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第二十八章
黄土高原火热的夏天来临了。荒凉的山野从南到北依次抹上了大片大片的绿色。河流山溪清澈珠澄，水波映照着蓝天白云，反射出太阳金银般灿烂的光辉。
千山万岭之中，绿意盎然，野花缤纷；庄稼人赤膊裸体，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忙季节。令人醉心的信天游在无边的高原上不断头地飘荡。大自然和人的生活都随着夏天的到来而变得丰富多彩。
黄原城也一改冬日的灰暗，重新展现出它的活力和生机。瞧，街道两旁的中国槐和法国梧桐，都翻起了绿色的波浪；大大小小的街心花园，五颜六色的鲜花开得耀眼夺目，黄原河还未进入汛期，河水清澈透底，甚至能看见水中墨点似的蝌蚪和缠绕着蛤蟆衣的鹅卵石。在古塔山那里，几个古色古香的凉亭，已经深埋在树海之中；远远望去，会激起人许多诗意的联想，犹如梦境中出现的江南景象。大街上，姑娘们都穿起了鲜艳的花裙子，满眼都是流彩飞霞。因为没有了取暖炉子冒出的黑烟，城市上空洁净如洗，豁然开朗；人们倏忽间就象生活在了另一个世界。
在这些火辣辣的日子里，地委书记田福军忙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前不久，省委派来工作组在黄原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说穿了，这是一次人事大变动。因此上上下下刮风下雨，闹得云来雾去，不可开交。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地区一级新的领导班子年龄在五十岁以下的要占三分之一，大专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而且要采取个人推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民意测验与组织考察相结合，下级党组织考察与党委人事安排小组考察相结合的办法。一旦地委行署新的领导班子组成，便立即着手各部、局、委、办的机构改革工作。所有这一切，当然要牵扯许多领导干部的命运；而一个领导或上或下，又牵扯一批干部的命运。
不必讳言，在中国及其执政党内，干部中大山头不明显，但小山头小圈子则处处存在，世人皆知。因此，在那些日子里，黄原地委和行署都乱得没人上班了。干部们四处乱跑，搞各种秘密活动。省里来的工作组，几乎没明没黑被许多人包围着，倾听这些人说某个领导的好话或坏话……现在，这场混乱终于结束了。地委行署的班子变化很大。老人手除过他、正文和世宽没有改变外，年龄大点的都退到了二线，继而上任的副书记副专员都是一些年轻而有大专文凭的干部。
田福军本人比较满意这个新班子。当然，他知道许多干部对此有各种不同意见和看法。
新班子组成之后，各部局和县的领导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样，工作才逐步转入了正常，田福军立刻从农业和工业两个大的方面开始作新的布置与安排。
农业方面问题不是很大。这两年，他主要依靠现已被提拔为副专员的原农业局副局长姚旺林搞“四法”种田，使得全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姚旺林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南方人，毕业后主动要求来黄土高原工作。经过了十几年的探索，在总结了黄土高原几千年农民种地的经验后，创造了“四法”种田的科学方法。所谓“四法”，即垄沟种植，水平沟种植，间作套种和生物肥田。这种方法已经引起了农牧渔业部的高度重视，被中央一位领导誉为北方旱作农业的典范性方法。由于全区普遍采取这种先进的种田法，加之地委在四月份又作出了在农业方面十条放宽政策的措施，今年的粮食产量有希望突破历史最高纪录，达到十三亿市斤左右，比去年要增长百分之三十五。
农村工作下一步的重点是集中精力发展乡镇企业。要鼓励农民搞小买卖，搞长途贩运，搞建筑行业，搞砖瓦厂，搞小煤窑，搞各种编织活动；并且要迅速改造农业经济结构，将单一种粮发展为搞大规模经济作物，种花生，栽果树，栽泡桐，办各类养殖业。
去年，他和专员呼正文与省上有关部门争得红脖子涨脸，终于将全区的烤烟种植面积由原来的三万亩扩大到二十万亩……
麻烦的是全区的工业。如果按中共十二大的精神，工农业生产总值要在本世纪末翻两番，就黄原地区而言，光靠发展乡镇企业和扩大农村的多种经营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一个惊人的目标。必须在骨干企业上下大功夫。没有工业的翻番，总产值的翻番就是一句吹牛皮话！
黄原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贫困落后地区，但实际上又不穷。他的优势在资源方面。这里有石油，有煤炭，还有一百六十多万亩的森林。
田福军设想，旁的先不说，如果原油能搞到六十万吨以上，产值就有四五亿元人民币。另外，应该将炼钢厂、丝绸厂、水泥厂和第二毛纺厂的规模扩大——现在那种状况根本见不了几个钱！
唉，设想仅仅是设想，困难却大得无法设想。主要的困难在两个方面，一是交通运输，二是缺乏人才；外地的知识分子不愿来这里，本地的知识分子又大量外流……田福军和正文商量后，决定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地区部门的一二把手也参加，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
