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闯关东的“老呔儿帮”
我的故乡河北省乐亭县，是商朝之前建立的孤竹国所在地。（1）
乐亭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商、周属孤竹国，秦属辽西郡，汉晋属平州，北魏置乐安亭，唐属马城县，金大定末年（公元1189年）置乐亭县，迄今已有800多年历史。
乐亭自古雅重教育，文化昌隆，人文荟萃，从金代置县到清末共出进士55人、举人167人。
孤竹国是商王室所封的同姓诸侯。传说孤竹国国君有两个儿子－－伯夷与叔齐。伯夷为了让弟弟叔齐继承王位，离开国都，谁知弟弟知道后，也不肯继承王位，跟随其兄而去。暴虐的殷商灭亡之后。伯夷和叔齐以商遗民自居，不仕周朝，不食周粟，在首阳山山下采薇（一种野菜）而食。有一天，碰到一个老丈，老丈笑着对他们说：“你们二位以不食周粟标榜自己对前朝的忠心，但是你们不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道理吗？你们虽说不食周粟，但你们吃的野菜不也是周朝的吗？”二人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决意不吃，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下。
这个流传了3600多年“耻食周粟”的动人历史故事 ，就是发生在古代的孤竹国－－即今天的河北省乐亭县及其周围一带。
乐亭，也是当年魏武帝曹操东征乌桓（也称乌丸）暂留之地。建安12年（公元20年），已经53岁的魏武帝曹操，在打败袁绍、平定北方之后，劳师远袭，东征乌桓，挥鞭跃马，东临碣石，踌躇满志，写下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这首光照千古的诗篇。据专家考证，碣石山，就在乐亭西南的渤海中（六朝时沉入海底）。
在近代，在这块肥壤沃土之上又哺育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乐亭，物华天宝，地灵人杰！
我于1935年农历3月24日（公历4月26日）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黄瓜口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图：今日的黄瓜口村
黄瓜口是距乐亭县城东20里的一个村庄，全村有100多户人家，分西黄口、东黄口、北黄口3个村庄。村北有一条大河，是滦河的支流，人们称这条河叫“二滦河”。河的两岸种满柳树，以保护河床和堤坡。
“二滦河”是东西走向，河水很宽很深，阻断了南北两岸的交往，也影响了两岸村民的生产和生活。
有一年，村里的人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征服“二滦河”，疏通南北交通，方便过往行人的事宜。有人说修桥，有人说造船修渡口，也有人说无论修桥还是修渡口困难太多，无能为力。主张修桥的说：“修桥一劳永逸，虽然费工费力费钱，可是平时就不用出工出力了，算长帐修桥比较合适。”主张修渡口的也有道理，他们说：“修渡口比较容易，主要就是造船，可以就地取材，制作两条大船就可以了。平时虽然需要有人摆渡，可是摆渡可以收钱，时间不长就会把造船的成本收回来。”最后人们一致决定修建渡口，建造船只。但是建造几个船，造什么样的船，又成了问题。有人主张造长而窄的条形船，有人主张造宽而圆的椭形船。这件事又久议不决。最后决定建造两条船，一条长形，一条椭形。并相邻分建两个渡口，一个为长形船渡口，一个为椭形船渡口。
时间不长，渡口修好了，渡船也造好下水了。过往行人越来越多，买货卖货的、走亲访友的、读书赶考的，赶车的、抬轿的、吹喇叭的、上庙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农工商贾，达官贵人，公子小姐无不往来其间。这个地方积聚的人越来越多，货物也越来越多，居然成了人流物流的集散地。
