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岁月时快时慢，或有情或无情，或顺畅或艰涩曲折地滚过去，我已经活过了四分之三世纪，正朝着八十岁一步一步靠进。
盘点我的一生，我没有也不可能有令人艳羡的财富，没有名车，没有豪宅，属于我的最钟爱的财富是记忆。我在二十岁那年的反右运动中，有幸荣获极右分子的桂冠，一夜之间从幼稚、热诚的革命青年忽然变成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
这就给了我一个可贵的机缘，让我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伴着时代的沧桑，亲身体验了从人到鬼又从鬼到人的诡诞的变化。
我的记忆就是这样用一辈子的苦与乐，汗水和泪水，屈辱和自尊，摧残与坚守换来的。
失掉什么也别失掉记忆。我这个“三零后”，用自己漫长的一生见证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艰难和曲折，见证了人性的美与丑，见证了纯洁爱情的伟大和美丽，这些记忆比什么都贵重。
西哲有云：人若不知自己民族的历史，将在劫难逃。不愿再遭劫的中国人尤其需要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真实的历史。然而，即使是不作伪的信史大约也只能是个骨架，个人史则是使它丰满起来的血肉，有血有肉的历史，它就活了。
我心里清楚，记忆力完全衰退的日子正在逼近，我必须赶紧抢救，赶紧写下来。
葡萄牙诗人佩索阿说过：写下的就是永恒。我的个人史不过是一条小溪，如果能和千万条涓涓细流一起汇入正史的大河，它将永不干涸。这是我最期望的。
那么，就开始吧——
第一章 学府记忆
一、被梦想牵引
记忆是有灵性的，它常常拉着我的手，沿着老北京的城墙巡游。过了前门，往西是再熟悉不过的和平门。和平门的南边就是那曾经把我的心捂得最热乎的地方，——树木葱郁的北京师大老校园。
已经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却又好像并不那么遥远。那是一九五三年的初秋，北京师大刚刚开始一年一度迎新的日子。我，一名中文系的新生，从天津来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自己扛着行李，急不可待地前来报到。
从小眷恋的家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我想早一天走进这个新家，开始新的生活。我，当时的我，觉得这一天将是我一生从事的神圣事业的开始，我在希望的天幕上描画着未来一幅幅美妙的图画。那几年有一部翻译过来的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在中国家喻户晓，我要走的是她的路。但她是走在俄罗斯风雪的路上，面对的是沙皇的专制，而我们这里已是黎明，在人民当家的中国，我们的未来只有一片光明，这还有什么说的！
想起三年前刚刚进入南开中学高中的情形，我忍不住想笑。那天，第一次入住学生宿舍，是母亲送我去的。她给床板打了一阵DDT，怕有臭虫，然后铺好了上上下下的铺盖，都替我安顿好了，才带着多少个不放心地离开。同室的同学看了大概都在暗笑，站在一边一直插不上手的我，对母亲把给我的娇宠这样公开地展览，也有点不好意思。而今天，我虽然还不满十七岁，但自己觉得已经大了，是独立的年轻人了，我一个人来报到和家里连商量都没商量。
我上南开中学的时候，杰出教育家张伯苓的南开中学已经成为过去，虽然他留下了一批老教师，他们在教学上都是出类拔萃的，但学校的重心已转向政治，政治气氛之浓为前所未有。南开已经成了改造年轻人思想的大学校，它按同一的模式，按照统一的价值标准塑造着每个学生，而且相当厉害，非常的见效。我本是个调皮的很自我的孩子，我反感这里的严格纪律的约束，反感团员们每天把同学的表现拿去汇报（那时一个班只有几个团员），我的因为自由主义和对党员班主任的不敬被记了大过。可是，才到了高二，我居然在人生观上就有个大转变，没过多久就从一个落后分子变成了一个积极上进的青年团员，并且在入团后仅仅半个月，提出了入党申请。
