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不久前，鲍里斯给过我一个地址，在白袍区的市场街。在信上，他只是写了一句：“形势发展得还不算太坏。”我以为他回到了斯克里布酒店，每天都能拿一百法郎。我满怀希望，也纳闷我怎么会这么笨，没有早点去找他。我想象自己进了一间工作舒适的餐馆，快乐的厨师一面往平底锅里打鸡蛋，一面唱情歌，我每天吃五顿大餐。想着就快挣工资了，我甚至大手大脚地花两法郎半买了包蓝高卢烟。
上午，我走路去了白袍区的市场街。我吃惊地发现那是条位于贫民窟的小街，跟我住的那条一样糟糕。鲍里斯所住的旅馆是这条街上最脏的。从阴暗的门道里，飘来一股酸臭味，泔水味再加上合成杂烩汤味——是西普杂烩汤，二十五生丁一袋。我不由得担心起来：喝西普杂烩汤的人是正在饿肚子或接近饿肚子的人，鲍里斯每天挣一百法郎，可能吗？老板板着脸坐在账房里，他跟我说，对，那个俄两天它都区别国佬没出去——在顶楼。我爬了六层狭窄而且绕来绕去的楼梯，越往上走，西普杂烩汤味越浓。敲门鲍里斯没来开，我就推开门走了进去。
房间是个顶楼间，十英尺见方，只有天窗透进光来，里面的家具只是一张窄窄的床架、一张椅子和坏了一根腿的洗脸盆架。床上方的墙上，臭虫排成一个长长的S形，正在缓慢行进。鲍里斯光着身子在床上睡觉，大肚子在肮脏的床单下隆成一个小丘，他的胸脯上有臭虫咬的痕迹。我进去时他醒了，揉揉眼睛，声音低沉地哼哼着。
“天哪！”他叫道，“噢，天哪，我的脊梁！该死，我看我的脊梁是断掉了！”
“怎么回事？”我失声叫道。
“我的脊梁断掉了，没别的。我昨天晚上睡在地板上。噢，天哪！但愿你知道我的脊梁是啥感觉！”
“亲爱的鲍里斯，你病了吗？”
“不是病，只是饿——对，这样再拖下去就饿死了。除了要睡在地板上，我每天只靠两法郎活着，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要命。你来得不是时候啊，我的朋友。”
再去问鲍里斯是不是在斯克里布酒店有活干，好像没多大用了。我赶紧下楼买了块面包。鲍里斯扑向面包，一下子啃掉一半，之后才感觉好了点。他在床上坐起来，跟我说了他是怎么回事。他出院后没能找到活干，因为他的腿还是很瘸，钱全花光了，东西也当光了，最后一连几天没吃上东西。他在奥斯特里茨桥下的码头上睡过一周，四周摆着几个空酒桶。过去两周，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跟一个犹太人——是个技工——一起住。好像（说来颇为复杂）是那个犹太人欠鲍里斯三百法郎，还钱方式是让鲍里斯睡地上，另外每天还给他两法郎买东西吃。两法郎够买一杯咖啡加三个小圆面包。那个犹太人每天早上七点钟去干活，然后鲍里斯就离开睡觉的地方（在天窗下面，漏雨）到床上去。就算到了床上，因为有臭虫，他还是睡不了多久，不过可以在睡了一晚上地板后歇一歇背。
这真叫人着黑色塑胶线大失所望。我来找鲍里斯是想让他帮我，却发现他比我还惨。我跟他解释我只有六十法郎左右，得马上找份活干。到这时，鲍里斯已经把余下的面包消灭了，情绪振作了一点，也变得爱说话。他漫不经心地说：
“天哪，你担心个啥？六十法郎——嗬，是笔巨款呐！请把鞋子递过来，朋友。等那些臭虫爬到我手边，我要拍死它几只。”
“可是你觉得有机会找到活干吗？”
“机会？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际上，我已经找到了。再过几天，商业街上有间俄两天它都区别国餐馆就要开张了，说好我去当侍者领班，我随便就能给你在厨房找份活。一个月五百法郎，管吃饭——走运的话，还有小费拿呢。”
“可是这会儿呢？我很快就得付房租了。”
“噢，咱们会有办法的。我还留了几张牌没出呢。比方说，有人欠我钱——在巴黎，这种人太多了，其中有一个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还清我的账。再想想有那么多女人跟我好过！女人永远不忘情，你也知道——只要我开口，她们就会帮我。另外，那个犹太佬跟我说他要从他干活的那间修车厂里偷几台磁发电机，他让咱们清洗一下他再拿去卖掉，每天给咱们五法郎。光是这样，就够养活咱俩的了。千万别担心了，我的朋友。弄到钱，这是天下最容易的事。”