这个渡口原来没有名字，人们为了方便，就为这个渡口起了名字。那个条形船象个黄瓜，就把那个停泊条形船的渡口称为黄瓜渡口；那个椭形船象个木瓜，就把那个停泊椭形船的渡口称为木瓜渡口。
这就是乐亭县城东当今的黄瓜口、木瓜口两个村名的来源。
黄瓜口是我的出生地。木瓜口是1938年领导“冀东暴动”的、解放后担任交通部长的李运昌的故里。
乐亭因频临渤海，地少人多，又加上土地多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所以即使在没有灾荒的年头，当年所产的粮食也不足半年之用，如果遇上灾年，那就会出现饿殍遍野的惨景。为了求生活命，许多人就走上了闯关东之路，这些人到关东之后，凭着他们能吃苦耐劳，不但解决了衣食饭碗，而且有些人还发了财。
从清代中期开始，乐亭人源源不断地走出家门，经商做买卖。从商人数达10万之众，形成了名扬全国的“老呔帮”。
据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不完全统计，乐亭人主要在东北、华北大、中、小城市开设的商店、银行、工厂达1000余家，拥有总资金近3亿银元，年利润高达5000多万银元。平均每年汇回家乡的款项达2000万银元。按那年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乐亭县够富足了。
东北人称呼闯关东的乐亭人为“老呔帮”。
图：艰难跋涉的闯关东的老呔帮
雄踞于中国商界的，在中国经商史上有十大商帮：在官府卵翼下的徽商，“走西口”的晋商，“下南洋”的潮汕商……而闯关东的“老呔帮”，却不在其中。但是“老呔帮”亦儒亦商的经营作风，显赫的声势，却在东北三省产生了极大影响，难怪东北俗话所说的：“东北三个省，无商不乐亭”
“老呔帮”以儒家之道经商，以义取利，以诚待人，宁可失利，绝不失义。所以在人欲横流，物欲熏心的旧时代，“老呔帮”在东北有极高的商业信誉，被誉为“北国商魂”。
至上一世纪20至40年代，乐亭县境内已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家境不论穷富，都要千方百计供孩子念书。至小学毕业，多半不再念中学，而是托亲靠友，到关外（指山海关以外的东北地区）习商当学徒，三年期满后，就可以挣钱，甚至可以当掌柜的（即经理）。弄得好的，自己可以开一号买卖，也就是当上了资本家。乐亭县内，男子纷纷外出习商、经商，妇女在家支撑门户、当家理事，称为“内当家”。男子经商发财后，汇款回家买地，自己耕种不了，于是就雇请长工。在本地往往雇不着壮年男子，便到邻近的滦县、滦南县雇请，形成了外县佣工遍于乐亭县的状况。到1947年冀东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后，乐亭人出外经商的传统才逐渐消沉衰落下来。
乐亭县的刘新亭、武百祥等人就是闯关东发了财的典型代表人物。
刘新亭，乐亭县城北刘石各庄人，他自幼家贫，养成了能吃苦耐劳的品质，而且身强体壮。成年后，他被生活所迫走上了闯关东之路。他头脑灵活，生性机敏，且能吃苦耐劳。他发现东北各地普遍缺少农具，特别是锄板子，而且土布、棉花等东北很少出产的物品，也比乐亭附近昂贵。于是，他向亲友借钱，凑了点最初的资本，自己卖力气，肩挑手提，往返贩运。获利之后，他改为雇用大车贩运，去时运锄板、棉花、土布等销往关外，返程运粮、豆、土烟叶、兰靛（染料）到关内销售。十几年后，他获利达万贯，发财致富。接着，他的儿子刘如 ，继承父业，先在龙湾（今吉林省农安县）开设了广发合商号，起初经营百货和钱粮生意，后来，又发展为经营百货兼营汇兑。在刘如手里，积累资金达千万贯。刘如的三个儿子分家时，各立堂号，在宽城子（今长春市）同时开设了泰发合、益发合、东发合三大商号，人称“合”字号的买卖。如此子承父业，经过刘氏儿孙几辈人的经营，到清末民初，“合”字号买卖的分号达几十处，几乎遍及东北各地，其财势已跃居东北商界之首。在乐亭县，刘家成了“京东第一家”富户，名闻北京及京畿地区。