对我来说，除了大环境的影响和学校党团组织善于做工作，喜爱文学起了重要作用。那时，卓娅、保尔·柯察金、伏契克、牛虻以及《怎么办》里的拉赫美托夫都成了我精神上的挚友。我和有共同爱好的同学一起读鲁迅，中午不休息，推敲那谜语一样的《野草》。我们接受孙犁的辅导，参加《天津日报》的写作小组。进而读更多的现代文学、俄苏文学、世界文学的作品，好像着了迷。
我脑子里时常响着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的话：活着，就是要让人们因你而生活得更美好。我时时记起的鲁迅的一句话是：“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现在看来似乎过于浪漫，有些幼稚、傻气，可我真的没有夸张，那时我一脑门子就是“社会责任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谁让我是五十年代初的年轻人呢！
这就决定了我为什么会走进师大。我本来十分向往将来献身水利，那段时间苏联古比雪夫等大水电站的兴建和“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宣传，把我鼓动得心潮澎湃。我也曾入迷地读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向往当一名演员或导演。但到了高二，我忽然得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这是个没法儿治的顽症。天津骨科医院院长骨科权威方先之建议我安装钢架背心，我没听他的，怕穿上钢架背心，壳儿硬了，瓤儿就更软了，会衰退得更厉害。我知道学水利、当演员是没门儿了，于是一心一意准备学文。
学文，首选当然是北大，可是毕业前夕组织上动员学师范。北京师大教务处长、教育专家丁浩川到处写文章作演讲，说当教师可能一辈子又苦又累，默默无闻，但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是掀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需要，你干不干？这带着激将意味的演讲很打动了我心里那个社会责任感。所以，在报考志愿时，我第一个专业志愿是“中国语言文学”，具体学校第一个是北京师大，北大放在它后边。我要招认此时还有一点儿小算盘，我觉得自己缺少创作天赋，不是当作家的坯子，而当中学教师从各方面看我都可能是合适的材料。
要是按照现在竞相求新求大的时尚，北师大南校的校园似乎过于陈旧狭小了。但我恰恰爱那古朴典雅和静穆。这里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圣地，鲁迅和诸多大师们曾经在这儿讲过课，这里每块青砖每棵古树都留有他们的气息，校园里每条小路都有过先贤们的脚印，这里的一切都让后来人意识到，此处是过去和未来的节点，而时时向我们这些后继者提出严肃的追问。我爱这种感觉。
在记忆中，这儿那么地让我动情，不仅因为它是我梦想升级的地方，而且是我爱的摇篮，在这里，我和她相遇、相识、相爱，从初恋走向永恒。从此，一切命运的险恶都失去了杀伤力，我们爱到最后，笑到最后。爱是我们生命最美最亮的华章。
这块福地对我要多重要有多重要，从这儿开始了我们俩一生的故事。
我曾经设想，有多种可能让我没有报考北京师大，但凭我的思想和性格，我大概仍免不了遭难，可是那就失去了和她相遇的机会，肯定的，我的一生将完全会是另一种走法，也可能已经早早地落了幕。
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一只无所不能的手在操控着每个人的命运吗？
我当然不信这个，我信偶然，我感到这常常是最重要的偶然。
二、天堂的日子
如果和日后相比，一年级，说它是天堂的日子一点儿都不为过，这一年我们这些傻乎乎的学子，一天到晚，就是学习，就是尽情地玩。
