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节 慈母去世
我这一生中最哀伤的一刻，莫过于在一次演出前，突闻母亲亡故的噩耗。当时我们正在洛杉矾的某处演出。父亲去世时我才14岁，还不太了解死别的悲痛，因此没有像这次这么伤心。当然，也许是因为我与母亲相处的时日较久，感情较深，有更多的难舍情。康。
对我来说，在莎莉文老师来到之前，有关母亲的记忆是一片空白，只知道母亲后来常说：“当你生下来时，我觉得既骄傲又快乐。”
母亲的话一定不假，因为她把我患病之前19个月中的大小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常常如数家珍般地说给我听：“你学会走路以后，最喜欢到院子里去追逐花丛中的蝴蝶，而且胆子比男孩子还大，一点都不怕鸡啊、狗啊这些动物，还常用肥嘟嘟的小手去抱它们。那时，你的眼睛比谁都尖，连一般人不易看到的针、小纽扣等都可以很快找出来，因此是我缝纽扣时的小帮手。”这些事母亲百说不厌，还说某次家中正在编一个有三只脚的竹笼子，笼子四周留了许多小洞，牙牙学语的我又好奇又兴奋，老是爬到母亲膝上，用不流利的儿语问道：“还要做多久？”
母亲又说我最喜欢壁炉中熊熊的火花，时常不肯上床睡觉，望着燃烧着的木材上的火舌发呆。如果看到火舌由烟囱上窜出时，尤其感到兴奋。
“唉，那时候我们俩人是多么快乐呀？”母亲在回忆之后，总会满足地叹口了气而下此结论。
当我不幸患了一场大病，变成又育又聋时，母亲才23岁。年轻的她从此生活在悲痛的辛苦岁月中，因为天生内向、谨慎，不太开朗的个性使她缺乏朋友。遭此不幸，心情当然更落寞了。长大之后，我尽量学习独立，希望不使母亲操心。母亲与我一起出外旅行或来连杉与我同住时，也许会感到欣慰，可是更多时候，她必然为我这个残疾女儿而暗自饮泣吧！我似乎可以隐隐感觉出母亲在最后几年变得越来越沉默了。
母亲自己曾经说过，她常常一早醒来，脑海中第一个闪出的念头就是海伦的问题，晚上临睡前，也经常为此担心。母亲的手患有关节炎，写起信来很吃力，可是为了我，还是常常很费劲地用盲文写信给我。
在我之后，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5年后又生下弟弟菲利浦，他们两人的出生多少为她带来了一些安慰。
父亲去世后，母亲独立担负起养育弟妹的重担，日子过得很艰苦。好不容易妹妹长大了，嫁给亚拉巴马州的昆西先生，母亲才算松了一口气。她轮流到妹妹家或我这里走动，探望她挚爱的孩子们。
老实说，年轻时候母亲对女红和家务事都不太感兴趣，出嫁以后，却不得不挑起家庭中一半的重担。不但要监督工人做工，又要帮着种菜、喂家畜，还要自己做各种食物，如火腿、熏肉等，孩子的衣服也得自己动手剪裁，此外，还得应付父亲每天带回家的一些客人。反正，属于南方家庭那些繁杂的家务，母亲都得一手包办。
母亲做的火腿与腌黄瓜远近闻名，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附近的人总是向母亲要一些带回去。当时我年纪小，一点都不懂得母亲的忙碌与辛劳，总是拉着她的裙摆，跟前跟后，母亲从不嫌烦，默默地承担着一切。
以母亲这样一位感触敏锐、神经脆弱的弱女子，怎么能够承受那么多的琐碎而繁重的家务呢？莎莉文老师就常常对此表示不可思议而夸赞母亲。更令人折服的是，我们从未听母亲发过一句牢骚，她总是默默地做着，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要一直做就是了。
母亲还是个爱花的好园丁，她知道如何插苗播种，也知道如何照顾那些花草树木。虽然浇水除草等工作很累人，可是她乐此不疲。她对花草的极端迷恋也可以说明她的心思优雅细致。记得有一年的早春，她移植了一株蔷薇，不料几天后遇上寒流来袭，新栽的蔷薇禁不住霜寒死了，母亲在给我的信上十分悲痛地表示：“我就像丧子的大卫王一样，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
鸟类也深为母亲所喜爱。她每次到连杉来时，总爱到附近的森林里去散步，随身还携带些食物去喂鸟。当她看到母鸟在教小鸟飞翔的情景时尤其感兴趣，有时一看就是几小时，自己却浑然不觉。
母亲对时事政治问题也很感兴趣，经常阅读书报。她憎恨伪善和愚庸的人——当然指的是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人，常常语带讽刺地批评那心怀不轨的议员和政客们。
她最欣赏那些头脑敏锐，能机智地评论政事的评论家，例如汤玛斯。卡莱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她曾和卡莱夫人通过信。在作家中，母亲偏爱惠特曼、巴尔扎克等，他们的作品母亲再三阅读，几乎可以背下来。
有一年夏季，我们到帕蒙特湖畔的山木屋中去避暑，那里有我们深爱的碧绿的湖水、林木及清幽的羊肠小径。一天黄昏，我们坐在湖畔的石椅上，母亲眺望在湖上划独木舟嬉戏的年轻人，突然间，心有所感，那股莫名的情绪低潮，我当时根本无法体会。
世界大战爆发后，母亲闭口不提有关战争的事情，只有一次，母亲在外出途中见到一大群青年在野外帐篷露营，禁不住感慨地说：“哎，真可怜！这些活泼可爱的年轻人眼看就要被送到战场上去。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他们去呢？”
说着说着，不禁黯然泪下。再就是听到俄国提出和平条件时，母亲说：“有勇气说出‘战争是人类的罪恶’这句话的国家真是太了不起了！虽然隔着偌大的海洋，可是我真想伸手去拥抱它。”
