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申请

收到泾县中学录取通知的同时,也收到一份“助学金申请表”。说学校设有助学金。凡家庭生活困难者,可如实填写,并经村、乡、区政府审查签署意见,向学校申请一定数额的助学金。助学金共分五个等级,甲乙丙等记不清了,丁等是每月四元钱,戊等每月二元四角。我与母亲禁不住喜上心头,觉得这一来有指望了。于是如实填写,找村里签了意见;又去杨武山,找到乡政府文书俞德继,也签了意见。意见说:该生家庭确实困难,准予申请。再到区上盖个章就行了。母亲说自己成分不好,不适合出去找人办事,还是你自己去吧。你是学生,是国家的人,找他们也好说话。于是,十三岁的我壮起胆子,到了榔桥区政府,找到一名干部,把来意跟他说了。他说:“你把东西留下来,过几天来拿。”

过了几天我再去区政府,还是这个人,却说:“叫你们乡文书来拿!”

我又找到俞德继,请他帮我去拿。俞德继满口应承。

三天之后,俞德继告诉我:“那张申请表拿不回来了。”原来,区政府的人批评了俞德继,说他立场不稳。地主的儿子,念得起就念,念不起就算了,怎么可以为他签字盖章,准予申请助学金呢?

俞德继怕说得太多,赶忙封口:“你也不要再去找了,找也没用。想开点,没办法。”

我不敢再去找,只能认了。只是觉得对不住俞德继。为了我,让他受了批评,受了委屈。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整个初一年级,母亲按月托人带给我七元钱。除了卖掉一张床,就是母亲给人纳鞋底、服侍月子所挣的辛苦钱。除去伙食费六元五角,剩下五角钱零用。快到暑假的时候,我鼓足勇气找到教导主任陈桐林,陈述家庭困难,又陈述了区政府不予签字盖章的事情。陈主任耐心地听我说完,思索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暑假期间写个申请,要详细一些,直接寄给我。就不要找他们盖章了。”

暑假期间,我们特意请来三先生,要努力写好申请。三先生从前做过“刀笔”,能写会说,经常给人家写申请申诉,我们相信他的能耐。三先生一早就到了,吃过早饭就写,一直写到下午。却没有白纸誊清。三先生说:“就用三六表誊吧。”“三六表”就是草纸,每刀三十六张,黄蒙蒙的。不过当年的“三六表”不同于如今的草纸,比较细致,也有筋骨,有韧性,与棉皮纸相差不大。三先生用毛笔小楷,写了整整一张“三六表”,摺叠起来,又做了个大信封,装进去。三先生说:“中!说明家里穷,买不起白纸。”

吃过晚饭,母亲拿出八个鸡蛋,送给三先生:“三先生劳驾你了。真拿不出钱,对不住了。”——“哪里哪里,吃了带了,不好意思。”摸起拐杖,三先生走了。

初二年级开学,学校给了我戊等助学金。这就很不一样了。我感谢学校,感谢陈主任。说明再黑暗的岁月里,好人还是有的;这便是许多走投无路的人,还能生存下去的原因。

1958年,当我考上黄田师范,同样的一幕又出现了。又是申请助学金,又是要当地政府签字盖章。按说,师范学校的助学金每人一份,不需要申请的。后来才知道,省里批准的黄田师范办学规模只有一个中师班和两个初师班,而县里擅自增加了短师班和培训班,这些多出的学生,没有助学金,僧多粥少。于是助学金也要申请,也要批准。拿到黄田师范的“助学金申请表”,我犯难了:当地政府会不会不给我盖章签字,不准我申请呢?

关键是“家庭成分”一栏,怎样才能蒙混过关?思考了几天,决定搏一搏。

用一张极小的纸片,粘贴在“家庭成分”的空白栏里,纸片的大小颜色要合适,使之不容易察觉。粘贴不能太实,要虚虚的,浮浮的,似粘非粘,以便后来剔除。再写上“手工业”。“手工业”是我养父的成分,真的被戳穿了,我也可以狡辩。果然,当地政府没有为难我,顺顺当当签了意见,盖了章。但这个“手工业”成分拿到学校是蒙混不了的。谁都清楚,也与档案不合。于是轻轻地用小刀将粘贴的纸片剔去,显出空白,再老老实实写上“地主”二字。目的只是蒙过当地政府一关,免得他们看见“地主”二字,因立场太鲜明而拒绝签字盖章。不是真正地隐瞒家庭成分。知道隐瞒不了,也不敢。这一次,我顺利地拿到了助学金——也就是不交伙食费。

一个万般无奈之人,耍了点小聪明,玩了点小伎俩,实在是迫不得已。如果能像今天,我们这种规矩人,谁不愿意堂堂正正地做人,堂堂正正地办事呢?