大学的课，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样美那么过瘾。也许是因为我先前有一定的基础，杂七杂八地读过对中学生来说算是较多的作品，文艺理论也读过了几本，如蔡仪的《新艺术论》，陈亦门的诗论，王瑶的《新文学史稿》，有的书还认真地做过笔记。所以课程的安排让我隐隐地觉得不满足。北京师大其实荟萃了很多一流学者，可是学校并不把这些国宝介绍给新同学，更没打算让学生知道他们的成就和价值。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学课只有现代文选和文学概论。文选的主讲教师据说是老党员，身体干瘦，长得干干巴巴的，课也讲得干干巴巴的。文学概论主要是解说《讲话》和一些我熟知的基本常识，让人没兴趣。
语言和文学这两类我本来是偏爱文学的，对语言学我有个误解，以为把鲜活的语言让语法的死框框约束住，就没有了生气。没想到两门语言课倒让人听得津津有味。两位主讲教师陆宗达先生和俞敏先生要学问有学问，要个性有个性。陆先生一派老北京的长者风度，和气，甚至是客气。幽默，把你逗笑了，他不笑。讲实词词类，他教我们用重叠法来区分，听着挺新鲜，别出心裁，一试真灵。他的课就不单教了知识，还教了怎么做学问的精神和方法。他能让我悟出一个好教师必须有自己的独立的学术见解、学术发现，有自己的东西，虽然这时我们离学术研究还远得很呢。
俞敏先生比陆先生小几岁，矮胖身材，宽宽的额头，一双大眼睛透着超乎寻常的聪明。那是真正的名士派，上课不带讲稿，手里只拿几张卡片，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像聊天似地把课就讲了。语言学概论在我看应该是理论性很强的课，该是干巴巴的，可他完全用口语几下子就讲明白了，这是功夫。他的著作、论文连嘲讽论敌的文章也都用地道的北京口语写。别人没这么干的。当年学校没给我们学生介绍过，后来才知道这两位先生颇有来历，是章黄学派的传人。“章”是章太炎，鲁迅先生都要对他执弟子之礼的。“黄”是黄侃，是老北大的名师。据说黄侃先生就是倔脾气，恃才傲物，爱骂人。俞先生在说话不留情面上很像他的老师。当时我是很喜欢他的风格的，谁知日后很可能就是这个风格给他惹了祸。
最紧张的课堂是现代革命史，那是速记的竞赛，是重体力劳动，三个小时，没有喘气的工夫。学生呢，就是后来大家总结的四句话：“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全忘记”。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把讲义发下来，省得学生和老师课都上得这么辛苦，应该把时间和力气用在有用的地方。这些当年速记下来的东西，今天看来，有多大的可信度就更难说了。
然而，当年的学生真是容易管理，不论什么课，都一本正经地学，心无旁骛，似乎都乐在其中。
开学后不久第一次测验是中国历史，我冒了个尖，全班第一，从此被认为是学习好的同学。期中考试我却很不争气，有一门课考了个“良”。团小组长找我谈话，让我深挖思想：为什么没考好？背了个学习好的名声反成了负担，从此我不敢马虎。
我所在的甲班有八十人，气氛非常融洽，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亲如一家。那时除了上海来的同学穿着稍好一些，大都不太讲究。谁穿得洋一些，谁穿土一些，也都不在意。为了新鲜、好玩儿，衣服常换着穿，不分你我。不光女同学，男同学也一样。我家经济条件并不很差，可是我一直是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因为个子长得快，有的裤腿是接长的。有时借同学的蓝呢子大衣穿，神气一下，脚下却是补了皮包头的圆口布鞋，不伦不类，自己和同学也没当回事。我的毛衣、棉被借给同学用了，后来不知所终，也并不放在心上。谁要是生了病，就会成为全班的大事，立刻一批批来探望。关心多了有时会带来尴尬。有几个男同学入学体检时，校医告诉他们包皮过长，建议去割，虽是小手术，至少也得在宿舍躺上两三天。女同学们闻听男同学做了手术，那叫一个关心，来了一拨又一拨，可是谁也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于是刨根问底，病员们个个闹个大红脸，谁也不好意思道出此中奥秘，女同学反而更觉得莫名其妙了。不知最终姐妹们是怎样悟出究竟而作罢的。
