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乡野记忆
二十、亿万人民，拥抱起来
五九年暑假，樵从沈阳回到北京。那时中央乐团首演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响乐。
我们始终没有赶浪头的习惯，这次不同，他是贝多芬。我们都爱贝多芬的音乐，尤其亲近和崇拜贝多芬这个人。读过罗曼罗兰的深邃而奔腾着激情的《贝多芬传》，在心里我们常常与贝多芬对话。
“扼住命运的咽喉”，从五七之难开始不停地在脑海中响着这让心震撼的声音，同时又感觉那“命运的叩门声”始终没有停歇。李斯特曾经说过：“贝多芬是由于他的天才而坚强得像一个战士，由于自己颠沛无靠而悲伤，但却像天使一样光辉灿烂。”是的，难中的人们谁都需要贝多芬。
“咱们去听‘贝九’吧，你最喜欢的，难得赶上呢！”樵提议，她去买票。那时候这种顶尖音乐会的票并不难买，而且普通人也买得起。和普通人不同的是我们商量好，只能买一张楼上一张楼下的票。
新修建的首都剧场，典雅庄重，严良堃激情地指挥着这支全国最棒的乐团。辉煌的音乐撞击着每个人的心，伟大的贝多芬向大家走来，和大家一起面对人生的严峻、苦难、抗争、探索、沉思、梦想。
到了第四乐章，壮丽的合唱开始了，“通过苦难达到欢乐”，音乐中激越着贝多芬的思想。最高潮来了，“亿万人民拥抱起来，亲吻献给全世界”，那是伟大的思想，是神圣的爱，是自由，是平等，是人道。让隔阂、歧视、猜忌、阴谋、残暴、专横、悲伤统统滚开！全世界都是兄弟姐妹，让我们一起走入欢乐的圣殿！
整个大厅的四壁似乎都在感动地轰响，我激动地从楼上张望坐在下面的樵。她也在仰头看着我。
一对深爱的情侣，在这种神圣的际会，分坐在楼上楼下，远远地眺望。而“亿万人民拥抱起来”的无比美好的声音还在大厅中回荡。
二十一、那纯洁的时刻
五九年十月我被减轻处分从西郊农场回到学校，处分改为“学习考察”。
这就有了寒假回家的可能。樵从沈阳回北京的路上有同事同行，为保密计在天津站她违背一贯诚实的本性编了个谎，说下车去看望在天津工作的大嫂。（对同学说了瞎话，她一直觉得对不起人。）大嫂是北师大教育系毕业的，确实分在了天津。但樵没去看她，直接来到马场道我的家，这是事先商量好了的。
我在天津的家现在只有父母两个人。哥哥比我大两岁，一九五一年考入清华大学，院系调整后划入石油学院，五五年毕业时满怀热情支援祖国石油事业，奔赴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反右运动当中在新疆石油学院被打成右派，从此苦难连连。母亲是房管局干部，整风时批评人事处长任人唯亲，又因为她擅长写毛笔字，帮同事抄写过几张大字报，不幸戴了右派帽子，受降四级处分。后来被下放农村，文革中被抄家、批斗，以满头白发多病之身在维修队当小工，直到“文革”结束才摘掉帽子。长达二十二年没摘帽的原因不是表现不好，而是局人事处把她所在的基层房管站决定为她摘帽的报告忘在了抽屉里。父亲因为五一年在市政协征求提案时批评领导干部用公车接送孩子之后遭到报复，提前有了觉悟，从此绝口不提意见，这次才得免一难。
一家四口，三个右派，在清算我时这曾是醒目的一条。
这个时候父亲母亲还没下放，每天早出晚归去上班，家就是我俩的天下了。
清早，我们还没起床，父母已经走了，很久了，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刻的降临。我来到樵睡觉的那间小屋。樵也醒了，脸色绯红，痴痴地看着我。
我张开被劳动锻炼得有力的双臂，把樵抱到大屋的大床上。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暖融融的空气使心跳更加急切。
