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教育实习，大搞科研
大约是在1958年年底到1959年年初，学校安排我们去中学实习。我和洪镇涛被安排在师大对门北京四十六中（今师大二附中）实习。当时四十六中的学生，主要是北太平庄附近的农民子弟，那时的政治运动，也波及到中学，学生在学校里只是打闹，不知道学习。
课堂上乱哄哄，一锅粥。洪镇涛在入师大前就教过小学，他能“镇”住学生，而我只能挖老鼠比他强，对这些带着乡野味大闹学堂的学生，则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我实习要在课堂上讲的课题是一篇叫《我来了》的诗：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这是一首大跃进时的民歌，当时没有教学参考书，也没有其他参考资料。对于这首民歌，教案怎么写，课堂怎么教，我是满头迷雾。我在想：既然天上地下都没有玉皇和龙王，就说明玉皇和龙王是不存在的，是子虚乌有的，是人们的图腾。那么根本不存在的玉皇和龙王，怎么又变成了现实中存在的“我”呢？我实在是搞不清楚。
当然，诗歌是可以夸张的，但夸张本身是不能离开和超越现实的。
1958年夏季，在毛泽东倡导号召下，在郭沫若，周扬大力支持下，一场新民歌运动，席卷了神州大地，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到处是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全国几乎每个县，从县委书记到普通群众都动手写诗，各处都在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各地广播电台组织赛诗会，各出版社出版民歌专辑，由郭沫若主编的《红旗歌谣》在全国各地发行，诗选和诗歌刊物不计其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民间诗人就成了文艺界的主体。一天下午，我和师大中文系讲师许钰先生，曾参加了一次民间诗人的聚会，是在颐和园的琼岛。参加这次会见的有郭沫若和周扬，30多位来自全国的民间诗人围坐在一起，互相交流着自己的诗作。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文学泰斗郭沫若和此后被称为“阎王”的周扬。
王老九紧挨着郭沫若和周扬。周扬不苟言笑，端坐着，真有点“阎王”味道。郭老却活跃，他不断地和周围的人打招呼。他问坐在他身边的王老九：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王老九，从陕西来的。”
“你是排行老九吧，我行八。”
王老九说：“那你就是哥哥。”
郭老风趣地说：“好啊！我是哥哥。”
一些民间诗人把自己的诗递给郭老，递诗的大约是一位白洋淀来的民间诗人（似乎姓李，名字记不清了），郭老接过诗来，一边读一边称赞：
渔民苦啊，渔民苦，
号子喊到天傍亮啊，
孩子哭到五更鼓。
……
郭老读诗的尾音拉得很长，很长，他读完这首诗之后，喋喋称赞：“好啊，好诗啊！”
不断地有人把诗递上来，郭老就不断地读，不断地评……
大约他忘了身旁的是他已经问过名字的王老九，转了一圈，他又问：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就是王老九……”
“哦，对了，我是哥哥，我们认识过了……”
图：郭沫若与农民诗人王老九
聚会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那位权倾全国文艺界的巨擘周扬，除为民间诗人的诗集和《红旗歌谣》签字外，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我知道这位在后来的文革中被毛泽东称作“阎王”的周扬，在惩治“胡风反革命集团”、整肃“丁陈反党集团”、乃至此后的反右运动中，都是领军人物。在组织安排下，我曾不下十次地读他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批批画画，把书页都读碎了。今天面对面地见到他，看到他冷峻的面孔，是敬畏，是害怕，我也说不清楚。
近年，我读了曾在周扬身边工作多年的、当年学友郝怀明写的《如烟如火话周扬》一书，对周扬有了更多了解，知道他是一位在晚年能自律、自省，知错必改的人。
大跃进民歌也被编入语文教材，对于《我来了》这首民歌，我在课堂上讲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课堂上乱哄哄的，我讲的什么，学生或者根本没听到，我更不知道学生对我讲课的反映和评价。
指导实习的老师（一位女老师，我已经忘记她的姓名）为了照顾我的面子，也是照顾她的面子，给我打了5分（满分）。
在完成教学实习之后，我们接受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的任务。
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又停用了以前的语文课本，1956年编的语文教材寿命只有短短两年。在1958年教材中，充斥着浓重的“左”的思想内容，导致语文教学受到严重干扰。
首先是批判现行的旧教材：
《荷塘月色》中“出浴的美人”，有色情挑逗味道，对学生影响不好；
