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黑袖口长大衣的士兵守卫过我们。红军战士守卫过我们。自卫队员守卫过我们。预备队的老兵也守卫过我们。最后,是身强力壮的、出生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没有见过战争的孩子们拿起新式冲锋枪来守卫我们了。

我们与这些孩子们之间只有一条沉默的、死神的纽带联系着: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打死我们中间的任何人。每天早晚两次,各一小时,我们和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起走路:每天早晨,我们都无精打采地走向我们和他们都不需要去的地方,我们走在路中央,他们走在路两旁;每天傍晚,我们打起精神往回赶路,我们奔向自己的畜圈,他们也奔向自己的畜圈。双方都没有自己的真正的家,所以,这些畜圈也就等于大家的家了。

走路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看他们的短大衣,也不看他们的冲锋枪,那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用?可是,他们却始终盯着我们这黑色行列。按照规定,他们是应该总盯住我们的,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命令,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有责任用射击阻止我们的任何未经允许的举动和多跨出的一步。

我们身穿黑色厚棉衣,头戴用“斯大林毛皮”制的灰色棉帽.脚上是歪扭的、不像样子的、已经穿过三期、换过四次底的破毡靴,衣服上缝着一块块号码布。我们这种样子在他们眼里像什么呢?他们怎么能像对待真正的人那样对待我们呢?一

我们的样子使人望而生厌。这奇怪吗?不。当局就是有意使我们的样子叫人讨厌的。我们的队伍被武装士兵押解着走在宽阔的街道中央,村庄里的自由居民们,尤其是中小学校的女教师和学生们,从人行道上斜视着我们,目光里充满恐惧。据说他们生怕我们这些可惜的法西斯余孽会突然四散开来,冲垮押解队伍.跑到村里去抢劫、强xx、杀人、放火。像这样一些野兽般的家伙除了干这些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念头。警卫部队正是保护村里人不受我们的侵害的。警卫部队多么高尚啊1在我们建造起来的村庄俱乐部里,警卫部队的中全邀请女教师跳舞的时候完全可以以英雄自居。

这些孩子们从警戒线上,从了望塔上,总是在盯着我们。但是。人们却不允许他们对我们有丝毫的了解。只给他们一项权利:不须事先警告即可直接用冲锋枪向我们射击!

唉!假如他们能在傍晚到我们工棚里来看看,坐在床边听听我们的谈话,听听这个老头儿是为什么被关进来的,那位叔叔又是为什么,那么,那些了望塔上,那些岗楼上,就不会再有人了。冲锋枪也就不会再射击了。

但是,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和狡猾性就在于:这些人与我们之间的死神联系是建立在不了解的基础上的。如果他们对我们表示同情,就会作为背叛祖国的行为而受到惩罚,他们想同我们谈话的愿望本身就等于对神圣誓言的违背。本来嘛,何必同我们谈话呢?J政治指导员不是会在规定的时间同他们进行谈话l吗?!政治指导员会把他们所守卫的这些人民敌人的政治情况和精神面貌告诉他们。他会详细地、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这些丑八怪们多么危险,多么有害,给国家造成多大负担(这样就更能诱使他们拿这些活靶子试试枪法了)。政治指导员有时也会在腋下夹来一大包卷宗,说这是囚犯档案,是特别处只借给他看一晚上的。他会从中抽出一张打字文件来,读读那上面列举的罪行。就凭这些罪行,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所有炼人炉都用上也不解恨。然后,他会说,这些罪行就是那个修理过电线杆上的电灯的电工干的,或者是那个管某些不谨慎的朋友们做过一个小柜的木匠干的。

政治指导员不会自相矛盾,他也不会失言。他绝不会告诉孩子们这些人被关起来只是因为他们信神,或是因为他们追求真理,主张正义,还有一些人甚至是什么也不因为。

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在这里,哪个人都不能和另一个人随便交谈,而必须通过军官和政治指导员。

这些孩子们的全部力量则在于他们的无知。

而劳改营的全部力量就在于这些孩子,在于这些戴红肩章的士兵,在于了望塔上的杀人凶手和追捕逃跑者的人们。

下面是当时内罗勃拉格的一个警卫人员关于政治指导员的一次训活的回忆:“萨穆京中尉是个窄肩膀、身体瘦长的人,脑袋扁平,活像一条蛇。他长得很白,几乎看不出他有眉毛。我们知道他从前经常随便开枪打死人。现在是他给我们上政治课。他用毫无变化的语调说:‘你们所看守的这些人民敌人就是法西斯分子,是坏蛋!我们体现祖国的力量和手握惩罚之剑。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应该有任何温情,不应该有任何怜悯!’”

