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令人惊奇的不是劳改营里没有发生过骚乱和暴动,而是骚乱和暴动毕竟还是发生过。

这些骚乱和暴动,也像我们历史上一切不合人心意的东西那样,也就是说,像占全部历史真实事件的四分之三的事件那样,已经被人们仔细而巧妙地阉割、缝合、修饰、加工过了;骚乱的参加者早已被消灭,聪明的见证人们都吓破了胆,而镇压者写给上级的报告也已被焚毁或隐藏在二十层的保险柜里了。因此,发生在十年或十五年前的这些暴动如今已经变成了神话。(人们说:根本没有存在过什么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这种说法难道还令人奇怪吗?那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了嘛!……)

等到这些事件已经不再会使任何一个活人激动的时候,就有可能允许历史学家们去研究那剩下来的一点点文件了;于是,考古学家们在某个地方用铁锹挖两下,在化验室里烧一点什么东西,到那时,这些暴动的日期、地点、经过概况及其领导人的姓名就会渐渐地清楚了。

那里面也会包括最早爆发的事件、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在乌斯特乌萨附近的奥施库里耶施工场地发生的雷丘宁事件。据说,雷丘宁原是个自由雇佣人员,还是这个施工场地的主要负责人。他向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和犯第七条35款的社会异己分子们发出号召,召集起二百名左右志愿者,解除了由自卫队员组成的警卫队的武装,夺取了一些马匹,逃进森林去打游击。后来他们逐渐被消灭。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当局还在借口与“雷丘宁事件”有牵连而逮捕一些毫不相干的人。

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不,那时已经不是我们了!)会了解一九四八年在五0一工程(修建西瓦亚玛斯卡-萨列哈尔德铁路的工程)工地上发生的神话般的暴动。那次暴动之所以像神话,是因为各个劳改营的人暗地里都谈论它,可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还因为它不是发生在有这种群众基础和情绪的特种劳改营,而是发生在普通劳改营,那里的人是被眼线们所离间、被刑事犯们压倒了的,连他们作为政治犯的权利都受到唾弃,他们甚至不相信囚犯还可能暴动。

据传说,整个事件都是原来的(不久前的)军人发动的。按理,也只能是这样。如果没有这批人,全部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就等于一群没有血肉、没有信念的乌合之众,而这批年轻人(几乎全不到三十岁)是些什么人呢?他时曾是苏军野战部队的军官和士兵;被敌人俘虏过的军官和士兵;以及在弗拉索夫部队、克拉斯诺夫部队或其他民族部队里干过的原被俘人员;当年这些人曾在战壕的两边对峙,互相作战,而今,在这劳改营里,他们被共同遭受的压迫联结在一起。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转战于各条战线的青年人能够很好地运用现代步兵战术,懂得怎样掩蔽和消灭巡逻队,他们到劳改营后还没有被分散开,而且在一九四八年当时他们仍然处在战争的全部惯性支配下,并且保持着自信心。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像他们这样一些年轻人应该整营整营地驯顺地死去?甚至逃跑在他们眼里也是一种不彻底的妥协办法,有点像单个人的开小差。他们认为应该共同斗争.

一切都考虑好了。由某一个囚犯作业队首先开始了行动。据说为首的叫沃罗宁,他从前是个上校,只有一只眼睛(也有人说他刚沃罗诺夫)。人们还提到一个叫萨库连科的坦克兵上尉。他们打死了警卫人员(当时的警卫人员和现在的恰恰相反,他们不是正规部队士兵,而是后备队,预备兵)。接着便去解放其他几个囚犯作业队。他们攻占了警卫部队驻扎的小村庄,从外部向本劳改营营区发起攻击,解除了了望塔卫兵的武装,打开了整个隔离区的大门。(这时立即发生了必然的分裂:隔离区的大门全打开了,但大部囚犯并不向门外跑。囚犯中有些人刑期不长,他们根本没有打算暴动;也有根据所谓“八七”法令和“六四”法令被判十年至十五年的,但他们也不想受到适用第五十八条的判处。囚犯中也有犯第五十八条的,但有些人宁愿忠心耿耿地跪着死去。也不想站起来救人。而那些冲出大门的人也不全是想帮助起义者的;还有一些刑事惯犯,他们立即高高兴兴地跑到自由工人村庄抢劫用物去了。)

起义者们用自卫人员的武器武装了自己(被消灭的警卫人员后来全埋葬在科契马斯基地),他们又攻占了邻近的一个劳改点。然后决定联合起来去攻打相距只有六十公里的沃尔库塔市。但是,谈何容易!空降伞兵部队切断了去沃尔库塔的道路,超低空飞行的强击机向起义者猛烈扫射,他们只有四散清逸。

接后便是审判、枪毙、判刑二十五年或十年。(顺便也给许多没有参加行动而留在劳改有的人“刷新了”刑期。)

十分明显,从军事上看,他们的起义是毫无希望的。但是,谁能说慢慢地消瘦,慢慢地死去更有希望呢?

其后不久就建立了特种劳改营。大部分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被挑选出来了。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一九四九年在别尔拉格特种劳改营的下河图里亚赫分部发生过一次大致相同的事件:解除警卫人员的武装,缴到七八支冲锋枪,从外部向劳改营展开进攻,击溃警卫队,切断电话线,打开劳改营大门。这一次,劳改营里可全是身上佩带号码的、带有烙印的、注定要毁灭而毫无希望的政治犯了。

可是,结果呢?

囚犯们也没有冲向大门……

带头暴动的人固然已经无可丢失,他们变起义为逃跑,分批向梅尔加方向逃去。他们在埃里根-托斯勘附近受到部队和小型坦克的堵截(指挥战役的是谢苗诺夫将军)。

暴动者全被打死。

记得有个谜语:世界上什么最快?谜底是:思想!