“好吧，那咱们这会儿就出去找活干吧。”
“等会儿，我的朋友。咱们不会饿死的，别怕。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有几十次过得比现在还惨。只是个坚持的问题。记住福煦的格言：‘进攻！进攻！再进攻！’”
过了中午鲍里斯才决定起床。他现在只剩下一套衣服，有一件衬衫，一条硬领、领带，一双已经几乎穿破的鞋子，一双上面全是洞的袜子。他还有件大衣，万不得已时才会当掉。他有一个衣箱，是个硬纸板做的破玩意儿，值二十法郎，可是很重要，因为旅馆老板想着里面全是衣服——要不是有那个衣箱，他大概早就把鲍里斯扫地出门了。衣箱里装的，实际上是勋章和照片、零七杂八的玩意儿和一大扎一大扎的情书。尽管如此，鲍里斯还是总能把外表收拾得很体面。他用一个已经用了两个月的刀片刮脸，不用肥皂，领带打得看不出上面的洞，仔细用报纸堵住鞋子上的眼。最后，穿好衣服后，他拿出一瓶墨水把袜子洞露出来的皮肤涂黑。等他打扮停当后，你想像不到他最近还在塞纳河上的桥下睡觉呢。
我们去了里沃利街的一间小咖啡馆，那里是个酒店经理跟雇工见面的地方，很出名。咖啡馆靠里面是个光线阴暗的房间，像是山洞，坐了各种各样的酒店人手：衣着光鲜的侍者，别人衣着没那么光鲜，而且显然在挨饿，有面色粉红的胖厨师，身上油乎乎的洗碗工，神态憔悴的擦洗女人，每个人面前都放了杯没碰过的黑咖啡。实际上，那地方是个职业介绍所，买饮料花的钱就是给老板的佣金。有时，一个看样子像是有身份的胖子——显然是个开餐馆的——走进来跟酒保说话，酒保会叫咖啡馆靠后面那里的某个人，可是他一直没叫我和鲍里斯。我们待了两个钟头后走了，因为规矩是买一杯饮料，只能待两个钟头。后来为时已晚时，我们才得知窍门在于给酒保塞钱，你出得起二十法郎的话，他一般都能给你找到活干。
我们去了斯克里布酒店，在人行道上等了一个钟头，指望经理会出来，可他一直没出来。之后我们脚步沉重地去了商业街，却看到那间正在装修的餐馆关着门，老板不在。这时已经是晚上。我们在人行道上走了十四公里，很累，不得不花一个半法郎搭地铁回家。鲍里斯腿瘸，走路对他是种痛苦。随着那天越来越晚，他越来越消沉。等到从意大利宫车站出来后，他已经绝望，转口说去找活干纯属白费力气——根本没用，只能试试犯法了。
“宁可去抢，也别饿死，我的朋友。我经常这么打算。挑个有钱的美国胖子——在蒙巴纳斯区路上哪个黑古隆咚的拐角——用袜子包着一块鹅卵石——砰！翻完他的口袋就跑掉。能干成，你不觉得吗？我不怕——我当过兵，你记住了。”
最后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容易暴露。
我们回到我的房间后，又花了一个半法郎买面包和巧克力。鲍里斯狼吞虎咽地把他那份吃完，奇迹般马上高兴起来。似乎食物对他全身所起功用，相当于喝了一杯鸡尾酒。他拿出一杆铅笔开始列名单，那些人着黑色塑胶线大概能给我们找到活干，有几十个。鲍里斯说：
“咱们明天就能找到事儿，我的朋友，我有预感会时来运转，再说，咱俩都有脑子——个人有脑子就饿不着嘛。
“有脑子啥事都好办！就凭脑子，干啥都能挣到钱。我以前有个朋友，波兰人，真的是个天才。猜他怎么着？他会买一个金戒指，当十五法郎。然后——你晓得填当票的店员有多马虎——在店员写了‘金质’的地方，他添上‘镶钻石’这几个字，然后把‘十五法郎’改成‘一万五’。干得漂亮，是吧？然后，你瞧，他拿当票去抵押，借到一万法郎。我说有脑子就是这个意思……”
那天晚上后来，鲍里斯一直满怀希望，说要是我们一起去尼斯或者比亚里茨当侍者的话会怎么样：住漂亮的房间，挣的钱也足够养个相好的。他累得没力气再走三公里回他所住的旅馆，晚上就睡在我的房间的地板上，外套裹着鞋当枕头。
第六章