那些一定要朝着倒在地上的逃跑者的头上踢几脚的孩子们,那些从戴着手铐的白发老人口里踢掉面包的孩子们,那些眼看着一个被铐住的逃跑者在满是木刺的车厢里滚来滚去、脸上出血、头被撞破,而丝毫无动于衷的孩子们,就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啊,他们是祖国的惩罚之剑。

斯大林死后,我这个被永久流放的人曾有些日子躺在塔什干的“自由人”的医院里。忽然,我听到一个乌兹别克族年轻人在向病友们讲他在军队里服役的情况。他说,他们的部队“是负责看守刽子手和野兽的”。这个乌兹别克人承认,看守人员也吃不饱,因此,他们看到在矿上干活的囚犯领的口粮(当然是指那些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工作的人)只比他们这些执行神圣警卫职务的人的口粮少一点,心里很不舒服。尤其使他生气的是,他们,警卫人员们,还不得不站在了望塔上受冻(不错,倒是穿着一直拖到脚后跟的长棉大衣),而人民的敌人们到了工地之后似乎就整天在烤火堆旁呆着(他们仰便从岗楼上也能看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或者就在那里整天睡觉(看样子他是当真认为国家对这些敌人太宽厚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机会,使我能用警卫人员的眼光看看劳改营!我问这个乌兹别克年轻人:你看守的是些什么样的坏蛋?你自己同他们谈过话吗?于是,他告诉我,他的这些话全是听政治指导员说的,政治指导员还在政治课堂上给他们读过囚犯的“档案”呢!由此可见,他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以及关于囚犯们成天睡大觉的童话当然也是经过军官点头承认之后才在他头脑中确定下来的。

啊,欺骗这些孩子的人们啊!……你们还不如不生到这个世界上好!……

那个乌兹别克青年还说,内务部的一个普通士兵每月工资是一百三十卢布,(即相当于陆军普通士兵工资的十二倍!国家对他们为什么这样慷慨?是因为这些人担任的职务困难十二倍吗?)而在极北地区的内务部士兵则拿四百卢布,这还是现役军人,即衣食住行全由国家供给的人。

这位青年还讲了一些别的故事。例如,他的一位战友在押解一批囚犯去某处的途中,忽然觉得有一个囚犯像是要逃跑。于是他一拉扳机,一梭子弹飞出,当场打死五名囚犯。因为后来所有警卫人员都证明当时因犯们排队走得很老实,所以他的这个战友受到了严厉“惩罚”:为了这五条人命罚他十五天禁闭(当然是在温暖的禁闭室里)!

这一类的事,“群岛”的居民们谁不知道许多,谁不能举出若干件呢?我们在普通劳改营时就发生过多少起啊!有些工地上还没有设置障碍地带,只有警卫人员在四周警戒,形成一条看不见的警戒线。忽然,一声枪响,一名因犯被打死:据说他是“越过了界线”。其实,也许根本没有越过,因为界线是看不见的。可是,不会有第二个人到近前去检查一下死者的脚究竟越过了没有。大概总是越过了吧,因为这是警卫人员说的,只有他们才注视着界线,囚犯只顾在干活呀!正是那些城实地一心一意干活而没有注意界线的人才会吃这一颗子弹!在奥泽尔拉格时,有一次囚犯们在诺沃琼卡火车站附近割草。一个囚犯看到两三步外的地方还剩一点草,勤俭的农民的主人翁心情不允许他扔掉这把草:走两步把它也收到草堆里吧——一颗子弹飞来!而开枪的士兵反而因此得到了一个月的奖励休假!

还有过这样的事:某个警卫恨上了某个囚犯(因为囚犯没替他办某件事),他就会找机会报复一枪。有时则纯粹是恶作剧:警卫命令囚犯去拿界线之外的某件东西,囚犯倍以为真、但他刚刚走过界线就被一枪打死。或者扔出一支香烟去,“喂,拣起来拿去抽吧!”囚犯是会去拣这支烟的,他就是这种下贱东西。

为什么开枪?常常莫名其妙。例如,在戒备森严的肯吉尔营,有一天,白天,根本没有任何逃跑的迹象。一个叫丽达的西乌克兰姑娘利用劳动空隙洗了一双袜子,拿去晾到障碍地带前沿的斜坡上。这时,了望塔上的卫兵立即举枪上肩,一枪就把她打死了。(后来听说那个卫兵仿佛也曾想自杀。)

为什么?带枪的人嘛!一个人拥有打死或不打死另一个人的无限的权力嘛!

