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胡耀邦宣布：所有的右派，可以申请复查，如果有错划了的，可以改正，所以我就去了上海，申请上海民政局再审查。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划为“极右分子”。民政局怕丢面子，以档案失落为由，不接受申请。他们声称：无论上海、定西两处皆没有我的档案。即使要审查，也没有根据了。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她欢迎我留在上海等候，并且让我往在她家。我在上海一等就是一年，上海民政局想当然：我回昆明了。忽然有一天，我又重现。我说，保管档案，是民政局的责任，丢了，是你们的错，现在有什么理由，要我因为你们的错而背负这种冤枉。我要去上海市检察院、法院，上海市统战部以及上海市政协起诉你们。我预备这样做，是因为原上海民政局局长林立，和上海统战部部长支持我。林立是我当时任第二儿童教养院副院长时，他任民政局局长。当时，统战部的秘书与上海市政协的秘书是同一个人。她刚从错划右派的情况中解脱了出来。她听了我的叙述以后，非常气愤，即刻打电话给民政局局长。她建议：在找不到档案的情况下，召集一个会，由当年划我为右派的人参加，再次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民政局。我看见李敏(当年民政局付局长夫人，也是当年行为问题儿童教养院院长)。她就是冤枉我的主要人物。她带着几名忠实的助手，她们看见我，就像我身上有艾滋病一样。但是一群年轻的干部们，迎着笑脸来欢迎我。他们一起进了会议室里，我在门外等候消息。只有20分钟，这个会就开完了。他们在会上承认，我被划为右派是根本的错误，一致通过我必须改正。所谓的罪全无根据，是想象的，我心想我的罪不是同情资本主义学者马尔萨斯人口论吗？我的罪是扭曲成的，而不是想象的，但是只要是错划了的能改正就行，管它是扭曲还是想象的，这时李敏与她的那几位死硬派低着头不敢正视我，在人群中溜走了。我心想，你们这些可怜虫呀！你们是共产党的吸血虫，就是你们不是别人，啃烂了共产主义政权的墙脚根。
我划为右派是1958年的事，当时我46岁。重新审查是21年以后1979年的事，那时我67岁。现在2004年我93岁，从46岁到93岁这47年中我一直以为我的大罪是许多大会斗争上的那个——同情资产阶级学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现在2004年我清理我死去11年的丈夫的书桌抽屉，那是我这11年来不忍打开看见，令我十分伤心的他的遗迹。我发现他躲藏在里面1979年上海民政局通知我右派得到改正的信。这封信的内容令我万分惊奇，我才发现当年定我的罪，完全是无中生有，捏造的，“一贯说诬陷党的话，四次以这些话煽动群众反党。”但没有写出具体的话和具体的煽动反党情况，也一点没提起马尔萨斯人口论。难怪根据通知改正我错划为右派的公文上也说：“划为右派的原因完全是想象的，因此应该改正”。根据那想象的理由我是十足的应该下狱的反革命。看来捏造人当时一定担心“同情资本主义的学者的理论”可能不够分量，为了划我为右派，才毫无良心的捏造罪恶。轻易地断送一个有能力有学识忠心为人民作实事的人半生的政治生命。这是犯罪！人权上哪儿去了？道德上哪儿去了？我不能不为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中牺牲的烈士们痛哭！我们亲爱的中国当时有几个学者对特殊儿童：贫儿、孤儿、受虐待的儿童、残疾儿童、弱智儿童、行为问题儿童（小流氓）在心理和教育上有研究的，我敢不客气的大胆说我是很难得的这么一个，为什么不让我把我的专长用在这一百个可怜的孩子身上，挽救他们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而让他们全从那位优良的游击队长李敏的淫威下逃走了，又回到他们原来的流浪的小流氓生活中去了，我是1961年从甘肃回到上海在复兴路上邂逅一位当年第二儿童教养院的中文教师（可惜我不记得他的姓名了），他告诉我该院老早不存在了，李敏把那一百多个儿童押戒到一个乡下农场去劳动改造，四周有兵看守，一年以后那一百多个孩子成群结队地逃跑了，李敏也毫无办法。共产党还在不自觉地养着李敏这类害人虫在党里。我几次想为消灭共产党内的这种害虫，我应当起诉。可是我93岁了，没有这番精力和财力，只好对不起共产党，不起诉了。
1979年夏，我回到昆明，我发现昆明工学院外语系(现为昆明理工大学)正等待我去授课。
