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乡野记忆
十六、“三面红旗万岁”
悲剧往往是从喜剧开始的，而我们这里却常常始自闹剧。
园艺队的活儿停了，因为让我们去砸铁，说是“钢元帅要吃饭”。这时农场场部前后已有几十座小高炉。大路两边，永丰屯、皂甲屯这些乡里，直到山脚，处处是土高炉。到了晚上大地上处处火光，如果从飞机上看该是无边的星海，是壮丽的奇观。农场到农村各家各户凡是铁的东西都献出来。
这次的献铁活动之彻底，让我颇不应该地想起沦陷时期的“献铜”。那时每家每户的铜烛台、铜壶，连箱子柜子上的铜锁铜篦子都得拆下来，是为了“圣战”，对中国人来说当然是被迫的。这次却完全相反，虽然家家户户做饭的铁锅都统统上缴了，可老百姓是自觉的心甘情愿的。即使有些老太太掉了眼泪，那是落后。炼钢需要的是生铁，我最欢迎的是铁锅，特好砸。我们从早到晚就是抡大锤给“升帐”的“钢帅”备料。有几个心灵手巧的同学则派出去学用坩子土陶小土炉炉膛的手艺。政法学院的右派学生和一些干部农工还搞出了平炉（据说是）。到了晚上自然不能睡觉，我们轮番地拉大风箱，几个人才能拉动的特号的风箱。夜里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加餐，也是特大号的包子。
“出钢了！”“出钢了！”都争着敲锣打鼓报喜，车拉，人抬，把一块块土钢运到场部门前堆起来。场部前立着两层楼高的宣传牌——“超英赶美”，我们的“钢元帅”骑着一步登天的指标箭头，把英美帝国主义吓得魂飞魄散。我们生产的钢，不管是什么钢吧，都为增加中国钢产的数字贡献了力量。全国人的心也像钢炉一样滚烫起来。
土钢的砣砣堆在场部房前屋后，并不见谁把它们运到什么地方去。直到一年多以后我离开农场，已经被遗忘了的它们还堆在那里纪念着那些火热光采的日子。
把农民家的锅统统砸碎无需担心，因为几乎是一夜之间农村全都公社化了，农民都吃上了公共食堂，铁锅还有什么用！不但周围农村，连西郊农场也进了公社。本来是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也不如“公社”时髦。农场和永丰屯乡等等方圆几十里组合成“永丰公社”。
我在大学里当过文娱委员，还曾经参加过像样的合唱团，这点儿能耐现在派上了用场。在农村我教的第一首歌就叫《吃饭不要钱》。学歌的是农场新吸收的几十个初中刚毕业的合同工。
哪里吃饭不要钱？
人民公社社员笑开颜……
后边的词现在我是忘了，但是坐在前排学歌的那些女孩子，唱歌时兴奋的发红的脸和发亮的眼神还清晰地留在记忆里。
既然实行公社化，组织上也要军事化。到食堂去吃饭也要整队、跑步、唱歌。我们这些右派学生是不是也成了社员，没有明确，但吃饭是跟农工、干部一视同仁了。这不能不感谢公社化。
没多久我们奉命迁到农场北边一河之隔的上庄，住在老乡家里。因为都是公社了，那里成了上庄大队，也算农场的一个队，吃饭就在上庄的食堂。社员们家里早没有锅灶，不但吃饭连开水都在公共食堂打。那阵子食堂的伙食相当好，吃饭管饱，只有一个限制——许吃不许带。
一天晚上吃炸糕，一个就有手掌大。我的饭量算大的，当时一顿可以吃一斤半面，这种大炸糕也只吃了六个。而一个社员小伙子据说一口气吃了三十二个，也许是夸张了的数字。第二天早上知道有位老社员吃了十个，当晚就撑死了。
中国农民一向有勤俭朴实的美德，现在，既然吃的是公社的，不是自己的，就无需小气、节约。一九五八年中秋节这一天，食堂把八仙桌在过去地主的大院子里摆成几行，八个人一桌，鸡鸭鱼肉十二个大碗，吃得是喜气洋洋，热气腾腾。“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这么吃，还不好？
上庄是个风景秀美的地方，有名的温榆河从村南蜿蜒流过。水很净，北京水厂也用它的水。我们夏天干完一天的活儿，常在河里洗澡。一天下午，收了工，郭明亮从外边进来叫徐福绵和我：“老乡在河里下了鱼藤精，鱼都翻上来了，抓鱼去！”我们带上簸箩到河边。河面上到处漂着鱼，肚子朝上，大大小小不计其数。他们俩下水捞，我在岸上装筐，一会儿就两大筐。我们把鱼交到食堂。
