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故里先生
（一）三先生
一家三兄弟，都是文化人，人称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
大先生是晚清秀才，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著书，写字，办学校，是个学者。先后在省立一中、泾县简易师范和泾县中学教过书，在省立八中（宣城）当过校长，还任过省参议会秘书兼安徽学院副教授、省教育厅督学和省图书馆馆长；老了以后被聘为省文史馆馆员。县志上说他“一生淡泊自甘，安贫持志，知识广博，为人谦逊”。说他“安贫”，我不知“贫”到什么地步，只记得他家里有许多书。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先生一家搬到县城去了，上黄田的祖宅空着，四门大开，家徒四壁。楼上的藏书却有几大箱，散落零乱。多为铅印本，也有木刻版本。于是我们拿些回家，折“飞机”，打“纸鳖”，写大字，无聊涂鸦，糟蹋斯文。过些日子用完了，再去拿。我拿过一套《红楼梦》四本，竖排铅印。看得入迷，似懂非懂，不忍拆散，用来打发了一个暑假。谁知下半年开学以后，我的作文成绩陡然进步；以前多数打“丙”，最多也只是打“乙”，从那以后竟多次打“甲”。语文老师问我暑假中经谁指点了。我说没谁指点，“上午帮家里卖豆腐，下午读书。”——“读什么书？”——“红楼梦。”——“红楼梦？看得懂？”——“不大看得懂。不懂再看，再看还是不懂；还是不懂还再看。就这么磨蹭着，一个暑假一晃就没了。”——“噢——难怪，难怪。”
二先生也知书识理，一笔蝇头小楷写得十分秀气，在榔桥摆摊开店，卖些京广杂货。后来公私合营了，在合作商店当会计。
我所见到的三先生没有一定职业，在家赋闲。然而他说他做过“刀笔”，当过律师，讲过学，报馆商会交易所他都呆过，苏杭二州十里洋场他都混过。不知道是真是假。三先生住在上黄田老房子里，但不是正房，而是旁边一间披屋：一半有地板，搭个铺位。凌乱的稻草，又脏又破的棉被，一盏没有灯罩的煤油灯，一顶只剩下半边门的衣橱。另一半是泥巴地面，用作厨房。一口“缸缸灶”，一只总是只有浅浅一点水的水缸和一张旧桌子，桌子上挤满了瓢碗盆勺，多厚一层灰。三先生常说：莫看我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当年在上海的时候，可是方面大耳，仪表堂堂，西装革履，洋气十足。多少女人都巴结不上哩。而今老了，背也驼了，腰也弯了，一根拐杖不离手，落在青石板上碰出清脆的响声：笃，笃，笃……人们听见这声音便知道三先生来了。“三先生，进来坐。”——“噢，好，好。”或是说“噢，改日再来，改日再来。”笃，笃，笃，走了。一副眼镜十分破旧，镜片裂了，中间有个小洞，眼镜腿用细细的麻绳缠着。他把眼镜架在鼻尖上，架得很低，看起人来头僵着，眼乜着，那样子有点滑稽。他很少剃头，也很少光胡子，乱蓬蓬的须发就像个荒草岗。衣着更不讲究，有时穿件对襟短褂，套双破皮鞋；有时穿件旧西装，踏双灰蒙蒙的老棉鞋。白老布衬褂穿得乌叽叽的，领子袖口油垢垢的，比理发店用的“荡刀片”干净不了几分。
三先生可以做个文秘，抄抄书稿。但他写字太潦草，不适合。他说他喜欢怀素的狂草，写不惯正楷。尤其是蝇头小楷，太拘谨太小气。也可以摆个小摊，经营些小东小西，管他一个人过日子还是可以的。但他不屑一顾，而且也不精于算计，说不定三个钱买的反倒两个钱卖了。于是三先生只能做些临时性的文墨：给人写信，写喜帖，写租批合约，写申诉申请，写挽联碑文。做这种事情，也是人家请上门——就像请木匠竹匠一样，吃了喝了还付给酬金：“三先生，有劳你了，这点小意思拿不出手，请你收下，润润笔吧。”不叫工钱叫“润笔”，读书人帮人做事到底不同于匠人。“润笔”多是现钱，一万块两万块（旧币），也有包四万块的，那是极少数，多半是大户人家做喜事。也有人家拿不出钱，于是量二升米，称几斤芝蔴黄豆；或是一刀肉，两支挂面，八个鸡蛋。三先生不推却，也不计较。下半年，这类差事比较多，是三先生的“旺季”。于是钱也有了，肉也有了，芝蔴黄豆也有了。把那些积尘多厚的小坛小罐翻出来，洗一洗，抹一抹，分门别类装起来，用小小的红纸条写上什么什么，贴在罐子上。那些日子，三先生身轻腿快，目光闪烁，脸上红红的，嘴上油光光的。