这时刻可以无需担心别人窥探、监视和闯入，世界是我们的。我们年轻，我们健康，我们都不是性冷淡。我们深情地相爱，狂热地相聚，几百个日夜压抑的渴念此时迸发出来，燃烧着我们全身。我们此时的激情可以失去控制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但是，我们停止在最后那一步的前面。
我们都不想越过。是不是我们过于传统，是不是顾虑到万一可能发生的后果，当时我们确实都没有想过。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当然不排除生理的欲求，但我们珍惜这“第一次”，我们要让这纯洁美好的“第一次”在没有压抑的光明正大的心境中到来，仅此而已。此时掌握住自己虽然要有超乎寻常的意志力，但我们并不觉得这关键时刻的克制有太大的痛苦。
我们是我们，我们有自己的爱，我们用最虔诚的心尊重这苦难中纯洁的（甚至是圣洁的）爱。
今天，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两个老古板儿而难于理解。其实在当年就有人猜想樵所以一心一意等待我是因为我们已经“那个”了。我们听到后，只微微一笑。这无需计较，不能也不需要以什么方式表白。世界本来是多样的，人是多样的，人们对人生的理解，对生命形式（包括两性关系）的选择千差万别，只要都在基本的道德底线之上，不必用高尚与否来评断。
在大街上以至高校校园里都不难看到安全套售卖机和小时租房广告的今天，我说的这些自己的往事是不是太过遥远了，观念是不是太陈旧了？
但我坚信，不仅在传统中而且在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坚守这种选择。我相信不论这世界今后会有多少变化，我们这一代人爱情的优美和纯净永远值得珍惜。
二十二、淘粪在鼓楼近旁
当管理右派的两位先生在会上宣布我和另外三个右派减轻处分回学校的时候，我的心情还真难说清楚。当然，让我回去继续学习应该是离摘帽子近了一步，这也意味着我和樵重聚的希望增大了一些。何况我这一年十个月的劳动始终是带病咬牙坚持下来的，很难说我还能坚持多久，一旦身体垮了，我在这儿是没法儿继续赎罪的。
但是，我担心回到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圈儿里对我的精神压力一定会大得多，日子会更难过。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往往更厉害，更细致。我在以前甚至萌生过一个想法：如果给我就地摘了帽子，我简直想在这条温榆河旁定居下来……当然，我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因为樵还在等着我，而且我的命运都只能由组织决定，去留怎么能由我自主呢！
一九五九年国庆过后，我和同一批回校的彭浩荡分到中文系四年级。这个年级比我们原来低两级，是五六年入学的，反右时他们是一年级，右派自然比高年级少。当时他们打了几个右派，有的送去劳教，有的还在农场劳动，四个小班只有留校考查的两个一般右派。
我们俩来得正好，填补了两个没有右派的小班的空白，给他们每班配备了一个反面教员。即使我没有进行任何“现行活动”，至少可以因我的存在而使班上阶级斗争的弦紧紧地绷起来，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贡献。果如所料，重回学校这段日子在精神上比农场生活的后期难受得多。我离开了那些把我当作“人”来平等对待的师傅们、老乡们是那么的不习惯、不适应。