《口技》中夫妻房事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同性恋，成人都不能看，莫说小孩子；
朱自清《背影》中父子眷恋与愁绪充斥着小资产阶级情调；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又是吃苹果，又是和爱人悠闲散步，渲染的是小资产阶级颓废情调，不够革命。
……
当时既没有编写语文教材的大纲，更没有拟定完整的编写计划和体例，只是笼统地提出编选教材的标准是：“用‘总路线’精神教育学生，‘兴无灭资’，把语文教学作为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有力工具。”
于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大家开始去选语文教材的篇目。我们从阅览室搬来了所有文学杂志，翻着读着，只要认为符合上述要求的就抄下来，既不研究，也不讨论。
那真是“一天等于20年”的时代，编写教材的任务要求在两天之内完成。什么作为语文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一概不管，采到篮子里便是菜。
记得当时作为被监督的原中文系系主任、“右派分子”黄药眠先生也参加了这项活动。一位刘姓同学和他是一个小组，刘姓同学是组长，当天的编写工作已经到深夜一点钟，这位刘姓同学选了一篇大约4000多字的小说，让黄先生在天亮之前必须抄完。黄先生问：“我能不能拿回家去抄？”刘姓同学说可以，但条件是，早晨8点前必须送到学校来。
这位刘姓同学对黄先生直呼其名：“黄药眠……”
黄先生大约回家后让蔡夫人帮忙抄写，早晨8点前按刘姓同学的要求按时送到学校。
在这套教材中，把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水利大发展、大炼钢铁等内容全都吸纳进来，几乎成了政治时事宣传手册。
据说此后当时主管文教的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还带领师大编写教材的20人组成的小分队，下到农村征求意见，进行社会调查。
此后，这套教材的下落和结局，不得而知。
大约在1958年的下半年，我们又接受了编写《中国戏曲史》的任务。
中国戏曲文学滥觞于宋代，成熟于元代。而我们由于近两年的政治运动，古代文学只讲到唐宋，对戏曲文学应该说是一无所知。
但那时的口号是“敢想，敢说，敢干”。对于高校的科研成果，也讲多快好省，既要攀登高峰，又要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北京大学一群中文系的学生，仅用了35天，就写出一部78万字的《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也用了很短时间编出100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据说连1958年大炼钢铁都作为中国革命的经验写进书里去了；我们师大中文系高年级编写了《中国民间文学史》，这是民俗文学专家钟敬文先生多年都没写出的著作，学生们却在很短时间内写出来了。
于是，我们从图书馆搬来了所有关于戏曲的书籍资料，大家分成几个小组去读，我在京剧艺术组。
说实在话，我对京剧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的。在去年寒假前，梅兰芳先生曾来师大演出，地点在我们大饭厅，但因囊中羞涩，没办法拿出8角钱的票费，错过了看这位时代戏剧大师的演出。
我们访问了几位京剧界的理论名家，从他们那里我们知道京剧历史渊源：京剧是在徽戏和汉戏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一些戏曲剧种的优点和特长逐渐演变而成的。徽班进京是在1790年（清乾隆55年）。
为了进一步对京剧有更多感性认识，1959年1月我们观看了纪念京剧四大名家之一的程艳秋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演出。那是由新艳秋、荀会香、章遏云等程派关门弟子参加的演出。
演出的剧目记得有好像有《玉堂春》、《游园惊梦》。这是我第一次坐在剧场看京戏。程派弟子们那唱腔的起伏跌宕，节奏多变，无论是眼神、身段、步法、指法等，确实达到了声情并茂的境地。
除此之外，我还看了不少京剧脚本，应该说，我学到了不少关于京剧方面的知识，并且执笔写了京剧史的部分文稿。遗憾的是，这个杂乱无章的《中国戏曲文学史》，没得以出版，听说至今还扔在师大文学院的废弃书稿堆中。
（35）师大反右之后的芸芸众生相
“反右运动”胜利结束了。大跃进的狂热逐渐降温了，一些人的脸上也逐渐有了笑容。经过运动，那些桀骜不驯的人也变得温顺得多了，下一个辩论的专题是“驯服工具论”。
一位哲人曾说过：“一旦失去自己，就可以变成任何人的工具。”
“驯服”一词按辞书上的解释是“使（一些动物，如牛、马、驴、骡等）顺从。”一般不用来表述“人”这个客体；而“工具”，则指人在生产劳动时使用的器具，如锯、刨、犁、锄等。把有生命的“人”和动物、和无生命的工具类作比，实在有失恰当。
要做工具，首先必须“失去自己”。就是说，人先变成有奴性的能驯服的牛、马、驴、骡之类，然后再丢下生命和灵魂，变成“工具”。
