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师三年，酸甜苦辣咸
1953年夏季招生考试中，我被天津师范学校录取。
天津师范学校坐落在天津市河西区下瓦房，浑浊的墙子河水从校园南侧流过，天津师范学校是全国三所重点师范学校之一。学校规模不大，正对校门口，是一座L形教学楼，L形教学楼环抱着一个不大的操场，操场之南是一座二层女生宿舍楼，男生宿舍在教学楼东边几排平房里。校园后花园里有几座教工楼，是日式建筑，大约是日伪时期修建的，老师们的单身宿舍就都在那里。在L形教学楼西南角，是一座行政办公楼。楼下的一排平房是老师办公的教研室、校医室、团委会。
食堂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席棚，下雨天用餐，棚顶的水能漏进碗里，1000多名学生就在席棚中就餐。我们入学后又建了一座教学楼，因为是1953年修建的，称作53楼。此后又建了兼作食堂的礼堂。
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度过中师3年的学习生活。
天津人瞧不起外地人，尤其瞧不起乡下人，这是由来已久的。他们没有北京人那种包容和大度，他们说话刻薄，一点情面也不留。
刚进学校，我被城市人称作“土包子”。城市的学生，男生多穿中山装，女生多穿翻领的列宁服。而我穿的是母亲用装面粉的口袋染色后做的对襟小褂。城里同学穿的是回力球鞋，而我穿的是母亲做的尖口布鞋。城市的马路和乡间土路不同，鞋邦还没穿旧，鞋底已经磨穿。从同学的眼神里，我觉得他们把我看作异类。
和我同桌的女同学，她叫高善述。她人长得秀丽，脸白皙，梳两条长辫，她却从不刻意打扮，随便穿着旧衣旧裤，我赞赏她那少脂粉气的自然状态下的妩媚。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父亲在天津从事棉布生意，家里住的是一座二层小洋楼。
和这样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分在同桌，我如坐针毡，处处觉得不自然。在言谈举止上，不敢有半点含糊，更不敢表现出农村人那种粗鲁。
经过一段接触，我发现她并不是那种鄙视乡下人的城市人。她对农村生活充满好奇，比如她问我，农村的井里是不是有青蛙，不然怎么能“坐井观天”？鸡会上树吗，不然怎么会“鸡鸣桑树巅”呢……她问的问题看来好笑，但作为一个在城市里长大，从来没到过农村的女孩子，这并不奇怪。
她虽出身豪门，但却带着一种连乡下人都做不到的朴素的意识。
我从小吃饭就常在桌子上丢饭粒，好像已成习惯。尤其土改以后，粮食富裕了，就更加不在乎了。过去我们在渤海中学和乐亭师范读书时，大家盛了饭便吃，或蹲或站，十分随便。可是这里吃饭，却是按桌入席，每个桌都有桌长。我和高善述是同一个饭桌，她是桌长。一次我看到她在收拾桌子时，竟然把我丢在桌子上的饭粒捡起来放进嘴里吃了，当时我脸上一阵烧，很不好意思。此后，我吃饭再不敢丢饭粒了。
大约在二年级时，她就被党组织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了班上的团支部宣传委员。那时被吸收入党的，在学生中还是凤毛麟角。
过去住在五叔家，接触的也只限于五叔五婶一家人，考入天津师范学校之后，我逐渐熟悉了天津这个城市，对天津人有了更多了解。
天津人热情、朴实、开朗，比较喜欢热闹。但缺点是说话粗俗，经常爱吹牛，心眼也不宽。他们的嘴不像北京人那样谈论天下大事，也不像上海人那样谈论经商之道，他们的嘴很碎，一个芝麻粒，他们都可以谈上一两个小时，而且说得不会重样。
天津人比较容易知足，他们宁肯在家门前摆个板凳卖茶水，也不肯像四川人那样外出闯天下。他们做事认真，但不愿吃更多苦，做事往往浅尝辄止。这样，就不自觉地消磨了他们向更远目标奋进的激情。
天津人虽然生活在大都市，但他们缺乏科学知识，有病宁可相信巫医郎中，也不肯到医院做检查。
天津人直率，有时候直率得让你受不了，面子上下不去，说的话毫不留余地和情面。1954年全国进行普选的人口登记，选民小组长S同学问我的户口在哪里，我告诉她，我在天津没有户口。她说：“没有户口，你是嘛人呢！”本来我从农村跑到城市，就有乡下人的自卑心，她的“嘛人”一直刺着我的心。
但有一位同学，却让我改变了对天津人的看法。他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的至交好友焦琤。
焦琤出身在一个职员家庭，他个子高，瘦弱多病。在同班同学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但他的思想很超前，常有些一般人看不到的真知灼见。虽然从年龄上，我长于他，但在处理一些问题上，我常常去请教他，听取他的意见。我们之间可以谈生活上的、事业上的、包括婚恋上的一些不愿向外界披露的问题。
冬天到了，树叶落了，飒飒寒风，阴冷阴冷。大部同学换上棉装。可是我还没有御寒衣物，就把夏天的几件单衣都穿在身上。焦琤看在眼里，事先既不动声色、也不打招呼，就从劝业场为我买了一件棉制服，那件棉制服是蓝色的，既厚实，又暖和。其实他家经济上也并不宽裕。