三先生尤其会讲古——说书。他肚子里装了许多书：《说唐》、《说岳》、《三国演义》、《水浒》、《金瓶梅》……什么荤的素的粗的细的，都有。三先生喜欢读这些书，记性又好，能把这些书记得烂熟，说得水泼不进，不漏一点破绽。下半年，稻子割了，油菜种了，庄户人家空闲得很，夜天又长，不好打发，便把三先生请来说书。
三先生说的不是大鼓书，倒有些像评词。一杯清茶，一包香烟，便能消磨一个上半夜。三先生说书不像那种职业艺人，卖关子，恶辣辣地收钱。他根本不提一个钱字。用他的话说，热闹热闹。但是，听书的人心中有数。他们商量好了，轮流做东，供茶供烟供“夜宵”。一本书说完了，做东的出头收几个钱，十几斤米，给三先生送去。照例是推推拉拉一番，照例是收了下来。
三先生一副好口才，说起书来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叫人听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鸡叫了：喔喔喔！狗叫了：汪汪汪！打炸雷：嘎——吹喇叭：呜哩喇……闺门小姐在后花园私通情人：三先生站起来，两个指头捏住鼻子，憋出锋尖的嗓音：“公子，你怎么才来哟！”说罢腰肢一扭，一块黑不溜秋的手帕往脸上一遮。那种似像非像、粗俗而认真的味儿，常常引得人们捧腹大笑。三先生说书“荤”得很，不文雅。太文雅了板着脸，人家听得乏味。他说男女之间的那号事情，不是像书上写的“云雨一番”，也不是像村里人常说的“行房”。他直截了当，说得好粗。潘金莲在王婆家和西门庆私通一段，《水浒》上本不出格，到了三先生嘴里，却要添油加醋一番：“那王婆假装去打酒，拎个瓶子走了出去，把门带上，坐在门口望起风来。王婆虽说老了，却没老过性。他早年死了男人，苦守了多少年的寡，春心没死，也不晓得做过多少风流事情。她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只听得里面一阵响动……心乱了……”
三先生说书信口开河，有伤风化。大人们总不让子女去听。他们自己却场场不塌，听得津津有味。天井里月光如水，寒气迫人，身上越来越觉得冷嗖嗖的，抬头一望：呀——月亮都偏西了。
“清明”一过，农忙了。三先生的门庭冷落了许多。日子过得清汤寡水，常捧着一碗不干不稀的米饭，小菜都少有。这时候，村民们并没有忘记他的好处，隔三岔五地送碗腌菜，送点辣椒酱。三先生便可以对付几天了。
老人们常常念叨：三先生太贫寒了。
非但贫寒，尤其寂寞。三先生无妻无子，孑然一身。是从未娶过亲，还是娶过亲以后再单身的呢？不得而知。如今这处境，是笃定不能再娶了。他倒并不怎么遗憾。说：“家庭好比蜗牛壳，背着是个包袱，丢了又无归宿。唉……”——“你就不想讨个老婆？”——“老了，想什么？”——“年轻的时候呢？”——“呵，年轻的时候……”他便将年轻时的风流韵事扯上一通，把那些勾栏妓院渲染一番，把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描绘一番。尔后，照例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取笑一番——“嘿嘿嘿”——“哈哈哈”——“咯咯咯……”
三先生也笑了，笑得很狡黠，很神气，带点无奈与酸楚。
1958年冬天，“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大饥荒”开始了。三先生手无缚鸡之力，平常日子都靠人接济，现在大家自身难保了，他无法生存，早早饿死。听人说，三先生停尸的床上，破棉絮揪成一团团——落床以后，他就是用这些破棉絮充饥的。
（二）痛先生
年长者喊她痛姑娘，小孩子喊她痛奶奶，更多人则是喊她痛先生——在我们黄田，不光将男人称作先生，女人亦然，只要她有文化。什么名字不好起，为什么起个“痛”？真怪。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痛”字。