1977年，在我参加昆明工学院教职员工以前，我有一个学生，也是好朋友，名叫施传刚，他现在是美伊伦诺艾大学教授。他带着云大的一位教授杨志达，邀请我去他们大学用英语作一次英文演讲，讲我在美国的经历。我有些犹豫，因为那时，谁都不敢说真话。如果我谈到美国的好，不知道哪一天，为了哪一件事，监狱的门就会为我开着。但是我又不愿意说假话。当他们下楼走了一半，施传刚又转回头，冲到我面前说：“现在风向转了，你不要害怕说真话，实话实说好了！”那一天，我的演说很成功。听众中不仅仅有云大的人，别的大学，对英语感兴趣的，以及中学老师们都参加了，讲堂座无虚席。他们还给我录了音。当时，昆明还没有一个外籍的外语老师。第二个星期三，我的丈夫向景云，也被请到云大讲：《我是如何学英文的》。大厅门外和窗台上，都站满了人。景云他一贯谈吐幽默，因此，他的演说，经常引起听众们的捧腹大笑。这样的开怀，是大家多年所没有的。我们两人都讲了许多美国的真正的好事与不好的事。这难道有害于我们的政府吗？假设政府的官员，真想为自己的人民做好事。那么他为什么要害怕称赞别国的好呢？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人们都爱自己的祖国。爱国，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专利。
1977年我曾经在云南大学教英语，当时我算编外人员。因为，当时我右派虽已经摘帽，但是还没有“改正。”1979年我到昆明工学院教书我已68岁，人事室开会，认为我太老了，不愿下聘书。一名年长的女性副院长说：“如果刘德伟只要还能教四年，她就能教出一百多名翅膀硬硬的英语老师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她这四年，为了中国的利益而聘请她！”她的理由说服了大家，聘书下来了。我发现，外语系的老师们，个个都在积极地研究教学方法，要提高学生们的英语水平。老师们自己规定：不单是上课而且平时见面也要说英语。第二天，有一个省一级的大学英语考试，昆明工学院的学生获第一名，名次在云南大学之上。我与学生的关系非常愉快。现在，我离开学校已经十多年了，我与学生们的感情仍然存在。他 (她)们对我来访、来信都很多。有的在国外，有的在中国各地，有的在昆明。是他(她)们使我这九十多岁的老人年轻了二十年。
1979年夏，我离开了“云大”来到了“昆工”。布什（Booz）太太和她将从大学毕业的儿子，来到云南大学，成为“云大”的第一个外籍英语老师。我想与她交朋友，因为她是政府请来的外籍老师，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她们有一点问题，政府就不会聘请他们的。我想请她们来我家吃茶。杨志达教授告诉我，要请一名外籍老师吃茶，必需要首先经过学校领导批准。由学校领导去请公安局批准。我才知道，这样的一件小事，在他们眼里，是如此的严肃。早知如此，我就不请她们吃茶了。但是这一次，我还是依照程序一一照办了。结果，等了几个月，学校也不告诉我是准还是不准。我等不及了，就直接邀请她们母子二人到我家来吃茶，她们非常欣赏这次的茶会，特别是小布什先生，他非常天真，吃完了每一盘点心，像个小孩。他一边吃一边夸奖中国的小吃，我们夫妇觉得他很可爱。
第二年的圣诞节。“昆工”也请来了四、五个外籍教师，我邀请他们到我家里来过圣诞夜。昆工的院长很高兴，鼓励我与他们做好朋友，把中国介绍给他们。并且要资助我们那天请客的费用。我的丈夫建议说：“还是要小心一点，最好也同时邀请几位中国老师，好为我们的交谈作证。”当这些外国教师们告别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是第一次离开母校离开家庭来到中国，我们很想家，今天我们找到了我们在中国也有一个家。但是，农业机械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很不放心我们在他的宿舍院子里的活动。就威胁我说：“公安局在注意你！”我说：“好极了！公安人员也可以做我的证人了。我不必忧虑担心了！”云大有一个外籍老师叫范歌德，他是云南民族学院张镇华教授介绍的。我们特别喜欢范歌德的儿女们。范歌德回国以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夫妇，使我们感到中国也有一个家。从你们，我们知道中国家庭多么可爱。中国人民多么友好。我们非常想念你们”。由于，我们国家的开放政策，不单是我们自己快乐，也使中、西方增加了了解，加强了友好关系。我在昆工一共教了八年。这个经验是非常愉快的。最开始的两个班，叫“师训班”只有16个学生。是从主修理科学生中挑选出来的，他(她)们愿意今后做英语老师，他们的英语基础都不错，他们改变了他们前途的愿望，要做英语老师。另外的一班叫“进修班”。他们都是从不同的机关送来的干部，准备出国留学的。三年以后，师训班的学生都毕业了，他们都去了云大读研究生，改变了他们的专业，改修：历史、人类学、教育、经济、国际关系、心理学等，现在，他们大多散布在美国的东西海岸，在不同的园地里工作。