路上看见在通往场部的石桥那里，社员把桥洞用藤条的围子挡起来，顺水漂下的鱼都在围子前堆积起来。他们一大帮人用铁锨把鱼只管往岸上铲，直接装上马车，一车车拉往食堂。经过这种灭绝性捕捞，河里的鱼会不会断子绝孙，何必操这个心呢！
于是我们的食堂那阵子连吃好多天油炸鱼，管够。
一天晚上在场部大饭厅也是大礼堂开社员大会。饭厅里人都站不下了，很多人只能站在院里，足有两三千人。公社书记兼农场书记在台上作传达报告。印象最深的是传达中央描绘的蓝图，告诉大家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毛主席给人民开出了食谱，每人每天吃多少牛奶、鸡蛋、肉、鸡、水果、西瓜……我们想不到的好吃的他老人家都给我们想好了，比外国人的日子好多啦！
关于未来的分配制度，有三种方案：一是全供给制；二是半供给制；三是工资制。最吸引人的当然是全供给制。眼看物质生产就极大丰富了，实行全供给制有了保证，到那时货币不再需要，你想要什么只管取来，马克思恩格斯两位老人家理想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已经近在眼前！所以书记在台上让大家对三种方案选择的时候，忽拉一下子，会场内外所有的人都举手选择全供给制，一致通过。然后是雷鸣般的掌声，一个个的兴奋劲儿难以形容，谁也没想到共产主义居然会来得这么快。
这时有人递了条子，问以前借了人家的钱，欠了人家的债，没了票子往后怎么还呀？书记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都各取所需了，还不还债还有什么意义！”又引起一片笑声。
夏收之后，据说各地都是大丰收，一个个高产卫星飞上天。不然怎么叫“大跃进”呢。报纸上接连不断报道高产新纪录。亩产千斤已经落后了，小麦已高到五千斤、六千斤……青海高原上的格尔木农场达到亩产8585斤。水稻就更高得了得，曾有亩产十二万斤的纪录。报上有照片为证，小孩儿可以坐在稻穗上，掉不下来。“喜看稻菽千重浪”，毛主席走遍全国看到的大概就是这样一派丰收景象。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不解放思想你就跟不上，跟不上就得倒霉，更不用说怀疑和反对了，“前车之鉴”我怎敢忘呢？
我那时是生产组长，一个转业军人刘队长直接领导我。一天晚上公社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是打擂台，还是那个礼堂。一个个生产组要上台报告试验田的高产指标。既然是打擂就得象参加拍卖会，一个更比一个高。光吹牛皮放大炮不行，还要有增产措施，这才显得科学。
我很为难，里面开着会，我蹲在门外跟大伙商量。受报上的宣传和会场上气氛的影响，我思想也解放多了。考虑到农场的优越条件，加上措施得当，小麦一万斤亩产我觉得是可能的。
刘队长说不够高，大家只好七嘴八舌地出主意。那时毛主席有个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我们就围绕这八个字想主意。深翻五尺，不，一丈。因为据说“麦根通黄泉”。肥，一层牛粪，一层马粪，两层人粪……豆饼、麻渣、颗粒肥、细菌肥、化肥……都上了，再煮一匹死马，连汤带肉浇在底下……。亩产三万，不行，五万，还不行.……
有同学提出大家全体出动，用棉球钓蛤蟆，一颗麦子底下埋一个。有的说再出去打几条狗，煮烂，给小麦吃。那就十万吧！不行，会场上又长了。
我也想开了，反正都是吹牛，不吹过不了关，好，三十万！
刘队长觉得这回心里有了点儿底，转身进了会场。可是没两分钟又出来了：“行了，不用报了，人家已经一百二十万了，得了冠军。”他似乎也如释重负。
我挤进门，看见台上那位冠军戴上了大红花，正在接受着大家的欢呼。
这时天色已经发白，干劲冲天的社员抄家伙整队下了地。大跃进嘛，就得不睡觉。