痛先生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妇女。痛先生有文化，能写一手娟秀的蝇头小楷；还能背《女儿经》、《朱柏庐治家格言》，一套一套地解给你听，叫人听得入神。还会打算盘。什么“斤求两”“两求斤”，什么“飞归”，无一不会。
痛先生衣着梳妆也不一般。她梳的头不是大众化的“耳朵毛”，也不是“巴巴髻”，倒有点像男人们的“大包头”，往后梳，到颈脖就没毛发了。显得精神，不像上了年纪的妇人。她常常在褂子外面套件毛线背心，清丝丝的，很淡雅。背心是她自己用毛线结的。她不但会结背心，还会结毛衣毛裤、手套袜套。她结的毛线手套尤其讲究，一道红的一道黑的，手指头可以露出来，尖尖细细的，白生生的，写字打算盘做针线都不碍事。姑娘们都想得到这样的手套。然而在那个年代，羊毛绒线是极为罕见的。
痛先生的丈夫早年在上海做事，一直不回来。痛先生也从来不去上海。痛先生有句口头禅：“我一个人还不照样过？”有好事者打听她的丈夫，她从不接腔，好像没听见，让人自感没趣。
痛先生似有缕缕隐痛。
痛先生住的是五间一路两层大瓦房。中间是个大堂屋，两边各两间。她将半边让人住了（黄田村房子很多，是从来不收租金的。有人住就挺高兴，因为有人住的房子不容易坏），自己住半边，两间，完全够了。痛先生无儿无女，一个人的日子多少有些寂寞冷清。但痛先生说不，说是“落得个清静自在”。痛先生有一些田产，虽说谈不上富足，却也能过。“土改”的时候划成分，划了个“小土地出租”。知情人事后透露：若是再多几亩田，就够得上地主了。
痛先生捏了一把汗。
“土改”以后，痛先生把田托付给有劳力的人耕种，随便人家给些稻子，痛先生不争较多少。说：要是划了地主，还什么都没了哩！痛先生想得开。当然，人家也不亏她，按例办事。因此生活得倒也滋滋润润。更何况，痛先生有文化，能找到事情做。她在供销社当过会计，在信用社当过记账员，还干过邮政代办员——邮政局在黄田设个代办点，聘她代办邮政业务。于是痛先生卖邮票、分发信件、代收包裹，还帮人写信，帮来信的人家念信。痛先生做这些事很细心，也很耐心。乡下人不懂的地方很多，痛先生便一样一样地讲给人家听。一只绿色邮箱挂在她家门口，于是她家也就成了一个特定的处所。“到哪里去？”——“到邮政局去。”——看，痛先生家成邮政局了。村里人说，发信的地方就是邮政局。十里外的榔桥河有个邮政局，不过干事的多几个，穿的是一色的上等卡叽布制服，墨绿的。他们见过。痛先生怎么不穿绿制服呢？他们有些纳闷。
有时候，痛先生还教学生。小学放暑假了，有家长说：“这怎么办？一个暑假两个月，还不把小家伙玩疯了，识的字都还给先生了？”于是合计，请痛先生出来教教孩子们。完全是“民间活动”，自觉自愿。有点像如今的暑期补习班。痛先生不大情愿，说自己老了，怕误人子弟，再说家里也不十分宽敞。但家长们说不要紧，只不过把孩子圈住，免得他们无法无天，至于能学到多少东西，并不在意。痛先生推脱不过，只好答应。于是把中间堂屋腾出来，打扫干净，就开课了。桌凳自备，结束的时候搬回去。课本也是自备，你拿什么书，痛先生就教你什么书。于是“百花齐放”：有“昔时贤文”，有“子曰学而时习之”，有“人刀口手足”，也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还有“培风学校十周年纪念刊”。痛先生不但都能教，还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也有学珠算的，痛先生便从“一加二加三”教起，有学生嫌“一加二加三”太浅了，痛先生说：“中，从一归教起，教到几归是几归。”
我也参加了痛先生的“暑期班”。痛先生说我“吃书”，不能只满足于背书识字了，要“学解”。就是学会理解文章的意思。不能“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于是她总是把课文解给我听。还不时地征求我意见，问“是不是？”“可不可以？”“你有什么想法？”我总是说“是”“可以”“没有想法”。痛先生说：“怎么能没有想法呢？应该有嘛。”又说：“也难怪，你还小。”