显然，在我们到来之前班里作了充分的动员和准备，所以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空前的孤立。反右之后这个班阶级的等级非常分明，谁是左派谁是中派几乎一下子就能分辨得差不多。只用耳朵听声音就大致不错：左派较之中派一般音量大，频率高，底气足。从对我的态度也能准确地感知出来：左派严峻，中派回避。中间派也不完全一样，有的为表现立场鲜明在公开场合对我格外严厉，而有些被视为白专因而受压抑的同学私下里一对一的时候对我倒比较和蔼，但谁也不敢多说两句。
党组织指派了一个立场坚定的同学专门监督教育我，于是我可以经常聆听他的批判和训斥。他按支部指示要求我每天写一份思想汇报，必须写出新的反动思想活动。这是最难完成的作业。我如果真的写出可以分析为“反动”的思想，岂不是不断地罪上加罪，那还有摘帽之日吗！如果没写反动的思想活动，就是“不老实”，而“不老实”就是态度恶劣，就是坚持反动立场，那还能有好儿吗！因此写思想汇报的过程是一种艰难的创造过程，其中分寸的掌握是最重要也是最费斟酌的。（有了写思想检查的大量训练，有了每天在思维的严谨、表达的准确上下过的苦功夫，在日后写科研论文时觉得轻松多了。）
每天我都要编出一至几条可以称得上“反动”然而又不太严重的思想活动来应付。后来实在没有可写的，还即兴写些感想，譬如赞美一番学校建设工地热火朝天的场面，随即对比和自责一通。但立刻遭到批评，说我用“写散文”掩盖反动思想。实在无法，我偶尔品评一下身边的左派干部，暴露自己的思想活动，因为这里就会提到他们的缺点，总可算是我的“反动思想”吧？谁知这下惹恼了他们，大会小会批判，我才觉悟到自己的不明智。
我应该知道即使我犯再大的罪也不会比这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怒。于是我的态度被上升到“不认罪”。对右派来说，最有杀伤力的打击莫过判定他“不认罪”，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改造之后，落个“不认罪”，这不是等于退回到起跑线重新来吗？幸而我比较理智，知道他们无非是在我的身上比“左”，锻炼拳脚，决定随它去。
我照样挺直腰杆儿走路，嘴里还时不时地唱两嗓子来舒解精神的压抑。彭浩荡比我还苦，他是诗人的性格，不愿意说违心的话，天天处于这样的逼迫折磨之中，终于精神失常。
此时已经基本不上课了。一批资深的教授如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穆木天、彭慧、启功、俞敏等都成了右派，一批打成右派的年轻助教有的被劳教，有的送劳动考查，和我同去农场的就有四位。右派当然不能上讲台，其他教师除个别的左派，大部分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被赶下只能由无产阶级占领的讲台。学生搞科研，学生编教材，成了教学时间的主要内容。我们四个右派学生是没有资格参与的，一到这时间我们就被分派去劳动。
四个右派在一起劳动，精神上倒是得到暂时的放松，虽然除了有关眼前劳动的事别的话谁也不敢多说，怕万一哪句话犯了禁被谁汇报上去。我和浩荡毕竟是长期共过患难的朋友，可以互相安慰几句。劳动的内容大半是淘粪积肥。不知是不是与上等人蔑视厕所、淘粪的传统观念有关，多年来让牛鬼蛇神淘粪扫厕所已成惯例。粪桶和粪车是由一个右派助教看管的，取出来后我们在校内各个下水道的化粪池里淘粪。
我最感兴趣的是拉上粪车走出校门到城里去淘粪。天热的时候穿着背心裤衩，拉上架子车，上面装着用汽油桶改制成的两个大粪桶，招摇过市。进了豁口，向东不远就是鼓楼西大街，那年月旧式的四合院大都还是用传统的旱厕，需要经常淘。提着粪桶，拿着粪勺，挨家挨户去干全国劳模时传祥干的活儿，我心里是坦然的，何况房东们对这些学生模样的淘粪工人还常常道几声谢谢呢。车上的大粪桶装得太满，碰到路面不平的时候，一晃荡免不了把粪水溅出来洒在身上，我们谁也不在乎。
