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迟到的忏悔
《多年父子成兄弟》，是汪曾褀先生一篇散文。初读的时候觉得有些新奇；再读，感觉惭愧；三读四读便渐渐生出忏悔来了。而今读过十几二十遍了，决定也来写篇短文，题目就叫“迟到的忏悔”。
汪先生这篇散文不长，两千多字。说的是他父亲与他，以及他与他儿女之间的事情。多年来，我一直偏爱汪先生的文风与语言。而这篇散文打动我的，却是父与子的关系。简言之，父亲应当怎样对待儿女。
妻子去世的时候，两个儿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能把他们拉扯大，我自然付出了足够多的心血，苦不堪言。然而我却不是一个好父亲。我自私，粗暴，自以为是，对他们缺少尊重。
坊间熟人多认为我对儿子学习抓得紧，要求严格，所以成才。殊不知恰恰是我自私的地方，恰恰是我痛心的地方。因为穷困，也因为权力者的“种姓迫害”，我没能上大学，成了一块心病。那个“打伞的和尚”圆寂以后，改革开放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多了。于是贼心不死蠢蠢欲动，将上大学的标杆横在儿子面前。自己年岁大了，一心指望他们跨越这一高度，以了夙愿，以慰残生。不是自私又是什么？
我性情急躁，不随和，包容性差，也因为人文修养的缺失，对待儿子总是疾言厉色、简单粗暴。一旦考差了，便要惩罚他们，毫无回旋余地。有一次，儿子考试过后，我得知分数不高，便加罚于他。第二天才知道是老师将分数统计错了，儿子考的并不差。明明是件“冤案”，也没有向儿子认错道歉，唯恐有失自己尊严，全然不顾儿子感受。一直问心有愧。因为学习，孩子们受尽委屈，也不知流过多少泪。心理负担重极了，总害怕考不好。高考的头天晚上，儿子竟整夜没能睡好，压力太大。好在挺过来了，没有崩溃，才不致酿成苦果。填写报考志愿的那几天，我住在宣城，替他主张。叫他只填本科及重点院校，专科不填；真考差了，也不要屈就，明年重考。等我离开学校以后，他竟然取回志愿表，悄悄地补填了专科。好在高考成绩不差，上了重点。如果真考差了，岂不可能落在专科？我猜到，他也真想走了，不想补习重考。我从心底感到一阵悲凉：考试不亚于虐杀，就因为他老子的缘故。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儿子咆哮过：在你们面前，我就是皇帝！我的话就是圣旨。对也要听，不对也要听。“人五人六”，专横跋扈。如今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可笑。什么狗屁皇帝？有些类似官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何其霸道！就连我这个最底层的草根贱民，竟也不忘专制，也要将唯一可能掌控的两个孩子，当作臣民来统治。还是一位学者说得好：中国的专制传统，绝不仅仅限于政治体制，更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专制病菌，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专制的带菌者。专制的猛虎蛰伏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难怪就有那么多人想当皇帝（只是当不了），也难怪就曾经出过那么些治国无方的“万岁”。
只关注成绩，只追求分数，也让我误导了孩子。我曾经对儿子说：你们只管把学习搞好，拿高分，生活上的事情不要你张罗。结果成绩是不差，自我生活能力却不济了。乃至于工作以后什么都不会照料自己。及至发现，已经迟了，改不过来了。只能怪罪自己。我也确实负到了责任，多少年来既当爹又当娘，从生计学业到缝补浆洗，虽然照料得不算很好，倒也差强人意。然而，他们的日子必定也只能由他们自己去打理。做父亲的，理当全面关注他们的能力，任何偏废都将给日后带来困难。
