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迟到的忏悔

《多年父子成兄弟》,是汪曾褀先生一篇散文。初读的时候觉得有些新奇;再读,感觉惭愧;三读四读便渐渐生出忏悔来了。而今读过十几二十遍了,决定也来写篇短文,题目就叫“迟到的忏悔”。

汪先生这篇散文不长,两千多字。说的是他父亲与他,以及他与他儿女之间的事情。多年来,我一直偏爱汪先生的文风与语言。而这篇散文打动我的,却是父与子的关系。简言之,父亲应当怎样对待儿女。

妻子去世的时候,两个儿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能把他们拉扯大,我自然付出了足够多的心血,苦不堪言。然而我却不是一个好父亲。我自私,粗暴,自以为是,对他们缺少尊重。

坊间熟人多认为我对儿子学习抓得紧,要求严格,所以成才。殊不知恰恰是我自私的地方,恰恰是我痛心的地方。因为穷困,也因为权力者的“种姓迫害”,我没能上大学,成了一块心病。那个“打伞的和尚”圆寂以后,改革开放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多了。于是贼心不死蠢蠢欲动,将上大学的标杆横在儿子面前。自己年岁大了,一心指望他们跨越这一高度,以了夙愿,以慰残生。不是自私又是什么?

我性情急躁,不随和,包容性差,也因为人文修养的缺失,对待儿子总是疾言厉色、简单粗暴。一旦考差了,便要惩罚他们,毫无回旋余地。有一次,儿子考试过后,我得知分数不高,便加罚于他。第二天才知道是老师将分数统计错了,儿子考的并不差。明明是件“冤案”,也没有向儿子认错道歉,唯恐有失自己尊严,全然不顾儿子感受。一直问心有愧。因为学习,孩子们受尽委屈,也不知流过多少泪。心理负担重极了,总害怕考不好。高考的头天晚上,儿子竟整夜没能睡好,压力太大。好在挺过来了,没有崩溃,才不致酿成苦果。填写报考志愿的那几天,我住在宣城,替他主张。叫他只填本科及重点院校,专科不填;真考差了,也不要屈就,明年重考。等我离开学校以后,他竟然取回志愿表,悄悄地补填了专科。好在高考成绩不差,上了重点。如果真考差了,岂不可能落在专科?我猜到,他也真想走了,不想补习重考。我从心底感到一阵悲凉:考试不亚于虐杀,就因为他老子的缘故。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儿子咆哮过:在你们面前,我就是皇帝!我的话就是圣旨。对也要听,不对也要听。“人五人六”,专横跋扈。如今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可笑。什么狗屁皇帝?有些类似官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何其霸道!就连我这个最底层的草根贱民,竟也不忘专制,也要将唯一可能掌控的两个孩子,当作臣民来统治。还是一位学者说得好:中国的专制传统,绝不仅仅限于政治体制,更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专制病菌,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专制的带菌者。专制的猛虎蛰伏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难怪就有那么多人想当皇帝(只是当不了),也难怪就曾经出过那么些治国无方的“万岁”。

只关注成绩,只追求分数,也让我误导了孩子。我曾经对儿子说:你们只管把学习搞好,拿高分,生活上的事情不要你张罗。结果成绩是不差,自我生活能力却不济了。乃至于工作以后什么都不会照料自己。及至发现,已经迟了,改不过来了。只能怪罪自己。我也确实负到了责任,多少年来既当爹又当娘,从生计学业到缝补浆洗,虽然照料得不算很好,倒也差强人意。然而,他们的日子必定也只能由他们自己去打理。做父亲的,理当全面关注他们的能力,任何偏废都将给日后带来困难。

最歉疚的,是很少给他们温情,很少有过慈祥的爱,很少与他们平等交流,无拘无束地沟通。简言之,缺少温馨的父子亲情,缺少温馨的家庭氛围。年幼的他们一定很企盼,很无助,也一定很无奈吧。他们的母亲去世太早,缺少的正是那种充满人性的温情,而我却忽略了,没能做到。好在他们的外婆帮助,多多少少弥补了一些。否则,就更加可怜了。

老来“盘点”,愧悔不已,真的对不起他们。因此我必须检讨——检讨我在孩子面前的专横与霸道;检讨家长制作风;检讨“骨子里的专制基因”。有人说:家长制下的家庭,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小朝廷,犹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样,家长虽无皇帝之名,在家中却拥有绝对权威,是一个说了就算的角色。相比而言,孩子是弱者,其他人是弱者。“家权主义”者是不与他们讲民主的,是没有商讨余地的,唯其独尊。倘若有了失误与过错,根本无须检讨,而别人还必须避讳,更不允许批评。时至今日,“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世风依然不减。季承先生在《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中,多角度多侧面地记述了这位“由矛盾着的各方面组成的”国学大师林林总总的往事,自然是有好的,也有不那么好的。这便招来一些人指责,认为他没有“为长者讳”。其实,季承先生恰恰为我们记录了一个立体的大师,一个真实的大师。大师也是人!

