有大的政策变化,这问题照样解决不了。那么,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最起码先不要把人饿死……临近中午的时候,田福军才走到这个叫土崖凹的小村子。这村子只有十来户人家,是个生产队,属几架山外的一个大队管辖。全村没一个党员,也没一个团员;生产队长轮着当,一年换一个,每个男劳力几乎都当过了。

田福军被现在队长引到家里吃午饭。队长的一孔土窑象个山水洞一般黑暗,大白天进去竟然看不清家里有几个人。他坐在烂席片炕上向生产队长询问村里的情况。队长的老婆在锅灶上做饭。不久他才发现,这家人六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点,都挤在门圪崂里惊恐地看他。孩子们几乎不穿什么衣服,也分不清男女,一律剃着光头——大概是怕生虱子。午饭端上来后,田福军拿起一个玉米面馍。他刚准备吃,发现这黄馍上沾些黑东西。他一下从炕上站起来,走到后炕头上揭开锅盖。他看见,锅里只有两个玉米面馍,其它都是糠团子。他的喉咙顿时被堵塞了。

田福军把自己碗里的玉米面馍放进锅里,用手去拿糠团子。他手刚一抓,这团子就被他捏成了一把碎渣子。他顺手拿起锅台上的铁铲子,把这堆渣子铲在自己碗里,然后浇了两勺熬锅水,回到炕上埋下头吃起来。队长一家人吓得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两个大人和六个孩子都眼睁睁地看着他吞咽那碗糠水饭。

他还没有把饭碗放下,门里突然闯进来一个老汉。田福军还没有反应过来,这老汉就双膝跪在队长的脚地上,一边向炕上的他磕头,一边嘴里连哭带喊:“青天大老爷!快救救我一家人的性命……”

田福军慌得一把掼下碗,跳下炕来扶起老汉,问他:“什么事?什么事?”

老汉连哭带说:“我一家三口人四天都没吃一颗五谷了!快饿死了……”

“一颗粮也没了?”田福军问。

“就是的……”

“口粮哩?”

“扣了!”

“为什么扣了?”

这时,队长开口说:“他家的小子出门盲流了,公社和大队命令要扣口粮。我们也不敢给……”

“我娃也是饿得不行了,才出门的……”老汉哭着说。“走,我到你们家去看看!”

田福军立刻扶着老汉出了队长家的门;队长本人也紧撵在后面来了。

田福军进了这老汉家,看见炕上睡着一个老婆婆,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他弯下腰问话,这老婆婆连眼皮都抬不起来,更没力气给他回答。在窑墙根下,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合住眼靠墙坐着,脸上已经成了青黄色。她见来了生人,勉强用手托着墙站起来,绝望地望着他。

田福军目睹这惨状,泪水汹涌般从眼睛里淌出来了。他哽咽着,狠狠揪着队长的肩膀,说:“快去盘粮食!”队长愚蠢地嗫嚅说:“公社和大队领导不放给他们分粮,我……”

“混蛋!”有教养的田福军忍不住破口大骂。他一把扯住长的衣服,拉着他即刻就去盘粮食。

当田福军和队长一人扛一口袋粮食回来时,这一家三口人都爬蜒着跪在门口,哭成了一堆……三天以后,遵照田福军的指示,后子头公社把二十几个大队书记都召集在了公社来开会。

会议一开始,田福军劈头就问:“你们哪个队有断了粮的家户?有多少户?缺多少粮?”

他的问话刚完,许多支部书记都哭开了。他们纷纷叙说各自队里的不幸状况。看来除过个别村,大部分村子都有许多缺粮户;有的只能维持一两个月,有的当下就揭不开锅了。

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后子头公社今年可能要饿死不少人。不是说这些队没一颗粮食。所有的大队都有“战备粮”。但这些粮食是准备未来打仗吃的;上面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动用——动用这粮食就等于犯法!

此刻,田福军无法顾及个人的后果——他不能看着把人饿死。他当即决定,立即打开各队的粮库,尽快把粮食分发给缺粮户。战备粮空缺下的数目,以后逐渐再补上——这样就可以看作是借粮,而不是分粮。反正不管怎样,他已经严重违犯了禁令。他想,为此就是把他押到法庭上,他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田福军原来还准备在后子头公社呆几天,想再到公路沿线跑几个大队。但县革委会的吉普车突然到这里来接他。因为中央一位老首长来黄原视察工作,这位老首长又是原西县人,过几天就要回县上来,地区要求原西县全力做好接待工作。冯世宽接到通知后,立即派车接所有在外面的常委们回城,商量如何接这位老首长。

田福军虽然坐在了飞驰的吉普车里,但他的思想还在后子头公社。通过这次匆匆的调查,使他认识到“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农村贫困的局面依然故旧。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他想:战备粮里拿出来的那点吃完了怎么办?还不是要继续饿肚子?