第二天，我们还是没能找到活干，三周后才时来运转。我的两百法郎让我不用为房租烦恼，可是所有别的方面都糟糕得不能再糟糕。日复一日，我和鲍里斯走遍巴黎，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人群中游荡，感觉无聊，也累，却一无所获。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来回十一次走过塞纳河。我们在员工通道外面一晃悠就是几个钟头，等到经理出来，我们会巴结地走上前，帽子拿在手里。我们得到的答复总是一个样：他们不想雇一个瘸腿的，也不想用生手。有次差一点就要我们了。我们跟经理说话时，鲍里斯站得笔直，手里没拄拐杖，经理没看出他腿瘸。“对，”他说，“我们需要两个人在地下室干活，也许给你们干。进来吧。”鲍里斯一动就露了馅。“唉，”经理说，“你腿瘸。可惜——”
我们去职业介绍所登记过，还应征过招工广告，可是去哪儿都步行奔波，让我们行动迟缓，好像我们因为晚到半个钟头而什么活都错过了。有一次，我们差一点点就干上了清洗铁路货车的活，可是最后一刻，他们没请我们，而是挑了法国人。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家马戏团的招人广告去应征，要求是得挪凳子，扫垃圾，演出中还得站在两个木桶上，让一头狮子在你胯下蹿过。我们比指定时间提前一个钟头赶到，却发现已经有五十个人在排队等。显然狮子具有某种吸引人之处。
一次，有间职业介绍所给我发了封蓝件（注；指以前在巴黎用气压传送的急件，因信件一般用蓝纸，故称蓝色急件或蓝件）——几个月前我在那里登记过——电报上说有位意大利绅士想学英语，要我“马上来”，并应承一个钟头能挣二十法郎。我和鲍里斯已经陷入绝望，这是个黄金机会，我却没法抓住，因为我不可能穿着露肘的外套去职业介绍所。后来我们想到我可以穿鲍里斯的外套——跟我的裤子不衬，但裤子是灰色的，从远处看，也许能被当成法兰绒的。鲍里斯的外套我穿着太大，只能不扣纽扣，还要一直把一只手揣在口袋里。我匆匆出门，浪费了七十五生丁坐公共汽车去那间职业介绍所。赶到后，却得知那个意大利人已经改了主意，离开巴黎了。
有一次鲍里斯建议我去中央菜市场试着找份搬运工的话。我凌晨四点半赶到，那里正干活干得热火朝天。我看到一个戴礼帽的矮胖男人在指挥几个搬运工干活，就走到他跟前请他给我一份活干。他没答话，而是先抓过我的右手，摸摸我的手掌。
“你有力气，是吗？”他说。
“很有力气。”我扯了个谎。
“好。让我看看吧，你去把那一筐搬起来。”
那是个装满土豆的柳条筐。我抓牢了，却发现别说搬起来，根本一点都挪不动。那个戴礼帽的人看着我，耸耸肩就走开了。我也马上就走。没走多远，我扭头看到四个人把那筐土豆抬到马车上，它可能重达三百英担，那人看出我没用，就用这个办法打发我走。
有时鲍里斯觉得有希望时，会花五十生丁买张邮票给他过去的相好写信要钱。其中只有一位复了信。那个女人除了跟他好过，另外还欠他两百法郎。鲍里斯看到有他一封信，认出了笔迹而欣喜若狂。我们抓着信冲上鲍里斯的房间去看，就像小孩拿着偷来的糖果一样。鲍里斯看完后一言不发递给我。信上写道：
我的小色狼，打开你有趣的信之时，我是何等喜悦，它令我想起我们美满相爱之时，以及我从你嘴唇处得到的无比甜美之吻。此等记忆，永远萦绕于心，如同已谢花朵之芳香。
至于你要我还两百法郎一事，唉！我无能为力。你有所不知，亲爱的，得知你的艰难处境，我心如刀割。但又能如何？在如此悲惨的生活中，人人皆遇麻烦，我亦不免。我的小妹妹一直患病（唉，可怜的小东西，她受罪不浅！）我们尚不知如何付医生之诊金。我们已一文不名，向你保证，我们过得甚为艰难。
拿出勇气，我的小色狼，永远要拿出勇气！记住坏日子不会是永远，现在显得何等不堪之麻烦，最终亦会烟消云散。
放心吧，亲爱的，我会永远记着你。让从来不曾停止爱过你的我，给你最真挚的拥抱，
你的
伊冯娜
这封信让鲍里斯失望得直接上床睡觉，那天再没心思出去找活干。