我们的小麦试验田拉上了电灯，这是时兴的挑灯夜战。要求深翻一丈，实土一丈挖出的松土就得堆两丈高，土要一级一级往上倒。这些日子每天劳动有十五个小时，入夜以后又累又困的人们都喜欢找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干活。躲在暗处，从远处看人在挖土，其实只是在比划，一锨下去顶多铲几两土。也难怪，谁还有劲呢！
夜晚我们是参加夜战，白天有些日子是跟车到圆明园牛场拉牛粪。部队派来了支援的军用卡车，车帮高，很能装。牛场附近是北大和清华，往南能看得见北大琉璃瓦的屋顶在阳光下闪亮，往东能看见郁郁葱葱的清华园，那里的同学在上课吧？然而对我来说大学校园已是遥远的另一世界，而背后那有着沉重历史沧桑感的圆明园倒更适合我目前的心境和处境。不过现在哪里还顾得上去凭吊古迹和遐想啊，锄粪才是现实。
从牛圈起出的牛粪还是热的。两三个人装满一车以后要跟车回来卸车。人累极了，就在牛粪上铺上随身带来的那小块防雨的黄油布，躺在油布上软软的热呼呼的，车摇摇晃晃地，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至于粪水渗透了油布，弄湿了整个后背，有时人渐渐陷到稀软的粪里，都毫不计较。空车再去的时候，躺在靠车帮的坐板上，随时可能被甩到车下。
这些危险我们谁也不在乎。我这才知道人最困的时候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要求就是睡觉，此时连死都是可以置之度外的。
冬小麦试验田种上了，全队种了五亩，一层层肥料都不含糊地到位。没过几天出了苗，天还没冷已经疯长到一人多高，麦子没法儿站稳，东倒西歪，而且还在不停地长。因为是密植，太密，不透风，虽然有通风道还是沤烂了，只好全部割光喂牲口。但刚割完又象童话影片里的镜头一样，忽忽地又长了出来，直到严冬到来，冻死。冬去春来返青也特别快，又扶摇直上，大有大跃进民歌常写的“麦芒刺破天”的势头，然而长到一人多高又纷纷卧倒，又割，又长……终于，颗粒无收。那一带的各种高产卫星试验田大同小异。
受益于不久前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对大炼钢铁、大跃进、公社化当中的种种荒唐，起初我真的没有怀疑。直到积累了太多的印象，静下来的时候，心中才小心地冒出一个个问号，而且没有跟任何人提到这些问号。一向以说真话作为人格追求的我，在形势需要不能回避的时候也学会了跟着吹牛撒谎弄虚作假了。就这样，我卑琐地保护着自己。我的改造确实见了成效啊！
不仅我个人从反右受益，五七之后中国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已经几乎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于是把荒唐推到了顶峰。时隔不久客观规律无情地报复了我们，无助的底层百姓饿死不下三千多万。然而却据说那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以我当年的印象，那三年是少有的风调雨顺，老天实在冤枉。有人呼吁为老天爷平反，不，使不得，老天爷把责任推掉了，那么该谁来承担呢！
这就是我在现实中知道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
十七、大地
是出于习惯还是美好的愿望，人们总是希望心灵美的人外形也是美的。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有意塑造了一个奇丑的嘎西摩多想来打破这种传统观念，这也同时证明了习惯的思维定势的不易改变。谁都免不了以貌取人。
我初到农场遇到的第一个师傅姓王。他是山东人，五十多岁，长期落户在北京，是北京四郊有名的“西瓜王”。我们那个生产组种着二十亩西瓜。种西瓜是技术活，王师傅是我们的技术指导。
他身体黑瘦，骨头支楞着，背有些驼，头顶是尖的，金鱼眼，有点儿突出，豁牙。这个长相一下子很难和善良的感觉联系起来。