母亲在世时也常说，希望将来年老的时候，不要太麻烦别人，宁可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母亲去世时正住在妹妹那儿，她安详平静地告别人世，没有惊动任何人，事后才被人发现的。我在临上台表演之前两小时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在此之前，我不曾得到任何母亲生病的消息，因此，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啊！这种时候，我还要上台表演吗？”我马上联想到自己也要死了。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肉几乎都想痛哭出声。可是，我竟然表现得很坚强，当我在台上表演时，没有一个观众知道我刚听到如此不幸的消息，这点令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感到很安慰。
当天，我还记得很，有一位观众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到底多大了呢？”我把这问题对自己问了一遍。在我的感觉上，我已经很大了。但我没有正面答复这个问题，只是反问道：“依你看，我多大岁数呢？”
观众席上爆出一阵笑声。
然后又有人问：“你幸福吗？”
我听了这个问题，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可还是强忍住了，尽量平静地回答：“是的！我很幸福，因为我相信上帝。”
这一天的问答大致就是如此。
当我回到后台，内心的悲哀再也无法压抑，一下子全爆发了出来，我激动得无法思想，无法动作。虽然，我知道在“永恒的国度”里，总有一天可以见到母亲，可是眼前这个没有母亲的世界是如此寂寞。不论何时何地，每一件事物都会唤起我对母亲的回忆，我在内心里低呼：“啊，如果我能再次收到母亲寄来的盲文家书该多么好啊！”
直到次年4月，我到亚拉巴马的妹妹家里时，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母亲真的已经死了！
亲爱的母亲呵！您为我痛苦了一生，现在您到了天堂，应该可以达观些了吧！
因为您该明白我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您的心应该得到平静了。
这是我最感安慰的事。
第三十四节 意外的喜悦
经过长期的组织策划，在许多人都认为有此必要的情形下，一个全国性盲人机构终于成立了，时值1921年。宾夕法尼亚州盲人协会会长是这一计划的发起人，在俄亥俄州举办的美国盲人企业家协会的年度总结会上，正式通过了这项决议。
纽约的M.C.麦格尔先生是该会的首任会长。麦格尔先生在开始时完全靠朋友们的资助经营此协会，1924年起，协会改变方针，决定向社会大众筹募基金，因此希望我和莎莉文老师共襄义举。
对于那种为了募一点钱，而必须四处奔波的日子，委实说我实在害怕了。当我获悉他们的计划时，虽然觉得用心良苦，可是心里依然有点不太乐意。然而，不乐意归不乐意，我心里非常清楚，依照当时的情况，如果没有社会大众的捐助，任何慈善团体或教育机构都无法继续生存。为了所有盲人们的福利，我无论如何也得勉为其难地尽力去做。于是我又开始进出于形形色色的高楼大厦，坐着电梯忽上忽下地去演讲了。
这笔劝募基金的目的，在于协助盲人们学到能够自立的一技之长，而且提供他们一展所长的场所；另外，也要帮助那些有天赋而家境贫寒的盲人，让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譬如那些有音乐天赋，却因家贫买不起钢琴、小提琴等昂贵乐器的。事实上，这类被埋没的天才委实不少。
从那时候开始，前后大约3年左右，我跑遍了全国的每个角落，访问过123个大小城市，参加过249场集会，对20多万听众发表过演讲。此外，还动员了各种团体与组织，如报纸、教会、学校、犹太教会堂、妇女会、少年团体、少女团体、服务社团及狮子会等，他们都经常集会募款，大力赞助我们的运动。尤其是狮子会的会员，他们对残障儿童的照顾真是不遗余力，对盲人也付予同样的关爱，因此，募款工作几乎成为会员的主要活动了。
有句俗话说：“年过40岁的人，所有的事情大半都已经历过，再不会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了。”
不过上天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就在我度过4D岁生日不久，连续发生了好几件令我感到意外、值得喜悦的事。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创立；另一件是我们发起的募捐运动，得到许多人的大力支持，成果辉煌；第三件喜事是由于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使得原本百家争鸣的盲文得以统一。不仅如此，第一座国立盲人图书馆成立了，政府还拔出一大笔经费来出版盲文书籍。紧接着，各州的红十会也成立附属盲文机构，专门负责把书翻成盲文。其后，又为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幸失明的战士们掀起争取福利的运动。如此，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得以—一实现，我感到非常宽慰。
1926年冬，我们游说旅行来到了华盛顿，其时正逢国会中通过了有关拨款筹建国立盲人图书馆以及出版盲文书籍的提案，我们闻此喜讯信心大增，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有一天下午，我与老师前往白宫拜会柯立芝总统，他十分热情地欢迎我们，然后又很热心地听取我们向他报告有关盲人协会的情况。最后他拉起我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告诉我：“我觉得你们所做的工作非常了不起，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全力协助。”