我的六十法郎花了两周左右，我已经不再装作是去下馆子，我们经常在我的房间里吃饭，一个坐床上，一个坐椅子。鲍里斯会贡献出他的两法郎，我则贡献三四个法郎。我们买面包、土豆、牛奶和乳酪，用我的酒精灯煮汤。我们有一口炖锅、一个咖啡杯和一把勺子，每天我们都要为谁用炖锅、谁用咖啡杯喝而推让一番（炖锅盛得多一些），让我不高兴但没说的是，每天都是鲍里斯首先不再坚持，用了炖锅。有时候我们晚上的面包多一点，有时候不多。我们的铺盖越来越脏，我有三周没洗澡了，鲍里斯说他已经几个月没洗过澡。让这一切尚可忍受的是有烟抽。我们的烟丝足够，因为不久前鲍里斯遇到一个当兵的（当兵的抽烟不要钱），以每包五十生丁的价钱跟他买了二三十包。
比较而言，这一切让鲍里斯远比我更受罪。因为走路和睡地板，让他一天到晚腿疼背疼；他俄国人的大胃口也倍受饥饿的折磨，尽管好像一直没有瘦下来。总的来说，他情绪好得叫人吃惊，而且几乎永远心怀希望。他经常严肃地说有位圣人护佑他，每当形势很严峻时，他会去阴沟里找钱，说那位圣人经常往里面丢一张两法郎的钞票。有一天我们在皇家路上等候，那里有间俄国餐馆，我们要去那里找活干。突然，鲍里斯决定去玛德琳教堂为他的护佑圣人点一根价值五十生丁的蜡烛。后来往外走时，他说他还是要做得牢靠点，就神情肃穆地用火柴点着一张面值五十生丁的邮票，作为对永生之神的献礼。也许那些神和圣人关系不睦，反正我们那次没找到活。
有几天上午，鲍里斯彻底绝望。他会躺到床上，一边啜泣，一边咒骂跟他同住的犹太人。最近，那个犹太人开始不耐烦每天付鲍里斯两法郎，更糟糕的是，还摆出一副施恩的架势，叫人无法忍受。鲍里斯说我作为英国人，想象不出一个出身高贵的俄国人去接受一个犹太人的施舍是何等折磨。
“一个犹太佬，我的朋友，一个名符其实的犹太佬！他这样做根本没廉耻。想想看吧，我，俄国军队里的上尉——跟你说过了吗？我的朋友，我可是当过西伯利亚第二步枪团的上尉。没错，上尉，我父亲是个上校。瞧我现在，从一个犹太佬那里讨吃的。犹太佬……”
“我跟你说说犹太佬什么德性吧。战争刚开始的头几个月里，有一次，我们在行军，到一个村子里停下来过夜。一个老得不像样子的犹太佬，像犹大一样，长着红胡子，他溜到我住的地方。我问他想干吗。‘长官，’他说，”我给您领来一个姑娘，漂亮姑娘，才十七岁，只要五十法郎。‘’谢谢你，‘我说，’你把她领走吧，我可不想染上什么病。‘’病！‘那个犹太佬叫起来了，’哪里，上尉先生，根本不用担心。这是我自己的闺女！‘跟你说，这就是犹太人的民族性格。
“我跟你说过了吗？我的朋友，以前在俄国部队里，向犹太佬吐口水被认为不应该，没错，我们认为俄国军官的口水珍贵得不能浪费到犹太佬身上……”等等，等等。
哪天他心生绝望，鲍里斯通常会声称他病得没法出去找活干，盖着颜色发灰、臭虫孽生的床单，抽烟，看旧报纸。有时候我们下棋。我们没棋盘，就在一张纸上写棋步，后来我们用一块包装箱的侧板做了张棋盘，用钮扣、比利时硬币什么的拼了一副棋子。像很多俄国人一样，鲍里斯热衷下国际象棋。他有句口头禅是国际象棋跟爱情及战争的规则一样，你下棋能赢，在其他两方面也能赢。他还说你要是有了一张棋盘，就不在乎饿肚子，我觉得当然不是这样。
第七章
我的钱一点点没了——八法郎，四法郎，一法郎，二十五生丁，二十五生丁根本没用，因为除了够买份报纸，别的什么也买不了。我们一连几天只吃面包，后来有两天半我什么都没吃。这种经历很糟糕。有人采取禁食疗法，三周乃至更长时间不吃东西，他们说过了第四天，禁食的感觉很舒服。我因为没东西吃从来不超过三天，不晓得是否如此。如果一个人是主动禁食，而非首先食不裹腹，感觉大概不一样。
第一天，我懒得不想去找活干，就借了根鱼竿去塞纳河钓鱼，用绿头苍蝇作饵。我指望能钓得够吃一顿，可是当然失败了。塞纳河里全是鲮鱼，只是它们在巴黎被围期间变狡猾了，打那以后一条也没上过钩，除非拿网捞。第二天，我想过把我的大衣拿去当掉，可是去当铺好像太远了，我就在床上躺了一天，看《福尔摩斯探案集》。我觉得在没东西吃的情况下，只够力气做这个。饥饿会让人变得软弱不堪、脑内空空，比较像流感后遗症，仿佛整个人变成了水母，或者血被抽掉，换上了温吞水。我对饥饿的记忆，主要是完全懒得做任何事。另外，因为不得不很频繁地吐口水，口水奇怪地变成了白色絮状，像是沫蝉的泡沫。我不晓得怎么会这样，可是无论是谁，饿了几天后都会注意到这点。