而且这里是有利可图的!首长永远会袒护你。从来不会因为你打死了囚犯而惩罚你。相反,还要鼓励你、奖励你!你开枪开得越早,囚犯刚刚迈出半步你就把他放倒了,这就更能说明你警惕性高嘛!因而奖赏也就越高。补发一个月的工资!给一个月的假期!(是啊,香警戒部队的领导设身处地想想看,如果他这个营里没有这种表明高度警惕性的记录,这算个什么营?!他这个首长还算个什么首长?!要么就是这里的犯人都十分老实?那不就可以削减警卫人员了吗?!一旦建立起来的这种警卫制度本身就要求不断地有人死亡!)

甚至在警卫部队的射手们中间还会形成某种互相竞赛的心理:你打死了一个,得了奖,买了黄油。那我不是也可以打死一个,也领奖去买黄油吗?想回家乡去看望一下自己心爱的姑娘吗?那就朝着这灰色动物中的某个开一枪吧,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月的假期回去一趟。

我们在普通劳改营时早就了解这种情况。但没想到特种劳改营里却有了一些创新:像这位乌兹别克人的朋友那样直接朝队伍开枪,像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奥泽尔营岗楼上发生的事件那样,或者从盼望塔上直接朝营区开枪。

是啊,他们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这是政治指导员们的工作成果。

一九五三年五月,肯吉尔营的拿冲锋枪的孩子们突然无缘无故地朝着已经回到营门正等待入门前搜查的囚犯队伍打了一梭子弹。当场十六人受伤,但是,假如单是受伤还好!孩子们使用的是早已被所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公约所禁止的爆炸子弹(“炸子儿”):子弹从身上出去的时候造成一个漏斗状的窟窿,内脏被炸开,下颚骨和肢骨被炸碎。

为什么定要给特种劳改营的警戒部队配备爆炸子弹?这是经谁批准的?这些我们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可是,警卫部队的人们看到在我的小说里囚犯们给他们和看守起的外号是“鹦鹉”,而且现在这个名词已经被社会所接受,他们简直气得不亦乐乎。不!囚犯们应该爱那些警卫和看守,应该把他们叫做护身天使才对!

这些孩子们当中也有一位没有生气。(不错,他是其中的优秀分子。)他决心维护真理。他叫弗拉季连-扎多尔内,一九三三年生,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曾在内务部军事警戒部队服役,一直在内罗勃拉格担任警卫。他给我写来好几封信,他说:

“这些年轻人并不是自己要到警卫部队去服役的,他们是被兵役局召去服兵役的,兵役局把他们派到内务部。他们受到射击和警戒放哨的训练。他们受冻,在夜里偷偷哭泣:让内罗勃拉格和它的一切统统见鬼去吧!他们才不需要这些东西呢!因此,不要责怪那些年轻人吧!他们是士兵,是在为祖国而服役;尽管在他们那荒唐而可怕的服役工作中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理解(请问,难道也有一些能够理解的吗?要么就全可理解,要么就全不可理解!——作者注),但是他们是宣过誓的,他们的职务也并于轻松啊。”

他的话诚挚而有理。发人深思。他仿佛竖起了一些木桩子把那些孩子们保护起来了。这些木桩子就是:誓言、为祖国而服役、他们是士兵!

但是,那也应该说:在他们身上做人的一般基础也未免过于薄弱了吧,甚至可以说丝毫没有这种基础,因为它连抵制誓言和政治课的力量都没有。并不是从任何一代人中,也不是从任何一个民族中都能培育出这种孩子们来的。

应该不应该在执行命令的时候相信别人胜于相信自己的良心呢?这难道不是二十世纪的主要问题吗?一个人可以不可以没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观念;而仅仅以铅印命令中或首长口头指示中的善恶是非为标准?誓言!誓言是以颤抖的声音庄重地宣读过的咒语,它的意义在于保卫人民免遭恶人残害;但是,它却又是多么容易被利用来为恶人服务而反对人民啊!

让我们回忆一下瓦西里-费拉索夫早在一九三七年就打算对他的刽子手说出的话吧:只你一个人有罪!人们在杀人,这只怪你一个人!我的死也全由你一个人负责,你一辈子就记住这句话生活下去吧!世界上如果没有你们这些行刑的刽子手,也就木会有死刑!

如果没有警卫部队,也就不会有劳改营了!