北京，可玩儿的地方太多了，课外，同学们到颐和园划船，在北海组织军事游戏，到中山公园滑冰，去紫竹院、八大处、长城郊游，学唱不计其数的歌，国庆节在天安门集体舞跳到深夜，除夕晚会上激动地向往、祝福……，今天让我神往的是那投入，那忘我，那孩子般的天真，那毫无挂碍的快乐心情。那是多么令人留恋的日子呀！
天堂，只因为政治运动还没来到我们头上，尽管左的东西已经不少，毕竟我们还平安。
三、爱的挑战
入大学前我还没遇到过爱情来敲门，因为我年龄小，大概情窦未开，又读的是男校，加上还有点儿封建，觉得那些上着中学就偷偷谈恋爱的同学不大“正经”。可是我又以为自己懂得恋爱是怎么回事，应该是怎么回事，我甚至自以为关于爱情我知道的比那些恋爱着的同学还多得多。
这自信来自我读的那些小说。对文艺的痴迷让我在一个假期能读完三十本书，什么《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冰岛渔夫》《怎么办》《前夜》《风云初记》等等，大部分是小说，小说几乎都离不开爱情。这时我已经开始热烈地追求进步了，我以为爱情虽不可少，但真正的爱情必是革命的爱情。我完全理解保尔？柯察金为什么不仅拒绝了资产阶级小姐冬尼娅，而且拒绝了那么可爱而且又是革命者的丽达的爱。我也赞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颇有些概念化的小说《怎么办》中罗斯托夫这个人物，他为了友情和革命放弃了对薇拉的爱。我还坚持认为一见钟情和单方面产生的爱都是不健康的，是“小资意”。
“小资意”是那时批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情调的常用语，由于“时髦”和无处不可以套用而达到滥用的程度。一次孙犁来到南开中学高二班，和文学爱好者座谈他的新作《风云初记》。我冒冒失失批评他说：“你的女主人公在房前种了一排向日葵，辗转思念着远方的情人，是不是有点小资意？”孙犁宽厚地笑了笑说：“革命者也是有感情的啊。”那些日子看了一部香港拍的进步电影《遥远的爱》。我和一个同学挑出了其中多处“小资意”，写了篇批评稿件送到《天津日报》，幸而没有发表。
有了这套恋爱观，我曾经自以为是而且热心地给陷在失恋苦闷中的英树人同学做一次次的思想工作。当然，没有给他解决任何问题。
这是什么恋爱观！荒唐吗？可笑吗？这是时代给我们的，我们就是这么活过来的。我带着这套左得可爱的恋爱观，走进男女合校的大学，遭到了考验。
不知什么原因，一入校我就被任命为中文系一年级甲班的文娱干事。和我搭档的女生文娱干事房慧堃，她是从师大女附中来的，歌唱得不错。大概因为个子小，对人亲切，大家都叫她的外号“小猫”，到现在同学们也没改口。
第一次组织大家的课外活动是在大教室联欢。同学们把桌椅搬到屋子的四周，腾出场地做游戏。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新家庭的成员，尤其是男同学和女同学互相认识，使班级气氛活跃起来。
那些活动的过程和细节在记忆里都被时间冲洗得模糊了，只有一个珍贵的印象终生清晰，像在昨天一样。那是一个梳着两条辫子的青春靓丽的姑娘的出现，让我怔住了好一会儿。一定是小猫知道她的擅长，请她来教同学们跳集体舞。她在新同学面前尤其是男同学面前似乎有些羞怯，脸红红的，却又大大方方自自然然。她说的是地道的北京话，话不多，声音不高，显得不爱张扬。大家按她的眼神儿和动作听从着调动。我也在笨手笨脚地模仿。我觉得她舞姿之美，她举手投足的优雅协调和身材之美一样，必是天生的，只有与生俱来才能有那种美。我忽然发现自己有生以来从没这么注意过一个姑娘，这种奇异的眼前一亮的感觉是第一次。我跟小猫打听，她的名字叫王世巧。
事也凑巧，第二天的课外活动和小猫商定教唱《卢沟桥小调》，我来教，她先去教室黑板上抄歌谱。可是大约一小时前我才知道教室有变动，就到女生宿舍去通知她。小猫和王世巧住一个宿舍，我暗暗期望能借这个机会见到她。
敲了门，打开门的竟然真的是她，她一闪身走了出来，迎着我的眼睛。同屋的有好几个人，为什么偏偏是她来开门，莫不是她正在等着这个偶然的机缘，还是有什么心灵的感应？