我的看法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是有自己的思想，他也可以服从某种思想，如毛泽东思想，可以持有某种信仰，如马克思主义，但他决不能放弃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做任何人的“驯服工具。”
当时对“驯服工具论”的辩论最后是一边倒，结论是：“驯服工具”只是一个比喻说法，它与“做建设共产主义大厦的一块砖”“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做革命的老黄牛”等是一样的。
因而达成这样共识：每个人都要做党的“驯服工具”。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班的一位梁姓同学就不是很驯服的。她整天抱着外国文学书在看，一些同学批判她崇洋媚外，他不服气。当时社会上穿高跟鞋的女性几乎绝迹了，她却穿着高跟鞋。她走路时扬着头，挺着胸，旁若无人，当别人都在教室安静地等待上课时，突然从教室门口传来“咯噔、咯噔……”的高跟鞋撞击水门汀地板的声音，那是她在众目睽睽下进教室了。每当劳动时，她换上平底鞋，劳动一完，她要马上换上高跟鞋，据说她离开高跟鞋就不会走路。
不知道她是性格生就的沉默，还是内向，平时很难看到她一笑。
对于“驯服工具论”的辩论，已经没有像前边反右时那么强烈的火药味了。这时的政治气候，已经由寒转暖，由阴转晴，隔在人们心里的坚冰开始融化了。
我们宿舍的入学三年中没说过几句话的张开明大师兄，也开始说话了。他说，他在搜集汉语的连绵字，要在连绵字研究上下点功夫。
他入师大将近四年，还从来没上过街。星期天，他带上两个馒头，背着书包准备上街去淘旧书。他问同学哪里有旧书店，同学告诉他虎坊桥有旧书店，于是，他准备乘公交车去虎坊桥。上了汽车，他问售票员：“虎头坊怎么走？”售票员说：“没听说过这个地名，你是不是要去虎坊桥。”他说：“对，是虎坊桥，我记错了。”到了虎坊桥，别人又告诉他：虎坊桥没有旧书店，旧书店在琉璃厂。于是他又步行到琉璃厂，在旧书店买了一套《连绵字典》。
从琉璃厂回北太平庄师大，必须在平安里倒一次车。他问人：“到‘安平里’坐什么车？”他又把“平安里”错记成“安平里”。人家告诉他：“没有安平里这个地方，你是不是要到和平里？”他又按人家指点，到了和平里，再问人到师大的路，人家又告诉他，到师大去要先到平安里，再转乘31路汽车，于是他又乘车到回平安里，等他到师大校园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
他把一天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都不禁哑然失笑。
他这一天的收获，是淘得了一部《连绵字典》，他把淘得的字典展示给我们看，这一套10本的《连绵字典》，经清点，只有9本，中间缺一本，是一套断本残缺不全的工具书。
我们宿舍的朱安群师兄，不但喜欢古诗词，也写新诗。他的笔名叫“秦戈”，我们都谐音叫他“情哥”。又因为在入学之初，俞敏教授为他纠正“老虎恼怒”四个字的湖北方音，竟用了半节课的时间，因此他又有“老虎”的绰号，我们也叫他“虎哥”。他确实会唱“情歌”，他在宿舍常用湖北方言唱他家乡恩施小调：
要来，要来，你早点来，
莫等三更半夜来，
露水打湿孩（鞋）
……
那是一首男女幽会、调情的民歌，他唱的动人而投入。
其实，他正与他入学前的同事、后考入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段邦珅谈对象，两人书信往来频繁，段邦珅的“两地书”写的十分精彩，是凡段邦珅写给“虎哥”的信，我们宿舍都要传阅。到后来，段邦珅的信一到，谁先拿到手，谁就先拆开看，这位虎哥也不介意。
一次我们在传阅段邦珅的“两地书”时，信的结尾有“不给你物”几个字，我们好生奇怪，再仔细看，那“物”字是涂改过的“吻”字，我们让虎哥解释，虎哥说，他向段邦绅要东西，段邦珅没给他寄，谓之“不给你物”，我们也就不再去追究那字究竟是“吻”还是“物”。
段邦珅的信我们拆开看过之后，再交给“虎哥”，他总是骂一句：“下流坯”。
那时，我们中文系，和尚多，尼姑少。有限的几个女同学，有的入学前就结了婚，有的没结婚也都有了心仪的对象。所以系里有些和尚就盯着外边的姑子庵。
我们有位王姓师兄，竟然篡改大诗人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姑娘。”他的对象和他同时考入政法学院，他经常给我们描述他们的相识相恋的甜蜜。这位师兄是予备党员，没想到的是，在他预备期满时，却被取消了他的予备党员资格，取消的理由是：他们曾经同居过。
1959年暑假之前，父亲来信督促我们办婚事。在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疾病缠身，每天辗转在病榻药灶之间，这时他的肺心病已近晚期，有时整夜整夜地咳喘，不能躺，不能睡，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我成婚，更希望看到第三代儿孙。
我把老人家这个想法谈给淑蕙，她也很理解老人的心情，我们经过商量想趁暑假办婚事。
这三年大学学习生活能支持下来，和淑蕙给我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她在经济上、精神上都给了我不少帮助和支持。尤其让我感奋的是，一个城市姑娘，冲破重重阻力，嫁给我这样一个农村来的穷家苦孩子，是需要多大勇气啊！
