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复课闹革命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什么叫复课闹革命？不解释就可能让人莫名其妙。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开始的，造成了全国范围各级学校的大停课，就好像是一次“全国大停电”，所有的学校都被搞瘫痪了。学生打着革命的旗号杀向了社会，阶级斗争成了他们的“主课”，按当时的说法这就叫“结合实际”，跟“阶级敌人”面对面斗争，属于“刺刀见红”，更有利于培养革命接班人。
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但是，却没有什么人有心思上课。
这时，工军宣队进入人大附中。工宣队是由“二汽”（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派出，军宣队由北京炮兵派出。他们同时把军队编制带进学校，取消年级和班的建制，年级称做连，设指导员和连长，班称做排，班主任称排长。
自古以来，学校就是文化团体，而不是武化团体。
与此同时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委会。所谓三结合，就是已经“解放”的领导干部一方，对立面双方各一方。
当时学校面临两项任务，一是安排老三届上山下乡，一是新生入学。这时的老三届，“造反”任务已经完成，“串联”也已经结束，对他们来说，学校已无事可做，社会也无利可图，他们中大多数人希望到广阔天地去大干一番。于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被陆续分配到陕西、山西、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农村落户，少数人参军，只有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或借口留在了北京的工厂里。
老三届离校，人去楼空，校园里安静多了。接着是招收新生。
根据学校的安排，我和张藏云负责招生工作。
当时小学有66、67两届毕业生。66年毕业生进入中学称69届，67年毕业生进入中学称70届。69届小学毕业生在中学学习只一年，就全部被分配到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应该说，他们在学校，除了“大批判”“斗私批修”“唱红歌、唱样板戏”之外，没有学到任何一点有用的知识。
我负责70届招生。所谓“招生”，就是划片从小学把毕业生“一窝端”到中学。人大附中负责招收三个学校的学生：西颐小学、南大街小学、中关村一小。
工军宣队让我担任连长，关涛担任指导员。我把老师分成三部分，分别到三个小学去接新生。
那时，教室玻璃全部被砸碎，课桌椅也荡然无存。那是在清华大学红卫兵查抄“联动”时，楼上“联动”以桌椅做武器，把几百套桌椅从三楼扔下来砸楼下的人。
工军宣队提出要因陋就简，办“抗大”式学校，让学生自带板凳来上课。当时正是春节刚过，天气寒冷。学生第一天到校，没来得及通知带板凳，怕他们坐在水泥地板上着凉，我就从家里拿来一些旧报纸，准备发给他们坐。没想到我还没把报纸发下去，他们就像抢传单一样，你抢我夺。有的抢到手，有的没抢到，没抢到的就从抢到的人手里去夺.。结果是，报纸都被撕成巴掌大的碎片，谁手里也没有得到完整的一张。
在我给他们讲话时，女同学坐在地板上，男同学挤坐在没有玻璃的窗台上。
工军宣队既不懂教育，更不懂教学，他们瞎指挥，闹出很多笑话，干扰了教学正常秩序。一次，一位老师正在上课，工宣队长推门进到教室，他不和老师打招呼，操着浓重的湖北方音，站在讲台讲：“你们不要只听老师一言堂，要群言堂，小将也要上讲台。”
于是“小将上讲台”，成了人大附中一道亮丽风景线。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先生教，学生学。他们却打破常规，让小将上讲台，学生教，先生听，先生学。
在地理课上，一位调皮的学生竟然登上讲台，拿另一位头上有多处疤痕的同学开涮：“肖山的脑袋像地球，有山、有水、有河流……”弄得教室一片混乱。
除了小将上讲台，他们还强调老师一专多能。让教俄语的陶老师去教语文，一次，陶老师在讲读毛泽东七律《冬云》：“……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念到这儿，卡壳了，原来陶老师不知道“罴”字读音。下面一个学生说：“老师，是熊猫。”陶老师说：“对，对，是，’更无豪杰怕熊猫’。”
当时，知识分子被称做“臭老九”。所谓“臭老九”，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这五类属于专政对象，再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三类属于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排在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加上当时公认知识分子爱摆“臭架子”，所以就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了。
当时有一首打油诗，是形象地写“臭老九”的：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名曰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口吐真言遭批判，反动皆因知识有。
假如孔孟生今世，也要挂牌满街斗。