这件棉制服，就陪伴我度过在天津的三个寒冬，直到我上大学到了北京，这件棉制服也始终舍不得丢弃。自此开始了我与焦琤之间休戚与共的终生友谊。
处在困境中的人啊，别人一句不友好的话，就会让你痛如蝎蜇；一点慰藉，也会让你暖如春阳。
天津师范的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每天的课间要跳集体舞。在乡下时，男孩子和女孩子是不能随便手拉手的。但跳集体舞，不但要手拉手，有时还要攀着腰肩，对我这个没见过世面乡下来的学生，是很不习惯的。每天课间跳集体舞是班上同学必须参加的，不然文娱委员门前珠同学（最近同学祝学茹告诉我，门前珠已经去世，她活泼可爱的形象，至今留在我的脑海里）就会在考勤表上给你记上一笔，班主任还会在各种场合批评你。
我那笨拙的舞步，迟缓不协调的动作，常引来一些女同学的阵阵哄笑。
每到年末除夕，班上都要举办新年联欢会，演出同学自编自导的节目，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通宵达旦。节目中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高善述唱的一首民歌，她嗓音好，是市青年宫合唱队队员。那歌词至今还记忆犹新：
妈妈叫我到西瓜地里，
一个莽莽撞撞的小伙子，
拉住我的腰带不放。
他拉，我拽，他拉，我拽，
哎呀呀裤腰带断了……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首民歌的出处。高善述表演得动作逼真，他拉我拽，活灵活现。
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教《达尔文主义基础》的刘钟铭老师，记得他第一课讲的是“物种起源”的课题。刘老师讲课比我在渤海中学读书时给我们讲猴子变人的老师讲得深刻多了。他从变异性、遗传性、人工选择、生存竞争、适应性等方面来讲述生物是怎样进化的，他还批驳了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前，生物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瑞典科学家林耐的“特创论”和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的“激变论”。
他讲课的中心是：达尔文是伟大的，他是十九世纪生物科学三大发现的奠基人之一。
那之后，我们戏称他为“达尔文老师”，不再称他刘老师。在我们眼里，刘老师那深奥博学的讲述，应该同达尔文一样伟大。
但是，我不喜欢达尔文，也不喜欢讲达尔文的刘老师。大概刘老师也不喜欢我，因为他几次在课堂上提问到我，我都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所云，哑口无言。
我喜欢的是语文林兆南老师那抑扬顿挫地拉着长调唱读诗歌的声音：“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他读诗时，拉着长调子，闭上眼（其实他不用眼睛看，那诗早已烂熟于心），摇着头，那陶醉其中的样子，不用再讲授，我们的眼前已经展现出那“满面尘灰烟火色”的卖炭翁的生动形象，已经受到感染了。
在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我与高善述曾去拜望林老师。老人家很高兴，除了谈一些家常话题之外，又说：“善述与传业是天生的一对。”老人家以为我和高善述在谈恋爱，其实我们只是一般要好的同学，或者说是朋友。因为高善述在南开女中读书时，就与南开男中的崔清田确立了恋爱关系，崔清田长她三岁。我们只当林老师是好意，是他一种愿望，所以对他的话我们不置可否。
寒假结束了，我要回北京，善述到火车站来送我。那时她在天津市第14中学任教。火车开动了，我看到她仍站在站台上，向我招手，眼里噙着泪花，头上的纱巾在瑟瑟寒风中拂袭着她白皙的脸。火车走了好远，她还站在那里向我招手……
后来高善述和崔清田结婚了，崔清田任教于南开大学哲学系，是知名的逻辑学教授，我们关系很好，成了朋友。
（22）毕业前的一场闹剧
我是一个至情至性、落拓不羁的人。我的这种性格，表现在毕业前的一场风波里。
我已经读了6年师范，这也好，师范生不交学费，吃饭住宿不收钱，给我这个从穷苦乡下闯到天津的穷学生，提供了一个安居乐业的学习环境。
与势力的上海人、泼辣的四川人相比，天津人比较善良，但这种善良则包含着性格的懦弱。如果遇到不公平的事，天津人往往不是积极主动地去寻求如何实现公平，而是忍气吞声，消极地寻求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化解矛盾。这种带有惰性的善良，往往使他们难以用良性的有益的竞争去应对现实。
我和焦琤则不是这种逆来顺受的人，所以在现实生活学习中也常常碰壁。
