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去塑校学习半工半读
1958年，刘少奇提出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农）半读学校同时存在的学校教育制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种教育制度“。
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给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专门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半工半读”的主张。1958年5月，刘少奇在《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中指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
刘少奇指出，对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要通过试办，取得经验，以后多办，将来使其成为我们的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学校制度。为了办好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的学校，应该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农业高级师范、工业高级师范和中级的农业师范、中级的工业师范，要培养新的教员和校长。
在刘少奇建议下，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半工（农）半读实验。
北京市教育局准备对各学校进行半工半读培训，然后在有条件的学校进行实验。人大附中派数学组阎士文、政治组柳成昌、化学组郭长陆和我去学习半工半读。
郭长陆被分配到印刷学校，阎士文、柳成昌和我被分配到塑料工业学校（简称“塑校”），这些学校都是第一批试行半工半读的学校。
在我离开人大附中前，领导告诉我们，学好半工半读的经验，回校后条件成熟时，在人大附中也进行半工半读实验。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任务，背上行装，来到塑校。
塑校创办于1964年，是厂办校，有学生100多人，没有校舍，暂借里仁街小学部分校舍。校长沙辛是从塑料总厂调来的行政干部，教务主任蕫俊岚是从塑料研究所调来的技术干部，教师都是从高校毕业生分配来的。
接待我们的教务主任蕫俊岚，他人平和干脆，有工人的朴实没有知识分子的花架子。他安排我们住下，分配我教四四制两个班的语文。
所谓四四制，就是四个小时学习，四个小时劳动。我与学生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里的学生大多是工人家庭出身，他们都比较朴实，但学习成绩不好。在中考招生时，他们因为没能达到高中录取分数线被分配到塑校，所以在学习上他们有自卑心理，按他们的说法，塑校是“贤（闲）人教圣（剩）人”。
我初到塑校，工作自然卖劲，再加上年轻气盛，讲起课来滔滔不绝，学生听的津津有味。这可能传到校长沙辛耳朵里，她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正式调到塑校工作，并说在适当时候解决我的入党问题（那时人大附中准备发展我入党）。
从谈话中，我发现她很爱“才”——虽然我不是什么“才”。
我在塑校，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血腥的“文革”。对沙辛校长人品真正有所了解，还是在那场“文革”中。我曾参加一次对她的批判会，那场面，确实惊心动魄，一些人骂她、打她，一绺绺往下薅她的头发，任凭你怎么打，她都没说一句违心的话。她多次被斗、被打，她不堪忍受这种侮辱，服用大量安眠药，准备了此一生，但她又被救活了……
那时，她已经被打的遍体鳞伤，而那些“革命小将”，还让她扫楼道、扫厕所，他腿已经不会走路，上楼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爬。
2006年，她已80岁高龄，还不忘记当年筚路蓝缕创办塑校的经历，用她多年的积蓄，自费出版了《中等职业学校的风范》一书，那书是她心血的结晶。高春荣、柳成昌和我都参加了书的首发仪式。对“文革”中她的不幸遭遇，她从没提一句责备的话。
但此后不久，她与世长辞了，她死而无憾。
永远的沙辛！
同时被批斗的还有教务主任董俊岚。董俊岚出身于工人家庭，他是作为当权派被批斗的，他性格耿直，既不服气又不认罪，为此他没有少挨打。红卫兵们把写大字报的墨水浇在他身上，从头顶一直到脚跟，整个成了一个“黑人”。红卫兵们在他的被褥上浇上水，让他睡在水泥地上。
在那个“龙生龙，凤生凤”血统论十分盛行的年代，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只能接受职业教育，很难与高等教育有缘。所以塑校的学生，对劳动技术的关注，比对文化课更为重视。他们和老师的关系，也不单是知识的需求，还需要思想的沟通和生活的关怀。
记忆中我的语文课代表赵玉美，每次来交作业，总是把作业本码放的十分整齐，把作业本需要我批阅的部分掀开，这样就节省了我许多时间。