第三天上午，我感觉好多了，意识到我必须马上有所行动，决定去找鲍里斯，要他跟我分享他的两法郎，至少一两天。到了后，发现鲍里斯躺在床上，怒气冲冲。我一进去，他就破口大骂，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
“他又拿走了，下贱的小偷！他又拿走了！”
“谁，拿走什么？”
“犹太佬！拿了我的两法郎，这条狗，小偷！他趁我睡觉又抄走了！”
看样子是前一天夜里，那个犹太人直截了当拒绝每天再付两法郎，他们吵了又吵，最后犹太人同意给钱。鲍里斯说，他给了，给得极其无礼，还说了一阵子他怎么好心，非要人低三下四地感激他。然后第二天早上，他趁鲍里斯还没醒，又把钱偷走了。
这是个打击，我失望之极，因为我让我的肚子有了吃东西的盼头，挨饿时，这种错犯得太严重。然而让我很吃惊的是，鲍里斯远未绝望。他在床上坐起来，点着烟斗分析了一番形势。
“哎，听着，我的朋友，这次可是到了死胡同。咱们俩总共只有二十五生丁，我想犹太佬再也不肯每天给我两法郎了，反正他的行为也越来越叫人受不了。你相信吗，有天晚上他不要脸得把一个女人带回来了，我还在地板上睡觉呢。下贱的畜牲！我还有更糟糕的事要跟你说。犹太佬想从这儿跑掉。他还欠一星期房租没交呢，他合计不掏这钱，顺便也把我甩掉。要是这个犹太佬撒脚丫溜了，我可就没地方住了，老板会扣下我的衣箱让我交房租，他妈的！咱们得走步险棋了。”
“好吧，可是该怎么办？我看只能把我的大衣当掉，好去买点东西吃。”
“会那样做的，当然，可是我得先把我的东西从这幢楼里运出去。不敢想象我的照片给人扣住！哎，我已经计划停当了。我要撇下犹太佬，自个儿先撒脚丫溜掉。‘走为上策’——撤退，你明白的。我想这是正确的一步，对吗？”
“可是，亲爱的鲍里斯，大白天怎么能做到呢，肯定会给抓到的。”
“哎，对了，当然需要用计。我们的老板在盯着看谁不付房租就溜掉，以前有房客这么干过。他跟他老婆整天轮流蹲在账房里——真是个吝啬鬼，这种法国佬！可是我已经想了一招，你肯帮我就成。”
我不是很想帮谁的忙，但还是问鲍里斯他的计划是什么，他仔细解释道：
“哎，你听着。咱们得先把大衣当掉。先回你住的房间拿大衣，然后回这儿拿我的，用你的大衣遮着我的偷偷带出去，拿到法兰克斯布尔茹瓦街的当铺，走运的话，两件大衣能当来二十法郎。然后你去塞纳河边捡点石头装到外衣口袋里，带回来装进我的衣箱。看出门道了吗？我会把我的东西尽量多地卷到一起，好包在一张报纸里，然后下去问老板最近的洗衣店怎么走。我会脸皮很厚，也很随便，你明白的。当然老板会以为那卷东西只不过是脏铺盖而已。要么如果他怀疑起来，就会采取他的一贯做法，下作地偷偷摸摸搞清楚，会上来进我的房间，拎拎我的衣箱有多重。他拎的是石头的重量，会以为衣箱里还装满了东西。用计，明白吗？然后我可以回来把我别的东西揣到口袋里。”
“可是衣箱怎么办？”
“噢，那个？只能不要了。那个破玩意儿只值二十法郎左右。再说，撤退时总是不得不扔掉些东西。看看拿破仑在贝雷西纳河时是怎么做的！整支部队他都不要了。”
鲍里斯为此计洋洋自得（称之为“兵不厌诈”），几乎忘了他还饿着肚子。此计的主要缺点，是他撒脚丫溜了之后没地方睡觉，他忽略了这点。
一开始，这“兵不厌诈”之计进行得挺顺利。我回去取了我的大衣（那样我已经空着肚子走了九公里），成功地把鲍里斯的大衣偷带出去。然后就出岔子了。当铺里负责收件的——是个一脸不高兴、叫人来气的小个子男人，难以通融，是个典型的法国管事的——拒收两件大衣，理由是没拿什么东西包起来。他说一定得用要么是手提箱，要么是纸板箱装起来。这就破坏了我们的如意算盘，因为我们什么样的箱子也没有，两个人总共才有二十五个生丁，买不起箱子。
我回去告诉鲍里斯这则坏消息。“妈的！”他说，“这可难办。好吧，没关系，总会有办法的。咱们把大衣放到我的衣箱里。”
“可是怎么把衣箱当着老板的面拎出去？他几乎就坐在账房门口。不可能！”
“你可真是容易绝望啊，我的朋友！我读到过英国人有股犟劲儿，你的吗？拿出勇气！咱们能办到的。”
