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后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同事在与我一次很认真的对话中说：“现在不好，还是毛主席那时候好。”这位同事很年轻，参加工作不久，对于毛泽东年代，他是很陌生的。是他父亲告诉他的吗？我想也不会。他父亲也是我同事，曾经参加蒋经国的“青年军”，1949年溃败大陆逃往台湾途中，于屯溪开了小差。回乡后参加工作，一直俸禄于文化馆。1957年被划“右派”，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劳改数年，刑满归来后生下他。孰冷孰热，孰好孰坏，他父亲不会不清楚。
老子被打翻在地了，还没真正爬起来，又被儿子“踹了一脚”，能不可悲？
我为小同事的无知感到惊讶，更为老同事的可悲感到痛心。想：我的儿子会不会哪一天也说这种话？于是想到要把我的亲身经历如实地记录下来，让他们看看，到底是以前的毛年代好呢，还是现在的改革开放好？
于是，便有了这本小册子《黄田记忆》。
只是一些琐屑的文字记录，既无文采，亦无章法，唯有真实。
不是回忆录，而是我对往事的片断记忆；也不只是记忆黄田，而是一个黄田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经历的痛苦与欢乐的真实记录。不事掩盖，不假粉饰，是一说一，是二说二。文中所涉及的都是一些小人物，都是一些琐碎事。没有宏大理想，没有光辉业绩，没有“解放全人类”的豪言壮语。这都怪我——我也是个平民百姓，所能接触到的，只能是这样一些芸芸众生。然而，小人物也是人，琐碎事也是事。孰轻孰重，当不以贵贱而论。
也有人说：老百姓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经历是个人的记忆，也是民族的记忆。如此，我就不必因为这些文字的琐屑浅陋而过于自惭形秽了。
没有日记资料佐证，所涉时间常常只能是一个大的概念，难以具体准确，甚至可能讹错。不当之处，深表歉意。
感谢俞丰年先生在此书形成过程中的帮助。俞先生也是黄田人，我的朋友与老乡，他为此书付出了较多精力。感谢王利民、施长清先生提供若干相关照片。感谢葛兆铣、吴宗彭先生，他们编写的《黄田》为我提供了有关史料。感谢九十五岁高龄的朱凯中先生，帮我修正了一些差错，增添了一些细节。感谢所有以各种方式帮助和支持我的诸多朋友。
2011年11月25日初稿
2013年6月25日二稿
2013年10月12日三稿
2014年 月 日修订稿
附录一：我与“三年大饥荒”
1958年，我16岁，在安徽省泾县黄田师范读书。学校也是“大跃进”产物，座落在距县城70华里的黄田村；利用培风中学旧址。培风中学是1921年黄田朱姓联合创办的，1950年停办。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许多青年涌来读书，很是兴旺。黄田村是个很大的村子，一色的清代建筑，厅堂楼舍，黛瓦粉墙，黑压压一片，气势不凡；历史上文风甚兴，出过不少名人。
开学之初还是能吃饱的。不久，我们的粮食供应由每月30斤减至24斤。居民户口也由每月25斤半减至21斤。其中还要搭配一些霉烂的泥豆、山芋干或者萝卜青菜。最可怕的是社会上凡是能吃的副食品都不见了，什么都买不到。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消耗量大，一餐不饱餐餐饥，惶惶不可终日。一些胆子大的学生便三三两两游弋于食堂前后，见到什么偷什么，诸如锅巴、馒头、山芋，乃至咸菜。也有女同学参与其中。她们多半不是偷，而是讨好炊事员，乞求讨要。有个炊事员老赵，家住晏公茶冲，单眼失明，大舌头，其貌不扬，却好色，喜欢与女生搭讪，间或趁机在人家身上摸摸捏捏，揩点油。少数女生便利用这一点，主动与他搭讪，甚至挑逗，以获取他的欢心，进而得到两个馒头，几片锅巴，或者一碗剩饭。有一次，老赵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撩起围裙，掏出自己的男根，抓在手上撵一位姓吴的女生。女生吓得掉头窜逃。老赵一直追到门口，转过身来兴犹未尽，嘴里还在不停地咕哝：“老子干你，干你……”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敢相信的。老赵居然毫无愧色，一边咕哝，一边抓起锅铲，煮稀饭去了。有一度，我也常常去伙房。我不敢偷，更无姿色可弄，我是趁某个特定时刻，刮取饭桶里残汁。得逞了几次以后，就不行了。饭桶越来越干净，炊事员也不准别人刮了。
因为长年饥饿，许多同学都消瘦、浮肿起来，甚至患上肝炎。女同学则大都不来月经了。然而我们毕竟没有断过炊，吊着一口气，活了过来。而附近黄田大队的农民们就更加可怜了。