回到县里的当天晚上,福军在自己家里吃完饭,心情依然不好。他也不愿意和家里人说话,就一个人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他坐在办公室的圈椅里,久久地盯着窗户纸发愣。一张张面黄饥瘦的脸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痛苦地埋下头,用手指头神经质地梳理着自己的头发;不一会,他看见白发黑发在桌面上落了一层。他听见有人敲门,就说:“门开着,请进来!”

他看见门里进来的是他的侄女润叶。他惊讶地发现,他的这个侄女也是面黄饥瘦,就象他在土崖凹见到的那个四天没吃五谷的女孩一样。他以为他刚才的思绪沉浸在那些饥饿的人群中,此刻对自己的侄女产生了错觉。但认真一观察,也觉并没有看错——他的侄女的确象个饥饿人一样憔悴。怎么啦?她难道也没饭吃吗?

田主任并不知道,他的侄女缺乏的是另外一种“粮食”。侄女自从和李登云的儿子结婚以来,就很少再回他家来。他由于工作繁忙,也分不出心来关怀侄女。他想,润叶已经成了家,已经有人对她关怀和负责了,他自然就不必对她再多操心。润叶现在不经常回他家也是正常的,娃娃自己已经有家了嘛!不管他和登云在工作中有什么矛盾,但他对这门亲事还是满意的。他不是从世俗的门当户对观点来看这亲事——只要两个娃娃互相爱恋,这比什么都强!

当然,田福军完全不知道这门亲事背后的情况。他只是遗撼侄女结婚的时候,他在省上学习,没有能参加孩子的婚礼;她结婚以后,他也没顾上再多关心她。

现在,侄女亲自到办公室来找他,他感到很高兴,也有点内疚。

他让润叶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里,一边亲自给她冲了一杯糖水;一边抱歉地说:“你成家后,二爸也忙得没顾上去看看你们……”听说你们住在运输公司的宿舍里?“”没有。我住在学校。“润叶接过二爸递过来的水杯,也没喝,放在办公桌的边上。

“住在学校?怎么?向前不是在运输公司有房子吗?你俩怎住在学校的办公室里?”

“我一个人住着……”

“一个人?”

“嗯。”

“为什么?”

田福军的心一沉。他从侄女那张忧郁而憔悴的脸上,似乎看出了一些不幸的迹象,便皱起了眉头。

润叶突然脸扭到一边,嘴一咧,哭了。

她一边哭,一边哽咽着对二爸说:“你给我在外地找个工作!我不愿意在原西呆了……”

“为什么?”田福军从椅子里站起来,又一次问侄女。“我不情愿和李向前……”润叶哭着说。

田福军从办公桌后面转出来,走到侄女面前,弯下腰亲切地对她说:“润叶,你从小就是个明白娃娃,你给二爸说,倒究发生了什么事?你和向前不是两个人情愿才结婚的吗?现在怎么成了这样?你快给二爸说说!”

润叶用手摸了摸脸上的泪水,说:“我原来心里就不情愿!”

“如果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要结婚哩?”

“因为我徐大爷说……”

“他说啥了?”

润叶犹豫了半天,才吞吞吐吐把徐国强当初劝她和向前结婚的那些话,都给二爸叙说了。

“老糊涂虫!”

田福军听完侄女的叙说,气愤地骂了一声老丈人。

田福军万万没有想到,爱云她爸不只是在他家的院子里种些杂七杂八的庄稼,而且还干这样一种荒唐和愚蠢的事。这等于把他的侄女和李向前都毁了。

由于前几天乡下所看到的不幸,他未来心情已经很沉重。

现在又加上侄女的不幸,使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他垂着两条胳膊,痛苦地在脚地上走来走去,胸口感到隐隐作疼。

这时候,润叶用手绢揩去脸上的泪水,不哭了。她对二爸说:“你也不要过分为我的事熬煎,二爸。反正现在生米做成了熟饭,没办法了。我也不离婚;我担不起这名声。再说,要是我离婚了,家里两个老人当下就能急死。我现在就这样凑合着。要是以后有机会,你把我调到外地去工作;我实在不想在原西呆下去了……二爸,你从小关心我,把我培养大,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的……”

田福军一只手按在自己的额头上,一边听侄女说话,一边焦虑地思索着他该如何对待这件事。事情相当复杂。他眼下一筹莫展。他不能一下子就率直地建议侄女离婚——本来这是最合适也是最合理的。不能。归根结底,主意还要润叶本人拿。唉,他只能象一个悲观的哲学家一样想:也许只有时间才能解决问题……这时候,门外的院子里传来冯世宽的声音:“福军,你回来啦?”

