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忘记一切。我们记得的不是往事,不是历史,而只是别人想用不停的敲打凿刻在我们记忆里的那一条干篇一律的点线。

这是不是全人类的特性,我不知道,但说它是我们俄国人的特性,那是不错的。这是个很令人惋惜的特性。也许,它是由于善良的缘故,然而是令人惋惜的。它使我们成为撒谎家的俘获物。

因此,连那些公审的案子,如果不需要我们记住——那末我们也就不会记得。大张旗鼓地做了,报纸上也写了,但是人家没有在我们脑子里凿上个坑地——所以我们也就不会记得(在脑子里留下坑儿的只是每天广播的东西)。我说的不是年轻人,他们当然不知道,我说的是那些公审案件的同时代人。你请一个普通人数数有过哪些轰动一时的公审案子——他会记起布哈林的案子,季诺维也夫的案子。再皱皱眉头也许会想起工业党。完了,再也没有别的公审案了。

可是,公开审判是十月革命后马上就开始的。一九一八年已经很多。在许多法庭上都举行过。那时进行公审,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法典,审判员只能参照工农政权的需要去断案。它们的详细历史,将来什么时候是否会由什么人写出来呢?

然而,不作一点简短的述评也是不行的。我们毕竟有义务在当时的一片粉红色的轻柔晨雾中也来探索一下某些烧焦的废墟。

在那些动荡的年代,打仗用的马刀没有插在鞘里生锈,惩罚用的左轮手枪也没有冻结在枪套里。把枪杀偷偷放在夜里、放在地下室里进行和往后脑门上开枪是以后才想出来的办法。一九一八年,有名的梁赞的契卡人员斯捷尔马赫大白天就在院子里枪杀人,所以等待处死的犯人可以从监狱的窗里看到这种情景。

当时有一个正式术语,叫做非司法制裁。并非因为当时还没有法院,而是因为存在着契卡。

这只嘴喙渐硬的小雏是托洛茨基孵出来的:“恐吓是政治的强大手段,只有伪君子才不懂得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在还没有预见到自己末日的时候也兴高采烈地说过:“国家政治保卫局,正如全俄肃反委员会,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

实行非司法制裁,是因为这样做效率更高,法院也是存在着,也在进行审判,也在判处死刑,但是应当记住,与它们平行地并且脱离它们而独立地,还在进行着非司法制裁。怎样设想这种制裁的规模呢?M-拉齐斯在他的一本对契卡活动的通俗介绍中,给我们提供了只是一年半时间内(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并且只是俄罗斯中部二十个省的材料(这里所提供的数字远不是完全的,部分地也许是出于谦虚):被契卡枪决的(即不经审判,越过法院)——八千三百八十九人,破获的反革命组织——四百一十二个(如果考虑到我国人民有史以来一贯缺乏组织能力,再加上那些年代的普遍各自为政和精神颓丧,这个数字是不可思议的),总共逮捕八万七千人(这个数字令人觉得有点缩小)。

为了进行评价,可以拿什么来比较一下呢?在一九0七年,一群左派活动家出版了一本《反对死刑》的论文集(格尔汉特编),那里把一八二六年至一九0六年所有被判死刑的人指名道姓地开列了一个名单。编者附带声明:这个名单也是不完全的(但总不会比拉齐斯在国内战争时期汇编的资料更残缺不全)。它统计了一千三百九十七个人名,其中应当除去改判的二百三十三人和没有缉捕归案的二百七十人(主要是逃跑到西方的波兰起义者)。剩下八百九十四人。这个八十年的数字比契卡的数字少二百五十五倍,而契卡的数字包括的省份还不到总数的一半(北高加索、伏尔加下游大批的枪决数都没有包括进来)。诚然,论文集的编者同时用了一个推测性的(恐怕是有意加大的)统计资料。根据这个资料,仅在一九0六年一年内被判死刑者为一千三百一十人(也许并没有处决这么多,须知当时有多次大赦)。这正是挨骂最凶的斯托雷平反动(这是对革命恐怖活动的回应)的高xdx潮,关于这个时期还有另一个数字:六个月内执行了九百五十起死刑(斯托雷平的战地法庭总共活动了六个月)。听起来是可怕的,但对应我们过硬了的神经来说,它也不会引起紧张:把契卡的数字换算成半年,还要比它多出两倍——而且这还只是二十个省份的,而且这还是不经过法院的,不经过法庭的。

可是——法院呢?

那当然有!十月革命后头一个月也建立了法院——第一,是由工农自由选举的人民法院,但是要求审判员必须具有“在党的无产阶级组织中的政治经验”,经区苏维埃执委会“须先详细审查候选人是否符合任命条件”后方可就任,并随时可由该会撤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一号法院法令,第十二,十三条)既然是这样——人民法院也就不实行全民选举,而直接由苏维埃执委会任命了,两者是一回事,因为谁都知道苏维埃是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

第二,又可以说是第一,根据同一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法令,建立了从乡和县起的工农革命法庭。这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而设立的,不知怎么搞成了这样,革命法庭一瞬间就到处出现了,而人民法院又过了好多个月还没有露面,特别是在荒僻的角落。

但是我们将安慰你说,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之间的差别也不那么大:晚些时候,一九一九年,出现了俄罗斯联邦的刑法原则,其中对两种法庭的定性几乎是相同的:对两者都没有规定适用刑罚的任何界限,两者应有绝对的行动自由:法律对执法不规定任何批准手续,法庭在选择和采用镇压手段上享有完全的自由(如果是剥夺自由——那期限可以不确定,等接到特别指示再说)。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一样,是仅以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为依据的。两种法庭的判决都是最终的,不能向任何一级机关上诉的。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在活动中不受任何形式条件所约束,唯一的量刑标准就是被告人行为给革命斗争利益带来的危害程度,判决应适合国防与劳动建设的利益。(起先革命法庭里甚至有可以随时由地方苏维埃指定的审判员,后来获得了比较明确的常任三人小组的形式,但三人小组的一个成员必是由当地省契卡机关派出的——这样就能实现各级革命法庭与契卡之间的具体结合。)

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有了一个关于建立全俄中央执委会最高革命法庭的法令——那时人们认为这就是革命法庭建设的最终完成了。但是,嘛,离这还远着呢!

原来为了维持铁路的运行,还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铁道革命法庭系统。然后是——统一的内卫部队革命法庭系统。

一九一八年所有这些系统都在协调一致地工作,不给俄罗斯联邦境内反对群众革命斗争的罪行和过失任何一处避难所了——然而托洛茨基同志敏锐的眼睛看出了这一套完备系统的不完备——于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他签署了一道关于组建一个新系统——革命军事法庭系统的命令。

我们这位整日忙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和从外敌手中拯救共和国的领袖和鼓舞者对自己的构想并没有作详细说明——但却极为成功地选用了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法庭的庭长——达尼舍夫斯基同志,这位同志不但辉煌地建立和发展了这些尚属新的法庭的整个系统,而且还写出了一本为它们提供了理论依据的小册子。其中一份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并且落到了我们手里。不错,封面上印有“秘密”字样——但因时间久远,我披露其中一些内容也许能得到原谅。(上面说的关于法院的情况也是从那里引来的。)

十月革命后,按照它口号的精神以及二月革命后军队中形成的惯例,最初的想法是,红军中将由选举出的团级和师级法庭行使权力。但是它们的民主活动还没来得及被享受到——很快根本就不要了。反正到处都自行成立了战地法庭,三人小组之类,全俄肃委各个前方机关干自己的(枪毙人),反间谍机关——特科前身也在于自己的。在对那些对共和国十分残酷的月份里,当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俄中执委说了:“我们这些工人阶级的儿子和死亡签了约,就是说也和胜利签了约”的时候——要求全体和每一个人都打起精神,履行自己的义务。

“革命军事法庭——这首先是对工农祖国的敌人进行消灭、隔离、清除、实行恐怖的机关,其次才是确定某一对象有罪程度的法院”(第五页),“革命军事法庭——这是比插入了统一的人民法院的严整系统的革命法庭更加非常的法庭”(第六页)。

莫非还要“更加非常”吗?气都喘不过来了,开头甚至不能相信:还有什么能比革命法庭更加非常的?它们的功勋活动家,当年许多判决书的监护人向我们解释:

“与司法机关并列的,应当存在一种,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司法惩治机关”(第八页)。

现在读者区别出来了吗?一方面是“契卡”,这是非司法惩治。另一方面是革命法庭,非常简化,毫不仁慈,但局部说来毕竟好像还是——法院。而在它们之间呢?您猜着了吗?而在它们之间恰恰缺少一个司法惩治机关——你瞧这就是革命军事法庭了!