田福军在这个会的开头，很动感情地讲了一番话，把县一级领导鼓动得人人象屁股下面用棍橇一般坐不住了。福军在这样的场所讲话从来不用稿子，而且也不在主席台上坐。他通常都是一边抽烟，一边在大家的座位中间走来走去，讲话时有点东拉西扯，但不离主题，并随意插几句黄原式的幽默，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不过，这次讲话却出了点丑：他从裤兜里掏手帕揩汗，竟然在手帕中间混着一只尼龙丝袜子。当他边说边用袜子揩脸时，县长县委书记们笑成了一堆。田福军半天才发现大家为什么笑，把他自己也逗得大笑起来。他有脚气病，夏天爱光脚穿鞋，但爱云一定让他穿袜子，他一急，就常把袜子脱了塞在衣袋里，结果才会闹出这么个笑话……就在这次会上，有人提出了是否可利用一下黄原的“政治优势”的问题。他们说，除过资源，黄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三老”干部多。
这是事实。因为这里是老区，出去的干部多，光北京就不知有多少黄原籍的高级领导。这些人有的仍然在位，有的虽退居“二线”、“三线”，但仍能影响“一线”。他们都很关心黄原的建设，现在何不利用这个优势”，和中央的一些部门搞“横向联系”呢？这种“横向”或“纵向”联系只能对黄原有好处！
其实，田福军也早有这个打算。这个会议于是就决定，以地区的名义，在北京开个汇报会。名义上是“汇报会”，实际上是让中央和一些部门支援黄原的建设哩！
会议结束之后，地委和行署决定让常务副专员冯世宽挂帅，负责筹备北京汇报会的有关事宜。田福军准备自己亲自到省里去找乔伯年，争取让省上的领导也能赴京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增加这个汇报会的分量。
可是，还没等他动身，就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说国务院一位副总理要来黄原视察工作，让他们做紧急接待准备。对一个地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于是，田福军和呼正文直接住进了黄原宾馆，开始布置有关的接待事宜。第二天，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也赶到了黄原，和他们一块做准备工作。
生民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在任上不知接待过多少中央首长，因此芝麻一行，茄子一行，安排得井井有序。在副总理到达的前一天，省委书记乔伯年也赶到了黄原。副总理的专机预定从北京起飞后，直接到黄原机场降落。
根据张生民的要求，在专机降落之前，大街上除清扫的一干二净外，从飞机场到宾馆的道路上，还间隔站了许多警察。警察一律是白手套，佩戴着不装子弹的手枪，肃立在街头。为了防止一些人闯进宾馆找中央首长告状，张生民还出主意将地区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也搬到了宾馆门口，专门做堵挡工作。
上午十点半，专机降落在黄原机场。省地领导分别陪同中央首长乘两辆中型面包车来到宾馆。跟随副总理来黄原视察工作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另外，还有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常委高步杰。我们知道，高老是黄原原西县人，对家乡的建设一直很关心；他这次跟随副总理来黄原是大家预料中的事。
中午吃饭时，原来准备的山珍海味都没敢上。四菜一汤，只在中间摆了一盘装饰性的菜花。田福军坚持要让副总理尝尝本地出产的一种酒，但张生民吓的不敢再“越轨”。“不怕，由我给副总理解释！这是我们自产的东西，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田福军没有听从生民的意见。
副总理实际上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他个头高大，脸色黝黑，满头白发，如果不是穿了一套西装，倒象个种地的老农民。他说话鼻音很重，不时用手势加强语气的分量。吃午饭的时候，他倒首先把桌子上的酒瓶抓起看了看，说：“黄原还能酿酒啊？”
田福军赶忙说：“我们的酒在省里还小有名气哩，销量很不错！”
“好，让我来尝一杯黄原酒！”副总理爽快地说。张生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副总理喝了一杯酒，细细品咂了一会，说：“就是不错！有点西凤酒的风格，但要比西凤绵一些。”
这顿饭的主菜是大块子煮羊肉。副总理竟然豪爽地用手抓着吃，餐巾揉成一团，撂在旁边的桌子上。他的这种极随便的作风，使饭桌上的气氛立刻轻松起来。高老还不时和副总理开玩笑。
下午两点钟，中央和省地三级领导分别坐着中型面包车，到黄原市山区农村看了那里的一个养鸡场和另外两个村的“四法”种田。
离开最后一个村子时，副总理看村边的土场上有两个农民，就让车子停下来。
他走过去，在各级领导众目睽睽之下，和这两个老乡拉呱了一会家常，询问了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他问他们：“农民现在最需要什么？”老乡说：“最需要化肥！还需要自行车和缝纫机，不过，想要好的哩！”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副总理又扭头问这个乡的乡长：“你感到乡上现在什么工作最难搞？”这位乡长如实禀告：“计划生育最难搞！”副总理和大家都仰头大笑了。
在返回黄原的路上，一行人又看了一个集体办的小煤窑。副总理当场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一齐上开采煤炭资源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上面包车以后，副总理开玩笑对田福军说：“福军，你们应该设法让煤矿工人把脸洗干净嘛！”在大家的笑声中，高老说：“小煤窑条件差，工人洗澡很困难，他们自己开玩笑说，连他们老婆的肚皮都是黑的！”车上的人都笑得前伏后仰。