她告诉我小猫已经去了那间新安排的教室，两手放在背后靠着墙，脸红红的。我们是同班同学，但还没有说过话，没有接近过，几乎还是陌生人。我们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面对面站在一起，这是一次意外的又是希望中的邂逅，我们呆呆地凝视对方，几乎同时，怦然心动。这就是“一见钟情”吧？
虽然，我们都曾在少年时有过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玩伴，在情窦初开时有过面对异性时的羞涩和紧张，但是只有这一刻，真正的爱情之门被冲开了。
从此，我们寻找各种机会各种借口去接近对方，时时处处在追寻着又躲闪着彼此灼热凝视的目光。
但是我那左得要命的恋爱观出来捣乱，有些日子，我竟不敢正视这感情，不敢承认这是真正的爱，因为“一见钟情”是“小资意”，不能算是革命的爱情。可是这些教条在人性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我无法控制自己，我心里时时刻刻是她的影子。在教室，在图书馆，我总是故意坐在她身后两三排，因为我如果坐在她前边就不好回头看她。坐在后边我可以不时地用目光爱抚那美丽的背影，惹人的辫子和耳朵。偏巧，小猫没几天就调到校合唱团去了，班上安排她接替小猫和我搭档，老天有眼，给了我们这么好的运气。我们天天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在一块谈工作，说说话，再不需要找什么借口了。我们俩在一起工作，她极为负责，有灵气，有想象力，我们把这个班的文娱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两颗心也靠得更近了。
没过多久我被选为团支部委员，大小也是个团干部了。有人好心地提醒我说王世巧家庭出身不好，又不是团员，你要慎重考虑。我知道她家庭政治条件确实不好，她父亲曾经是阎锡山政府的高官，但一生狷介清廉，日寇侵华期间坚决抗战，解放前夕他不愿跟着阎锡山去台湾，目前任财政部参事、山西省政协委员。而且，在五十年代能上到大学有几个出身是工人贫下中农的呢？家庭不好，本人好，不行吗？她不是在争取入团吗？一旦入了团，在政治上就自然没有了差距。我是支部组织委员，正好有责任帮她认识家庭，划清界限，借茬儿还能和她多说说话。她学习、工作、为人都没说的，我对她入团绝对有信心。退一步说，就是一时入不了团，我们相爱谁又能管得着呢？
其实，在她的心里也觉得政治条件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便如此，在她天性高傲的心灵深处，已无可救药地刻下四个大字：命中注定。她认定只有凭着真情朝前走，不管命运会带给我们什么。
可能因为我个子比较高大，又自命为思想成熟，常常觉得自己是大人，有时就半开玩笑地把天真单纯的她当作小孩子。可不是嘛，如果她一个人走在校园的路上，就难得稳稳当当走几步，总是像孩子一样跑来跑去。她是我见过的纯得不能再纯的女孩子，只要面对她的眼睛你就可以确信这一点。她的眼白像晴朗的天空一样碧蓝纯净。从瞳孔可以一直望见她的内心，毫无遮拦。
可是渐渐地我才发现她单纯却不幼稚。一次，在她的宿舍看到她的一篇作文，写友谊的，她在严肃认真地思索友谊的真谛。她写的是两个一起长大的女孩子相互之间的情感故事，解剖着潜藏在友情中的复杂的自私的心理。读着她的文章，我感到强烈的共鸣和震撼。我才意识到，她孩子气外表的背后独立思想和深刻的另一面。她心灵的敏感和感情的深沉其实远远超过自以为成熟的我。从文中那个真诚坦率的姑娘形象中我看到了她的影子，这姑娘的名字叫“石樵”。“石”象征坚定，“樵”意味着不辞艰辛进山打柴，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明。从此我叫她“樵”，直至今天。
时间让我不断在发现樵。她有着很多和一般女孩儿不同的性格。她从来不会在男朋友面前撒娇装嫩，常常比有些男孩子还要胆大和淘气。毛虫如果掉到头上，女孩子十有八九会尖叫起来。她却可以把摇头摆尾的大毛虫拿在手里玩，吓得女同学们乱跑。她可以若无其事地从草丛捏起滑溜溜的小蛇，从小河里抓住满是疙瘩的癞蛤蟆。