刘新亭也是书香之家，记得1947年土改时，从他家抄出的各类古书画就拉了几十马车。这些古书画拉到县城后，被付之一炬。那其中该有多少弥足珍贵的文献，甚至是孤本。那时我跟在县城公安局工作的父亲住在一起，曾亲眼目睹了那烧书的场面，烧书的烈火持续了几天几夜。当时年龄小，还不能让我认识这些古书画的价值。
我小的时候听大人说，当时的清朝王室也曾向刘石各庄的刘新亭家借钱，这些传闻未必是真，但从这个传闻里也可证明刘家当年显赫的家业！
乐亭人闯关东有不少人确实是发了财的。乐亭何新庄的武百祥，闯关东时，腰带上别一双布鞋，口袋里除了宵行夜宿的住店钱之外，别无长物。当时闯关东的人，既没钱坐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只靠两条腿步行出关（山海关），家里给做的布鞋，怕穿坏了，就把鞋别在腰间，打赤脚走路。武百祥就是这样光裸着脚板子到了长春。开始他推车卖花生、瓜子，但上苍不负有心人，几年后他有了自己的商店，一直发展到东北大城市都有武百祥的商号。至解放前，他已成为东北地区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
图：武伯祥
他发迹后，在乐亭老家为父母修建了占地百余亩的陵园，陵园内是华丽的殿堂坟茔，周围是苍松翠柏，各种果树杂植其间。我在渤海中学读书时曾去过陵园（称吴园）游玩，不知道这个陵园现在还存否？据说武百祥是个乐善好施的人，家乡人是凡去东北谋生计的，只要找到他，他都会有些接济。他在乐亭何新庄修了一所小学，叫百善学校，学校规模比当时乐亭其它小学要大得多。除教室外，还有一个大礼堂。解放前夕冀东区渤海中学（也就是冀东二三联中，是今天乐亭一中的前身）就设在这里，我在渤海中学读书时，常到大礼堂去开会，去上大课。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听老师讲人是猴子变的！
六十年代初，《光明日报》曾以整版篇幅介绍武百祥，那题目似乎是《武百祥的发家史》，他是作为资本家被在报纸上发文批判的。
不知乐亭何新庄还有无武百祥的后代？
闯关东的“乐亭帮”在东北发家的除以上说的两位之外，还有赵汉臣、刘临阁、杨焕亭、母海岳等人。
东北人习惯把闯关东的“乐亭帮”叫“老呔儿帮”，对于“老呔儿”的称谓，历史上已无文字可考，但在民间流传着两种说法：
说法一：
传说最早闯关东的一个乐亭人叫王老泰，王老泰仗义疏财，人非常聪颖，善于口辩，还有一点狡猾。据说他在东北做生意发了财，所以在上个世纪初引得乐亭形成一个闯关东的热潮。关于王老泰的佚闻奇事很多，只举一件：据说一次在山海关一个客栈里，一个年轻人大讲王老泰如何刁钻古怪，又如何发财。当时王老泰正好在场，他问这个年轻人：“你认识王老泰吗？”年轻人答：“我们县的人都知道王老泰，可惜没见过面。”王老泰既不亮身份，又不动声色。到晚上在客栈大炕上，他挨着这个年轻人睡下。到半夜，他把年轻人的被子拽过来盖在自己身上，年轻人睡得冷，又把被子拽回去，王老泰又把被子拽过来，如是者多次，年轻人发火了，质问王老泰：“你这个人真奇怪，为什么老拽我的被子呢！”王老泰反问他：“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被子是你的呢？”年轻人无言以答。王老泰说：“我的被子倒有证据，临走前家里人怕被子跟别人弄混，把一张‘当票’絮在被子里，不信打开看。”当时就撕开被子，果然有一张“当票”，年轻人目瞪口呆。王老泰这才把被子还给年轻人，说：“我就是王老泰，以后不要再说他的坏话！”
原来是这样，这张絮在被子里的“当票”，是王老泰趁青年人熟睡时从被缝儿里塞进去的。
“老呔儿”是“老泰”的谐音，因为王老泰而使东北人称“乐亭帮”为“老呔儿帮”，这是传说之一。
说法二：
乐亭人有浓重的乡音，而且是难改的乡音。比如“乐亭”的“乐”字，在汉语普通话里只有两个读音：其一是读lè，如快乐；再是读yuè，如乐曲。而“乐亭”按约定俗成，却把“乐亭”读作laòltíng。再加上乐亭人浓重的乡音，久而久之，“乐亭”谐音就变作“老呔”了。
这两件说法，究竟哪种说法准确，或者两者兼有，已无从考据。
“老呔儿”的称谓，原本并无恶意，隐含着善于经商、工于心计之意，还多少有些敬畏在其中。但在仔细玩味之后，亦可从中体味出，这里边有几分中国人传统的“农本商末”观念而轻视经商的味道。此外，东北称乐亭县、滦县的商人为“老呔儿”，而称冀东其他各县商人为“花老呔儿”，以示细微的区别。