然而在那个年代,官方实行着一种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级贱民制度——成分论,以阶级出身对国民进行等级式划类。“出身”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灼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先天的“贱民”们从识字开始,就对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有一种天生的抗拒、恐惧与无奈。一生中,因此遭遇了无数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上大学……他们像一群食草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意识形态强力灌输下的日常生活,使他们明白自己是异类,是贱民,是准专政对象。正义、平等、自由、良知、爱情、事业、幸福……对他们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番话是一位学者说的。鞭辟近里,入木三分。

初中三年

初中三年,最突出一个字就是穷。

考上泾县中学以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母亲只好将家中唯一像样的一张床卖了,让我报到注册。尔后每月给我七元钱。其中交伙食费六元五角,剩下五角钱零用。用于洗澡,用于买肥皂牙粉(牙膏太贵,牙粉只要四分钱一盒,那时候普遍有卖),用于买墨水——不是整瓶的墨水,而是小包的晶状粉末,自己以清水化开。偶尔也“奢侈”一回:花一分钱买两片没有纸包的裸糖(最便宜),慢慢含化。见一位女教师去买糖,指着玻璃纸软糖问:“这糖几个钱一斤?”我呆了,啧啧称叹,怎么问“一斤”呢?觉得不可思议。好在学校伙食不差,每天都有荤菜,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也就不怎么嘴馋了。

只有一床被子。被絮也旧了,硬梆梆的。垫一半盖一半。虽说床上铺有稻草,冬天还是冷得吃不消。经常睡到半夜脚都不热,只得找人合铺,两个人挤在一起暖和多了。那时候冬天奇冷。雪下得很厚,屋檐下的冰凌达二尺多长,终日不化。从未穿过棉裤,只有一条母亲穿过的夹裤。一天到晚“猴”着身子,冻得瑟瑟发抖。好在年少,经得起寒冻。真的是青春年少不知愁,稀里糊涂地过,居然过过来了。第二年,学校给我戊等助学金,每月两元四角。养父也迁到黄田,豆腐店生意有了好转,开始接济我了。这才勉强读到毕业。

毕业那年,泾县中学正筹办高中部,老师们千方百计动员学生上高中。我急了,再三跟老师解释,说自己不是不想上高中,更不是不喜欢泾中,无奈家里太穷,没有经济来源。只想上师范,或者卫校。可以免费,还可以早点出来工作。曹彬彬笑话我:“唉哟——还上师范?家有三斗粮,不做孩子王。”我不管这些。我不能同他比。他家虽然也是地主,但是城里的地主,父母双全,底子厚,读得起高中。中考过后,对我进行口试的朱鸿祖老师,又劝我上高中,我也没答应。想想不放心,跑到他房间,向他详细申述了我的苦处。希望能让我上中专。朱鸿祖也是黄田人,想得到他的关照。

不光是穷,还有个成分问题。“反右”以后,我们这些人心里压着一种隐隐的惶恐。说不清道不明,时隐时现,或有或无,飘忽游离,总也淡定不下来。快要离开学校那些日子,我们几个年龄差不多、家庭情况也差不多的同学,经常在学校门口的土路上散步(就是现今“皖南第一街”,当年还是刚开挖的土路)。谈理想,谈志向,也谈忧虑与惶恐。王可钧说:“还是你好。你中专毕业就有工作了。而我们还不知道三年以后是个什么政策,前程未卜。”不幸言中。三年后,他们高中毕业,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根本无缘大学。这些人学习成绩特别好,中考那年,据说曹彬彬是两个班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及格者。无论初中高中,他与王可钧、余耀辉、杨松林这些人,都是班上佼佼者。余耀辉后来拜师学中医,在陈村镇卫生院当医生;杨松林回乡务农;曹彬彬一直在街道做临时工,后来落脚于镇办企业;王可钧到新疆石河子农场去了。他是陈村人,父亲在石河子农场劳改,刑满留场就业。我在文化馆的时候,有一次在泾县汽车站遇到他,他告诉我投奔新疆的事。说:“没办法,为了生存。”那种无奈与渺茫的神情,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总算有过这么一次正确抉择。恐怕还是穷困断了我的后路,帮了我的忙,才执意未上高中。如果家境好一些的话,也许会和他们一样。正因为家无三斗粮,才做起“孩子王”来了。