我们的想法并没得到她家庭的支持，她的母亲和哥哥都反对我们办婚事。因为我在他们眼里是一个穷学生，而且是一个家在农村的穷学生，我们结婚，势必影响淑蕙对家里经济上的支持，他们更不愿意女儿嫁给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于是，由他的哥哥出面给师大中文系领导写信，说我们结婚的目的是想将来毕业分配时留在城市，不愿意到艰苦的边疆去，让学校领导对我进行批评教育，等等。
这封信，无疑是给我告了一状，自从“作党的驯服工具”辩论以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已经成为评定一个人革命和不革命的试金石。由此可知，这封告状信，将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与此同时，她母亲又找到淑蕙学校的领导，让那里领导对淑蕙施压，当时学校领导曾几次找淑蕙谈话。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既然是我们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我们就不会反悔。
说实话，当时也确实有点私下打算，就是想在明年毕业分配时，能以照顾夫妻关系去天津工作。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想法和要求并没有可责备的，但是在那个时代，却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感谢中文系的领导，对我们的婚事，他们没做任何阻拦，并给我开出婚姻登记的介绍信。
更让我感激的、终生难忘的是此后被红卫兵乱棍打死的张輔仁大师兄，是他一手筹办我们的婚事。
我们的婚礼定在1959年8月1日，那天早晨，师兄从市场买来鸡鸭鱼肉，师兄的年过古稀的母亲忙了整整一天，为我们准备菜肴。
那是什么样的婚礼呀，没有礼堂，没有乐队，更没有汽车。除师兄一家人之外，参加婚礼的还有周篤文师兄夫妇，我中学时的同学焦琤（那时焦琤还是单身）
这样的婚礼，在今天年轻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在天津，我们连“蜗居”都没有。我们准备回老家乡下度蜜月。
从天津到我家乐亭，虽然只有200多华里的路，按今天说，只有两个多小时车程，但我们却走了两天。
我们先乘火车到滦县车站，然后住一夜小旅店，那小旅店是一个能睡下十几个人的大炕，既无铺垫，又无被盖，只是让你能躺下闭上眼休息一会儿。
从滦县到乐亭县城，每天只有一趟班车。那车是敞篷卡车，没有坐位，大家就坐在后马槽子的平板上。
早晨5点钟就要去汽车站排队买票，如果买不上当天的车票，就要再回小旅店住一宿，等第二天再去排队买票。
我们算是幸运的，买上了当天的汽车票。
卡车在泥泞的土路上疾驰，车的后轮胎甩起的泥浆溅在身上，脸上，雨水打湿了头发、衣衫，但能买上票坐上汽车，还是蛮幸运的。
到了乐亭县城，下了汽车，雨就更大了。从县城到我家还有25里路，再没有交通工具可循，于是我们提着装有随手换洗衣服的提包，开始走！
雨越下越大，路也越来越难走，开始是泥泞的土路，虽然难走，但还是可以走。等离家还有8里路时，水已经一米多深，没到腰部了。
我从小生在农村，长在乡野，这些艰难行程对我不算什么，但对于在城市长大的淑蕙，却是难以逾越了。
乐亭人好客，你如果出门走路，不论你走到那村哪庄， 不管认识不认识，走到那家，喝口水，吃顿饭都是可以的，主人都会热情招待。
我们走到离家五里的翠坨村，已经是寸步难行了，就找了一户人家休息。那家大嫂很热情，在帮我们换下已湿的衣服之后，为我们烧了姜汤，烧了饭，让我们吃。
大概是奔家心切，把淑蕙安顿好留下，我去探路。从翠坨到我家，要过一条河，河上原来有一座石桥，石桥没有栏杆，这时齐腰深的水已经淹没了石桥，再分不清哪是河，哪是桥，我凭着往日对这条小河的熟悉，终于找到石桥。于是就用事先拿的一根扁担，敲敲石桥，确定是桥而不是河，就走一步，再敲敲，再走一步，这样终于度过这条小河。到了家，最后是家里几个弟弟把淑蕙接回去。
我们满足了父亲对我们的要求，老人家很高兴。这是我们过得最愉快的一个暑假。
（36）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学校在对毕业生进行毕业教育。
那时的高校毕业生，没有自己选择未来工作的权力，一切听从党安排。
我们有一位师兄王一鹗说：“边疆哪儿都能去，西藏可不能去。你知道二郎山吗，45度的坡度，人坐在卡车上，脸要冲着天。往上看，是巴掌大的天，往下看，是看不到底的万丈深渊，要是从车上掉下去，可就没命了，你说吓人不吓人。”然后他又唱起《歌唱二郎山》：“二呀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那个被它挡……”
在毕业之前这样宣传到边疆去的恐怖情绪，而恰恰当年我们中文系分配方案里有支边西藏的名额，这种宣传无疑对毕业分配是一种干扰。我们一位李姓同学把王一鹗说的话汇报给党团组织，团支部准备开会批判帮助王一鹗。支部会定在毕业之前的一天下午两点开。
下午两点，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准备开会，但会议被批判的主角王一鹗却没有来，一直等了半小时，他才踱着方步走进来，还没等大家发言，王一鹗先说话了，他说：“我今天真的感到生的喜悦，死的悲哀，我的自行车钻到汽车底下，人却死里逃生…..”