田福军在窑里回答说:“回来了。”

润叶马上站起来向二爸告辞。

“你一定要把思想放开朗一些,千万不敢把自己的身体搞垮,要好好吃饭……”他把侄女送到办公室门口。润叶刚踏出门槛,冯世宽主任就走进了田福军的办公室,和他商量如何接待中央老首长的问题……

第一部 第四十七章

一九七七年的端阳节,刚好和夏至是同一天。这一天,太阳黄经为九十度,是一年中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

端阳节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节日。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里人,都讲究在这一天吃粽子。

在农村,人们通常在很早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糯米、红枣和苇叶。一到农历五月四日晚上,家家户户就都煮开了三角形的粽子,到处都弥漫着米和枣的香甜味;粽子讲究凉吃,因此头晚上就得提前煮好。

端阳节早晨,在吃粽子之前看重风俗的人家,往往先要出去拔一些艾叶回来,搁在门上,别在一家人的耳朵上。早年间,大人还要给孩子们缝一个雄黄香包挂在胸前——所有这一切据说是为了躯除虫蚊和灾病的。

农历五月的黄土高原,阳光明媚,不凉不热,原野里也开始热闹纷繁起来。麦黄,杏黄,枣花黄;安详的蝴蝶和忙碌的蜜蜂在花间草丛飞来飞去。晶莹的小河水映照着蓝天自云;映照着岸边的青杨绿柳。这季节,除过回茬荞麦,农人们已经挂了犁,紧张地进入了锄草阶段。所有的庄稼人都脱掉鞋袜,赤裸着双脚踩踏在松软的黄土地上,多么舒坦啊!无论平时光景歪好,端阳节的一顿好饭总是不会少的。有些农村的家庭主妇,在去年就考虑上了今天的这一顿吃食。当然,县城的市民和干部家庭,这一天不仅吃粽子,还要炒几个菜,喝几盅酒……

总之,这是一个欢乐和美妙的日子,大人娃娃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但是,原西县的常委们这一天还泡在他们心爱的会议里。

这会议不说别的,单讨论如何接待中央的高老。

高老是本县高家园公社高店则村人。他少年时就参加了革命,是当时有名的“赤匪”。后来成了红军和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全国解放后,他一直任中央部级领导。文化革命开始那年底,高老的名字在报纸上消失了。当时传说他已经被红卫兵从楼里扔下去摔死了。后来又听说他没死,只不过被关了禁闭。直到“四人帮”粉碎不久,他的名字才又出现在了报纸上。据说眼下高老虽然“解放”了,但还没安排什么工作。老人家从当年离开故乡后,一直没顾上回来。现在年纪大了,又没具体工作,想回来看看,捎带着搞一些调查研究。

几天前,黄原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就亲自给冯世宽打了电话,布置了接待高老的有关事宜。

眼下高老正在南面几个县搞调查。苗主任考虑原西县是高老的故土,又是他这次重点调查的地方,因此昨天又亲自赶到原西县来。他一到原西,先单独和冯世宽交换了意见;今天又出席了县常委会,和县上的同志们一块研究接待工作的细节。

其实,在苗主任到来之前,冯世宽就早已经铺排开了。县革委会已经成立了“接高老办公室”,由副主任马国雄挂帅。“接高办?(姑且这么称呼这个机构)由县上各个部门抽出来的人士组成;办公室下面又设立了接待组;膳食组、联络组、交通组、保卫组。包括石圪节”红烧肘子专家“胡得福在内的几个本县著名厨师,都已经到了县招待所的食堂。有些东西原西县没有,已经派人到黄原采购去了。马国雄给采购人员指示,如果黄原还买不到这些东西,就火速坐飞机到省城去采购。

苗凯同志亲自来原西县,还顾不得这些吃住方面的事——他最头疼的不是这些,而是高老提出的另外一个要求。

这位老首长一到黄原就提出,他此次回原西县,要召开一个当年在原西和他一块闹过革命、现在仍然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目前农村的状况。

苗凯知道,这些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目前本人的生活状况并不美气;有的甚至非常贫困。弄不好,这个座谈会要开成一个诉苦会。原西县是全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县,这将会使他苗凯在高老面前下不了台。如果老首长把这情况反映到省上和中央,那后果就更严重了。这些问题他在电话上不好对冯世宽讲,因此现在赶来看能不能有个妥当的应付办法。

他昨天一到原西,先和冯世宽单独为这事商量了半天,冯世宽出主意说,干脆先把这些老汉集中到县上,把他们的衣服换成新的。然后私下里一个一个给他们做工作,让这些老汉不要在座谈会上砸“洋炮”,让他们在会上说他们的一切都好着哩;会后他们有什么困难,县上一定给他们解决。冯世宽估计,只要答应背后给这些老汉好处,他们就不会在会上“胡说八道”。

苗凯虽然知道冯世宽这主意不象话,但竟然还同意了;并且在心里赞赏这位下级头脑敏捷,在紧急情况中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

但这件事无法瞒哄原西县的常委们。因此这两个人商量,干脆开个常委会,由冯世宽把这意见含蓄地在会上提出来。如果没人反对(苗凯估计没人敢反对),就照这样办。如果有人反对,那么就只能作罢;到时候苗凯就假装不知道这提议,并且还出面否定冯世宽的“馊主意”。至于冯世宽,到时他会表现出心甘情愿受苗主任的“批评”……现在,常委会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冯世宽拿一支红蓝铅笔在面前的一张白纸上随意划道道,正在发言:“……尽管我们原西县革命和生产形势都很好,但我们在工作中也有漏洞,比如对这些老革命战士关心不够。这次借高老来我县视察工作的东风,我们要彻底改进这种状况。因此,咱们先把这些老同志集中起来,把他们的衣服给换一换……老吴,这事就由你们来安排!”