这位总统果真说到做到，他后来还成为了盲人协会的名誉总裁呢，而且捐了不少钱给基金会，连柯立芝夫人也一再表示要参与我们的服务工作。这位第一夫人果真对聋哑者非常热心，替聋哑者争取了不少福利。
我们曾经拜访过盲人议员汤玛斯。希尔先生及赖辛浦夫妇，他们也都鼎力相助。
另外，住在华盛顿的好友——贝尔博士的女儿艾露滋夫人也为我们向大众呼吁，使我万分感激。
在底特律，当地的残障者保护联盟会长卡米尔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义不容辞地向市民们高呼，结果我们虽然只在该地集会一次，便募得4.2万美元。不仅如此，会后我们又陆续收到不少捐款，少则1美元，多则达4500美元，光是这个城市的收获就很可观。
费城的募款也很成功，募捐委员会的委员莱克博士十分热心地向民众劝募，仅仅一个星期就募到2.2万美元。
圣路易、芝加哥、水牛城等地的反应比较冷淡，可是在罗契斯特这样的小地方反而募到了1.5万美元之多。
众所周知，电影明星的生活远比一般人富裕，我预计可以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可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我连续寄了无数封信到洛杉矾去，回信却只有一封，那是一位名叫玛丽。白克福的女名星寄回来的，其他人则无片纸只字的反应。为此，我们对于玛丽及其夫婿道格拉斯。费蒙先生的好意格外感激。
在此次旅行途中，我们曾经走访了圣罗拉的农业试验场，那里的负责人鲁沙。
巴本克先生，像创造奇迹般地把过去在此处无法生长的许多种水果、花草、树木等栽植成功，是一位了不起的农艺家。巴本克先生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非常热心地引导我们参观试验场。他要我去摸他所培植的仙人掌，并且告诉我，沙漠中的仙人掌有许多刺，一般家庭如果栽植常会刺伤手，他则加以改良，让我摸的这种仙人掌就是没有刺的。果真，摸起来光滑平顺，而且那种充满水分的饱满感觉，令我联想到这东西吃起来一定很可口。
近两年来，我为了写书基本上很少外出募捐，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仍差150万美元才能达到原定的目标，所以我整理完稿就得再度出发。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过去的奔波总算没有白费，虽然两年内没有募款活动，但一般人已经知道我们的存在，因此仍有人陆续汇款过来。以去年为例，大富翁洛克菲勒、麦克尔先生等人，都捐了不少钱。迄今为止，捐款的人已不计其数，已经无法—一列举他们的姓名，然而我们对每一位捐款的善心人的感激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爱心将温暖每个盲人的心，而且世代传下去。
老实说，募款本来就是无数人点点滴滴的累积，如果不是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的协会就无法像目前这样依照计划推展工作。汤姆斯小姐每次拆信时，都有支票从信封里滑落下来。这些信件来自各个阶层，有学生、劳工、军人等；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德国人、意大利人、中国人，其中也不乏与我们同样的残障者。
一天早晨，邮差送来一封来自底特律的信，署名是“一位贫苦女工”，她捐了1美元。
孩子们的反应也很热烈，他们一片真诚无邪常常令我感动得落泪。有些人是亲自抱着沉甸甸的储钱罐来的，放在我膝上，当场打开，悉数捐出；有些儿童则写了热情洋溢的信，告诉我，他们是省下了父母给他们买可乐、冰淇淋的钱而捐出来的。
记得在纽约的安迪集会时，有位残障的少年捐了500美元，而且附上一束美丽的玫瑰花。这位少年已经不在人世，那束玫瑰也早已枯萎，可他的一番美意却永远绽开在我心田的花园中。
第三十五节 走出黑暗与寂静
“我觉得你所能接触的世界太小了，真可怜！”常有人不胜怜惜地对我说。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些人不太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他们当然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看过多少书，旅行过多少地方。每当我听到有人说我的生活圈太小时，我总忍不住暗自好笑。
那些不是盲文的书报，我就请别人念给我听。例如每天的早报，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先念标题，然后我挑那些感兴趣的部分请她细读。一般杂志也是一样，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念给我听，平均每个月我大概要读7至8种杂志。此外，我还经常阅读盲文杂志，因为那上面多半会转载一些普通杂志上的好文章。
有些人亲自写盲文信函给我，另一些人则请会盲文的人代写，因此我常常可以享受到从指尖传来的友情。对我而言，我确实喜欢读盲文，因为这到底是由自己直接去感受，而且印象也更深刻。
有位名叫爱特那。波达的好友，他要去环游世界时设想得很周到，随身携带着盲文字板，每到一处就写信把他的所见所闻告诉我。因此，我就像跟着他四处旅行一般，共同聆听大西洋上冰山进裂的声响；一同搭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我们一起在巴黎如梦如幻的大道上漫步；也到了水都威尼斯，在皓月当空的夜晚，一面欣赏月光下的威尼斯，一面静听船夫唱意大利情歌。那种气氛是多么罗曼蒂克啊！在看了维苏威火山与几千年前的罗马竞技场后，就要前往神秘的东方了。