最歉疚的，是很少给他们温情，很少有过慈祥的爱，很少与他们平等交流，无拘无束地沟通。简言之，缺少温馨的父子亲情，缺少温馨的家庭氛围。年幼的他们一定很企盼，很无助，也一定很无奈吧。他们的母亲去世太早，缺少的正是那种充满人性的温情，而我却忽略了，没能做到。好在他们的外婆帮助，多多少少弥补了一些。否则，就更加可怜了。
老来“盘点”，愧悔不已，真的对不起他们。因此我必须检讨——检讨我在孩子面前的专横与霸道；检讨家长制作风；检讨“骨子里的专制基因”。有人说：家长制下的家庭，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小朝廷，犹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样，家长虽无皇帝之名，在家中却拥有绝对权威，是一个说了就算的角色。相比而言，孩子是弱者，其他人是弱者。“家权主义”者是不与他们讲民主的，是没有商讨余地的，唯其独尊。倘若有了失误与过错，根本无须检讨，而别人还必须避讳，更不允许批评。时至今日，“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世风依然不减。季承先生在《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中，多角度多侧面地记述了这位“由矛盾着的各方面组成的”国学大师林林总总的往事，自然是有好的，也有不那么好的。这便招来一些人指责，认为他没有“为长者讳”。其实，季承先生恰恰为我们记录了一个立体的大师，一个真实的大师。大师也是人！
由此可见：我曾经是个“家权主义”者。而“家权主义”恰恰是“皇权主义”的有力维护者。如此，我这个饱受专制主义迫害的人，竟也是专制主义赖以生成的土壤了。
真的太可怕。
所幸两个孩子也还争气，完成了应有的人格修养与学识修养。没有因为母亲的早逝而沦落困境，也没有因为我“教子无方”而受到太大影响。有了自己新的生活，让我得到不小的安慰。
正如汪先生文中所说：“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的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
我就是这种“可恶”的父亲。
提拔
1982年，我在文化局创作组工作。领导要调我去剧场任副经理。宣传部说：他到剧场不太合适，不如去图书馆。于是任命我图书馆副馆长。已经有一位副馆长了，我提出两点要求：一、由原来的副馆长主持工作，我的名字放在后面。二、给我一个小房间办公。领导答应了。没有正规房间，将楼梯间腾出来给了我。我只分管农村图书一块，工作弹性很大，没事就看看书，写写文章，倒也清闲自在。我那时有个错觉，以为自己能写出个所以然来，稀里糊涂穷折腾。
两年以后，组织上任命我为馆长。这就打破了原先平衡。我不擅于处理人际关系，感到“头痛”。好在这时候，县政府要求各个科局抽专人编写专业志书。泾县历史悠久，文化丰富，是个重点部门，当然不能怠慢。于是抽我编写文化志。我也乐意。但要我两边兼着。我难以奉命，要求免去图书馆长，一心一意编志。否则一头都弄不好。领导说，涉及到干部政策问题，怎么能无缘无故把你免了呢？我说是我自己要求的，可以写张字据给你们，免得日后说不清。领导见我心诚，也就答应了。
《文化志》编成了，在省里获奖，皆大欢喜。不久，文化局副局长陈家刚调任书画院长，需要补配一名副局长。原先物色的人选，在征求意见中卡了壳，搁置下来。这一搁就是两三个月，其间有几位人士都乐意在这个职位上“为人民服务”，难免生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来。估计是组织部门搞烦了，有人放风：“一个都不提。找个不想干的人来干。”
于是找到我。
那天，接到电话通知，到组织部谈话。我问组织部在哪里，人家说：“组织部都不知道？”告诉我在哪里哪里，二楼。赶到组织部，不少人在等候。轮到我的时候，进去一看，是洪部长找人谈话。洪部长开门见山：“我受县委委托，通知你担任文化局副局长。”
这时候，我的“台词”应当是“感谢组织培养，我一定……”而我却不会，竟然说：“洪部长，我不行欸.”