这是对的,但又不对。思想,它有时也很慢,啊!简直慢得很呢!人,人们,社会,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事情,对于自己的真正处境,往往要经过艰难的道路,而且往往是很晚,才能有所认识。

斯大林把犯第五十八条的人赶往特种劳改营的时候,他几乎是在得意地显示自己的权力。本来这些人已经被他十分牢靠地看管起来了,但他却还要施展诡计,想控制得更好。他指望特种劳改营会使这些人更害怕。结果适得其反。

斯大林在世时制定的整个镇压制度的基础,是将心怀不满的人们隔离齐;不让这些人彼此见面;不让人们知道总共有多少这样的人;使全体人民(包括心怀不满的人本身)都相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心怀不满的人,有的只是极个别的心灵空虚、怀恨在心、注定要灭亡的孤独的个人而已。

但是,在特种劳改营里这些心怀不满的人却成千上万地集在一起了。他们数了数,而且他们明白了:我们这些人的心灵远远不是空虚的,而是具有对生活的崇高认识;这些人对生活的认识远比那些看管和出卖他们的人高尚得多,远比那些极力证明这些人为什么应该烂死在劳改营里的“理论家”们高尚得多。

特种劳改营的这个新情况起初几乎并未引起任何人注意。表面上似乎一切都是普通劳改营的继续。不错,一向构成劳改营体制和管理当局的支柱的刑事犯渐渐不那么神气了。但是,看守们的加倍凶恶和强管棚面积的不断扩大却似乎又补足了这方面的削弱。

可是,有一件事值得注目:随着刑事犯之有所收敛,失盗现象消失了。如今人们已不再用怀疑的目光,而是用亲切的目光看着身旁的人了。我说,朋友们,我们也许确实够得上是……政治犯吧?……

如果是政治犯,那么,躺在床上或坐在小队的火炉旁时,我们之间的谈话不是可以更随便些吗。当然。得瞧瞧周围,看看旁边站的是谁。其实,管他呢;让他听着好啦,反正已经判了二十五年,还能怎么样?

从前,整个劳改营的心理状态是:今天你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反正找不到正义和公理;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而现在,这种心理状态开始消失了。为什么找不到?为什么将来还会如此?……

囚犯作业队里的窃窃私语的内容开始改变了:人们不再谈每人的口粮多少,不再议论烂菜汤,而是谈论一些在外界无法听到的事情,而且这些议论越来越随便,越自由,越大胆了!这时,队长们也突然意识到他的拳头已不再具有左右一切的力量:有些队长的拳头根本就抢不起来了,另外一些队长抢拳头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不那么有力了。有时候队长也会放下架子,坐到旁边来听一听,跟着说上几句。这样,队里的人便开始把队长也看作自己的伙伴了:他也是自己人!

队长们经常要为各种小问题去生产计划处或会计室:商量给谁减不减口粮,把谁派到什么地方干活等等。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新空气、某种朦胧的严肃性、责任感和某种新的意义传染给了在那里工作的杂役们。

那些杂役们(尽管还远远不是全部)也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当年他们到特种劳改营来的时候,曾强烈地希望在这里抢到一个杂役的职位,现在终于抢到手了。那怎么反而不像在普通劳改营那样过得舒服了呢?现在他们不是可以关在小屋里做油焖土豆吃、和其他杂役住在一起、离开那些干活的人吗?不!现在他们认识到:这些并不是主要的。为什么?那么什么是主要的?……他们已经不好意思像在普通劳改费那样夸耀自己怎样吸别人的血,怎样靠别人过活了。杂役——这些看守的帮手们也开始在干活的人们中间交几个朋友,有时竟会把自己的干净新棉衣和别人的脏衣服构在一起,愉快地同干活的人们躺在一起聊天,度过星期日。

从前,普通劳改营的囚犯可以粗略地分为几大类;杂役和干活的人;普通刑事犯和犯第五十八条的人。现在却不同,分类更复杂、更有趣了:同乡,信仰同一宗教的人,饱经世事的人,有学问的人等等。

劳改营当局是不可能很快发现并理解这种情况的。可是派工员们已经不再带着那一米长的打入木棍,甚至不像从前那样吼叫了。他们现在是和和气气地同队长们讲话,例如:喂,科莫夫,该叫人们上工了吧!(并不是派工员的心灵上起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空气中似乎出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新东西。)

但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点点变化要经过多少岁月,多少岁月啊!它比季节的更替还要缓慢。而且这些变化并未波及所有队长和杂役,它只影响了心灵深处多少还保留着一点盖满了灰土的良心和友爱的那一部分人。而甘心当坏蛋的人仍旧可以顺利地当他的坏蛋。认识上的真正进步,思想上的震动,英勇的向前迈进,还都没有发生。劳改营依然是劳改营,我们照旧受压迫行无可奈何。一我们的出路仍旧只有钻过层层铁丝网朝草原逃跑、而他们则是用冲锋枪扫射我们,放出军犬咬我们。

勇敢的思想,不顾一切的思想,逐步前进的思想,这就是要考虑:怎样才能做到不是我们从他们那里逃跑,而是让他们从我们这里逃跑呢?

这个问题一旦被提了出来,一旦有多少人想到了这个问题并把它提了出来,有多少人听到了它,劳改营的逃跑时代也就从此结束,一个骚乱的时代便宣告开始了。

但是,怎样来开始这个时代?从哪里开始?我们已被束缚住,被许多触须缠住,没有行动自由呀!到底该从哪里入手呢?

看来像最简单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很不简单的。早在普通劳改营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有人想到过应该把眼线们干掉。那时候也曾有人安排过:从木材垛上滚下一报原木把眼线砸到涨了水的河里去、这类事在这里也不难想到呼!那么,该首先剁掉哪些触须呢?好像大家都知道,但却谁也不真正知道。

实然,有人自杀了。在“第二号”惩戒工棚发现一个人上吊了。(我是根据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情形叙述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的。在其他特种劳改营里,经过情形也大致一样。)劳改营当局并没有感到什么麻烦,把死人从圈套里卸下来,拉出去扔掉完事。

队里的人们却互相传说着。那人是个眼线,不是自己上吊的,是把他吊死的。

警告!