有一个姑娘，在伦敦干国际贸易。在学校的时候，我是她们的老师，也是她们的好朋友，也是她们的个案工作者。她们生活中有困难，感情上有悲痛，我用心地为她们分析情况，指出正确的路，一直奋斗到幸福的归宿。我在云大的一年和昆工的八年中，开了两门课：一门是英语口语，一门是英文写作。在我的口语课堂，经常组织他们演短剧，非常有趣。课堂外面的人，一听见教室里有人笑成一团，就知道是“刘奶奶”的口语班。“刘奶奶”是我在学校里的绰号。每个人都叫我“刘奶奶”包括中外教师们。后来几年，我教的是研究生班的“英语写作”。我的学生多半是外省来的中学老师，和外地的大学毕业生。我猜想，他们的英语程度一定要比“昆工”的毕业生高一些。但是一学期以后，我发现班上出色的学生都是“昆工”的毕业生。八年过去了，我已经是77岁仍在教书，最后，我退休了。但是我与许多外籍老师的友谊仍然继续着，他们回国后，都深造了，有的做了律师、有的拿了博士学位、做了大学教授。我们离别后，似乎感情越来越好。有的人多次带着自己的学生回到昆明观光，有一个脾气最怪的外籍老师，他还写信给我，称我为：“亲爱的妈妈。”
1983年，我的丈夫同他的好朋友史德培（Stepanick）博士，他是卡那瑞多州（Calorado）波德尔市（Border）人。他们两人已经做了两年的工作，目的是要将昆明与丹佛（Danver）结成姐妹城市。为了能使两国的工业城市与农业城市得到互助互利共同发展的目的，而携起手来。这个姐妹城市的关系，是1983年正式成立的。成立以后，昆明就送去京剧团到丹佛，丹佛派来了舞蹈歌咏团。这十多年中大家都没有经济上的来往。1993年我丈夫临终前，他谈到昆明从1993年起每年八月有一个昆明交易会，为何不能设一个柜台给丹佛市展销他们的工农业品。这五年来，我一直把他这句话摆在心里。我1993年到美国以后，就想与丹佛市昆明姐妹城市委员会的主席易约汉联系，但一直都联系不上，直到了1999年才联系上。他是一位老而弱的老者，他曾经是教授但已经退休多年了。我说服他，动员丹佛市一些有影响的富商来参加我们的昆交会，我也曾与中国办理昆交会的单位联系，才知道，昆交会的负责人，每年不同，每年由不同的单位负责。1999年我就把易约汉介绍给外贸厅，易约汉很高兴地来到昆明，参观了世博会。1999年我也从美国回到昆明。但是因为我回到昆明就生了病，不知易约汉的结果如何？
1986年史德培博士，他是丹佛市“荣休学者”学院的会计。他们这个学院因为不了解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认为我国政府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向景云是这个学院的唯一的一个中国院士，现在这个学院邀请了向景云去他们学校以及五个州的大学院校，作有关中国现在情况的报告。但是后来，实际情况是景云的报告，远远不止五个州，他所到之处，很多没在计划内的大学院校都一定要景云在那里作报告。经过了景云的报告与演讲，他们明白了，中国现在实行的还是“社会主义”，它的目标还是共产主义。不过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很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了西方的学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迁的态度有些不同的表现。归纳起来，大约有两种：一种是，从苏联的解体，从中国的变迁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消亡；另外一种人，他们想研究，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能带给人民以福利和财富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制度也能，或者更能给人民生活带来福利财富与幸福的生活。由于两方面的学者，讨论的都是如何使人民生活幸福，因此，报告会开得总是很有趣、生动而活泼。我们最喜欢的是演讲以后的那个“自由讨论”的时间，每个人都没有偏见、没有政治压力，谈出自己的疑惑，畅所欲言。这是寻求真理的道路，刺激活泼的思想，使世界得以前进，这是在中国所享受不到的。
