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申请
收到泾县中学录取通知的同时，也收到一份“助学金申请表”。说学校设有助学金。凡家庭生活困难者，可如实填写，并经村、乡、区政府审查签署意见，向学校申请一定数额的助学金。助学金共分五个等级，甲乙丙等记不清了，丁等是每月四元钱，戊等每月二元四角。我与母亲禁不住喜上心头，觉得这一来有指望了。于是如实填写，找村里签了意见；又去杨武山，找到乡政府文书俞德继，也签了意见。意见说：该生家庭确实困难，准予申请。再到区上盖个章就行了。母亲说自己成分不好，不适合出去找人办事，还是你自己去吧。你是学生，是国家的人，找他们也好说话。于是，十三岁的我壮起胆子，到了榔桥区政府，找到一名干部，把来意跟他说了。他说：“你把东西留下来，过几天来拿。”
过了几天我再去区政府，还是这个人，却说：“叫你们乡文书来拿！”
我又找到俞德继，请他帮我去拿。俞德继满口应承。
三天之后，俞德继告诉我：“那张申请表拿不回来了。”原来，区政府的人批评了俞德继，说他立场不稳。地主的儿子，念得起就念，念不起就算了，怎么可以为他签字盖章，准予申请助学金呢？
俞德继怕说得太多，赶忙封口：“你也不要再去找了，找也没用。想开点，没办法。”
我不敢再去找，只能认了。只是觉得对不住俞德继。为了我，让他受了批评，受了委屈。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整个初一年级，母亲按月托人带给我七元钱。除了卖掉一张床，就是母亲给人纳鞋底、服侍月子所挣的辛苦钱。除去伙食费六元五角，剩下五角钱零用。快到暑假的时候，我鼓足勇气找到教导主任陈桐林，陈述家庭困难，又陈述了区政府不予签字盖章的事情。陈主任耐心地听我说完，思索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暑假期间写个申请，要详细一些，直接寄给我。就不要找他们盖章了。”
暑假期间，我们特意请来三先生，要努力写好申请。三先生从前做过“刀笔”，能写会说，经常给人家写申请申诉，我们相信他的能耐。三先生一早就到了，吃过早饭就写，一直写到下午。却没有白纸誊清。三先生说：“就用三六表誊吧。”“三六表”就是草纸，每刀三十六张，黄蒙蒙的。不过当年的“三六表”不同于如今的草纸，比较细致，也有筋骨，有韧性，与棉皮纸相差不大。三先生用毛笔小楷，写了整整一张“三六表”，摺叠起来，又做了个大信封，装进去。三先生说：“中！说明家里穷，买不起白纸。”
吃过晚饭，母亲拿出八个鸡蛋，送给三先生：“三先生劳驾你了。真拿不出钱，对不住了。”——“哪里哪里，吃了带了，不好意思。”摸起拐杖，三先生走了。
初二年级开学，学校给了我戊等助学金。这就很不一样了。我感谢学校，感谢陈主任。说明再黑暗的岁月里，好人还是有的；这便是许多走投无路的人，还能生存下去的原因。
1958年，当我考上黄田师范，同样的一幕又出现了。又是申请助学金，又是要当地政府签字盖章。按说，师范学校的助学金每人一份，不需要申请的。后来才知道，省里批准的黄田师范办学规模只有一个中师班和两个初师班，而县里擅自增加了短师班和培训班，这些多出的学生，没有助学金，僧多粥少。于是助学金也要申请，也要批准。拿到黄田师范的“助学金申请表”，我犯难了：当地政府会不会不给我盖章签字，不准我申请呢？
关键是“家庭成分”一栏，怎样才能蒙混过关？思考了几天，决定搏一搏。
用一张极小的纸片，粘贴在“家庭成分”的空白栏里，纸片的大小颜色要合适，使之不容易察觉。粘贴不能太实，要虚虚的，浮浮的，似粘非粘，以便后来剔除。再写上“手工业”。“手工业”是我养父的成分，真的被戳穿了，我也可以狡辩。果然，当地政府没有为难我，顺顺当当签了意见，盖了章。但这个“手工业”成分拿到学校是蒙混不了的。谁都清楚，也与档案不合。于是轻轻地用小刀将粘贴的纸片剔去，显出空白，再老老实实写上“地主”二字。目的只是蒙过当地政府一关，免得他们看见“地主”二字，因立场太鲜明而拒绝签字盖章。不是真正地隐瞒家庭成分。知道隐瞒不了，也不敢。这一次，我顺利地拿到了助学金——也就是不交伙食费。
一个万般无奈之人，耍了点小聪明，玩了点小伎俩，实在是迫不得已。如果能像今天，我们这种规矩人，谁不愿意堂堂正正地做人，堂堂正正地办事呢？