“革命军事法庭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是革命政权的战斗机关……立即采取了不容丝毫动摇的明确的基调和方针……我们当时需要巧妙地利用革命法庭积累的经验并且把它进一步发展。”(第十三页)——这还是在仅于一九一九年一月才发布的第一号指令之前呢。同样,为了和契卡靠拢,也吸取了它的经验,即革命军事法庭的一名成员由方面军特科指定。但是方面军存在时间有限——在它们消亡的时候革命军事法庭并没有消亡,而在各州和各区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为了在发生暴动时进行斗争及直接的惩治”。(第十九页)

革命军事法庭审理“劳动脱逃行为”,这种行为“在目前形势下是与反对工农的武装暴动相同的反革命行为”(第二十一页),——这么多的起来反对工人和反对农民的家伙,究竟是谁呢?甚至——为了“对下属的粗暴态度,不认真履行职责,工作不热心,不了解自己的权利……”(第二十三页)以及其它等等。革命军事法庭完全不是仅仅为军人而设的,也包括了居住在前线地区的全体平民。它们是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机关。为了不和并列行动的革命法庭发生争执,确定了这样的职权划分:谁经办的案子就由谁去审——不许向任何人要求复审和提出申诉。对判决是依据军事形势进行调整的:一九二0年南方胜利之后,向各革命军事法庭发出了一项减少枪决的指示——该年上半年执行枪决的真的只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人(不算革命法庭!不算铁道法庭!不算内卫部队法庭!不算契卡!不算特科!——我们回想一下阻止了全俄谋杀狂潮的斯托雷平的九百五十名的数字,我们回想一下俄国八十年内的八百九十四人)。一九二0年开始了波兰战争——革命军事法庭单单在七月和八月之内判枪决(不算……不算……不算……)的人数就达一千九百七十六人(第四十三页。以后各月的数字没有提供)。

革命军事法庭对临阵脱逃者以及对反内战的鼓动者(即和平主义者——第三十七页)有直接立即惩治的权力。它们应区分刑事谋杀(不枪毙)和政治谋杀(枪毙,——第三十八页);向私人行窃(“法庭应当表现同情与温和”,因为资产阶级的财产推动人们行窃)和盗窃人民财产(“革命的严惩”)。“编制任何惩治条例都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许是不明智的”,但“也不能没有上级的指示和具体办法”(第三十九页)。“革命军事法庭常常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工作,在那里甚至难以确定法庭是起着它本身的作用呢,还是直接起着一支战斗队伍的作用。往往……工作在法庭审判庭上和大街上同时进行”。枪决“不能被认为是惩罚,这不过是对工人阶级敌人的肉体消灭”并且“可以为达到恐吓(恐怖)这类罪犯的目的而采用”(第四十页)。“刑罚不是对于‘罪’的报复,不是赎罪……”。法庭“在依据罪犯的生活方式及其历史可能弄清的程度上……查明罪犯的身份”(第四十四页)。

在革命军事法庭中“资产阶级规定的上诉权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在苏维埃制度下,这种拖拖拉拉是谁也不需要的”(第四十六页)。“实行上诉的作法是绝对不允许的”,“递交上诉书的权利是被否定的”(第四十九页)。“为了使镇压的效果尽可能强烈,判决需要几乎立即执行”(第五十页)。“革命军事法庭——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的和忠实的机关,它应当穿过前所未闻的经济破坏,穿过鲜血与泪水的海洋把工人阶级带到……自由的劳动,劳动者的幸福和美丽的世界”(第九页)。

还可以更多更多地引用,但是够了!让我们深入地看一眼那一段历史,沿着我国当时火焰熊熊的地图走一遍,想象一下法庭小册子没有说出地名的这些有活人居住的地区吧。

在国内战争中每拿下一个城市,作为庆祝的标志不仅有契卡大院里的阵阵枪烟,还有革命法庭的通宵不眠的开庭。当时要吃一颗它的子弹,不一定非是白军军官、参议员、地主、僧侣、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不可。只要长着一双白白嫩嫩的没有老茧的手,在那些年代就完全可以被判枪决。但是,可以猜想到,在伊热夫斯克或沃特金斯克,在雅罗斯拉夫尔或穆罗姆,在科兹洛夫或唐波夫等地发生的暴乱使粗糙的手付出的代价也不会轻。如果有一天非司法制裁和革命法庭判决的案卷竟能从天而降,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最令人惊奇的必将是普通农民的数字。因为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发生的农民骚乱和暴动是无数的,尽管它们并没有反映在《国内战争史》的彩色插页上,没有人给那些手拿粗棍、干草叉和斧头冲向机枪,然后被绑起双手——十条命顶一条——排成横队站在刑场上的暴动群众照相或拍电影。萨波日科夫暴动只在萨波日科夫有人记得,彼杰林暴动只在彼杰林有人记得。我们从拉齐斯的这篇关于当时一年半期间内的二十个省份的综合介绍里,也看到被镇压下去的暴动的数字——共三百四十四起。(从一九一八年起就把农民暴动称为“富农暴动”,因为农民怎能起来暴动反对工农政权!但怎能解释,每次起来暴动的并不是村中的三两家,而是整个村子?为什么贫农群众不是用同样的干草叉和斧头去杀死起来暴动的“富农”,而是同他们一起冲向机枪呢?拉齐斯说;“富农用许愿、诽谤和威胁等手段强迫其余农民参加这些暴动。”但是,有什么比贫农委员会的口号许的愿更多呢!有什么比特务队(特种部队)的机枪的威胁更大呢!

还有多少完全偶然的人被牵扯进这个磨盘中去,消灭这些完全偶然的人——这构成任何一次开枪的革命实质的不可避免的一半。

以下就是一个目击者讲述的梁赞革命法庭一九一九年审理托尔斯泰主义者叶-夫一案开庭的情况。

参加红军的总动员令发布以后(“打倒战争!把刺刀插进地里Z各回各家!”等口号提出后的一年),光是在一个梁赞省里,迄至一九一九年九月,“就有五万四千六百九十七名逃兵被抓住并送往前线。”(还有多少就地枪决示众的)叶-夫根本不是逃兵,而是国宗教信仰公开拒绝服兵役。他是被强迫动员去的,但在兵营里他不拿武器,不去操练。部队政委一怒之下把他交给了契卡,附带写了一张条子:“该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审讯。桌后坐着三个人,每人面前放着一支手枪。“你这类英雄我们见过,现在你就会下跪I马上同意去打仗,否则当场毙了你!”但叶-夫是坚定的:他不能去打仗,他是自由基督教的信奉者。他的案子移交革命法庭处理。

开庭审理,大厅里有一百来人。

有客客气气的老律师。有学问的公诉人(“检察长”一词在一九二二年以前是禁用的)尼科尔斯基,他也是一位老法学家。一个陪审员试图弄清楚受审人的观点(“您是劳动人民的一员,怎么能和贵族托尔斯泰伯爵的观点一致?”),革命法庭庭长中途打断询问,不让弄清观点。争吵。

陪审员:“你说你不愿意杀人并且劝阻别人去杀入。但是白军发动了战争,而你却妨碍我们进行防卫。现在我们把你打发到高尔察克那里,你在那里去宣传你的不抵抗主义吧!”

叶-夫:“你们送到哪里,我就上哪里去。”

公诉人:“革命法庭应当管辖的不是任何刑事行为,而只是反革命行为。根据犯罪构成,我要求把本案移交人民法院处理。”

庭长:“哈!行为!真有你的,好个法律专家!我们遵循的不是法律,而是我们的革命良心!”

公诉人:“我坚决请你把我的要求写入笔录。”

辩护人:“我同意公诉人的意见。此案应该在普通法院审理。”

庭长:“真是个老傻瓜!从什么地方把他找出来的?”

辩护人:“我当了四十年的律师,第一次听到这种侮辱的话。请写入笔录。”

庭长(哈哈大笑):“写入!写入!”

场内哄笑。退庭评议。从合议庭里传出争执声。最后出庭宣判:枪决!

场内一片愤慨的喧嚷声。

公诉人:“我对判决提出抗诉,我将向司法人民委员部上告!”

辩护人:“我同意公诉人的意见!”

庭长:“全体退场!!!”

押解人员把叶一夫带到了监狱,对他说:“兄弟,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那就好了!什么战争都没了,没有白军,也没有红军!”押解人员回到了自己的兵营里,召集了红军士兵会议。会议谴责了判决。往莫斯科写了抗议书。

叶-夫每天等待死神来临,从窗中亲眼看到枪杀,这样蹲了三十七天。改判决定下来了:十五年严格隔离。

这是颇有教益的一个例子。虽然革命法制也算局部地取得了胜利,但这需要法庭庭长作出多少努力呀!思想还多么混乱,纪律性、觉悟性还多么差劲!公诉与辩护一鼻孔出气,押解人员多管闲事,把决议捅了出去。啊,无产阶级专政和新的审判机关的形成真是来之不易呀!当然,不是所有的开庭都如此稀松,但这样的开庭也不是一次!又花了多少年头,才使一条合乎需要的路线得到明确、完善和固定,才做到使辩护与检察长和法院步调一致,使受审人同他们三者步调一致,使所有群众性决议同他们全体步调一致啊!