焦琤和我都喜欢文学与写作，我们在班上组织了一个文学社，还出版了一个刊物，题目是我取的，叫《无轨列车》。这个名字，也反映了我的性格，我觉得一个人生命的活力不取决于他的生命中“有”的部分，而取决于他的生命中“无”的部分。“有”是死的，而“无”越多，他的生命就越充满活力。人生下来不应该按着别人铺设的轨道去走，应该按着自己的意愿去闯一条路，这条路或者说不平坦，或者说充满荆棘，但只要坚持走下去，就会是一个别有洞天的新天地。这就是我为这个刊物取名《无轨列车》的真实意图和想法。
其实我也知道，从物理科学的角度，即便是科学技术极端发达的现在，“列车”“无轨”也是不能行驶的。
参加文学社的记得除我和焦琤之外，还有张瑞芳、赵学君等同学。《无轨列车》是个油印刊物，不定期出版。我们自己编排，自己刻版，自己印刷，只要同学自己写的作品，都可以在刊物上发表。
每周我们都活动一次，除了探讨文学写作之外，也谈青年人的理想、前途一类的话题。
我们也结识了一些作家，拜他们为老师，向他们请教写作上的一些问题。如天津作家协会秘书长艾文会、驻会作家王昌定等。这些作家，此后都成为我们要好的朋友。
1956年暮春，我们三年级毕业生按惯例要到北京听课实习，实习驻地是牛街老北师院内。
在北京，我们听了一些名师的讲课，参观了一些名校，游览了颐和园。
我们想借在北京实习的这个机会，拜访著名作家赵树理。因为我们在语文课上学过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尤其是读了他的新作《三里湾》之后，对这位作家都十分崇敬。于是我代表这些文学爱好者，给赵树理打了个电话，表达我们这些文学青年想见到他的心情。没想到的是，赵树理很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赵树理坐一辆三轮车来到北师我们驻地。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名播于世的作家，他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胸膛，着一身藏蓝呢制服，脸上透着幽默和慈祥。让我们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著名作家，竟是那样平易近人。他很幽默，耐心地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当他看到床上同学带的二胡时，他拿过来就拉起了二胡，拉的曲子好像是他家乡戏上党梆子。
这次与作家赵树理见面，给我们留下十分深刻难忘的印象。
我们的这些爱好和活动，不但没得到鼓励和支持，反倒受到班主任的批评和责备。因为访问赵树理一事，在实习结束回到学校时，班主任刘钟铭老师找我：“你们访问赵树理，为什么事先不向学校请示？这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我向他解释说：“访问赵树理是我们文学社的一次活动，您也没要求过我们文学社每次活动都要向学校汇报请示啊！”他愤然地哼了一声。
也许因为我不喜欢达尔文，也不喜欢教我们达尔文的刘老师，刘老师和文学社的同学结怨了，他已下定决心要整我们一下，这是我们直觉意识到的。
果然不出所料，刘老师准备开一次批判我们的会。为了开好这个会，他在学生党员和团支部委员中进行了布置，让他们要站好队，与党组织保持一致。其实刘老师本人只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个盟员，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
这时班上气氛变得异常紧张，有些同学把我们看做异类，怀着敌意的眼光；有些平时接近多的同学，此时也惟恐避之而不远；还有一些关心我们的同学，悄悄的耳语：“小心啊，听说学校要整治你们。”
山雨欲来风满楼！
批判会终于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拉开了序幕。
批判会的会场气氛十分严肃，除了班主任之外，校党支部书记赵宝宏、团委书记王如喜、校长何朔都到会。一个班会，学校各位领导都参加，这是我在天津师范学校读书3年所仅见。
班主任刘钟铭老师端坐在主持会的高善述同学旁边，如临大敌。脸上平时那种温文尔雅消失了，镜片之后的那双眼睛也变得让人不寒而栗。
批判开始了，那些事先就已培养好的人开始发言：
“你们谩骂党的干部，就是攻击党，就是破坏党的威信。”
“你们想成名成家，就是将来想做骑在人民头上的人。”
“你们经常在厕所里商量什么事？”
“跳集体舞不参加，去写30万字的小说。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在作怪！”
“你们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目的是什么？在讽刺谁？”
……
事先培养好的骨干在批判会上的发言，像狼牙大棒，劈头盖脸地打过来。