第二天上午，在宾馆二楼会议室里，由田福军主持，专员呼正文向副总理汇报了黄原地区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副总理对这个地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尤其对“四法”种田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
他说，咱们国家是缺水国家，特别是北方，依靠灌溉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农业可以分为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旱作农业不靠灌溉，而靠改良土壤，保存天然雨水。“四法”种田正是旱作农业典范性的经验。
“你们是否可以在黄原开个全国性的旱作农业会议呢？当然主要是北方各省参加。”副总理对旁边农牧渔业部副部长说。
“我们很快着手准备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副部长把副总理的指示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当呼正文汇报到黄原地区老干部多，住房十分困难，而地区又没有资金解决的时候，副总理笑着说：“我很同情黄原！
让他想点办法吧！”他指了指国家计委的副主任。
副主任当场表态，给他们二百万元（不过，地区的同志们白高兴了一场，因为这笔钱后来都被省上有关部门卡走了）。副总理两天的视察完满地结束了。他给人们留下亲切的印象，离开了黄原。
送走副总理一行人之后，省委书记乔伯年又在黄原留了一天。中纪委常委高步杰老汉也没有随机回北京。
好机会！田福军和呼正文立刻把他们打算在北京开汇报会的想法，详细向乔书记和高老作了汇报。
高老说：“我早就让你们搞这样一个活动！乘我们这些老头还活着，给咱们黄原人民好好谋点福利！不怕！你们来！北京那里有我张罗哩！”
乔伯年也同意，并表示到时他一定去北京出席这个汇报会。
不过，乔伯年在黄原多留一天，是要和田福军单独谈一件重要的事——这事是有关田福军本人的工作调动问题。
下午，乔伯年在宾馆告诉田福军，中央组织部和省委决定，要调他任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
当然，他的主要工作将在市上。田福军感到这个任命很突然。前不久，黄原就有这种传闻，当时中央组织部也来过了——不过，他以为是谁又写信把他告下了，中组部是来调查他问题的。这种任命在党内属于机密，想不到他还不知道，社会上就早传开了……“那么，黄原地区的班子呢？”田福军问乔书记。“由正文接替你的工作，世宽任行署专员。”
田福军沉默了一会，说：“那等我把北京汇报会开完后，再接替新的工作行不行？”
“那当然可以了！”省委书记说。
第三部 第二十九章
田福军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新的使命，精神上没有任何准备。他感到紧张，甚至有点畏惧。他知道，他要咬的将是一颗硬核桃。省会所在市连同它管辖的郊县，人口达三四百万，占全省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
这是一个中外闻名的大都市，他能领导好吗？他的主要工作经验是从领导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而这一套经验怎能适应了主要以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大城市的工作？另外，年龄不饶人啊！他已经五十二岁了，体力和精力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但党命不可违。他得鼓足勇气，准备在新的岗位上接受严峻的考验。
在调动工作的正式文件下达之前，他全力以赴要把黄原的几件事办好。说实话，他对黄原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这不仅因为这里是生他养他的故乡，更主要的是，他在这块土地上抛洒过汗水，付出过心血。他个人和这里的一切都融合在了一起……
在布置了下半年全区的整党工作后，地区又协助农牧渔业部在这里召开了北方十五省（区）旱作农业会议。黄原很少开过这样规模的全国性会议，因此接待工作和为会议做的各种准备，着实让他们大伤了一番脑筋。
这个会一完，田福军立即着手北京汇报会的各项事宜。在此之前，认真负责的常务副专员冯世宽，已经为汇报会做了许多工作。汇报稿已被地委几个写材料“高手”草拟完毕。这个总共不到二十分钟的稿子，主要向关心黄原建设的中央首长汇报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地区的变化。其中如实汇报：本地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先富起来”了；百分之十五的人还处于贫困状态中；其余的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当然，重要的内容是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地委主管宣传的副书记还出点子搞了一个录像，说到时给中央领导和老首长们放一放，让他们有个直接印象。这个录像除拍摄了黄原改革方面一些好的变化外，大量展示了困难和落后的一面；画面上有毛驴驮水，中小学教室和一些县级医院破破烂烂的房屋设施。另外，准备汇报完毕后，要招待与会的首长们吃一顿黄原风味的饭。冯世宽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采纳了地委行署几个老顾问的“方案”，拟定吃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众人都认为很好，很有意义，很有特色。大约有眉目以后，田福军指示冯世宽在电话上向省委作个汇报。