在我进入城市读书之后，我不喜欢别人称我“老呔儿”，我觉得那称谓里暗含着城市人对乡下人的歧视与轻蔑。
（2）乐亭人的两大骄傲
乐亭是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县，历来有“中国曲艺之乡”的盛名。乐亭人有的两大骄傲，就是皮影戏和乐亭大鼓。
乐亭皮影戏，也称“乐亭影”。它历史悠久，流布地域宽广，是我国皮影戏的一个主要剧种。乐亭影是一种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说唱等综合性的戏曲表演艺术。在音乐、念白、雕刻、操纵等方面，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我国影戏园中一株瑰丽的奇葩。自金代到清初600多年中，乐亭影逐渐发展成熟。外地人把乐亭话叫“呔话”，因此人们又把乐亭影叫做“老呔影”，乐亭影影人和场景是用驴皮刻制的，人们又叫它“驴皮影”。
图：唱影艺人在操纵影人
关于“乐亭影”的来历，流传于民间的有两种说法：
说法一：相传汉武帝失去李夫人后，朝思暮想，寝食不安，大臣们为了安慰汉武帝，就做了一个方形的帐篷，又做了一个酷似李夫人的影人，然后告诉汉武帝他们能请人把李夫人的魂招回来。汉武帝信以为真，就按大臣们的安排，端坐在方形幔帐中等待李夫人，大臣们就拿着做成的影人在幔帐外晃动，并掐着嗓子装出李夫人的声音，由此演绎发展而形成了“乐亭影”。
说法二是：相传很久以前，南海观音菩萨带领徒弟韦驮和红孩儿到北方宣卷讲经，讲完经义，留下了经卷返回南海。以后人们用素纸刻制了观音菩萨、韦驮和红孩儿的影像，操纵着三个影人继续宣卷讲经，由此产生了乐亭影。
以上只是传说而已，实际上，乐亭皮影的产生，跟其它文化艺术形式的产生、形成有很多相似之处。乐亭皮影是乐亭人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结晶，是皮影艺人在长期皮影演出过程中不断继承、改革、创新、提高、升华的结晶。
乐亭皮影用驴皮刻制影人，原因是驴皮透明度好、柔韧性强，视觉效果和操纵效果都比较理想。影人雕刻的流程比较复杂，首先是选皮料要求很严格，他要根据影人头部、颈部、腰部、臂部、脚部软硬厚薄的不同需要来选择合适的皮料，进行雕刻。人物和场景的创作大多没有可参照的资料，全靠剧情中的描写和雕刻者的经验与想象来完成。
图：用驴皮刻制的影人
乐亭皮影是以表演人物活动为主的动画性戏曲。影幕上出现的各种角色都是影子人。要让他表达人物感情，推进故事情节，就必须有人操纵，使其动起来，使没有生命的驴皮影子成为有生命的活的灵魂。在操纵上，以精细取胜，以灵巧感人。若要达到这一要求，操纵的艺人必须有丰富深刻的生活积累，有长期实践锻炼的过硬基本功，有善于总结前人成功经验和不断创新提高的能力。乐亭皮影的操纵，有一人操纵，两人操纵和多人操纵等形式，这主要根据剧情的需要来确定。皮影的操纵讲究手法和身法，操纵员的手法很重要，他要用两只手完成各种舞台人物的不同动作，身法主要是指随着舞台人物的不同动作变化操纵人员的身型，使各种动作与行为更到位。
乐亭皮影的唱腔有着完整的唱腔体系，他源于乐亭的民歌、民谣、俚曲等，有着浓郁的地区语调，唱腔娓婉、温柔，尾音细长；语音声细、音轻、清晰、响亮、优美，乐亭皮影唱腔是乐亭语调的夸张。有人说乐亭人说话就象唱歌，这与乐亭皮影的唱腔有着密切的关系。乐亭皮影的宾白，也都用乐亭的方言，表现了乐亭人说话的特点，可以说是乐亭地方方言、谚语的提炼。乐亭皮影行当俱全，适宜表现各种人物和各种剧目。
乐亭民间流传一句俗话：“驴皮造反，傻蛋熬眼”，是说人们为了看皮影戏，不惜熬夜的情景。儿时的我们，不怕熬眼，十里八里内，只要有唱影的（乐亭人跟演皮影戏叫“唱影”），我们都会成群结伙地去看。站在那高高的影台之下，无论寒冬还是炎夏，夏天热得汗流浃背，冬天冻得手脚麻木，也要看到散场。