彻底考察这个多年的历程,是史学家的一项高尚任务。而我们在那一片玫瑰色的迷雾中怎样才能摸出头绪?询问谁呀?被枪毙了的人不会讲,失散了的人们也不会讲。无论被告,无论律师,无论押解人员,无论旁听者,即使他们还活着,也不会允许我们去寻找。

因此,很明显,能给我们帮助的只有公诉。

几位好事者惠赐我们一本没有销毁掉的书,这是激烈的革命家、第一任工农军事人民委员、红军总司令、司法人民委员部非常法院司的创始人(还曾给他准备了一个“保民官”的专有职位,但列宁取消了这个名词)、历次重大案件的光荣公诉人、而后来是被揭穿了的凶恶的人民公敌11-B-克雷连科的公诉词集声如果我们还是想对历次公开审判做一次简略的考察,如果我们还是想去吸一口革命后最初几年的司法空气-一我们应当读读这本开别的办法没有。凡是没有提到的,凡是外地的情况,只能靠思想去补足。

当然,我们更愿意看到那些审判的速记记录,听到那些最初的被告和最初的律师的凄厉悲怆的声音,那时谁也还没有预见到,所有这一切将依着怎样的铁面无情的顺序,连同这些革命法庭工作人员一起被吞咽下去。

然而,克雷连科解释说,“由于若干技术卜的老虎”不便发表这些速记记录(第四页),方便的只是出版他的公诉词以及那些当时已经同公诉人要求完全符合的法庭判决书。

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的档案(一九二三年以前),据说是“远非那么井井有序…——老干案件的速记记录写得那么不清楚,以至不得不或者整页整页地抹掉,或者凭记忆来恢复原文”。(!)而“若干特大案件(其中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案、海军上将夏斯特内案)审判时根本没有作速记记录”(第四——五页)。

奇怪。审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非区区小事——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起点——向治国的一党制的过渡。而且枪毙了不少人。可是却没有作速记记录。

还有一九一九年的“军事阴谋”,这个阴谋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依非司法制裁程序加以扑灭的”(第七页),这就更加“证明了它的存在”(第四十四页)。(此案总共逮捕了一千人以上——难道能对所有的人都搞一次审判吗?)

这样,谁有本事把那些年的司法审判有条有理地讲清楚?……

但是,一些重要原则我们还是能搞清楚的。例如,最高公诉人告诉我们,全俄中执委有权干预任何一个司法案件。“全俄中执委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自行决定赦免或处决(第十三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八例如,把六个月的判决改判为十年(读者明白,办这事并不要全俄中执会开会,而是例如由斯维尔德洛夫在办公室里在判决书上改几个字)。克雷连科解释说,所有这些,“使我们的制度优于虚伪的分权理论”,(第十四页)优于司法权独立的理论。(不错,斯维尔德洛夫也说过:“我们这里立法权和执法权不象西方那样截然分开,这很好。一切问题都可以迅速解决。”特别是打电话处理。)

克雷连科在那些法庭上的讲话中,对于苏维埃法院的一般任务作了更加坦率更加明确的表述:法院“同时是法的创造者(黑体是克雷连科改的)……又是政治的工具”(第三页,黑体是我改的——作者)。

是法的创造者,因为四年没有任何法典,沙皇的扔掉了,自己的没有制订出来。“我不要听那种话,什么我们的刑事法院只应当依据现行的成文规范进行工作。我们生活在革命的过程中……”(第四0七页)“革命法庭不是那种使法律的奥妙和狡猾伎俩得以复活的法院……我们创造着新的法和新的道德规范(第二十二页)——不管你们在这里说多少什么权利、公正的永恒法则之类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使我们付出过多昂贵的代价。”(第五0五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可是,如果把你们的刑期同我们的刑期比一比,代价也许并不算贵吧?也许有了永恒的公正——要稍微舒服一些?……)

不需要法律上的奥妙,是因为不必去弄清楚——受审人有罪还是无罪:罪的概念,这是旧的资产阶级概念,现在已经被排除了(第三一八页)。

总之,我们听到克雷连科同志说,革命法庭——这不是那种法院!另一次我们还会听到他说,革命法庭——这一般说不是法院:“革命法庭是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机关,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它的活动应当“从革命利益的观点出发……念念不忘达到最符合工农群众愿望的结果。”(第七十三页)

人并不是人,而是“一定的思想的一定的代表者。”“不管「被告」有怎样的个人素质,对他只能适用一个评价方法:这就是从阶级适宜性的观点出发所做的评价。”(第七十九页)

这就是说,只有你的存在对工人阶级适宜的时候,你才能存在。“如果这种适宜性需要使惩罚之剑落到被告的头上,那末无论怎样……用言语解辩也都无济于事。”(第八十一页)例如律师的论据等等。“在我们的革命法院里,我们遵循的不是条文,也不是减轻处罚情节的程度;在革命法庭里,我们应当以适宜性的考虑作为出发点。”(第五二四页)

在那些年代,许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活着,活着,突然间得知,他们的存在是不适宜的。

应当这样理解:使一个被告遭到惩罚的,不是他已经做了的事,而是如果不枪毙他,他将来会做的事。“我们不仅防患于已然,而且还防患于未然。”(第八十二页)

克雷连科同志的声明是清楚的,并且有普遍意义。他已经和盘托出了那一时期司法工作的真面目。透过春天的水气,突然露出了秋天的清朗。也许不需要再往下分析了?不需要一件一件地翻阅那些旧案了?到处都是坚决按照上述声明的精神办事的。

只请大家眯缝起眼睛想象出一间还不是金碧辉煌的狭小审判厅、一批身穿俭朴的弗列奇式上装、体格消瘦、脸蛋上还没有长稻子的热心真理的革命法庭干部。公诉当局(克雷连科喜欢这样称呼自己)身上穿的便服上装敞开着,领子的开口处露出水兵衬衫的一角。

最高公诉人用这样的俄语表达意思:“我感兴趣的是事实问题!”“请把趋向的契机具体化一下!”“我们是在作客观真理方面的分析。”有时,你瞧,忽然露一手,蹦出一个拉丁文谚语(诚然,从一个案子到另一个案子老用同一个谚语,经过几年再出现另一个谚语)。要知道在革命的奔波中念完了两个系可不是说着玩的。他引起别人好感的地方是他常把被告骂个痛快:“职业恶棍!”并且他毫不假仁假义。一个女被告的微笑使他很不受用,他在还没有作出任何判决以前便威严地对她吆喝:“对您,伊万诺娃女公民,连同您的讥笑,我们会定出价钱,我们会找到办法,做到使时远也不会再笑!”(第二九六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那末我们就着手来分析吧?……

1《俄罗斯新闻》寨。这是最初和最早的一次审判——对言论的审判。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这家著名的“教授”报纸刊登了萨文科夫的《写自途中》。当然更乐意把萨文科夫本人逮住,但是,该死的途中,上哪儿去找他呢?于是封闭了报馆,把年迈的编辑叶戈罗夫拖上了受审席,请他解释怎敢这样做?因为新时代已经有四个月了,该习惯了!

叶戈罗夫天真地辩解说,文章是一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写的,他的意见,不管编辑部是否同意,能够引起普遍的兴趣。他接着辩解;他不认为萨文科夫以下论断是诽谤,即“不要忘记,列宁、纳坦松及其同伙是经过柏林回到俄国的,也就是说德国当局在他们返回祖国时给了他们帮助。”——因为实际上正是这样,作为交战国的德意志帝国帮助了列宁同志回国。

克雷连科喊叫说,他也不会以诽谤罪提起公诉(为什么不呢?……),报纸受到审判是因为它企图影响思想(难道报纸敢于抱这种目的吗?!)。

萨文科夫的下面这句话也没有当作报纸的一项罪名:“只有疯子罪犯才能认真断言国际无产阶级会支持我们。”——因为它反正还会支持我们的……

因企图影响思想得到的判决是:这份一八六四年创办、熬过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反动时期——洛里斯-麦利科夫的、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斯托雷平的、卡索的以及还有什么人的——的报纸,从今永远封闭!而编辑者叶戈罗夫……说起来都难为情,好似在什么希腊那样……得到三个月的单独监禁(如果好好想想也不至那么难为情:须知这只是一九一八年呀!要是老头儿活下来——那又会给关进去的,而且还会好多次被关进去)。