北京城南的天桥，过去历来是社会秩序杂乱出名的地方，她上中学时就满不在乎地一个人去那里看电影，看杂耍。后来搬到新校，在北郊的铁狮子坟，这儿原先是大片坟地，我们俩下了晚自习到后边的树林里去捉鬼火玩儿，她一点儿都不怕。大概是抗战期间在山西和四川山沟里练就的本事，她专爱在沟沟坎坎边边角角的小道上蹦蹦跳跳，就连参加学校运动会也只拣障碍赛。过平衡木时别的运动员纷纷掉下来，她如履平地，玩儿似的拿了冠军。她完全不像人们误解的什么资产阶级娇小姐，就连穿着打扮也极其朴素，但是不管什么衣裳只要穿在她身上就显出不同寻常的美感。对这样一个姑娘的魅力，我怎么能抗拒呢？而且为什么需要抗拒呢？抗拒，那该是多傻的傻瓜呀！
从此，在图书馆、阅览室、大饭厅、自习教室里，都有我们出双入对的身影。在黄昏时，在校园的许多角落，醉人的诗意陪伴我们俩并肩而行。而我那可笑的恋爱观早已不知什么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未来，会有什么在等着我们，恐怕没有一个人能预测出来。
四、误涉政治
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经验：在人生当中，也许一件事，一次参与，一次举步，往往就会决定了日后漫长人生的走向，当然这也不能排除内在的原因。
樵前些天还说我：“太关心政治，把你耽误了。”一年级团支部的选举，大概就是决定了我几乎一生的“那一次”。
在一年级上到一半的时候，团支部进行了一次支委会的正式选举，取代临时指定的支委会。我以全票当选，分工当组织委员。如果把团支委也算作干部的话，这该是全国最小的干部了。可是我却把它当做顶大的事，兴奋，认真，觉得这是党交给我的革命工作，我要不惜付出一切。当时头脑简单的我，并没有想从这根杆儿往上爬，谋个一官半职。可是幼稚的热心和责任感让我人生的重心向政治倾斜了，我上了与政治绑定的船，却完全出于自愿。
现在很难想象，那时一个小小的团支部竟会有那么多的工作。开会、听报告、写文件、作计划、写总结、与团员谈心、与发展对象谈话、外调、汇报工作、组织生活……我的课余时间都在工作。到底这些忙碌有什么意义，今天我真说不上来，可在当时，这是神圣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我是革命机器的一颗螺丝钉。
如果没有这次的当选，我很可能走另一条路。刚入学第二天，我略带着朝圣的心情，走进那庄严的图书馆，宽阔的阅览大厅给我的兴奋至今难忘。顶天立地的书架，古今中外的名著，丰富得让我喘不过气来。“看吧，我会吞掉你们！”我暗下着决心。除了上课，我愿意一天到晚泡在这里。在书海中畅游将是我最大的乐趣，如果没当团干部的话。
另一个放弃就是我自愿退出了合唱团。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学生广播合唱团。我们刚入校不久，招考合唱团员，经过严格考试我被录取。合唱团的指挥是日后著名指挥家聂中明。他带领我们每个星期日排练，有时在电台教唱，向全国普及歌曲，也有公演的任务。这对于声乐爱好者是令人羡慕的机会。其实这个团并不占用我过多的精力，可是为了拿出更多时间工作，我中途退出了。在别人看很可惜，很傻，我却并不留恋。
就连和樵在一起的时间都砍掉不少。我很少能抽时间与樵一起看电影和文艺演出。有时外国艺术团的票樵买好了，临时因为有任务而作废。好在我俩可以在一起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为了那个全五分。五分对我们尤其重要，它能把人的嘴堵住，否则会说我们恋爱影响学习。可是我的学习仅仅停留在表面的优等上，从二年级开始，李长之、启功、刘盼遂等等多位资深学者给我们上课，我没有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专业上的深造的大门被我不当一回事地关上了。我多糊涂啊！
中国特有的政治运动向我们走来。
1955年上半年的一天学生会宣传部让我在校广播站播一篇重要稿件。我并不是广播站的播音员，因为我一向喜爱朗诵，声音又洪亮有力，有的稿件就找我来播。这篇稿件是宣布公安局逮捕了一个叫罗昱的学生，说他是暗藏的特务，好像还说他有电台或发报机。罗昱，我有印象，是中文系四年级的，当过系学生会主席。
