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己
文革后期，我在安徽华农场当右派时遇到上海知青金康。
1975年春，五分场十队队长周德培把我从加工连要去，周是反右前的统计员，是我下手，知道我为人，个人关系也不错，反右后已十多年不见，当年给他的印象还是很深的。文革多年，全社会都疲惫了，阶级斗争想抓也难，他利用这个机会把我要去了，估计也没人讲闲话。他在队长这一层干部中还算比较精干的，没让我住集体宿舍，把我安排住在一间紧靠大路的茅屋里，门前就是沟渠岸柳，同住的还有一个年纪较大吸毒者，劳改就业人员，姓锁，赶牛车。
四月上旬棉花播种季节，一天上午，一个上海知青到我住的茅屋里告诉我周队长在地里等我，我和他一同来到屋后的大田里，周对我说他叫金康，植保员，今后你们就在一起搞植保。我一打量，这位上海知青是个身材均匀偏瘦的漂亮小伙子。根据多年经验，凡安排和我在一起的人思想都很进步，除正常的业务关系外，还有一层政治任务，即只许我老老实实，不许我乱说乱动。今天想起来，未免好笑，弗尔巴哈有句话说的好：每个人的实际活动都是唯物主义者。人们十分清楚，真心热衷于阶级斗争的正派人不多，让他们打打杀杀，组织游街批斗之类当然有用武之地，干正经事就不行了。我是个右派，同时又是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的人，社会上什么时候总离不开肯做实事的人，人们对我政治上敬而远之，工作上是绝对信得过的。对安插在我身边的人，我心里当然有数。除业务关系外，别的都不交流。我曾吃亏上当过的，一次我与工人在田里间苗，不知怎么说起动物知识，我说在皖南山区生活几年，山民和虎豹等猛兽都相安无事，附近山上大型动物的家庭情况老百姓都一清二楚，没有听过伤人事故。此事马上被一位下放大学生汇报上去，说我放毒，老虎不吃人是美化阶级敌人，批斗了几次。还有一个与我同姓的植保员更让我哭笑不得，我要他每天做出虫情记录，把数据交给我，由我综合分析发佈虫情预报，制定防治方案。当场交待清楚，他也答应了，几天后不见交纪录，人也找不到，这纪录是天天不能断的，一断就前后数据脱节，很难作出准确判断。几天后人找到了，我向他要原始纪录，他说没记，问他为什么没记，他说这几天他在学毛选，没时间记。这一说，我一点法子也没有了，我天大胆子也不敢不让他学毛选，后来我知道这几天他与小伙伴们上外地玩去了。
初和金康在一起，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不得不防，基本按过去方针办，多做事，少开口。记得我们第一次下地，遇到一个姓郭的小学老师，老师是重视知识的，高兴的对金康说：跟他在一起能学到东西。我心里反应很淡，这年头有几个知青愿意学习知识的，腹中空空，到很自负。和金康住在一个房子里有个姓胡的退伍军人，一次看过电影，我说不太懂，他不屑一顾：这有什么不懂。我向他请教一番后说：你懂的还不如我不懂的，好比我懂了90%，很在乎那10%；你懂的才10%，那90%就不管了。
以上的几个小故事，在金康身上是没有的，他话不多，不油，当时知青很少有坚定的生活目标，混日子的居多，少数甚至有偷鸡摸狗的行为，他可不，对事认真，不懂就问，字也写得漂亮，有个性，我要求他大小事都要有记录，“第一课”上的就是：好记性不如赖纸头。
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一次收麦，我与他都不在农业组干活，除查虫，指导治虫外没有其他任务，大忙突击时才象征性的干一下，意思意思。我自幼读书，从学校门到机关门，虽经历过几年野外工作和多年右派劳动改造，终非科班出身，体力劳动比贫下中农们还是相差甚远，但比起知青来绝对不会差的。谁知平时文静的金康，和我各拿一把镰刀走进麦田就弯腰挥刀冲刺起来，哪像干活，倒像竞赛，还真有些当年大跃进的拼命劲头。我用尽全力也很难赶上他，这是什么年代，文革已过八年，什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如拉松了的弹簧没劲了，大家嘴上喊喊而已，全社会都在磨洋工，工人们为养家活口，不干不行，哪有这样干活像拼命的知青。原以为他当植保员，平时不参加大田劳动，农忙时突击一下总不好意思太松垮吧，后来我听和他同住一屋的人说：他干活从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干一时两时可以，天天这样谁吃得消？一年三百六十日，过日子总得悠着点，我同意这个说法。一次好像是干什么“革命”，报喜吧，他很精于此道，特制了一个信封，比写字台还大，那气势决非小小农场生产队档次。省、中央活动也拿得出手，这小青年出手不凡，有气派。
植保工作没有大田劳动那样劳累，但必须认真，他很当回事，全神贯注，有兴趣，有感情，引起我敬意。这年头城市下放知青有几个不在混日子，谁去认真学习农业技术，见他认真，我也认真，觉得一辈能遇上这么一个好学的青年算是有福了，让我看到自己当年影子，有时操作不免冒进，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农业知识一股脑全教给他，不考虑效果。一次竟使得他有些难以接受，吃不消，委屈说：你几十年所学，要我几天就学完，行吗？这话很对，我好像做错了什么。