民政方面的负责人吴克俭赶忙回答说:“我们一定把这事办好!”说着掏出笔记本,把冯主任的指示记了下来。

冯世宽接着又含蓄地谈了他已经和苗主任商量过的其它“办法”。

冯世宽发完言后,对坐在长条会议桌中央的苗凯说:“请苗主任给我们做指示!”

苗凯同志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笑眯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说:“还是先让常委同志们发言吧!总之,高老是我党德高望重的老首长,在‘四人帮’时期又遭受了不白之冤和残酷折磨,我们一定要让高老此次故乡之行,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苗凯的话说完以后,会议室好长时间一片沉默。这沉默甚至叫人感到难堪。不知什么时候飞进来一只苍蝇,在常委们的头上嗡嗡地盘旋着,在静默中听起来象轰炸机一般刺耳。苗凯仰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冯世宽仍然拿红蓝铅笔在白纸上划道道。李登云低头专心致志地抠指甲。张有智不知为什么脸涨得通红,扭过头,面对着墙上的原西地图。马国雄把一根纸烟往另一截正在燃烧的烟屁股上衔接。田福军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两只手使劲地交叉握在一起,眉头子中间挽结着一颗疙瘩。在后排列席会议的“接高办”成员中,不知谁响亮地打了一声喷嚏,把人吓一大跳。

“我说点看法,”田福军打破沉默,眼睛扫视了一下苗凯和冯世宽,“高老这次回故乡来,我们当然要在各方面做好接待工作。至于高老要召集的这个老战士座谈会,我理解他是搞调查研究,是搞工作;他要知道的正是实际情况,而我们这样公然地弄虚作假,欺下瞒上,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

田福军的话如同给会议室扔了一颗炸弹。坐在后排“接高办”的成员们,深表同意地抬起头,敬佩地盯着他们的田主任,张有智立刻扭过仍然涨红着的脸,说:“我完全同意田福军同志的看法。”

冯世宽的脸也涨红了。但他尽量镇静地询问李登云和马国雄:“你两个的意见呢?”

李、马二人相互看了一眼,不知如何说是好。

这时,苗凯同志发言了:“福军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世宽同志的意见也对。我们以后的确要多关心农村的这些老红军、老赤卫队员,他们是我们革命的功臣!

关于高老要开的这个座谈会,你们下去再好好研究一下。总之,一定要让高老满意。我下午要回地区去,一切就都拜托在坐的诸位了……“

苗凯讲完话后,马国雄向大家汇报了接待工作其它方面的准备情况,然后就散会了。

会后,冯世宽陪着苗凯到县革委会的客房去休息。路上,情绪不佳的苗凯只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才领教了这田福军!”冯世宽只是微笑着,一句话也没说。还再用他说话吗?田福军自己跳出来在苗主任面前表演了一番,这比他给老苗反映他的问题更好。他在心里说:你苗凯领教了就好!你这下可认识了田福军是个什么人了吧?狂妄、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田福军任职时,我跑到地区做工作,让把他排在李登云之后,组织部门不同意,你苗凯也不说话,结果这几年把我冯世宽折腾得好苦哇!好,你苗主任今天也“领教”了这位被地区呼主任吹捧为“有能力、有魄力”的人物——这就是他的能力和魄力!

冯世宽今天太高兴了。从另一方面说,田福军否定他的意见也否定得好,这实际上是否定了苗主任的意见,只不过这意见由他嘴里说出来罢了。这种弄虚作假的事他冯世宽也不愿意做——将来万一被揭露了,吃亏的还不是他吗?到时苗主任还是苗主任,他会板下面孔义正词严地训斥他冯世宽丧失了党性原则!

吃过午饭以后,苗主任就坐车返回黄原地区了。冯世宽又把马国雄找来,让他很快把其它方面的工作抓紧进行——后天高老就要回原西县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原西城就变成了一个乱纷纷的世界。所有的机关和学校,所有的干部、学生、工人、市民,都根据S*锓第六十九号文件精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到处都在大扫除,擦门窗,拔杂草,油漆牌匾、城市上空黄尘大罩,就象进行一场战争。县革委会副主任马国雄穿一身旧军装,戴一副墨镜,如同一位战时的城防司令,到处奔跑着检查和指挥。身材魁梧的马主任爱领导这些热闹工作,他红光满面,风尘仆仆,指手划脚,不时发出一些庄严的指示和命令。全城人忙了大半天,原西县城倒也顿时换了另一个面貌。