本来十分严肃的批判会，让他弄的稀里哗啦。接着有几位同学发言对他进行批判，批判的人大致说他不应该在毕业前说这样的话。主持会的人希望他表个态，他说：“西藏你们没去过，就像我说的那样，不信，我带你们去问问，看是不是这样。”
结果是，这位王一鹗师兄没有被分配去西藏，而被分配去西藏的是张蕴华等十位同学，王一鹗被分配去了外交学院。
毕业前，同学都在处理自己不用的东西，收购废品的三轮车每天都等在宿舍楼下，王一鹗拿着他从湖南带来的、穿了三年的丝棉袄去卖，边卖边说：“今年毕业了，有工资了，做一件新棉袄，再织一件毛绳子衣。”
但是，这位师兄的愿望没能得以实现，1960年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当年每人只发二尺布票，只够补衣服上的破洞。
那年冬天我去外交学院看他，教研室的人告诉我：他冷得没办法，去操场跑步取暖。我又到操场去找他，看到他不但没织成毛绳子衣，连棉袄都没得穿，瑟瑟地套了几层单挂。
毕业教育还在进行，其实分配名额已经下到系里，只是对被分配的同学保密。我们班有位张姓大师兄，已经30多岁，还没有对像，无牵无挂 ，他感觉到他被分配到边疆去的可能性最大，心急如火，坐卧不安。
别人都在真真假假地表态，表示要到边疆去，他却向组织提出：“我的年龄这么大了，婚姻问题还没解决，如果到边疆，婚姻问题就更难解决，希望组织能把我分配到内地。”
今天看来，这位师兄说的是实情，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但在当时，向组织讨价还价，是不被允许的。于是，团支部又开会，帮助这位大师兄认识自己不把祖国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把自己个人问题放在第一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作怪。这位师兄对批判并不买账，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呢，他被分配去内蒙。到内蒙之后，他被分配到哪个学校，后来境况如何，至今不为人所知。他不跟同学联系，大概他和同学结了怨。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填3个志愿，我填的3个是：1.西藏，2.新疆，3.天津。这也是当时一般同学都这样填的，大家不会像上边说的那位师兄那样傻，都是把第一第二志愿充样子，做幌子，实际上眼里盯着、心里想着的是第三志愿。
《红楼梦》里有一句联语说得好：“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具兼，颇耐人品味。当你把真实的东西当作虚幻的东西来看的时候，那虚假的东西甚至比真实的东西显得更真实。
毕业前的这场戏，每个演员都演得非常好。
分配方案终于在人们的期盼中出台了，当年天津没有名额，这样我的第三志愿只得改成北京。
当时迫切需要到天津的除我之外，还有两位师兄，周笃文是从部队转业考入师大的，他的爱人谭春涛从部队转业到天津河东区文化馆工作，他们已经生下一个女儿，两地分居必然给他们带来一定困难。
张辅仁家也在天津，他上有老，下有小，她的母亲已经年过古稀，他的第二个女儿已经出生，对他来说，去天津工作比别人更迫切。
后来我常想，如果当初师兄辅仁能分配到天津，也许就躲过文革中的杀身之祸。事情常常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当年服从祖国的需要，是大学生的天职。
方案公布了，除部分人留校之外，张辅仁分到北京外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周笃文分到北京中医学院（今北京中医药大学），洪镇涛分到中央林业部，朱安群分到北京造纸工业学校，那位丁公和张云等几位，西出阳关，分到新疆。
我和金锡谟、方文一、宋柏尧四人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
四年的风风雨雨，四年的朝夕相处，现在要各奔东西，一种油然而生的惜别之情，绞着我的心。尤其是看到丁公几位赴疆同学，每个人手里拎着学校发的一个暖瓶，那是学校为了让他们在西去阳关的路上能喝上水，特意给支边同学准备的。待他们上了校车，我的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写到此处，我不能自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子人、玉珀、福绵、张云诸师兄弟，你们西出阳关时，是不是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是不是感受到“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凄凉啊？我的福绵小兄弟，你是怎么捱过那从你18岁起始的、近10年的“苏武北海牧羊”式的痛苦生活。