塑校语文组只有两位教师，女教师杨正芳是北京师大中文系毕业，知识底子比较厚。归国华侨庄钦仲是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毕业，他在国外生活多年，汉语基础差，有许多字不会写。一次在办公室大家都在静静备课，他突然喊：“切割的‘割’怎么写？”作为语文老师不会写常用的“割”字，在别人可能视作难堪，可是庄钦仲，却满不在乎，他的坦诚让人觉得可爱。
四四制两个班的班主任是高春荣和周光毅。他们两位老师，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高春荣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今北京化工大学），她还带着大学生的气质，深度近视镜片后的眼睛里总是带着微笑。她教高分子，课教的好，既联系实际，又风趣横生，学生戏称她“高分子”老师。周光毅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做事一丝不苟，从不越雷池一步。
1966年3月8日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专区隆尧县发生震级为6.8级的大地震，这是一次久旱之后的大震，地震发生后，漫天飘雪。周恩来总理三赴震区，百姓的苦难使他落泪，他指示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地震预报系统，中国的地震预报事业，在邢台地震的血泊中矗立起划时代的里程碑。
地震的第二天，我接到邯郸矿山医院发来的父亲病危的加急电报。我星夜赶到邯郸，看到病床上的父亲喘息不止。他说，他已经烧了我们之间来往的所有信件，等待终息。
父亲一生的经历告诉他，留下书信，将来可能给我留下祸根。
我终日守在父亲病床旁，尽我最后的孝心。让人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父亲竟然脸上泛着红光，精神也好起来。他怕我耽误工作太多，让我赶紧回北京。过去父亲曾多次报病危，但每次他都以坚强的意志度过难关，我想这次他还能闯过去。
我那里知道，这是父亲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
我回北京下火车的当天下午，接到父亲去世的电报。
不孝的子孙。1957年母亲病危，我从北京赶回老家，母亲在弥留之际，一再说，等儿子回来她才能咽最后一口气。但是，在我到家之前两个小时，她撒手人寰而去，给我留下终生遗憾。这次父亲去世，我又没能让他最后看我一眼。我在想，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有很多话要跟我说，还有很多要说的话没有说完……一种对父母的愧疚之情，揪着我的心。
这是至今我还珍藏着的父亲写给我的一封信，那信上的字体隽秀，行距齐整，如果你不知道，绝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只读过两年半书的在弥留之际的老人写的信。写信的时间应该是1968年8月17日，那时父亲住在邯郸市矿山局医院。同班同学张文峰回老家安阳度暑假，我买了一些小食品，托文峰带给父亲。
在信中，他除了过问淑蕙的病情（淑蕙因为阑尾炎手术住院）之外，更多的是谈了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其中有一句话，至今我铭记在心：他在等待终息之前，把所有的来往的信件都烧了。我深深了解父亲，他是惮于文字之祸，不留害于朋友和后人，这也是他多年工作得到的教训。
父亲一生劳累坎坷，现在他终于休息了，永远的休息。他在世时曾说，将来身体好了出去转转，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没能带他去，现在一切都晚了
我与淑蕙连夜赶到邯郸，办理父亲丧事。他的装古衣我已经事先买好，在他送进太平间之前，护士已经帮他穿好，只是还没袜子，情急之下，我们把一双蓝色新尼龙袜给他穿在脚上。没想到，就是凭着这双蓝尼龙袜，使我们在多年之后找到父亲的尸骨。
父亲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干部，我们在邯郸市烈士陵园安葬了他。当时没有机会刻石碑，只在墓前立了一块木牌子，写了父亲的名字。
想到父亲一生戎马倥偬，奔波劳累，我心如刀割，再不能自己，匆匆中写了如下几句：
长城窟下曾饮马，渤海边上斩凶顽。
一心为国遭横祸，马革裹尸何须还。
久历沙场竟未死，苟延残喘度余生。
泪洒灵前哭岐路，清酒一杯祭忠魂。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我们把父亲尸骨葬在异地他乡，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多年之后，为父亲迁坟时，木牌已经荡然不存，三弟就是凭着这双蓝色尼龙袜找到父亲的尸骨。
1996年，在父亲去世30年之后，我们终于找到父亲的尸骨，迁坟安葬在他曾经生活、工作、战斗过的土地上。
【附录】王曦在爷爷安葬仪式上的悼词：《悼念敬爱的爷爷》
今天是敬爱的爷爷诞辰93周年，也是爷爷逝世的31周年祭日。在此清明节之际，在我们的家乡举行爷爷的迁葬仪式，一来了却我们全家人多年来的心愿；同时也借此机会，寄托我们对敬爱的爷爷的哀思。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外贸局任局长、汤家河镇李镇长、钟庄村邵村长和其他来宾、朋友亲自参加迁葬仪式，并在迁葬中给予多方面的支持，我代表王氏家族对各位表示衷心感谢。
记得从我刚刚记事时起，就从父亲那里知道我有一个革命的家庭，有一个为革命奋斗一生的爷爷。多年来，我一直引以为自豪。