我的课本是一本民国年间读物，有孙中山的像，还有“青天白日”旗。痛先生给我通读一遍之后，又给我“解”了起来。解到得意之处，她忽然问：“你认识这个字吗？”
“黨字。”
“对，黨字。黨字怎么写的？”
“上面一个尚字，下面一个黑字。”
“这就对了！我们的先人造字是非常有讲究的。你看，尚——黑——尚黑什么意思？”
我不懂“尚黑”什么意思。
痛先生看我一眼，便将“尚黑”二字大解了一通。她讲得有声有色，我听得稀里糊涂。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就是“说文解字”。
“懂了吗？”痛先生问我。
我点了点头——其实我还是不懂。
日复一日，痛先生不当会计了，不当记账员了，也不再有人请她办“暑期班”了。村子里办起初级社，又办起高级社。田地归集体了，人们在农业社干活，凭工分吃饭。痛先生没有劳力，又是小脚，不能下田干活，自然拿不到工分。只能偶尔在农忙托儿所带带孩子，或者晒稻的时候坐在边上看看稻子赶赶鸡。痛先生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拮据了。
这时候，她却学会打草鞋，而且打得很好看、很结实。她把打好的草鞋拿到板桥头小店，找到小店老板说：“四老板，我把草鞋挂在你店门口卖，中不中？”
四老板说：“中，中！”
“一双草鞋卖八分钱，二分归你。”
“哎呀，痛先生呀，我怎么会要你的钱呢？你也是针头上削铁呀。”
“那不中，不中。”
“怎么不中？钱好还是人好？就算我方便你一点，还不是应该的？”四老板也是个好人。可惜后来遭批斗，他胆子太小，上吊自杀了。
那年月，农村中草鞋需求量很大。不但兴山的人需要，种田的人需要，肩挑背驮走乡串村的人需要，就连我们学生也需要——进城上学，放假回家，行程几十里，多半是穿草鞋的。球鞋力士鞋非常罕见，一般人是买不起的，皮鞋更是见所未见。唯一经常穿的是自家做的布鞋，那是不能穿了走远路的。走上几十里，鞋底磨掉一层，岂不心疼！不过我们学生穿草鞋可不是赤脚穿，而是套上一双补丁垒补丁的粗纱袜子，以免磨破脚。一双草鞋可以从黄田走到泾县城，七十里路。走到五里岗——快要进城了，把草鞋脱下来左看看右看看：“嗯，这双草鞋真经穿，还没破。”穿草鞋行路还有个好处：雨雪天不滑。有一年放寒假，我跟随高年级同学回家，头戴草帽，脚穿草鞋，身上披一领床单，顶着鹅毛大雪，天蒙蒙亮登程，一刻不停地走（不能停，停下来脚容易冻伤），赶到家天快黑了。高兴的是，七十里路一跤未摔。大人说，全仗了这双草鞋。
到了1958年，黄田村和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折腾：大跃进，超英赶美，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那时候的歌就是这么唱的。痛先生也上了这座“桥梁”，也成了“向阳花”。派给她的任务是打草鞋——一天十双，完不成就要尅扣饭票。不是说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了吗？怎么还用饭票？原来，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只过了极短日子，不到一个月。很快就缺粮了，闹饥荒了。这饥荒一闹就是三年，全国老百姓饿死数千万人。食堂不准解散，稀饭越来越稀。每人每天半斤——四两——二两，直至断炊。
痛先生经常完不成十双草鞋的任务，因此经常被尅扣饭票。痛先生瘦得脱了形，眼睛大得怕人，像一具僵尸。
终于有一天，管事的说：“痛先生好几天没有交草鞋了。”食堂炊事员说：“痛先生好几天没来打粥了。”于是觉得应当去看看。
正门落了闩，后门也落了闩。托开门进去，房门也落了闩。
喊了几声无人应。越窗而入，床上的夏布蚊帐是落下的。再喊，还是无人应。
掀开蚊帐，痛先生仰卧在床上。一摸，冰凉！
痛先生“走”了，真的上天堂了。“走”得倒也安详。她身着一件士林蓝旗袍，外罩一领紫红缎马夹。虽然都是旧的，倒也清淡典雅。头光面光，清爽整洁。瘦削的两颊干红干红的，像是涂了一抹劣质红彩。