时间一长，我与金康交流范围逐渐扩大，从单纯植保到其他农业知识，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这是要冒风险的，弄不好就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是有人说专业人员往往有种职业冲动，老师想多教学生，演员想多演戏，战士想多打仗，一想到当时有句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就有一些害怕。我自幼就有一种强烈求知欲，把知识作为一种享受乐趣，把无知当作羞耻，任谁教我都不管。认北极星是一位和我一起关在林业厅反省室的一位国军军官教的，学京剧《卖马》是一位在公安厅同牢难友教的，学二胡是位新娘子教的，学捆棉花杆是一位苏北农民教的。这些老师我能记一辈子。自见到金康，觉得这么好的一个青年，只懂点文革知识太可惜了，想压制自己也难，终于乱说乱动起来，只要在生活中能沾得上的，不论社会、人生、文史，我都无顾忌无保留告诉他，政治是禁区则基本不谈，在我国长期以来政治不是一种知识，而是种“觉悟”，是一种身份或者一根棒子，大字不识的人可以批斗马列主义理论专家，我要和金康讲政治，讲马列，未免滑稽，就像文革初期，场领导李命恩要我辅导大家学习文革文件一样。
此后的实践证明，他对我这点微薄的知识能吸收，不反感，更不会向上汇报我在放毒，渐渐的我也放开了，讲的最多的还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即如何处理理与利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题目，我自己就处理不好，但不要紧，教练不如运动员是很正常的事。多年后，我把它浓缩为十个字交给后生们参考：能懂大道理，会过小日子。可惜今时不少年青人道理不懂，日子也过不好，只知道生闷气，发牢骚，甚至出轨都大有人在。
不论我肚子里知识多少，他从我这里得到了一些在当时社会上得不到的东西，拔乱反正后比其他知青更快的融入主流社会。我从他身上也得到提高，一改对社会的负面看法，这个社会上可爱的有为青年大有人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让他走正道，诱导他们走邪道实在是罪过。
金康会过日子，人际关系也好。农场沟渠多，黄鳝也多，我性子急，不习惯静坐钓鱼，爱钓黄鳝，到处跑，主动出击。经过一番实践磨练，竟成了钓黄鳝高手，一个午休就能钓几斤，我把这玩竟上升到科学理论高度，洞的方位有图，每个洞的收获有日期、数据记载，标记做在对岸，别人看到标记也找不到洞口，我还试制人工鳝洞，“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当黄鳝上钩，我往洞外拽，它往洞里拉，人鳝拔河，其乐无穷。
炒鳝丝技术金康是没说的，刀工、咸淡、火侯、口感，色香味俱全。我钓，他烧，吃的人很多，来者不拒，大家都很高兴，他从不计较。不过人的情绪难免有波动，一次我钓回一盆黄鳝回来找不到人烧，放在盆里，他到开饭时才露面，大家正等吃鳝丝呢，他看到一盆活鲜鲜的黄鳝，眉头一皱，说我今天不想烧，躲起来了，想不到躲也躲不掉。为了不使大伙失望，他控制情绪，打起精神，很快和我一起烧好一大盆鳝丝。为他人口福，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这在年青人中间很难做到，不发火就不错了，以后我每次钓黄鳝之前，都要了解一下他的心情好不好，有没有时间烧。
1977年他从生产队调分场场部，我很失落，情感上难分难捨，有时下班后忍不住步行四块条田，约六公里，到分场场部与他同榻而眠，两人挤在一张单人床上，有讲不完的话。他知道我不怕生活条件差，但受不了心理和文化上孤寂，不时给我带点纸张书籍等文化用品，有次还带来两本明代李贽的《焚书》，我知道这些都是公家的，难免有种损公肥私的愧疚。
有时我隐约感到到他在不情愿地回避我，很难受。我知道这决不是他的本意，可能有人给他通气，一个进步知青与一个右派过往甚密，立场哪去了。我这辈子，对亲友为我连累之苦，远远超过我本身所受痛苦。
那次他母亲到农场看他，我也去看望老人家，带点什么我记不得了，金康说我破费了我到记得，我一贫如洗，能有什么东西孝敬她老人家。倒是从老太太那里学了两手厨艺。一是用细线拉切皮蛋，一是烧大排，这烧大排直到今天还是我保留节目。金康告诉我要领：勾茨要注意，不能稀，太稀挂不上，不能稠，太稠了成了面疙瘩，可惜到今天我还拿不准。几十年来，一烧大排，我好像又听到金康在我身边交待：不能稀，不能稠。