当时的黄田大队叫黄田营，含屏山、唐村和黄田村。书记是孙须伦。颜生富先当民兵营长，后来当大队长。那时候，黄田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十分厉害。干部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动辄批判斗争，罚跪，綑绑，甩“耳光”，甚至指使一伙人拳打脚踢。如同行刑一样惨烈，如同一座监狱（现在的监狱都不准打人了）。最可怕的是不给饭吃。当权者发起“飊劲”来，常常将老百姓捧在手上的那点已经少得可怜的粥粥水水夺过去砸掉。颜生富这个人性情尤其暴烈，残酷得很，经常砸人饭碗。
老百姓闹饥荒，干部们却吃喝不愁。食堂里用稻子轧了米，晚上悄悄地挑到孙须伦家里，也经常送饭送大馍去。凯中先生亲眼见过。知情人谁都不说，说了就要倒霉。孙须伦是全省农业劳动模范，在县里都有名气，权力很大。有个被开除回乡（后来也平反了）的小学教师朱永昶，在大队赶毛驴。他精明，能混，会“忽悠”。居然从孙须伦儿子手上混到一百多斤饭票，到食堂去买饭被发觉，捣通了，弄得孙须伦很尴尬。
大饥荒的日子里，黄田村不准农户家冒烟，一律吃公共食堂。说是人民公社“一大而公”的优越性。食堂办在“思永堂”。取名“七一食堂”，全村唯一一个，俗称“千人食堂”。确实有过“吃饭不要钱”的日子，而且一天吃五、六餐。但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一个月，就缺粮了。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一级一级地把粮食掌控起来了，越到上面掌控得越多，存心不给老百姓吃。大队是最低一级，已经掌控不多。最少的日子，平均每天每人只有六钱，就是30克；完全被干部们占有，食堂就不开伙了。可怜老百姓还存有一线指望，一次一次地拿了碗去打粥，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扑空，一天一天地失望。而村里干部们（包括食堂工作人员）却在晚上悄悄地煮饭吃，还炸油饼，炸狮子头。有时候还有牛肉。
许多老百姓，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活活饿死了。
“大跃进”当中，母亲被抓进劳改队了，家中还有外婆和妹妹。外婆七十多岁了，经不起折腾，经不住饥饿，第二年就去世了。外婆的后事是我料理的。按照村子里当时死人的规矩，我找大队干部批了个条子，到管事人那里称了四斤大米，熬了一锅粥。村里派来五、六个农民，把一锅粥喝完以后（没有一根菜），七手八脚地将外婆入了殓。棺木是多少年之前准备好的。葬在哪个山上已经记不清了。没有立碑，也无法立碑。入葬时寒风习习，周遭一片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片落寞寂静。对于死亡，人们见得太多了，习惯了，无所谓。人们并不觉得死了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是一种解脱。我心里很难过，泪水在眼里打滚，就是没有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嚎啕不出来。
外婆去世以后，妹妹一个人住在下黄田外婆的房子里。一天，我去看她时，她已经冰冷了，穿着棉衣棉裤，躺在床上；嘴里还有蛔虫在蠕动。我找来同班同学翟培锡，帮忙料理后事。没有棺材，我们找来一个废弃的猪食盆（早就无人养猪了）。盆很大，一米多长。妹妹早已瘦得脱了形，又小又矮，正好装进去。撬了一块地板，合在上面绑定。两个人抬到山上，挖坑入葬了。
我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母亲，告诉她外婆去世了。没有提及妹妹。我不忍心对她说。
1960年春，或许是1959年秋，母亲回到黄田。她病了，下肢浮肿。是劳改茶场的领导叫她回来的，还说“你可以不要来了”。一进黄田村，遇上颜生富。颜劈头就骂：“你个婊子儿怎么跑回来了？”母亲诉以原委，颜咆哮一声：“滚！”及至回家一看，母亲呆了：怎么一粒粮食都不发呢？（黄田村已经三个月不见一粒米，有的人家已经死绝户了）劳改队还有八两米一天呐！为了这个八两米，第三天，母亲又担起被子赶回劳改茶场去了。还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到了，放心。
后来，母亲杳无音信。我曾经去过一封信查询，没有回音，也没有退信。估计是不在人世了，却一直没有任何组织通知我。
后来，我收到泾县人民法院一纸公函，大意是说我母亲“只是说过一些错话”，构不成犯罪。根据什么什么文件精神，撤销本院1958年某某字某某号判决。
此刻，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毛泽东死了好几年了。
能收到这样一纸法律文书，尽管于事无补，心里却多少有了点宽慰。真的感谢胡耀邦总书记，是他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我家住在上黄田，是个生产队，总共二三十户人家。“三年大饥荒”中，最早死去的是三先生朱晓初，一个落魄文人，平常生活都要别人接济，现在大家自身难保了，他无法生存，早早饿死。听人说，三先生停尸的床上，破棉絮揪成一团团——落床以后，他就是用这些破棉絮充饥的。