鲍里斯想了一会儿，接着想出一条巧计。最难之处在于吸引住老板的注意力，五分钟左右就行，我们就能趁机把衣箱偷偷拎出去。但是巧就巧在老板只有一个弱点——他喜欢看《体育报》，拿这个话题跟他套近乎，就容易打开他的话匣子。鲍里斯在一份《小巴黎人》过刊上读了篇关于自行车比赛的文章，然后在察看过楼梯之后，就下去逗得老板聊了起来。与此同时，我在楼梯脚等，一只胳膊下面夹着大衣，一只手拎着衣箱。鲍里斯觉得时机已到时，会咳嗽一声为号。我在那儿等着，浑身打颤，因为老板娘随时可能从账房对面那扇门里走出来，把戏就穿帮了。好在不一会儿，鲍里斯就咳嗽了一声，我偷偷摸摸地快步走过账房到了街上，为我的鞋子没有嘎吱作响而庆幸。鲍里斯再瘦点的话，这个方案就可能泡汤，因为他宽阔的肩膀挡住了账房门口，而且他胆量过人，继续极其自然地有说有笑，声音大得完全压住了我弄出的声响。我走出很远后，他去街角跟我会合，我们溜之大吉。
可是，我们如此一番辛苦后，当铺收件的再次拒收我们的大衣，跟我说（能看得他对此毫不通融，他那个法国人的灵魂在洋洋自得）我的身份文件不齐，身份证还不够，我必须出示护照或者带地址的信封。鲍里斯倒是有几十封带地址的信封，可是他的身份证过期了（他一直没续办，目的是逃税），所以我们不能用他的名字当大衣。我们只好一路跋涉回我的房间，拿到所需文件，带上大衣去了皇家港大道的当铺。
我让鲍里斯待在我的房间里，我一个人去当铺。可是我到了后，却发现当铺关了门，要到下午四点钟才开。这时是一点半左右，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有六十个钟头没吃过东西。命运似乎在开一连串特别不逗人的玩笑。
然后似乎是奇迹，我时来运转。我正顺着布洛卡路走回住处，突然看到鹅卵石路上有一枚闪闪发光的五苏硬币，我一下子扑过去，赶紧回到住处，找到我们的另外一枚五苏硬币去买了一磅土豆。炉子里的酒精只够煮个半熟，没有盐，可我们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带皮吃。吃了后，我们感觉焕然一新，坐在那儿下棋，直到当铺开门。
四点时，我又到了当铺。我没抱多少希望，因为如果我上次只当来七十法郎，这次纸板衣箱装的两件破大衣又能指望当多少呢？鲍里斯说二十法郎，我却想着会当十法郎，要么甚至五法郎。更糟糕的是，有可能完全被拒收，就像上次可怜的八十三号那样。我坐在前排的长椅上，这样店员说五法郎时，我便不用去看别人笑我。
最后店员喊了我的号码：“一一七号！”
“在。”我说着站了起来。
“五十法郎？”
这几乎像上次的七十法郎一样让我感到震惊。当时我相信店员把我的号码跟别的混淆了，因为那两件大衣根本不可能卖五十法郎。我匆忙走回住处，手背在后面走进房间，一言不发。鲍里斯正在玩棋盘，他急切地抬头看。
“你当了多少？”他喊道，“什么，没当来二十法郎？不管怎么样，你肯定当了十法郎吧？岂有此理，五法郎——这可有点太过分了。我的朋友，千万别说当了五法郎，你如果说的确是五法郎，我真的要开始考虑自杀了。”
我把那张五十法郎的钞票扔到桌子上。鲍里斯脸色煞白，接着一跳而起，紧紧抓住我的手，几乎捏断我的骨头。我们跑出去，买一块面包、葡萄酒、一块肉和炉子用的酒精，大吃了一顿。
吃完后，鲍里斯一反常态，我从未见过他那样乐观。“我怎么跟你说的？”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上午找到五个苏，现在看看咱们。我总是说，弄到钱是天下最容易的事。说到这儿想起来了，我有个朋友住在丰达里路，咱们倒是可以去见见。他骗了我四千法郎，那个混蛋。他没醉的时候是天下第一混蛋，可是说来奇怪，他喝醉了就变得挺老实。我看他到晚上六点钟就醉掉了，咱们去找他吧，很有可能他会先给一百法郎。妈的！他有可能给两百呢！走吧！”
我们去丰达里路找到了那个人，他也喝醉了，只是我们没能拿到我们的一百法郎。他跟鲍里斯一见面，就在人行道上大吵特吵，那人声言他一个子儿也不欠鲍里斯，反倒是鲍里斯欠他一千法郎，他们俩老是要我主持公道，我却一直没弄明白其中的曲直。两人吵了又吵，一开始在街上，接着是在一间小酒馆里，然后是在一间餐价固定的餐馆里，然后是在另外一间小酒馆里，最后在互相以混蛋相称两个钟头后，他们同去纵情狂饮一番，花掉了鲍里斯身上的最后一个苏。