班上同学年龄差异很大。我是比较小的,但不是最小。最小曹彬彬,比我小一岁。年龄大的就多了。有些都结婚了。已经生小孩的绝非一个两个。这些人每到周六,吃过午饭就开溜了。星期日下午再赶回学校。那时候不通汽车,全靠徒步,往返近百里。吃这把苦干什么?怎么如此恋家?而我们,星期六下午到阅览室看看书,到操场上打打球;星期天上午洗洗衣服被子,下午上街遛遛。多好,多自在。我们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总是两头跑。他们说家里有事,需要回去帮忙。怎么每周都要帮忙呢?就这么多事?有的人不耐烦了:“去去去,小家伙懂什么?”一副不屑一谈的样子。

初一开学排座位,我是第二排。初三毕业的时候,已经坐在倒数第二排了。我长得很快,就是瘦。

我体育不好。最头痛的是体育课。跑,跳,前滚翻后滚翻,还可以及格,遇到力量型项目就干瞪眼了。一次测试爬竿,真叫我丢尽面子。先是用两只手,不准用脚帮忙,硬爬,班上能爬上去的人寥寥无几。次之,允许双脚配合,一半人可以爬上去。再次,允许赤脚配合,只有我们几个人依然爬不上去。其中男生唯我一个。这件事让我自卑,让我头痛。

头痛的还有期末评语。最后总有这么两句:“要主动靠拢组织,争取进步。”这个组织指的是团组织。我不知道怎么个靠拢法。母亲常批评我不会粘人。我粘谁呢?怎么粘?偶尔也为此苦恼。班上有个团支部,陈乌云担任书记。陈乌云比我们大得多,都嫁人了,在班上也是一副老格格的样子,仿佛是个老干部。她喜欢管事,也能管事。晚自修的时候,总见她在维护秩序,不准说话,不准走动。嗓门又特别大:“不要讲话了!怎么老是讲话?死了皮是不是?”总是恶狠狠地训斥大家。她对我们常常不屑一顾。开口一个“小鬼”,闭口一个“小家伙”。我们也不怎么喜欢她,背后常模仿她、丑化她。当面则敬而远之,不敢得罪她,因为老师信任她。这样的人,我怎么去粘她呢?我粘不了。我也曾经写过一份申请书,要求加入团组织,却石沉大海,无人问津。所以总没能“进步”,总要我“争取进步”。

前两年,我的操行等级都是甲等。到了初三,变成乙等。我还是我,却降了一等,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是政治上“紧”了的缘故:“反右”斗争“轰轰烈烈”,我们的日子也越发艰难了。所幸没有打“丙”,要不然问题就大了。班上有个同学,据说思想不好,毕业时打的是“丙”——全班唯一一个“丙”,没有被录取,回农村去了。后来听说干坏事,遭逮捕。未知真假,估计也是个冤案。

真的很可怕。

初中三年级冬天,是一个特别时期。也就是1957年底到1958年初,我十五六岁。似乎突然间,老师们的政治学习多起来了,紧张起来了,神情严肃起来了。他们天天晚上集中在教师办公楼上开会。不光晚上,有时候白天也开,星期天整天开。楼上原本是图书阅览室,不开放了,里面贴满了大字报。不让学生上去。

一些老师上课心不在焉了,脸色疲惫,常常走神,说起话来也有气无力了。

寝室走廊上的尿桶,原本由工友晚上送来早上挑走,现在却改由一些老师搬运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们感到诧异,感到不同寻常。与我同座的徐金书愤愤不平,说:“我看这也不对头。张老师那么大年纪了,叫他搬尿桶,太不应该。”为此,他吃了批评。

很快听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了。那些搬运尿桶的老师就是“右派”分子。教书教得好好的,干嘛要向党进攻呢?我们不解。

譬如张聚伍,我们的语文老师,从初一带到初三。后来“语文”课分为“文学”与“汉语”,他带“文学”。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个子不高。大冷天喜欢穿件粗呢大衣,鼻梁上的眼镜总往下溜,于是总用指头往上托,一口慢条斯理的桐城腔。喜欢写点古体诗,喜欢讲“平平仄仄仄仄平”;喜欢讲“鸟宿池中树,僧推(敲)月下门”——要求我们写作文多加推敲。有时候还把写的诗拿到课堂上讲给我们听。有一首据说是抒发老年壮志的诗,四句,前三句都忘了,只记得最后一句:“老似山鹰倦亦飞”。他解释说:我虽然老了,仍然要努力工作,不断前进。“倦亦飞”就是“不断前进”。说到这里,他便咏诵起来。两只手撑在讲台上,抑扬顿挫,摇头晃脑,似乎进入忘我境界。然而听说,别人写他的大字报,也把“倦亦飞”写上去了,说他即便疲倦了,也要“坚持反党”。我傻了,怎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解释呢?到底信谁呢?心里总觉得,无论怎么看,张老师也不像个进攻别人的老头。