汪兴木、汪兴田是亲兄弟，还有个姐姐汪兰英。兰英的丈夫周招南是个木匠，手艺精细，性情古板，日子过得“板板直直”。汪兴木是个规矩老实的种田人，以他们的勤劳节俭，本本份份地劳动，应当过得比较好的。无奈遭遇“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这样的祸害，吃尽苦头。五个子女中饿死两个，一个叫竹林，一个叫三六子。汪兴田就更惨了：他早年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我见过他一张着军装的照片，年轻英俊，周正帅气。“解放”后在家务农。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抓进劳改队，再也没回来。他有三个女儿，除大女儿素琴过继给周招南为女以外，其余两个（国琴与和平）都在“三年大饥荒”中饿死了；妻子朱瑞英也跳“冲水宕”自尽了。他们还有个堂兄（弟）汪南生，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农业合作化”刚刚开始的时候，上黄田的互助组就是他领头的。出工收工总是扛着一面红旗，旗上写：汪南生互助组。我记得非常清楚。后来，他当了生产队长。他的儿子汪大益告诉我：“三年大饥荒”中，有一次上面来人检查工作，干部们把村里一批浮肿病人转移掩藏到刘村去了，他爸也在内。刘村位于黄子山脚下，离黄田十多里，全是上山路，村子很小，很偏僻。他们把病人藏匿在这里，当然是为了掩盖真相，以表现“一派大好形势”。汪南生再也没回来，饿死在那里了。时至今日，汪大益七十三岁，说起这件事，他无比悲愤。前些日子，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来访问他，他说得最多的就是“大跃进”饿死人的事情。切肤之痛是永远忘记不了的。如今，汪大益过得非常好，一点都不老态，看上去象是六十岁左右。他种了六、七亩田，还养了两头牛。我说你一个人怎么有这么多田呢？他说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共产党，怕变，没有信心种田。自已也没有别的本事，只会种田，就多要了几亩。如今好了，不但免交农业税，还有种田补助，还有养老补助；虽然不多，日子还是好起来了。他要好好保养身体，争取多活几年。
陈承春，陈承益，陈承跃是兄弟仨。老大陈承春身材高大，膀粗腰圆，跺跺实实，据说能与水牯牛比力气。一只手残痼，却不妨碍他干活，三百多斤的大杉木扛在肩上，踮踮地一路小跑，不费力似的。小时候我们喊他春老爹，觉得他了不起。因此饭量也大。“三年大饥荒”中，陈承春饿急了，偷来一头牛杀了，被逮到榔桥公社，一共三个人，捆绑在柱子上，凯中先生亲眼看见。当天夜里，陈承春就被折磨死了。那个年代，在“阶段斗争”大旗下，那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基层干部和官员们，都握有对老百姓的处置权，乃至生杀大权，老百姓的命只能如同鸡犬一样。不久，陈承春的老伴也饿死了，有个儿子陈根保，比我大几岁，个子也魁梧，也有力气。后来到外地（好像是球桂）招亲去了。老二陈承益，有个女儿嫁在邻近的旌德县农村，饿得没办法，想去女儿家弄点吃的，结果倒在一条小路上，死了。老三陈承跃和他的妻子也饿死了。
成德胜，住在“聚星堂”，也属于上黄田生产队。汪大益说他们曾经一起出工劳动。成德胜的母亲有精神病，家境很穷，几乎没见他穿过一件不破的衣衫。倒是很机伶的人，一双眼睛黑溜溜地传神。上学的时候能跑，能跳，会踢球。“三年大饥荒”，他和他的父母一家五口，只留下一个姐姐，其他人都饿死了。
村子里满门遭灭的人家不少。我的同学朱世萼，住在“家庙”坦上，距上黄田不远。他的父亲绰号“小眼睛”，一直开小店，不胜农事。他家五口人都饿死了。他和弟弟一同饿死在空牛栏里。人们发现的时候，死者眼睛都被老鼠扒掉了。“三年大饥荒”，老鼠也饿狠了。
据不完全统计，“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期间，上黄田饿死的老百姓至少有二十多人。他们是：朱晓初（三先生） 朱锡锷 汪南生 吴少丙胡娣姑、朱安英 陶奶奶、朱大庆 俞德祧 汪竹林、三六子 陈承春夫妻俩 陈承益 陈承跃夫妻俩 汪海水的母亲 汪兴田、朱瑞英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国琴与和平 成德胜一家四口……
希望有一天，能在上黄田建块碑。把这些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再刻上公元纪年：1958—1961
1960年，因为师资匮乏，我们全班离开黄田，寄读于宣城师范。开学不久即奉命去宣城县团山公社搞“监打监收”，住在村子里。夜间，附近农家哭声四起，接连不断，呼天号地，悲伤至极。刚要入睡，周边又哭起来。以至于几乎一夜未睡，许多同学都是这样。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惧怕。第二天一打听，都是家里死了人。