我随着波达来到印度、中国，看到许多新奇又有趣的事物。
抵达日本时正值樱花纷纷飘落的季节，缤纷的落英交织成一片奇异的世界，清幽肃穆的寺院钟声更引发了我许多遐想。
最妙的是，波达竟大惊小怪地对我说：“你瞧！你瞧！日本的妇女都背着小孩在街上走，这儿的男士竟然都足登四寸高的木履，在马路上喀拉喀拉地溜达。”
有波达这样的朋友，所谓形体上的不自由其实等于没有了。
在许多关切我的朋友中，威廉。苏夫人是最为热心、随时都准备帮助我的人之一。
苏夫人赞助过许许多多的慈善团体，只要是与我有关的团体，她捐的钱总是特别多。当我们的想法迥然相异时，她对我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你我的友情是另一回事。”她依然不改初衷地爱护我。
佛兰克。克勃特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他在25年前创立了克勃特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传记作品《我的生活》一书。现在，我打算出续集，佛兰克仍如过去那样全力支援。其实早在10年前，佛兰克一再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续集，而我在进行本书的写作时，则总是感到佛兰克似乎就在我的身边。
1912年的冬天，《青鸟》一书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到连杉来，她的态度和善，个性活泼，我们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她回到法国后还寄卡片给我，她在卡片上亲笔写着：“为发现青鸟的少女祈求幸福。”
来连杉的名人还真不少，其中之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这位诗人长得非常高大，蓬松的头发呈灰色，几乎与脸上的落腮胡分不清楚，令我想起圣经上所记载的先知们。我很喜欢泰戈尔诗集，看了不少他的作品，可以深深地感觉出他对人类的那份爱心。看到这位诗人，我引为平生莫大的光荣。
当我向这位诗人倾诉我的尊崇与仰慕时，他说：“我很高兴你能在我作品中看到我对人类的爱，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正在等待的，就是出现一位爱神与世人更甚于爱自己的人哪！”
泰戈尔先生谈到时局时忧心忡忡，他以哀伤的口吻提到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一些强国的局势：“欧洲各国强迫中国人吸鸦片，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国土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亚洲民族怎能不重整军备以求自保呢？英国就像一只秃鹰，已经把战火带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儿建立许多军事基地。亚洲各国中，日本已经能够自己站立了，可是，中国大概要等到城门被攻破，盗贼闯进家门时才会惊醒……请记住，一个太爱自己的人，往往就是灭亡自己的人，能解救世人的，大概只有神的爱了。”
听了他的话使我联想到甘地，因为甘地先生正是一个不仅在嘴上谈“爱”，而且以行动来实践的人。
艺术家们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像艾连塔利和约瑟。杰佛逊等优秀演员还特地为我表演了他们的拿手戏，他们让我以手指去追踪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我兴奋得屏息以待，惟恐遗漏任何细节。歌唱家卡罗素、夏列亚宾等允许我把手放在他们的唇上去“听”他们的美妙歌声。
我曾手抚钢琴欣赏戈德斯基的演奏，轻触海飞兹的小提琴去领会那美妙琴音。
当戈德斯基奏出肖邦的小夜曲时，我深深沉醉了，恍如置身于热带海岛上。
有时候，我把手放在收音机的的共鸣板上“听”音乐节目。在乐器中，我觉得竖琴、钢琴、小提琴的声音都非常美妙。不过，对于目前正开始流行的爵士音乐却不敢恭维，那种爆炸性的响声，令我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正朝着我冲过来似的，每当指尖传给我这种信息时，免不了有一种想转身逃跑的冲动，似乎人类在原始时代潜藏在体内的那种对大自然的恐惧感，再度复生了。
实业界的大亨，我曾拜访过电器发明大王汤姆斯。爱迪生先生。在我前往新泽西州演讲时，爱迪生先生曾好意邀我去他家。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相当严肃。据他的夫人告诉我，爱迪生先生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内通宵工作，当他实验进行到一半时，最讨厌人家去打扰，甚至连吃饭都可以省了。
爱迪生先生要我把手放在唱机上，然后很热切地问我听懂没有，可惜我实在听不懂。为了不使爱迪生先生失望，我试着把当时头上戴着的草帽靠近唱机，使声音在草帽上更集中，但仍然无法了解。
一起进餐时，爱迪生先生对我说：“你听不见任何声音也有好处，至少比较容易集中心思，不受外界的干扰，像这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是很好吗？”
我回答他：“如果我是一位像你这样了不起的发明家，我希望能够发明一种使聋子得到听力的机器。”