梳妆台上一只小碗，碗底一点点“洋红”粉，泡过的，干涸了，碗壁上漾起淡淡的红晕。六仙桌上的杂物仿佛整理过，一点不乱。一只小小的瓦钵里装了一些像是泥土、又像是“焦屑”的东西；还有一只十分精巧的小银勺。
那是“观音土”——饥荒年间，人们用来充饥的一种泥巴。传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而成、为黎民百姓救命的东西。
（三）洪先生
洪先生名君瑞，聪慧耿直，是我的老师。那是在黄田中心小学，校长沈伯炯，教导主任周亚庐。实行薪金制以后，老师们都评了级，按级拿薪酬。低年级教师月薪三十三元，中年级教师月薪三十八元，洪先生是高年级教师，小教六级，月薪四十二元；除了校长主任，他是最高的。洪先生带五、六年级（复式班）班主任，教语文、自然、地理和美术，有时候也带体育、音乐。当时强调教学结合实践，洪先生带领我们到野外去搜集各种矿物标本和动植物标本；去测量“蛟龙潭”水坝。我们觉得很新鲜，很开心。曾经在黄田石壁山找到硫铁矿苗，报送到省地质局，他们还派来地质队员勘察过，因储量少没有开采价值。教地理的时候，用篮球做内模外糊多层纸浆，晾干后脱胎制作地球仪；立体的，高低凹凸，很好玩。这样的模型教具做多了，就专门设立了一间陈列室，给大家看，给外校的老师看。洪先生因此被县团工委聘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承担了许多份外的事情。如出墙报：每逢重大节日或配合中心工作，绘制大幅宣传画张贴于校外。村里的老百姓都来围观，都说好看。如黑板报：学校在大门口设一块黑板报，摘登时事政策，一周一期，粉笔书写。洪先生板书很漂亮，还用彩色粉笔画点花插点图，很受欢迎，非他莫能。如土广播：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用铁皮做的喇叭筒广播，读报纸，宣传时事，一早一晚，每天两次。后来组织学生去做，洪先生依然指导。相对于有线广播，人们把它叫做土广播。还有幻灯放映，主题周会，春游远足，校际活动……洪先生有才气，喜欢琢磨，喜欢弄点新的东西出来，让大家耳目一新。所以很受器重，也很忙，是学校的顶梁柱。
洪先生喜欢读书，能写，会画。宣传画、美术字，是他的强项。还在泾县《光芒》杂志第四期发表过电影文学剧本《黎明前夕》，很长，未曾拜读。放寒假的日子，他还参加村里的业余剧团，唱京戏。我看过他的演出：《追韩信》。朱永贤扮萧何，他扮韩信；一身装扮，干净利落；潇洒英俊，光彩照人。无形中让我形成这样一种印象：韩信就是这番模样。
其实，洪先生并没有多高的学历。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培风中学读过书。因为患眼疾辍学，回家后复读私塾。而后在家门口五云保国民小学当教师，当校长。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继续当小学教师。履历并不复杂。
相对而言，1957年之前的日子还是比较安稳自在的。那年寒假开始，自在日子就结束了——全县教师集中在县城学习，“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洪先生记得很清楚：农历正月初二（应当是1958年了），原先的承诺不认账了，言者统统有罪，开始揭发批判，抓“右派”了。那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黄田小学连校长六名教师，划了两名“右派”——朱寿根、汪荣贵，洪先生没有。我有些不解。按常规，像他这样旧社会过来而又才气超众的人，多半会遭殃的。他解释说：我比较喜欢看报纸，关心时事。叫我们“帮助党整风”的时候，上层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展几个月了。什么章伯钧啦，罗隆基啦，对他们的批判报纸上连篇累牍。我读了不少，也就有了警觉，觉得不能提意见。