劳改营里有很多卑鄙的家伙,其中吃得最饱、最粗暴、最无耻的要算食堂管理员季莫费-斯某。(我不是要隐瞒他的姓氏,实在是忘记了。)他甚至有自己的卫队——一伙吃得肥头大耳的炊事员,还豢养了一批家奴,打手,是那些经常在食堂打零工的人。他和这批打手对囚犯们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了。有一次,他毫无道理地打了一个矮小黝黑的“小鬼”。平常,他打的是谁,他向来是不放在心上的。可是,在特种劳改营里长大的、受到近年来新气氛熏陶的这个“小鬼”可不是普通的孩子,他是个穆斯林。劳改营里有很多穆斯林。这些人可不比普通刑事犯。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在日落前在营区西部把额头贴在地上或高举双手作祈祷(普通劳改营还有人嘲笑他们,这里却没有人笑)。这些伊斯兰教徒有自己的领袖,而且在近来的新气氛中仿佛也组成了自己的代表会议。于是,教徒们作出了决议:报复!

星期日大清早,当那些家伙还赖在热被窝里的时候,被打的“小鬼”和另一个北高加索的印古什族人悄悄潜入了杂役们住的工棚,找到斯某住的房间,两刀子就迅速结果了这个体重足有九十多公斤的家伙。

但是,当时人们还多么不成熟啊!这两个人竟没有企图遮盖一下自己的脸,也根本没想逃跑,而是离开尸体,拿着带血的刀子,怀着已经尽到义务的满意心情,坦然走去向看守自首了。他们将要受到审判。

这都是摸索前进中的探索。这一切在普通劳改营或许也还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堂堂正正的公民却在继续向前探索:这是不是那需要抓住的主要一环啊?是不是就应该通过这一环打断整个锁链?

“打死眼线!”对,就是它,就是这一环!把刀子捅进眼线的心窝!制作刀子,杀死眼线——对,就是它!

现在,当我写到这一章的时候,墙上书橱里的一排排人道主义书籍正在威严地注视着我,它们那灰暗无光的陈旧书脊,像透过薄云闪烁的星光一样,不住地向我投来责难的闪光,似乎在说:世界上一切东西都不应该用暴力获取!一旦我们拿起剑、刀、枪,我们便会很快地同那些杀害我们的刽子手和暴虐者同流合污了。那就会没有止境……

会没有止境!现在,在这里,在温暖而洁净的屋里,我坐在夏邑的写字台旁,我也完全同意这一点。

但是,应该自己试试无辜地被判上二十五年刑,身上缝上四块号码布,两手经常要背在身后,早晚两次受到搜身,在劳动中累得筋疲力尽,由于别人的小汇报而被拖进强管制工棚,永远地被踩进泥坑里,……试过这一切之后,从那里,从那个泥坑里,你才会感觉到所有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全部说教统统是那些脑满肠肥的大闲人们的废话!

会没有止境!?……那么会不会有开端?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产生一线希望呢?

被压迫人民得出的结论是:仁慈是无法根绝凶恶的。

眼线们也是人??……劳改营看守们向每个工棚宣读了必须传达到整个彼斯强拉格所有囚犯的恐吓命令:关押女囚犯的某劳改点有两个姑娘(其出生年月表明她们都很年轻)进行了反苏谈话,因此,经过由……组成的法庭判处……

这两个姑娘都是已经判了十年刑的,她们曾躺在床上小声谈心。是哪个死畜失去给她们告密的呢?这个告密的畜生不也是被判了刑的吗?眼线们还算得上什么人?!

没有怀疑了。可是,要开始最初几次打击毕竟不那么容易。

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怎样开始的。(所有特种劳改营里都开始杀人了,甚至关押残废的斯帕斯克营分部也开始了。)我们这里是从杜波夫卡押来一批犯人之后开始的。这批囚犯基本上是西乌克兰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分子”。他们在各地对整个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他们推动了这辆大车。是这批杜波夫卡来的囚犯给我们带来了骚乱的杆菌。

从游击队员的小路上直接被抓到劳改营的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关在杜波夫卡的时候就已经认清了环境。在押囚犯们的冬眠状态和奴隶般驯顺的态度使他们感到惊奇,他们决心自己拿起刀来。

在杜波夫卡,他们)的觉醒带来了骚乱、火灾和劳改营的解散。但是,过于自信的、瞎了眼的劳改营主人们(这也难怪,他们已有三十年未曾遇到过任何反抗,已经习惯于无人反抗他们了。)甚至没有想到该把转押到这里来的骚乱者同我们隔离开。他们反而把这批人分编进全营的各个队了。这是普通劳改营采用的办法。把人分散开就可以使抗议的声音湮没掉。但是,在我们这个已经开始自我净化的环境中这种办法却只能有助于火舌尽快地吞噬整个劳改营。

新来的人们跟着各个作业班一起出工,但是他们根本不干活或者只是做做样子,他们躺在有阳光的地方(正是夏天I)小声谈天。这时候、从旁看去,他们很像那些合法地这样做的刑事犯:他们也同样年轻、养得很好、身体健壮。

但是有一条法规越来越清楚了,不过这是一条新的、令人吃惊的法规:“谁混灭了天良,谁今夜去见阎王!”