洪部长一定觉得奇怪：这“台词”怎么改动了？洪部长是老部长，立刻镇定下来，问：“你怎么不行？”
“我连党员都不是，怎么当副局长？”
“唉呀——你这个同志，怎么现在说这种话？”
我不明白现在怎么就不能说这种话，那就不说吧。于是改口：“我没有能力——当领导是要能力的。”
“哪个天生当领导的料？不都是学来的？”
说得也对，又被他驳倒了。仍不死心：“我这个人，只能做做具体事情。领导布置什么，我做什么。要我领导别人，就不行了。”
“副局长嘛，又不是局长。拍板的是局长，副局长就是做具体事情的。好好好，就这样吧。”
我不走，找出许多“理由”，申述自己担任不了这个副局长。洪部长有些恼火了，脸上通红，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什么话也没说，将抽屉锁好，离开了。
我感到有些尴尬，有些害怕。怕惹恼洪部长。这时候，张华谊从隔壁房间过来了。他听见我们对话，不无关心地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多少人想干还干不上呢。怎么能不服从分配？搞僵了，把你搞到乡下去。你也不年轻了，真把你往汀溪爱民一调，哪天才能回城？”
我说：“部长不是征求我的意见吗？我不想干，说的实在话。”
“什么征求意见？”张华谊拿来一叠文件：“你看你看，县委常委通过了，任命通知都印好了。只等谈完话，就发了。”
我太不了解官场规矩了。我有些懊恼，又害怕到乡下去。都快五十岁的人了，真弄到乡下去，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洪部长回来了——他去上了趟厕所。不再生气，口气平缓许多：“你怕工作搞不好，对不起组织，这是有责任心的表现。现在事情是难办，不容易。大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不可能尽善尽美。再说，你是副局长，遇到事情多向局长请示汇报。局长说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不就行了？胆子大一点，啊？”
我不再犟了，半推半就，说：“谢谢部长关心。”
回来以后，仍不死心，去找陈永康。陈永康是组织部副部长，之前是文化局副局长，我的老领导，很熟悉。陈部长说：“上上下下都推荐你。你就先干吧，以后再调整。”
“听说上面有个文件，自己不愿意当行政领导的业务人员，就不要让他们当，是不是？”
陈部长当即否定：“没有，没有这个文件。”
后来听说，我当副局长的事，确实经过民主测评，动众了一番。因为我从未当过领导，基本上没有对立面。资格也老老的。在小县城里算个文化人，有点虚名。所以都推荐我，一路绿灯。常委会上讨论时，都说不认识我。县委书记说话了：“这个人我认识，可以当。”事情就定下来了。县委书记邓本忠，秘书出身。七十年代，当时的县委书记王乐平在太美大队做“点”，章延林是驻点工作队负责人，邓是秘书。王书记要在太美建村史展览馆，把我抽去工作了一阵。王书记曾多次要求我参与“蹲点”工作，说：“大的材料不要你搞，有小邓。你就专门写通讯报道。”因为妻子身体不好，两个孩子又小，我必须顾家。“私”字多了点，屡屡推辞。王书记也许觉得此人不堪造就，放弃了。所以邓书记认识我。
接连三个晚上睡不好觉，竟然想到去找地委组织部，那里有个熟人吴新民，地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给胡晓华布置写材料的事情。胡晓华是泾县人，后来官至辽宁省副省长。当时是地委组织部秘书。我问吴主任是不是有个文件，搞业务的人可以不当行政领导。吴主任说文件是没有，但上面开会有这个精神。又说：“你不想当副局长我能理解。两天后你们洪部长要来开会，我找他聊聊。一周以后你再来一趟。”
一周后我如期再去，吴主任说：“把你的事情跟洪部长说了。洪部长说，也知道你行政能力不怎么强。但文化系统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县委刚刚任命，总不能又下个文件把你免了吧？叫你先干再说，组织上心中有数，有机会再作调整。”
跑了一圈，依然如故。人哪，想得到不容易，不想得到也不容易。
局里只有一正一副。局长抬举我，叫我分管财务。我谢绝了。我说我不懂财务，只懂点文字，就把文字工作包了吧，局长答应了。却又带来新的难题，局长请示组织部：“开党组会的时候，请他参加吧，他不是党员；不请他参加吧，他又是局领导。怎么办？”组织部回答：“这还不容易？开党组扩大会，把他扩大进去呗。”从此，我便一直被“扩大”。