人无完人，金康成熟过早，待人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缺少年青人的朝气与爆发力，这一点我不以为然。下棋喜欢下残局，开局不当回事，杀得七零八落，陷入绝境才认真对待，寻找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追求最后决战的乐趣，这似乎不是年青人的性格。他干什么事都不是在低水平阶段混混，追求完美，他吹笛子，虽不常吹，让人一听就知道非一日之功，是有悟性下过功夫的。我和他提到另一个在加工连笛子吹得好的上海知青，不知道同行是冤家的原因还是其他，他忽然很不开心，愤然说这个人不是东西，什么时候一定要和他干一架，我听了为之一振，这才像个青年嘛，哪有青年不好干架的，一对一单挑干架是公平竞争，不像“找几个人揍他一顿”霸道，金康也想和人干架，好！
一次他向我透露，她有女朋友了，我有说不出的高兴，心想这女孩子有福气，有眼力，并当仁不让主动要求介入，多双眼睛就少份失误，那时他已成为我生活中无法割捨的一部分，哪能袖手旁观。他还告诉我：他也向女方介绍了我，这算哪哪，非亲非故一个老右派出现在一对年青情侣中，不把人家姑娘吓跑才怪。我应约和他一道来到二十公里开外的总场，三人在一块吃了一顿便饭，主菜是红烧鱼，我带去了一个有迎客松图案的茶叶筒和景德镇工艺鳜鱼作为见面礼。女友小朱和金康一样身材高挑，有气质，稳重话不多，性格内敛，和金康极般配，应着一句村语：一床被不盖两样人。两个进步知青，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同桌共餐相叙，简直是逆潮流而动。小朱返城回上海后，我右派改正调总场就住在她原来住的房子里，她留下的一个小圆凳和一个小铝锅，我用了好多年。
金康返城回上海，动身那天我不在家，他向我妹妹显琬告辞，并请她把一个他使用多年的深黄色木盒装的小收音机送给我做个纪念。显琬过后告诉我，收到收音机，她代为致谢，金康说：这算什么，老黄给予我的更无法估量，我感动也羞惭。和我深交的人除了为我多一份担心和自己多一份沉重还会有什么呢！我曾多次说过：理解我的人都是不幸的，我对不起他（她）们。
金康回上海之日，也是我右派日子结束之时，往来书信很勤。初回上海，顶母亲班，当清洁工，半夜上班，天未亮收工，他说是见不到阳光的工作，和在农场处境是两重天地，心情不好，我非常焦心。这个在农场响当当的知青，我生活中的瑰宝决不能让他废弃在上海滩上。那时我因病住院，天天给他写信，有时上午一封下午一封，对他处境进行分析，疏导，鼓励。我认为他的上海平民家庭背景，中学学历，儒家思维，包括君子之风的性格都没有竞争优势，虽然官方鼓励人们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实际生活往往相反，好单位难进，强手如林，“进步”难度很大。但在不起眼见不到太阳的清洁工中，他有绝对竞争优势，很快会脱颖而出。我怕年轻人等不及，甚至像算命先生那样给他开空头支票，具体年月不好说，我预感：不出半年定有转机。我坚信像他那样的人，放在清洁工中间比放在机关大院更为耀眼，更容易被人发现，引人注目。有些明显功利说法，在他面前真难以启口，太庸俗了，为金康前程我也顾不了许多，和盘托出，成王败寇，这就是历史。老天有眼，很快他就离开了清洁工队伍。
他以后的仕途，远远超过我事先的想像，他不是一个善于管人的人，也不是那种有非凡才干的人，他最大的长处是善良，尊重人，细心，肯学习。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心情舒畅有安全感，是三国中刘备那样的人物。金康返城后，给我生活帮助很大，他寄来的东西，安排得比我自已想的还要周到。孩子的、老伴的、我的。相比，一座金山，也抵不上当年对我当右派时的那份理解和尊重，一盘鳝丝，几本稿纸以及他人的非议和社会压力，真可谓：义重泰山轻。
返城回上海时我很失落，倍感惆怅，向他赠诗一首。
几年为知己，往事一重重。痛论人间事，相逢国难中。
夜谈随村月，对饮破茅棚。最忆龙湖畔，棉田共认虫
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文革初造反派搜去我全部日记，。并勒令不许再写，我只好改为每天在小月历记事本上写十几个字的记事，三十多年从未间断，这也影晌了金康。
返城后多年，每年春节我都要寄给他六分钱一本的安徽出版的小月历记事本和一份平安祝愿，寄托思念。
几次去上海，安排什么地方我也不愿去住，只就和他住一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海南出差路过上海，此时离知青返城己十多年了，在卧室墙上又看到当年临别时我的赠诗和送他女友即现在夫人小朱那条瓷鳜鱼，让我感慨万千，久难入睡。脑际不禁浮现大湖边上、棉田深处两个人的身影……
身为厅局级官员向人介绍我这普通乡下人时，谦逝而自信：阿拉师付。
和金康邂逅，是他的不幸，从我身上让他过早的体验到命运的不公和世道无情，对我来说，今生所有不幸，都从他对我理解、尊重、信任和帮助中得到补尝，胜过红头文件，感到人间的真善美。
我这一辈子在同学、同事、难友、“敌我”中不泛终生之友，但如金康这样彼此几乎达到“合二为一”的境界只有他一人，用他夫人朱芸芸的话就是两个字：缘份。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