我们是右派，目前虽是学习考查，却不许有读书的奢望。我曾经不知深浅地对党支部管右派的干部表示我要求“改造学习并重”，受到严厉训斥，这让我清醒地明白别忘了自己的身份。我悲哀地感到生命被可怕地浪费着，然而再看看那些搞“科研”和大批判的同学何尝不是也在浪费吗，当然，我们这些异类浪费就更彻底更残酷些。
不过我还是有过一度的幸运，那就是曾经让我为科研小组跑腿儿找资料。那个期间批判修正主义成了思想界文艺界的中心任务，中文系大学生责无旁贷，而且要走在前列。要批判就不能光批法国的《红与黑》、苏联的《一个人的遭遇》《第四十一》这些外国的东西，更要找中国的靶子。刘真的《英雄的乐章》、郭小川的《望星空》和其它一些作家的所谓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在报刊上批得越来越热。巴金批判也打响了，上海的巴金批判小组很出了风头。
此时，我所在的年级可能是根据上面的授意组织了个老舍批判小组，开始磨刀霍霍。让我干的是到北京各大图书馆把老舍的作品借全，说“这就是子弹”。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从小喜欢老舍，现在却让我给老舍批判运弹药，心里真不是滋味，可是不能不遵命。我到师大、北大、北图借来了几大摞老舍的书，我趁机快速翻看，更喜欢更佩服了老舍，又愈加替他担起心来。幸而过了些日子不知又是什么战略部署老舍并没有公开批判，我才松了口气，也避免了我的一笔良心债。
没想到这次的“运弹药”给了我与老舍作品比较全面的接触机会，成了我日后从事老舍研究的一个缘由，这是那些指派的人不可能料到的。但这种幸运的机会在那时毕竟是太少了。
四年级毕业的考试当然是取消了，但过场要走一走，说是写毕业论文。创新的做法是可以几个人合写一篇，这确实是从实际出发的好办法。于是笔杆子吃香了，三四个人依附一个能写的，开始了毕业论文的合作。我没有参加互助组，一方面我估计自己没有资格享受这种优待，我不愿承受被拒绝的尴尬，一方面我以为这种近于自欺欺人的作法无法准确反映每个人的实际水平。我要自己写，也只能自己写。为保险起见，我选了当时评价甚高的柳青的《创业史》，用被大力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所谓“二革”）的理论分析这部小说，写了一万字。
毕业论文要经同学的小组共同评议，按五分制打出分来。别人的都评完了，我的论文大家也看了。因为我很小心地用当时最正统的方法，说的是最正统的语言，没让大家挑出毛病，可是及格还是不及格，多少分，谁也不表态。我能理解他们的难处，哪怕仅仅给个及格也不合适，右派还能及格？不及格吧，论文在那儿摆着。于是矛盾只好上交了。估计后来业务课的老师还是通过了，给了个公道。临近毕业，学校也给我办了毕业证书。
但证书发到班上，党支部书记发了话：“范亦豪的毕业证书不能发，他政治上没毕业！”直到一九七八年“文革”之后，这个原装的证书才寄到我手里，它一共走了十八年。这十八年里我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大学肄业生。
分配前右派需要再接受一次评审，然后决定再一次的处分，最高的处分是工作考查三年。经过几轮声色俱厉的批判过后，给我的结论仍旧是“并没真认罪，其反动立场还是很顽固的”，被定为工作考查两年半。
彭浩荡是三年，比我还厉害。也有轻的，另一班有个一般右派，整日大气不出低眉顺眼极其听话，他的处理大概是一年。
我并不后悔，这个严厉的惩罚是我维护那点起码的人的尊严的代价。
但我感到惶惑：我还要赎罪到几时呢，谁能告诉我？
第三章 大山记忆
二十三、大山的第一课
在一九六零年这个可怕的年份，又是发往贫困的大西北，大脑的屏幕上“饥饿”这两个字被放大了无数倍。
对此，我并没有思想准备。在学校的时候虽然已经在号召节约粮食，却还能吃饱。我和很多同学一样，在月末把节余的餐劵上缴给学校，饥饿并没有真的威胁到大学生。