我们第一站是旧金山，我们的主人是荣休学院请来的一个代表，格林歌德（Greengard）夫人，她到飞机场代表学院来欢迎我们，她的丈夫是一位外科医生。我们在机场发现我们的好朋友爱美和坎.贝尔夫妇（Amy and Ken Beare）带着他的一岁的孩子，还有青年学者施传刚。我们的快乐，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这位格林歌德夫人，过去(1945年到1947年)曾经是景云任职于“行总”时的英文秘书，多年来失去联络，1983年她曾随一个旅行团到昆明找向景云，第二天旅游团领着她欣赏筇竹寺的罗汉，她哭了，她说我来昆明是找好朋友向景云博士的，不是来看罗汉的。我只有一个星期在昆明，今天已是第二天了，只有五天了。我还一点向景云的影子也没有。她讲了向景云的学历与经历，旅游团说这种人只有上云大去打听，当时向景云正在云大经济系兼职讲学，一下就找着了，我们欢聚了五天。这次到美国我们相聚也只有五天，从飞机场到格林歌德夫妇家，乘坐的是一辆豪华的轿车，司机是一个黑人，长得特别漂亮，像个大学生。轿车行途中，她们夫妇请我观赏车内的电视。我客气地谢绝了，因为，我不愿意，浪费一分钟离开对她们夫妇俩的注视。汽车到了目的地，就因为那个黑人司机很漂亮，我给了两倍的小费。在格林夫妇家中晚宴时，我们还见到李卓敏博士，他当年是“行总”的副署长。饭后，我们去了李卓敏家，在他家看到英国女皇送给他的许多礼物。尤其因为他在香港建立了香港中文大学，他是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因此被女皇授予爵士爵位。谈话中，李卓敏夸奖了我演说的才能，他说那时候在“行总”真是亏待了你。我说：“你用的是我的专长：社会福利行政学；英语，只是我的工具。”他又谈起他老了，不得不辞去中文大学校长的职务时，四次写信到昆明，商请向景云来替代他的职位，四次都没收到向景云的回信，非常遗憾。景云说那时谁敢与香港互通音讯，理通外国的帽子一下就从天上飞下来了。那一天的见面，我不知道，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最后一次。因为一两年以后，他们三个人（李卓敏、向景云、格林歌德夫人）都相继去世了。
五天以后，我们离开了格林夫妇家，去了丹佛市施德培夫妇家。施德培博士是这一次我们去美国的主要主人。他们的家，是一座石头房子，建在半山腰，是他们夫妇自己亲手修建的。他们用的石头都是附近农民不要的，他们就用来修了房子，房子前面有一个院子，大门上面写了两个中国字“金门”。在他们家附近，每天清晨都有豺狼吼叫，给人一种原始旷野的美的感觉。野花开满了他们的院子。夕阳西下时，坐在大树下欣赏着这些野花，有一种悠闲的感受。他还有另一座房子在山下，那座房子的书房窗户对着丹佛市的千灯万火。我们住在一间被他称为“埃及”的房间，房中装饰设备都是古埃及式的。那天的晚宴上，我们见到了州长，她叫兰西.底克（Lancy Dick）就是她与昆明市签字结为姐妹城市的。景云在丹佛市时，为丹佛荣休学院的院士们讲了两次话。一次是中国近年的农村经济改革；另一次是我国近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们特别欣赏的是演讲后的问答时间。是一种非常自由、和平、求知、研究的气氛。
我们离开丹佛，就去了明利苏达州。哈伦.克利夫伦得（Harlem Cleveland）博士来机场迎接。他是明利苏达大学的三H研究院院长，他也是肯尼迪派到北大西洋公约的头一个美国大使，也曾担任夏威夷大学校长，以及原“联总”驻中国分署署长，是向景云的好朋友。由于两人的政治倾向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两人虽然很想在一块谈话，但又怕被新闻记者拍摄在一起的相片。
我们在“明利苏达大学”的演讲次数最多。我的演说题目是：今日中国妇女。我的演讲内容，自头到尾都是问与答。由于我们天天做客，希望能在某一天放松一下。所以我们谢绝了一切的饭局。景云整天在旅馆里的躺椅上休息。我听说美国人有便餐卖。我就出门试着去买。虽然是十月里，但明利苏达城里大雪纷纷，我回旅馆迷了路。雪又白茫茫一片。一位中年黑人，路上见到我，硬是专程把我送回旅馆。可见，黑人也是非常有善心的，并不像美国人所说的那么可怕。
哈伦.克利夫伦德博士，是一位身材高大极其漂亮的学者和政治家。在送别的晚餐上，他说：“珠珠(我的英文名字)你再不要称我博士了，请喊我一声：哈伦，我要记得一辈子。因为我与你丈夫是好朋友。你如何纪念我呢？你最好用你的笔写出你五彩缤纷的自传，来纪念我们这次在美国的重逢。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建议你写自传的。我愿意做你的编辑。”我答应了，可是我回国以后总找不出时间来执笔。目前，哈伦已经退休，他自己又有很多的东西要写。最不幸的，是他夫人告诉我，他已患了癌症！