行贿和受贿在俄罗斯自古已然,在苏联将永世长存,但在这些风雷激荡的年代,也照样亲热地行贿和受贿,实在有点奇怪。向司法机关送礼之风竟然盛极一时。还要战战兢兢地补充一句——礼物也送到了契卡门上。烫金精装的大部头历史对此缄默不语,但老人们,目击者们回忆说,革命初年与斯大林时期不同,被捕的政治犯的命运大大取决于贿赂:毫不拘束地收受贿赂并在受贿后诚实地放人。克雷连科只挑选了五年内的十二起案件,就告诉了我们两起这样的审判。呜呼,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都是经过歪门邪道才挤入完美的境地,它们都曾陷进过不体面的事件。

2莫斯科革命法庭三名侦查员案(一九一八年四月)。一九一八年三月,逮捕了一名倒卖金条的投机商贝利泽。他的妻子,按当时的惯例,开始寻找赎买丈夫的途径,她通过辗转介绍打通了和一个侦查员的关系,这个人又拉进了另外两个。在秘密会晤时,他们向她索取二十五万卢布,经过讨价还价减少到六万,讲定先付一半,通过格林律师接头。如果那个女的不是在钱上抠门,如果她如数交给格林三万预付款而不是一万五,更主要的如果不是由于妇道人家的慌乱一夜间改变了主意,认为这个律师不可靠,第二天早晨又急忙去找新的律师雅库洛夫,那末,一切本来会像几百宗同类交易那样顺顺当当过去,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案子也不会写进克雷连科的编年史,也不会写进我们的编年史(也更不至于提到人民委员会的会议桌上)。究竟是谁决定让侦查员们吃吃苦头,书里没讲,但看来就是那个雅库洛夫。

在这次审讯过程中有趣的是,全部证人,从那个倒霉的妻子起,都竭力作出有利于被告的陈述,并为他们洗刷罪状。(这在政治案件上是不可能的!)克雷连科这样解释:这是出于庸人的考虑,他们没有把我们的革命法庭当做自己的法庭。(我们也斗胆做一个庸人的设想:是不是经过了半年的无产阶级专政,证人们还没有学会害怕?须知要断送革命法庭的侦查员,可得有包天的胆量。以后你会有什么下场……)

公诉人的论据也很有趣。要知道一个月以前被告还是他的战友、助手,这是一些无限忠于革命利益的人,其中一个叫列斯特的,甚至是“能够对任何侵犯原则的人给予无情打击的严峻的公诉人”——现在该怎么说他们呢?往哪里去找定罪材料呢?(因为纳贿本身还不足以定罪)。很清楚该往哪儿去找;历史!履历!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这个列斯特,“那就会发现极有趣的材料”。我们很想知道:这是一个老野心家吗?不是,他是莫斯科大学教授的儿子!并且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授,而是一个由于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在二十年内经过了历次反动时期而没有受到损害的人!(可是克雷连科本人被接受为校外学生也是在反动时期……)这样一个人的儿子是一个两面派还值得奇怪吗?

波德盖斯基是一个司法官吏的儿子,父亲无疑是个黑帮分子,不然怎能为沙皇服务了二十年呢?儿子也准备从事司法工作。但是发生了革命——于是就钻进了革命法庭。昨天这还是高尚的,现在却成了丑恶的!

比他们两人更卑鄙的当然是古格里。他过去是个出版商——他曾给工人和农民提供了些什么精神食粮呢?——他“供给广大读者质量低劣的著作”,不是马克思的著作,而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资产阶级教授的书(我们很快就将在被告席上看到这些教授)。

克雷连科既愤慨又奇怪,革命法庭里竟混进了些什么样的人呀?(我们也莫名其妙,工农革命法庭都是由谁组成的呀?为什么无产阶级委托这样一批人去打击自己的敌人呀?)

至于曾伊然以“自己人”身份出入于有权随意放人的侦查委员会的格林律师,这是“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制度吸血虫的那一类人的典型代表者”,这类人中除了所有的律师外,还包括全部宪兵、神甫以及……公证人……(第五00页)。

好像,克雷连科已经尽了一切力量要求不考虑“罪责的个人差别”而作出无情的判决——但永远朝气蓬勃的革命法庭这次却有点发蔫、有点发呆,它有气无力地宣布:侦查员们各处六个月的监禁,而律师——罚款(只是利用了全俄中执委的“无限处决权”,克雷连科才在大都会饭店“争取到了判给侦查员各十年徒刑,吸血虫一律师——五年徒刑附加没收全部财产。克雷连科以高度警惕性而名噪一时,并且差点儿没有得到“保民官”的称号)。

我们意识到,无论在当时的革命群众中,以及在我们今天的读者中,这个不幸的案子,不能不破坏对革命法庭神圣性的信念。我们现在怀着更加惶恐的心情转入下一个案件,有关更崇高的机关的案件。

3科瑟列夫塞(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科瑟列夫及其伙伴们利伯特、罗登贝格和索洛维约夫以前在东城供应委员会工作(还是和立宪会议军队打仗的时候,在高尔察克以前)。业已查明,他们在那里找到一次获利七万至一百万卢布的生财门路,骑上高头大马东游西逛,同护士小姐们吃喝玩乐。他们的委员会给自己搞到了房屋、汽车,他们的合伙人在“雅拉”饭店大吃大喝。(我们不习惯把一九一八年设想成这个样子,但革命法庭是这样证明的。)

然而,案情并不在这里: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没有因在东线的所作所为而受到审判,甚至一切都得到了谅解。但是真奇怪!他们的供应委员会刚一解散,所有他们四个人,还加上一个过去的西伯利亚流浪汉、科瑟列夫服刑事苦役时的伙伴纳扎连科,被邀请去组成全俄肃反委员会里的监督检查委员会!

请看这是个什么样的委员会:它有权审查全俄肃反委员会所有其余机关的行动是否合法,有权在任何诉讼阶段上调阅任何案卷,撤销除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外其余一切机关的决定!!!(第五0七页)权力不算小吧2——它是全俄肃反委员会里仅次于主席团的第二掌权者!——是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彼得斯-拉齐斯-明仁斯基-雅戈达的后一排!

然而这伙小兄弟的生活方式还是以前的一套,他们一点也没有显傲气、摆架子,照样跟那些与共产主义组织没有任何关系的马克西梅奇、廖尼卡、拉法伊尔斯基和马利马波尔斯基之流混在一起,在私人住宅里、在萨沃依饭店里大搞“豪华的排场……在那里打牌(一注就是上千卢布)喝酒、玩女人”。科瑟列夫还给自己置办了昂贵的陈设(价值七万卢布),而且不择手段地从全俄肃反委员会里偷走食堂的银匙、银碗(全俄肃反委员会里的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连普通的玻璃杯也拿。“瞧,他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思想方面,而是跑到这种地方去了……,他从革命运动中为自己取得的就是这种东西。”(那位高级契卡人员现在矢口否认曾经收受贿赂,瞪着眼睛撒了个谎,说他在……芝加哥银行里存着二十万卢布的遗产!……看来,他觉得这个情节和世界革命一样,都是可以想象为真事的!)

怎样正确利用自己这种可以随便逮捕和随便释放的超人的权利呢?显然,应当预先选好肚里有黄金鱼子的那种鱼,而在一九一八年网里正有不少这样的鱼(因为革命搞得太仓促,未能面面俱到,因此有多少宝石、项链、手锡、戒指、耳环被资产阶级太太们藏起来了)。然后再通过一个假冒名义的人出面同被捕者的亲属接触。

审讯过程中,这类人物也出场了。例如二十二岁的乌斯宾斯卡妮,她在彼得堡的中学毕了业,但没有能进入高等学校,这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九一八年春天,乌斯宾斯卡娅到全俄肃反委员会自荐充当情报人员。她外表合格,被录用了。

眼线工作(当时叫秘密工作)本身,克雷连科是这样解释的:对于自己来说,“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看到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我们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工作事实本身不会玷污他;既然一个人承认这种工作是革命利益的需要——他就应当去做。”(第五一二页)但是,乌斯宾斯卡颁并没有政治信条!——这就可怕了。她率直地回答:“我答应的条件是,每破获一个案子给我一定的提成,”而且每次还要和革命法庭不愿提到和不让说出姓名来的那个人“对半分帐”。克雷连科用自己的话这样表达:“乌斯宾斯卡灰不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编内人员,她是做计件工作的。”(第五0七页)不过,公诉人又以人之常情,对她的行为向我们做了如下的解释:她大手大脚花惯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的可怜的五百卢布工资在她眼里算什么,因为一次敲诈(为撤除商店的铅封替一个商人出一把力)就能给她五千卢布,另一次从一个被捕者的妻子麦谢尔斯卡娅-格列弗斯手里得了一万七。顺便提一句,乌斯宾斯卡娅充当普通秘密人员的时间并不久,依靠契卡中大人物的帮助,她过了几个月已经成了共产党员和侦查员了。