鲍里斯那天晚上在一个鞋匠那里住，也是个俄国流亡者，在商业区。至于我，我还剩八法郎，另外有很多香烟，吃饱喝足，东西都堆到了嗓子眼儿。在难受地过了两天后，这样换种活法可谓惬意之至。
第八章
我们俩现在手里有二十八法郎，可以再去找活干了。鲍里斯还在鞋匠那里住，不清楚谈了什么条件。他还从一个俄国朋友那儿又借到二十法郎。他在巴黎到处有朋友，多数是跟他一样的前军官，有的是侍者或者洗碗工，有的开出租车，少数几个是吃软饭的，有的成功地从俄国带出来钱，开修车行或者舞厅。总体而言，在巴黎的俄国人都吃苦耐劳，在忍耐时运不蹇方面，比可想而知的同等阶层英国人表现要强得多。当然也有例外。鲍里斯跟我说过他曾见过一个流亡的俄国公爵，此人经常光顾高档餐馆。如果侍者中有位前俄国军官，这位公爵会打听出来。他用完餐后，友好地把这个侍者叫到桌前。
“哎，”这位公爵会这样说，“这么说你是个老兵，跟我一样？现在交了背运，不是吗？好，好，俄国士兵无所畏惧。你是哪个军团的？”
“某某军团，先生。”那个侍者会回答道。
“很勇敢的军团！我一九一二年检阅过。对了，我不巧把钱包忘家里了。我知道，一位俄国军官能慷慨地借给我三百法郎。”
那位侍者身上有三百法郎的话就会奉上，然后这笔钱当然就一去不回。这位公爵如此这般骗了很多钱，大概那些侍者也不介意上当。公爵毕竟是公爵，即便是流亡的。
从俄罗斯流亡者那里，鲍里斯听说有条路子，笃定可以搞到钱。我们当掉大衣后过了两天，鲍里斯神秘兮兮地跟我说：
“告诉我，我的朋友，你有政治立场吗？”
“没有。”我说。
“我也没有。当然，没人不爱国，不过——摩西不是说过什么坑一坑埃及人吗？你是英国人，当然读过《圣经》。我是说，你不反对挣共产党的钱吧？”
“对，当然不反对。”
“哎，好像巴黎有个俄国人的秘密团体，也许他们多少能帮帮咱们。他们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间谍。他们表面上是个联谊团体，接触流亡的俄国人，设法吸收他们加入布尔什维克。我有个朋友加入了这个团体，他觉得咱们去找的话，他们能帮上忙。”
“可是他们怎么帮咱们？反正不会帮我，我又不是俄国人。”
“关键是这里：他们好像是莫斯科一家报纸的记者站，需要有关英国政治的文章。咱们马上去找的话，也许他们会出钱请你写文章。”
“我？可是我对政治一窍不通啊。”
“扯淡！他们也不懂。谁又真的懂什么政治？好办。你从英语报纸上抄一篇就行。巴黎不是有份《每日邮报》吗？从那上面抄。”
“可是《每日邮报》是份保守派报纸，他们反感共产党。”
“嗯，《每日邮报》登什么，你反着写就行了，保准错不了。咱们千万别糟塌这个机会，我的朋友。说不定能挣几百法郎呢。”
我不喜欢这个点子，因为巴黎警察对共产党盯得很紧，特别如果还是外国人的话，我已经被怀疑了。几个月前，有暗探看到我从一家共产党周报的办公室出来，警察已经找了我一大堆麻烦。要是让他们逮到我去这家秘密团体，闹不好我会被驱逐出境。然而这是个大好机会，不容错过。那天下午，鲍里斯的朋友——也是个侍者——来把我们带去见面。那条街名我忘了，是条破败的街道，从塞纳河边往南，国民议会附近。鲍里斯的朋友要我们千万小心。我们装作在街上随意闲逛，记住了要进哪个门口——是一间洗衣店——然后又踱回来，一边留意所有的窗口和咖啡馆。如果别人知道这里是共产党出没的地方，很可能有人监视。我们想好了万一看到谁哪怕有一点点像暗探，便打道回府。我吓坏了，但这种鬼鬼祟祟的事让鲍里斯兴致勃勃，完全忘了他是要去跟杀害他父母的人打交道。
我们肯定平安无事后，快步走进了洗衣店。洗衣店里有个法国女人在熨衣服，她告诉我们“俄国的先生们”住在院子对面的楼上。我们爬了几层光线阴暗的楼梯，到了一处楼梯平台，有个体格健壮、板着脸的短发青年站在最高的楼梯处。我上去时，他狐疑地看着我，伸出胳膊把我拦下，并用俄语说了句什么。
“口号！”见我没接上话，他厉声说。