我含泪写下如下几句：
挥鞭牧马十八年，天山深处万重山。
墨翟有感哭歧路，老聃无意出阳关。
当年豪情断肠梦，岁月蹉跎摧鬓斑。
满腹心事向谁诉，问君更得几时还。
2006年6月，有一个全国图书订货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我准备去参加，顺便会会诸学友。但是，5月的一个早晨，我突发心梗，住进医院，做了搭桥手术。感谢北医三院心外科主任杨碧波大夫，是他把我从赴泉台的路上召回，在他的手术刀下，我得以复苏。此后，新疆之行成为泡影，会老同学的夙愿也不得实现。
我被分配到人民大学，可能是领导认为我虽然受过处分，但业务还可以。我心里并不为我分到大学而高兴，我对人民大学没有一点好印象，那是一座极左的马列神学院，像我这样自由主义比马列主义更多的人，我不愿意受这样环境的约束。
好友洪镇涛被分到林业部宣传司，我为他庆幸，那毕竟是中央单位。但这时从1960年开始的“天灾人祸”，端倪已现。不久，中央各部委都在精简机构，洪镇涛又被从林业部调往林业部白城子林业学校。
洪镇涛调离北京，一种孤寂感笼罩我的心头，挥之不去。我想，他在北京，我们有些委屈，可以互相诉说，心结的不平，可以互相宽慰，生活的困难，可以互相帮助。
那是一个皓月当空的深秋夜晚，我独自踯躅在人民大学荒漠的校园里，吟哦着杜甫的《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杜甫这首诗作于764年（广德二年）秋，当时他在严武幕府中任节度参谋。诗中抒发的感情是伤时感事，表达他对于国事动乱的忧虑和他飘泊流离的愁闷。写出了诗人对风尘荏苒、关塞萧条的动乱时代的忧伤。
杜甫的忧伤和我当时的处境是那么合拍：清秋独宿、月满自语、萧条荏苒、十年栖息……我和镇涛有着相似经历，十年的师范生活，沦落流离，飘泊东西，无枝可依。
现在，总算熬过了那难熬的岁月。但是，镇涛的夫人在武汉工作，我的夫人淑蕙在天津，将来的归宿究竟在哪里呢……
“白城只刮一场风，从春始到冬终……”这是洪镇涛后来给我形容的白城子的自然气候……
在洪镇涛去白城林校之前，我和金锡谟又陪洪镇涛去了一次八达岭长城，登上烽火台，俯瞰塞外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我的心也在跌宕起伏……
这四年，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受了那么多的屈辱，看到那么多的同学、那么多的朋友转眼之间成为阶下囚，我心绪难平。
更让我们牵肠挂肚的是对未来的迷茫，将来等待我们的命运该是什么，我们的人生道路应该怎样走，我们的思想该往哪里行，在前进的路上还有没有风雨和泥泞，还有没有“阳謀”和陷阱，我苦苦地思索着，思索着……
（37）初到人民大学
1960年9月1日，金锡谟、方文一、宋柏尧和我四个人，到张自忠路铁1号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报到。铁1号校院是原来段祺瑞的执政府，在平安大街张自忠路3号，就是鲁迅《纪念刘和珍君》提及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地。这里原称铁狮子胡同，旧门牌为1号，俗称“铁1号”。清朝时为和亲王府，清末改为贵胄学堂，后与西侧的承公府一并拆除，重新建起了三组砖木结构的楼群。中间主楼为欧洲古典式灰砖楼，前后面三间楼门，中部门厅以上三层，两侧及翼楼均为两层，在主楼的东、西、北面各有一座楼房，形成一组楼群。在楼群的东、西两边各有一组风格相同的建筑。大门在主楼前面，坐北朝南，面阔五开间，门前一对石狮子，隔街对面是一座砖雕大影壁。1912年，袁世凯将总统府和国务院设在这里。1919年以后，靳云鹏将这里改为总理府。1924年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这里遂改为执政府。
图：北京东四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