乐亭的唱影人齐怀，是影界泰斗，他是离我家只有10多里地的王滩（今京唐港）人。齐怀的名字在乐亭家喻户晓，他那优美柔润、悦耳动听的唱腔，令那些影迷们梦魂牵绕。多少唱影人想模拟他的声调，却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小时候，只要是齐怀唱影，我们场场必到。他的“粉丝”遍布乐亭各村各户。
近年来听说乐亭皮影进入北京，落户于东城，但是因为杂务缠身，再加上已经没有童年那种情趣，所以始终没得去一睹为快。
乐亭大鼓是我国北方的主要曲种之一，发源于乐亭县，靡声于京、津、冀东及东北三省广大地区。乐亭大鼓的产生，是在继承古代多种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演唱实践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据记载，乐亭大鼓的成熟应在明代中晚期，是在吸取乐亭民谚、民谣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相传乐亭一带的人都有能歌善舞的习俗，逢年过节，都举办群众性歌舞活动和说唱活动。同时乐亭方言本身就有自然的旋律性，字声都带唱音，尾音细长回旋。因此，外地听了乐亭口音，都觉得象唱歌。如果稍微把语音拉长，再加上鼓板，进行提练升华，即能成为具有乡土气息的优美曲调，乐亭大鼓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 乐亭大鼓相传是在1850年前后由乐亭人温荣创立的。它与评戏、乐亭皮影并称“冀东民间艺术三朵花”。自形成以来，名人辈出，流传广泛，有较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底蕴。温荣之后各代传人有陈际昌、齐祯、冯福昌、王恩鸿、王德有、戚用武、戚文峰、韩香圃、靳文然、张云霞、贾幼然、姚顺悦等，是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艺人，其中尤以民国时期的韩香圃和靳文然最为著名，他们各自的艺术，被分别尊称为“韩派”和“靳派”
图：乐亭大鼓说书艺人
1917年，艺人胡少兰在唐山开辟鼓乐大鼓演出场地，进而扩展来又挤入津、京。民国中期，乐亭大鼓形成两大派：东路派，以韩香圃为代表，其唱腔善用丹田之气唱空腔，嗓音圆润，旋律婉转、柔美细腻，注重节奏鲜明、吐字纯正；唱调严谨，绝不因词害曲，因词折曲。西路派，以靳文然为代表，其唱腔嗓音粗犷，善于控制声音，重喷口、气口，巧用鼻音，以字润腔，字正腔圆，流利自然。
乐亭大鼓的表现形式比较简单，只需要一鼓一板一弦一人演唱就可以了，演唱者打鼓又打板，边说边唱。描绘场景，刻划人物，议论得失，都集中在演唱者的嘴上、表情上和动作上。
乐亭大鼓用的鼓，与其它流派的大鼓用的鼓基本相同。一面小鼓，底下有个三脚支架，用一支鼓槌敲击，但与其他大鼓在敲击的效果上不同的是，有其自身固定的鼓谱和套路来烘托气氛。乐亭大鼓用的板是两片月牙型的铜板，叫”梨花板”，敲击起来音色响亮，外型美观。打板也有固定的套路，不但有演员掌握节奏的作用，而且也随剧情变化起烘托气氛的作用。
乐亭大鼓的又一个特点是说唱兼而有之，唱时就是九腔十八调，而说时就如同其它剧种的宾白，更与评书相似。乐亭大鼓的宾白，全部使用乐亭的地方语言，如果不说乐亭话就缺乏了乐亭大鼓的韵味。所以外地人学唱乐亭大鼓，都拜乐亭艺人为师，先学乐亭话，这在乐亭大鼓艺人收徒中叫”正口”。就是纠正原来的发音和声调，使其与乐亭地方话相一致。
乐亭大鼓学来不容易，表演上各有风格，尤其是一人说唱一人表演，而且还要表现不同年龄、不同人物的各自特点，这就更增加了学唱乐亭大鼓的难度。所谓一板一弦说千古兴替，一人一口演百面人生。如表现小孩的情节，嗓音要模仿小孩，面孔的变化要表现小孩的天真，动作也要有小孩的特点。这样才能更逼真地刻划人物的性格，增强说唱的感染力。
图：著名说书艺人韩香圃
我在乐亭师范读简师的时候，大鼓名艺人韩湘圃还在世，我曾听过他说书。他说书时字正腔圆，韵足味浓，气氛真实，色彩鲜明。他说书时那表情动作的生动逼真，在我脑子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此后在我教书的生涯中，每当我给学生讲《明湖居听书》王小玉的形象时，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听韩湘圃说书的情景来。