省委接电话的是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生民当即告诉世宽，到时省委正副书记乔伯年、吴斌、石钟和省长汪昭义都要和他们一起去北京参加这个汇报会。在听了冯世宽对一些具体事的汇报后，张生民在电话中沉吟了一会，出主意说，地区去北京的所有同志都应该穿西装。
他指出，这样就可以向中央的同志们表示，虽然黄原是个贫穷落后地区，但干部们的精神状态都是属于改革型的！
冯世宽立刻把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关于穿西装的建议向田福军和专员呼正文作了汇报。这两个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就按生民同志的意见办，指示冯世宽筹划这件事。
世宽这几年思想也解放了，加之他过去对这些形式上的工作就很有一手，因此立即有气派地打发两个干部到广州去订做了几套高级西装，花了约一万块钱。
田福军和呼正文并没意识到，这件事以后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他们当初并没穿西装的打算；恰恰相反，准备以老区艰苦朴素的面貌出现在北京。
只是生民同志的意见听起来又很有道理，因为才决定这么办了。黄原方面的事宜全部准备好以后，地委和行署就派冯世宽为首的先遣队，提前赶到北京，以便和高老一块筹办那里的事情。
因为还有七八天时间，田福军很快插空到黄原周围几个县转了一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带有告别的性质。直到临近动身去北京的前一天，他才返回黄原。
当天晚上，他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地区公安处一位副处长突然进了门。这是原西籍干部，也是他的老熟人。
田福军以为哪里发生了恶性案件，便紧张地等待这位副处长向他汇报案情。
副处长阎生华不是来汇报什么恶性案件的，他是来报喜的。他告诉地委书记：黄原地区公安处，已经被省上评为全省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了！
“这很好。地区公安处这几年确实做了许多工作。”田福军鼓励说。
“咱们地区的刑事案件，这几年一直保持全省最低程度！”生华有点自满地说。他接着还举了个例子：某偏僻村庄的村民外出赶集走亲戚从来不锁门，只挂上门关子，以防猎狗钻进去就行了；下地劳动，工具也不往家里拿，就在地里搁着；可多少年来，全村没有发生一次失盗事件……“这有点远古文明的味道。”田福军微笑着说。“你还有什么具体事？”阎生华一本正经坐在他对面，说：“既然咱们成了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就应该好上加好，多做一些工作，我有个想法，不知……”阎生华迟疑地望了一眼田福军。“你说！”田福军有点烦。这位副处长如果要谈他的工作，本来应该去找分管政法的副书记。
阎生华见书记有耐心，就赶忙谈起了他自己有关精神文明的“想法”。他说：“近来，外面的坏风气传到黄原不少。比如，现在街上留长头发的青年越来越多，流里流气的，许多老同志都看不惯。我在处里是分管治安的，因此，我想派些人到街上去，劝说这些青年把头发剪短一些。咱们也不强迫！只是作说服工作……”
田福军惊讶地张开嘴巴，将这位副处长看了大半天，才说：“你再没个干的了？管这些事干啥嘛！头发长短和你公安处有何关系？精神文明不文明，其标志就是头发长短吗？老弟呀，现在都是我们这些短头发的人掌权；要是有一天留长头发的人掌了权，说我们这些留短头发的人不文明，不留长发不准许我们上街，我们该怎么办？人家留长头发，我们好办，拿剪子一剪就行了，可到时我们的短头发要往长留，那可是得一些日子罗！”
田福军挪揄生华的话，倒先把自己逗的仰头笑起来。阎生华大概也意识到他已把精神文明搞得有点庸俗了，便红着脸尴尬地起身告退。
阎生华走后，田福军想笑，又笑不出来，反而陷入了长久的深思之中。是呀，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造成了人的意识的落后。瞧，我们的生华同志竟然把精神文明”搞到了何种程度！黄原，需要现代文明的大冲击——但这只能在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发生。唉，如果铁路能通到这里就好了。铁路的到来，必然会使这里的经济极大地发展起来，随之也会把外面各种新鲜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进来，虽然可能要付出丧失某些优良传统的代价，但黄原历史前进的步伐将无疑会大大地加快……铁路！铁路！这次去北京搞这个汇报会，哪怕其它方面一无所获，只要能争得中央和省上的支持，把铁路从铜城修到黄原就是最大的收获了！这不是他田福军一个人的梦想，而是全区一百多万人民的梦想……在地区的人马准备向首都进发的时候，北京那里诸方面的工作也接近就绪了。
十多天里，冯世宽带着地委行署的两个秘书长，以及地区经委、计委和财政局的负责人，以省驻京办事处为大本营，中纪委常委高步杰为总顾问，没明没黑为汇报会的召开而奔波……
实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老的帮助和支持，这个汇报会也许开不出什么样子；甚至开成开不成都很难说。
冯世宽一到北京，就首先带着黄原来的所有干部集体拜见了高老。我们知道，高老和世宽也是熟人了。那年老汉回家乡时，曾经批评过原西的工作——那时正是世宽当县革委会主任。老头对此事记忆犹新，不过倒没对世宽本人产生什么隔阂。尤其是此次世宽作为急先锋赶来北京为黄原的建设奔忙，高老更是全力以赴帮助他做工作。
高老不愧为高老；他经验丰富，熟人又多，大部分事情很快就被处理的妥妥贴贴。