当我们到了麦地生城（Medison）时，我们是住在老朋友：坎?帕森（Ken Parson）博士家中。他是一名农业经济学的博士，解放前夕他曾多次代表威斯康辛大学邀请向景云去教书，但是景云当时与陈定候一起热心于地下工作，热盼着共产党的来到。以为不久就可以为新中国服务而拒绝了他的邀请。坎对我们讲了许多有关土地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情况，使景云自愧万分。白白地得了一个博士，没有机会为国家做出任何供献，无以对老朋友、老同窗、老同行。司旺（Swan）牧师(他是我俩当年结婚的主婚人)他一贯对中国政权的改变感兴趣。他也很骄傲地自称为中国人，因为他生在中国，他的父母一直在广州传教。五十年代土改的末期，他曾到大陆来，参观过土改。他认为“土改”是社会主义建国的基础。所以他在回到美国以后，经常在传道中提到土改的优点。但是后来又听说邓小平改革开放是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使得他羞愧的抬不起头来，他说：“今天听了景云的演讲，才知道，你们实行的还是社会主义，不过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后我走路，还是可以跷起我的下巴了。”
有一天，司旺牧师的大女儿组织了四代，六十个人参加的家宴晚会，饭后，司旺牧师告诉我说：“你们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为中国人主婚的。我心里一直认为你们俩是我们家庭的一部分。半个世纪以来，当我们家有这么大型的宴会时，我总会想到你们。我总想，如果你们俩人也能来参加，该多好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听说共产党排除高级知识分子。我天天着急，不知你们是生活在祸还是福中间。”说着说着，他老泪横流。我也一起流下了感动之泪。
我们伟大的朋友。莱斯丽.史宾丝（Leslie Spense）教授是1986年五月过世的，而我们是九月才到美国，十月才到麦地生城。未能重见她一面，我是真的伤心至极。我们到了她原来住的老人院，去访问她曾住过的房间。我们一进老人院的接待室，一位女士就站起来大喊：“向博士、向夫人，你们好！”我好奇怪，她怎会认识我们的。这位女士告诉我：“莱斯丽在去世前几年，总是把你们的照片挂在她的床头，而且告诉我，关于与你们的友谊，所以我觉得我也是你们的老朋友 。每年圣诞节你们都送她礼物。你们也送我们招待她的人礼物。你们送来的礼物是我们意料之外的。所以我们也特别记得你们。”她边说边领着我们去看莱斯丽生前所住过的房间。那是一间很大的双人房，她与另外一位老人分享。她原来住的一张床，现在已改租别人，今天那位老人过生日，所以她的子女已经接她出去过生日了。我抚摸了她曾经睡过的床，我亲了亲它，心中异常酸楚。这位女招待拿出一张她的照片，说这是她最后一次生日，正在吃你们送给她的生日蛋糕。照片中，那个蛋糕是个方形的。我记起了这是我委托我在美国的女儿请她通知蛋糕店，在指定的时间里送去的生日蛋糕。在照片上，她已显得非常瘦弱。完全不是1941年我们相互告别时的样子了。
纳尔逊（Nelson）太太是莱斯丽的律师，她把我们带到莱斯丽原来住家的房子里，屋前的草坪还是与过去一样围绕着她的房子。半个世纪以前，我们送她的一颗小树，种在她的边门前面，已经长大成荫了。新主人已经出门，大门是锁着的。我们从窗子外面，看到她的书房兼客厅里面的摆设，还是与过去一样。当年在假期里，我们住在她的阁楼上的时候，她经常坐的那一把摇椅，仍然在客厅的小圆桌边，她天天坐在那里看书。厨房里，可是乱七八糟。这说明新的主人，还没有安置好。纳尔逊太太，又领着我们去看她的坟地。我们才发觉，在她坟旁有一座年轻的男人的坟与她紧紧挨在一起。纳尔逊太太告诉我们：她遗嘱上说的，要埋在这个地方。我们才明白了一个谜：为什么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纳尔逊太太又告诉我们说：威斯康辛州长，已经将莱斯丽.史宾丝逝世的那一天五月十八日定为莱斯丽.史宾丝日。因为她生前：坚持将当地的广播事业办成一个有益于社会公益的事业。为了她在这个方面的贡献，因此该州长决定将她的逝世日定为莱斯丽.史宾丝日。
我们离开了麦地生城——我们的第二故乡后，就来到纽约。我们一下飞机，就发现有一大群我的学生和朋友们，正在等候我们。中间有一个，高人一头，他正是顿.维斯勒（Den Wessner）。他是我在昆工教书的时候，一起教英语的外籍教师。还有我最亲爱的学生陆可仁和他的未婚妻，他不仅仅用心学习英文，而且很努力学做“人”。平时我在无意中讲给他听的一些人物,他都向他们学习。因此，我爱他，如同自己的儿子，还有我最聪明而能干的学生段克生，也在人群之中。他就是那个当我在最困难逃避在上海的时候，每星期都要写一篇英文作文给我改。他很巧妙地将我平时所说的莎士比亚的名句都用在他的文章里。他现在已经在联合国工作了。