然而在那个年代，官方实行着一种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级贱民制度——成分论，以阶级出身对国民进行等级式划类。“出身”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灼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先天的“贱民”们从识字开始，就对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有一种天生的抗拒、恐惧与无奈。一生中，因此遭遇了无数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上大学……他们像一群食草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意识形态强力灌输下的日常生活，使他们明白自己是异类，是贱民，是准专政对象。正义、平等、自由、良知、爱情、事业、幸福……对他们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番话是一位学者说的。鞭辟近里，入木三分。
初中三年
初中三年，最突出一个字就是穷。
考上泾县中学以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母亲只好将家中唯一像样的一张床卖了，让我报到注册。尔后每月给我七元钱。其中交伙食费六元五角，剩下五角钱零用。用于洗澡，用于买肥皂牙粉（牙膏太贵，牙粉只要四分钱一盒，那时候普遍有卖），用于买墨水——不是整瓶的墨水，而是小包的晶状粉末，自己以清水化开。偶尔也“奢侈”一回：花一分钱买两片没有纸包的裸糖（最便宜），慢慢含化。见一位女教师去买糖，指着玻璃纸软糖问：“这糖几个钱一斤？”我呆了，啧啧称叹，怎么问“一斤”呢？觉得不可思议。好在学校伙食不差，每天都有荤菜，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也就不怎么嘴馋了。
只有一床被子。被絮也旧了，硬梆梆的。垫一半盖一半。虽说床上铺有稻草，冬天还是冷得吃不消。经常睡到半夜脚都不热，只得找人合铺，两个人挤在一起暖和多了。那时候冬天奇冷。雪下得很厚，屋檐下的冰凌达二尺多长，终日不化。从未穿过棉裤，只有一条母亲穿过的夹裤。一天到晚“猴”着身子，冻得瑟瑟发抖。好在年少，经得起寒冻。真的是青春年少不知愁，稀里糊涂地过，居然过过来了。第二年，学校给我戊等助学金，每月两元四角。养父也迁到黄田，豆腐店生意有了好转，开始接济我了。这才勉强读到毕业。
毕业那年，泾县中学正筹办高中部，老师们千方百计动员学生上高中。我急了，再三跟老师解释，说自己不是不想上高中，更不是不喜欢泾中，无奈家里太穷，没有经济来源。只想上师范，或者卫校。可以免费，还可以早点出来工作。曹彬彬笑话我：“唉哟——还上师范？家有三斗粮，不做孩子王。”我不管这些。我不能同他比。他家虽然也是地主，但是城里的地主，父母双全，底子厚，读得起高中。中考过后，对我进行口试的朱鸿祖老师，又劝我上高中，我也没答应。想想不放心，跑到他房间，向他详细申述了我的苦处。希望能让我上中专。朱鸿祖也是黄田人，想得到他的关照。
不光是穷，还有个成分问题。“反右”以后，我们这些人心里压着一种隐隐的惶恐。说不清道不明，时隐时现，或有或无，飘忽游离，总也淡定不下来。快要离开学校那些日子，我们几个年龄差不多、家庭情况也差不多的同学，经常在学校门口的土路上散步（就是现今“皖南第一街”，当年还是刚开挖的土路）。谈理想，谈志向，也谈忧虑与惶恐。王可钧说：“还是你好。你中专毕业就有工作了。而我们还不知道三年以后是个什么政策，前程未卜。”不幸言中。三年后，他们高中毕业，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根本无缘大学。这些人学习成绩特别好，中考那年，据说曹彬彬是两个班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及格者。无论初中高中，他与王可钧、余耀辉、杨松林这些人，都是班上佼佼者。余耀辉后来拜师学中医，在陈村镇卫生院当医生；杨松林回乡务农；曹彬彬一直在街道做临时工，后来落脚于镇办企业；王可钧到新疆石河子农场去了。他是陈村人，父亲在石河子农场劳改，刑满留场就业。我在文化馆的时候，有一次在泾县汽车站遇到他，他告诉我投奔新疆的事。说：“没办法，为了生存。”那种无奈与渺茫的神情，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总算有过这么一次正确抉择。恐怕还是穷困断了我的后路，帮了我的忙，才执意未上高中。如果家境好一些的话，也许会和他们一样。正因为家无三斗粮，才做起“孩子王”来了。