当然,不论当代人还是历史,都不会不看到罪责是有等级的。当然,谁都明白,士兵们的长官应负较大罪责;他们上面的行动特派员的罪责还要大些,发出指令和命令的人罪责更大,而指示别人去发出命令的那些人罪责最大。

但是,射击的、警卫的、端着冲锋枪对准我们的毕竟木是他们,而是这些孩子们!用皮靴向着倒在地上的囚犯头部乱踢的毕竟也是这些孩子们!……

弗拉季连在信中还说:

“人们向我们的头脑里灌输,强迫我们背诵带‘CC’字样的一九四三年条例,即一九四三年制定的绝密的警卫部队条例,这个条例的规定十分严酷而可怕。何况我们又是宣了誓的。还有行动人员和政治协理员的监视,还有小汇报和告密。每一个射手也都是建立了个人档案的……被围墙和铁丝网隔开的穿黑棉衣的人们和穿军大衣的人们同样都是被囚禁的人,不过前者是囚禁二十五年,后者是三年而且。”

他这几句话讲得似乎很有力量,他说那些警卫部队的射手们仿佛也是被囚禁在那里的,只不过并非由军事法庭,而是由兵役局囚禁起来的。但是,不对,并不都是“同样”的,因为穿军大衣的人可以用冲锋枪“很出色地”朝着穿黑棉衣的人,甚至朝着他们的人群,扫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

这个弗拉季连还解释说:

“年轻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入。当然,也有狭隘、无知。盲目憎恨囚犯的、死认真的人。顺便提一下,在这方面特别卖力气的是那些从少数民族中召集来的新兵——巴什基尔人、布里亚特人、亚库特人。但大多数士兵则是些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只是默默地服从,执行自己的任务,他们最喜欢的是撕月份牌,最盼望的是邮递员送邮件来的时刻。最后,也有一些好小伙子,他们同情囚犯,认为他们是遭到不幸的人。而且,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我们的职务在人民群众中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回家度假时一般都不穿制服。”

弗拉季连还用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了他的这些想法。这是他做得最成功的地方,尽管像他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其实,弗拉季连之所以被分配到警卫部队,是由于懒惰的特别处的疏忽。他的继父沃伊尼诺原是个老干部,从事工会工作多年,一九三七年被捕。他母亲因此被开除了党籍。他的生父当时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属下的一个旅长、一九一七年入党的党员,这时他便急忙宣布和前妻以及儿子完全断绝关系(这样他总算勉强保住了党票,但还是丢掉了内务部部队的将军军衔)。弗拉季连的母亲为了洗刷自己的污点,在战争期间自愿成为供血站的供血者;(没关系,她的血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可以输用!)弗拉季连本人“从儿童时期就憎恨戴蓝滚边帽子的内务部军人,可是现在这蓝滚边帽子却戴到自己头上了……在我的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印下了那个可怕的夜晚的情景——一些穿着和父亲一样制服的人们粗暴地在我的小床上乱翻乱扔的情景。”他在信中还说:

“我不是个好警卫战士:我同囚犯们讲话,也替他们办事。我有时就把枪放在他们的烤火堆旁,替他们到小卖部去买东西或替他们把信投入邮筒。我想,在独立劳改点里,在普罗梅朱托契娜娅、梅萨柯尔特、帕尔玛等处,人们一定还会记得我弗拉季连这个卫兵的。囚犯作业班班长有一次对我说;‘请你留心观察人们,倾听一下他们的苦衷吧,那你就会明白……而我本来就是把这些政治犯当作自己的爷爷、叔叔和阿姨看待的……我实在厌恶那些军官们。我发牢骚,生气,我对射手们说:‘他们才是人民的真正敌人呢!’因为这些事,因为我不服从命令(“怠工”),因为我同囚犯什1讲话,他们就开始审查我了……那个细高个子中尉萨穆京……打我嘴巴,因为我不肯签署关于囚犯信件问题的供词,他就用石制吸墨器砸我的手指。我可是个二级拳击手呀,我能玩三十公斤的哑铃!假如这个瘦猴在拳击场上遇到我的话,哼!……但是,当时有两名看守按住了我的胳臂……不过,这个时候审查我的人已经顾不得我了:那正是一九五三年内务部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时候。最后,没有给我判刑,但却给我发了一张无法找到工作的‘黑籍证’——上面写明我是根据第四十七条丁项被革职的:‘由于极端的无纪律性以及粗暴地破坏内务部条例,被内务部机关革职。’这样,我在警戒营的禁闭室里挨冻和遭受毒打之后,被抛上回家的路……一路上多亏一位获释的作业队长阿尔森照料了我。”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警卫队里的一个军官要想对囚犯们表示一点点宽容的话,他会怎么样?他只能当着士兵的面或者通过士兵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他要在别人都怀有仇恨的情况下这样做。这自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何况,即使他这样做了,也会有人马上去告密。

制度就是这样的!

(未完待续)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群众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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