由此可见:我曾经是个“家权主义”者。而“家权主义”恰恰是“皇权主义”的有力维护者。如此,我这个饱受专制主义迫害的人,竟也是专制主义赖以生成的土壤了。

真的太可怕。

所幸两个孩子也还争气,完成了应有的人格修养与学识修养。没有因为母亲的早逝而沦落困境,也没有因为我“教子无方”而受到太大影响。有了自己新的生活,让我得到不小的安慰。

正如汪先生文中所说:“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的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

我就是这种“可恶”的父亲。

提拔

1982年,我在文化局创作组工作。领导要调我去剧场任副经理。宣传部说:他到剧场不太合适,不如去图书馆。于是任命我图书馆副馆长。已经有一位副馆长了,我提出两点要求:一、由原来的副馆长主持工作,我的名字放在后面。二、给我一个小房间办公。领导答应了。没有正规房间,将楼梯间腾出来给了我。我只分管农村图书一块,工作弹性很大,没事就看看书,写写文章,倒也清闲自在。我那时有个错觉,以为自己能写出个所以然来,稀里糊涂穷折腾。

两年以后,组织上任命我为馆长。这就打破了原先平衡。我不擅于处理人际关系,感到“头痛”。好在这时候,县政府要求各个科局抽专人编写专业志书。泾县历史悠久,文化丰富,是个重点部门,当然不能怠慢。于是抽我编写文化志。我也乐意。但要我两边兼着。我难以奉命,要求免去图书馆长,一心一意编志。否则一头都弄不好。领导说,涉及到干部政策问题,怎么能无缘无故把你免了呢?我说是我自己要求的,可以写张字据给你们,免得日后说不清。领导见我心诚,也就答应了。

《文化志》编成了,在省里获奖,皆大欢喜。不久,文化局副局长陈家刚调任书画院长,需要补配一名副局长。原先物色的人选,在征求意见中卡了壳,搁置下来。这一搁就是两三个月,其间有几位人士都乐意在这个职位上“为人民服务”,难免生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来。估计是组织部门搞烦了,有人放风:“一个都不提。找个不想干的人来干。”

于是找到我。

那天,接到电话通知,到组织部谈话。我问组织部在哪里,人家说:“组织部都不知道?”告诉我在哪里哪里,二楼。赶到组织部,不少人在等候。轮到我的时候,进去一看,是洪部长找人谈话。洪部长开门见山:“我受县委委托,通知你担任文化局副局长。”

这时候,我的“台词”应当是“感谢组织培养,我一定……”而我却不会,竟然说:“洪部长,我不行欸.”

洪部长一定觉得奇怪:这“台词”怎么改动了?洪部长是老部长,立刻镇定下来,问:“你怎么不行?”

“我连党员都不是,怎么当副局长?”

“唉呀——你这个同志,怎么现在说这种话?”

我不明白现在怎么就不能说这种话,那就不说吧。于是改口:“我没有能力——当领导是要能力的。”

“哪个天生当领导的料?不都是学来的?”

说得也对,又被他驳倒了。仍不死心:“我这个人,只能做做具体事情。领导布置什么,我做什么。要我领导别人,就不行了。”

“副局长嘛,又不是局长。拍板的是局长,副局长就是做具体事情的。好好好,就这样吧。”

我不走,找出许多“理由”,申述自己担任不了这个副局长。洪部长有些恼火了,脸上通红,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什么话也没说,将抽屉锁好,离开了。

我感到有些尴尬,有些害怕。怕惹恼洪部长。这时候,张华谊从隔壁房间过来了。他听见我们对话,不无关心地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多少人想干还干不上呢。怎么能不服从分配?搞僵了,把你搞到乡下去。你也不年轻了,真把你往汀溪爱民一调,哪天才能回城?”