现在,从入城开始到十字街的一段路面,都修补得平平整整;两边还象黄原城一样筑起了人行道——不过刚刚能走一个人。所有道路两边的青草都被铲除的一干二净;本来这青草倒不失为一种风景。在县招待所的院子里,用白灰划出了一些方格子,准备到时按秩序停放汽车。最为瞩目的是,在那个小小的十字街中央,用石头块垒超了一个交通指挥台。那上面已经站了本城唯一的一名交通警察。因为没什么汽车,这位警察就指挥进城的手扶拖拉机和驴拉车。他手里也没有指挥棒,见有驴拉车过来,两条胳膊便象路标一般指示方向;慌得农民手忙脚乱地喝住牲畜,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以为自己犯了法规,竟然惶恐地站在原地不动了。这位警察就气急败坏跳下指挥台,亲自扯着驴缰绳,把架子车拉过十字街。这恐怕又是个“新生事物”吧?原西城的一些闲人都好奇地聚在十字街周围,兴致勃勃地观看这热闹……这天上午十一点左右,一摆溜卧车和吉普车进了原西县招待所的院子。高老在苗凯和地区其它两位领导的陪同下,终于回到原西县来了。早已等候在县招待所的冯世宽等人,热情地把这位老首长迎进了招待所的会客室。

高老已快七十岁,身体看来也不太好,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回到久别的故土,情绪显然很激动。他马上就开始询问原西县的各种情况。高老的记忆力看来很好,地名、人名说出一大串,有些地方冯世宽都不知道,本县人田福军和李登云就在旁边作补充。

稍事休息以后,地县领导们就陪高老到餐厅去吃午饭。

餐厅已被几排屏风在一角围出单独一个场所,里面摆了两张饭桌。

首长们进来以后,饭桌上各种酒菜已经摆置齐备了。

马国雄象十字街上的那位警察一样,用两条胳膊做出路标状,弯下腰在前面引导大家入席。

高老来到席前,却不坐下来。他脸色冷峻地发问:“谁让搞这么铺张的酒席?”他扭过头看着旁边的苗凯,“我在黄原就给你们说,不要搞这一套!饭菜简简便便就行了,怎么你们还这样搞?”

苗凯尴尬地搓着双手,不知如何是好。所有其他的地县领导都肃立桌前,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冯世宽赶忙出来给苗凯解围,说:“这都是我们的责任,苗主任和地区领导都不知情……”

“把这些东西都撒掉,换一点便饭就行了!”高老生气地说。

冯世宽立刻对马国雄使了个眼色。马主任就慌忙把服务员叫来,把桌子上的酒菜都端下去了。一霎时,琳琅满目的两张饭桌空荡荡地只留下些调料瓶子。

好在厨房里准备的主食都是本地的风味小吃,不值什么钱:原来准备酒席完了以后才品尝,现在马主任随机应变,干脆指挥着让把这些东西端上了桌子。

高老这下高兴了,说:“这就对了嘛!我在家里就爱吃咱本地的饭食,花钱少,吃着还可口……你们以后可再不能动不动搞那些大吃二喝的酒席。我跑了几个县,农民的生活还很苦呀!你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吃下去这些山珍海味呢?”苗凯现在才松了一口气,连忙说:“我们今后一定纠正这些不正之风!感谢高老对我们的批评……不,这实际上是高老对我们的最大爱护……”

吃完午饭后,高老竟然不休息,兴致勃勃地坐车回他的出生地高店则去了……两天以后,高老已经走访了当年他打过仗的许多地方;又到年轻时的老朋友顾健翎家里吃了一顿饭——当年他在本县打仗挂过两次花,都是顾先生给他治愈的。

离县的前一天,全县三四十名仍然健在的当年的老战友,都在县招待所聚齐了。几十年没见面,高老和这些年轻时一块出生入死的弟兄们都百感交集。大家一个个都老泪纵横,又由不得喜笑颜开。

中午,高老坚持自己出钱,让招待所备办了几桌饭,请这些老战友一块聚餐。他破例端着杯子,挨桌子一个一个给老战友们敬酒。

饭后,有地县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在县招待所的会议室举行。高老不断地向这些老同志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农村的其它情况。这些老汉说着说着就哭开了,纷纷张开没牙的嘴,向老首长描述农村的贫困状况和他们缺吃少穿的不幸处境。

高老戴着老花镜,一边往笔记本上记,一边不时摘下眼镜揩眼泪。所有的地县领导都低倾着头,好像被告一般接受这些老汉的审判。

临近会议结束,苗凯和冯世宽先后做了检讨式的发言。他们表示一定要狠批“四人帮”,抓纲治国,继续坚持农业学大寨运动,争取早日实现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在苗凯和冯世宽发完言后,高老脸抽搐着,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非常关心黄原老区人民。他老人家逝世的前一年,听说黄原有的地方农民还饿肚子,都难过得流了泪……”他转过脸看着苗凯和冯世宽,“你们在几年前就给总理做过保证,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现在仍然这样说!是不是过五年以后,还这样说?同志们,再不要光在嘴上喊口号了,要真正解决问题!照我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四人帮’的那一套做法还在作怪……”

苗凯和冯世宽连连地给高老点头,表示完全同意老首长的意见。

第一部 第四十八章

立秋前后,报纸和广播就开始号召今冬明春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八月七日,《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社论。