爷爷于1966年4月病故，终年61岁。在他病故后，我们把他安葬在邯郸市革命烈士陵园。临终前，他嘱咐爸爸，将来有机会把他安葬在他曾战斗过的家乡土地上。31年后的今天，我们实现了爷爷的遗愿：青山曾经埋忠骨，今日马革裹尸还。
爷爷原名王廷举，参加革命后化名胡晓川，1904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王家伙房村。爷爷幼年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蒙师单子鳌先生，单先生也是革命先烈李大钊的蒙师，他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爷爷跟着他读了两年半私塾，受到许多有益的教诲，这对后来爷爷走上革命道路有着直接影响。
1918年，14岁的爷爷被生活所迫，只身闯关东，在长春太古洋行做了店员，受尽苦难和凌辱；后来爷爷又卖过文具，当过学徒，生活没有着落，几乎无栖身之地，终于因为不堪忍受资本家剥削之苦，于1928年回到乐亭老家务农，仍过着清贫生活。这种艰苦生活磨练了爷爷的意志，使他变得更加坚强。
1942年，在艰难煎熬中探索的爷爷，终于找到了光明，投身到革命队伍，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受党组织的委派爷爷去长春、哈尔滨做地下工作，先后深入到日本鬼子的兵营，为党组织摸清了长春、哈尔滨敌伪的装备、部署以及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于1945年胜利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回到乐亭县。
从1945年到1949年，爷爷先后担任过乐亭城厢区派出所所长、公安局侦察科科长、审讯科科长、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等职。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果断、勇敢，使敌人抓捕他的计划和行动落空。
伴随着建国的礼炮，爷爷又投身到经济建设中，但是长期的战争环境，夺去了他的健康。本来应该是年富力强又赶上日新月异的大好年代，爷爷却病倒了，在病榻药灶间度过，一直到他去世之前，还流露出他不能为党多做贡献的遗憾。他考虑权衡的不是个人的得失、利益，个人的恩怨，而是党和人民的事业，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品德、情操。1966年，爷爷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这个世界。
爷爷，您的英勇、无畏、甘于奉献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并在我们中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王氏家族的全体成员，无愧地站在您的面前，我们将以我们的勤奋劳动立足于社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您的在天之灵一定感到欣慰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您那慈祥的笑容！
敬爱的爷爷，安息吧！
（43）“文革”风暴到来的时候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幕后支持的、江青亲自策划的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导引的。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表明，“文化大革命”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党内长期存在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后第二天，即5月28日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从组织上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因此完全被破坏。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由此拉开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危害和后患，是不能用任何数字来表述的。他的打击面之广，对人的心灵和肉体的伤害之大，更不是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十年浩劫打击面之广，死人之多，是自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不及。“文革”究竟死了多少人，目前对“文革史”的研究犹多阙如，只有待“文革”历史档案正式揭秘之后，才能有一个全面了解。
2012年暑假，我有幸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王友琴女士，她致力于文革历史的研究多年，采访了数百名亲历文革历史的人，写出了《文革受难者》一书，记录了在血腥的“红八月”被打致死的近千个冤魂的情景，或详或略，均是有名有姓的真实记录。可以让人窥豹于一斑。
感谢王友琴女士，是她给我们展示了文革血腥历史的一页画面。