然而我们怎么也弄不清案情的实质。大工厂主麦谢尔斯基因在与苏维埃政府(尤-拉林)的经济谈判中的不让步态度而被捕。契卡人员猜想他妻子手里有贵重物品和现金,便对她进行讹诈,亲自跑到她家里去,把她丈夫的处境一次比一次说得凶险,要求越来越高的赎金。万般无奈的麦谢尔斯卡娅-格列弗斯自己告发了讹诈(通过那个已经搞垮了几个受贿的侦查员并且看来是对整个无产阶级司法和非司法制度怀有阶级仇恨的雅库洛夫律师)。而革命法庭庭长也犯了一个阶级错误;他本来可以给捷尔任斯基同志通个气,按家庭方式处理一下就算了,可是他偏偏叫人给麦谢尔斯卡娅一些供她行贿用的编号的钞票,并且在她家的帷幕后面安排了一个女速记员。科瑟列夫的铁哥们,一个叫戈德留克的人,来谈赎金的价钱了(要六十万卢布!)。戈德留克提到科瑟列夫、索洛维约夫以及其他委员们的那些话,他讲的全俄肃委里谁拿几千谁拿几平的那些事,统统被速记下来了,戈德留克收下做了记号的预付款也被写进了记录,他把一张由监察委员会、利伯特和罗登贝格签发的进全俄肃委的通行证交给了麦谢尔斯卡娅(下一步的交易应在契卡里继续进行)。他一出门就被扣住了!一时心慌,全招了。(而麦谢尔斯卡娅趁这时候去了监委,她丈夫的案卷已经被调到那里去“宙核”了。)

但是,对不起!要知道这样揭发问题明明会给肃反委员会的圣洁外衣沾上污点!这个莫斯科革命法庭庭长精神正常吗?他干的是份内的事吗?

我们冠冕堂皇的历史隐瞒了曾一度出现的一个机缘。原来,肃反委员会开始活动的第一年造成的印象,连当时还没有习惯这一套的无产阶级政党都觉得吃不消。总共才一年,全俄肃反委员会在自己光辉的道路上才迈出了第一步,就已经发生了克雷连科用晦涩的语言写出的那个“法院及其职能与肃反委员会的非司法职能之间的争论,这次争论在当时把党和工人划分成了两个阵营”。(第十四页)科瑟列夫一案之所以能够产生(而在此以前这类事情都没有出过问题),而且甚至闹成一件全国的大事,完全是这个原故。

必须挽救全俄肃反委员会!挽救全俄肃反委员会!索洛维约夫请求革命法庭允许他到塔干卡监狱去和关在那儿的(哎呀,不在卢宾卡)戈德留克——谈谈话。革命法庭拒绝了。那时索洛维约夫便不管什么革命法庭私自潜入了戈德留克的监室。说来也巧;戈德留克正好从此得了重病,一点不错。(克雷连科奉承说:“未必能够说索洛维约夫怀有恶意。”)戈德留克感觉到死期已近,万分悔恨自己不该诬陷契卡,请求给他纸笔,写了一个书面的翻供声明:他对科瑟列夫和契卡其他委员的诬陷,一概不是事实!在帷幕后面速记下来的东西也不是事实!

啊,多少题材呀!噢,莎士比亚在哪里呀?索洛维约夫穿墙而入,模糊的监室暗影,戈德留克用渐渐无力的手写翻供——而在戏院里、在电影院里,人家只用“仇恨的旋风”这类街头歌曲向我们描述革命年代。

克雷连科坚持问:“是谁给他签发的通行证?”给麦谢尔斯卡娅的那些通行证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不,公诉人“并不想说索洛维约夫与这案子有牵连,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但是他推测,索洛维约夫可能是被目前还逍遥法外的那些“偷吃了鸡嘴上还留着鸡毛”的公民派到塔于卡去的。

这时理应传讯利伯特和罗登贝格,他们也接到了出庭通知!——但没有出庭!就那么简单,没有出庭,规避了。那对不起,麦谢尔斯卡妮总可以传讯吧!真难以想象,连这个朽烂的贵族女人也胆敢不到革命法庭出庭!

贿赂被截获之后,麦谢尔斯基由雅库洛夫作保获释——和妻子一起逃往芬兰。而在科瑟列夫一案开庭之前,很高兴地把雅库洛夫看押起来了,也许是为了这项担保,不然就是作为一条吸血的毒蛇。他是被押上庭来作证的,想必很快就被枪毙了。(而我们现在还在奇怪:怎么到了这么无法无天的地步,为什么谁也不斗争呢?)

可是戈德留克翻了案——奄奄一息了。可是科瑟列夫什么也不承认!索洛维约夫清白无辜没人可审问……

可是,却有一些什么样的证人自愿来到了革命法庭呀——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彼得斯同志——被惊动了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即捷尔任斯基——译者注)甚至也亲自来了。他那苦行者的灼人的长脸向着目瞪口呆的法庭,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证言,为清白无辜的科瑟列夫辩护,为他的高度的道德品质、革命品质和办事才干辩护。这些陈述的原文可惜没有引用,但克雷连科转述说:“索洛维约夫和捷尔任斯基都详细描述了科瑟列夫的优良品质。”(第五二二页)(哎哟,好一个冒失的准尉!”——过二十年后在卢宾卡会让你记起这个案子的!顺容易猜出捷尔任斯基能讲些什么:科瑟列夫是一个钢铁般的契卡人员,对敌人毫不留情;他是个好同志。心是热烈的,头脑是冷静的,手是干净的。

于是从诽谤中伤的垃圾堆里钻出来一个青铜骑上科瑟列夫的高大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且他的历史也显示出他是具有非凡意志的人。革命前他已经有几次前科——多半是因杀人罪:因(在科斯特罗马市)以欺骗方式、怀着抢劫的目的,闯入老太婆斯米尔诺娃家中,并亲手把她掐死。然后是因谋杀自己的父亲和因杀害自己的同伴以便利用他的身份证。其余几次科瑟列夫是因诈骗吃官司,总的说,服了许多年的苦役(他追求奢侈生活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每次都是沙皇的大赦救了他。

这时,契卡的最高层人物的严厉而公正的声音打断了公诉人的发言,向他指出,以前那些法庭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因而他们的判决,我们新社会根本不能考虑。但是,出了什么事?胆大妄为的准尉从革命法庭的公诉席上说了一大段这样的思想上错误的话来回敬了他们,甚至我们在这里、在对革命法庭审判的严整论述中加以引用都感到不协调:

“如果说在沙俄的旧法院里有什么值得我们信任的好东西的话,那只有陪审法庭……对于陪审法庭的裁决,我们始终可以信任,那里司法错误最少。”(第五二二页)

从克雷连科同志口中听到这种说法特别令人遗憾,那是因为在此以前三个月,在审理那个曾经是列宁的宠儿、尽管过去有四次刑事前科而仍被补选入中央委员会并任命为杜马代表的奸细罗曼-马林诺夫斯基的案件时,“公诉当局”曾站在无可非议的阶级立场上:

“在我们的眼里,每一个犯罪都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讲,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和沙皇时代的法律判定的刑事前科,在我们看来并不是那种一经沾上便永远洗不掉的污点……我们知道许多例子,我们队伍里的一些人过去有过这类事实,但我们从来也不由此作出结论,认为必须把这种人从我们队伍里清除出去。了解我们的原则的人不会担心过去有前科会使他遭受被排除干革命队伍之外的威胁……”(第三三七页)

你瞧克雷连科同志多么善于按党的原则说话!而这一次,由于他的错误论断,科瑟列夫的骑上形象便黯然失色了。革命法庭上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以至捷尔任斯基同志不得不说:“我一刹那间(只是一刹那!——作者)产生了一个想法,科瑟列夫莫非是最沉时期围绕肃反委员会燃起的政治激烈情绪的牺牲品?”

克雷连科突然醒悟过来:“我不想而且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使本案的审判成为不是对科瑟列夫和乌斯宾斯卡娅的审判,而是对契卡的审判。我不仅不能想这样做,而且我应当全力去反对这样做!”“领导着肃反委员会的是最负责任的、最忠诚和久经考验的同志,他们承担起打击敌人的艰巨任务,虽然也冒着犯错误的危险……对此,革命应当表示自己的谢意……我着重指出这个方面,是为了关于我……以后任何人都不能说;‘他成了政治背叛的工具’。”(第五0九——五一0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会这样说的!……)

瞧最高公诉人是踩在怎样的刀刃上行走呀!但是,看来他有一些过去地下工作时期的老关系,他从那里得知明天的风向。这在几起案件的审判上可以察觉出来,这次也是如此。一九一九年初刮过一股风——够了!该到约束一下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时候了!不错,有过这样的机缘,并且“在布哈林的一篇文章里表达得非常好,他说,应当由革命的法制取代法制的革命。”

到处是辩证法!克雷连科开口也是辩证法:“革命法庭负有代替肃反委员会的使命”(代替??……)不过“……在实现恫吓、恐怖和威胁措施方面的可怕程度,它决不应小于以前的肃反委员会。”(第五-一页)

以前的?……它已经把它埋葬了吗?……对不起,你们——是来代替的,那末契卡人员往哪里去呢?充满危险的日子!你走得太快了,你把一个身穿拖到脚后跟的长军大衣的人“拉到法庭上作证也未免太匆忙了吧。

不过,克雷连科同志,你所依据的材料也许不可靠吧?