高老首先用政治智慧，把此次活动正式定名为“振兴黄原经济汇报会”。接下来，他让冯世宽等人以黄原地委和行署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因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需要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
等冯世宽写好报告，高老就去了一趟中南海，亲手将报告送给他的老战友、籍贯是本省中部平原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位政治局委员二话没说，立刻指示同意，并请另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前不久去黄原视察过工作的那位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同时，会议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
最主要的事定下后，冯世宽这才松了几口。他用长途电话向田福军和呼正文作了汇报。
大家又高兴又紧张——没想到有两位政治局委员要出席他们的会议！
紧接着，由高老亲自出面，又分别请了几位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和许多中央部委的领导人。几乎所有黄原籍和本省籍以及在这个省搞过工作或沾点什么边的高级干部，都被一一请动了。气势磅礴的高老原准备请到八百人，但本省籍的那位政治局委员没有同意，嫌规模太大，只批准了二百人；而且确定，不准打扰中央六套班子的一把手。这个高步杰！简直要把这个汇报会弄成个高级干部的代表大会了！
汇报会召开的头一天，省地领导人都坐飞机赶到了北京。
当天晚上，冯世宽在省驻京办事处向两级领导详细汇报了会议的准备情况。大家都对他们的工作深表满意。
第二天一早过来，黄原参加会的所有人都在办事处各自房间里，对着墙壁上的大镜子，换上了广州订做的十分考究的银灰色西装。许多人是第一次穿这“洋”衣服，不会打领带。于是，一些年轻的秘书就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给领导们帮忙穿衣服，那气氛使大家都不由失笑。呼正文说：“这象是个集体出嫁仪式！”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黄原这群“土八路”几乎变成了一个日本来的贸易代表团。
省上和地区的同志们提前半小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中央来的领导第一个当然首先是高老。
大家都迎上去，感谢他为这个汇报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当田福军上前握住高老的手时，高老突然指着他的脚说：“福军啊，你怎么一身西装，脚上却穿了一双布鞋？”众人朝田福军的脚看去，果真发现他穿了一双圆口黑斜纹布鞋；只是不象平常那样光着脚丫子，总算还穿着袜子。大家都笑了。田福军慌忙说：“疏忽了！现在怕来不及换皮鞋？”“算了，算了，这既体现了改革精神，又保持了老区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嘛！你这身打扮就是黄原当代生活的写照！”省委书记乔伯年开玩笑说。
紧接着，中央首长和所有的领导们都陆续到来了。省地两级领导在大门口分别把客人迎接进来。
上午九点钟，田福军主持开会，先由专员呼正文照稿子作了二十分钟汇报。接着，便开始放录像。
录像看完后，曾在这个省担任过省委书记的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首先发言。他很动感情地说，黄原人民过去对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全国解放后，那里群众的生活一直很苦。周总理在世时视察过黄原，当时为黄原人民贫困的生活状况都难受得流了泪……副委员长说着，自己也流泪了。他最后强调说，中央和各部委应该帮助和支援黄原的建设。
紧接着，许多老同志争抢着发言，基调和那位副委员长都一样。这些人不是黄原出生，就是过去艰苦岁月里在这里工作过，因此感情都很激动。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都进了大城市，对黄原以后的情况很不了解。现在，通过这个机会，使他们又一次唤起了对这块土地的深情厚意。他们想帮助黄原是出自真情；而且他们都大权在握，也有能力帮助黄原。
最后，两位政治局委员先后讲了话。他们讲话的主要精神是，黄原人民的确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主要还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搞好这个地区的建设。当然，应该帮助的还要大力帮助……汇报会开得时间虽短，但应该说很完满。临毕时，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昭义也表了态，说中央这样关怀黄原，省上也要努力支援这个地区的建设。