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京数千群众为抗议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前往执政府请愿，遭到段祺瑞执政府卫队的血腥屠杀，酿成”三一八”惨案。解放后，原先大门两侧的东西辕门已拆除，门前的马路拓宽，楼房已改为人民大学校舍。
解放后，国家将“段祺瑞执政府”拨给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又在院里盖起三栋宿舍楼，“老段府”楼内的一部分也成了教工宿舍。
语言文学系就在“老段府”主楼办公。
我们报到之后，系里分配我们4个人到西郊汉语教研室，于是我们又乘车到西郊。在人事处我们办理了工作手续，领了工作证、校徽，接待我们的人是事处干部吴芳俊，他安排我们住下。
图：六十年代的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是从解放区迁到北京的一所大学，它的前身是陕北公学，由于战争年代转战南北的历史原因，解放后进入北京，还一直保留着战争年代因陋就简的格局，校园内平房多，楼房少，杂草杂树丛中还夹杂着一些坟地，没有什么文化景观，到处是灰蒙蒙的颜色。
我们就住在乱树杂草丛中的一处平房里（五处3排1号）。
汉语教研室主要负责西郊各系公共汉语课，它是人民大学的4 个直属教研室中的一个，隶属教务处领导。教研室主任是王学作，书记是柯炳生。大概他们已经看过我的档案，第一次开会，他们就以异样的眼光瞅着我。那眼光，含着不信任，确切说，是含着敌意。
后来又调来一位教研室副主任，叫李尚公。此公比上面说的两位更左。
看来刚进到人大，我就入了另册。
既然入了另册，就要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但是，船破偏遇顶风浪，屋漏恰逢连阴雨，到教研室报到第二天，我便病倒，交了一个假条。
当天夜里我发高烧，盗汗，汗水湿透被子，校医院透视结果显示是肺炎，大夫开了两周假条。当时教研室正准备组织刚分配来的青年教师下乡支援三秋，我把假条交给柯炳生，她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那眼光里没有说出的潜台词是：你是不是想逃避下乡劳动，是真病呢，还是假病？
但是，她终于勉强地说：“既然病了，那就先休息吧，等第二批再说。”
我终于恩准休息了，但肺上阴影一直不消退，据大夫说，至少还要休息一个月，再复查。
第一批劳动的人在10天后回来了，团支部开会对这次劳动进行总结。首先发难的是宋柏尧小师弟，他对金锡谟发难，说他在劳动时吃生老玉米粒，影响极坏，经不住艰苦的考验，等等。
1960年，饥饿笼罩着中国大地。我们在师大时每月口粮是50多斤，而到人民大学减为30斤。工会小组长还动员我们每人再交出2斤粮票支援灾区，我们实在经受不了饥饿给我们的“考验”。
西郊食堂是中午11点半、晚上5 点半开饭。但是，饥肠辘辘的学生和教师，提前半个小时，或者更早，就去食堂门口排队，等着吃那和着杨树叶（称作叶蛋白）的又黑又硬的两个窝头。
那时买什么都要凭票，粮、油、蛋、糖、肉、烟、酒……肚子吃不饱，就买点酱油，冲上一碗水，喝下去，把肚子灌满。
在票证时代，还有一个小插曲：
那时，买烟卷儿也要用票，不论吸烟的人还是不吸烟的，一律都发15张（盒）烟票。其中有两盒是高档烟大前门，其余的是黄金叶和烟斗牌，烟瘾大的烟不够抽，就向不会吸烟的人要烟票，我的烟票常给他们。后来一想把烟票给人不划算，就自己练习着抽烟。开始抽烟，并不是一种享受，喉咙呛的难受，抽完一支烟，头晕脑胀，但不久就练习成功了，上了瘾，我16年的吸烟历史就是这样开始的。
不久，工会小组又开会，动员每个人每月再拿出1斤粮票支援灾区，工会小组长让每个人表态，我们年轻人只得表示同意，不敢有任何违抗。轮到年纪大的傅强先生表态，工会小组长强一说：“傅强先生年紀大了，是不是给年轻人做个榜样，多捐献点。”傅强却说：“我年纪大，也不能饿死呀，我不捐，现在我就不够吃。”
喝酱油汤的结果，是每个人都浮肿，腿和脸肿得一按一个坑。这种浮肿如果不加以控制，是很危险的。如果肿到大腿跟儿，侵蚀到肾脏，就会死人。
从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据非官方统计，全国饿死的人至少在3000万以上。最近，在《作家文摘》报上看到毛主席卫士长李银桥一篇回忆文章，李在文章中说，毛泽东一生哭过3次，其中一次就是他听到饿死人的事之后，他哭了。
教研室浮肿最严重的是我和谢自立，还有教研室主任王学作。系里决定我们三个人集中在林园楼养浮肿，绝对卧床休息。养浮肿的人，每天校医院送来两个药丸。那药丸，是用蜂蜜和豆面团成的。另外每个人还有一暖瓶小球藻，小球藻用干净水是培养不出来的，必须用尿来培养，喝在嘴里尖臊尖臊的。