不错,在那些日子,卢宾卡的房顶上曾经一度乌云遮天。而这本书本来也可能写不成这个样子。但据我推测,钢铁般的费利克斯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了一趟,谈了谈,解释清楚了。于是——天空重新明朗起来。尽管两天以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全俄中执委做出一项特别决议使契卡失去了司法权,——“但为时并不长久”!(第十四页)

由于乌斯宾斯卡哑这个捣蛋家伙在法庭上表现极为恶劣,给我们这次为期一天的审理工作添了更多的麻烦。在被告席上她还“血口喷人”,把与本案无涉的其他契卡领导人甚至彼得斯同志本人都扯进去了!(原来,她曾经利用他的清白名声来干自己的讹诈勾当;在彼得斯同其他情报员谈话时,她已经可以满不在乎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现在她暗示彼得斯革命前在里加曾经有过一段不清不白的历史。请看她在八个月内变成了一条多凶的毒蛇,虽然这八个月她是在契卡人员中间度过的!拿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这时克雷连科与契卡人员的意见完全一致了:“在巩固的制度还没有确立起来以前,而达到这一点为时尚远(??难道?)……为了保卫革命……对于女公民乌斯宾斯卡哑除了消灭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判决。”不是枪决,正是说的:消灭!可是这丫头还年纪轻轻的,克雷连科同志!得啦,给她个十年,给她个二十五年就行了吧,到那时候制度总该巩固了吧?惜哉:“为了社会与革命的利益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回答——而且问题也不能有别的提法。在这种场合任何隔离措施都不会产生效果!”

她把人得罪了……就是说,知道的太多了……

科瑟列夫也不得不被当作牺牲品。他被枪决了。其他的人将更安稳。

难道将来什么时候我们会读到卢宾卡的旧档案?不会的,会烧掉的。已经烧掉了。

读者已经看到,这是一个意义不大的案件,本可不必多做分析。可是请看:

4)“教会分子”秦(一九二0年一月十一至十六日),照克雷连科的说法,将“在俄国革命史册上占有适当的地位。”真地该入史册。收拾科瑟列夫只花了一天,而这些人却遭了五天罪。

主要被告如下:A.从萨马林——俄国的知名人士、前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曾致力于使教会摆脱沙皇政权,拉斯普金的宿敌,曾被他赶下台。(但公诉人认为,萨马林也罢,拉斯普金也罢——有什么区别?)库兹涅佐夫,莫斯科大学教会法教授;莫斯科大司祭乌斯宾斯基和茨维特科夫(关于茨维特科夫,公诉人自己也说:“一个大社会活动家,也许是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物,慈善事业家。”)。

他们的罪状是:他们创建了“莫斯科联合教区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又建立了(由四十至八十岁的教徒组成)总主教的志愿卫队(当然是非武装的),在他的教堂宿舍固定地日夜值班,其任务是:在总主教遇到来自当局的危险时,敲警钟或打电话聚集群众,然后全体跟随总主教到他被带往的地方去,并请求(瞧,这就是反革命行动!)人民委员会把总主教放回!

真是古俄罗斯的、神圣俄罗斯的传统作风!——敲警钟聚集人群并蜂拥前去叩头请愿!……

公诉人表示奇怪:思主教遇到什么危险呢?为什么忽然想起来要去保护他呢?

真的:无非是两年来契卡对不合意的人实行着非司法制裁;无非是不久前在基辅四名红军战士杀死了大主教;无非是对总主教已经“定了案,只待移送革命法庭了”,“只是为了爱护还处在教权派宣传影响下的广大工农群众,我们暂时不去惊动我们的这些阶级敌人。”(第六十七页)-一因此东正教徒们为总主教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两年以来吉洪总主教一直没有缄默——他向人民委员们、向神职人员、向教徒群众寄发文告;他的文告(第一个私下出版社原来在这儿!)印刷厂不接受,用打字机打印;他揭发残杀无辜、毁灭国家的种种事实——因此现在为什么要为总主教的生命感到不安呢?

被告的第二条罪状。全国正在查封和征用教会财产(这已经是封闭寺院、没收寺院地产以后的事,现在涉及的已经是盘、碗和技形大吊灯了),——而教区委员会则向教民散发文告:号召敲一起警钟,反抗征用。(这是自然后果!过去鞑靼人入侵的时候,他们也曾这样保护教堂!)

第三条罪状:狂妄已极地不断向人民委员会呈递申诉,控告地方干部侮辱教会、亵渎神圣和违反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些申诉虽然没有得逞(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也维奇的陈述),但却有损于地方干部的威信。

综述了被告的各条罪状后,对这些可怕的犯罪应该要求怎么处理呢?革命的良心是否也能告诉读者?只有枪决!克霍连科也正是这样要求的(对萨马林和库兹涅佐夫)。

但是,正当忙着那一套可恶的法制形式、听取为数太多的资产阶级律师的为时太长的发言(由于技术上的考虑没有引用给我们看)的时候,得到消息说……死刑废除了!可真没有想到!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原来,捷尔任斯基已经在全俄肃反委员会范围内做了指示(契卡——而没有枪决?……)。人民委员会向革命法庭下达了这项决定吗?还没有。于是克雷连科就振作起来,他继续要求枪决,理由是:

“即使可以认为,共和国日益巩固的形势正在排除来自这类人物的直接危险,但我依然认为无可怀疑的是,在建设工作的当前时期……消除……这些旧时代的活动家和变色龙……是革命必然性的要求。”“苏维埃政权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作出废除枪决……的决定而感到自豪。”但是;这“还并不一定要求我们认为,关于废除枪决的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能管苏维埃政权的千秋万代了。”(第八十——八十一页)

很有预见!枪决会恢复的,而且很快就会恢复的!因为还有好长一串的人需要干掉!(还有克雷连科自己,以及他的许多阶级兄弟……)

好吧,革命法庭听从了,把萨马林和库兹涅佐夫判处了枪决,但正好赶上了大赦,改判为送往集中营监禁,直到对世界帝国主义取得完全胜利!(恐怕今天他们也还得蹲在那里……)而对“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土”则判了——十五年,后改为五年。

为了多少有一点实际的罪状,这次审判还捎带进来其他的被告:因一九一八年夏天的兹维尼戈罗德一案被控,但不知何故一年半没有审判(也许已经审判过一次,现在根据需要再判一次)的几名僧侣和教师。在那年夏天,几个苏维埃干部到兹维尼戈罗德修道院找修道院长约恩,命令他(“动作麻利些!”)交出所保存的圣萨瓦的干尸。同时,苏维埃干部不仅在庙堂里抽烟(显然也在祭坛上),当然更不用说没有脱帽,而且那个把萨瓦的颅骨拿在手里的苏维埃干部还故意往上面吐唾沫,证明神圣的虚假性。还有其他一些亵渎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就引起了鸣钟报警、民众暴动和一名苏维埃干部被杀。别的干部后来矢口抵赖说没有干过亵渎的事,没有吐过唾沫,而克雷连科有了他们的申明也就足够了。

是呀,谁不记得这些场面呢?我出生以后第一个印象(我那时大概是三四岁)就是:一些尖头人(戴布琼尼军帽的契卡人员)走进基斯洛沃德斯克教堂,分开吓得目瞪口呆的做礼拜的人群,尖头帽也不摘掉就朝祭坛上闯去,打断了祈祷仪式的进行。这样现在就把这些苏维埃干部……拉来一道审判?不对,是把这些僧侣们拉来一道审判了。

我请求读者自始至终记住一件事:从一九一八年起,就确定下我们的这样一种司法惯例,每一起莫斯科的审判(当然除了对契卡的不公正的审判以外)并不是对一些偶发事件的孤立的审判,不是的。这是司法政策的信号;这是橱窗里的样品,根据这种样品从仓库里发货给各省;这是典型,这是算术习题集每节前的一个示范解法,学生们按照这个示例再动脑筋去演算。

因此,如果说了一个“东正教徒案件”,就应当把这个单数名词理解为大大的多数。而且最高公诉人自己也很乐意地向我们解释:“几乎在共和国的所有的革命法庭里都轰轰烈烈”地(什么词儿呀!)进行类似的审判(第六十一页)。北德维纳、特维尔、梁赞革命法庭刚刚搞过;在喀山、乌发、索尔维契戈德斯克、察列沃科克沙依斯克对“被十月革命解放了的”教会里的神甫、诵经上进行了审判。