数学教师吴雯,教平面几何。我喜欢几何,上课特别专注,课后也很用功。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只要求做一部分习题,而我却把没布置的也做了出来,一题不漏。吴老师很赏识,说:“你额外地做,我就额外地给你批改。”他怕我练习本不够用,偶尔送我一两本。于是我劲头更足。吴老师很敬业。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在教学上。讲练习题的时候,他提倡“一题多解”,越是不同于课本的解,不同于老师的解,他越是鼓励。这就不一般了。他家在县城,不在学校食堂就餐。而中午却不回去吃饭,用于备课看书。家里人将午饭送来。有一次我看见了,一个小小的搪瓷饭屉,鸡蛋,香肠,青菜,白米饭。食量不大,倒也精致清爽。吴老师是省级优秀教师,工资比教导主任还高。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的月工资都是七十元,这在当时很高了,而他是七十一。他一定没有时间精力向别人进攻的,他只会向数学教学进攻。四年之后,我在潘村中学工作,知道他儿子在学校读书,几次想单独找他儿子,问问吴老师情况,都忍住了——在那种专制年代,怕惹事生非。

数学教师舒云鸿,教代数。本县厚岸人。舒老师高度近视,摘去眼镜的时候,眼睛异样得有些怕人。一次不小心眼镜掉了,硬是趴在地上找。他上课很幽默,能把枯燥的代数课讲得活泼生动。下课却不多话,往宿舍里一钻,只顾干他的事情了。那时候教师宿舍一人一小间,不到十平米,兼作办公。舒老师烟瘾特别大,上课之前还不忘记过足烟瘾,总是上课铃响了还要猛吸几口;一边进教室,一边把烟蒂丢掉。

地理教师董德辉,是个喜欢讲笑话的人,常常能于平淡中逗乐。而自己却不笑,一本正经。他的地理教得好,因为他注重技能,注重独立思考。考前复习的时候,我们总要求他圈定重点,他不答应。他出的考题也很活络,不拘泥刻板。我们常为此感到“头痛”。初一的时候,他辅导杨炳炎制作了一个铁丝焊接而成的地球仪,在全省中学生教具制作竞赛中得奖。给杨炳炎发了奖金。我们问董老师得了什么,他说:“喏,得了这把扇子。”他亮了亮手中正在摇的芭蕉扇。怎么拿芭蕉扇做奖品呢?我们以为是真的。他的父亲董石泉,民主人士,县人委副主任委员、农业局副局长,也打了“右派”。这就成“父子右派”了。董老师是中村人,后来被清洗回家生产,因不堪所辱,自杀了。

班主任谢渭川,教我们“植物学”。谢老师看上去很严厉。不苟言笑,文绉绉的,走起路来慢慢地踱四方步,总觉得有点故作清高。我们年龄小的同学都怕他,见了就回避。高年级同学有些看不起他,总是说:“噢——他,男生指导。”他以前担任过男生指导。谢老师于“反右”之前调到繁昌县去了,运动开始以后又将其弄回来批斗。刘加平说,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过谢老师的批斗会。他说谢老师被斗得很苦。

听说杨玉茹也打了“右派”。杨老师是女生指导,教导处职员,图书管理员。听人说她挺不幸,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日子。儿子不懂事,有点纨绔子弟味儿。

还有一些老师并没有打成“右派”,却随后受到处罚。据说这些人都因为本人有“历史问题”。而这些“历史问题”都向“组织上”交代过:“组织上”也有过处理结论,现在却要重新审视,重新处理了。他们是“历史反革命”,处理得似乎比“右派”还重。体育教师尹业秉、生活指导老师朱鸿祖、总务主任朱永辉,都遭逮捕,劳改去了。教导主任陈桐林也被开除,回到云岭老家监督劳动。

逮捕朱永辉先生那一幕,至今历历在目。那天上午,第四节课下课铃一响,便通知全体师生到操场集合。朱先生也在四处吆喝,招呼人去操场。待集合完毕,县“五人小组”几个人走上台去,宣布逮捕朱永辉。朱先生没有思想准备,傻了。“五人小组”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不是公安局,却可以逮人。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1955年,毛泽东又掀起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根据毛的指示,各级党组织一律成立“肃反五人小组”。中央五人小组组长是中宣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为组员。由此可知,“肃反”着重于知识界、文化界。

下个学期,直到毕业之前,“右派”老师和“历史反革命”老师,都先后不在学校了;老教师所剩无几,换了一批新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本属历史规律。只是,为什么偏偏要如此换法呢?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