顿.维斯勒告诉我，他是代表杰姆斯.约翰生（James Johnson）、有名的国际律师，来迎接我们的。杰姆斯.约翰生是向景云的好朋友，他现在在国际农业复兴学院，代替晏阳初为负责人，他也被选为世界公民，但是他今天有重要的会议不能来接我们。顿把我们送到杰姆斯.约翰生的家里，他安排我们第二天去看晏阳初。
晏阳初已经年过九十，但是身体健康精神抖擞，谈话中高兴时，还拍桌欢呼。景云主要是与他交流云南省农村的扶贫工作。希望他的农业复兴学院能助一臂之力，他满口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他要求云南省负责具体扶贫工作的干部们，能参加夏天在菲律宾举办的“国际农业复兴工作讨论会”。假设这些干部们的思想与观点，能够和他们学院的思想观点一致，他就愿意出资，出技术人材来帮助。农业复兴学院的基本思想——农业复兴必须建立在农民的教育与文化上。我们回国以后，景云偶然与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同在一个医院的病房中卧病。景云把晏阳初的意见都告诉了省委书记，普朝柱非常地欢喜，第二年就派了云南省扶贫工作具体负责人，学者，与一二个县的县长。去参加菲律宾的会议。中央不了解我们参加这个会议的意义，因为晏阳初所谈均为口头，未见文字。因此，临出发前，由中央改派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员前往。但是，这些人是出去观光的，并非农业经济方面人材。他们的出国与景云的初衷是不相干的。
第二年，国际农业复兴学院(简称I.I.R.R)又送了请贴来，请我们派人去。结果，中央又改派了另外人去参加。第三年，又送了请贴来，向景云病了，自己不能去，后来，仍然是中央派的人去的。因此，这个扶贫的计划在景云生前没有如愿以偿，这也是他想实现他一生的专业土地利用经济学于万一的机会落空了。
1993年我去了美国，我又继续与“I.I.R.R”联系，希望他们能将这个工作继续下去。1995年杰姆.约翰生(他现在是I.I.R.R的负责人)派了一位工作人员张兰英到云南省来了解扶贫的情况。虽然我把省政协和民盟的扶贫工作都告诉了张兰英，并且张兰英也去拜访了这两个单位，了解了工作。但是后来，张兰英自己选了四个贫困县：广南、福贡、澄江、镇雄。她又找了福特基金会出资，联合国出技术人员，以及I.I.R.R，一起到这四个县去做扶贫工作。只知道，两年以后，张兰英认为在那个地方扶贫工作已经达到了目的，可以放手把它们交给当地(即四个县)的政府和人民，她就离开云南回国(美国)去了。杰姆斯.约翰生也告诉我，他已经将向景云的夙愿完成了。虽然向景云在他有生之年未能获得机会将他的专业贡献给国家与人民。可是在他身后，有了这一点成绩。我对晏阳初和杰姆斯.约翰生以及I.I.R.R的工作人员感激不尽。
1986年秋，我们(我与景云)从纽约到了华盛顿D.C，沿途天高气爽。道旁的树木红红黄黄地堆砌着。真是灿烂辉煌，我才知道，秋天能比春天更美丽。我们路过非利德弗亚州（Philadelphia）去看望老朋友，盖.华西本（Gay Washburn），是我昆工的老同事。她当时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招待了我们一顿很丰富的午餐。她在一幢很古老的大屋子里，有五条猫与她为伴。她楼上的房间，全租给中国留学生了。她自己卧室中全是云南大石坝农村手工艺术品。进了她的房子，就仿佛进了昆明农村。她的生活是安静、独立并且是苦工、苦读，她告诉我，她如何想念昆明、昆工、外语系和系副主任陈兆保。从陈兆保为人的表现中，她认识到中国人的友好与爱好和平的精神。夜幕降临时，我们依依不舍地道了一声：再见。火车开向了华盛顿D.C。
一到华盛顿D.C车站，就看见了盖.华西本的妹妹在那里欢迎我。她是一位建筑工程师，她抓紧夜间休息的短暂时间，为我开车游遍华盛顿特区，看白宫，国会大厦，看一些政府机关、博物馆的大门。匆匆忙忙地夜游了这个城市。然后把我送回景云在那里等候我的旅馆。
第二天一早，史德培的夫人，汤尼（Tony）自己开车请景云和我去参观了许多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都是免费的。尤其是其中一个博物馆，它的建筑师是中国人贝聿明。在其中有一间房间里，有一幅与墙一样大的画，而且由一名警察(黑人)专门保护。这幅画是抽象派的。在画上，我只看见五颜六色的线条在画布上纵横交叉。我很诚恳地盯着那张画看了几分钟，想找出一点美的情意来，越找越是乌七八糟一团。最后我问那位守卫的警察：“这是艺术吗？”他竖起大拇指说：“啊！伟大，伟大！”然后，我们两人同时都大笑起来。