所谓“言者无罪”都是骗人的话。但是不提又不行。不提意见人家会说你对党有二心，不相信党。甚至会说你“心里有鬼”，是过不了关的。想来想去，意见还是要提，但不能涉及方针政策。只能提一些无关紧要的建设性意见。我的意见中就有这么两条：一是农村大忙季节，供销社要早点开门晚点关门，还要送货下乡，方便农民群众。二是说某某领导只顾努力工作，而不知道顾及身体。要知道，你的身体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大家的，是革命的本钱。身体搞垮了怎么工作？不是革命的损失吗？多重要！
这样的意见，真是“无懈可击”——洪先生真聪明，居然能识破“阳谋”。
这一年，黄田小学杨积林当校长，洪先生当了教导主任。
然而，噩运还是躲不过去。国民党时期，洪先生曾经担任过三青团区队长，凭藉这样一个“历史问题”，1959年对他进行重新处理：不以反革命论处，行政开除留用，工资由四十二元降至二十五元。我不知道三青团区队长是多大职务，他说：相当于现今共青团总支书记。
这时候，“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肆虐农村。最残酷的日子，黄田村三个月不发一粒粮，饿殍遍野人相食。洪先生的妻子在六房生产队务农，饥饿难捱，得了“干血痨”，死了。洪先生只得又当爹又当娘，拉扯着一双儿女艰难度日。
祸不单行：1961年春上开学的时候，接到县文教局通知，到茂林中学集中学习，一共二十几个人，多半是“开除留用”人员。文教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郝啓富宣布：这些人回乡生产，每人发安家费二百元。文教局开出的介绍信是“洪君瑞犯错误屡教不改，责令回乡监督劳动”。
洪先生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颠沛流离生涯。他没有回黄田“监督劳动”，而是通过一名学生关系，在黄村特种经济林场安顿下来；后并入景星林场，他在场里打工。其时，他多次打报告给宣传部、教育局要求复职，答复都是“编制所限，无法安置”，“可去找一民办教师工作”。无奈，在苏红中心小学校长朱普铭的帮助下，到桃岭村当起民办教师。其间，他的女儿病故。桃岭村是泾县最边远的地方，与宁国县搭界，崇山峻岭，人迹稀少。就是这样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山寨，他依然不得安身：1964年“四清”运动，洪先生又被列为清理对像，不得不回到黄田村六房生产队“监督劳动”。六房是他原来的居住地，已故妻子朱秀君就是这里人。
1967年“深挖洞”的年月，部队进驻黄田村开山挖洞，一切“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切“不可靠”的人都被清理出村。洪先生只得又带着唯一的儿子迁到榔桥杨冲，盖了两间草房度日。岂料老天也欺侮人，一场龙卷风把新盖的茅屋卷倒了！又得了胃病，长期不能劳动，生产队也支不到钱。无钱治病，只好自己上山找草药。这段日子应当是洪先生一生中最低谷的日子，几近无路可走。
然而天不灭他：1976年，毛泽东死了，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宽松起来。洪先生自学漆匠，帮人家漆门窗，漆箱子，漆大衣橱。还在门窗橱柜上画花，画鸟，画“五子登科”“松鹤延年”。不久，大办乡镇企业，榔桥镇副书记高文把他安排到镇办纸箱厂，先任出纳，后任副厂长、厂长。
这时候，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大力策动下，全国范围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以从未有过的势头席卷而至。洪先生开始奔波他的平反事情了。却遇到一个奇怪的难题：“组织上”说他并没有犯新的错误（就只有那个历史上参加“三青团”的错误），也没有受到新的处分。就是说“组织上”并没有责令他回乡生产。洪先生如实陈述百般申辩，然而没有用处，因为档案上没有任何记载。“那我总不会自己跑回去的呀？”——“那可不一定。也许你意志不坚定，脱离革命队伍，跑了呢？”当时的教育局长徐朝仪就是这么说的。