我找不到一个故事性的情节来说明我如何突然改变了对他的印象，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转过来的。
首先让我感到的一点是这位雇农出身的老人从没有把我当成敌人，没有一些下放干部们作出来的阶级仇恨状，不管在人前还是人后。生产组开我的批评会，他有时索兴离开会场，蹲在门口喝茶。
他给我和下放干部分配活儿的时候完全是一视同仁，说话的态度也与对下放干部完全一样，这对生活在歧视中而格外敏感的我已经很有些感动了：他把我当作人。
但是真的让我对他产生亲切的好感还是在干活当中他的形象。我想不到自己是从他动作姿态和神情的美中喜欢上这位老人的。看到他干活的身姿难以想象他是个精瘦又驼背的老头儿。一抱芦苇在他怀中，只在跨出的大腿上一搓立即均匀散开，两下子就变成风障。给刚出苗的瓜地浇水不能浇明水，要劈沟浇暗水。他那闪亮的片镐在长出两片小叶儿的瓜畦里呼呼地劈出笔直的半边槽，嫩苗被擦头而过的镐片搧得微微颤动，却一点儿也伤不着。让我想起李白诗中“昔有郢中质，一挥成风斤”的绝技。
浇水时看他怎么改口子吧。水滚滚而来，王师傅不慌不忙用锨一推一拨，口子的土只湿了一层皮，而干土却越改越多.我没见过谁有这个本事。几乎所有浇地改口子的人都手忙脚乱地在近旁地里挖土，浇完后的口子是个泥圪垯。锄西瓜，别人是用小锄，师傅耍大锄，拉开架式，象武术家一样，他锄得又深又透又快，最后一招是“刷刷”一墁，畦里的土抹得光光的，轻柔地托着一窝窝小苗……
我在这个时候把别的都忘了，奴隶的身份也忘了，只惊奇农活竟可以干得这么美。我琢磨着，学着。我学会了改口子的绝活儿。
王师傅浇一天地白底布鞋上没有一个泥点子，我也能差不多。我也学会抡大锄干锄瓜地的细活儿。师傅的笑容是对我这个好徒弟的认可，我们成了美的知音。他肯定觉出我和他一样的感情。
我绝不是说什么劳动改造了我或什么劳动人民教育了我。我是在这个老人的艺术创造中被感动了，我忘了现实中屈辱的处境，走入了另一种美，也觉出了人的美……晚饭后我常和王师傅一块儿蹲在瓜地的水渠上。他托着小茶壶，无言地眯着眼看着面前这片一天一个样的绿色的瓜田，好象是用眼睛抚摸着自己的孩子。瓜田被渐渐落山的夕阳涂上金黄、橘红，微风中瓜叶在悄悄地说着它们自己的话，我相信师傅是听得懂的，从他的笑容可以看得出来。
白天在压蔓的时候我见他蹲在地里全身几乎蜷成一团儿。我知道他为什么成了一个驼背的老头儿，那是几十年瓜田劳动付出的代价。可是他耍起铁锨和锄头却“动如脱兔”，无人能比，那是个绝妙的舞者，是魔术师。这里面同样包含了许多艺术的东西。
在上庄，他和老伴住在与我们相邻的一家老乡的院子里，住着一间小屋。他们有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小女儿。有时他老伴做好吃的，包饺子或大饼炒鸡蛋，常把我叫去，当成家里人。他身边没有儿子，也许他对我无言的感情里也含着一些父爱吧？
第一年的瓜田是大丰收。收获的时候，我和袁伯诚结成对儿，抬着大号的架筐和大家一起把瓜抬到公路上装车，每趟都装一百多斤。干得紧张，我那本来已经压得结实的肩膀也有点压肿了。
休息时，在瓜棚下，师傅指点着地里他有意留的瓜，告诉我到瓜田里去摘那个“黑崩筋儿”，那个“三白”，那个“花绫”，那个“小日本”，那些都是最好的，他心里有一本账。摘来打开，犒劳我们，也留籽儿。那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第二年（一九五九年）眼看西瓜就要大丰收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一天下午，我正休假在屋里写自我批判，突然外边卷过一天的黑云，一阵冰雹下了十分钟，小院里铺满了蚕豆大的雹子粒。我赶快跑到地里，全完了，所有的绿叶都打光了！
这时天已转晴，只见一个个园溜溜的西瓜在太阳地里闪着光，瓜上伤痕累累。师傅带领大家挑伤势轻一点儿的赶快装上汽车往城里运，可是有伤的瓜人家不收了。再过了几天从瓜地旁走过，地里已经臭不可闻，全都娄了。常说“雹打一条线”，别的地里并没有多大损失，偏偏打了最娇贵的瓜地。