第一次看到饥饿的形象解说是在兰州火车站转车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分到青海的同学正等着转车去西宁。饿了，就拿出各自从学校带来的干馒头吃起来。突然，有位女同学手里的馒头被身后飞来的一只手打落在地上。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只见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扑倒地上抓起来那个馒头。
他并不想逃走，大概也没有力气逃走，反倒一翻身坐在了墙根，捧起馒头拼命往嘴里塞。在吃之前他使劲往馒头上吐了几口唾沫，这就告诉你，就是你把馒头抢回去也不能吃了。这个孩子勾着头缩在那里，破碎的衣裳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两只干瘦的手上满是垢痂。他在大口大口吞咽着已经发干的馒头，力争在挨揍之前把馒头吞进肚子里，至于皮肉受苦早已豁出去了。
惊定之后的同学们，谁都没有动手去打这个孩子，看着这可怜的“抢娃”，反倒沉默了。眼前这一幕似乎是给未来的日子掀开了警示的第一页。
从北京师大分到青海的这一批毕业生大约四十个人。我们年级毕业分配前慷慨激昂带头填报边疆的左派积极分子一个没有，他们这些人或留校，或留北京及条件好的地区和单位，让人觉得先前的填志愿有点儿像演戏。来青海的大都分在了西宁，少数几个分在州县，我一个人要去的地方是海北藏族自治州。我明白，按我的政治条件不可能有留在省会的福分，我应该受更艰苦的锻炼，这据说有利于我重新做人。
海北州州府在祁连山深处的门源，从西宁到门源只需一天的车程，可是客运站的班车票太难买了。客运站院子的地上每天夜里都睡满了等着买票的旅客，大部分是穿着光板皮袄的老乡。
十月的西宁已接近冬天，夜里更冷。我只穿一件薄棉袄冷得透骨，靠着墙根儿，坐在冰凉的地上等着天亮。熬过一整夜，早晨售票窗口刚有点儿动静，满地的人像听到发令枪，跳起来一拥而上，挤在那小小的窗洞前。可是只卖了几张票，就说卖光了，窗口“咣噹”一声关上。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一切，谁也不去追问票都到哪里去了，也没有人抗议，一个个都习惯地默默回到原地，坐下或者躺倒，等着明天早晨的运气。好不容易又熬了一夜，早晨卖了两三张票，忽然来了几个当兵的，不用排队，把手伸进窗口。卖完了这几张拥军票之后，窗口又关上了。和我一起结伴排队去海北报到的还有华东师大毕业的老罗和青海师院的吴斌卿。谁也熬不起了，可谁也没办法。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有部苏联电影《我们好像见过面》里的一个情节。也是在一个偏远县城，多日买不到票，主人公情急之下摆出当官的架势打起官腔，立刻就拿到了票。实在逼得没了辙，我们何不也这么试试。我于是带头闯进客运站的后门。
看门的拦着问：“你们干什么的？”
我只斜睨了他一眼，仰着头：“站长呢？”
看门的再也不敢拦，反倒指给我们站长的房门。推门进去，站长一愣，我拿出教育部的派遣单在站长眼前亮了一下说：“部里派我们到海北有任务，给解决三张票。”
这种“钦差大臣”式的口吻，居然非常的灵，他们认这个。站长立刻让售票员给办了三张票，恭恭敬敬地把我们送出房门。
我又找补了一句：“过两天还有部里的同志来，别给耽误。”
站长点头答应：“放心，没问题。”
第二天晚上，我们总算到了门源，坐在卡车上十多个小时的惊险、颠簸、尘土我们都不在意了，到了就是胜利。已是深夜时分我们才住进州政府的招待所，次日一早我们三人到州人事处报到。这时我发现人事处还没接到我的档案，我的介绍信上也没有说明我是右派，这点我必须先主动交代，否则日后说不定就有“隐瞒身份”的麻烦。于是我赶紧主动坦白，表现出我的老老实实。