社会、工军宣队不把“臭老九”放在眼里，学生就更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课堂上，学生不好好听课，课下不做作业。甚至出现课堂上批斗老师的事。一位老师在课堂上举着毛主席语录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把语录拿倒了，结果被学生当堂批斗。一位老师在写“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时，把“欢呼”误写成“吹呼”，遭到学生的毒打。
当时，学生自己编了一首歌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学生怕老师，而是老师怕挨剋……”
本来老师已经没有“尊严”可言，工军宣队还在那里号召同学大破“师道尊严”。此后又出现了中关村一小的黄帅，学校就闹得更不可收拾。
图：当年的黄帅
黄帅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班主任是一位二十多岁小伙子，叫齐鸿儒，是我教的学生齐鸿英的哥哥。他语文课讲得极好，他让全班同学都认真写日记，要写心里话。黄帅写了这么一篇日记：“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说得不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来打同学脑袋的。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黄帅给《北京日报》写了封600字的信。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老师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谁知，《北京日报》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接着《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报道。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黄帅”事件之后，老师就没有办法上课，我这个连长就成了消防队长。课堂上乱哄哄，老师上不了课就来告状，我就到班上去灭火。告状的人多了，我顾不过来，就对他们说：“现在，就是这个现实，我也没办法管了。”
没想到，这句话被一个当时的“造反派”W先生听到了，他马上去向工军宣队汇报，说：“王传业说，这年头，没办法了……”
这位w先生，“文革”硝烟一起，他就成了造反派，指挥着红卫兵小将去破四旧，去抄家。他当过工人、当过兵，是典型的“红五类”
当时正在批判“今不如昔”，W先生这一状，正告到点上。于是工军宣队找我谈话，让我注意说话的影响。我把我话的原意讲给他们听，因为这位W先生经常打些真真假假的小报告，工军宣队也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此事就不了了之。
因为“读书无用论”充塞着学生头脑，当时说法是“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再加上“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影响，学生普遍没有学习积极性。这时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一位女同学在试卷上写：“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ＡＢＣＤ，还能当接班人……”因为这几句话，这位女同学受到校方批评，她跳水库自杀了。为此，中共中央下发指示，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斗争，在全国教育系统迅速展开。这就是当年和“白卷英雄”、“黄帅日记”等齐名轰动全国的河南“马振扶事件”！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这届学生基本没学到任何知识。
听说流传这样一个笑话，一位插队的同学给她的妈妈写信说：“我每天和老大狼（娘）睡在一个坑（炕）里……”把她妈妈吓了一跳。
这不是笑话，而是现实。一位毕业同学来看我，说他们单位对他们进行考试，作文题是《学而无时》，问我应该怎么写。我问他是怎么写的，他说，我写的是，我想学习，但是没有时间。我说，你曲解题目了。
我告诉他，“无时”不是说没有时间，而是说无时无刻，毫不间断。
这届学生，就这样混了两年多，离开学校，走向社会。
（47）清理阶级队伍
“清队” 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是文革开始以来政治运动的又一个高峰期，也是冤假错案最多的时期，由军工宣队掌舵，依靠群众办案是这次运动的基本特点，全党动员，全民参战，要对“阶级敌人”进行“稳、准、狠”地打击。
1968年初冬，工军宣传队进驻人大附中，标志着人大附中“清队”的开始。
工军宣队进校后传达了北京新华印刷厂“清队”的经验。
1968年15月13日，姚文元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文件呈交毛泽东。姚文元在上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5月19日，毛泽东在此件上作出批示。批示说：“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于是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下发通知到全国。