自从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意识到广大群众再也不敢推心置腹地讲真话了，他想通过明史专家吴晗来打开万马齐喑的局面。吴晗是一位左派学者，一生追随毛泽东，解放后做了北京市副市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会用他来开刀。
1958年6月，吴晗写完了《朱元璋传》，他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完，通过胡乔木转达他的意见，希望吴晗写海瑞敢于讲真话，敢于给皇帝提意见的作品。
于是吴晗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
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清、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自此，“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了。
紧接着，在江清策动下，展开对“三家村”的批判。
“三家村”（本义是指乡间人居住在寥落的地方）是指邓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3人。1961年5月中共北京市《前线》杂志社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开辟了一个叫 “三家村札记”的专栏，由邓拓、吴晗、廖沫沙3人轮流写稿，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作者由3人取一个共同笔名“吴南星”。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
文革开始，这些文章都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实际上，批判者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3个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从此之后“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反党“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
“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经过这样的舆论、组织准备，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自此，中国人民陷入“十年内乱”的深渊。
这时在北京街头出现了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老红卫兵”是成立最早的一部分以高干子女为主要骨干的极端组织。早期是中学生，稍后一部分大学生也参与其中，他们是红卫兵暴行的始作俑者。红卫兵从理论上对已经相当极端的毛泽东政治运动手段进一步极端化，将湖南农民运动时期的农民暴力行为在和平时期全面重演，造成了举世震惊的恐怖红八月。
北京的街头，乱象丛生。穿着绿军装、腰里扎着宽皮带、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声嘶力竭的在街头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装着高音喇叭的卡车，昼夜不停地从街头驶过，震耳欲聋地广播：“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红色恐怖万岁！”“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砸烂他的狗头！”“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臂戴红卫兵袖章，被一群红卫兵簇拥着，挥手站在天安门城楼。他问身旁一个女红卫兵：“你叫什么名字？”答“宋彬彬（宋任穷的女儿，现名宋岩）”毛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
这一天，是赤日炎炎的1966年的8月18 日，“要武”，就是从这天晚上开始的！
北京在流血！校园在流血！
我的老同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语文教师张辅仁、活活被打死。为了试验是否已死，这些丧心病狂的红卫兵在他的尸体上先用冷水浇，再用开水烫，看到全无反应才肯罢手。
我的老同学、北京地安门中学语文教师廉秀文，被一群红卫兵追着打，从楼下追到楼上，在痛不欲生、走投无路的情急之下，他跳楼身亡。
廉秀文在读书时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她从不越雷池一步，对于“党的话”她虔诚地听，无条件地信，认真地去做，这是和她同学的所有人的共识。这样一个“驯服工具”，却被残忍地活活逼死，天理难容！
教我古典文学讲义的、知名国学大师刘盼遂教授，被红卫兵毒打得遍体鳞伤，扎进水缸，自溺而死。
刘盼遂教授，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他从不参与是是非非的事，他一心做学问，别无旁骛。我记起在他给我们讲《嵇康传》时，他操着浓重的河南乡音，对司马氏集团充满愤愤之情，而对嵇康却表现出同情和赞赏。应该说，他有嵇康的傲骨！