读者会觉得这里有一个矛盾:为什么这许多审判要比莫斯科的样板早呢?这只是我们叙述上的缺点。对被解放了的教会的司法的和非司法的迫害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开始了,据兹维尼戈罗德的案件判断,那时就已经达到了尖锐程度。一九一八年十月吉洪总主教在致人民委员会的文告中就提出没有传道自由,他说“许多勇敢的传教土已经付出了殉道的鲜血……你们染指由世世代代的信徒们聚积的教产,不假思索地践踏他们的遗愿。”(人民委员们当然没有读到文告,而办事人员们则哈哈大笑说:真会找出名堂来责备人——遗愿!我们还想在我们祖先身上……哩!——我们只为后代工作。)“纯属无辜的主教、神甫、男女僧众被毫无道理地冠以措词模糊、定义不明的反革命罪名,横遭杀害。”诚然,由于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逼近,为了使东正教徒们愿意去保卫革命,暂时住了手。但是国内战争高xdx潮刚一过去,又拿教会开刀,各革命法庭对这类案子又搞得轰轰烈烈。一九二0年谢尔吉圣三一大寺院也受了打击,弄走了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这个沙文主义者的干尸,把它扔进了莫斯科的博物馆。

总主教援引了克柳切夫斯基的一段话:“只有到我们将圣谢尔吉等俄国大长老们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精神道德宝藏糟踏净尽的那一天,圣谢尔吉寺院的大门才会关闭,他的墓穴上的神灯才会熄灭。”克柳切夫斯基没有想到,这个宝藏几乎在他有生之年,就将被糟踏净尽。

总主教求见人民委员会主席,想说服当局不要触动寺院和圣者的干尸,教会不是已经和国家分离了吗!得到的答复是,主席正忙于讨论重大事务,近B不能接见。

远日也未能接见。

司法人民委员部发布了一条关于取缔一切圣者干尸的通令(一九一O年八月二十五日),因为正是这种东西阻碍着崭新的公正社会的光辉进程。

下面我们还是按照克雷连科的选择,再看看“高庭”审理的一个案子。(高庭就是最高法庭。瞧他们在自己人中间使用着多么好听的简称。可是对我们这些小虫着他们只是吼叫一声:起立!现在开庭!)

5“策略中心’案(一九二0年八月十六至二十日)——二十八名受审人,还有若干无法传唤的缺席被告人。

因为掌握了阶级分析所以心明眼亮的最高公诉人,用他开始慷慨陈词时还没有沙哑的嗓子,告诉我们,除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外,“还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一个社会阶层,关于这个阶层的社会存在,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早就在进行思考……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知识阶层……我们这次审判将是一场历史对俄国知识阶层活动的审判,”和革命对知识阶层的审判。(第三十四页)

我们研究的范围具有特定的狭窄性,因而我们不可能探明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对于所谓知识阶层的命运究静是怎样思考的,他们为它究竟想出了什么?然而,我们感到宽慰的是,这些材料已经公布,人人可以读到,可以详尽地搜集。因此,只是为了说明共和国当时的一般形势,我们把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些革命法庭开庭的年代发表的意见向大家提示一下。

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给高尔基的信中(此信我们已经引用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了高尔基因逮捕知识分子所作的说项,关于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主要部分(“近立宪民主党的”)他写道:“这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粪便。”在另一次他对高尔基说:“如果我们把盆盆罐罐打烂得太多,那将是由于它的(知识界的)过错。”如果它寻求正义——为什么不走向我们?……“我就是中了知识分子的子弹。”(就是说中了卡普兰的子弹。)

提到知识分子,他用的词总是:腐烂的自由主义的;“循规蹈矩的”;“有学识的”人所常有的“懈怠”;认为它永远是轻率的,认为它背叛了工人的事业——但它什么时候宣誓效忠过?

这种对知识界的嘲笑,这种对它的蔑视,被二十年代的政论家们、被二十年代的报纸、风习,最后还被知识分子自己深情不疑地接受过去,他们咒骂了自己永远的轻率、永远的两重性、永远的无骨气和无可救药地落后于时代。

而且是公正的呀!听,“公诉当局”的声音在“高庭”的拱顶下隆隆作响,使我们回到座位上来:

“这个社会阶层……这些年来受到了全面重新估价的考验。”重新估价,当时经常这么说。重新估价的结论是什么呢?请看:“俄国的知识阶层带着民权的口号(毕竟还是有点东西!)投入革命洪炉,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成了黑色(连白色都不是!)将军们、雇佣者们(!)的同盟军和欧洲帝国主义的顺从代理人。知识阶层践踏了自己的旗帜,并使它沾满了污泥。”(克雷连科,第五十四页)

只是因为“这个社会集团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所以才“没有必要把它的个别代表人物彻底打倒”。

这是在二十世纪的开端!多么强大的预见力!啊,科学的革命家们!(然而彻底打倒还是有必要的。整个二年还在继续打呀,打呀。)

现在我们怀着厌恶的心情察看这二十八名黑将军的同盟军和欧洲帝国主义的雇佣者。一股“中心”的刺鼻的味道迎面扑来——又是策略中心,又是民族中心,又是右派中心(一想起二十年来的各种案件,脑子里就出现各式各样的中心,一会儿是工程师中心,一会儿是孟什维克中心,一会儿是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中心,一会儿是右派-布哈林中心,亏得把这些中心一个一个地粉碎了,我们大家才能活到现在)。哪里有中心,哪里当然就有帝国主义插手。

诚然,当我们往下听到,现在受审判的这个策略中心并不是一个组织,它一没有章程,没有纲领,三没有会费,我们心里就稍稍轻松一些。那是什么呢?那是:他们会过面!(不寒而栗。)会面时,他们彼此交流了观点!(浑身冰凉。)

罪名十分严重,并且附有罪证:对二十八名被告共提出两件罪证。(第三十八页)这就是不在场的活动家米亚科京和费多罗夫(他们在国外)的两封来信。他们现时不在场,但在十月革命前曾与在场者同属于各种委员会,这就使我们有权把不在场者和在场者同等看待。信中讲的是:关于同邓尼金在一些小问题上的分歧,如农民问题(没有告诉我们内容,但显然是:建议邓尼金把土地分给农民),犹太人问题,民族联邦问题,行政管理问题(民主制而不是专政)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从这些罪证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很简单:它们证明了在场者同邓尼金有通信关系和观点一致。(哎哟,好冷呀!)

但是对在场者还提出了直接的指控:同居住在不受中央苏维埃政权控制的边区(例如基辅)的熟人交换情报!那就是,比方说,从前这是俄国的土地,而后来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我们把这块边地让给了德国,而人们则继续有书简往返:伊万-伊万内奇,在那里生活得怎样?……而我们这里……H-M-基施金(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甚至从被告席上狂妄地辩解说:“人不想当瞎子,总是想知道各地的情况。”

知道各地的情况?……不想当瞎子??……难怪公诉人把他们

的行为公正地评定为背叛!对苏维埃政权的背叛!!

但是他们的最可怕的行为是:在国内战争正在炽烈进行的时候,他们……却在写著作,编写笔记、草拟方案。是呀,“国家法、财政学、经济关系、司法和国民教育的行家们”在写著作。(而且,很容易猜到,他们在写著作的时候丝毫也不依据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已有的著作)C-A-科特里亚列夫斯基教授——关于俄国的联邦制,斯坚普科夫斯基——关于农业问题(想必没有讲集体化……),B-C-穆拉列维奇——关于未来俄国的国民教育,H-H-维诺格拉茨基——关于经济问题。而(伟大的)生物学家H-K-科里佐夫(他在祖国的遭遇只有迫害与死刑)竟允许这些资产阶级权威们在他的研究所里聚会谈话(康德拉季耶夫也陷了进去,他在一九三一年最终因劳农党案件受到审判)。“我们的问罪之心等不及宣判就已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喂,该给这些将军的帮手们什么样的惩罚呢?只能给他们一种惩罚——枪毙!这不是公诉人的要求——这已经是法庭的判决!(可惜后来减轻了:在集中营监禁到国内战争结束。)

被告的罪过正是在于他们没有蹲在自己的角落里慢慢嘬那四分之一磅面包,他们经常碰头和商谈在苏维埃制度垮台后应当建立怎样的国家制度。

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说,这就叫做:他们研究代管办法。

公诉人声若洪钟地讲着,但是我们听出突然有点断气,似乎他的眼珠朝讲台上乱转了一下,他是在找一张纸吗?一段引文吗?稍等一下!该说得漂亮点!还是用另一个案件里说过的那个吗?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个,尼古拉-瓦西里伊奇,请吧:

“对于我们来说……折磨的概念已经包含在把政治犯关进监狱的这个事实的本身之中……”

什么!把政治犯关进监狱——这就是折磨!而这是公诉人说的!——多么宽广的观点呀!新的司法制度诞生了!接着,

“……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是他们的[政治犯的]第二天性,因此要他们不去同沙皇制度斗争是不可能的!”呼十七页)

那本不去研究代替办法更是不可能的学?……也许、思想——这是知识分子的第一天性?