所谓“监打监收”，就是要我们到田间去，监视（当然也参与）农民收割稻子。打下稻谷以后，由我们装进袋里，由我们过秤记帐，由我们把这些稻子送往大队部专人收管。粒粒稻谷不得经过农民手。据说是防止他们转移稻谷，瞒产私分。农民们只有播种、管理和割稻的义务，却没有收获稻谷的权利。一个个饥肠辘辘，却要任别人将到手的粮食夺过去，还不能有半句怨言。当然，我们也不能吭声，不能说一句同情农民的话，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就要遭批判。
官方号召我们开展“小秋收”运动。就是到处去找吃的、可以充饥的东西。譬如芭蕨根，茅草根，箬叶籽，苦卖菜、剌苋菜，米皮糠，棉花籽，槐树叶，又老又粗的山芋藤……其实农民们早就吃这些东西了。他们甚至吃“观音土”。“观音土”是一种泥巴，绵绵的，糍糍的，比一般泥土好入口。传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而成，于饥荒年间救命于百姓的东西。这东西根本消化不了，只是在肚肠里过一遍。如果多吃，就排不出大便，会涨痛致死。
卧床不起者扯棉絮充饥，也是常有的事情。
更有甚者：吃人。一是人死入土以后，被人挖开来，割其肉（其实巳经没有肉了）而食。二是将活人弄死，食其肉。黄田小学朱寿根老师，打成“右派”以后死了。他女儿七、八岁，去唐村外婆家，路上被人弄去煮吃了。我一位亲戚的妹妹，八、九岁，也被一男子哄至家中煮吃了。苏红乡桃岭村一女人，挖了点葛根在塘边洗，村里一小孩在旁边观望。女人说：“晚上到我家去，给你葛吃。”小孩晚上去了，女人就把小孩煮吃了。后来，这个女人无人敢娶，说她是吃过人的人。
爱民乡一中学生，翻杨尖岭去桃东中学上学，一农民藏于岭头，趁其不备用锄头打死，搞回家煮吃了。为此，这个农民被逮捕判刑。但不久即放了出来。官方说“事出有因”，谅解他了。也是，如若不是饿急了，会吃人吗？这是我的朋友葛兆铣告诉我的。“三年大饥荒”期间，葛先生是泾县县委办公室秘书，经常跟随县领导下乡检查工作。有一次，县委书记韩九如到榔桥、汀溪、爱民视察一圈之后，发现乡间人吃人的情况。韩书记心情沉重，反复掂量，决定立即给芜湖地委打报告，要求批拨粮食。由时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曹中山亲自起草。当时的芜湖地委第一书记耿万青，是个很厉害的领导，号称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将韩九如喊去大骂一顿。说：“老韩，你长了几个脑袋？在报告上写人吃人？”叫他立刻回县，把报告底稿等等付之一炬，“否则后患无穷”。同时拨给原粮50万斤。韩九如虽然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因为得到50万斤稻子，非常高兴。立即召集全县十个大公社头头开会，每个公社分了几万斤粮食。
上世纪七十年代，韩九如在淮北萧县任书记，我随同杨德柱先生因公去过一次，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口口声声“有罪”，“对不起二十几万泾县人民。”
葛先生说：当时县委八部电话与十个大公社通讯联系，每天都汇总情况。开始的时候只汇总工作，后来就多了一项内容——统计死亡人数。据他估计，泾县大约饿死四、五万人。泾县是个丙级小县，当时人口二十几万。葛先生的回忆是否准确？想到去查阅新《泾县志》。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志却回避了“大饥荒”，没能“秉笔直书”。可贵的是在“人口”栏目作了如实记载：1958年全县295508人，1959年全县258309人，1960年全县242726人，1961年全县212783人。两比，三年间减少人口82725人。而1958年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人口数都是逐年递增的（即便推行“计划生育”以后都是如此）。所减人口数是原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就是说，“三年大饥荒”中，泾县大约饿死（含因饥饿致病死亡）四分之一人口，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
也有极少数地方好一些。譬如云岭公社，饿死人就少些。1959年春节，那地方的农民每人还有几个“半斤”：半斤肉，半斤糖，半斤黄豆，半斤花生……对于许多地方饿饭的人来说简直不敢想象。这是家住云岭的学生带回学校的信息，我们羡慕不已。原来，云岭公社书记吴书是个好人。他人性未泯，同情农民。比较求实，不主动浮夸，不积极追捧高指标。一句话：他还能拿老百姓当人。因此，他也一直被认为“右”得很，“落后”得很。据后来有人说，如果再迟些日子“揭盖子”，就要划他的“右倾”——材料都准备好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云岭李家岗下乡“蹲点”期间，不少农民还在念念不忘他的好处。我便写了篇散文《轻舟掌舵人》，发表在省内一家刊物上。当然，我没有写饿死人的事情——我怕倒霉，不敢写。