师范院校的中文系，不是要害机关，这里能有什么情报，国民党潜伏在这儿干什么，我没有想过。组织上说他是反革命，当然就是反革命。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信号，让我们知道学校并不平静，我们身边也会有反革命。
跟着，五月，一场风暴就来了，《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还有据说是舒芜写的按语。接着，又陆续发表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按语的署名成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定性从“反党集团”升格到“反革命集团”。所谓“材料”都是胡风和一些作家私人通信中摘出来的话。按语，后来知道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写得很厉害。他们私下里说的那些话，让按语和注释一分析处处藏着仇恨和杀机。
对“胡风集团”的作家和诗人的名字我并不陌生。在南开中学读高二的时候，新来的语文老师邸瑞平，刚从南开大学毕业，一身的朝气蓬勃，她曾经动员我们到附近南马路的旧纸店“抢救”那里的一批旧书，说否则可能会被送到纸浆池里去。其中一种是戈宝权主编，时代出版社四十年代出的《苏联文艺》，另一种是抗战期间七月社编的《七月诗丛》。我们一些喜欢文艺的同学一遍一遍地到那些纸店去搜寻这些书，把它们买回来。一个个兴奋不已，觉得是为抢救文化做了事情。
七月社的主编就是胡风。《诗丛》的作者鲁藜、绿原、芦甸、冀汸、阿垅（陈亦门）等等大部分都出现在这三批材料里。（《七月》中也有艾青、田间的诗集，他们没定为胡风分子。）我很喜欢他们的激情、勇气和对人生的思索。鲁藜有一首诗《泥土》是大家熟知的：“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我当时是把它当作座右铭的。我还爱读阿垅的《无弦琴》，虽然似懂非懂。邸老师认识阿垅，说他对青年人很热情，想带我们去见见他。幸亏没有实现，否则我很可能成了小胡风分子。八十年代在天津作协开会时认识了一位作家林希，人们介绍说他是没见过胡风的小胡风分子，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我如果真的见过阿垅，不就更麻烦了吗！
反胡风毕竟还是在作家圈里抓反革命，与学生关系不大直接，只是对中文系教师小有冲击。听说有的年轻教师曾经组织过文艺社团叫“泥土社”，与胡风搞过的的“泥土社”重名，于是被戴了胡风分子帽子发配到远方。学生主要是学文件，表态，声讨，擦亮眼睛。不能让我置身事外的是眼前有个表格人人必须填，就是揭发检举与胡风分子有联系的人。
我想来想去只知道邸老师认识阿垅，但相信邸瑞平老师绝对不会反革命，她曾经在我彷徨的时候那么热情地帮助我，鼓励我争取入团，她与阿垅肯定只不过是认识，只能是因为喜欢文学。我填不填她？犹豫很久，良心终于没有战胜党心。我在心里为自己开脱：邸老师认识阿垅是很多人知道的事，我不说别人也会说的，我知道而不向组织汇报是对党的不忠诚。
在填写邸老师名字时我只是说他们“认识”，没说别的。但是万一她被打成反革命，我就没有责任吗？我一直心里不安，而且不敢告诉任何人，只能暗暗盼望她没事儿。
直到九十年代末我才打听到她在运动中没有被株连，后来调到了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成为颇有成就的红楼梦研究专家。终于，我松了一口气。
然而，邸老师平安无事，你就无罪了吗？为了你的“进步”，出卖了真心爱护你的老师，这个“进步”不龌龊吗！
此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因为以革命的名义可以掩盖一切恶行，这是政治教给我的。
（未完待续）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