在这次批判会上，最卖力的是班上的一位学生党员，他叫王式孚。这位王式孚，学生时代入党，充满着一种盛气凌人的傲气，也带着天津人固有的小市民气，但是他学习并不好，傲不起来，他时时在寻求整别人抬高自己的机会，所以在这次批判会上他格外卖力。
我真不理解，成名成家与骑在人民头上有什么必然联系。
不跳集体舞，怎么能称罪过。
说真的，当时我没有写30万字小说的打算，因为我还不具备写30万字小说的生活基础和写作能力。
确实，那时我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爱读他的诗，对他的诗充满渴望和热情：
吃吃
凤梨，
嚼嚼
烧鸡，
你们的末日到了——
资产阶级。
说实在话，对玛雅科夫的诗，我只是喜欢，并没有想讽刺谁。诗人那炽热的语言、铿锵有声的下楼梯式节奏，是那样强烈地激励着我这样一个十年穷家苦孩子、十年少年读书人的心！
那些在批判会上发言批判我的同学，我不记恨他们，因为他们比我更早知道“听党的话，跟党走”的道理。而我晚知道这些道理，因此，在人生道路上吃了很多苦头。
此后的岁月，我没能成名成家，我没有让那些不希望我成名成家的同学失望。
批判会整整开了一天，从早晨一直开到傍晚。在这些被批判的人中，除谭国恒作了一个检讨之外，我和焦琤始终没作只字检讨，大概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吧，这使参加会的领导十分恼火和失望！
为时一天的批判会就这样尘埃落定，收场了。
对学校做法我们不以为然，事后我和焦琤找到共青团天津市委反映情况，我们都是共青团员，因为我们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有什么错误，也从没有想趁毕业前捣乱的想法。团市委书记王仁同志接待了我们，他认真听取了我们所反映的意见和我们的看法，王仁同志很支持我们，对我们的看法和作法表示认同。他认为这的确是当前青少年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这就是究竟应该把青年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随即，王仁同志指示《天津青年报》就这件事写一篇报导，并在报纸上展开讨论。
报导稿由《天津青年报》记者唐贤可负责撰写。唐贤可是一位年轻记者，他工作认真细致，为写这篇报导，他多次来学校了解情况，作了详细调查研究。这同时《中国青年报》记者部部长丁望也到学校了解情况，准备就这件事进行报导。
批判会开过之后，我与焦琤回到我的老家乐亭。焦琤在城市长大，没到过农村，想乘上班之前（他已确定去中学任教）体验一下农村生活。报导稿的原始材料都是由留在学校的谭国恒同学提供的。
报导稿初稿写成之后，唐贤可又到学校进行核对，校方自然对稿子不满意，但又提不出他们不满意的具体内容。稿子初稿可能对学校批评的言辞上有些尖锐了，让有些领导接受不了，回去之后，唐贤可又在稿子措词上作了一些缓和。
据学友王三如后来告诉我，当初学校本来让他主持这次批判会，因为他对这次批判会持不同看法，拒绝主持，并且没有参加这次会。他还告诉我，为了阻挠这篇稿子在报纸上发表，王式孚托门子找关系，通过关系人找到团市委，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1956年9月5日，报导稿在《天津青年报》第2版以整个版面发表了，题目是《毕业前的一场风波》（原来题目是《毕业前的一场暴风骤雨》，发表时改作此题目）。
此后，报纸又陆续发表了许多篇读者来信，对这件事进行讨论，可惜这些读者来信我没能全部看到，因为当年9月，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离开了天津。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转眼50年过去。
2006年，由郭延益、孙万福、焦琤、徐鉴曾等同学牵头，组织1956级毕业校友聚会，纪念毕业50周年。我与我老伴周淑蕙到天津去参加这次老同学聚会。
聚会地点仍在我们当年学习的师范学校旧址。
几十年不见的同学都已年近古稀，当年扎着两条小辫活泼好动的小鬼宋桂珍，已是满头白发。还有的同学扶着拐杖或坐了轮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我写了一首诗，虽然对仗不工，不合平仄，但表达的却是我的真情实感：
津门一别五十秋，几多欢笑几多愁。
舞文弄墨非吾愿，一事无成痛悠悠。
忆昔峥嵘窗友梦，抚今追昔险滩舟。
人言似剑实可畏，唯有旧情留心头。
让人高兴的是，当年的班主任刘钟铭老师也参加了这次聚会。他已年过八旬，头发几乎脱光，已不是当年为我们讲达尔文时那种倜傥潇洒、侃侃而谈的刘老师，而是言辞迟钝、呆滞木讷的一位老人。
我同他紧紧握手，似乎在说：“那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定环境下为我们造成的一场误会。”
“相逢一笑泯恩仇！”
聚会结束，我亲自送他回家。老人家眼里闪着泪花和我作别！