一开始，总感到不自由，蹩手蹩脚。原先听报告，我总是在大会堂里找个顺路的位置坐下来，先看“会标”——什么会议？再看谁作报告。好听就多听一会儿，不好听拔腿就溜。现在不行了，必须到前几排入坐，掏出笔记本，仔细记录。或者要回来传达，或者要回来讨论。还要写贯彻会议的文字材料。不散会是不能离开的。上面来人了，原先只要与熟人见见面，寒暄寒暄就退出了。现在不行，要一直陪着，还要陪酒，很不习惯。
局长关心我，动员我入党。说：“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不入党总不太方便。你写个申请，我们给你优先考虑。”我说：“谢谢局长好意。我是过了四十望五十的人了，也不指望干出什么所以然。自己优点不多，缺点不少，就不给党组织添包袱添麻烦了。”局长淡淡一笑，转而改了口气：“也是的。体委的人动员我家小吴入党，她也不入。唉，我们这些人真是……”
有一天，县委统战部葛部长在街上遇到我，问：“朱普乐，你有没有写入党申请书？”我以为又是劝我入党，说：“没有。怎么？”
“你不要写噢，不要写。”——“干什么？”我有点奇怪，别人都劝我入党，他怎么劝我不要入党呢？葛部长说：“我们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建了四十二个党外知识分子档案，你是其中之一。至于以后怎么搞，能搞到哪一步，都说不准。反正你不要入党。”
不久，张洪炉给我透露：上面要求加强党外干部配备工作。以后，政协、人大、政府都要有党外的领导。我们县只是政协有两位党外的副主席（其中之一是张洪炉），其它都没有。上面批评多次了，谢书记决心改变。要先在人大配一名党外副主任。现在党外干部紧缺，合适人选难找。叫我推荐，我就推荐了你。可能要找你谈话，你心中有数。又说：“叫你干你就干。油水一点没有，图个快活。饭有的吃，酒有的喝。也没什么硬任务，配配相。”
一次，我去县委会办事。上楼梯的时候，遇到谢书记，他正下楼梯。我竟然没有招呼他，侧着身子擦了过去。谢书记侧过头来望了望我，可能有点认识我。我真木讷，遇上书记都不知道喊一声。谢书记十分大度，没有计较。
不久，接到县委办公室电话：“谢书记要去看看图书馆，请朱局长陪同。叫他现在就下楼，到大门口等候。”
这是我记忆中，县委书记第一次光顾图书馆。其间，谢书记问我：“你多大年纪了？”——“五十了。”——“你哪有五十？四十八嘛。”——“周岁四十八，论虚岁过年就是五十了。”谢书记笑了，他一定笑我废话。
1990年春上，县人大换届。我被安排为人大副主任候选人。一共五人，选出四名副主任，差额选举。我根本就没有落选的准备，因为张洪炉对我说过：“这次选举是党内保党外。党内的选不上不要紧，党外的是要保证的。”所以我心里一点不紧张。
没有想到，落选的恰恰是我。回过头来看，合乎情理。五个人当中，一个是上届人大副主任，一个是常务副县长，一个是政府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是经委主任。唯有我资历最浅，级别最低，知名度最小，能力也最差。我倒是口服心服。只是没有思想准备，情绪上一时接受不了。
谢书记很细心，立刻找我谈话：一、我们不好说保证党外同志选上，只能让代表们去选。二、你先安下心来，在人大干一年常委，明年给你增补。党外的职位还是空着的，可以补选。
第二年“两会”之前，谢书记又找我谈话：“补选不成了，地委不同意。我去年说给你补选，不是信口开河，是请示过地委的，地委也是答应过的。现在却不能兑现了……就是这样说话不算数……”
我无话可说。谢书记是位很负责任的领导，即便不成，也要努力解释清楚。
当了三年人大常委。1993年春上，又要换届了（那时候一届三年）。这一次，“组织上”经验丰富了，安排两名党外候选人。副主任差额选举，差额一名。无论怎么选，无论“差”掉谁，至少能保证一名党外人士当选。
我紧张了。另一位党外候选人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人缘广，影响大，能力强。相形之下，我就弱势多了。我征求很多人意见，人家都是委婉其词，冠冕堂皇。唯有凤良谦副主任快人快语：“我看你这次又要泡汤。你和他是四六开，你只占四成，他占六成。他的实力比你强。上次你落选，很正常。这一次如果泡汤，你就妥了。”妥了，就是完了的意思，方言。把我说得背心沟里直冒汗。凤主任可能觉得太直率了，转而口气平缓下来，安慰我：“不过，人总是同情弱者的。你是弱者，也许代表们就要投你一票，也不一定。”
感谢凤主任一番坦率真诚的剖析，帮助我做好了多种思想准备。
统计选票的时候，我竟然早早地过关了。暗自庆幸。从此，我在人大当了十四年副主任，三届。工作不忙，无非应酬。退休的时候，却觉得无比轻松。
张洪炉
我的记忆文字里，不能没有张洪炉。