而今网上有人发帖：“右粪们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证据呢？‘万人坑’在哪里？死人照片呢？拿出来看看！”此人一定年岁不大。大概从“南京大屠杀”知道了“万人坑”，便以为死人多了都有“万人坑”。殊不知“大跃进”饿死人不是集体屠杀，不是地震，不是瘟疫；而是一个个熬不过去慢慢死去的。路死路葬，沟死沟埋；或陈尸荒野，或草草成冢。哪能享受到“万人坑”？说到照片，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极低，莫说农村了，就是城市里，也是极少人才买得起相机的。即便买得起，人们也不敢买。在那个黑暗年代，这些“高档”用品是很容易惹起祸端的。因为拥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屡见不鲜——说你“偷听敌台”，便是“反革命”了。如果有人胆敢拍摄饿死人的照片，不立马遭到逮捕那才怪哩。且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日子，凡“大跃进”中饿死者的家属，无论在单位还是在社会上，都被视为“反动社会基础”而遭到“内控”（俗称“危险分子”）。如此招数，常人是难以想像到的。“右粪”们说的都是真话。“左粪”们不信，如果不是因为足够的邪恶，便是因为足够的无知。无知倒不可怕，只要认真地读一读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就会明白了。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斯大林死后，毛泽东急于取代他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无奈国力贫穷，说话不响，难服“社会主义阵营”之众。于是发动“大跃进”，要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政治高压下，全国浮夸成风。所谓的“高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地在报纸上出现。仅以水稻为例：……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亩产43869斤（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公社亩产52599斤（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60437斤（同年9月5日人民日报），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82525斤（同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0434斤（同上）。这些子虚乌有的“高产量”，带来了残酷的“高征购”。谁不拥护，谁不追捧，谁就是“右倾”，谁就是反动；轻则遭批判斗争，重则难免牢狱之灾。农村中以“反瞒产私分”为名，挖地三尺，搜刮粮食。官方强征暴敛，民间颗粒无存。不少基层干部更是泯灭良知，迎合上级，为虎作伥，横行乡里，涂炭了千万生灵。
与农民相比，我们吃的“小秋收”就是“上品”了。多为山芋藤（很粗的老藤）、槐树叶之类，碾成粉。或搅拌在稀饭里，一层屑末浮在上面；或做成小饼，比铜钞大一点厚一点。经常吃这种东西，极易便秘。无论男女，蹲在厕所里解不出大便，而又肚子痛得哇哇叫，每天都有不少。于是校医室一位男医生和一位女护士，分别守在厕所门口，有人叫唤了，他们进去，用镊子将粪便往外掏，鲜血直滴。
宣城一片丘陵地，多狼。这年冬天，狼群跑到县城十字街口来了。老师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狼们，也是饿急了。
1961年6月，我们回到泾县，在城关小学实习。文教局照顾我们，当月就发给实习工资，每人29元。这一年，安徽农村开始推行“责任田”，市面上情况有所好转。有时候也能买到东西充饥了。于是我们不遗余力地为填饱肚子而奋斗。
真正摆脱饥饿，对于我是1962年。这一年，我在文教局。潘村中学陈民权校长邀我去他们学校工作。说：学校有个放牛的农工，有一坵田，种下以后就没管了。放牛的农工已经不在学校，回家搞“责任田”去了。你如果去，那坵田就归你。稻子已经成熟，只要收割就可以了。虽然缺失管理长得不好，一百多斤稻子还是稳收的。这是个十分诱人的条件，我答应了。