《通知》要求各地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注意总结本地区的经验。在清理厂矿，机关和文教系统中的教职员工的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此后，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
新华印刷厂介绍的主要经验是：建国18年来，这个厂的阶级斗争一直极其尖锐、激烈，军管人员进厂后，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具体作法是：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的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
新华印刷厂在清队中有一条经验叫“引而不发”。所谓“引而不发”，就是事先做好准备，不惊动你，猝不及防地把你当众揪出来。
那时，我担任人大附中一个年级的连长（年级组长）。一天上午，工军宣队通知我，下午要开一个重要的全校大会，让我把学生的纪律管好。我马上告诉连里的教体育的徐武邦老师，让他下午两点准时集合学生，把纪律管好。
对于会议内容，工军宣队一点都不透露。
徐武邦是一个十分敬业的老师，他指导篮球，在北京市乃至全国都知名，他是国家级篮球裁判。
下午两点，徐武邦老师在整完队伍之后，就指导学生读毛主席语录，忙前忙后，直到会议开始。
工军宣队既不讲会议程序，又不讲会议内容，就让一个赵姓工人跳上台发言，稿子大概是事先炮制好的。
发言的前一部分，大致是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说现在阶级敌人就睡在我们身旁，他们磨刀霍霍，正在向我们杀来……
你们看，阶级敌人不就在你的身旁吗！
他的讲话，把这些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弄得晕头转向，他们看看前，又看看后，看看同学，又看看老师，没有看到“磨刀霍霍向我们杀来的敌人。
然后话锋一转，说：“不管你是狗帮、猫帮，文邦、武邦，都要统统揪出来。”然后大吼一声：“把三青团骨干分子徐武邦揪出来！”
于是3个事先安排好的红卫兵小将，两个撅着徐武邦的胳膊，一个揪着头发，把徐武邦押走。
这就是新华印刷厂的所谓“引而不发”的经验吧！
此后，徐武邦被关押起来，由各班学生轮番批斗。
这些一年级的学生，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往日教他们体育课的、和蔼可亲的徐武邦老师，原来是睡在他们身旁的“阶级敌人”。他们拽徐武邦老师的头发，撅他的胳膊，有的出于“义愤”还打了他。
我想到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结尾时“救救孩子”的呼声。
这位在揪斗徐武邦的会上发言的赵姓工人，就是前面说的棒打张帆、张广酉的那两位中的一位。
事后，我比较系统地看了徐武邦老师的一些材料。徐武邦是北京孔德中学的学生，他在中学读书时就迷恋篮球，天天混在球场上，不关心政治。一次一个同学动员他参加三青团，他未置可否，这个同学就把他的名字登上了，并且还给他写了一个分队长的职务，这些徐武邦都不知情。解放后从敌伪档案查出他的姓名和职务。
就这样，徐武邦就作为三青团骨干被关押审查。
徐武邦被落实政策之后，仍然兢兢业业指导学校的篮球运动，他训练的男篮、女篮，在北京市屡屡夺冠。在一次女篮实战训练中，因为缺一个队员，他亲自补替上场，在激烈的交战中，他突然倒地，当同学把他送到只有百米之遥的海淀医院时，他已安然长逝！
他是死在训练场上，他死得其所。那时他已经临近退休，当日是他的生日，子女们为他准备了生日的丰盛菜肴，等他回家，但是他没能吃上这个生日餐。
接着，被揪出的是语文教师杨俊。
杨俊是四川人，人很聪明，文笔也好，他有很多论文在报刊上发表，其中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论巴金》，很有些独到见解。语文组向来存在文人相轻的陋习，互相拔尖，互不服气，你压我，我贬你，直闹的势不两立的底部。杨俊的才华引起一些人对他的嫉妒，再加上一些人的派性发作，他成了被整的对象。
对于杨俊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他在解放前曾担任过一个报社的随军记者，二是解放后他写了一些文章，有些是发表的，有些没有发表，是造反派从他家抄出来的。这些文章都是一些见闻随笔之类，比如一次上街，他看到一位盲人在吹笛子，写了那笛声的悠扬动听。于是造反派就上纲上线说他的文章是恶毒攻击大跃进是“瞎吹”。于是杨俊的文章就定调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把他的随笔、杂文统称之为“羊（杨）杂碎”
我和杨俊同在语文组工作，关系很好。一次，在颐和园游泳，我游泳半会不会，游到深处溺了水，他急忙游过去，把我从深水救出扶上岸。我们虽然属两派，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也很喜欢我的女儿王曦，他经常逗王曦：“小曦儿，咱去捞小鱼儿。”
他被批判时，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文革以来，你整我我整你的事层出不穷，最后都不了了之。况且杨俊为人耿直，我想他不会有大的事情发生。
没想到，在一些人的鼓动下，一些学生把他揪到教室，打得遍体鳞伤。他是个烈性人，当天晚上他就自缢身死。
我常常在反思，反思历史，反思我自己。我在想：假如没有教师爷在后面鼓动那些对人世无知的“革命小将”，杨俊何以被打的遍体鳞伤；又假如，没有刀笔教师爷无限上纲上线分析所谓“羊（杨）杂碎”，杨俊何以用一根腰带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些欲置杨俊死地而后快的人，其用心之险恶，令人发指！