我说:“部长不是征求我的意见吗?我不想干,说的实在话。”

“什么征求意见?”张华谊拿来一叠文件:“你看你看,县委常委通过了,任命通知都印好了。只等谈完话,就发了。”

我太不了解官场规矩了。我有些懊恼,又害怕到乡下去。都快五十岁的人了,真弄到乡下去,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洪部长回来了——他去上了趟厕所。不再生气,口气平缓许多:“你怕工作搞不好,对不起组织,这是有责任心的表现。现在事情是难办,不容易。大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不可能尽善尽美。再说,你是副局长,遇到事情多向局长请示汇报。局长说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不就行了?胆子大一点,啊?”

我不再犟了,半推半就,说:“谢谢部长关心。”

回来以后,仍不死心,去找陈永康。陈永康是组织部副部长,之前是文化局副局长,我的老领导,很熟悉。陈部长说:“上上下下都推荐你。你就先干吧,以后再调整。”

“听说上面有个文件,自己不愿意当行政领导的业务人员,就不要让他们当,是不是?”

陈部长当即否定:“没有,没有这个文件。”

后来听说,我当副局长的事,确实经过民主测评,动众了一番。因为我从未当过领导,基本上没有对立面。资格也老老的。在小县城里算个文化人,有点虚名。所以都推荐我,一路绿灯。常委会上讨论时,都说不认识我。县委书记说话了:“这个人我认识,可以当。”事情就定下来了。县委书记邓本忠,秘书出身。七十年代,当时的县委书记王乐平在太美大队做“点”,章延林是驻点工作队负责人,邓是秘书。王书记要在太美建村史展览馆,把我抽去工作了一阵。王书记曾多次要求我参与“蹲点”工作,说:“大的材料不要你搞,有小邓。你就专门写通讯报道。”因为妻子身体不好,两个孩子又小,我必须顾家。“私”字多了点,屡屡推辞。王书记也许觉得此人不堪造就,放弃了。所以邓书记认识我。

接连三个晚上睡不好觉,竟然想到去找地委组织部,那里有个熟人吴新民,地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给胡晓华布置写材料的事情。胡晓华是泾县人,后来官至辽宁省副省长。当时是地委组织部秘书。我问吴主任是不是有个文件,搞业务的人可以不当行政领导。吴主任说文件是没有,但上面开会有这个精神。又说:“你不想当副局长我能理解。两天后你们洪部长要来开会,我找他聊聊。一周以后你再来一趟。”

一周后我如期再去,吴主任说:“把你的事情跟洪部长说了。洪部长说,也知道你行政能力不怎么强。但文化系统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县委刚刚任命,总不能又下个文件把你免了吧?叫你先干再说,组织上心中有数,有机会再作调整。”

跑了一圈,依然如故。人哪,想得到不容易,不想得到也不容易。

局里只有一正一副。局长抬举我,叫我分管财务。我谢绝了。我说我不懂财务,只懂点文字,就把文字工作包了吧,局长答应了。却又带来新的难题,局长请示组织部:“开党组会的时候,请他参加吧,他不是党员;不请他参加吧,他又是局领导。怎么办?”组织部回答:“这还不容易?开党组扩大会,把他扩大进去呗。”从此,我便一直被“扩大”。

一开始,总感到不自由,蹩手蹩脚。原先听报告,我总是在大会堂里找个顺路的位置坐下来,先看“会标”——什么会议?再看谁作报告。好听就多听一会儿,不好听拔腿就溜。现在不行了,必须到前几排入坐,掏出笔记本,仔细记录。或者要回来传达,或者要回来讨论。还要写贯彻会议的文字材料。不散会是不能离开的。上面来人了,原先只要与熟人见见面,寒暄寒暄就退出了。现在不行,要一直陪着,还要陪酒,很不习惯。

局长关心我,动员我入党。说:“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不入党总不太方便。你写个申请,我们给你优先考虑。”我说:“谢谢局长好意。我是过了四十望五十的人了,也不指望干出什么所以然。自己优点不多,缺点不少,就不给党组织添包袱添麻烦了。”局长淡淡一笑,转而改了口气:“也是的。体委的人动员我家小吴入党,她也不入。唉,我们这些人真是……”

有一天,县委统战部葛部长在街上遇到我,问:“朱普乐,你有没有写入党申请书?”我以为又是劝我入党,说:“没有。怎么?”