如今,杀人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比逃跑最多时期的逃跑还要频繁。这些谋杀事件的作案者都很有把握,而且做得神不知鬼不晓:谁也不拿着带血的刀子去自首。人们保存着自己的生命和刀子还要去做别的事呢!他们最喜欢的时刻是清晨五点钟。每天这时候看守们便来打开工棚的大门,打开之后走去开下一个工棚,这时囚犯们几乎还全在睡觉。于是戴着面具的复仇者便悄悄溜进早已看准的房间,走近那张早已看好的床,准确而万无一失地杀死那个已经醒来并尖声嚎叫的或者尚在睡梦中的告密者。在确信他已经死去之后。复仇者们才在重大方地离去。

他们是戴着面具的。看不见他们在眼上的号码,号码布撕掉

或者盖起来了。但是,即使被杀者旁边床上的人根据体形或面部

轮廓认出了是谁,他们非但不会急于主动去报告,而且在审讯时,

甚至在监狱“教父”的威胁之下,也不会投降,他们会坚持说:

“不,不,我不知道,我没看见!”而且这已经不单纯是根据那条

为一切被压迫人民所掌握的古老真理——“一问三不知。神仙怪

不得”——在行事了,这也是在保全自己!因为谁要是说出来,谁

也就会在下一个早晨五点钟去见阎王;行动特派员对他表示的好

感丝毫也帮不了他的忙。

这样.杀人(虽然才发生了不到十起)便成了一种常规,成

了一种通常现象。囚犯们早晨去洗脸和领早饭时往往互相打听:今

天又干掉了谁?在这个令人不寒而采的体育项目中,囚犯的耳朵

听到了在地下后起的正义的战鼓声。

这事是完全秘密进行的。只要某个人(一个公认的权威人

士)在某处向某人提出一个名字:干掉这个家伙!至于由谁去干,

哪一天干,从哪里弄到刀子,这些他就不必管了。至于管这些事

的战斗队员们,他们也只知道自己必须执行法官的判决,但不知

道法官是谁.

必须承认,在眼线们并无正式文件任命的情况下,这个没有

建制的、不合法的、无形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却远比我们所知道的

一切法庭、三人小组、军事审判庭和特别庭所作的判决要准确得

多,错误少得多。

囚犯们把这种杀人叫作“屠宰”。这种屠宰准确无误,后来甚

至发展到白天干,几乎是当众进行了。从前在罗斯托夫市担任过

相当高级的内务部职务的一个大坏蛋,一个身材不高、满脸雀斑

的家伙,现在是囚犯工棚的“棚长”,他就是星期天白天在“马桶

间”被杀死的。人们已经变野了,大家都挤到马桶间去观看那血

淋淋的尸体。

后来,人们开始寻找那个出卖了第八号惩戒棚挖地道计划的告密者。(劳改营当局察觉此事后,急忙把从杜波夫卡押来的主要人物统统关进了八号工棚惩戒室。但是,没有这些人,屠宰照常进行。)复仇者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在营区内追赶那个告密的眼线,眼线朝着管理处的工棚猛跑,复仇者在后面紧迫,眼线一头。钻进劳改营分部主任、大胖子马克西缅科少校的办公室,复仇者也紧跟进去了。这时少校正坐在圈椅里,劳改营的理发员在给他刮脸。根据劳改营的规章,少校在营区内是不得带武器的。猛然看到闯进来几个持刀的人,少校吓得魂不附体,推开剃刀从圈椅上跑下来,连呼饶命。他以为人们是要宰他。看到人们当面杀死了那个眼线,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没有一个人企图杀害少校。刚刚开始的这个运动有一条规定:只杀眼线,不触动看守和劳改营头头们)。但是,少校还是趁机从窗户跳了出去。脸刮了一半,还系着白围裙,他就径直朝岗楼跑去,拼命地叫喊:“了望塔!开枪!了望塔,开枪啊!”但是了望塔上并没有开枪……

还有一次,眼线没有被当场杀死,他挣脱掉,带着刀伤跑进医院。医院里给他作了缝合包扎。但是既然少校都吓得求饶,医院能救得了他吗?两三天之后眼线被杀死在医院的病床上……

五千人的大劳改营里只杀死十几个人。可是,刀子每砍下一次,缠在我们身上的触须就脱落一批。感觉到像是吹来了一股爽人肺腑的清新空气!表面上,我们似乎仍旧是囚犯,还关在劳改营里,但实际上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因为我们自从有记忆以来现在才平生第一次能够公开地大声说出自己所想的一切了!没有经历过这一转变的人是想象不出这种自由的!

如今眼线们“有眼无线”了!……

在这之前,行动处的人向来就可以随意把某个囚犯白天留在营区,几小时几小时地同他谈话。谁知道谈什么呢?!是要他汇报?给他新的指示?从他那里摸清那些还没有作什么、但可能作些什么的与众不同的囚犯?了解那些将来可能成为反抗中心的人物?

过去,每到晚间,全队的人下工回来后自然会向这个人提出问题:“今天为什么把你留下了?”而被留的人总是回答说:“就是给我一些照片看,叫我认认人……”不知他说的是实话,还是拿这种谎话作掩护。

战后这些年,确实常常把一些人的照片拿给囚犯看,让囚犯辨认出战争时期遇到过的人。但是,总不可能给所有的人都是着照片吧,也没有这种必要啊。可是谁回来都这么说,自己人和告密者都这么回答。于是囚犯之间便产生了相互猜疑,这猜疑也就迫使每个人不敢再同别人讲话和来往了。

如今,猜疑消除,空气净化了!如今,契卡行动人员如果命令谁不出工,想把他留下来,这个人竟会不留下来。这不可能!从肃反委员会成立,到政治保卫局,到内务部,几十年来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他们召唤去的人竟不是怀着一颗激烈跳动的心急忙凑到跟前去,竟不是摆出一副谄媚的面孔迈着碎步紧跟在他们后面走去,而是傲慢地(因为本队的人们都在看着他呀!)拒绝去!这不可能!如今,仿佛在派工地点上空有一台看不见的天平在摆动:天平一头的小盘里放满了各种熟悉的怪影:侦讯室、拳头、棍棒、整夜罚站、站笼隔离室、阴冷潮湿的禁闭室、老鼠、臭虫、军事法庭、加判第二次刑期、第三次刑期。但所有这些都不是一瞬间的事,这只是一盘慢慢磨碎骨头的大磨,它不会在一瞬间把你全部吞噬掉,经过这一切之后,人还有可能活下来,这里所有的人不是都经历过这些吗?

而放在天平另一端的小盘里的东西很简单,只是一把刀。但这把刀就是为你这个退让的人准备的!这把刀就准备插入你的胸膛,不是将来某个时候,而是明天一清早,而且任凭它什么“契卡格勃”都没有力量救你这一命!这把刀并不长,但恰好可以插入你的肋下;它甚至连个正经的刀把也没有,只是用绝缘胶布把没有刃的一头缠了起来,但这样才有摩擦力,正好拿住,不容易从手里滑出去!