2011年春节，我往刘老师家打电话，准备向他祝贺春节。接电话的是师母，她告诉我，刘老师已经在2009年去世了。
这个电话我晚打了3年，留下终生遗憾。
【附录一】
毕业前的一场风波
本报记者：唐贤可
不能有这样的志趣和爱好
谭国恒、焦琤、王传业三人，都是努力学习，并且成绩较好的学生，他们三人也都有这样的抱负：将来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小学教师，同时也要做一个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为了实现这个志愿，他们在课外阅读和习作上都作了比较艰苦的努力。但班里有些团的干部和同学却把这种正当的课余爱好与专业思想对立起来，片面地认为“谁在课余有特殊的兴趣和爱好，谁就是专业思想不巩固”。因此，他们在班里就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责难，个别团干部甚至说他们“将来想骑在人民头上”，其他有的同学也因为爱好文学而被怀疑为专业思想不巩固，在入团问题上遇到了不少困难。谭国恒、焦琤、王传业是看见什么不合理的现象就爱提意见的。因此，他们直接了当地对班主任刘钟铭说：“班里对爱好文学的同学有压力。”请求他帮助解决，但刘钟铭不但没有积极地支持他们，反而作了这样的分析：“压力总是从内部来的，你们如果心里没问题，就不会感到有压力。其他的同学不就没有感到有压力吗？”同时，他对学生的课余创作也采取限制的态度。有一次，王传业准备寄给作协天津分会一篇三千多字的散文，刘钟铭听说后，就在班会上批评：“有的同学跳集体舞不参加，却闷头去写二十万字的小说，这样是不符合师范生的要求的。”在他这种错误的批评和班上一些舆论的压力下，不少爱好文学的同学都感到很受限制，有的甚至连阅览室也不敢去了。他们三人看见这种现象，非常不满。焦琤说：“毕业后我一定给学校党支部写封信，建议好好检查一下这些不合理的限制。”王传业说：“我要把这些情况告诉给《中国青年》，看看究竟要把青年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仗义执言
三年四组有一个同学叫孙长幸，家庭很贫苦，考入天津师范不久，他的父亲就死去了，家庭生活也更加困难。班上许多同学同情他这些不幸的遭遇，热心地帮助他。但也有少数同学不了解他的处境，看见他经常一个人愣神。读书也不大专心，便怀疑他有精神病，叫他“疯子”。后来，学校辅导组在处理一些偷窃事件时，因为发现孙长幸几次借同学的东西未还，和拾到其他同学的圆规自己留下用了，当物主询问他时，他又说了一句谎话，因此辅导组就认为他有“偷窃行为的倾向”，给以警告处分。这样，班里有些同学对他的印象就更不好了。有的同学丢了东西，便怀疑是孙长幸偷的，甚至背后清查他的行李。后来，团小组长皮芳清受到《中国青年》上《不要让同志成为空虚的字眼》一文的启发，认为一些同学不应该这样对待孙长幸，便在班报上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跟着，谭国恒也写了一篇题为《仗义执言》的文章，批评一些同学对待孙长幸的错误态度。正在这时，《天津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报》又相继揭发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林岭事件。孙长幸看完这篇文章后，就去向班主任刘钟铭申诉内心的委曲，并且请求他制止有的同学乱叫“疯子”的现象。但刘钟铭回答说：“如果我叫别的同学”疯子“他不一定介意，为什么叫你你就这样紧张呢？这说明还是你自己确实有些神经质。”孙长幸忍不住了，大声喊起来：“青年报上登的林岭事件你看到了吗？你要是不同意，咱们可以去报社讨论讨论。”班主任看见孙长幸这样激动，便说：“你心平气和了再来谈，否则就不要来找我。”
“红色集体”被迫停刊
“仗义执言”这篇文章发表后，孙长幸、谭国恒、焦琤、王传业4人就常在一起研究怎样向上级团委和报社反映班里的这些情况。班主任和一些团支委员看见这种情形，便主观地认为这4人一定是要借毕业的机会出气捣乱。恰好在这时，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团委会组织干事王式孚和谭国恒因为作教案的问题争吵起来，两人一起去找党支部评理。在党支部办公室，谭国恒本想把自己对学校和班主任的意见都谈出来。但党支部书记赵宝宏没有耐心地听完他的话，就说：“你们还是先回去睡午觉吧！这次吵架，谁是谁非等我们调查清楚后再找你们谈。”接着他又问起另一件事：“你们班里有一个叫”传“什么的（指王传业）吗？他居然敢当面对老师说，要到报社去讨论，（实际上他把王传业和孙长幸两人弄错了）这种品质实在不好，按理不能分配工作。”这几句突如其来的话，把谭国恒说的呆住了，他怀着失望和痛苦离开了党支部办公室。回到宿舍，谭国恒把赵宝宏的话告诉了王传业，王传业一听就急了：“我只说给《中国青年》写稿，并没有说过去报社讨论。这种人，我真替他感到羞耻！”