我愕然停下脚步，没想到还得说口令。
“口号！”那个俄国人又说了遍。
鲍里斯的朋友走在后面，这时上前用俄语说了些什么，要么是口令，要么是解释。听了后，那个态度粗暴的俄国人像是满意了，把我们领进一个小而破旧的房间，毛玻璃窗户。里面看起来是一间极为寒酸的办公室，墙上钉着俄文宣传标语和一副印刷粗糙的巨幅列宁像。桌前坐着一个只穿着衬衫的大胡子俄国人，正在往报纸的包装纸上写地址，他面前有一堆。我进去时，他跟我说法语，口音很重。
“太不小心了！”他小题大作地叫道，“你们来的时候，干吗不带一包要洗的东西？”
“要洗的东西？”
“谁来都要带上要洗的东西，让人看着就像是来楼下的洗衣店。下次带一大包吧，我们可不想让警察瞄上。”
这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鬼鬼祟祟。鲍里斯坐了唯一的一张空椅子，他们用俄语谈得不亦乐乎。对方开口的只有大胡子，板着脸的那位歪靠着墙，眼睛盯着我，好像对我还怀疑。我感觉怪异，就那样站在一个钉着革命标语的秘密小房间里，听着别人说话，却一个字也听不懂。两个俄国人说话又快又急，夹着微笑，还会耸肩膀。我想知道谈的都是什么，觉得他们会互称“小父亲”，还有“小鸽子”和“伊万·亚历山大诺维奇”等等，就像俄国小说里的人物，谈的都是跟革命有关的事，大胡子会不含糊地说：“我们从来不辩论，论争是资产阶级的消遣，我们用行动来辩论。”然后又琢磨他未必会这样说。他们让我们出二十法郎，显然是入会费，鲍里斯答应付（我们总共才有十七法郎）。最后鲍里斯拿出我们手头宝贵的钱，付了五法郎现款。
鲍里斯掏了钱，那个板着脸的人看上去没那么怀疑了，坐到了桌子边上。大胡子开始用法语问我问题，一边在一张纸上做笔记。我是共产党员吗？算是同情者吧，我答道，从未加入过任何组织。我清楚英国的政治形势吗？噢，当然，当然。我提了几个大臣的名字，关于工党，还说了几句不屑的话。《体育报》呢？我可以在《体育报》上撰文吧？（在欧洲大陆，足球莫名其妙地跟社会主义挂上了钩。）噢，当然，我又说。那两个人都神色凝重地点点头。大胡子又说：
“显然，你对英国的状况有透彻的了解。你可以为莫斯科的一家报纸撰写系列文章吗？我们会跟你详细交代的。”
“当然可以。”
“那好，同志，我们会通过明天第一班邮差通知你，要么也许是第二班。我们开的稿费是每篇一百五十法郎。下次来的时候，记着带一包要洗的东西。再见，同志。”
我们下了楼，小心翼翼地往洗衣店外面看街上有没有人，然后才溜出去。鲍里斯欣喜若狂。他得意忘形，觉得应该破费一下，便就近冲进一间烟草店花五十生丁买了根雪茄。他出来时以拐杖捣地，满面笑容。
“盼到喽！盼到喽！哎，我的朋友，咱们真的时来运转了。你跟他们应付得挺好，听到他们叫你同志了吗？一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天哪，运气多好！”
第二天上午，我听到邮差来了，便冲下楼去小酒馆收信，失望的是没来。我在房间里等下一班邮差，还是没信。三天过去了，我一直没收到那个秘密团体的信，我们心灰意冷，推断他们肯定是找了别人写文章。
十天后，我们又去了那个秘密团体的办公室一趟，特别记着带了一个包裹，看着像是要洗的东西。秘密团体不见了！洗衣店里那个女人一无所知，说“那些先生们”在付不出房租的情况下，几天前就搬走了。我们站在那儿拎着一包东西，样子可真够傻的！不过有所安慰的是，我们只出了五法郎，而不是二十法郎。
此后我们再也没听说这家秘密团体怎么样了，他们是什么人，或者说他们的真实面目如何，谁都不晓得。我个人的看法是他们跟共产党毫无瓜葛，觉得他们纯属骗子，骗的对象为俄国流亡者，方式是冒称一个子虚乌有的团体来诈取入会费。这样做很安全，无疑他们还在别的哪个城市干同样的勾当。这些家伙很聪明，表演得天衣无缝。他们的办公室完全就是共产党秘密办公室应该有的样子，至于带一包要洗的东西，那可真是神来之笔。
（未完待续）
（[英]乔治·奥威尔/著，孙仲旭/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