唉,笨手笨脚地递错了引文!真是难为情!……但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已经在弹奏华彩过门了:

“甚至假定被告们在这里,在莫斯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好像也正是这样……)——那反正也一样:……在这样的时刻即使在喝茶聊天的时候谈论用什么样的制度去代替似乎正在垮台的苏维埃政权、那也是反革命的行动……在国内战争时期,不仅[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为是犯罪……而且不作为本身也是犯罪。”(第三十九页)

现在明白了,现在一切都明白了。他们一定会被判处枪决——为了“不作为”,为了喝一杯茶。

例如,彼得格勒的一群知识分子决定:如果尤登尼奇进了城,他们应当“首先关心召开民主的市杜马”(就是说防止将军的专政)。

克雷连科:——我想向他们大喝一声:“你们必须首先想——宁可战死,也不能放尤登尼奇进来!!”

但他们——没有战死。

(话又说回来,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也没有战死)

还有这样一些被告,他们知道情况,但——没有告发(照咱们的说法是“知情不报”)。

下面要说的已经不是“不作为”,而是积极的犯罪行为了:通过政治红十字会会员赫鲁晓娃(她也在席上入另一些被告向布蒂尔卡的犯人们提供金钱(可以想象这笔资金怎样流向监狱小卖部!)和衣物(瞧,还有毛料的?)的接济。

他们的罪行是十恶不赦的!而且无产阶级的惩罚也将是毫不容情的!

像电影放映机慢慢倾倒的时候那样,在我们眼前晃过歪歪斜斜模糊不清的二十八名革命前的男人和女人的面孔。我们没有看清他们的表情!——他们是惊呆?是轻蔑?是傲然?

因为没有发表他们的回答!因为没有发表他们的最后陈述!——据说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为了补偿这个缺陷,公诉人向我们哼哼道:这是连篇的自我鞭笞和对所犯错误的悔恨。知-识阶层政治上的不坚定和中间本性……——(噢,噢,还有这个东西:中间本性!)——……在这个事实上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一向对于这个阶层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评价的正确。(第八页)

这个一闪而过的年轻的女人是谁呀?

这是托尔斯泰的女地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克雷连科问她在进行这些谈话的时候做些什么?她回答说:“烧茶!”——三年集中营!

根据境外出版物《在异乡》,我们可以判明事实的真相。

还在一九一七年夏天临时政府时期,就产生了一个“社会活动家联盟”——宗旨是支持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与社会主义派别,尤其是社会革命党,相对抗。十月政变之后,许多著名成员出国了,其他人留了下来,再也不能召开代表大会,从事有组织的活动了,但是知识分子习惯于思考,评价事件,交流想法——他们很难马上放弃这种习惯。他们与学术界的接近使他们能以学术会议的形式进行聚会。那时可以讨论的事情很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丧失大片领土为代价退出战争,战争在欧洲继续进行的时候我国与以前的盟友及以前的敌人的新关系。一些人认为为了自由和民主,也为了盟约的义务,应当继续协助协约国,而布列斯特和约是一些没有得到国家授权的人们签订的。有些人希望,一旦红军力量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就会和德国人破裂。另一些人则相反,把希望寄托在德国人身上,认为他们按照条约成为了半个俄国的主人,现在就会除掉布尔什维克。(而德国人合理地认为,为立宪民主党人出力就等于为英国人出力,苏维埃政府之外的任何别的政府都会恢复对德战争。)

由于这些分歧,一九一八年夏天从“社会活动家同盟”里分裂出去了一个“民族中心”——它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小组,持极端亲协约国观点,成员都是立宪民主党人,但是他们像怕火一样害怕恢复布尔什维克坚决禁止的政党形式。这个小组除了在科里佐夫教授的学院里举行过伪装的集会之外,什么也没做过。有时候他们派组员到库班去打听情况——但他们一去就没影了,好像是把莫斯科的同道们忘了。(不过协约国对志愿军显出的兴趣也极其薄弱。)但“民族中心”的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为未来的俄国安安静静地拟定各种法律草案上。

与民族中心同时建立了一个比它左的“复兴同盟”(基本上是社会革命党的——不好意思与立宪民主党联合,又恢复了习惯的党派倾向与观点),其宗旨是进行既反对德国人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但是他们觉得这种斗争也没法在布尔什维克地区进行,斗争内容只能归结为把人们输送到南方去。然而在志愿军地区也以它的反动性使他们讨厌。

在军事共产主义的真空中憋得要死,一九一九年春天三个组织——社会活动家联盟、民族中心和复兴同盟决定保持经常的协作,为此各抽出了两个人。一九一九年中,新组成的六人小组有时开会,后来就停顿了,不存在了。对他们的逮捕从一九二0年才开始——到那时候,在侦查期间给六人小组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策略中心”。

逮捕是因民族中心的一名平庸的成员H-H-维诺格拉茨基的告密而发生的,他在放进过许多“中心”成员的特科牢房里继续充当颇有成绩的“内线”,而那些人还以克雷洛夫时代的天真在牢房里向他公开说出想瞒过侦查员的话。

也落入被告之列并且是主要被告(六人小组成员)的著名俄国历史学家梅尔古诺夫在流亡期间不得已地写出了一份关于这次审判的回忆——如果不是出版了正是我们手头这本正是登着这篇雷鸣般的演说词的克雷连科的大作,他可能避免写这篇东西的。梅尔古诺夫怀着对自己和同案人恼恨的心情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如此熟悉的苏联侦查工作的图画:侦查者手里没有任何罪证,“案卷里没见到一份文件。起诉材料整个来自被告本人的供词……所有后来受审判的人在预审期间没有坚持沉默的策略……我觉得,采取不说话的原则,我是在不必要地使自己,也许还有别人,遭到更大的厄运……当你面临着遭枪决的可能时,你并不总能想到历史。”

在《全俄非常委员会红皮书》(第二卷,莫斯科,一九二二)里,逐字引用了被侦查人的许多供词,它们,唉,是不漂亮的。

梅尔古诺夫不带幽默感地责备侦查员雅科夫-阿格拉诺夫(他把他们所有人都制住了)对他及其他被侦查人进行欺骗,巧妙的愚弄,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对我的嘲弄了”。他说:这比任何肉刑更坏。后来如此洞彻地剖析过不少俄国革命的历史人物的梅尔古诺夫这时轻而易举地掉进去了:从向他出示的书面供词中看,一些人的问题好像已经澄清了,他却证明他们参加过复兴同盟。而且总的说“开始提供比较有条理的证词”——一篇不把侦查员的问题区分出来的完整叙述。(后来这些供词被给同案人看,使他们感到吃惊和沮丧:好像他是带着难以遏制的愿望讲述这一切的。)

阿格拉诺夫还用这些话把他们都“收买”了,他说,既然这是“过去的事”了,所有这些中心早已经不开会了——所以被侦查人是没有任何危险的,契卡查明一切只是着眼于历史价值。雅科夫-萨乌洛维奇用他的亲切态度迷惑了很多人。在另一些人面前,他把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之间画了一个绝对的等号,这么一来,如果你热爱后者,那么反对前者就是有罪的。就这样从某些人那里获得了真正卑躬屈节、巴结讨好的供状。(脚注中提到的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论文专门被阿格拉诺夫指定为犯人的学习材料。)

在法庭上怎么样呢?梅尔古诺夫写道:“「知识分子的」革命传统要求一定的英雄主义,可是心里没有这种英雄主义所需要的激情。如果把法庭变为抗议示威——意味着有意地使不仅自己的还有别人的处境更加恶化。”

在他们还没挨整的沙皇时期曾是如此爱好自由,如此不可调和,如此不能压服的俄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容易地上契卡的钓钩的,就是这样容易地降服和灭亡的。

但比这更鲜明更可怕的是阿格拉诺夫的另一件成功之作——1921年的“塔甘采夫案”(尽管它不属于这一章,因为没有上法庭)。塔甘采夫教授在侦查的四十五天之内英勇地保持着沉默。可.是这以后阿格拉诺夫使他同意和他签了一项协议:

“我,塔甘采夫,自觉地开始毫不隐讳地供出我们组织的情况……我不隐瞒与我们集团有关系的任何一个人。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同案受审人得到宽大处理。

我,全俄肃委特派员雅科夫-萨乌洛维奇-阿格拉诺夫,保证在塔甘采夫公民的协助下迅速结束侦查工作,并在其结束后将此案送交公开法庭审理……我保证对被告中任何一人都将不用极刑。”

但就搭甘采夫一案——契卡枪毙了八十七人。

我们自由的太阳就这样升起了。我们的十月革命同龄儿——法律在幼年时期就是这样一个胖乎乎的淘气孩子。

这些我们现在完全不记得了。

(未完待续)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群众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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