洪先生恨不得一头撞死。
“组织上”说：你要找到文字根据；证明是“组织上”叫你回去的，就行。
事情就有这么荒唐：整了你，打了你，把你害得家破人亡无处安身，还要你拿出“组织上”整你打你的文字根据。否则就不认账，就说明“组织上”没有整你打你。
洪先生想起那张“监督劳动”的介绍信来。他记得，那张介绍信没有交出去。然而时隔二十多年了，辗转飘泊几易棚寮，那薄薄的一张纸还能找到吗？
老天垂怜：找到了！一点不错，就是那张公函，上面明白无误地写着“责令回乡监督劳动”。
1985年元月，洪先生终获平反。
至此，才从当年文教局一位科员那里得知内幕：“大跃进”年代，黄田师范办过两期“短师班”——培训一年，分配当教师。未经上级批准，教育厅不予承认，不拨工资，要求辞退。其中有些人是领导家属，或者有某种关系，“不能辞退”。就想出这么个点子，从老教师当中找一批人顶替。移花接木，狸猫换太子。“开除留用”者首当其冲。
从先生家出来，不经意间看见荆门柴扉上几副楹联：“君子崇德，瑞人守仁”：“写字修性，读书治愚”：“栽花种草，悦目娱性”。都是他自撰的；有的是“嵌字联”，有的是大白话。寥寥数语，倒也不失怡情养性之道。
（四）凯中先生
凯中先生是黄田人，1920年生。他早年就读于培风中学，一直读至高中。1943年高中停办，他去茂林投考广益中学。两个月后却又回到黄田小学教书。次年，到屯溪报考中山大学（校址在江西吉安），适逢日军进攻南陵，不能回，遂到芜湖内思学校教英语。1946年回里，先后在溪头小学、榔桥小学教书。那时候世道很乱，有志青年多迷惘多苦恼，不安于现状者是很多的。
1949年，凯中先生去芜湖与本村朱普鑫卖茶叶，投考了“二野”军政大学，在文艺新闻大队服役。其间请假回家时，榔桥区马区委又叫他支援解放战争前线，参加“借征粮”工作。就是将农村中的财主富户找来，向他们“借征”钱粮。所谓“借征”是客气之辞，其实就是摊派。识时务者满口应承及时出手，双方客客气气。如若被“借征”者推三阻四，或者拖沓迟疑，则被吊起来拷打，让其吃尽苦头。那是“土改”前夕的事情。这些富户中，凯中先生熟人多，碍于面子，深感不便，遂辞去工作。由榔桥区委会出具书面证明，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华东局干部培训机构），十个月后调至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1955年华东局撤销，他又对口调入上海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后改为监察局）。在人民革命大学的同学中，不少人都成“正果”。如朱景本，后来是宣城地委书记。陆德生，后来是安徽省人大秘书长、副主任。李迈力（女），后来是安徽省委副书记。而凯中先生却在1958年倒了霉——硬说他是“叛徒”，是“历史反革命”；但不以“反革命”论处，开除回家劳动。却又拿不出任何证据，几句话就断了他的前程。自此，他不间断地向中共中央组织部书面申诉，要求依法复查。这时他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妻子遂放弃上海某中级法院工作，跟随他一道回到黄田茶林队。这一年，我进入黄田师范读书，即见他每日扛把尖锄，锄把上吊个装茶水的竹筒，进石井坑挖山。妻子黄桂真不久进黄田师范做临时工（后转正），在教导处充当职员，刻钢板，推油印。每月工资二十四元。我经常被抽到教导处帮助工作，所以很熟。我们喊她黄老师。黄老师个子娇小，一口上海话，不容易听得懂。她待人很客气，不厌其烦。总爱说“慢慢瞧”。就是慢慢来，不要着急。很有耐心。她的钢板字写得不是很好，初学阶段。但她很努力，很认真。我那时也在遭难，却暗自为他们“操心”。总觉得在上海生活多年，回到山沟沟生产，怎么受得了？