王师傅因此大病一场。我去看他，他躺在炕上，只示意我坐在炕头他的旁边，一句话也没说。我就这样样默默地坐了很久，我相信这样他能感到一些安慰。
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北京听一个当代美学的讲座，没想到碰见当年一起在农场劳动的同学翁柏青，于是相约一块儿去农场看望故人，重游旧地。我想起我们曾在房东谢家我们住屋的门上贴过一付春联：“此处水清心可洗，他年西山谢东风。”我并没有真的按谁的命令去洗心革面，也不想谢那个“东风”，但我真的想念那块共过命运的土地，想念我的师傅和那些与他一样善良的师傅们。
那个院子还在，老房东早已去世，听她的女儿说王师傅和别的师傅都陆续回老家了。算一算，王师傅也许已经不在了吧。
师傅走了，可是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他和善憨厚的笑，眯着的眼睛，张开的嘴，豁牙，这是不灭的亲切的记忆。
您，李师傅、马师傅、丁师傅、白师傅……和善良的老乡，你们是大地，承载着不幸的我们。
十八、爱，转入地下
在当右派的那些日子里，无论我怎么努力改正和坦白交代，也每每遭到斥责，说我“不老实”，这时我都不申辩。一则因为既然成了右派，“辩解”这两个字在你的字典里就被删除了，更因为我确实有对组织隐瞒的问题，而这件事是我绝对不能坦白的，我把它藏在心的最深处，它支撑着我的生命。
在反右运动的后期，樵幸运地没有划成右派，只在团内受到警告处分，而且可能是因为学习成绩较好的缘故，被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还在北京师大的时候组织上就曾要求她和我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她的回答是：“党不是还要改造他吗？我为什么不应该帮助他？”
到了沈阳以后压力越来越大。在那个师范学院，忽然，天上掉下这么出众的姑娘，他们也许从没见过，于是那些年轻的和已经不大年轻了的，很多位，心跳了，做梦了，有中文系的，也有外系的，都在动她的心思。这还算不了威胁，樵可以礼貌地拒绝，让他们明白自己的不可能，知难而退，或保持正常的同志关系。
他们是好人，他们动了心，做了梦，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有一个人，她的顶头上司，中文系党总支的王书记却是另一回事，他有权，他居心叵测地地指使他能利用的人对樵施压，自己也公然来求爱，甚至到北京樵的父母家做工作。他放出风去：如果不答应跟我好，就是还在等着范亦豪。这个家伙的理由多么堂皇！
同时他用行政手段让樵一次再次下去，去石棉矿，去辽宁北部的农村，劳动改造。后来回到学校樵讲授俄罗斯文学，她的课相当出色，受到学生的欢迎，得到一致好评，可是六个分配到师院的女孩第一次提级时却唯独没有樵的份儿。（一九九三年我应邀到辽宁大学主持一个研究生的论文答辩，樵与我同行，我很想顺便见一见这位王书记。但辽大的人告诉我王早已调走，而且听说后来坠崖丧命，遗憾地让我失去了与他谈心的机会。）
我们不能再犯傻，在这种情况下，隐瞒是合理的。我们的欺骗属于正义。我们的爱转入地下。
此时，思念也是一种幸福，即使是痛苦的，残酷的，思念让在彻底孤立活在寒夜中的我感到暖和光。毕竟有一个值得思念的人，而她也思念着你。毕竟未来还在向你闪着希望的光，虽然是在飘渺之中，虽然伸出再长的手也无法触及。
无论在多么令人绝望的打击下我仍然能够不绝望，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最可爱的心灵相信我，伴随着我，等待着我，我的活和挣扎是有意义的，是有奔头的。
从这时起，在“人民共和国”里，我们这对年轻恋人的通信成为非法，更不用说见面。