当天，他们两个就分到了单位，而我仍然挂在招待所，大概要等档案到来才能分配。
可是现实的麻烦立刻就来了。在招待所不知还等多少天，而我的粮票只剩一斤了。这是因为我的太不慎重。在西宁的时候，有个被分到海西的同学慌慌张张地告诉我，他的粮票全丢了，而去海西还得有三天路程。我心想海北只需一天就到，到了新单位自会有饭吃，就只留了两斤粮票，其余都给了他。（很久以后从老同学那里才知道此人品德不好，丢粮票恐怕不是事实。）那么，现在怎么办，分配不知要等到何时，我感到面临兰州车站那抢娃的处境。
我用仅有的一斤粮票买了招待所食堂的十两饭票，每顿饭只能要一两稀饭。吃了一天，打饭的大师傅也感到奇怪了：“你怎么一顿饭才吃一两？够吗？”
我只好告诉他粮票快没了。大师傅同情我，每次多给我捞点儿稠的，他的权限只能如此了。过了两天他还好心地让我参加过一次招待所员工的收土豆的劳动，因为劳动到中午可以吃一碗不要粮票的糊糊。
为了节省体力（加上高原缺氧，我也已经没有多余的体力）我只能在屋里坐等。但我精神上享受着极大的充实，因为分在民族师范的老罗来看我时带来他珍藏的一本书，毛泽东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对我简直是从天而降的宝贝。打开这部著作，领袖太伟大了！他论列了物质、运动、时空、意识、反映等等哲学问题，深奥而又简明，这里的学问真不得了。领袖简直是无所不晓、无所不精，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忘了饿，带着几近神圣的崇敬心情，把全部注意都投入在抄写这部宝书的工作之中。一天又一天，我从早到晚伏在桌前用最工整的字体抄录这三万字的经典。整整用了五天，我抄完全书，分配的通知也到了。
这本书近年听说其实并不是毛泽东写的，只是他用这提纲讲过课，也就成了他的著作发表出来。但我还是感谢这部“宝书”，它在那几天至少帮我减轻甚至忘记了饥肠辘辘的痛苦，完成了一次精神对物质的胜利。
一斤粮票，我吃了五天。
二十四、饥饿的学校
我最终被分配到了门源县城北面一所州属中学。学校不大，只有三百多学生，但有个很气派的名字——祁连山中学。
其他的先不说，到了祁连山中学迎面而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饿。当时干部（包括教职员）的粮食定量本来是每月二十八斤，在没有多少副食的情况下吃饱已很勉强，却忽然，州委决定扣掉一半，每天不到五两，据说是为了备荒。
于是每顿都成了稀糊糊，在青海叫“拌汤”。教师们多半没什么路子，都在忍着饥饿上课，好容易盼到开饭，几口就喝完了。只有一位姓乌的老师有点福气。他有胃痉挛的病，吃进去就反胃，东西重又呕出来。每到这个关键时刻，他就紧闭住嘴，把涌到嘴里的东西重新细嚼一遍，享受着又一次吞咽的“快感”。一起吃饭而早已舔干净饭碗的同事，都静静地看着，掩饰不住心中的羡慕。
课上得越来越困难了，马校长召集全体教师开会，宣布停课，老师带学生出去找吃的。第一组到地里挖老鼠洞。第二组进山在溪水边找地朊，这是一种苔藓，可以吃的。第三组到农村秋收后的菜地，捡残留在地里的菜叶子。
我跟着第三组到十里之外的西滩公社。饥饿的队伍浩浩荡荡发往西滩。学生里有西滩的子弟，不难找到菜地。却只有少得可怜的黄叶子贴在地皮上，那也是宝贝啊！师生纷纷扩大搜索范围，小心地把发现到的菜叶子抠起来，揭下来，装进书包。谁知惊动了老乡和队干部，他们扑了过来，不但不许我们捡，还要扣下书包。
师生们四散逃窜，上演了一场追逃闹剧。最后，这支狼狈的队伍垂头丧气地收兵回校。几乎没有什么收获而且斯文扫地。那年月斯文本不值钱，可是丢了斯文也没换来什么，太不值得。另外那两组战果也可怜得很，只有几个人挖到了老鼠洞，总算给大家一点点安慰。