汇报会结束后的几天里，地区领导和各部局来的人分别与中央有关部委、有关单位搞起了“横向联系”，很快就落实了二三十个项目。仅劳动人事部就给了三百五十万人民币，为黄原修建一个劳动服务公司。地区有些单位闻风而动，纷纷带着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来北京搞“横向联系”。连地区文联都跑来向全国文联和作协要了近一百万元，修建“创作之家”，让全国的作家艺术家来黄原休假和搞创作。黄原的“新招”名扬四方。省内其它地区对黄原发“浮财”除眼红外，也不无讥讽，说田福军带了个“讨吃团”，到北京讨吃去了！田福军和呼正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缠住个乔伯年，主要为黄原“跑”铁路。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由铁道部、省上和黄原地区一块投资，先搞第一期工程，将铜城的铁路修到黄原原南县的煤炭基地……当田福军和他的“赴京讨吃团”返回黄原后，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却写信把他们告到了中共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说他们铺张浪费，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去北京开会每人做了一套高级西装……
富有戏剧性的是，由中纪委常委高老亲自派出的调查组跟着他们的脚后跟到了黄原。告状信反映的情况属实。田福军和呼正文分别做了检查，并决定将所有人的西装都收回来，由黄原驻省城办事处在其新开的门市上折价售出；所短的钱由每个人自己垫付。
福军为这个错误感到很痛苦。他在忙乱中竟然没有想到这是一起违纪事件——世宽为什么事先不按价向每个人收钱呢？唉，当初就不应该听从生民这个馊主意！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他就感到不舒服；西装革履，灰蓬蓬坐下一片，哪象贫困地区来向人家求援呢……几天以后，调令下来了。田福军带着某种内疚的情绪，匆匆告别了亲爱的黄原，赶赴省城去接受新的使命。
第三部 第三十章
有时候，现实生活中某些引起社会强烈震动的突发性事件，往往是历史所发出的回声。为了探寻此类事件的起因，我们常常不得不回过头从遥远的过去说起……二十五年前，也就是那个有名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陆。从群众运动的规模来看，简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那时间，浪漫主义进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生活。为了“超英赶美”，把国家富强的标志钢铁产量搞上去，人们连吃的锅也砸了，用砍倒的树木代替焦碳，大炼钢铁。中国大地火光熊熊，其非凡气势令全世界瞠目。其结果把一点好钢好铁也炼成了废钢烂铁。
与此同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争抢着大放“卫星”——自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卫星”一词就成了“超级成就”的代名词。在农村，某地亩产刚宣布超过五千斤，另一地的“卫星”立刻放到亩产一万斤。报纸每天都用套红大标题庄严地报道这些弥天大慌。记得笔者那时刚上小学，为了使本村亩产成为全公社之最，曾在秋夜时跟随大人们把其它地里割倒的庄稼，偷偷集中背运到一小块地里。新成立的人民公社领导人来这里装聋作哑目测了“亩产”，就厚颜无耻地向县上“如实”作了汇报，从而使我们村和我们乡分别获得了县上奖励的两块丈二长的大红绸绵旗……放“卫星”已使全国处于谵妄状态。连作家协会的某位老诗人也拍着胸膛吼叫说，他要在一九五九年就把荷马踩倒在脚下！全国都实行了“食堂”制，人们“各取所需”，随吃随拿，喜气洋洋地踏进了光辉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据说上层还在争论：是先让“老大哥”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呢，还是我国先宣布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当然，“结论”还没有得出，中国不久就进入了骇人听闻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许多人。在以后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据说发动这场“运动”的毛泽东主席做了检查。遗撼的是，这位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老人，并没有记取这个教训，以后又一错再错，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导致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混乱，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就在那个大跃进年头，离省城六十公里的某地区，决心放一颗大“卫星”：在位于中部平原和南部峻岭间的黑龙河上，修建本省最大的水库。其气势之大，令人咋舌。全区动用了两万民工，费时一年零四个月，动用一千万方上，在这个浅山区修起了占地一万二千亩的“跃进”水库。水库要淹没许多村庄，牵扯两个公社的几千人口。于是，只能把这些人撤出，另寻安插之地。
但这几千农业人口的大迁徒决非易事。平原地区本来人口就已爆满，哪里愿意接受这些占地吃粮的人呢？而这些祖辈生活在浅山区的人又宁死也不进入贫瘠的南部大山之中。经劝说和强迫相结合，好不容易才将这些人疏散到了几百里路以外的铜城地区——那里有一个自然环境看起来与此地差不多的无人区。
当时这些人迁徒他乡的场面十分悲惨。几千人哭声恸地，喊声震天。是啊，这里是他们不知生息了多少辈的故土；现在，他们自己连同祖先的骨头都要搬到一个陌生而荒僻的地方了。不久，这里的一切将要永远地埋葬于深水之下！