注
（1）《乐亭县志》：乐亭 “唐属冀州，虞属幽州，夏乃属冀州，周商为孤竹国。”又据《唐书.地理志》“令支（今迁安县）下有孤竹城。”《魏书．地形志》“有孤竹山祠，并有令支城……齐公北伐山戎，刜（击）令支斩孤竹而南，是令支在山戎之南，孤竹又在令支以南也。”由此可见乐亭即古代的孤竹国。
（3）从王家伙房到黄瓜口
我的祖上居住在乐亭王家伙房，王家伙房当时是乐亭海滨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
我的祖父名字叫王文兰，他年轻时曾到东北习商，后又回家种田，凭他的刻苦与勤劳，很快成为王家伙房的富户。
早年的王家伙房，是渤海边的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的海滩，到处长满杂树和海草，方圆十几里没有人烟，只有海鸥飞来飞去，盘旋起伏，使这里还能显示出生命的气息。
据说，我的祖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移民到乐亭王家伙房的。
明朝以后，大量的移民从山西纷至沓来，使王家伙房这块荒芜之地增添了人间烟火，开始有了人们劳动的身影。那时候，开垦沿海的盐碱荒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下海捕捞却是人们主要的谋生手段。于是这里的捕捞业自然就兴旺起来。有了产业的兴旺，就有了人群的集聚，也推动了其他生产劳动的发展。在那时，这里海岸平缓，海水清澈，鱼虾蟹蛤非常多，捕之不尽，捞之不完，是一个天然的渔场，不用开发，也不用修筑码头，只要有了鱼船、鱼网和捕捞技术，就能下海捕鱼。
王家做的饭菜不光是花样多，味道好，而且价格低廉，渔民们愿意到我们的伙房去吃饭，就是原来自己带饭的渔民也都不带了，都交饭费到王家伙房去入伙。久而久之，王家的名声就传遍了沿海，这里的渔场没有名字，可是王家伙房的名声却传遍了十里八乡，王家伙房就成了这里的渔场、鱼市的代称。后来，渔民们逐渐在这里落户，子孙繁衍，这里就成了一个小渔村，人们把这个小渔村仍称为王家伙房，一直到现在这个村名也没有变。
至我祖父时，我们王家仍然是王家伙房的富户。
据父辈人说，一个深夜，十余名“海盗”乘船上岸，将祖父祖母捆绑起来，把家里的所有粮食、细软洗劫一空，放火烧了宅子。从此王家家境一蹶不振，生活难以为继，爷爷就在“闹海盗”不久离开人世，丢下祖母无依无靠，只得带着她的儿女远走他乡，投奔到她的已经出嫁的大女儿所住的黄瓜口村。
在黄瓜口村，祖母靠着被海盗劫后余生的一点私房钱，为父亲办完婚事。
我的母亲是距黄瓜口南五里的小黑坨村人，她的乳名叫改头（农村习俗，所谓改头，就是改一个头，下面生男孩）当时在冀东农村，没读过书的女孩子都没有大名，结婚以后随丈夫姓，叫XX氏。母亲家姓赵，她的名字自然就叫“王赵氏”。直到她死后，我们给她立的墓碑上也以此称之。
母亲生于1910年，在她出生第二年暴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临时政府曾公布过禁止妇女缠足的法令，但是农村并没得实现执行。在母亲5岁时，也就是辛亥革命后的第4个年头，外祖母仍给母亲缠了足。所以母亲的一生靠脚跟走路，颤颤悠悠，总像要跌倒的样子，穿鞋套袜都十分麻烦，洗一次脚要花去好多时间。
外祖母为什么给母亲缠足，那是因为当时不缠足的妇女，连出嫁都非常困难。外祖母本人就是天足（即没缠过足），她只能嫁给一个农民，而且受到别人的歧视，人家都称她是“大脚婆”。外祖母不希望女儿再像她那样受人歧视，所以她给母亲和我的大姨母都缠了足。
在那个以大脚为耻，小脚为荣的社会风气里，多少妇女被摧残为半残废的人！
母亲一生靠她一双小脚，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哺育着她的儿女。
起初，凭着祖母积攒的一点私房钱，日子还过得去，但是在父亲完婚之后不久，祖母中风瘫倒在床，在祖母瘫倒在床的第二年，我出生了。