祁连山没有夏天，冬天来得更早，肚里空荡荡，教室冷冰冰手都拿不出来，课没法儿上下去了。学校又决定停课，全体出动，去南山的瓜拉煤矿背煤，有了煤才好上课啊！学生们又清空了书包，有的弄来了小背斗，教师找来了大些的背斗，兵发南山。这是离县城最近的小煤矿，但在山路上也走了四个小时。煤矿领导照顾，每人都装了一些煤。但是又饿又累再加上煤的重量，越走越难了。
山里天黑得很快，深一脚、浅一脚，队伍像败兵一样拉得很长。出了山口，平坦的地方本来是青稞地，青稞已经收割了，地里的捆子还没拉走，有些学生故意靠在青稞排子上休息，顺手偷偷地搓下一些青稞粒放在嘴里。
我们几个当老师的也忍不住搓几颗穗头吃。这时不知谁忽然醒悟，大声说：“不能吃吧，这可是公社的。”
那个年月的师生真够自觉，知道错了，马上停手，继续赶路。已经没有力气说笑，都在闷声不语地往前挪。
因为淌过溪水，晚上气温降了下来，这时裤脚和鞋带上都坠着冰凌，走起来叮咚作响。
漆黑的夜，沉默的孩子和老师，那伴着我们走路的或清脆或沉重的冰凌声，这情景，好像还在眼前。
这些煤显然不够烧几天的，教室、学生和老师的宿舍都需要。这里是海拔三千公尺的山区，再过些天到了冬季温度会降到零下二十多度，没有煤会冻死人的。马校长派我到几十里外的铁迈煤矿拉煤。那是个大矿，可能会多批一点儿。所以派我去也是因为我不算教师，不能上课。
校长的原则性很强，我只能在教导处干校工的活儿。固定的工作首先是敲钟，每天几十次爬梯子去敲那口民主改革时从寺院抄没的大铁钟。其次是晚自习前给各教室点煤气灯，如果有煤得给教室生火。
再有就是收发教室日志，统计出勤。这些活儿不像上课，暂时可让别人替代。而且也因为我毕竟属于干部，能和矿上的党委书记说上话。
既然上煤矿，如能批下来，就别空手回来，校长核计，派一辆马车，让一个藏族工人还俗的喇嘛万尖参赶上，我呢，赶上个架子车，也拉上点儿。路远，来回要走三天，天又冷，一个青海的同事小祁借给我一件老羊皮的光板皮袄，一条长长的紫色腰带，还借我一顶兔皮帽子。这一穿，还真像个老乡，就是这身行头太重了。
“别嫌这大皮袄沉”小祁说，“你不知道山里有多冷！”多亏小祁的好心，不然真会冻僵的。
老万赶的是一辆青海的大轱辘马车，走在前头。我的架子车套着的是一匹瘦得出棱的老马，走起来晃晃悠悠地。我不忍老坐在车上，也因为太冷一多半时间是牵着缰绳在车下走，也是摇摇摆摆地。心里想起了“古道西风瘦马”的诗句，但我相信马东篱的瘦马绝没有我的这匹瘦。而我走的这条路却可以追溯到汉代，是丝绸之路的一条支线，当是名副其实的“古道”。
走进铁迈沟口，天已经黑了，我们投宿在一个老乡家。带着的两个馍已经在路上吃完，只好喝一肚子茯茶把肠胃撑起来，不然，饥肠辘辘是睡不着觉的。
也许是这一大壶放了盐的茯茶的作用，第二天早晨我已患了多日的浮肿更厉害了。眼睛肿得只剩了一条缝，再使劲也睁不开，脚肿得鞋穿不进。老乡虽然慷慨但粮食也困难，只给了我们俩人一小碟青稞麻米（炒青稞）泡在开水里充饥。任务在身，休息了半日，坚持上山。
我拿着介绍信走进矿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觉得是进了别一天地。宽敞的房间温暖如春，开水壶在炉子上冒着热气，两个孩子在大沙发上玩耍，健康活泼，爬上爬下。我向苗书记诉说了学校这个冬天取暖的困难和孩子们可怜的处境，说上课冷得伸不出手，夜里冻得睡不成觉。为了照顾这些孩子们，为了学校不致停课，请书记批些煤。说这话的时候我的眼睛不时停在书记的两个孩子身上，希望能打动他“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善心。
这位苗书记真不错，立刻批了几吨煤，还让我和老万在职工食堂吃了一顿饭。我总算完成了使命，学校可以陆续派车来拉煤。于是打起精神先装一大车和一小车煤返回。可是我这匹瘦马走到沟口就站不住了，一歪倒在路上。只好把架子车和马存在老乡家，准备以后再派人来取。等到老万再次去铁迈回来，我才知道那匹老马早已死了。