我们开车到了林肯纪念堂。林肯是我从小就崇拜的一个伟人。纪念堂非常地简单。四壁空空。只有林肯一人危坐于椅子上。我对他的三句名言：“人民的政府，人民管理的政府，为人民的政府。”充满了崇敬。我对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我们到了由中国女建筑家设计得很奇特的纪念馆，纪念美国牺牲在越战中的将士们。那是一面墙，很长的墙，写满了这些牺牲了的将士的名字，名字后有一个章页号码，根据这些章页号码，可以在纪念册里查到他们的生平事迹，这些记载的册子是放在大门口的一个亭子里，由警察保护着，这个艺术的设计是美国人认为很特殊，很艺术，而夸口不绝的。由于这两个博物馆(或纪念馆)都是中国人设计的。因此在美国很有名。其中，贝聿明还获得美国荣誉公民的称号。
我们离开了史德培夫妇。飞到了佛罗里达州，杰克生.菲尔城（Jacksonville Florida）。兰兰夫妇早已在那里等待。他们开车送我们到“佛大”的学生宿舍。那时，唐一华(兰兰的丈夫)正在攻读低温物理学博士。兰兰在聖他辉（Santafe College）学院主修电脑。住在那里时我常常到那个大学的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她们送我们去游乐场，租两部轮椅，去参观所有的馆。轮椅不要排除。所以，我们能在一天之内，玩完整个游乐场。后来，我们来到一个小镇上，去参观一个美术院的壁画。这张壁画，画的是一位白发老人，合着手，低着头，坐在壁炉旁的一张摇椅上，静静悄悄的。给人一种无边无际的寂寞感。我永远忘不了那张画留给我的“寂寞美”。我真想住在那张画里。
我们在家里，包饺子吃，很有趣。在这里，向景云对“佛大”的教师们讲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在这里，只能与一些远方的朋友通长途电话，例如，我与一位在加拿大的我过去中学同学，以及景云在联合国工作过的老朋友。电话一谈就是一个多钟头，也就是这生人最后一次了。
我们飞到德州休士顿去看艾恩萨.哈特维尔（Lantha Hartwell）。她是与我通信五十八年之久的笔友。她们夫妇都到飞机场欢迎我们。她仍然如同四十八年前我见过的那样年轻漂亮。但是她的丈夫已经是一个大秃头了。她逢人便告，我是她通信五十八年的笔友。1938年我曾经在她家住过四天。那个时候，她刚刚新婚，现在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她有一个好朋友，叫路德朗（Ruth Long），是一位有名的营养学家，她的丈夫叫比尔（Bill）。他们俩夫妇开了一个大型的茶话会，墙上贴满1938年我宣传抗日经过休士顿时，当时的各家报纸上登载的我与艾恩萨的故事的简报。茶会结束后，我们回到艾恩萨的家中时，她的丈夫拿出一盒子的信，那里面装满了我从中学起直到目前所有的写给她的信。她丈夫还为这摞子信，写了一个目录与内容提要。可是，她给我的信，我却一封也没有留下。那是因为中日战争，和随后的内战。事实上，从1957年－1982年，我们停止了通信二十五年，我没有敢给他们写信，由于一浪又一浪的政治运动。凡是有国外联系的人，都会被猜疑为国际间谍。1982年云南师范大学有一位老师叫史蒂夫苏夫（Steve Thrope）回休士顿，他在电话薄上找到哈特维尔的名字，她们刚刚告老回乡，我们又联系上了。
1993年我第三次去美国，一到美国，我就打电话给艾恩萨，她丈夫告诉我，她病危，已经不认识人了，连她丈夫都不认识了。第二天，她就去世了。她丈夫说，他自己脚上也长了癌。1995年，我利用一次机会，从纽约飞到休士顿去看望我这位老笔友的丈夫，她家中至今还保存着我小时候送给她的第一个礼物，一幅中国的万里长城的图画，他们将这幅画挂在他家对着大门最显著的地方。这是我16岁时送给她的圣诞礼物。这幅画历经沧桑七十年，它引起我无限的今昔之感。这次我在休士顿，有两位老朋友都过世了，一位艾恩萨，一位是路德朗，她们先我去世了，她们的丈夫常常与我一同端着咖啡杯，叙旧谈心。享受着老年相聚的清福。一年以后，比尔来信通知我：“艾恩萨的丈夫，也去世了。”我感到旧友零落的悲伤。
离开了休士顿，我们飞到新墨西哥，见老朋友，丘茵（Autumn Ryan），她今年已经九十岁了。她曾经在“行总”与向景云同事，共同担任联合国派驻“行总”五百专家的人事室正副主任。我们到达了她家时，她正在写文章批评里根总统，说他不过是个第五等的总统。她(丘茵)自从退休以后，就在沙漠中建造了一座印地安式的土屋，住在里面。外面很土，但屋里设备齐全，电气化自动化。门口一对中国石狮，屋里全是收集的中国字画，以及各个国家地区的古玩，简直就是一个博物馆。这位老太太与她的六十岁的也没有出嫁的女儿底爱格（Deirdre）就两个人住在这幢古怪的房子里。每天当夕阳西下时，她就坐在一面朝西的玻璃墙下，欣赏夕阳西下的景色。她们甚至剪断了电话线，就由于与电话局有矛盾，所以，她俩连电话都不要了。她们家还有五条狗，是那种身材很高的狗，吃饭的时候，与主人共享食品，院子中间有一座坟，那是已经死去的一条狗的坟。