记不得初次见面情形了。只记得与他交往以后，便渐渐喜欢上这个人。因为他坦率真诚，不说官话套话，让人觉得彼此亲近，用不着提防；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看法都可以交流。他告诉我：“反右派”的时侯，Z某某不知道多积极，声嘶力竭，凶神恶煞，活脱脱一个小土匪。他告诉我：县委副书记H某某，看上去道貌岸然，却毫无人性，“土改”中亲手把自己父亲打死了……这些话，当时是不能说的。
张洪炉江北人，是个大个子，当有一米八以上，自己取个笔名：长人。他是个大学生，好像大学没毕业，就参加工作了。五十年代初调来泾县，在县人委民政科任科员。那时候科员不小，仅次于科长，很有实权。读初中的时候常常听人说起他。说他有学问，会写小说，正准备出书。1958年“大跃进”，县里办起好几所中学，把一些机关工作人员调去当教师。张洪炉也在内，当了茂林中学语文教师。领工资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工资少了。原先每月五十七元，怎么变成四十五元五角？从行政二十一级变成二十三级，整整低了两级。他以为是调动过程中搞错了。总务处经过核查，没错。这就怪了。他找到他的老领导、民政科长蒋尔宏。蒋科长告诉他：受处分了，降了两级。原来，上半年“反右”运动，曾经从他床底下搜走一包文稿，是他写的一部小说（尚未定稿，更没出版）。说是“有严重问题”，“组织上”便给了他行政降两级处分。却不通知他，故此一无所知。他当时年轻气盛，要去找“组织上”论理，蒋科长劝阻了他。说：“哪个跟你论理？说不定给你加重处分。想开点，没打你右派就算万幸了。”（上层“反右派”是1957年，而基层多在第二年。且“反右派”还“补课”，不少“右派”都是“补课”补上的。）处分人却不与本人见面，“黑”到何等地步！现在年轻人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一定会说是杜撰。岂不知当年实实在在就是这样荒唐。
张洪炉是书法家，擅长行草。“文革”期间，书法这门艺术并不被人看好。张洪炉原本有些基础，不再写小说了，又没有其他爱好，便关起门来研习书法。纯属兴趣，绝无功利。他妻子在宣笔厂搞销售，认识一些书法家，张洪炉也就较快地融进了书法圈子。改革开放初期，有日本客人来到泾县城，在荷花塘宣笔门市部看见张洪炉写的一张字，觉得好，问多少钱？业务人员从未做过外国人生意，不知底细，狠狠心说了个在他们看来很高的价格：人民币四十元。日本客人二话没说，买下来了。
张洪炉一张字卖了四十元！一时间成了新闻。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赞誉，有人羡慕，也有人不屑一顾：认为写写字可以，但不能拿来卖钱；拿了国家的工资，又写字卖钱，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可见当时也还是很“左”的。张洪炉不管，任人议论，还是写他的字。
向他求字的人越来越多，与他联络的书法名人也越来越多，张洪炉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不久，因为“组织上”需要，他担任了县政协副主席，名至实归。他这个副主席不同于别的副主席，他不去办公室办公。而是呆在他的书房里，写字，看书，会客。单位给他安排办公室，他也不去。他说在办公室无事可干。要开会了，通知他，他才去。要到哪里参与什么活动了，通知他，他也按时到。但不讲话，一概不讲。有人客气，坚持要请“张主席作指示”，他也不应承。他说他“马列主义一窍不通，大道理说不来。总不能讲书法吧。”干脆不讲。时间长了，了解他的脾气了，也就习以为常。他说在政协工作一身轻松，就是肚子不轻松——几乎天天都要应酬陪餐，都要喝酒。肠胃又不好，经常拉肚子。坊间俚语：“人大举手，政协喝酒”，真的如此。
张洪炉生活上极不讲究。不拘一格，随随便便，甚而有些邋遢。他告诉我，最不喜欢洗脚。又是脱鞋子又是脱袜子，真麻烦。可是不行，妻子天天盯着他，要他洗。常常是妻子把水端来了，他也不应声，以致招来数落埋怨。更不喜欢运动，慵懒得很。我以为这是他的致命弱点。如果他能懂得一点保健知识，实践一些健身活动，当不至于六十出头就离开人世的。他得的是中风，半身不遂，语言不清。不久二次发作，匆匆“走”了。还没退休（那时候，党外县级干部六十五岁退休）呢，无论如何是太早了一些。可惜。
李秀峰
李秀峰，泾县城关一小教师。2011年3月，我去采访她时，她八十三岁，早已退休。前些日子不慎跌倒骨折，长时间行动困难，由儿子帮扶照应。头脑非常清楚，一点都不糊涂。
李老师琴溪镇洗马桥人，家庭地主。兄弟姐妹五人，两兄两姐。她的大哥曾经在“培风中学”读书，1950年“土改”中被“镇压”了。此后，大嫂一直随她生活，帮助她照应小孩。