归根结底,还是这后一个充满活力的威胁更有分量!它给予一切软弱者们以力量,帮他们摆脱蚂蟥的纠缠,使他们跟着班集体走。(它也给予这些人以辩护的口实:我是想留下来的呀,首长;可我怕挨一刀……您当然没有受到这种威胁,所以修不能想象……)

还不止这些。如今不仅行动特派员和劳改营其他主人召唤人的时候人们不敢去了,而且人们也不再敢随随便便往营区邮商或上级设的申诉意见箱里投个信封或一张写了字的纸了。每当需要投一封信或投寄什么申诉书时,人们总要先拿给别的人看看:‘喂,你可看看,检查一下,这可不是告密信.来,跟我一起投进去吧!”

现在,劳改营当局变得既聋又瞎了!表面上,大肚皮少校和他的副手普罗科菲耶夫大尉(也是个大肚皮)以及所有看守仍旧自由地在营区走来走去,毫未受到威胁,照旧在我们中间走,盯着我们。但他们却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如果这里没有告密者,穿制服的人是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的:在他走近之前人们就不说话了,转过身去,藏起来或者走开了……也可能旁边就有渴望着出卖同伴的忠实情报员在那里着急,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人敢于发出任何一个暗号。

几十年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机关赖以建立其成信和荣誉的那个情报机器现在失灵了。

表面上,还是那些作业班组,囚犯们还是到原先的工地去劳动。(我们这时已经商量好要对抗押送的卫兵。我们不允许他们调整我们五人一排的队伍,不让他们在中途点数。我们达到了目的。一旦我们中间没有了眼线,连冲锋枪手也显得无力了。)我们也劳动,做到一般地完成任务。回生活区的时候像从前一样让看守搜身(可是,刀子却从来未被发现过!)。实际上,现在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已经不是劳改营当局硬性拼凑的劳动班组,而是别的人类联合体,首先是民族。产生了眼线们无可奈何的民族中心:乌克兰人的、穆斯林的、爱沙尼亚人的、立陶宛人的。而且这些中心得到了巩固。这些中心没有人选举,但是它们按照年龄、智慧、受迫害的程度等等十分合理地自然形成了,所以它在本民族的人们车间享有不容置疑的威信。显然。也成立了各个中心的联合机构,类似所谓“民族协商会议”之类的东西。

这里应该及时说明:并非一切都像勾画主流时所看到的那样纯净而顺利、也有过一些所谓“温和派”和、“极端派”之类互相竞争的集团已自然,这里也有个人之间的好恶和感情成分在起作用。个别想当“领袖”的人的自尊心在作祟。有些年轻的“牛犊子战斗员”还很缺乏必要的政治素养,其中某些人只想到自己既然于这份”差事”,就应该吃得好些,他们为此就直接去威胁卫生所的炊事员,要求给他们开额外的病号饭,如果炊事员拒绝,他们就把炊事员杀死,不顾什么道义标准——已经干惯了,而且有刀子和面具在手嘛!总之。在这个健全的核心中也慢慢开始滋生蛀虫了——它几乎是古今中外一切革命运动中司空见惯的、不足为奇的。必然会有的附属品!

也发生过一次单纯的差错。一个诡计多端的眼线不知怎么嗅到了气氛。因此,他睡觉时再三恳求一个爱劳动的老实人和他换换床位、老实人同意了。第二天早晨那个老实人被杀死在床上。

尽管有这一类偏差.但大方向始终十分明确而清楚,并且也取得了预期的社会效果。一劳动的作业班组还维持原样,数目还是那么多,可是,奇怪,劳改营里感到缺少班长了!这对古拉格群岛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起初。这种“人员流失”现象是自然的:有人住进了医院,有的人刑期快满、被调进总务大院了。但过去派工员周围总是有一群贪婪地想捞到这个职位的人在等待着:为取得班长职位还要送一块黄油,送一件绒线衫呢!现在,不但没有人再贪图班长职位,反而是有些班长每天跑到政工处去磨,请求尽快撤掉他。

如今,队长们从前用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压制、强迫——已经失灵了,可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很快地想出一套新方法来的。班长的人选越来越成问题,以至于派工员不得不亲自到工棚同大家一起抽支烟,聊聊天,顺便向大家请求。“小伙子们,作业班总不能没有个头头吧。这可不像话呀!嗯?你们随便选一个吧,选出来,我们马上批准!”

后来,这种情况更严重了,因为一些班长开始往加强管制棚里逃跑,好在石砌的监狱里找个藏身之处1不只是班长,还有象阿达斯金之类的施工员吸血鬼,还有一些眼线,他们在暴露之前或者在感到事情不妙、名单就该轮到自己的时候,也会大吃一惊,急忙逃跑到加强管制工棚里去!这些人直到昨天还在人群中装好人,还在言语和行动上表示自己赞成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囚犯中间谁敢不这么说!),昨天晚上他们还同大家一起睡在公共工棚里(其实,昨晚睡着了吗?是不是在那里紧张地思考对策,随时准备着闪开刺过来的刀子,并在暗中发誓这是最后一晚住在这里了呢!?),可是今天却突然不见了。于是,值目的囚犯得到命令:把某人的东西收拾一下,送到加强管制工棚去!

这是特种劳改营生活中的一个新时期,它既可怕,又有趣。现在不是我们逃跑,而是他们从我们这里跑掉;从而使我们这里净化!这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空前的、不可想象的时期:那些昧了良心的人夜里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了。报应已经不再等到来世,不等待历史作出判决,而是一把刀子明天早晨就会使你得到报应,这报应是可以感觉到的,活生生的。光明正大者感到脚下的营区土地柔软而温暖,叛徒则感到脚下的土地像针毡,像在燃烧!这种情况只有在童话里可以想象得出,而对于营区以外的空间,对于我们的外界自由社会来说,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过去从未看到过,或许将来也不可能看到的。

阴森森的石砌加强管制工棚早已经扩建完了。小小的窗孔外面装着罩斗。它阴冷、潮湿、黑暗。周围是大厚木板筑接起的坚固围墙。劳改营主人为了关押那些不听话的、逃跑的、顽固不化的、牢骚满腹的勇士们而精心建造了这加强管制工棚,不料如今它竟忽然不得不接受眼线、吸血鬼和凶恶的打手来休息养老了!