班上同学年龄差异很大。我是比较小的，但不是最小。最小曹彬彬，比我小一岁。年龄大的就多了。有些都结婚了。已经生小孩的绝非一个两个。这些人每到周六，吃过午饭就开溜了。星期日下午再赶回学校。那时候不通汽车，全靠徒步，往返近百里。吃这把苦干什么？怎么如此恋家？而我们，星期六下午到阅览室看看书，到操场上打打球；星期天上午洗洗衣服被子，下午上街遛遛。多好，多自在。我们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总是两头跑。他们说家里有事，需要回去帮忙。怎么每周都要帮忙呢？就这么多事？有的人不耐烦了：“去去去，小家伙懂什么？”一副不屑一谈的样子。
初一开学排座位，我是第二排。初三毕业的时候，已经坐在倒数第二排了。我长得很快，就是瘦。
我体育不好。最头痛的是体育课。跑，跳，前滚翻后滚翻，还可以及格，遇到力量型项目就干瞪眼了。一次测试爬竿，真叫我丢尽面子。先是用两只手，不准用脚帮忙，硬爬，班上能爬上去的人寥寥无几。次之，允许双脚配合，一半人可以爬上去。再次，允许赤脚配合，只有我们几个人依然爬不上去。其中男生唯我一个。这件事让我自卑，让我头痛。
头痛的还有期末评语。最后总有这么两句：“要主动靠拢组织，争取进步。”这个组织指的是团组织。我不知道怎么个靠拢法。母亲常批评我不会粘人。我粘谁呢？怎么粘？偶尔也为此苦恼。班上有个团支部，陈乌云担任书记。陈乌云比我们大得多，都嫁人了，在班上也是一副老格格的样子，仿佛是个老干部。她喜欢管事，也能管事。晚自修的时候，总见她在维护秩序，不准说话，不准走动。嗓门又特别大：“不要讲话了！怎么老是讲话？死了皮是不是？”总是恶狠狠地训斥大家。她对我们常常不屑一顾。开口一个“小鬼”，闭口一个“小家伙”。我们也不怎么喜欢她，背后常模仿她、丑化她。当面则敬而远之，不敢得罪她，因为老师信任她。这样的人，我怎么去粘她呢？我粘不了。我也曾经写过一份申请书，要求加入团组织，却石沉大海，无人问津。所以总没能“进步”，总要我“争取进步”。
前两年，我的操行等级都是甲等。到了初三，变成乙等。我还是我，却降了一等，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是政治上“紧”了的缘故：“反右”斗争“轰轰烈烈”，我们的日子也越发艰难了。所幸没有打“丙”，要不然问题就大了。班上有个同学，据说思想不好，毕业时打的是“丙”——全班唯一一个“丙”，没有被录取，回农村去了。后来听说干坏事，遭逮捕。未知真假，估计也是个冤案。
真的很可怕。
初中三年级冬天，是一个特别时期。也就是1957年底到1958年初，我十五六岁。似乎突然间，老师们的政治学习多起来了，紧张起来了，神情严肃起来了。他们天天晚上集中在教师办公楼上开会。不光晚上，有时候白天也开，星期天整天开。楼上原本是图书阅览室，不开放了，里面贴满了大字报。不让学生上去。
一些老师上课心不在焉了，脸色疲惫，常常走神，说起话来也有气无力了。
寝室走廊上的尿桶，原本由工友晚上送来早上挑走，现在却改由一些老师搬运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们感到诧异，感到不同寻常。与我同座的徐金书愤愤不平，说：“我看这也不对头。张老师那么大年纪了，叫他搬尿桶，太不应该。”为此，他吃了批评。
很快听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了。那些搬运尿桶的老师就是“右派”分子。教书教得好好的，干嘛要向党进攻呢？我们不解。
譬如张聚伍，我们的语文老师，从初一带到初三。后来“语文”课分为“文学”与“汉语”，他带“文学”。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个子不高。大冷天喜欢穿件粗呢大衣，鼻梁上的眼镜总往下溜，于是总用指头往上托，一口慢条斯理的桐城腔。喜欢写点古体诗，喜欢讲“平平仄仄仄仄平”；喜欢讲“鸟宿池中树，僧推（敲）月下门”——要求我们写作文多加推敲。有时候还把写的诗拿到课堂上讲给我们听。有一首据说是抒发老年壮志的诗，四句，前三句都忘了，只记得最后一句：“老似山鹰倦亦飞”。他解释说：我虽然老了，仍然要努力工作，不断前进。“倦亦飞”就是“不断前进”。说到这里，他便咏诵起来。两只手撑在讲台上，抑扬顿挫，摇头晃脑，似乎进入忘我境界。然而听说，别人写他的大字报，也把“倦亦飞”写上去了，说他即便疲倦了，也要“坚持反党”。我傻了，怎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解释呢？到底信谁呢？心里总觉得，无论怎么看，张老师也不像个进攻别人的老头。