田福堂的心里立刻火烧火燎起来。春天的时候,他就想到要在今冬和明春在农田基建方面大显一下身手;不仅要震动原西县,还要震动整个黄原地区。想不到中央和他想到一块去了!田福堂感到惊讶的是,他的想法竟然和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

这位农村的土政治家又一次自大地想:如果早年间他就能好好施展自己的抱负,说不定如今也象永贵一样成为全国性人物了。

不过,话虽这么说,福堂自己也清楚,他不敢和陈永贵同志相比。他田福堂能名扬黄原就不错了。实际上,这个目标也不容易达到。眼下能人辈出,一个比一个想得大,一个比一个干得大。他要引人注目,就要想更大的,干更大的。

可是怎样干呢?他一时也想不出个眉目。修梯田已经不算一回事了;沟沟岔岔打几个小土坝也弄不出个啥名堂。他站在自己的院子里,望着周围的山山峁峁,象孩子一样突发奇想:如果能造出一种比山都高的推土机,一铲子就能削掉一座山就好了;那用不了几天双水村就变成了小平原,恐怕他大寨的人都要跑到这里来参观呢!

这不着边际的荒唐想法把田福堂自己都逗笑了。他随即严肃地转回到窑里,一边闻纸烟,一边继续盘算。就象诗人常有的那种情况一样,田福堂突然来了灵感:能不能用炸药把神仙山和庙坪山分别炸下来半个,拦成一个大坝,把足有五华里长的哭咽河改造成一条米粮川呢?

这想法使他异常兴奋!一阵猛烈的咳嗽过后,他灰白的瘦长脸涨得通红。他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以便对这个大胆的设想进行详细的考虑。

这的确是一件非凡之举!神仙、庙坪二山合拢,筑起一座大坝——恐怕起码是石圪节公社最大的一座坝;一两年后,哭咽河道就会淤成一道平川,双水村就能增加几倍的良田呢。到时产量别说过“纲要”,恐怕“黄河”和“长江”都挡不住!

田福堂越想越激动。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设想,但他好象已经看见了几年以后的壮丽美景。但是,深入一想,一连串问题紧接着就来了。不用说、炸山栏坝应该选择最佳的地方;而最佳的地方也是最叫人头疼的地方。庙坪山这面没有住人家,炸哪儿倒不成问题。可神仙山这面,只能在姓金的几家人那里动土——这地方是个窑的山嘴,与庙坪山的距离最接近。这样一来,这几家人就必须搬家。就是避开这山嘴,这几家人恐怕也无法在这里住下去了——十几吨炸药不把窑洞震垮才怪哩!

好在不论怎样选择坝址,看来还不会伤到金家祖坟;如果让那一片死人“搬家”,整个姓金的人家都会出来反对的。但让那几家活人搬家又谈何容易!

这山嘴上的两大家中,金光亮弟兄三家还好说。他们是地主成份,恐怕不敢胡龊。难说的是金俊武弟兄三家——实际上最难对付的是金俊武一个人!要撬动这个人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这样一想,田福堂的情绪有点低落下来;他的宏图大计一开始就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可他又不甘心放弃这个可以一鸣惊人的壮举……

在焦虑之中,田福堂想到了他的高参孙玉亭。

他马上打发放学回家的润生去叫孙玉亭到他家里来。

玉亭刚到,田福堂就很快把他引到隔壁窑洞去共同谋划这件事。

孙玉亭听了田福堂的宏伟设想,马上击节叫好,对书记的雄才大略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意识到在这样一场大战中,他自己也能大显一番身手了。

紧接着,当书记把此举的困难之处一一给玉亭摆出之后,这位高参倒没把这些问题当个问题。

他先对自己的统帅说:“革命事业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才能把农业学大寨搞好。大寨还不是斗出来的吗?”

田福堂说:“这些道理我也懂。毛主席大概说过,具体问题要具体解决。首先这搬家问题就很具体。”

“这问题不难解决。”孙玉亭说,“咱们在金家湾北头给他们几家箍新窑洞不就行了?一孔旧窑洞换一孔新窑洞,他们又不吃亏!”

“人在老地方住惯了,恐怕不情愿倒腾。”

“咦呀!革命还能管他情愿不情愿呢?蒋介石情愿到台湾去吗?”

田福堂笑了,说:“话可以这样说,但这几家人又不是蒋介石。”

“怎?他金光亮弟兄几个都是地主成份,难道他们敢拒挡农业学大寨运动?”

“光亮弟兄几个估计不敢反对,俊武和俊文的工作恐怕就难做了。关键是俊武!只要他同意了,俊文没什么能耐。彩娥是个妇道人家,主不了大事。再说,俊斌就是活着,也是听两个哥哥的话……”

“金俊武他有什么理由反对?他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又是大队党支部委员,本来就应该积极支持革命事业!”“你又不是不知道金俊武这个人。”田福堂提醒雄辩的玉亭说。

“我看他不敢拒挡。破坏农业学大寨这顶帽子他金俊武不敢戴!”孙玉亭信心十足地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孙玉亭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往往能给田福堂很大的鼓舞。有时候,他心里也嘲笑和瞧不起这位穿戴破烂的助手;但一旦他要干件大事,他就离不开这位贫穷而激进的革命家强有力的支持。

“那你看咱现在先从哪里下手?”田福堂问孙玉亭。玉亭想了一下,说:“咱先开个干部会。只要干部们思想统一了,群众好办。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队干部!”