应该说,第一个想到去找契卡人员的人,想到凭着自己长期忠实的效劳而请求他允许自己躲进石头房子。从而逃避人民那愤怒惩罚的人,还是相当聪明的。人们自己要求住进更严格的监狱,不是逃出监狱,而是逃进监狱,自愿地同意不再呼吸新鲜空气、不再见到阳光,——这种情况似乎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呢!

劳改营首长和行动人员对于最初逃进来的几个人表示了同情,倍加爱护地把他们收留起来;毕竟是自己人嘛!给他们在加强管制工棚里挑选了最好的房间(一些说话刻薄的人把这种地方叫作“储藏室”),给他们发了床垫子,命令把他们屋里的炉子烧暖和点,允许他们每天出来散步一小时。

但是,“继第一批聪明人之后,不那么聪明但却同样渴望活下去的人们也跟上来了。(某些人逃跑时还没法替他保留面子:谁知道呢,说不定将来还得回来同囚犯们住在一起?大辅祭鲁德丘克逃进加强管制棚之前就有过一场表演;晚上熄灯号之后,几个看守突然来到他的房间表演了一场严格搜查的戏,甚至连床垫子都撕开了,然后就“逮捕”了鲁德丘克并把他带走了。不过,囚犯们很快就确切地得知,这位喜爱绘画和吉他琴的骄傲的大辅祭也住在拥挤的“储藏室”里)眼看这种人已经有十名,十五名,二十多名了!(我们用劳改营长官的姓给他们命名为“马切霍夫斯基班”。)于是,不得不压缩有效面积而开辟第二个“储藏室”。

不过,眼线只有当他们混在群众中间而没有被发现的时候才是需要和有用的。眼线一旦被发现就一钱不值了,他们再也不能在这个劳改营里起作用。因此,现在只好让他们在加强管制工棚白吃饭。他们又不去参加劳动,毫无益处。不行,就算内务部对他们慈善吧,也总有个限度吧!

于是,当局就制止了这股求救的水流。来迟了的。对不起,你就留在工棚披着羊皮等待那一刀吧。

告密者也像是摆渡的船夫:这时需要你,事后不相识。

劳改营当局关心的是对应措施,是怎样才能制止囚犯们这可怕的运动,并且挫败它。他们习惯于做的,也是他们实际上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草命令。

这些掌握着我们的身心的人们最不愿意承认我们的运动是政治运动。因此,在那些气势汹汹的命令中他们把已经开始的这个运动统统称之为匪徒活动(这些命令由看守们到每个工棚里来宣读);,大概他们觉得这样称呼比较简单、容易理解,也更亲切吧。不久前,他们把真正脱匪徒冒充“政治犯”送到我们中间来当“眼线”,现在呢。相反,政治犯——第一次成为政治犯的人——却又被叫作“匪徒”了。命令里只是笼统地宣布:一这些匪徒必定会被发现(眼下还一个也没有发现!),而且(更没有把握地说)这些人将会被处决!命令里甚至号召囚犯们起来谴责匪徒们并同他们进行斗争!……

囚犯听完传达之后,各自暗笑着散去。“劳改营军官们不敢把政治性的东西称为政治性的(虽然三十年来一向是不管侦查什么案件都任意扣上“政治”帽子的)。这使我们感到了他们的虚弱。

这确实是虚弱!把运动称为匪徒行为,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诡计。这样一说,劳改营当局就没有责任了。否则,它怎么竟然使得劳改营里发生了政治运动呢!?这样说的好处和必要性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因而上面也开始使用这种提法了:从州内务局和劳改营管理局到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内务部本身都是这么说。一个非常害怕公开报道消息的制度必然会喜欢同样地欺骗自己。如果被杀死的是看守或军官,那他们就无法回避适用第五十八条第8分条《恐怖行动》,不过,那他们也就可以很容易地判处枪决了。现在,他们看到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可以把特种劳改营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描绘成“狗咬狗的战争”(“母狗战争”),这是震撼过整个普通劳改营的,也是由古拉格群岛的领导当局自己发动起来的战争。

“狗咬狗的战争”值得在本书中单独写一章,但为此还需要收集许多材料。我只好请读者去阅读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研究报告《罪恶世界随笔》,虽然那里面写得也不够全面。

简单地谈谈吧。“狗咬狗的战争”(“母狗战争”)大约爆发于一九四九年(经常发生的小偷与“母狗”〔狗腿子〕之间个别人的互相残杀又当别论).一九五——一九五二年间曾大打特打。那时,盗贼世界分化为各色人物的小集团:除了纯粹的小偷和“狗腿子”之外,还有:不择手段派(“不择手段的窃贼”)、所谓“马赫诺分子”、大捞派、酿酒派、“小红帽”、魔手派、带棍派以及其他种种。

到了五十年代那个时期,劳改营的领导苏门已经不大相信那绝对正确的理论所教导的改造刑事犯的办法了。因此,它似乎下决心要摆脱这一负担,于是它便开始玩弄“分而治之”的手段:忽而支持这一派,忽而支持另一派,利用受支持的派别的刀子去干掉另外一些人。这种屠杀曾公开地、大规模地进行。

后来刑事惯犯中的凶手们也学会了对付办法:他们或者借他人之手杀人,或者亲自出马,事后强迫别人承担罪责.一些年轻的普通犯人和当过兵或者当过军官的人,在可能被杀的威胁下,不得不把别人的杀人罪承担下来,从而按第五十九条第3分条“匪徒行凶罪”被判二十五年徒刑。而那些盗贼团伙的头头们却在一九五三年依据“伏罗希洛夫”大赦令像没事人一样释放了。(不过我们也不必进住:后来他们又一次次地进了监狱.)