这件事，很快就在班上传开了。班主任找到王式孚和团分支宣委高善述等一起商量，他们认为谭国恒、王传业这样做，不仅是借毕业的机会出气捣乱，而且与组织闹对立，同时也破坏了党的威信。有人还提出，谭国恒负责班上的壁报工作，应该仔细检查一下壁报的稿子，看看有没有问题。于是当天晚上，高善述就以团分支要总结壁报工作为名，要谭国恒把全部稿件都交出来，谭国恒问总结工作他是否参加？高善述回答说：“你不用参加，组织有最后决定权！”“你们的工作从今天起就正式结束了。”这样，班报——“红色集体”就被迫停刊了。
不能走题
谭国恒他们不同意班主任和团分支的这种做法，去找何校长申诉。何校长对班里的这些事情也早听说过一些，他看见事情越闹越大，便建议团委会召开一次会来讨论这件事，以分清是非。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班主任和团支部本应该听取一下谭国恒等人对学校教育工作到底有什么意见，实事求是地检查学校教育工作中的缺点，和分析一下这几个同学到底有些什么缺点和认识不清的地方，以便改进工作和加强对同学的教育。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他们决定要在这次大会上批判这四位同学的错误。王式孚和高善述首先片面地向团委会谈了谭国恒的等人的情况，这时，如果团委会的同志能够深入群众听取多数同学和谭国恒等人的意见，是可以把事情真相弄清楚的，但他们却只凭几个干部的汇报就作了判断，认为这个事件主要是由于四位同学的态度恶劣而引起的。以后，在支委会研究大会的内容时，王式孚又提出支委会在大会上应先检讨一下缺点，但大会主题必须指向这四个人，并且要先培养四个骨干，保证大会不走题。
“狠狠地揭”
七月十八日上午八时大会开始了。何校长、班主任、团委会书记王如喜和全班同学都参加了这次大会。高善述首先代表团分支检讨了工作的缺点，然后，有的事先培养的骨干就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谩骂党的干部，这就是攻击党，破坏党的威信。”另一些同学接着又说：“你们四个人在厕所里商量些什么，坦白！”“焦琤在整个事件中一直保持冷静，你是不是幕后指使人？”“你们为什么无缘无故朗诵玛雅可夫斯基的讽刺诗，这是讽刺谁？”谭国恒在会上检讨了自己对待问题态度不冷静和不够尊重老师的缺点，但有人又认为这不是本质问题。分支委员刘文金还给另一位同学递了一张条子，上面写道：“狠狠地揭”。
中午休会时，焦琤找到团委会书记王如喜，痛苦地哭了，他说：“这不明明是一个斗争会吗？下午别这样开了。”但王如喜回答说：“这不是斗争会。”焦琤问：“我们4个人可以商量一下吗？”王如喜也没有同意。但在这同时班主任却找到一些团分支委员商量，他们认为上午会的优点是：骨干的发言有力量，缺点是起来支持的同学不多，谭国恒的检讨也不深刻。下午应抓住“在厕所里所谈的话”这一点继续追问。
果然，下午开会时，有人便坚决要他们坦白在厕所里研究商量些什么？为了这一个问题就开了两个钟头左右。赵学君实在忍不住了，她站起来激动地说：“会前组织上说怀疑我，我想问怀疑我什么？”但这件事并没得到回答。后来班主任在发言时，又批评赵学君说：“我们今天发言都比较冷静，唯有赵学君不冷静……。”接着他又说：“我们今天的会开得太长了，现在就请何校长作总结吧！”但何校长由于事前许多情况都不了解，因此他也未能对这件事件做出明确的结论，他说，大家要重视三年来的友情，不要乱扣帽子，也不要因为这件事弄得不欢而散，并且鼓励大家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7个多小时的批判大会就这样结束了。会后班主任还让王式孚，高善述将这四位同学的错误写成材料，寄到分配毕业生工作的单位。
但是，错误的批判并没有使谭国恒他们丧失自己的锐气，他们向上级团组织和报社反映了这一件事，请求帮助解决。如像前面所说的一样，请求帮助解决。如像前面所说的一样，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现在是已经弄明白了。我们认为这事件的本身，向人们提出了青年教育工作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我们究竟要把青年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要使他们成为富有思想，勇敢正直，有独立见解的人呢，还是要使他们成为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人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教育青年，是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认识自己的缺点、错误，还是粗暴打击呢？青年团的干部应成为青年的知心朋友，如果说，王式孚，高善述他们是由于年轻幼稚犯了错误，但市师团委会的一些同志和班主任为什么也未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呢？这些，难道不是每一个青年工作者和关心青年成长的人，都应该深思的问题吗？