他有点诧异地说：“幄，你这么想？我可不做这种无聊的事，反正人类说的话多半无关紧要，可听可不听。”
我把嘴靠在爱迪生先生耳边，试图直接对他说出我的意思，可是他却说我的声音像水蒸气爆炸时一样，让他无法分辨，他说：“你还是告诉梅西夫人，然后由她转述，她的声音像小提琴般悦耳。”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命令的味道。
至于汽车大王福特先生，是我在内布达斯加演讲后才见到的。
福特先生亲自带领我们到工厂里去参观，并且以谦和的态度向我们讲述他成功的经历：“开始时，我的动机是要生产一种连农夫都可以买得起的汽车，几经研究试验，我对汽车就越来越内行了……其实，有好构想的人何其多，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去活用，因此有也等于没有了。”
在参观过福特先生的汽车工厂以后，我不禁有一个感想：如果把这个世界视为像福特工厂一般来管理，是否会更有效率呢？那时，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缩短工作时间，却拿到更高的报酬呢？
如果人们一天中只须工作几个小时，则衣食住行都不匾乏，还能有四五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岂不是很好吗？不过，我自己也知道这种想法是痴人说梦，福特固然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但他的方法未必适合整个世界，因为国家毕竟不能视同工厂去管理啊！
在那次拜见福特先生10年之后，福特先生在一次盲人大会中捐了一大笔钱，他说他的工厂里雇用了73位盲人，他之所以雇用他们，并非为了怜悯，而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上表现得相当优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当我感受自己的鼻子有些不舒服，心中出现一阵不安时，我就知道我该到纽约去散散心了。纽约市内有各种不同的香味，可以刺激我的鼻子；我也喜欢到热闹嘈杂的地下铁路沿线逛一下。像这样到纽约去一趟回来后，我的活力又可恢复了，因为我感觉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样地活着。
从繁华的城市重返宁静的田园，会感觉到自己的庭园分外可爱，虽然有人嫌它像老鼠窝，但对我而言，它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场所。
我时常独自从前门的阶梯下来，沿着小径往前走，到尽头时一拐弯，就是我平常散步的马路了。小屋的四周有最宜人的景色，尤其每年的6月，郁金香与风信子全都展开了笑靥，我们就像住在花海中的小岛上一样。在我走往小凉亭的马路两旁，满是移植自德国或日本的菖薄花。6月真是个奇妙的月份，连树木都舒展了四肢，伸出的技桠似乎想向我们倾吐什么。我有时会觉得，树木真的在对我说：“你们人类何时才能学会这样站着不动呢？”有时则说：“看看那不安分的海伦，在花草丛中不停地穿梭，就像一只风中的蝴蝶。”那横生的小枝桠，无异是对我指指点点的小手指。
我常常想：“为什么人不像树木一样，固定站在某一个地点上呢？树木虽然不会移动，不是照样生长得很好吗？甚至比人类活得更快乐更长久呢！
近来，我常为了劳资双方对立以及战争的问题而失眠，我奇怪人类为何不把花在战争上的精力转而投注在研究如何改善人类生活、迈向理想境界的方向上去？如此世界不是可以更美好吗？不过我相信，这一天终将来临。
我盼望世界能早一天实现和平，让人类过得更幸福，到那时，人们就不必再期待身后的天堂了。
最近，我常独坐书房中沉思：“如果当初郝博士不曾设计出这套教育盲聋者的方法，那我的这一生将变成什么样呢？”
据说在郝博士想到要教育萝拉时，当时的法律上还明文规定着：盲聋者视同白痴。
莎莉文老师在柏金斯盲校时与萝拉同寝室，所以对她的事很清楚，而第一个教莎莉文老师手语的，就是萝拉。
当莎莉文老师告诉萝拉，她将前往亚拉巴马州去教一位又盲又哑又聋的女孩时，萝拉很高兴，同时嘱咐她：“不要使这个孩子养成太骄纵的个性，不能因为她有残缺就凡事顺着她，而使她变得太任性。”
临走时，盲校中的那些女孩子们一起托莎莉文老师带给我一个洋娃娃，洋娃娃所穿的衣服就是萝拉亲手做的。我就是靠这个洋娃娃而学到“DOLL”这个字的。
我初抵柏金斯盲校时，莎莉文老师头一个带我去见的人就是萝拉。当时萝拉正在房中编织，由于很久没有见到莎莉文老师，因此非常欣喜地迎接我们。同时也吻了我。可是当她看我想伸手去摸她所编织的花边时，就很快地把花边移开，并且用手语对我说：“你的手太脏了！”
我又想用手去摸她的脸，她向后一闪，暗示我的手太脏。同时还问莎莉文老师：“你没有教这个孩子礼貌吗？”接着，她很慎重地一字一字对我说：“你去访问一位女士时，绝不可大随便。”
我一连碰了几个钉子，心里当然很不痛快，因此就使性子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可是萝拉也不含糊，她立刻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我拖起来。
“穿漂亮的礼服时绝不可坐在地板上，会把衣服坐脏的。你这个孩子真是任性，一点教养都没有！”
我们要告别出来前，吻别她时不小心踩到了她的脚，免不了又被她训了一顿。
事后萝拉告诉莎莉文老师：“这个孩子似乎任性了些，可是脑筋倒是很灵活的。”
而我对萝拉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她冷酷得犹如铜墙，令人无法亲近。
萝拉与我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因此，很多人拿我俩做比较。