在田福堂和孙玉亭拉谈罢这事的第二天晚上,双水村有点职务的干部都被集中到了大队部的办公窑里。田福堂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谈了他的宏伟设想。福堂谈完后,孙玉亭装出第一次聆听书记的“哭咽河畅想曲”,马上惊讶的赞叹了一番,并且借题发挥,长篇论述了这件事的“伟大意义”。这两个人的“双簧”演完以后,与会的人都沉默不语。谁也没理由出面反对。看来反对这行动,就等于反对农业学大寨。反对农业学大寨就等于反对革命。但是众人又不好表态支持,因为所有的人都看见二队长脸红得象一块烧红的铁。俊武蹲在下炕角闷头抽烟,就象一颗一触即发的炸弹。沉默了一会以后,孙玉亭挑衅性地问金俊武:“俊武,你的意见呢?”

所有的队干部都把目光“唰”一下移到金俊武脸上,紧张地看这位强人说什么呀。

金俊武对孙玉亭恶毒地笑了笑,说:“我的意见是这工程太小了。农业学大寨嘛,象福堂哥说的,要想大的,干大的。我看咱可以搞更大的,干脆把金家湾和田家圪崂两面的山都炸掉,把东拉河拦起来,几十里沟道就变成了一马平川;那不光咱双水村粮食能跨过‘长江’,全石圪节公社都能跨过哩!

这样不是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更大吗?“

窑里所有的人都被逗笑了。田福堂和孙玉亭两个人脸也象金俊武一样变得通红。红脸对红脸,就象斗阵的老公鸡。田福堂硬忍着一肚子气,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说:“今晚上先把这问题提出来。当然有许多具体困难,罢了咱们再解决……”

会议不欢而散。看来孙玉亭过于自信——事情并不象他推断的那么简单。田福堂说得对,最大的绊脚石就是金俊武。

田福堂又一筹莫展了。当然,他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强行实行他的计划。但除非万不得已,他不愿意这样做。不论怎样,他生活在双水村;不仅这一代,而且下一代也要和金家共处,因此不能结仇太深。最好一切都做得水到渠成,让金家无话可说。当然,队里新箍的窑洞一定要比金家现在住的窑洞好。但就这样,金俊武也不见得就同意搬家。金俊武如果不搬,那其他人的工作就不好做。

正在田福堂再次陷入苦恼之时,不屈不挠的孙玉亭又给田福堂献上一条“妙计”,把金俊武先撇在一边,做其他几家人的工作;只要其他人都同意搬家,共产党员金俊武还能再反抗吗?

这计策太好了!田福堂惊叹玉亭脑瓜子越锻炼越灵敏。他说:“这是个好办法!先从金光亮弟兄下手!我亲自和他们谈话!”

玉亭说:“我给做彩蛾的工作!彩娥一同意,就把俊武家的缺口也打开了!”

田福堂很快把金光亮和金光辉两兄弟找来,不是商量,而是把大队的决定通知了这两个人。两个地主成份的农民二话也不敢说,表示完全服从大队的决定;什么时候让他们搬家,他们就什么时候搬。

但是,几天以后,在原西城百货二门市当售货员的金光明,满脸阴沉地回到了村里。他是接到妻子姚淑芳的信赶回来的——淑芳在信中告诉了队里让他们搬家的事。

作为在门外工作的干部,金光明虽然出身不好,但精神状态不象他哥和他弟那样什么事都胆颤心惊。他现在窝着一肚子火气赶回家来,不想如此束手就擒。他气愤的是,文化革命刚开始,孙玉亭就带着村里的造反队把他家刨得一塌糊涂。现在,竟然连这么个破墙烂院都保不住了,实在是欺人太甚!

多少年来,他们弟兄三人为了死去的父亲的罪过,一直象惊弓之鸟一般生活着,几乎连出气都不敢张大嘴巴;大人娃娃在村里都好象比别人小了一辈。就这样还不行,眼下又要把他们从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赶出来!他现在回来,准备找田福堂说一说道理。尽管他出身不好,道理总可以讲吧?再说,“四人帮”打倒后,他已经感觉来,社会也许要有某种变化。他还不敢奢望把他们弟兄头上的愁帽揭掉;但总感到这社会在某些方面已经慢慢松动起来。

光明回到家里后,还没等他把自己的意见说完,他哥,他弟,他爱人,都劝他千万不能这样。这些已经被多少次运动吓得丧魂失魄的人,纷纷劝说光明:这样做并不能改变他们家的命运,反而会招致更大的灾祸。既然不能改变队里的决定,还不如举双手赞成落个好表现。他哥金光亮对大弟说:“你图个痛快,说完挣气话屁股一拍就回了原西城,我和光辉,还有淑芳,还有娃娃们,都要在这村里活人哩……”

金光明痛苦得一晚上没合眼。为了兄弟,为了家属,他只好屈从了亲人们的劝告,放弃了找田福堂评理的冲动。第三天,他垂头丧气地推着自行车,又返回了原西县城……与此同时,孙玉亭兴致勃勃地赶到田福堂家里,告诉书记说,他把王彩娥的工作做通了!