数学教师吴雯，教平面几何。我喜欢几何，上课特别专注，课后也很用功。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只要求做一部分习题，而我却把没布置的也做了出来，一题不漏。吴老师很赏识，说：“你额外地做，我就额外地给你批改。”他怕我练习本不够用，偶尔送我一两本。于是我劲头更足。吴老师很敬业。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在教学上。讲练习题的时候，他提倡“一题多解”，越是不同于课本的解，不同于老师的解，他越是鼓励。这就不一般了。他家在县城，不在学校食堂就餐。而中午却不回去吃饭，用于备课看书。家里人将午饭送来。有一次我看见了，一个小小的搪瓷饭屉，鸡蛋，香肠，青菜，白米饭。食量不大，倒也精致清爽。吴老师是省级优秀教师，工资比教导主任还高。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的月工资都是七十元，这在当时很高了，而他是七十一。他一定没有时间精力向别人进攻的，他只会向数学教学进攻。四年之后，我在潘村中学工作，知道他儿子在学校读书，几次想单独找他儿子，问问吴老师情况，都忍住了——在那种专制年代，怕惹事生非。
数学教师舒云鸿，教代数。本县厚岸人。舒老师高度近视，摘去眼镜的时候，眼睛异样得有些怕人。一次不小心眼镜掉了，硬是趴在地上找。他上课很幽默，能把枯燥的代数课讲得活泼生动。下课却不多话，往宿舍里一钻，只顾干他的事情了。那时候教师宿舍一人一小间，不到十平米，兼作办公。舒老师烟瘾特别大，上课之前还不忘记过足烟瘾，总是上课铃响了还要猛吸几口；一边进教室，一边把烟蒂丢掉。
地理教师董德辉，是个喜欢讲笑话的人，常常能于平淡中逗乐。而自己却不笑，一本正经。他的地理教得好，因为他注重技能，注重独立思考。考前复习的时候，我们总要求他圈定重点，他不答应。他出的考题也很活络，不拘泥刻板。我们常为此感到“头痛”。初一的时候，他辅导杨炳炎制作了一个铁丝焊接而成的地球仪，在全省中学生教具制作竞赛中得奖。给杨炳炎发了奖金。我们问董老师得了什么，他说：“喏，得了这把扇子。”他亮了亮手中正在摇的芭蕉扇。怎么拿芭蕉扇做奖品呢？我们以为是真的。他的父亲董石泉，民主人士，县人委副主任委员、农业局副局长，也打了“右派”。这就成“父子右派”了。董老师是中村人，后来被清洗回家生产，因不堪所辱，自杀了。
班主任谢渭川，教我们“植物学”。谢老师看上去很严厉。不苟言笑，文绉绉的，走起路来慢慢地踱四方步，总觉得有点故作清高。我们年龄小的同学都怕他，见了就回避。高年级同学有些看不起他，总是说：“噢——他，男生指导。”他以前担任过男生指导。谢老师于“反右”之前调到繁昌县去了，运动开始以后又将其弄回来批斗。刘加平说，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过谢老师的批斗会。他说谢老师被斗得很苦。
听说杨玉茹也打了“右派”。杨老师是女生指导，教导处职员，图书管理员。听人说她挺不幸，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日子。儿子不懂事，有点纨绔子弟味儿。
还有一些老师并没有打成“右派”，却随后受到处罚。据说这些人都因为本人有“历史问题”。而这些“历史问题”都向“组织上”交代过：“组织上”也有过处理结论，现在却要重新审视，重新处理了。他们是“历史反革命”，处理得似乎比“右派”还重。体育教师尹业秉、生活指导老师朱鸿祖、总务主任朱永辉，都遭逮捕，劳改去了。教导主任陈桐林也被开除，回到云岭老家监督劳动。
逮捕朱永辉先生那一幕，至今历历在目。那天上午，第四节课下课铃一响，便通知全体师生到操场集合。朱先生也在四处吆喝，招呼人去操场。待集合完毕，县“五人小组”几个人走上台去，宣布逮捕朱永辉。朱先生没有思想准备，傻了。“五人小组”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不是公安局，却可以逮人。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1955年，毛泽东又掀起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根据毛的指示，各级党组织一律成立“肃反五人小组”。中央五人小组组长是中宣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为组员。由此可知，“肃反”着重于知识界、文化界。
下个学期，直到毕业之前，“右派”老师和“历史反革命”老师，都先后不在学校了；老教师所剩无几，换了一批新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本属历史规律。只是，为什么偏偏要如此换法呢？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