收割那天，县城里来了三位朋友，帮我割稻，打谷，晾晒，风干。一过秤，整整一百五十斤。我把稻子交到食堂，折换成饭票。心里想，这一来真的能吃饱了。原来，学校的前身是“农校”，有一些田地。农村推行“责任田”，他们也把田“承包”到教职员工头上。每人都种田，都收稻子。最多的收了二三千斤，一般也能收到千斤左右。这就要看本事看能耐，看会不会种田了。我最少，半途而来不劳而获，十分知足。收割的日子，学校内外一片繁忙景象，一个个神采奕奕满脸红光，乐得合不拢嘴。
都是从“三年大饥荒”爬过来的人，此时觉得无比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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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溪光山色晚来晴——普安先生《耄耋回忆录》读后感言
朱普安先生黄田人，八十三岁。近日，将其自幼以来一些人与事的记忆写成文字，要我提提意见，还要我写个“前言”一类的东西。我一时感到为难：却之不恭，应之惶惶。转而又想：以其耄耋之年，能有这般兴致，实属可贵。我没有理由不予支持，便写下这份读后感言。
普安先生家贫，九岁逝父，十二岁逝母。得力于兄长扶持，读书至初中后外出学徒。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似乎看到一线光明，参加工作，娶妻生子。小日子本该平平坦坦，自自在在。不料1958年，一个平民百姓竟遭遇“伟大领袖”的“阳谋”策略，被打进十八层地狱，二十二年不得翻身。好在普安先生命大，顽强地生存下来，熬到改革开放。
曾以为：“伟大”星宿下凡，杀人劫财，巧取豪夺，全都是奔着富人去的；象普安先生这样“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穷苦大众，怎么也遭劫难？历史告诉我：“伟大”星宿在人间翻云覆雨，朝友暮敌；广布劫难，残害众生；是不分对象、不分人群的，唯先后而已。堂堂国家主席都被他残害致死而无须承担责任，小小的普安先生们自然不在话下了。
《回忆录》共分十一个章节，从《童年》到《晚年生活杂忆》，基本罗列了其一生的经历与遭遇；尤其《遭难》与《折磨》两章，记述了苦难的“右派”生涯。文字质朴，内容平实，娓娓道来，全无花哨之辞。晚年生活的记述，字里行间充满对生活的感恩与热情，难能可贵。虽然有些絮絮叨叨，倒也能折射出一位老人的祥和心态。
有些地方则是很出彩的：一天，小儿子凯玖放学回来（其时年十岁，在黄田大队办的中心小学读书），走到芭蕉坞岭头上，看见他妈妈在门口收衣服，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毛主席死啦！”他妈妈听他这么一喊，吓得魂都不在身上，等他回到院子里，赶快悄悄的对他说：“你这个小把戏，真不懂事，不许瞎说！”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立马补了一句：“真的哎，广播里面都播了，大家都这么说的。”寥寥几笔勾勒出在同一重大事件面前，两代人的不同心态。一个是童言稚语，直来直去，甚而多了几些张扬；一个则是饱受禁锢的山村农妇，唯恐惹是生非，避之不及。还是一幅乡村风景画：初秋季节，远山衔日，山风习习。岭头上的小男孩，沐浴在落日的余辉之中；俯视岭下，见母亲在院子里收拾衣物，遂大喊：“妈妈，妈妈，毛主席死啦！”毛主席死啦……毛……死啦……死啦……啦……山间回声，振聋发聩，把妈妈“吓得魂都不在身上”。为什么吓成这样？只有那个残暴年代过来的人才知道。而一个十岁小男孩，只不过如实传达一则讯息而巳，既无顾忌，亦无矫情，与欢呼无异，是有些迫不及待了。如果把这组画面拍成电影，美丽而略带几分苍凉；情景交融，内涵丰富，是足以感动我们这些过来人的。
就是这段文字，让我对芭蕉坞的好感油然而生。然而普安先生的大作里，却少了一些对芭蕉坞的描写，少了一些妻子在这里“苦了一生”的若干记忆。虽然也不止一次地提及妻子“苦了一生”，“没过一天好日子”，终究是泛泛而言一笔带过，少了一些事件与细节的描述。一个“黑五类”家属，一个无从依靠、还要养育老人小孩的农妇，是少不了辛酸屈辱的。何况其时还有个三年的“人祸”！
惭愧得很，我这个黄田人居然从未去过芭蕉坞。如此好听的名字，该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满沟满畈的芭蕉？遮天蔽日的芭蕉林里藏匿着一个玲珑山村？不得而知。于是想去见识见识，甚至想在那里住上一夜，体验一下那里的山光水色饮食起居。最好是春秋天，最好下点小雨……
芭蕉坞里朝听雨，溪光山色晚来晴。
附录三：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这是老伴何达琼纪念其姑妈的文章，发表于共识网，并为多家知名网站转载。安徽与四川相距数千公里，“三年大饥荒”竟是那样的相似。一并收录于此。）
我常常想起我那苦命的大孃（方言，即大姑），常常想起她最后一餐直愣愣盯住空无粒米的饭碗，那迷茫与无助的目光……