“你不要写噢,不要写。”——“干什么?”我有点奇怪,别人都劝我入党,他怎么劝我不要入党呢?葛部长说:“我们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建了四十二个党外知识分子档案,你是其中之一。至于以后怎么搞,能搞到哪一步,都说不准。反正你不要入党。”

不久,张洪炉给我透露:上面要求加强党外干部配备工作。以后,政协、人大、政府都要有党外的领导。我们县只是政协有两位党外的副主席(其中之一是张洪炉),其它都没有。上面批评多次了,谢书记决心改变。要先在人大配一名党外副主任。现在党外干部紧缺,合适人选难找。叫我推荐,我就推荐了你。可能要找你谈话,你心中有数。又说:“叫你干你就干。油水一点没有,图个快活。饭有的吃,酒有的喝。也没什么硬任务,配配相。”

一次,我去县委会办事。上楼梯的时候,遇到谢书记,他正下楼梯。我竟然没有招呼他,侧着身子擦了过去。谢书记侧过头来望了望我,可能有点认识我。我真木讷,遇上书记都不知道喊一声。谢书记十分大度,没有计较。

不久,接到县委办公室电话:“谢书记要去看看图书馆,请朱局长陪同。叫他现在就下楼,到大门口等候。”

这是我记忆中,县委书记第一次光顾图书馆。其间,谢书记问我:“你多大年纪了?”——“五十了。”——“你哪有五十?四十八嘛。”——“周岁四十八,论虚岁过年就是五十了。”谢书记笑了,他一定笑我废话。

1990年春上,县人大换届。我被安排为人大副主任候选人。一共五人,选出四名副主任,差额选举。我根本就没有落选的准备,因为张洪炉对我说过:“这次选举是党内保党外。党内的选不上不要紧,党外的是要保证的。”所以我心里一点不紧张。

没有想到,落选的恰恰是我。回过头来看,合乎情理。五个人当中,一个是上届人大副主任,一个是常务副县长,一个是政府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是经委主任。唯有我资历最浅,级别最低,知名度最小,能力也最差。我倒是口服心服。只是没有思想准备,情绪上一时接受不了。

谢书记很细心,立刻找我谈话:一、我们不好说保证党外同志选上,只能让代表们去选。二、你先安下心来,在人大干一年常委,明年给你增补。党外的职位还是空着的,可以补选。

第二年“两会”之前,谢书记又找我谈话:“补选不成了,地委不同意。我去年说给你补选,不是信口开河,是请示过地委的,地委也是答应过的。现在却不能兑现了……就是这样说话不算数……”

我无话可说。谢书记是位很负责任的领导,即便不成,也要努力解释清楚。

当了三年人大常委。1993年春上,又要换届了(那时候一届三年)。这一次,“组织上”经验丰富了,安排两名党外候选人。副主任差额选举,差额一名。无论怎么选,无论“差”掉谁,至少能保证一名党外人士当选。

我紧张了。另一位党外候选人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人缘广,影响大,能力强。相形之下,我就弱势多了。我征求很多人意见,人家都是委婉其词,冠冕堂皇。唯有凤良谦副主任快人快语:“我看你这次又要泡汤。你和他是四六开,你只占四成,他占六成。他的实力比你强。上次你落选,很正常。这一次如果泡汤,你就妥了。”妥了,就是完了的意思,方言。把我说得背心沟里直冒汗。凤主任可能觉得太直率了,转而口气平缓下来,安慰我:“不过,人总是同情弱者的。你是弱者,也许代表们就要投你一票,也不一定。”

感谢凤主任一番坦率真诚的剖析,帮助我做好了多种思想准备。

统计选票的时候,我竟然早早地过关了。暗自庆幸。从此,我在人大当了十四年副主任,三届。工作不忙,无非应酬。退休的时候,却觉得无比轻松。

张洪炉

我的记忆文字里,不能没有张洪炉。

记不得初次见面情形了。只记得与他交往以后,便渐渐喜欢上这个人。因为他坦率真诚,不说官话套话,让人觉得彼此亲近,用不着提防;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看法都可以交流。他告诉我:“反右派”的时侯,Z某某不知道多积极,声嘶力竭,凶神恶煞,活脱脱一个小土匪。他告诉我:县委副书记H某某,看上去道貌岸然,却毫无人性,“土改”中亲手把自己父亲打死了……这些话,当时是不能说的。