在反右之前学校照顾我这个类风湿患者，把我调到新西楼的一楼住，为了不让我艰难地爬楼梯。成了右派，对敌人当然不能仁慈，勒令我搬到新北楼四楼上，和同班同学住一起，当然是为了便于监督。我和樵约定，她的信还寄到新西楼，楼道里有一个邮件架子，我只要有机会就要到那里转一圈，我不能让樵的信让别有用心的人拿去。
一封又一封带着温情和泪痕的信，就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我每次都忍不住吻着那一行行和着樵的气息的话语，吻着信结尾的“吻你，你的樵”而不能自已。
但是，这样纯洁而神圣的信，我却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来读它，不能在宿舍，不能在自习教室和图书馆，甚至不能在校园任何一个地方，因为我是个知名度很高的右派，我时时都在千人所指众目睽睽的群众监视之中。如果哪位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或急于表功的非积极分子把我读信的非组织行动汇报上去，后果不堪设想。
我，（我今天都不忍说）我每次都是在厕所来读这些珍贵的无比纯洁的信的，因为只有厕所里有一个可以插上的门，只有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才可以暂时逃避监督和窥探。
我想起五五年夏天反胡风运动中的一个“反革命事件”。是有人在厕所大便池的门扇里侧刻了“胡风万岁”四个字，这扇门后来被卸下来放在楼外示众。当时我是党的积极分子，还曾慷慨激昂地对这种“反动行为”作过批判，说他是“怯懦者”，只能干这“见不得阳光的勾当”。今天我才理解他怎么敢不“怯懦”，怎么敢“阳光”呢！
读着这些让我感动的执着而坚毅的信，我也曾经反复思考过：在这种情况下樵和我不分手，会不会太拖累了她？在这政治第一统治一切的国家里，会不会拖累她一辈子？如果没有我的关系，樵在高等学校工作，凭着她的灵气和努力，将有很光彩的前途。如果将来嫁给一个能与她匹配而政治上没有毛病的丈夫，可以顺顺当当地过一辈子。这么看，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我现在能给她的只有希望渺茫的等待，再往后是永远的被牵连，受苦，受歧视，和很多很多深不可测的伤害。
我应该承认这个自私。在这个时候，樵是在世界上我唯一的支撑和留恋。樵是唯一不仅能够谅解而且真正理解我的人，更是用最真纯无私的爱拯救我的人。过去我热诚地追求革命，可是“革命”把我打成了反革命，而且不容分说，不让辩解，此时，只有爱是真的，如果这个爱也被狂风吹去，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
我懂得樵，樵绝不是一般的女孩，爱的专一的品质使她不可能更易，更不可能在我危难时选择分手，那样她的一生会永远在悔恨和痛苦中度过。
她把全部的爱给了我之后，将不可能爱上任何人。我们必须是生死的一对儿。
苦难将使爱无比美丽而深刻。
从此我没有对我们的选择再有任何疑惑。
十九、幽会的滋味
自从发到西郊农场，通信就更不方便了。说好樵的信寄到棉花胡同三姨家，我给她的信先寄到天津的家，我的母亲把它换个信皮，转寄给樵。
在农场虽是监督劳动，十天可休假一天，还是比较人道的。而且休假可以攒起来集中用。这样，我就可以隔些天进城一趟去取信。
农场在颐和园西北大约二十公里的上庄，进城时先要走5.5公里的一条南北大路，到永丰屯上郊区长途车，至颐和园转公交车，在新街口下。三姨家有樵的信在等着我，一路丝毫不觉远，更不觉累。那里有我熟悉的字，有樵的气息，樵的声音，樵的吻，抚摸着信，我清晰地看到樵在那里等着我。
二战期间在苏联有一首西蒙诺夫的诗《等待着我吧，我会回来的》曾经激动过无数的人，在这时期我的脑子里常常跳出他的诗句，觉得很有相似处。那结尾的四句尤其让我难忘：“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只有你和我两人明白。只因为同别人不一样，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更幸运的也是更大胆的越轨，是幽会，像干地下工作那样，偷偷地，但不是避开敌人，而是避开组织和革命群众。时间是在樵的寒暑假。我没有寒暑假，但有攒的假和以进城看病为借口。我的类风湿是大家都知道的，经过大强度的劳动，体力强了，但病还是常常发作。