凯中先生说，他的“倒霉”，源于他得罪了上海市监察局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孙黎（因抵制孙无理报销其岳父住院费用）。后来听说，这个孙书记曾经委派局里的“肃反五人小组”成员，通过黄田的一些人，找到朱普均、俞志明，以及他的弟弟朱永骈，在牛背山上制造过他的假材料。那位孙书记后来并无善果：文革中，王洪文当了上海市委头头以后，听说他曾任其秘书。“四人帮”倒台，孙书记也被捕判刑，死于狱中。
在培风中学读书期间，凯中先生参加了地下党。他的联系人是曹欣安。曹是学校语文教师，小岭人，上海震风文学院学生，地下党培风支部发起者；曾多次被捕入狱，“皖南事变”以后被国民党杀害。叫人惊讶的是黄桂真也在培风中学参加过地下党，且与凯中先生同一支部，经常在学校后面的牛背山上开会。黄桂真比凯中先生小三岁，当时也只有十六七岁。她是江苏泰兴人，有个姑妈在泾县丁桥官庄村。日本人打来了，她们“跑反”跑到泾县投靠姑妈，和她妹妹黄桂馨同在培风中学读书。两年后，她被家人招回泰兴。与凯中先生联系依然未断，后来在上海结为夫妇。及至凯中先生“倒霉”，黄桂真不离不弃，丢掉工作，同丈夫回到黄田。真了不起，可歌可泣。只是当她又到培风校址——此时的学校已经不是“培风”，而是黄田师范了——旧地重来，满目疮痍，斗移星转，物是人非；当年追随革命搞地下工作的他们，却被打成“反革命”与“反革命家属”，黄桂真老师当作何感叹呢？
初回黄田，凯中先生并没受管制，是个普通农民，在茶林队当会计。凭藉他的阅历与能耐，“三年大饥荒”时，他被抽调到黄田大队帮忙。虽然也是如履薄冰，到底比一般农民好过多了。一家人总算度过了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凯中先生被管制起来，不能“乱说乱动”了，成了真正的“四类分子”。1970年，黄田村进驻部队开山挖洞，把所有的“四类分子”和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家清除出村。凯中先生被安排到球桂村。这是个深山老林，他不去，据理力争，才得以到榔桥榜山村落户。凯中先生又到榜山林场当会计。黄田师范停办以后，黄桂真调黄田小学当教师。这时候，她也当不成教师了，随丈夫下放到榜山村，名曰“支农”。
1976年，凯中先生仍不安份，写了一篇文章寄往《解放军文艺》，反映农村中的黑暗，农民生活的困苦，没有署真名。文章被退回泾县，公安部门立案侦破。通过排查，比对笔迹，确认到凯中先生。说他写文章寄到台湾，攻击“伟大的党”。凯中先生无可否认。只是辩称没有寄往别的地方，只给了《解放军文艺》。当时毛泽东虽已奄奄一息，报纸上却一个劲地说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时令依然残酷萧杀。凯中先生被判七年徒刑，送到白湖农场（在庐江县）劳改。1979年形势有所改观，又将他改判三年，随即释放。“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多了。1981年，榔桥镇政府将他调至乡镇企业办公室，任主办会计。同时又兼了几个企业的会计，生活就轻松多了。还加入了共产党。
1986年，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通过组织部门派人来找他，给他平反，恢复工作，恢复级别。随后，受到株连的黄桂真也得以恢复公职。
退休以后，凯中先生一家在县城买了房子，一生的风雨坎坷总算结束了。如今，老伴已经谢世，凯中先生高龄九十四岁（2013年），身体却出奇的好，不但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居然还有半斤的酒量。他的书法很好，古体诗词写得也不差。于是终日在家读书看报，作诗写字。看着那张挂在墙上的参加“二野”军政大学时的照片，勃勃英姿，风华正茂，一生却遭遇那么多的灾难。而这些灾难又都是人为造成的。稍有头脑者，能不有很多思考？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