张洪炉江北人,是个大个子,当有一米八以上,自己取个笔名:长人。他是个大学生,好像大学没毕业,就参加工作了。五十年代初调来泾县,在县人委民政科任科员。那时候科员不小,仅次于科长,很有实权。读初中的时候常常听人说起他。说他有学问,会写小说,正准备出书。1958年“大跃进”,县里办起好几所中学,把一些机关工作人员调去当教师。张洪炉也在内,当了茂林中学语文教师。领工资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工资少了。原先每月五十七元,怎么变成四十五元五角?从行政二十一级变成二十三级,整整低了两级。他以为是调动过程中搞错了。总务处经过核查,没错。这就怪了。他找到他的老领导、民政科长蒋尔宏。蒋科长告诉他:受处分了,降了两级。原来,上半年“反右”运动,曾经从他床底下搜走一包文稿,是他写的一部小说(尚未定稿,更没出版)。说是“有严重问题”,“组织上”便给了他行政降两级处分。却不通知他,故此一无所知。他当时年轻气盛,要去找“组织上”论理,蒋科长劝阻了他。说:“哪个跟你论理?说不定给你加重处分。想开点,没打你右派就算万幸了。”(上层“反右派”是1957年,而基层多在第二年。且“反右派”还“补课”,不少“右派”都是“补课”补上的。)处分人却不与本人见面,“黑”到何等地步!现在年轻人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一定会说是杜撰。岂不知当年实实在在就是这样荒唐。

张洪炉是书法家,擅长行草。“文革”期间,书法这门艺术并不被人看好。张洪炉原本有些基础,不再写小说了,又没有其他爱好,便关起门来研习书法。纯属兴趣,绝无功利。他妻子在宣笔厂搞销售,认识一些书法家,张洪炉也就较快地融进了书法圈子。改革开放初期,有日本客人来到泾县城,在荷花塘宣笔门市部看见张洪炉写的一张字,觉得好,问多少钱?业务人员从未做过外国人生意,不知底细,狠狠心说了个在他们看来很高的价格:人民币四十元。日本客人二话没说,买下来了。

张洪炉一张字卖了四十元!一时间成了新闻。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赞誉,有人羡慕,也有人不屑一顾:认为写写字可以,但不能拿来卖钱;拿了国家的工资,又写字卖钱,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可见当时也还是很“左”的。张洪炉不管,任人议论,还是写他的字。

向他求字的人越来越多,与他联络的书法名人也越来越多,张洪炉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不久,因为“组织上”需要,他担任了县政协副主席,名至实归。他这个副主席不同于别的副主席,他不去办公室办公。而是呆在他的书房里,写字,看书,会客。单位给他安排办公室,他也不去。他说在办公室无事可干。要开会了,通知他,他才去。要到哪里参与什么活动了,通知他,他也按时到。但不讲话,一概不讲。有人客气,坚持要请“张主席作指示”,他也不应承。他说他“马列主义一窍不通,大道理说不来。总不能讲书法吧。”干脆不讲。时间长了,了解他的脾气了,也就习以为常。他说在政协工作一身轻松,就是肚子不轻松——几乎天天都要应酬陪餐,都要喝酒。肠胃又不好,经常拉肚子。坊间俚语:“人大举手,政协喝酒”,真的如此。

张洪炉生活上极不讲究。不拘一格,随随便便,甚而有些邋遢。他告诉我,最不喜欢洗脚。又是脱鞋子又是脱袜子,真麻烦。可是不行,妻子天天盯着他,要他洗。常常是妻子把水端来了,他也不应声,以致招来数落埋怨。更不喜欢运动,慵懒得很。我以为这是他的致命弱点。如果他能懂得一点保健知识,实践一些健身活动,当不至于六十出头就离开人世的。他得的是中风,半身不遂,语言不清。不久二次发作,匆匆“走”了。还没退休(那时候,党外县级干部六十五岁退休)呢,无论如何是太早了一些。可惜。

李秀峰

李秀峰,泾县城关一小教师。2011年3月,我去采访她时,她八十三岁,早已退休。前些日子不慎跌倒骨折,长时间行动困难,由儿子帮扶照应。头脑非常清楚,一点都不糊涂。

李老师琴溪镇洗马桥人,家庭地主。兄弟姐妹五人,两兄两姐。她的大哥曾经在“培风中学”读书,1950年“土改”中被“镇压”了。此后,大嫂一直随她生活,帮助她照应小孩。