我的出生，带给母亲的不是欢乐，而是一声叹息：“这个小孽障，让我怎么养活你啊！”
据大人们讲，母亲生我时难产，我是逆生。一般婴儿从母体出生时，是先出来头，然后身子，再后是双腿双脚，而我却是先伸出一只脚。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接生的人就采取保全产妇，而不保全婴儿的作法。但是，我的外祖母是方圆十几里有名接生婆，她有处理难产的丰富经验，在她的操作下，母亲顺利地生下了我。
当时农村医疗条件落后，产妇临产没有条件去医院，就在家里找接生婆接产。没有产床，就把婴儿生在土炕上。怕把炕席弄脏，就掀起炕席一角，堆上沙土，婴儿就落生在沙土上。那沙土必须是从村外沙坨上取来的纯净黄沙，在临产前几天就要铺在土炕上，焐干，焐热。所用剪刀（剪脐带用）要在锅里用开水煮沸、消毒。这些，外祖母都是很在行的。
由于难产，母亲生我时，痛苦万状。关于我出生时的情景，是在我成年之后大人们给我讲的：
母亲两手抓着炕上的沙土，痛苦地呻吟着，已经一天一宿了，呻吟声由强到弱、由高到低，由喘着粗气到呼吸越来越微弱 。看来，她再没有信心和力量把我这个“小孽障”（外祖母这样称呼还没有出世的我）生下来。
外祖母急得大汗淋漓：“改丫头（母亲的乳名），别闭眼啊，拽着妈的手，再使劲啊！”
凭着20多年的接生经验，外祖母清楚知道，如果母亲现在昏睡过去，大人和孩子就都会窒息而死。
但是，外祖母对付难产是有经验的，她终于用她自制的“产钳”，捉住我的另一只脚，我就这样来到人世。
我感谢外祖母把我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她以后并不喜欢我。
当时在冀东农村，把逆生的孩子称做“横生倒养”。此后外祖母每当骂我时，总是说：“你个横生倒养的小孽障！”
看来，我迈入人生的第一步，就走错了路，这可能就是此后我叛逆性格的一个开端吧。
人们都说世界上母亲是最伟大的，我的母亲和所有母亲一样，她不但给了我生命，哺育我成长，而且给我了智慧和灵魂。
我啼哭着，拼命吮吸着妈妈那干瘪的乳头，但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妈妈那乳房已经吸不出奶水。
妈妈把高粱面磨成粉，加上一些蔗糖，煮成面糊，缝一个布袋子，布袋子的一角剪一个小口，再把熬好的面糊装进布袋子里，我就像吸妈妈奶水那样吸着布袋子。
连妈妈也没有想到，从出生就没有吃过人奶和牛奶的我，成人之后，竟然有1.85米的身高。
祖母病倒，我的出生，给父亲带来的是沉重的负担。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孝子，他每天给瘫倒在床上的母亲喂饭，洗脚，擦身子。俗话有：“久病床前无孝子”，父亲却不是这样。几年中，他从始至终侍奉祖母，从无半点怨言。
父亲不但孝顺老人，对子女也呵护有加。幼年时一件事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一个晚上，我闹着要吃馅饼，那时冀东的村庄到晚上常有挑担卖馅饼的小贩，父亲跑了黄瓜口的3个村庄，也没有找到卖馅饼的。回家就升火自己亲自操作，终于让我吃上当时在乡野很难吃到的馅饼。父亲有句话是“娇儿出孝子”，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至我成年生儿育女之后，我也是用这句至理名言作为信条，哺育对待我的儿女。
在黄瓜口村的日子越过越窘迫，祖母久病在床，开始还有点亲朋接济，但也是杯水车薪。记得是在一个年关，家中竟没有下锅的米，父亲只得腆着脸去大姑单家借粮。大姑单家是黄瓜口村的富户，大姑的儿子单好德又是长春一个大商号的经理，日子过得殷实富足。对她来说，接济我们一点，那只是九牛一毛的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当父亲去向她家借粮时，大姑却阴沉着脸向父亲说：“这年头，谁家日子过得都不容易，你还是自己去想办法吧！”说完，她扭头儿走了，父亲只得失落地离开大姑的家门。