我们变成盲聋时的年纪相仿，开始时的行动粗鲁，不易管教也很类似；此外，我们两人都是金发碧眼，又同样在7岁时开始接受教育。相似点仅此而已，因为萝拉用功上进的程度远在我之上。
这个暂且不说，萝拉确实是一个既聪明又善良的人，如果她当初也像我一样，有一位像莎莉文这样的老师来教导她，则她的成就必然比我大得多。
一想到这点，我就不得不庆幸自己的幸运。可是当我再想到自己已经活到40多岁，而且能和常人一样讲话，但对那些仍生活在黑暗荒漠中的人却一点贡献也没有时。又不禁惭愧不已。
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虽然调查仍继续进行中，但就既有的资料显示，在国内，除去年纪很大或卧病在床的以外，那些又盲又聋在等待指引他们走出黑暗世界的就有379人，其中15人目前正值学龄阶段，可是却没有学校能收容他们。
常有人问我：“我该如何来处理这样的儿童呢？”
由于小孩子们智力、环境各异，因此我也不能很肯定地告诉他是该请家教，或是该送到哪一所学校去。我们能说的只是：“在儿童的眼、耳机能未完全丧失前，要尽快送到附近的盲哑学校去，否则这样的儿童日后会不愿意学习的。”
在此，我顺便向大家说明一件令许多人感到好奇的事，那就是一个人虽然生活在黑暗或沉寂中，可是他仍像常人一样可以回忆、可以想像，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当然，他要尽量以他可能的方式去接触这个世界，不要自闭在这个世界之外。
以我为例，因为我有许多朋友，他们又都热心地把他们耳闻目睹的经验灌输给我，因此，我同样可以生活得多彩多姿。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朋友们对我的帮助，他们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勇气与快乐。
无可讳言，身体上的不自由终究是一种缺憾，这点我也很了解。我不敢说从没有怨天尤人或沮丧的时候，但我更明白这样根本于事无补，因此我总是极力控制自己，使自己的脑子不要去钻这种牛角尖。
我时常自勉的一个目标是：我在有生之日，要极力学会自立，在能力范围之内尽量不去增添别人的麻烦。以宗教上的说法来表示就是：带笑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
这并不是对命运投降，而是面对命运，进而设法克服它。
这种事在口头上说来非常容易，可是要付诸实施的话，如果没有很深刻的信仰、坚强的毅力，再加上友情的温暖、上帝的指引，只怕很难做得到。
现在回忆我的过去，值得安慰的是，我至少可以做一只“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所谓“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代表什么？作家爱德华在完成《小洞的故事》这本书后，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我的祖父养了许多鹦鹉却什么也不会，只会模仿猫头鹰鼓翅的样子。来访的客人们总是免不了要兴致勃勃地谈论鹦鹉们的精彩表演，并频频追问它们还会什么新奇花招。此时祖父就会一本正经地说：”快别这么说，否则我们的比利会不高兴的，是吗？比利，来，你来模仿猫头鹰给他们看吧！‘我常常想起小时的这段往事。现在我写了这本书，就像那只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一般。“我也把自己比喻成比利，因此很认真地模仿猫头鹰。我的能力太有限，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件事，就跟小鹦鹉比利一样。
我在佛立斯特家中的书房写完自传的最后一行，由于手很酸，暂时停下来休息一下。
这儿的院子里有落叶松、山茱萸，但是没有洋槐，至于为什么没有，我也不知道。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出洋槐夹道的小径，因为就在那条小径上，我消磨过许多时光，同时享受着朋友们无限的温情，那几乎可以说是我的人生小径。现在，这些朋友们有的还在人间的小径上走，有的则已倘祥于天国的花园里了，但我对他们的怀念如一。
认真说来，我过去曾看过的许多好书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它们代表着许多智者的智慧结晶，我同样对它们怀着敬畏与感恩的心情。
我的自传称不上是什么伟大的作品，如果说其中还有些价值的话，并非由于我的才能，而应归功于发生在我身上那些不平常的事情。也许神视我为它的子女而委以重任，希望由于我的盲聋而对其他人发生一点影响吧！
神使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因而也无法说话，是想通过这种残缺而给世上的残弱者一些启示。神待我不薄，因为它为我送来了莎莉文老师，由她带领我离开黑暗而沉寂的世界。
莎莉文老师自己的视力从小很差，当她担任我的家庭教师时，也只能看到些许光线而已。一个不太健康的弱女子只身远离她的朋友，来到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村落，这种勇气不能不说是受了冥冥中某种力量的支配。她为了我不辞任何辛劳，以她微弱的视力为我念了许多书，且成为我与这个世界最初也是最主要的桥梁。我与她非亲非故，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岂仅是因为“喜欢我”这句话所可以解释的。
直到现在，老师仍然靠着一副度数非常深的特制眼镜来阅读，那副眼镜是贝连博士精心制造的。