但他们无法抗拒残酷的现实，立刻被汽车和火车拉到了远方的“新垦区”。初到异地的几年里，由于不服水土，有一百多位老人相继离开了人世。这是一场人为的大悲剧！至于那个劳民伤财的“跃进”水库，好景不长。没多久，山洪过后所沉积下的淤泥开始逐渐把这个水库变成了一座土坝。到七十年代中期，库区完全淤成了平地。滚滚地黑龙河拦挡不住，它带着嘲弄人的哗哗声响，依然如脱缰的野马，从旁择道而继续往北方的平原上奔腾远去，丝毫也没有放慢奔向黄河与大海的步伐。
这时候，根据新的行政区划，水库所在地的区域归属了省会所在市。市上决定，在这个一万二千亩的坝地上建立一个国营农场，职工逐步扩大到了六百人。沧海桑田，当年万顷绿波变成了金色的麦浪。这里先后起楼盖房，出现了商店、医院、俱乐部和学校……在这些漫长的年月里，当年那些迁走的老乡，不时从几百里路上来到这里。通常都是一些老者带着一些青年和小孩，在这里转悠几天；晚上，他们就分别露宿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是一种悲伤的“寻根”活动。当年这里搬走的那些老人，几乎都已客死他乡。现在的这些老者，那时还都是青壮年，可是，二十来个年头过去了，他们仍然在怀念这块母土。母土啊！对于一个人来说，永远都不可能在感情上割断；尤其是一个农民，他们对祖辈生息的土地有一种宗教般神圣的感情。现在，他们要带着自己的儿孙来这里寻找他们生命的根。
所有这些人都能根据周围的环境，准确地追寻到他们当年老住宅的所在地。他们一般都要在那地方露宿几天，才含着泪水带着痛苦，怅然若失地离开了。不用说，他们对这里的农场职工怀着一种仇视的心理。在他们看来，这是自己的地方啊！怎么能让这些陌生人盘踞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收获呢？
八○年以后，随着整个国家政策的放宽和改变，一场酝酿已久的危机开始在这里露出了苗头。有个把外迁的乡民，把“寻根”活动放在了农场的收麦季节。他们甚至携儿带女，就在周围搭个窝棚，开始抢收农场的麦子。农场职工劝阻不下，结果发生了多起斗殴事件。
到了一九八二年夏天，此类事件愈演愈烈，更多的外迁乡民涌到了周围，纷纷安营扎寨，开始哄抢着收割农场的麦子。这一年，农场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粮食，事件反映到了市委。但市上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派去的几个公安人员，被乡民们打得鼻青眼肿回来了。逮捕闹事者吗？闹事者有几百人，该逮捕谁？市委的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终于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此期间，从黑龙河库区迁往铜城周围的乡民中，有几位“领袖”人物组成了“返乡委员会”，发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回乡运动。当年迁出的几千口人现已繁衍成了几万，“委员会”的号召如干柴上浇油，立刻燃起了一片大火！今年一入夏，黑龙河农场的麦子还没完全成熟的时候，上千愤怒的人就从铜城涌到了这里，一天之内把农场全部的麦子收得一干二净。更为严重的是，所有农场职工的房屋，甚至校舍，都被乡民们占据了。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永远不准备再离开自己的故乡；他们振振有辞，说他们是当年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按现在的政策，理所当然要纠正这个历史错误！
就这样，一夜之间，农场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就从家里被赶到了野地里。庄稼被乡民们抢收光了，他们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学校的教室睡满了拖儿带女的农民，他们的孩子没地方去上课……
事件很快上报到了市委。市委书记秦富功这才动了肝火，指示市公安局出动大批武装警察赶到黑龙河农场。
这个行动实际上愈发刺激了事件的恶性发展。手无寸铁的农民根本不怕全副武装的警察。有些老汉泪流满面，扯开衣服，露出干瘦的胸膛，对警察说：“打吧！打死我也不离开这地方！宁愿死在故乡田地，也不活着回铜城去！”警察也是人，他们怎忍心用暴力去对付这些年纪象自己父亲一样的老人呢？警察和农民僵持在那里，毫无办法。
农场的职工家属一看事情仍得不到解决，也开始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了。他们把单位上所有的汽车和拖拉机都隆隆地发动起来，几乎所有的职工家属，包括老人和儿童，都纷纷上了车。有的人还把红布标语围在车帮子上，上面写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孩子要上学！”等口号，十几辆载满人的汽车和拖拉机便直接开进了省城。
省城大乱。这条汽车和拖拉机组成的长龙进入繁华的解放大道后故意放慢了速度，变为一种游行节奏。车上有人开始领呼口号，大人娃娃的喊声响成一片。街上正在行驶的车辆都被堵塞在各个十字路口。大街两旁的行人纷纷驻足而立，饶有兴致地观看这多年不遇的景致。的确，自文化革命结束后，人们还是第一次观看这样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交通警察措手不及，木鸡一般呆立在指挥台上。游行车辆畅通无阻开过繁华闹市，直接来到了市委大门口前的小广场。
市委机关顿时被包围了。成千的人涌进办公大院，吵吵嚷嚷，乱成一团。市委书记秦富功赶忙出来向人群讲话；劝说大家回去，说问题市上会妥善解决的。但农场职工家属一定要市委书记当面答复他们提出的条件。有人立刻连喊带叫，涌上前去围攻这位市委的领导人。十五分钟还不到，秦富功的心脏病就犯了，被救护车拉到了省红十字会医院。
市委的干部一看书记住了医院，纷纷夹起公文包溜回了家。与此同时，几千人等于把市委和一墙之隔的市政府占领了。