浮肿从此跟定了我，两条腿一按一个坑，上身极瘦，脸却圆如满月。常常不知不觉昏倒，苏醒后才知道是躺在地上。听人说浮肿如果发展到肚子就离死不远了。死我并不太害怕，饿死至少不能算“自绝于人民”。但戴着这顶不明不白的帽子走总不甘心，而且让樵伤心让父母伤心是我不敢想象的。
樵只知道这里冷，费了不少心思买了双军用大头鞋和加厚的围巾寄来，在风雪的祁连山我感受着她的佑护。但我始终不愿把缺粮的情况告诉樵和父母，向他们求援，我怕他们担心。我知道，这次的大饥荒是全国性的，他们一定也吃不饱。樵如果知道了我的情况，会饿着自己给我寄粮票，我不忍心。还是那个老主意：报喜不报忧吧。
晚上，躺在床上，很难入睡。学校没给我分宿舍，让我住在教导处的办公室里，理由是敲钟方便。同时，教导处也是老师们课间休息的地方，我住在这儿可以负责收拾房间和管好炉子。这对我来说真不错，至少可以让我不太挨冻。睡不着是因为晚饭喝的那碗拌汤早已消化完了，肚里空空地，难熬。在床上翻腾很久，索性睁开眼点亮油灯，打算用看书转移注意。
可是精神食粮终究代替不了物质食粮，而且没有肚子里的物质基础，书也看不进去的。我忽然想起前两天州上为照顾学校分给学校一些冻白菜，就堆放在教导处背后的北墙根儿。冻在那里，雪盖着，每天食堂取几棵下在拌汤里。我鼓起勇气悄悄走出房门，绕道房后。房后是一冬都不会化的雪，走在上面“枯枯”作响。我有点紧张，抬头看看周围，全校没有一盏灯在亮。急走两步，拿了一颗白菜跑回教导处。捅开炉子，煮了一脸盆的白菜，一口气喝了下去。
肚子是撑起来了，心里却不能安静下来。这是我此生第一次偷东西，而且偷的是学生和老师的白菜，是大难中救灾用的。我突然意识到，无论多少客观原因造成的困窘，偷总是不道德的。我更不能入睡了。道德的拷问让我的心无处躲藏。
依据自己的经历，我思量：在我们这个国家，政治判断常常会不由自主，因为它决定于很多难以明白的因素，而道德判断则可以有较大的自主权。我政治上已然不明不白，道德上则一定要守住自己一生的干净。
十几年后有人在会上批判我和樵时说：“不要看他们的个人道德，那是小节，他们的大节有问题。”我听此言，暗自高兴。这些挖空心思要置我们于死地的人也没能在道德上找出我们的毛病，这无异于是对我们的褒奖。这么说，我倒真应该感谢那棵冻白菜了。
学校的西邻隔着一条小溪是一个农场。它从不挂牌，但大家都知道叫“金台农场”。里边是犯人，却不是一般的犯人，它收容的是从附近那著名的浩门劳改农场送来的病号。金台农场里估计有上百人。从农场旁走过，可以看见一些瘦弱不堪的人，有的躺在草垛下边晒太阳，如果有太阳的话，有的仗着还能活动，在马厩旁边筛马粪里没有消化的青稞粒、豆粒，然后在溪水里草草洗一洗塞进嘴里。
他们的动作极其缓慢，像用慢镜头播放的人物，有时觉得简直是静态的画面。他们的存在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又过了几个月这个农场在不经意中悄悄地消失了。据说金台农场消失的原因是那些犯人全都饿死了。尽管我们谁也不关心这个相邻的农场，但它的存在和消失还是给被饥饿折磨的我们留下了难以摆脱的阴影。
学校还没有停课，教学大体还在进行。这所学校有干部职工的孩子，也有农民的子女。一到下课，饥饿的学生们大都无力地坐在墙根儿晒太阳，羡慕地看着三个出奇健壮的同学打球、角力。这三个撒欢儿的学生有两个是州委组织部长的公子，另一个是州委书记的少爷。
后来我才知道州上有一个泉湾农场，专供“高干”肉菜蛋奶。这几个年轻人给校园带来了难得的生气，倒也不坏。至于“特供”这个词，我是多年后才知道的。
（未完待续）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