他身材矮小，但却是满腹经纶，他有那么多的知识要传授给学生，但是一场文革，却让他魂断南柯。
和我同班同学靳正宇师兄，也是在1966年死在红卫兵的棍棒之下。
靳正宇是从海军部队转业考入师大的，他在海军部队服役时在一次军事演练中，炸掉右手，此后，他一直用左手写字，教书时版书也用左手。
写到这里，我脑海里浮现一件往事……
记得是一个夏日的晚上，我和靳正宇去清华大学听报告，是曹靖华先生讲鲁迅。听完报告，公交已经收车，我们只得步行回师大。那时从清华大学到师大的路上全是玉米地，从清华南门出来，再顺元大都城墙往南，过黄亭子，周围死一般沉寂，夜，静悄悄，我们心里有点害怕，正边走边聊，突然一只狗从玉米地里窜出来，吓了我们一跳。靳正宇说：“如果现在出来一个歹人，咱俩的性命就全完了。”第二天他写了随笔《夜走黄亭子》。
他曾把这篇随笔的原稿给我看，遗憾的是，《夜走黄亭子》这篇随笔，现在已经找不到它的原稿了。
毕业后靳正宇被分到师大二附中担任语文教师，他独身一人，住在学校单身宿舍里，他平时不拘小节，还喜欢写点打油诗。据说有一次小偷到他屋里偷东西，他写了一篇《告梁上君子书》：“你如饿，有点冷窝头；你如渴，就烧点水喝；这里还有几本书可读。”这可以说是他当时在师大二附中生活的写照。
“文革”前，我曾去师大二附中看他和同在附中工作的学友金天相，令人没想到的，那次见面，竟是我们的永诀。
1966年8月25日，在师大二附中大礼堂斗争“黑帮”，靳正宇只是一位普通语文教师，也被抓到台上，因为他写了一些诗，还因为有人对他大叫：“你是姜沛良（当时师大二附中校长）的大红人。”于是他被打得肝脏破裂，不能吃东西、吐血，很快就死了。
夜走黄亭子没夺去他的性命，却在文革中命丧黄泉。
当天，被红卫兵打死的还有校长姜培良。姜培良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党总支书记，后奉调附中担任校长。我们在十三陵建设水库劳动时，他担任总指挥，他身先士卒、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
两位学友的死，一直绞着我的心，我拙笨的文字，表达不出对他们的思念：
哭罢辅仁哭正宇，我欲为诗以悼之。
索尽枯肠不成句，文字何能寄我思。
颜昌海先生在评《与红卫兵蒯司令谈文化大革命》一书中说道：“红卫兵，实际上和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一样。在希特勒走到最极端的时候，就发生一个烧杀抢掠犹太人的水晶之夜；而红卫兵走到极端的时候，就造成了1966年的红八月。”
这些红后代——红卫兵的暴行，笔者不忍复述，仅摘录几例。1966年8月19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女），被红卫兵连续拷打至深夜。第二天上午，当着全校1600多师生的面被殴打至死，头发几乎被全部薅下，和着血洒满一地。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生物老师喻瑞芬（女）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老师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抽打她的尸体。
老红卫兵是一伙二十世纪的刑事罪犯。当时没有受到司法追究，但是昭彰的血债已给他们定罪。进入21世纪以后，从刑法的理念出发，30年已超出了刑事追究的追诉期。但是不论这些昔日凶犯的今日状况如何，尊卑贫富生老病死，他们红八月的罪恶将跟柏林水晶之夜、南京大屠杀并列入史，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后代人民将永不遗忘。
这些老红卫兵就是现在“红二代”，他们有的今天仍犹健在，他们可能已经进入老境，但是晚年的认识也不能洗脱早年的罪愆。 如果良知未泯，人性犹存，何妨出来向公众表示忏悔，也好给历史留下些微的亮色，以略减后世的天谴。
“文革”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一个特殊的年代。它的发生并不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表现，更不是不搞“文革”，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相反，正是“文革”的积年累月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文革”的发动确实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重大错误，但是其发生发展，有着更其深广的政治社会背景与文化心理背景。
文革所造成的对人的伤害，我们用一句俗话：“罄南山之竹，难书其罪”。他打击面之广，死人之多，是历次政治运动之最。据有关方面统计，文革中被整肃的近一亿人，死人两千万（等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国人口）。在老红卫兵开创事业的那个疯狂的“红八月”，仅北京一地，就打死1772人。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啊！