由于我无法读自己的打字稿，有关事后的修改工作，都是由老师以手语为我复诵。当老师帮我做这些工作时，贝连博士又得伴在老师身边，观察她的视力，随时加以调整。
老师为了我，不惜付出一切，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
我始终相信，只要莎莉文老师有这个心，她可以轻易地成为妇女运动的领导人物，或是一位知名的女作家。可是她却宁愿把一生的精力花在我的身上。她鼓舞了我服务社会人群的心志，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良好的表现以报答老师的一片苦心。
最后，我要说，虽然我的眼前是一片黑暗，但因为老师带给我的爱心与希望，使我踏入了思想的光明世界。我的四周也许是一堵堵厚厚的墙，隔绝了我与外界沟通的道路，但在围墙内的世界却种满了美丽的花草树木，我仍然能够欣赏到大自然的神妙。我的住屋虽小，也没有窗户，但同样可以在夜晚欣赏满天闪烁的繁星。
我的身体虽然不自由，但我的心是自由的。且让我的心超脱我的躯体走向人群，沉浸在喜悦中，追求美好的人生吧！
第三十六节 背井离乡
安妮心里哼着：“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就要走了。我不在乎哪里是我的家……”
再过几分钟，她就要离开这个家，乘着马车，再转搭火车，远离而去。多么令人兴奋啊！
安妮知道乘马车、搭火车这种事对于别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对于她——安妮。莎莉文——一个小女孩却是一件不平凡而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她只坐过一次马车。
辘辘滚动的轴轮在脚下颤震，马儿们向前飞驰……那种奔腾的感觉，真是令人激动不已。而那一次却是在她母亲葬礼的伤心时刻，马车向着母亲将安息的墓园路上奔跑着。
今天的情况迥然不同。
她不知道她将去何方，但她一点也不介意。她只知道那个地方，比邻镇西乡更远、更远。她父亲曾带她去过离此地5里路的西乡，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安妮知道今天的路程十分遥远，而且永远不会回来。既然如此，何处是栖身之地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条单行道，不许回头，只有勇往前进。世界是光明的，将来应更有希望，好好努力吧！她把此时此刻无限感触深藏心中。
安妮坐在马车前座，环顾四周。空寂的碧绿原野，芳草如茵，乳白的农庄与红色的谷仓相映成趣，烘烟叶的气息随风缕缕飘散。
宁静安详的村庄，祥和朴实的家宅，但毕竟都不是她的家。她只是一个暂住此地，寄人篱下，不受欢迎的人。安妮。莎莉文，父亲是个酒鬼，母亲已经去世，她的亲戚们也都不要她。
他们留下她只是为了面子和仅有的一点责任心。安妮真开心今天她就要摆脱一直压得她喘不过气的生活阴影了。
如果马车不来怎么办？没有马车，她就走不了。怎么还不来呢？安妮目不转睛地眺望着马路，全神贯注，望得两眼发疼了还不见马车的踪影。
她先揉揉左眼，再揉揉右眼。有时候，这样做可以看得清楚一些。果真不错？
景物清晰了一点，但路上还是空空荡荡，连马车的影子都没有。
安妮决定闭上眼睛许愿，数到100，到那时马车一定会出现的。她开始数，小心翼翼，慢慢地数着，生怕数漏了，因为这样一来，她又得从头开始。这是她自己立下的许愿规矩。
不出几秒，苏达希堂嫂就出现，重重地敲门，大声喊道：“原来你在这里。从早餐时就一直找你，躲到哪儿去啦？”
安妮不理不睬，继续数着“23，24，25……”堂嫂的叫喊声打断了她的数目，刹那，她又回复心思，聚精会神地期盼。苏达希爱唠唠叨叨、聒噪些没意义的话，安妮置之不理。
“今天要乖一点，听话一点。乖一天吧！这个要求不会太过分吧，安妮！”
安妮没有回答，苏达希也并没有期望她的回答。安妮一向沉默不语的。
“今天要听话一点，乖一点，安分一点……不要撒野，听到了没有？”
“我得告诉你，弟弟吉米还小，听爱莲说，他臀部的疮还没有好。你带着他着时要背他，帮他拿东西，要好好照顾他……”
苏达希迟疑了一下，接着说：“还有一件事……”安妮没有注意。“我们是一家人，大家一向都很容忍你。你要好好对待那位好心的汤姆斯先生。”
“别忘了，他与我们非亲非故，人家可不欠我们什么，却老远跑来带你去坐火车。”苏达希叽叽喳喳说过不停。“在他面前要表现得体些，不要把咱们的脸都丢光了。还有……”苏达希喋喋不休，而安妮默数着。她们各忙各的，根本没有注意到遥远处传来的马蹄声。
“98，99，100！”安妮急急地睁开眼睛。马车正好在大门口煞住。
“好灵验。”安妮低声自语。
神奇地摹然出现的马车，慑住了安妮神魂，她呆呆仁立在门口。“安妮，安妮，我在这儿！”她没有注意到从车厢里探出一个小男孩的头，热切地叫喊。
“安——妮——”吉米再一次高喊。亲情涌满心头，哽住她的喉咙。自从家破人亡，离散以后，已经有好几个月他们姐弟俩都不曾相见了。
有一个人大步走上大门台阶，堂哥约翰。莎莉文也同时出现在门口。
“汤姆斯先生，你好。”
“莎莉文先生吗？”
两人握手寒暄后，约翰将安妮的小包袱交给汤姆斯。那是安妮仅有的一点财产。
这时，苏达希堂嫂突然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动作。她有力的手托住安妮下巴，将安妮的脸往上扳，安妮无法逃避，只好直视苏达希。苏达希泪水汪汪，安妮不喜欢这种亲呢的表现。苏达希用另一只手揽住安妮的腰，拉拢她。
安妮想：“她要亲我。”连忙把头甩开。她猜测苏达希堂嫂的真正心意，为什么她要亲我呢？
为什么要为我流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哼，最后一天，你总该听话一点吧！”堂嫂不屑地数落起来。
听到这熟悉的语调，安妮心里才觉得落实了些。像演戏似的，搞得她浑身不自在。她自我保护的戒意慢慢松懈下来。