在我病还没好的情况下，参加了第二批支援三秋劳动，地点是在丰台区看丹乡。
我拖着浮肿的双腿，步履蹒跚地推着独轮车运粮、运菜，在运粮、运菜的间隙，才能靠在柴垛上喘息一下。
10天劳动回校后，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劳动之前上了锁的我的住室，却被师大时同班同学、又是一起分配来人民大学的学友方文一撬开，他把他的办公桌和床铺搬进我的屋子里。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是教研室领导让他这样做的。
大概教研室还授意他随时监视我的行动，因为我每天做什么，说什么，教研室很快就知道。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窗四载的老同学，为了一己之私，争当左派，竟然横着开枪。
在那个时代，人整人是可怕的，而熟人整熟人更可怕。
身体的虚弱和精神的催残，让我心灰意懒。我患了精神分裂症，一次上街，竟找不到回学校的路。一位朋友老杨家（也是淑蕙的学生家长）收留了我，他给学校打电话，让学校来接我。等了一夜，学校也没有人来接，我在老杨家躺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回到学校，教研室开会，教研室主任说：“有的人上街，不认识路，还让学校去接……”
面对这些不讲理的领导和为虎作伥的老同学，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这时才知道，师大的团籍处分给我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人受了处分，就是在你脑袋上贴了一个坏人的标签，任何人都可以鄙视你，欺负你。
人在落难时是更想念亲人的，我想把淑蕙调来北京工作。但是，当时北京户口冻结，我这一个无名小卒，办这样的事，难于上青天。
听说，虽然城市户口冻结，但是两个城市间人事可以互调互换。我想起分配到八一学校的师妹陈秋影，她是天津人，她会不会想去天津工作，于是，我写信给陈秋影，把我的想法告诉她。
没想到，这件事被师弟宋柏尧知道了，在团支部会上他向我开枪，说：“有些人不把工作放在心上，整天想着为爱人调动工作……”
既然淑蕙不能调到北京，只有我调到天津这一条路了。于是我向人事处提出请调申请。我准备调到天津，反正我在人民大学已经是多余的人，甚至是累赘，我提出请调申请的第二天，人事处就把我的档案转到天津淑蕙的单位。
淑蕙的单位是部队的一个小学，我总算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大学教师，小学不好安排我的工作。
图：好友艾文会
天津作协秘书长艾文会是我交往多年的半师半友的朋友，他为我的工作调动着实费了力。淑蕙把我的档案亲自送到他家，据淑蕙讲，那档案有3寸多厚，不知道那袋子里乌七八糟究竟装了些什么。
当时天津作协只有驻会作家，而我学的是语言文学，作协不好安排。艾文会亲自把我的档案送到河北大学中文系，中文系系主任是作协会员，艾文会和 他说，希望他们能帮助安排我的工作。几天之后，河北大学中文系将档案退还艾文会，不用说，肯定与那3寸多厚的档案有关。
艾文会和我商量，既然河北大学中文系不能去，是不是可以去小百花剧团，给小演员做教师，讲讲古典文学课。他可以介绍我去，因为他曾为小百花剧团写过剧本，而且在剧团创作室兼职。
我考虑，我既不懂戏曲，又不懂音乐，去剧团派不上用场，还是不去的好。于是我的档案又返回人大。从调动工作起，我的人事关系就挂在人事处，现在档案又被退回，我就又被挂起来。这倒好，可自由自在。
北京西郊的夜晚，群星灿烂，望星空，我不免惆怅，世界之大，竟容不下一个文弱书生立锥之地，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我不相信因果报应，但我相信人的一生应该做些对别人有益的事，尤其在别人需要你帮助的时候。在“文革”风暴来到的前一年，他们不知道预感到什么，柯炳生在自己家里的卫生间里自缢身亡，那位李尚公副主任，用烧红的炉通条自己刺破肚皮，结束了生命。
当然，他们绝不是因为整了我自责而死，他们积怨太多了，他们可能觉得生比死更可怕，于是他们选择了死。但是，反过来想，他们不也是这个“制度”下的牺牲品吗！
这一年多在这座马列神学院的“剃度”，让我知道在师大受的“团内警告处分”带来的后果，更让我了解了人与人关系的复杂。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