丘茵的儿子，曾经是议员，他在一次消除邪教的组织的活动中牺牲，被政府授予烈士称号，因此，她享受烈士家属待遇，出门时，都要受到保护的。丘茵的女儿底爱格曾经是一名专栏作家，长期派驻香港，专门报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新闻，据她自己说，她的职称只比大使低一级。比起她的母亲来职务要高多了。我与景云回国后不久，丘茵就去世了。她把这座房子，以及房子内外的古玩，全部遗产都遗留给了她的侄女，也就是底爱格的表妹。但是，这座古怪的房子，卖不出去；古玩虽然非常值钱，但是没有人要，所以也变不成钱。丘茵去世前，将她自己的一串玛瑙项链送给了我，我至今还保存，留着纪念了。底爱格是一位很幽默的女性，她的笑声是非常出名的。她常常自己说：她的笑，是出自空空的头脑，火热的心。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很久没见面的朋友，就是循着这个笑声，才把她找到的。她是在母亲(丘茵)去世后两三年，也去世了。据说送终的，就是那五条忠心的狗。
到达洛杉矶机场时，我们就看到一双双期待着我们的朋友们的眼光。尤金.格瑞格（Eugene Gregar）的父母和等.维斯勒（Dan Wessner）的父母也在人群中欢迎我们。他们这两对老夫妇，争着邀请我们去他们家里做客，另外还有一位我母亲的干儿子汪忠长，我们的感情一贯不弱于亲姐弟，他认为理所当然，我们应该住在他的家中，还有就是景云的清华同学黄开禄，他今天虽然没有来，但也是我们想去看望的人，因为我们在洛桑矶允许停留的时间只有四天。最后，我们只好将他们四家，每家住一天。那位干弟弟汪忠长因四十年未见面，因此一见面就在我肩头大哭，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是快乐，还是悲伤的眼泪。他一看见我，就像见到我的妈妈——他的干娘。政治风波使得彼此分离，今日重逢的愉快，都是使他流泪的原因。他说，我的母亲曾经多次给他亲切，深刻的教导。那时他在武汉读中学，而我在北平读燕京大学。是我母亲教育他有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他也没有想到我们此生今日还能相见。感谢上天，1986年我们终于见面了。
他和我们刘家的感情的渊源是很有趣的，三十年代初期，我们家的兄弟姐妹都因求学各自东西，大哥在上海同济，二哥和我在北平清华和燕大，妹妹在武昌郊区住读，妈妈一人在家很寂寞，一天妈妈去汉口看我姨母后回武昌，一人乘轮渡，在过江的轮渡上遇见一位少年，他穿中学的制服，领子上有学校的名字，他见我母亲年老又是小脚，上下轮渡一定不稳当，这位老太太风度翩翩，像貌非凡，他更乐意掺扶她从轮渡踏上趸船，又从趸船上了跳板，走上石阶，然后到了江岸上，他雇了人力车扶老太太坐好回家，老太太问他姓名，他没有相告，就分别了。
我母亲一天看见我表弟，就请他帮她找那位和他同在一校的好心少年，我母亲只记得那少年制服领子上的学校名字，我表弟回校后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的好友汪忠长听，他原以为是个难题，不料他的朋友汪忠长说：“不难，不难，那人就是我。”于是我表弟就引他到我家来拜望我妈，我妈就常有这两个少年来家赶走她的寂寞。
我妈妈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常给他们讲古圣先贤中一些伟大人格的故事，这些忠孝节义的故事十分感动了青少年的心，不知不觉中深深地影响了他性格的形成，他说：“我父母生育了我，而你的母亲教育了我。”他们就成了干妈和干儿子，我母亲嘱咐我们儿女和汪忠长要以亲手足相待。汪说他当了军官以后，几次碰上不良引诱，但一念及干妈所给予的教导，感到浑身有力来战胜这些诱惑，所以几十年中每一念及干妈，感激之情令他泪如雨下，干妈嘱咐他办的事他没有不尽力的。我妈妈的丧事完全是他一手承包，我们一见面总感到亲如同胞，他说：“是干妈指给我人生的道路，启发我生命的意义。”我也很少见到像他这样重感情的人。
1987年夏天，我已年届七十六岁，我在昆明退休了。虽然我觉得，我还能继续工作。我八十岁的生日时，我们的外语系给了我一个好的庆祝。我是昆明工学院，1949年以来，最先达到八十岁生日的一名教授。我们的系主任，曾绣华代表全系作了一个庆祝辞。他们问我：“长生之道是什么？”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我要找出他的优点来向他学习；第二，不计较任何人有负于我的地方，只要我凭良心，不负人，我就觉得我一生干干净净、快快乐乐。”
这次祝寿会后，我还收到我的学生们从世界各地寄来的祝寿的信件。这些信，就是我的财富。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