当我们的报刊上又掀起一阵风,并且刊登一些奢谈改造的多情故事时,字里行间偶尔也会透露一些关于劳改营残杀事件的消息(当然是十分模糊不清而且不真实的)。这些消息中往往故意地(为了对历史进行隐瞒)把“狗战”和特种劳改营里的“屠宰”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不明的杀人混为一谈。劳改营题材是大家所感兴趣的,人们都贪婪地阅读这类文章,但是从这些文章里却什么也弄不懂(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写这些文章的)。例如,一九五九年七月《消息报》上就发表过一篇疑点百出的所谓记实性中篇小说,出自记者加利奇之手。里面说,主人翁科西赫从劳改营里写了一封长达八十页打字纸的申诉信,感动了最高苏维埃。(第一,请问,科西赫哪里来的打字机?是从行动人员那里借来的吗?第二,谁会去读这长达八十页的东西?还没有看完第一页就该打呵欠了。)并且说这个科西赫曾被判刑二十五年,是由于在劳改营里的案件被第二次加刑的、那么究竟是由于劳改营里的什么案件?为了什么增加刑期的?说到这里时作者加利奇表现了我国新闻记者的一般特点:含糊其辞,叫人摸不着头脑。读者不明白:科西赫究竟是在狗咬狗的斗争中杀了人,还是犯了杀死眼线的政治性杀人?但是,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了:如今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人们把一切杀人都混为一谈,统统称之为匪徒行为。请看这家中央报刊是如何科学地解释这一点的吧:“贝利亚的走狗们(是啊,一切都往“大灰狼”身上推吧,总不会错,大灰狼什么都能承担下来!)当时在劳改营里掌握着权力。(当时?那么在这之前呢?现在呢?)那些本来应该认真执法的人却用自己的肆意妄为代替了严明的法律。(怎么回事?违背唯一的指令?谁敢这样做?)他们千方百计地在囚犯之间排技山间,制造仇恨(着重点是我加的,这句话倒是实话——作者注)(利用眼线的办法当然也包括在这个提法之内了)。那是一种畸蛮的、无情的、人为地煽动起来的仇恨。”

想用判刑二十五年的办法来制止劳改营里的杀人事件,自然是办不到的,因为杀人者本来就已经被判二十五年了。于是,-九六一年又颁布了新命令:在劳改营里杀人者处死刑,当然也包括杀死眼线的人在内。赫鲁晓夫发布的这条命令倒是斯大林时期的特种劳改营所需要的。

他们就是这样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但是因此也就失去了枪毙劳改营内的凶手的权利,也就是说,不可能采取有效的对应措施了。他们无法制止这场越演越烈的运动。

发布的命令没有奏效。囚犯们并没有代替自己的主人去进行谴责和斗争。因而劳改营当局便采取了第二项措施:对整个劳改营实行惩戒管理制度!这意味着,所有日常的自由时间,即除开劳动之外的全部时间,包括星期天,我们都必须像在监狱里一样被镇在屋里,必要时使用马桶,饭也在工棚里吃。人们用大桶把粥和烂菜汤送到工棚里来,食堂里空无一人。

这个办法使人很难忍受,不过,它没有继续多久。我们在工地上完全变得做做散散了。不久,煤炭托拉斯叫了起来。更主要的是这给看守们增加了一项额外负担:他们现在不得不经常在劳改营里拿着钥匙从这头跑到那一头,一会儿要给倒马桶的卫生值日开门关门,一会儿要开饭,一会儿又要把病人押送到卫生所去,再从卫生所押回来……

劳改营当局原来指望我们受不住这种严格的制度,因而会恨那些杀人者,把他们招供出来。但是我们大家都有精神准备,认为忍受一下还是值得的。当局的另一目的是:现在每个工棚总是关着,这样就可以防止囚犯跑到别的工棚去杀人,而本工棚里的人总是容易找到的。可是,又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又是一个凶手也没有找到,大家还是都“没看见”,“不知道”。接着又在工地上把一个人的脑袋打了个窟窿。这就更是关闭工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了。

惩戒制度废除了。又想出另一个办法:修建一道“万里长城”——一道大墙。这道墙的厚度是两块土坯长,高四米,就修在劳改营区中部,用它把营区分割为两部分,但暂时先留下一个豁口。(这个计划适用于全部特种劳改营。其他许多营已经把整个营区部分割成若干小区了。)这道墙对于外部的村庄毫无防护意义,因而托拉斯不会支付这笔建筑费用,所以整个建筑的担子全落在我们这些囚犯身上:制作土坯.翻晒土坯,搬运、糊墙等全部工作都要我们在星期天和下工回来之后的时间(夏天天长)完成。我们十分讨厌这道墙,明知当局叉在准备某种卑鄙勾当,可是不能不干。我们得到解放的程度还很小啊,只是头脑和嘴巴解放了,从肩膀直到月间整个身手仍旧和从前一样陷在奴隶的泥潭中。

发布恐吓命令、实行惩戒室制度、修境——这都是一些粗暴措施,完全符合监狱里的思维方式。可是,突然,怎么啦?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开始把一个又一个作业税则到摄影室去,给每个人拍照片,态度客气,而且不是让你戴着那个狗脖套一般的号码拍照,不要求你一定把头摆成固定的角度,而是请你随便坐下,随便摆个什么姿势,愿意怎么照就怎么照。那些爱劳动的人们还听到了文化教育科长“不小心”据出来的一句话:照像是“为了办理证件”。

办理什么证件?囚犯需要什么证件?……一种兴奋的心情在囚犯们中间传开了:会不会是为了解除看管在准备出入证?会不会是……?也许……?

有一个回家度假的看守回营了。他(当着凶犯们的两)大声对别的看守说,旅途中他看见过好几列火车,满载着释放回家的人,被释放的人们用标语和绿树枝把列车装饰起来,高高兴兴回去了。

天啊!心脏在激烈地跳动!是自,早该如此嘛!战争结束后本来应该先从这件事做起的!莫非终于开始做了吗?