我家住在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一个叫焦家村的地方，当年称之为西昌专区西昌县红旗公社三大队一小队。也曾经是个较大户人家，父辈兄弟姐妹四人。“解放”前，父亲于四川大学师范学院读书期间病故。那一年，弟弟刚出生不久，我也只有两岁。祖父是个有点文化的农民，在地方上小有名气，拉扯着全家八口人，日子虽然清苦辛劳，还是吃得饱穿得暖的。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立，农民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这时候，叔叔和小孃（方言，即小姑）外出参加工作，祖父早巳去世，家中剩下五口人，母亲带着我们艰难度日。
大孃名双福，三十几岁，在父辈中年岁最长。她生来聋哑，整日在家做饭，扫地，喂猪，养鸡；偶而也做做豆腐。她极少接触外人，大门都很少出，也从未去田间做过庄稼活。她心中的天地就是这个家，家里的院坝，和家里几个人。
有些聋哑人也是聪明的。而大孃却不，她单纯，迟钝，一点都不机敏；甚至有些“木”，应当属于弱智，除了家务劳动，就只知吃饭。且饭量很大，一餐能吃二号碗三碗饭，大约一斤米。也难怪，那时候生活苦，油水不足只有逢年过节和农忙请人干活时才能见到肉。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不准各家各户做饭了，都得去食堂吃饭。硬要说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生产队掌控着全队人的全部口粮，不再分发到各家各户。如果发现谁家冒烟，那是要批判斗争，要砸锅砸碗的。
当时农村中有过这样的口号：放开肚皮吃饭，拿出干劲生产。确有吃饭不定量的日子。但很短，大概一两个月左右，就闹粮荒了，不得不勒紧肚皮。成年人按男女强弱劳动力定量，不出勤的人不给饭吃。大孃从未干过农活，什么都不会，只能干些晒谷、打扫场地、挑选种子等非田间活，是弱劳力，也就只能吃弱劳力那份饭——二号碗浅浅一碗饭，全家一碗菜：或萝卜，或青菜，或苜蓿菜，单调而没一丝油水。大孃根本吃不饱。餐餐吃不饱，一餐比一餐欠得多，一天比一天欠得多。
大孃心里该怎么想呢？她一定不明白：我烧了一二十年锅，煮了一二十年饭，怎么突然间不要我烧不要我煮了？是嫌我烧的不好？是怕我偷食？她是不知道“伟大领袖”发号召，是不知道“人民公社好”的。她只知道要吃饭，而且要吃饱。
然而，“伟大领袖”根本不管她是否吃得饱。粮食越来越紧张，食堂定量越来越少，大饥荒是越来越厉害了。怎么办？老百姓除了挖草根剥树皮摘野菜野果，第一反应就是偷。偷田地里的稻谷、玉米、麦子，乃至瓜豆蔬菜。这是无助无奈的民众对恶政的自卫。然而，偷也是要有条件的。要承担风险要付出代价的。队里有一户人家，男人是邮递员，女人姓罗，带几个小孩在农村过日子。该罗氏胆大泼辣，靠偷维持一家人生命。一个大风大雨的夜晚，她偷苞谷被人发觉；次日一早发现她被吊在大门上示众。罗氏虽然被吊打得半死，却“矢志不移”，只要能动，只要有机会，还是偷。因为不偷一家人就会饿死。大饥荒期间，有劳力、胆子大、点子多、机灵、泼辣又不怕死，能偷的人家就要好一些。而我们家就无法攀比了。我奶奶一双小脚，平时干活走路都困难，没法偷。母亲有病，干活都提不起劲来，也不能去偷。大孃是哑巴弱智，又没有在田间干活，没有条件更不会偷。我与弟弟在十五里外的初中上学。我们家的人既没本事掌权捞好处，也没本事去偷，只能痴痴地消耗生命。
某日，大孃随同一伙弱劳力挑选蚕豆种。看见别人一边选一边偷吃，她也偷吃。然而别人机敏，见队长来了就不偷吃了；而她却照吃不误，不知道要躲避队长。以至队长到了她身边，她还在吃蚕豆。队长胡吴氏虽是女人，却比男人还凶狠，立刻抓住她就打，将她拖至大路上。大孃坐在地上不肯走，队长把她从生产队的北头擦着地一直拖到南头。队长一边拖一边大声嘶喊，说她偷吃蚕豆种，说她“挖人民公社墙脚”，说她“搞破坏”。叫大家来看，示众。
从此，大孃再也不敢偷食了。
1960年的一个周六，我与弟弟从学校回到家里。不是每个周六都能回家的，很多时候要参加学校劳动。我们学生的口粮在学校，回家时要将每人星期日一天、星期六晚餐的口粮分称给各人。并特别规定：这份口粮拿回去以后不得自家煮吃，而要如数交到公共食堂，再从食堂打饭吃。食堂给的饭比交去的米少，跟弱劳力一个标准。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五口人，从食堂领到五个半碗饭，以及半碗没有油的蔬菜（不记得什么菜了）。当时还没到稀饭“瓜菜代”的时候，只是饭已经很少。是蒸饭，每人一个二号碗，按人放进定量的米，大屉笼蒸熟，只有浅浅的半碗饭。回到家里，我们虽然也是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共进晚餐”，却只是各吃各的一份饭。谁都不说话，默默地吞食那十分“珍贵”的饭菜。
大孃最先吃完她那一份饭，却坐着不肯离去，两眼直愣愣地盯着饭碗，一动不动。饭碗，象洗过一般干净。
大孃在想什么呢？她一定想说：我没吃饱，我没吃饱！我还要！
大家都吃完了，每个人都没有吃饱。直到我把大家的碗都收去洗了，大孃终于站起来依依不舍地离开桌子，慢慢回房间去了。