接着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杨俊死有余辜。
“清队”语文组是重灾区，除杨俊、张帆、张广酉之外，还有常乃慰和郭林工。
常乃慰是工农速成中学（原人大附中）时的语文教研组组长，他旧学底子厚，语文基本功好，课讲的扎实。他的南小楼宿舍里，摆满了线装书，经史子集，一函一函，摆放的十分整齐，是一位做学问十分认真的人。文革前，被提拔为人大附中副校长。他是党外人士，有一般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傲骨，担任副校长之后，他仍然教课，从不轻易进办公楼，给他准备的办公室他也不去办公，不过问学校的事。我们仍然叫他“常老师”。如果有谁叫他“常校长”，他反倒不自在。
清队时，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他家除了一些线装书，没有可以作为“反动证据”的材料，只有一枚银元，被造反派拿到学校。
常乃慰被带到批判会会场，造反派问他：“你家为什么藏着蒋介石的像？”
常乃慰有些紧张，稍平静后，他说：“我们家从来不存蒋介石的像。”
“这是什么？”造反派举着银元问。
常乃慰走过近前，看了看是一枚银元，平静地说：“这银元上的头像不是蒋介石，是袁世凯。”
造反派尴尬地把银元收回，接着问：“你是不是国民党的军官？”
“我只是到傅作义官邸给军官们上过文化课，我不是他们的军官。”常乃慰平静地回答。
问：“你穿没穿过军服？”
答：“他们发过军服给我，我没有穿过。”
问：“有没有军衔？”
答：“有。”
问：“是什么军衔？”
答：“是什么军衔我不知道。”
一个军宣队的接着问：“是几条扛，几个星？”
答：“好像两条扛，几个星我忘了。”
工宣队的人说：“行了，行了，只要两条扛，你就是校级军官，够线了。”
常乃慰辩解说：“我听说我不算线上的人。”
工宣队的人说：“是谁跟你说你不是线上的人？”
常乃慰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是我家里的人跟我说的。”
工宣队的人又问：“你家里什么人跟你说的？”
……
这时，我把工宣队队长叫到教室外面，告诉他不要再追问。我说：“常乃慰的妹夫是现任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市委书记丁国钰，肯定是丁国钰跟他讲的，再追问下去就不好了。况且，常乃慰是傅作义的文化教官，他只是到傅作义的官邸给军官们上上课，没做别的事情，就算是够校级军官，也应该算是起义的。”
工宣队长又问我：“他为什么算起义的？他是什么时候起义的？”
我说：“他是傅作义的文化教官，傅作义起义，他的部下也应该作为起义的对待。”
工军宣队接受了我的意见，不再审问常乃慰。
接着审问的是语文组的郭林工。
我来到人大附中就同郭林工住在一个宿舍。他处事圆滑，对年轻同事也是客客气气，我把我改的作文拿给他征求意见，他总是说，改的真好，评语写得漂亮。
审问开始，工宣队的人问他：“郭林工，你在旧社会干过什么坏事？”
答：“吃喝嫖赌的事我都做过。”
问：“你是不是对工军宣队对你的审查抱敌对情绪？”
说着，过去两个人，揪住他的头发，撅起他的两条胳膊。郭林工马上叫起来：“哎呀呀，别拧我，我说，我说…..”那两位工宣队还没怎么动手，他就喊叫起来，说：“是关在汉让我烧办公楼，和解放军拼刀子。”
工宣队长问：“谁是关在汉？”
有人告诉他，是学校的一位英语老师，现在关在“牛棚”里。
解放军马上喊红卫兵小将：“把关在汉押上来！”
关在汉是英语老师，他曾在外交部从事外事翻译工作，在抗美援朝中，曾担任过板门店中美谈判中方代表的翻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调到人大附中担任英语教师。他为人深沉，不多讲话，教课十分出色。
以下是75级一位同学写的发表在《燕赵都市报》上的文章，记载了关在汉老师的一些情况，摘引如下：
英语老师是著名翻译家关在汉老师。关老师讲课深入浅出、条理清晰，课间总喜欢吸上几口粗粗的雪茄。他头发花白，瘦削挺拔，经常穿一件风衣，儒雅翩翩，十分气派。至于他的历史，当时曾传解放前在法新社当记者、给司徒雷登当翻译，抗美援朝时在板门店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人大附中任教时属于摘帽右派－－那时我们眼中的右派是有学问的象征。记得他曾对我说：“语法错误我在你的作业本中已改正过来，你要好好记住。”看到他认真批改的作业，我十分感激，多年后回想起来仍感语重心长。
学生对关在汉经历的描述和对他工作的评价是准确的。
郭林工说的“关在汉让我烧办公楼”的话，激起工军宣队的仇恨情绪，因为当时支左的解放军和工宣队都住在办公楼里。
一个解放军和一个工宣队上去，把关在汉的胳膊扭住，把他花白的头发一绺一绺往下薅。一个工宣队员吼着：“你是不是让郭林工烧办公楼，和解放军拼刀子？”
关在汉说：“这是郭林工诬陷我，我根本没向他讲过这样的话。”
郭林工说：“就是他说的，烧办公楼，和解放军拼刀子……”
郭林工死死咬住关在汉不放，任凭关在汉怎么辩白，他都不松口。
当时，我是“清队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一位郭姓工人），对郭林工的假话我心知肚明，他是在以嫁祸关在汉转移工军宣队的视线而自保其身。关在汉人比较自负，但他很耿直，从此前他从事的职业和经历看，他不是说假话的人，况且在那个连生命都难保的时代，他不可能说出那样于己无益、于事无补的蠢话，去唆使郭林工做那样的蠢事。
我与郭林工共事多年，对他我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在这种场合，我能说些什么呢，我说他说的是假话，我有什么证据说他是在诬陷关在汉？即便我这样说，工军宣队会相信我这既无充分理由又无有力证据的话吗？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表态。