田福堂喜出望外。想不到事情换一种方式解决,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金俊武眼看就要孤立无援了!田福堂感到由衷地高兴。他又不失时机地去了一回公社,给上级领导汇报了他的打算。对于这样一种学大寨的雄心壮志,公社领导除过支持还有什么其它说的呢!

好,有了这把“上方宝剑”,他的腰杆子就更硬了!回到村里以后,田福堂索性不再做金俊武两兄弟的工作,当下就准备召开社员大会,作紧急动员——因为现在就要抽调人力,在金家湾北头箍新窑,以便到开工时把搬迁户挪出哭咽河沟道。

但副书记金俊山劝告田福堂说,最好还是先能做通金俊武两兄弟的工作,然后再召开社员大会比较稳妥。他认为这样强行逼迫金俊武兄弟,恐怕将来要留下后遗症;甚至说不定到时金俊武就是不搬家,反倒更缠手了!

金俊山提出:让他自己去和金俊武兄弟俩再谈一谈。田福堂考虑这样也好,就同意了俊山的意见。他心想:只要你金俊山揽这个工作,我田福堂才巴不得哩!再说,工作做通做不通,看来他金俊武拒挡不了革命的车辘滚滚向前!

金俊山本来不愿揽什么事。但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基层干部,觉得田福堂这种做法太过分了。革命也不能这么个革法!怎能不经本人同意,就把人家住了几辈子的家给踢踏掉?他也知道,尽管俊武是个强人,但最终还是不能拒挡田福堂实现他的雄心。他想说服这位户家兄弟,与其反抗得不到结果,还不如顺势买个好。

当金俊山来到俊武家,向俊文、俊武两兄弟说明他的意思之后,金俊文先破口把田福堂和孙玉亭臭骂了一通。金俊武黑丧着脸,对金俊山说:“俊山哥,我知道你是好意。但田福堂和孙玉亭欺人太甚了。我这个家已经够倒霉了。俊斌为队里送了命,现在又要砸先人传下来的几孔窑洞,这不是让我家破人亡吗?我就是不挪窝!看他田福堂能怎样?老虎吃人还要摆顺吃哩,我不信他田福堂就能把我一口吃掉!”金俊山沉默了一会,然后说:“兄弟,你说的都在道理上。可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俗话还说,能硬能软,方为好汉。你兄弟俩听老哥一句话,还是不要犟牛顶到墙。再说,金光亮三弟兄都同意了,你家俊斌媳妇也同意了,你们再要坚持,到时田福堂汇报到上面,人家把你们当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抓,这样你们就划不来了。

“你们再好好想想!老哥都是为你们好,要不,我也不愿为这些事费口舌;你们知道,我虽然也算队里的领导,但聋子的耳朵,只是个摆设……”

金俊山一翻苦口婆心的劝说,显然使这两兄弟为他的诚心所感动了。唉,俊山哥说的也都是些实话。世事啊,把人逼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归根结底,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么可能和社会的大潮流对抗呢?

兄弟俩先后叹了一口气,都深深地埋下了头。金俊文吸了吸鼻涕,竟然忍不住呜咽着哭开了。

金俊山安慰他们说:“你们也不要太伤心了,把世事看开些。人活一生,都得经许多愁肠事啊!我知道你们的心理,老地方住惯了就有了老感情;再说,这是先人手里传下来的……”不过事到如今,也就只能受委屈了!俊武,我知道你不愿给田福堂下脸,那就让我给他传个话,说你们也同意了……“

金俊山见这兄弟俩仍然埋着头,不再言传,就知道他们默认了他的建议,因此就从俊武家告退了。

田福堂听金俊山说,金俊武兄弟俩终于同意了搬迁,高兴得嗬嗬地笑了。

他对金俊山说:“我知道俊武是个明事理的人,他最终肯定会同意的。咱们一定把新窑洞给他们箍好。哈呀,这事搁在谁头上都一样嘛!鸟都恋旧窝哩,更不用说人了!我完全能理解俊文俊武的心情儿……”

几天以后,双水村大队在小学校的院子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田福堂在会上作了关于炸山打坝的紧急动员讲话。

会后,立刻抽调村里的匠人,开始在金家湾北头为将要搬迁的六户人家箍新窑。同时,决定让孙玉亭负责卖掉大队的几万斤储备粮,用这钱到县水利部门购买炸药。等秋庄稼一收割完,双水村就准备干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呀!

(未完待续)

(《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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