除了学校，同样的杀戮也在社会上进行着。在极端主义宣传的煽动下，往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花样繁多和极端残忍。在城内发生“红八月”的同时，北京郊外的大兴县弱对弱者的群体性伤害者在上演相同的惨剧，短短五天（1966年8月27日－9月1日），杀死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被杀绝。（《“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大辛庄乡西白疃村村民韩玉春的老伴回忆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1967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历时66天（8月13日-10月17日），死亡4519人，有117户被杀绝，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10种：枪杀，刀杀，沉水，炸死，丢岩洞或矿井，活埋，棍棒打死，勒死，烧死，其它。”（谭合成《血的神话》）大兴与道县惨案，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邻居甚或亲戚。对亲人下手，在老红卫兵中，更是司空见惯。刘涛、刘允真姐弟俩到中南海职工食堂张贴《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邓榕写《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薄熙来暴打薄一波，等等。“刘邓司令部”的这些孩子们，大行灭亲之举，纵然可以归咎于毛泽东的洗脑与江青的怂恿，但也看出，在重大利益面前，小贵族们也学会了按照现实去选择。
【附录一】仅就王友琴女士在《“红八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中学老师》一书中所列，就有以下人被迫害致死：
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女）
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员陈葆昆（女）
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教师张辅仁、张福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159中学），校长沙坪（女）、数学教师张梅岩（女）、体育教师何世瑾（女）
北京八中，校长华锦（女）、历史老师申先哲
北京十一中，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图书馆员沈世敏（女）、数学教师杜兆南、语文教师王景清、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校医霍岐、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共九人被害。
北师大附属第二中学，教师樊希曼（女）、靳正宇、支部书记姜培良
北京二十五中，语文教师陈沅芷（女）
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师郑兆南（女）
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生物教师喻瑞芬（女）
北京景山学校，工友李锦坡
北京白纸坊中学（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
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教导主任姚淑嬉（女）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157中学），教员孙迪
北京四十九中，语文老师郑育秋（女）
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马耀琮
北京二十六中，校长高万春
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李培英（女）
北京工业学院附中，校长彭鸿宣
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萧静（女）
北京第二女子中学，体育教师曹天翔、语文教师董尧成（女）
北京65中，化学教师靳桓
北京四中，地理教师汪含英（女）及丈夫苏庭伍（数学老师）
北京四十七中，美术老师白京武
北京三中，语文教师石之琮（女）
北京矿业学院附中，语文教师朱鸿志
北京房山中学，校长王哲
北京通县一中，负责人程珉
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
北京二中，数学教师路彦、地理教师袁之俊、电工师傅许殿举
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
北京清华园中学，军体知识老师李凯
北京十九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化学老师阎凤卿（女）
北京三十中，校长王生琯
【“红八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小学老师】：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女）
北京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师鄂少琪（女）
北京永定门小学，教师冯杰民