1951年，李老师从宣城师范毕业，分配在黄村平垣当教师。这所学校只有她一个老师，十三个学生。后来发展了，达到一百多人。后来，她调到黄村中心小学，又调到晏公、潘村、巧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去巧峰小学看望曹远芳，见到过她。她是学校负责人，领导四、五个教师。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人极瘦，精神倒不差。风风火火，礼貌热情，仿佛有使不完的劲。1978年，她进了城，在城关一小教书，总算安定下来。
李老师毕生致力于小学教育。尤其在小学语音教学方面，是有造诣的。她早年被派往芜湖、合肥等地学习语音教学，是优秀学员；回县以后辅导培训全县的初小语文老师；1956年被评为省级劳模。那段日子，应当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然而不久，噩运开始了。1958年，丈夫被打成“右派”，自杀了。大女儿也随之夭折。她带着几岁的儿子和小女儿（遗腹女），以及大嫂，开始了漫长的苦难人生。在那个年代，一个寡居的“黑五类”家属，能有好果子吃么？政治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说：“最可怜的还是两个孩子。”在巧峰小学教书期间，配给的口粮要到县城粮站去买，还不全是粮食，其中一部分供给萝卜菜、山芋干。从巧峰到县城，往返四五十里，总是大儿子随同她一道去买。大儿子也才十岁左右。有一次，他走不动，赌气不走了。天就要黑下来了，怎么都说不动他。于是她打了儿子。打着打着她心里一软，觉得儿子已经太可怜了，悔之不及，便捶胸跺脚地痛哭起来。及至回家，自己仿佛成个疯婆子了。“三年大饥荒”期间，她是居民户口，虽说每人每月还能供应二十五斤半粮食（一度减为二十一斤），也是不够吃的，也是忍饥挨饿。直到1961年农村推行“责任田”以后，周边环境有了一些松动，她便乘机利用课余时间（甚至月光下）开荒种地。第二年，她收了三百斤麦子，八十斤高粱，才算度过大饥荒。
交谈期间，李老师颇为谨慎。她只是泛泛地诉说曾经的日子多么艰难困苦，却并不怪罪于谁，也很少涉及具体细节。我不好意思刨根究底，强求细问。因为有的人常常讳忌过去，也不想触及她的伤痛，便顺其自然了。她也没有说及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没有“大救星”一类的拍马之词。她到底不是那种“马列主义老太”，而是一位暴政年代的受苦受难者。孰是孰非，她心里一定很清楚。
倒是一个无意中流露的细节，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李老师的丈夫曹作民，曾任小学校长、教育工会主席，在县人委工作。1958年那场政治运动中，他遭整肃，忍受不了，自杀了。当时，李老师正在省城合肥学习，“组织上”通知她回来并找她谈话。乍听噩耗，她脑袋一“木”，泪水涮涮涮地涌了出来；转而又立刻抹去泪水，做出一副六亲不认状，说：“死得活该！该死！该死！”连说几个“该死”，硬是把泪水呑了下去……
人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此时此刻，她肚子里还怀着丈夫的孩子。就这么一连串的“该死”，能了断他们多年的夫妻之情么？当然不能。然而，在那种腥风血雨的岁月，她不得不这么说，不得不这么做。前面的泪如泉涌是真情，后面的“该死该死”是扭曲。一个人性泯灭的年代，才会有如此被扭曲人性的臣民。
五十多年了，说起这件事，李老师仿佛历历在目，悲伤万分，不住地唸叨：“他是个好人，真是个好人，他没有什么错误……”是的，李老师：岂只曹作民先生是个好人，回首难以数清的政治运动，那些被批被斗被关被杀的人能有几个不是好人呢？无怪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
李老师叫儿子拿出一包东西给我看：都是她的获奖证书与奖章，从单位先进工作者到省级劳模，大大小小十多项。她十分看重这些东西，我深深理解。对于她，这是一生中努力“改造”自己，努力顺应残酷的时局与环境，甚至不惜扭曲自己的“成果”，是数十年来血汗与泪水的“结晶”。
不知为什么，我猛然间想到“传销”。我们曾经的体制，不就是一个大大的“传销”网么？我们被“洗脑”、被欺骗、被裹挟、被愚弄；自己被“忽悠”了，却又去“忽悠”别人。最终，我们绝大多数人所得到的，都只能是贫困与灾难。
不再相信“忽悠”了，也不再“忽悠”别人。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