回家后，正赶上春节，父亲写了一幅对联贴在门上：“出有门入有门摘借无门，年好过节好过日子难过”，横批是“亲情何在”。从此之后，父亲一生就没再进过大姑家那三进三出的豪宅。
大约是1947年夏天，冀东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单家作为黄瓜口村的大地主，受到农民斗争。单家大女儿单冬莲曾去找时在县公安局工作的父亲，希望父亲能帮他家说点情，被父亲一口回绝。这是父亲参加革命后的一贯办事原则，抑或是一种阶级的感情和阶级的仇恨！
对黄瓜村口的生活，至今我记忆不多。但有一件事却深深印在脑子里：那就是在我3岁时发生在冀东的“冀东暴动”。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冀东地区成为日军由东北入侵华北的咽喉要冲。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中共中央即决定在冀热（热河省）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图：宋时轮、邓华领导指挥的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
10月，以李运昌、胡锡奎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冀热边特别区委员会，决定组织冀东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广泛发动冀东人民，准备举行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6月，以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造成起义的有利条件。1938年 7月6日、7日，冀东武装起义先后在滦县、乐亭、丰润等县爆发。接着，在遵化县地北头、蓟县邦均镇及开滦矿区也相继爆发起义。起义群众组成冀东抗日联军，并在滦县杨家院、遵化县玉皇庙等地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起义的初步胜利，鼓舞了冀东、热河广大地区的人民，起义浪潮很快波及到20多个县，参加起义的人数达20余万，抗日联军发展到7万余人，其他抗日武装近3万人。
这支起义部队的一部分从黄瓜口村头经过，究竟有多少人说不清楚，只记得队伍连续不断地三天三夜还没走完。那是一个炎热的盛夏，士兵们一个个汗流浃背。这时村庄里也有了变化，那些地主老财嚣张气焰收敛了，饥饿的农民到地里掰尚未完全成熟的玉米棒子，回家或煮吃，或晾晒，地主老财也不敢去干预，我第一次看到那些老实的农民扬眉吐气。
起义部队曾先后收复平谷、蓟县、玉田、迁安、卢龙等县城，在城市和农村，推翻了日伪统治，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还一度切断了北平（今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交通，迫使日伪军退守县城或主要据点，起义取得成功。
冀东暴动，震撼了日伪在冀东的统治，显示了人民的抗日要求和巨大力量，为尔后建立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图：“冀东暴动”领导人之一胡锡奎
1960年9月，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胡锡奎。那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校长是吴玉章），没想到那平易近人学者型的胡校长，竟是当年统率20万之众举行“冀东暴动”的一位卓越军事将领。
黄瓜口，这个冀东小村庄，至今已是花果满园，绿树成行，村民生活都达到小康水平。但却无法寻觅到当时我呱呱坠地时的小屋里那土炕和那残破的炕席！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