【附录二】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王仁及部分读者对《毕业前的一场风波》的看法和意见
中等师范学校学生能不能有特殊爱好
王仁
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是否可以有个人的特长和爱好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应当防止片面地发展学生的特长而忽视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也要教育学生不要片面地强调个人爱好而不服从国家需要。
中等师范学校的任务是要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优秀的小学教师。要培养学生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坚定的政治方向、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树立热爱儿童、热爱教师工作的思想；牢靠地掌握基础知识和教育专业知识技能；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勇敢、坚强、不怕困难、乐观主义精神。这是中师学生基本的努力方向。但是，由于学生个人的条件不同，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上必然会有差异，必然会有着不同的特殊爱好。有的人愿多参加舞蹈活动，有人特别喜欢文学，有人特别喜欢数学。同学的特殊爱好只要是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适当地发展，对将来参加小学教育事业是有利的。假如中等师范学校所培养的教师既能掌握基本知识与专业知识技能，又都有着不同的特长和爱好，我相信他们将来所教育的孩子会从教师那里得到更多的智慧，孩子们的生活也会更加丰富多彩。当然，如果因为过分地强调个人爱好、特长的发展，在个人爱好的事业上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对某些功课不好好学习、不关心政治或影响了健康，那就会降低师资的质量。同时，各人的特长也会因为基础知识的缺乏而不能很好的发展。
也应当认识到：培养个人爱好、特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进教师工作。假如强调个人才能而不服从国家需要，不愿作教师，就会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国家培养人才的计划，这种把个人才能和国家需要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对的。
为了使青年正确地发展自己的特长、爱好，教师和青年团有责任给学生以指导。对于在这个问题上处理恰当的学生，应当给与支持和帮助。对于那些因为花费精力过多而影响学习和身体健康的学生，应当向他们讲清全面发展和发展特长的关系，帮助他们合理的安排课余时间。对专业思想不巩固的同学，应当进行专业思想教育，使他们认识个人才能应当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但是，绝不能对学生的特长爱好采取否定和粗暴限制的作法。因为这样做会把青年积极的因素反对掉。市师原三年四组的班主任和部分团的干部在处理同学爱好、特长的问题上就是采取了粗暴限制的错误态度。他们班谭国恒等几个人是愿意作教师的，功课学得也是比较好的，业余爱好文学，但是班上对他们的文学爱好有压力，班主任不是支持同学正当的业余爱好，解除这个压力，而给这几个同学的业余爱好以批评，认为他们爱好文学将来就不符合一个师范生的要求。这种作法的结果使班上产生了不正常的现象：爱看小说的不敢进阅览室，爱好写散文的感到压力很大，使得青年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样长久下去就会把学生培养成不敢有特殊爱好的人，成为思想、生活领域很狭窄的人，这样作不但影响现在中等师范学校学习的学生，也会关系到少年儿童的教育工作。我诚恳地希望天津师范学校把这个问题检查和研究一下。
【附录三】
为什么缺少独立见解？