等来了樵的暑假。
接头地点本来可以在樵的家，那是在崇文门内宣德楼的一个西式小院。那个温馨亲切的家，我曾经去过多次。但那是“犯错误”之前的事了。现在还行吗？
我被定为右派后的一天，樵的大哥到学生宿舍来找我。他四九年前入齐鲁大学上学，抗美援朝参的军，这时已是总参的干部。这次谈话的时间不短，我坦诚地讲了我前阶段的思想和犯的“错误”，他耐心地听着，并没有显出我常见到的歧视和冷峻。临走前，他劝我认真对待好好接受改造，态度虽然严肃，却让我感到其中的诚恳。
要知道，他干的是总参二处的情报工作，有我这层社会关系他不能不当回事。然而从此以后樵的家对我们的关系却始终是听其自然不加干涉，完全尊重樵的意志。这种仁厚和通情达理的态度与当局造成的风气绝然不同，我多年来常常为此庆幸和感动。（樵的大哥一直在总参工作，退休前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武官。）
但是如今樵的家已不能再去，这是一次痛心的经历告诉我的。反右之后樵所在的那个五七届毕业班的同学，除了送去劳改和准备送去农场监督劳动的都分配了工作。樵分到辽宁。走之前我到樵的家与她一别。
樵把我带到二楼她的房间。这时突然有人敲大门，樵跑下去开门。过了一会儿又跑了上来，神情有些紧张地告诉我是同班那几个同学来了，他们在楼下的那个大房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虽然他们都曾是我同班十分相熟的同学，但如果知道我此时还与樵继续密切交往会给樵带来麻烦。
樵下去与同学周旋了一会儿又返回来，她匆忙地说：“还不知他们待多久，我找了个理由把大屋的窗帘拉上了，你现在走出大门他们看不见。”
紧紧拥抱了一下，我就赶忙从大门逃了出去。到胡同口，我难过得不知怎样走，要了辆三轮儿，走东交民巷，到了御河桥，我要车停下。
下了车，坐在御河桥路边的树林里。这时，陪伴我的只有眼泪，止不住的泪。
不知道在那里我坐了多久，什么时候和怎么回到学校的。这个痛，像刀刻的，永远忘不了。
如今，樵放假回北京，北京的同学要是知道，会不会去她家呢？所以只能在三姨家会面。
但三姨老两口仅有一间屋子，我们俩在那里见了面，天色渐晚，避免妨碍二老，我们就走到户外。此时路上转暗，棉花胡同离北海不远，我们约定去北海。一前一后，拉开一段距离，先后进了北海公园后门。
八点已过，游人稀少了，但还是要小心，在树荫掩护下我们沿着北海东墙的山坡小路来到濠濮涧。濠濮涧是个很幽雅的处所，相传是乾隆游江南后让人仿照江南园林的格局建造的，极其精巧。这里因为偏僻，平时游人就不多。我们对它的感情还因为在大学一年级我们俩一起当班级文娱干事的时候，曾经组织全班在那儿玩军事游戏，还能记得当时大家的叫喊声、欢呼声。同学们玩得兴高采烈，引得很多游人停下脚步开心地观赏这些大孩子们的游戏，这是对我们俩的努力的褒奖。
可是现在我们都尽量避免再提起已经永远逝去的快乐。在濠濮涧北面最僻静处的长椅上，我们心情忐忑地坐着，压低着声音倾诉着别后的一切和灼热的思念。
看着远处北海夜色中闪动的波光，我感叹地说：“也许有那么一天，咱们俩还能在这儿划划船？”
“我信，带着咱们的孩子，一块儿。”樵比我自信得多。
月光下的北海是美丽的，但此刻你所有的美对我们毫无意义，你的价值只是可以在这里找到躲避监视的幽暗，让我们互相舔着心上的伤口，像两只受伤的野兽。
“清园喽！……”晚九点可恨的公园工作人员喊起来，撵着已经很少的滞留的游客。
我们还在东躲西藏，不忍这么匆忙地结束这凄凉而珍贵的约会。
上世纪中期现代派作家徐訏有一篇著名的小说《鬼恋》，我高中时读过的。回三姨家的路上，头脑里忽然跳出这个书名，赶也赶不走。
（未完待续）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