还听说有人收到了家信,说他的邻居已被释放,现已回到家里!

忽然,有一个已经拍过照片的班被某个委员会传去谈话。要求一个人一个人地进去谈。斯大林的照片下面摆着铺了红布的桌子,桌旁坐着几位劳改营军官。但不仅是他们,另外还有两个在劳改营从未见过的陌生入,一个哈萨克人,一个俄罗斯人。这些人庄重地坐在桌旁,面带微笑,在填写着什么表格:姓、名、父名、一出生年月、’出生地,接下去不是囚犯已经习惯回答的触犯刑法多少条、判刑多少年和刑满日期,而是详细的家庭状况。妻子、父母、有无子女、子女的年龄、现住何处、住在一起还是分居。所有这些全都记下来了!……(委员会的成员还时而提醒记录人员:把这点记下来!把这个情况也写下来!)、讯问的问题很奇怪,触及人的痛处,但又令人愉快!听到这些问题,连那些已变成铁石心肠的人也很不得大哭一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听到的一直是那不连贯的嚎叫声:犯哪一条?利期?判决机关!?突然,这么一些和颜悦色、严肃认真、通情达理的军官坐在你面前,慢条斯理地、以同情的口吻(是的,正是以同情的口吻!)询问你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连自己都不敢去触动它,有时躺在床上和邻床的人说上一,两句,或者一两句也不敢说,……这些军官(对呀,去年十月革命节前夕不就是这个军官把你的全家照片没收掉,给你撕得粉碎吗!你忘了?现在原谅他了?),这些军官现在听到你说妻子已经改嫁,父亲已经衰老,已不指望今生能看到儿子时,对你深表同情地叹着嘴,他们互相交换一下眼色,摇摇头。

是啊,这些军官不是坏人,他们也是人,只是因为他们担负的这种狗差事才……各个项目都已填完,最后对每个人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嗯,那么你B已希望住在什么地方呢?是你父母住的地方,还是你从前住的地方?……”

“什么?我……就住在第七号工棚呀……”囚犯睁大眼睛回答说。

“这我们当然知道!”军官们笑了。“我们是问。你希望住在什么地方?比方说吧,假如把你释放了,那么给你的证件上该填你要在哪儿落户呢?”

囚犯感到天旋地转,眼前是阳光、彩霞……他的头脑懂得,这是梦,是童话,这不可能,他的刑期是十年或二十五年,什么也没有改变,他满身泥土,明天还要被赶到工地去劳动。但是几个军官,包括两名少校,却明明坐在面前不慌不忙地、深表同情地继续在问:

“你到底想上哪儿去,上哪儿?你倒说一个地方呀。”

囚犯的心脏跳得更快了,一种感激的暖流流遍周身。于是他就像个羞红了脸的男孩要说出自己心爱姑娘的名字似的,说出了内心中的秘密,说出了如果他不再是身带四块号码的、可诅咒的囚犯的话,他希望在什么地方度过自己的余年。

军官们把这个地点也记下来了!命令叫下一个人进来。而头一个人便疯人似地跑到走廊里,急不可待地把刚才的事情讲给同伴们听。

队里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叫进屋里,回答友善的军官们提出的问题。五十个人中间只有一两个人苦笑了一下,回答说:

“呆在这个西伯利亚一切都很好,只是气候热些。能不能把我送到北极圈内去?”

或者说:

“请您这样写上:我生在劳改营,也要死在劳改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

军官们就这样同两三个班谈了话(全劳改营共有二百个作业班)。劳改营的囚犯兴奋了好几天:他们有的还争论呢!尽管一半人从未相信这一套。这种时候过去了!委员会后来再也没有找人谈话。其实,给囚犯“照像”并不花费什么钱,只是用没装胶卷的照像机咔嚓一下就行了。但是,要一组军官坐在那里亲切地向这些面貌可憎的囚犯问话,他们实在受不了。既然受不了,那么这一无耻的欺骗手段当然也就未能奏效。

(不过,还得承认,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一九四九年建立这类严格管制的劳改营时,当然有过永久性计划。但是,曾几何时,一九五一年,它的主人们就不得不煞有介事地表演这类亲切的把戏了。还需要有什么样的成功呢?为什么在普通劳改营时代他们没有被迫作这类表演呢?)

于是,刀子又开始闪光了。

于是,主人们决定:抓人。没有眼线,他们摸不准应该抓谁,但是,大概总有些怀疑对象和想法吧(说不定还是有人秘密地给他们通消息)。

一天,收工之后两个看守来到工棚,像是例行公事一般对某个囚犯说:

“喂,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跟我们走!”

这个囚犯看了看周围的同伴,回答说:

“我不去。”

可不是嘛!对于这种极为平常的抓人,或者叫逮捕,我们是从来没有反抗过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原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啊:我不去!我们这已经得到解放的头脑现在终于懂得这一点了!

“为什么不去?”两个看守走到眼前来了。

“就是不去!我在这里呆着满好。”囚犯坚定地回答。

“他应该去哪儿?……为什么必须去?……我们不放他走!……不放他走!……你们走开!”工棚里四面八方都说话了。

看守们踌躇了一会儿,走开了。

他们又在其他工棚里试了试同样的办法。结果一样。

豺狼们明白了:我们已经不是从前的绵羊。现在他们抓人必须借助于欺骗手段,或者在岗楼里干,或者为了一个人而抓全班。想从群众中把一个人拆走,那是办不到的。

我们清除了污秽,我们摆脱了监视和偷听,我们翻身放眼一看,明白了。我们的人成千上万!我们是政治犯!我们能够抵抗!

我们选定了眼线、告来者、叛徒这个环节开刀,抓住这个环节拉断整个锁链.这选择该是多么正确风过去就是我们中间的人在妨碍我们生活。就像古代的祭坛上一样,他们的血流出来了,我们消解了沉重的诅咒。

革命在高涨。原来似乎一度停息了的革命的微风,如今像飓风一般吹进了我们的胸膛!

(未完待续)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群众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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