莎莉文堂哥告诉安妮：“这位汤姆斯先生就是来接你和吉米的。”
安妮朝他看了一眼，这人正含笑看着她，安妮微笑点头。
堂嫂说：“安妮，给这位先生请个安呀！”苏达希总爱搅民这些毫无意义的话常惹得安妮执拗，像只武装了全身的刺猬。
汤姆斯准备和安妮握手。她偏垂下目光，满不在乎地走过去，爬上马车，坐到吉米旁边。哼，谁稀罕！安妮才不跟陌生人握手呢！
“安妮，你好。”陌生人很有修养的和她打招呼。
安妮不理不睬，侧向弟弟。“吉米，吉米，真是太棒了。”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善感的吉米体会到姐姐的感受。他微笑着，轻轻拍了拍旁边的座位。
她再也不要回来了！安妮。莎莉文挺起胸膛，踏上了不归路，头不回，脸不转，奔向人生的新旅程。
片刻，马车驶过放牧山，他们走在陌生的乡间小道上。
吉米兴奋不已，不时叫安妮东看西望。“安妮，你看！那边湖中的天鹅，它们在水里不冷吗？快看那房子！那个红砖房子，有4个烟囱！安妮，看到没有？每个角落都有个烟囱。”
多半的时候安妮都会焦急地喊着：“在哪儿？快告诉我。”她的眼睛不好，视力时而同常人一样，影像清楚，时而又一片模糊。今天的视力真是令人失望。远远望去一层云雾，朦朦陇脱，看不清东西。她的眼睛有严重的毛病，几乎要瞎了。
她聚精会神，一心观望却还是视野茫茫，只能从吉米的赞叹声中想像锦绣的河山。
可惜马车跑得太快，还未来得及欣赏沿路风景，他们就到了春田火车站。
“统统下车。”汤姆斯先生开心地催促他们下车。
身材高大的汤姆斯微笑着轻而易举地用一只手抱下吉米，安妮则自己跃下马车。
然后，汤姆斯去买了一长串车票。
吉米好奇地问：“都是我们的车票吗？”
“那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汤姆斯告诉吉米，“你要不要保管火车票？”
“好哇！”吉米开心地伸出小手抓住身旁魁伟大汉的手。一个大男人带着一个小男孩，手牵着手走下车站的月台，安妮紧跟在后。
开始坐火车时的确有趣，但时间一久，兴致慢慢消散了，周围情景就变得平淡乏味了。
安妮望着窗外，看久了觉得两眼热辣刺痛，于是她闭上眼睛。
吉米开始低声呻吟：“姐，好痛，好痛哟！”汤姆斯问：“怎么回事？”
安妮迷迷糊糊几乎睡着了，猛醒过来回答他：“你应该看看他的屁股，长了一个碗大的肿瘤。他们说那是‘结核’。”她毫不含糊地说出那可怕的病名。“你知道吗？我妈就是生这种病死的。”说完又闭上眼睛。
汤姆斯顿时同情起这两个小孩来。可怜的小男孩，长了致命的瘤疮，几乎瘫痪了。瘦巴巴的小女孩几乎成了瞎子。一想到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更是让人怜悯。唉！
老天知道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
他由衷地为男孩难过，但是这女孩……他皱了眉头，不觉厌烦地看了安妮一眼——冷冷的一眼。
安妮一点也不在意，即使也看穿了汤姆斯的心思，她的心也早披铠穿甲，不会轻易受到伤害了。谁要人们自作多情，同情她？谁叫人们爱管闲事，管到安妮。莎莉文头上来？
当列车员巡回叫着：“德士堡到了，请准备下车。”已是日落时分了。他们3个人蹒跚地拖着疲惫的步履走下火车。
车站上几乎无人，遥望远处才看到一辆马车停在那里。汤姆斯带着两个疲劳已极的小孩往前走过去。
那是一辆破旧不堪的马车，黑色车厢悬在长满铁锈的高轮子上，摇摇欲坠。它没有窗户，真是令人狐疑不安。安妮注意到车厢顶盖留了些气孔，一把链锁牢牢拴住车厢后的一扇窗户上。虽然安妮对马车没有一点知识和概念，但也感到这辆马车不同寻常，气氛阴森诡异。
汤姆斯先生拿起一把钥匙打开门，说道：“进去。”
安妮看到里面边，有两排木板长凳。安妮不喜欢它，它令人毛骨悚然，她犹犹豫豫不愿意进去，两个小孩子都不肯动。
汤姆斯吆喝道：“上去！难道要我抱上去？”他走向吉米。小男孩吓得躲到安妮后面，紧紧抓住安妮裙摆，籁籁发抖。
“你们统统过来。”汤姆斯先生想着家里摆在桌上等着他的晚餐要凉了，开始有些不耐烦了。“听着！我得走了，我把你们交给老丁了。你们不用怕，”他指着马车夫说，“他会带你们去的。”
脸上布满皱纹的丑老头，向安妮和吉米点头招呼，他露出烟草熏黄稀稀疏疏的大钢牙笑着。
看到淳朴善良的笑容，安妮忐忑不安的心才安定下来。
除了上车外，别无他法，到此安妮只好认命了。她爬上马车，汤姆斯把吉米抱到她身旁。“再见。”汤姆斯用力砰然关上车门。
汤姆斯眉头深锁，目送马车驶去。身为政府官员，他依法执行任务，但他不忍心看着两个天真无辜的小孩坐“黑玛丽”。“黑玛丽”是专载醉汉、小偷、杀人犯等的囚车。钱、钱、钱，凡事都要钱，只怪政府没有经费！好在这两个小孩并不知道马车的来历。想到此，汤姆斯才稍感安慰，掉头离开了。
光线难以适人马车气孔，寒气却丝丝袭来。安妮和吉米无心注意，他们全神贯注使自己坐稳在滑溜溜的板凳上。马车在德士堡镇崎岖的马路上颠簸，一不小心就会从凳上摔下来。
不久，马车奔向一个大门。大门吱嘎而开，车子驶进，停在里面一个院落里。
老丁从座位上跃下打开了车门，两个小孩跌跌撞撞地下了马车。
安妮揉揉眼睛，四周暮色苍茫昏暗，黄色大门徐徐而关——将安妮。莎莉文关在里面，与世隔绝。
老丁挪转安妮身子，牵着吉米的小手放在她手中。安妮茫然望着老丁。“带他一起进屋，就是最靠近我们的这一栋。”看到安妮一脸凄迷、绝望，老了慈祥地加了一句，“我先去把马儿们放回马廊，马上就回来。”
安妮与吉米走上石板台阶。这一天是华盛顿生辰纪念日：1876年2月12日。安妮。莎莉文走完一段旅程，来到人生的一个中转站。
他们将寄身何处？
这个地方是马萨诸塞州的德士堡镇。收容他们的机构的正式名称是马萨诸塞救济院，多半人干脆叫它：贫民救济院。
（未完待续）
（[美]海伦·凯勒/著，李汉昭/译，2005，华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