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赵谦光
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赵香蘅（女）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
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女）及丈夫孟昭江、教导主任吕贞先（女）
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女）
【“红八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黑五类”学生】：
清华大学附中，高二学生郭兰蕙（女），17岁
北京太平桥中学，初三女生，15岁，姓名已不详
北京27中，一名初中女生，年龄、姓名已不详
北京13中，初三年级学生武素鹏，15岁
北京六中，高三学生王光华，19岁。
【附录二】杨芳林：《文革工作组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
张辅仁同志，天津人，“文革”开始时大概三十六、七岁，上个世纪50年代末毕业于北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为人忠厚老实，教学效果很好，说一口流利清楚的标准普通话，但比较内向。写一手漂亮的字，却从不以此炫耀。据说他在北师大读书时，曾积极参加鸣放，虽未划为右派，也算是犯了严重错误。（在师大他并未积极参加鸣放，他说话比较谨慎——笔者注）从此他吸取教训，多做事少说话，任何思想问题，无论大小，都向组织汇报，且以书面汇报居多。反右到文革，十年下来，档案里的汇报（包括检查）材料一定会集成一大本。他本以为多汇报可以赢得组织的了解、信任和帮助，想不到反而成了索命的神符，成了“漏网右派”的铁证。1959年（应为1960年——笔者注）附中刚成立，他就被分配来教语文，而且后来长期做班主任。他不但教学效果好，对学生们的学习、思想等各方面的要求也都极其严格，常进行家访或以别的方式与家长沟通。对成绩不好又不努力的学生常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包括开班会点名批评及配合家长教育。这一切努力曾得到校领导的肯定，但也为他自己在学生中树敌过多。平时看不出，现在，当学生们在工作组的指导下（每班都有工作组成员），多方面地寻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迫害家庭出身好（即后来称为红五类）的学生的典型例证的时候，那些潜在的敌对因素就被激活成了革命的动力了。当年，解放区土改时贫雇农把土改工作组当作亲人和革命的领路人，向恶霸地主作坚决的斗争；同样，今天红五类的学生们在文革工作组的领导下，要向迫害、摧残革命学生的一贯对党不满的漏网的资产阶级右派们（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分子”们）清算另一笔血泪账了。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张辅仁同志被本班学生揪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1966年6月初的一天中午（约11点半），我从教员单身宿舍楼——新生楼出来，去教职工食堂吃饭，到了前面的院子，正要往西转，忽见一人满脸漆黑，从南面的教室楼（乐育堂）东头往北我所在的方向狂奔，后面还有几个拿着棍棒、笤帚的学生在追赶，一边追一边嘴里还骂骂咧咧。我一眼便认出那被追的是张辅仁，并且意识到是学生开会斗了他、打了他、还用墨涂他一个大黑脸。我让他跑了过去，拦住了学生们，劝道：“你们先吃饭去吧，有话以后再说。” 那几个学生转身走了，我却转身回到宿舍，怒不可遏（毫不夸张，因为气得手直抖，几乎写不了字），飞快地胡划了几句，跑到食堂去广播（食堂装有扩音器）。这时大概只有一半教师还在吃饭。我广播的内容是：“工作组你们是干什么来的？领导我们搞文化革命就是矛头向下指向老师吗？学生对老师进行人身攻击、侮辱、打骂，用墨涂黑脸符合政策吗？你们为什么不管？你们赶快去新生楼看看张辅仁就知道我为什么向你们提这些问题了。”咳，谁知后来会闹成那样？谁知张辅仁会和北京成千上万别的“牛鬼蛇神”一道被活活打死？早知会发生后来的情况，我就不会那么少见多怪、大惊小怪地瞎嚷嚷了……
【附录三】苏一针老师谈父亲苏庭伍、母亲王含英被逼自杀的经过
我的父亲生前是北京四中的数学教研组副组长，二级教师。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已经退休，受聘在女一中教课。我的母亲是北京四中的地理教师，文革开始时，她也已退休，受聘在四中图书馆工作。文革开始后，四中红卫兵曾到我家检查是否有四旧的东西，没有就回去了。1966年8月30日，塑校（指苏一针老师任教的北京市塑料工业学校）红卫兵突然到了我家，在毒打、剪头发、抄家后，母亲被送回北京四中，我父亲被押到塑校交待问题，然后塑校红卫兵把他送到黑龙江鹤岗我大哥处。我被押回塑校批斗和监督劳动。自此以后，我再没有见到过他们。1966年10月初我正在农村劳动，被押送回北京，告知父母已自杀。后来据别人告诉我，父亲的退休证被塑校的红卫兵撕掉，无经济来源，家被封，无住所。百般无奈，无法生存，被逼自尽。文革结束后，北京四中、女一中都为我父母平了反，作出较高的评价。
由于当时我也完全失去自由，详细的情况无以知晓。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