因为没油点灯，一家人早早地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睡觉，奶奶的一声惊叫将我唤醒：“我的天哪，小双福死了！小双福死了……”奶奶和大孃睡一张床。
我感到很惊讶，以为人死之前必有一个躺在床上不能吃不能动的过程。而大孃昨天晚上还吃了她那一份饭，才自己走回房间去睡觉的。只是动作很迟缓，人也瘦成皮包骨，两眼瘦凹下去，颧骨突起多高。从来没有生过病、没有吃过药的大孃默默地去世了，我感到很意外，也感到很悲伤，然而更多的却是一种觉得她解脱了受饥饿罪的感觉。
家人将逝者停置于堂屋中间。又用木板钉了口薄皮棺材。在众乡亲的帮助下，七手八脚将她收殓。队里派来几个劳动力，抬到本队的公共墓地安葬了。
在我们队里，大孃是属于前期饿死的。前期饿死的几个人都是憨厚，木讷，只知做活没有什么心眼，饭量又大的人。大饥荒继续蔓延，公共食堂先蒸碗碗饭，而后吃粥，而后粥越来越稀，而后粥里加菜；而后一粒米都没了，只煮厚皮菜，苜蓿藤之类的藤藤叶叶；而后只有泡红海椒烧汤，一人一勺汤了……只要以为能吃的草根树皮都被人弄来煮吃。还有的人吃“观音土”。要跑几十里才能挖到“观音土”，很远。我家没有劳力，挖不来“观音土”。但别人给我尝过：加点菜叶做成馍，没什么味道，只有土腥气；却很细，没有沙子，不碜牙。口感上有点象面粉，不象别的泥土那样难以下咽。多吃会拉不出大便，将人胀死。
60年，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已名存实亡。极左李井泉把持下的四川仍然千方百计保住公共食堂，提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四川省的公共食堂是下达中央60条后，61年7月才被迫解散的，属全国最后一批，加剧了饿死人。61年很多省份推行“责任田”，农村大饥荒开始好转。四川省却坚持“集体化”，我们那里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从未推行过这一拯救饥饿和死亡的好政策。这些因素使得四川雪上加霜，大饥荒愈演愈烈。所以四川省不是“三年大饥荒”而是四年大饥荒；天府之国饿死一千万人，名列各省之首，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一小队原有120多人，大饥荒结束时只剩90多人，饿死了30多人。而队长家五口人，两个大人三个小孩，一个个都没见瘦。因为她掌握食堂，掌握了大伙那点少得可怜的口粮，多吃多占。后来“整风整社”，队长下台，遭到许多社员的批斗与殴打。
如今日子好了，吃不愁穿不愁，较之当年那个万恶的年代是天壤之别。然而，每当剩菜剩饭的时候，我便想起了我那苦命的大孃，想起了她最后一餐那盯着空碗，迷茫与无助的目光，想起了她的蓦然去世，心头不禁涌起一阵撕裂般难过。
（2014年8月26日）
荷叶：回应《大孃之死》一文的质疑
拙文《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在共识网历史栏目发表后，浮生如梦（四川省雅安市网友）跟帖：
“老汉是当时西昌专区德昌县宽裕公社红砖大队的，我与楼主同属一地区，也就二百来里远吧。咋个我们这里不像你所说的喃，那几年连当时所谓的地富分子在我们队都没饿死一个，你们那里一个队会饿死三十多人？那咋个没把你也饿死喃？说话要事实求是，不能张嘴就来好不好？”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的作者在四川省档案馆查阅复印的资料
全宗名称：四川省委办公厅卷号：2584
文件标题：赵方关于西昌地区农村人民生活及生产情况的检查报告
中共四川省委收文（61）收文3641号
摘抄第一页：
省委并廖书记：
最近我到西昌县的部分社.队去了一下，并着人在黄连公社作了了解，关于人民来信反映黄连的问题基本属实。这是一个元气损伤较大的落后公社。自一九五九年冬天以来该社病人不少，非正常死亡增多，人口减少10%左右，猪支减少一半多，粮食减产三分之一以上。个别队的人畜死亡相当严重，如六合生产队人口由58年的391人减为272人，猪支由227头减为19头，荒芜田土达509亩，占耕地面积1169亩的43%……以下略。
赵方
1961年七月三十一日
此报告中六合生产队的人口由58年的391人减为272人，减少119人，非正常死亡率达30% 以上，比我们那个生产队非正常死亡率约25%还高。官方从不提饿死，提为非正常死亡，也就是饿死。那时普遍得的水肿病干瘦病病人完全是饿的。黄连距德昌比我们那里距德昌还要近好几十里。浮生如梦先生也质疑赵方的报告吗？赵方也是“张嘴就来”吗？你敢把问作者的问题也问赵方吗？即“那咋个没把你也饿死呢”？你不承认三年大饥荒中处于最底层最弱势的农民被饿死的事实，他们死的真是冤上加冤啊！你对自己的同胞为什么如此冷酷无情？
我绝对相信赵方的报告，因为下级官员写给上级的检查报告不可能夸大非正常死亡。
隐瞒历史是罪过。
（2014年11月1日）
（完）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