【编者按】本报上期发表了“毕业前的一场风波”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重视。我们每天都收到关于这一问题的稿件和电话，大家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应该把青年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要求组织讨论。现在，我们准备在报上付出一定篇幅，围绕以下几个问题组织讨论：（1）青年是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特殊的爱好？（2）应该怎样对待青年的意见和缺点？希望大家根据具体情况、切身体会，提出自己的见解，参加讨论，来稿最好集中谈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本报也准备发表一些优秀教师和青年工作者如何循循善诱教育青年的优秀事迹，希望大家投稿或提供线索。
“毕业前的一场风波”这篇文章的确启发我们想到许多问题，使我们感触最深的是：为什么自己过去对许多事情很少有独立见解，也不大敢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们是今年从天津师范毕业的，在学校时，我们都曾经担任班主席、团小组长和壁报干事的工作。我们和班上其他干事一样都是努力工作，想把工作做好的。但细想起来，我们由于思想水平不高和工作方法上的一些问题，在许多地方确实约束了青年人大胆地独立思考问题。譬如，当时我们班上无论开什么会，事先都要培养重点发言人，指定了发言的内容和范围，以引导全体同学的发言都向着事先规定好的方向去，生怕在会上有不同的意见而妨碍会议顺利进行。
我们绝不是反对会议应该有领导有目的，会前应做好准备工作，为了把问题讨论的更深入，会前帮助一些人有准备的发言，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是青年人有不同的意见，是可以并应该在会议上提出和进行争论的。有时候，有的同学也提出些不同的意见，但一些干部常常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方法，避免引起争论。记得有几次通过新团员时，有的团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分支干部就用“团委会的意见认为他基本上够条件了”、“应该相信组织的分析和调查”等简单的结论挡了回去。结果在以后通过新团员时就很少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了。有的团员甚至说：“开支部大会我们的任务就是来举一下手。”
我们和谭国恒他们虽不是同班同学，但是宿舍靠的很近。我们对他们那种不尊敬教师的态度是不赞成的。但是他们敢于对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发表自己的见解，也使我们受到很大启发。
市师原三年二组
刘凤云高天祺薛学仁
【附录四】
对母校的一点建议
小王庄小学教师尚公仆
我是1955年由天津师范学校毕业的。我今年能够在工作岗位上培养祖国的下一代，这是和我亲爱的母校的教导分不开的。我非常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当我看到《天津青年报》上《毕业前的一场风波》一文后，作为一个关心和爱护母校的毕业生，我想提出一点意见。
像《毕业前的一场风波》这篇文章中的情况，我觉得在我学习时也有类似之处。我班的元以林同学很喜欢音乐，常常弹琴、作曲，研究乐理，结果班里便有人讽刺他：“干嘛这么勤练，想上音乐学院吗？”有的同学喜欢体育，也被一些同学认为目的是为上体育学院，被扣上专业思想不巩固的帽子。
我在小学毕业后，就在南郊咸水沽上初师，以后又转到市师上学，我是热爱小学教师工作的，正课一般也学得比较好，但除此以外我还喜欢俄文，有的同学又说我学俄文是想上大学当专家。我还特别喜欢古典文学，但学校却不借《红楼梦》《西游记》等书，并且规定晚自习做完功课后，不能看小说。因为我喜欢学一些课外的知识，有的同学便说我思想落后，老师给我的评语也是“学习目的不明确”。我当时就想：落后就落后吧！以后到工作岗位上再进步吧！当时，也就不能提出申请入团的要求。
到了工作岗位后，我深深地感到这样的班风会能产生的不好影响。小学生们常常对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因为过去在学习时知识领域太窄，常常解答不出。这不仅不能很好的帮助学生丰富知识，还会影响老师在同学中的威信，记得在二年级讲的《毛主席在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一课时，其中提到《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书，如果老师事先有些了解，就会使讲课的内容更丰富，也可以在课外给学生讲一些有关的故事，这样对教学是很有好处的。
所以，我希望亲爱的母校好好考虑一下我校的校风，及时采取一些措施，这对于更好地培养师范生及我们的少年一代都是很有好处的。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