1951年,李老师从宣城师范毕业,分配在黄村平垣当教师。这所学校只有她一个老师,十三个学生。后来发展了,达到一百多人。后来,她调到黄村中心小学,又调到晏公、潘村、巧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去巧峰小学看望曹远芳,见到过她。她是学校负责人,领导四、五个教师。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人极瘦,精神倒不差。风风火火,礼貌热情,仿佛有使不完的劲。1978年,她进了城,在城关一小教书,总算安定下来。

李老师毕生致力于小学教育。尤其在小学语音教学方面,是有造诣的。她早年被派往芜湖、合肥等地学习语音教学,是优秀学员;回县以后辅导培训全县的初小语文老师;1956年被评为省级劳模。那段日子,应当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然而不久,噩运开始了。1958年,丈夫被打成“右派”,自杀了。大女儿也随之夭折。她带着几岁的儿子和小女儿(遗腹女),以及大嫂,开始了漫长的苦难人生。在那个年代,一个寡居的“黑五类”家属,能有好果子吃么?政治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说:“最可怜的还是两个孩子。”在巧峰小学教书期间,配给的口粮要到县城粮站去买,还不全是粮食,其中一部分供给萝卜菜、山芋干。从巧峰到县城,往返四五十里,总是大儿子随同她一道去买。大儿子也才十岁左右。有一次,他走不动,赌气不走了。天就要黑下来了,怎么都说不动他。于是她打了儿子。打着打着她心里一软,觉得儿子已经太可怜了,悔之不及,便捶胸跺脚地痛哭起来。及至回家,自己仿佛成个疯婆子了。“三年大饥荒”期间,她是居民户口,虽说每人每月还能供应二十五斤半粮食(一度减为二十一斤),也是不够吃的,也是忍饥挨饿。直到1961年农村推行“责任田”以后,周边环境有了一些松动,她便乘机利用课余时间(甚至月光下)开荒种地。第二年,她收了三百斤麦子,八十斤高粱,才算度过大饥荒。

交谈期间,李老师颇为谨慎。她只是泛泛地诉说曾经的日子多么艰难困苦,却并不怪罪于谁,也很少涉及具体细节。我不好意思刨根究底,强求细问。因为有的人常常讳忌过去,也不想触及她的伤痛,便顺其自然了。她也没有说及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没有“大救星”一类的拍马之词。她到底不是那种“马列主义老太”,而是一位暴政年代的受苦受难者。孰是孰非,她心里一定很清楚。

倒是一个无意中流露的细节,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李老师的丈夫曹作民,曾任小学校长、教育工会主席,在县人委工作。1958年那场政治运动中,他遭整肃,忍受不了,自杀了。当时,李老师正在省城合肥学习,“组织上”通知她回来并找她谈话。乍听噩耗,她脑袋一“木”,泪水涮涮涮地涌了出来;转而又立刻抹去泪水,做出一副六亲不认状,说:“死得活该!该死!该死!”连说几个“该死”,硬是把泪水呑了下去……

人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此时此刻,她肚子里还怀着丈夫的孩子。就这么一连串的“该死”,能了断他们多年的夫妻之情么?当然不能。然而,在那种腥风血雨的岁月,她不得不这么说,不得不这么做。前面的泪如泉涌是真情,后面的“该死该死”是扭曲。一个人性泯灭的年代,才会有如此被扭曲人性的臣民。

五十多年了,说起这件事,李老师仿佛历历在目,悲伤万分,不住地唸叨:“他是个好人,真是个好人,他没有什么错误……”是的,李老师:岂只曹作民先生是个好人,回首难以数清的政治运动,那些被批被斗被关被杀的人能有几个不是好人呢?无怪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

李老师叫儿子拿出一包东西给我看:都是她的获奖证书与奖章,从单位先进工作者到省级劳模,大大小小十多项。她十分看重这些东西,我深深理解。对于她,这是一生中努力“改造”自己,努力顺应残酷的时局与环境,甚至不惜扭曲自己的“成果”,是数十年来血汗与泪水的“结晶”。

不知为什么,我猛然间想到“传销”。我们曾经的体制,不就是一个大大的“传销”网么?我们被“洗脑”、被欺骗、被裹挟、被愚弄;自己被“忽悠”了,却又去“忽悠”别人。最终,我们绝大多数人所得到的,都只能是贫困与灾难。

不再相信“忽悠”了,也不再“忽悠”别人。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