警察奉命赶到了现场，但很快被群众分别包围起来。
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几乎和警察同时赶到市委。在外地视察工作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昭义已经在电话上知道了情况，正在赶回来的途中。
吴斌一看这情况，知道他也一时无法控制局面——因为其间有大量的老人和儿童，绝对不能动用武力。他急忙返回省委，迅速将情况用电话报告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当天下午，下起了倾盆大雨。
但市委大门前的广场上仍然挤满了黑鸦鸦的人群。
现在，黑龙河农场的职工家属们，正纷纷向围观的市民诉说他们的苦情。其中有些人无钱买饭，就涌进市委的干部食堂，把馒头拿出来让老人和小孩吃。有的人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向众人做“宣传”工作，让社会同情和支持他们。几个外国旅游者也混在人群之中，兴致勃勃、似懂非懂地打听出了什么事？
两天之后，世界各大通讯社发表了美联社驻京记者就此事件的一条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报道，而台湾的《中央日报》竟兴高采烈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欢呼“大陆义民反抗中共暴政”。
现将美联社的这条“消息”转述如下——
[美联社北京１８日电]
记者：布兰特雷·马拉德
来自中国Ｃ省的外国旅游者证实，该省省会发生了大规模公众游行示威活动，抗义地方当局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据几位在现场的外国人提供的消息，愤怒的市民占据了中共党委机关，并将干部食堂的高级食品拿出来在大街上分享。当局出动了大批武装警察，据信有几百人被捕……当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昭义赶回省城时，事态已经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党的总书记迅速在新华社有关此事的内参上作了批示；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省委省政府立刻作出妥善处理，并随时将处理进展情况电告中央。乔伯年和汪昭义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亲自到现场做说服工作，才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经中央同意，省委决定改组市委。秦富功同志被免去了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职务，等人大会议召开时，拟增补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福军正是在这个背景上接替了秦富功的职务。
现在，他已经在市委上任了。爱云和岳父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搬下来，因此他就在办公室里间临时支了一张床。从家庭方面来说，全家将团圆了。儿子晓晨和女儿晓霞已经兴奋地来看了他；见他忙，都坐一坐就回了各自的单位。可就工作来说，却比黄原更沉重了；因为所面临的许多事，都是他原来所不熟悉的。
田福军上任还没有几天，黑龙河农场事件又旧病复发了。那里的问题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场职工们不满意，又开始聚集闹事。这次闹事的方式和上次一样，许多人再次坐着汽车来到市委要求解决遗留问题。不过，这次规模没有上次大，老人儿童没有来——孩子们的校舍已经腾出来，下学期上课没什么问题。
规模虽然小，但影响照样很大。省城又顿时为之哗然。市委大门前的小广场上重新变得象闹市一般乱。
田福军紧急采取了措施。他先让办公室安排了这些人的吃饭和住宿。不能再把事情摆到大街上解决！通过和电视台与电影制片厂联系，把许多电影和电视录像片拿到了这些人住宿的地方。田福军指示：要武打片！要情节曲折热闹的录像！一部接着一部放！
这样，闹事的农场职工总算先安顿了下来。
市委同时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田福军先提了两点意见让大家讨论：一是农场退出一部分地给农民；二是农场出租土地给农民。他说这只是他的一些不成熟想法，让常委们和政府部门的同志充分发表看法，提出意见和方案。
会议从天黑一直开到了天明。伴随会议室吵嚷气氛的是外面哗哗的大雨。雨已经不断线的下了好几天。看来，一年一度的雨季提前到来了；而且雨量异常地大，据说全省所有江河的洪水都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好在市区周围没有大河，这方面他们不必过分操心。只是市内某些街区的危房恐怕难以招架如此凶猛的雨水。田福军在会前就已宣布，等这个会一开完，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立刻分头市内各处视察水灾情况。
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秘书进来让田福军接省委副书记吴斌的电话。
田福军赶忙走出会议室，来到隔壁电话间。
当他听完吴斌的电话后，话筒从手里滑落下来，“当啷”一声掉到了桌子上。他象死人一般僵在了电话间。外面的雨在哗哗地下着，下着……
（未完待续）
（《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