扭住关在汉胳膊的那个工宣队员说：“你还不老实，看我怎么收拾你。”他把关在汉的胳膊扭了360度。
此后，造成关在汉终生残疾。
我一生曾有过很多“见路不平，拔刀相助”的善举，但对于关在汉，我却没能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这是我一生的遗憾和愧疚。
在人大附中，作为“清队”的延续是“清理教师队伍”，在工军宣队的主持下，一大批业务尖子、骨干教师，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清理，送到煤矿、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我这里写的只是一个学校“清队”的一些情况。在全国，“清队”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惨烈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湖南大学在请队中被迫害自杀死亡18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6人，被错判刑的16人。华东师范大学800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60多人自杀，有卧轨、跳楼、割脉、服毒各种方式，惨况冠绝上海。 江西崇义县将全县教师集中起来审查，清除了三分之二。广东和平县1100余名中小学教师中即有424人被抓起来审查。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600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200多人被隔离审查，2人被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包括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
华东师范大学800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60多人自杀，有卧轨、跳楼、割脉、服毒各种方式，惨况冠绝上海滩。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所属221厂及开采铀燃料的矿区，是重要的核武器研究和生产基地，“清队”负责人宣布：“221厂的反革命特务一伙一伙的，像花生一样一串一串的，像白薯一样一窝一窝的。”该厂设了40余处监狱，先后关押4000余人，100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有九成被打成“特务、反革命”。在“九院要杀人，要开杀戒”的指示下，先后枪毙5人，并指使警卫团挖了16个埋尸坑。全厂死亡59人，伤残300多人，被逼疯的员工和吓疯的小孩近百人。
在文艺界，北京电影制片厂剧作家张海默被装入麻袋乱棍打死在摄影棚内。上海电影制片厂女演员上官云珠被打成“国民党潜伏特务”，被逼跳楼自杀。一代名优黄梅戏名角严凤英、上海人艺一团团长高重实均不堪凌辱，自杀身亡。
由于中央文件指明要清查“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凡与外国有联系的人都成了审查揪斗对象。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都因为从香港回来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第一个世界冠军、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也因从香港回来被作为特务嫌犯，他写下“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后上吊自杀。
在抗战时期电影制片厂实行军队编制时，女演员舒绣文获得校级军衔，亦成为“反动军官”，在狱中自杀身亡。
“清队”的红色台风更甚于1966年八、九月份的“红色恐怖”。全国2000余县被揪斗者估计超过2000万，加上数百大中小城市，估计共有3000万人在“清队”中被迫害。一般一个县揪斗的人都在万人以上。刘少奇家乡湖南宁乡县就“新挖出阶级敌人9835个”。广东和平县被揪斗12000余人。
毛泽东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繁多，有捆绑、吊打、压杠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
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但愿“红色恐怖”“红色风暴”“红海洋”“全国山河一片红”不再在那些提倡“唱红歌”的人的手里重演。
（48）狠斗私字一闪念
早在50年代，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曾提出过“兴无灭资”。文革开始，依照先破后立，改成“灭资兴无”，1967年9月，毛泽东提出要“斗私批修”，要求造反派各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私批修活动在全国、全国展开。
1968年，我接任71届学生的连长。这个连的学生来自原人大附小、西颐小学、南大街小学、中关一小等几个学校。
从整个素质讲，这届学生比上届学生要好得多。他们刚入学，第一课就是“要斗私批修”。
入学时的13、4岁的娃娃们，如今也都年逾花甲了。
学生开展斗私批修活动成了一个制度，每个星期必须举行一次。学生轮流走上讲台，向全班同学作斗私批修发言。我是语文老师，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作文水平，所以对这项活动抓得很紧。
所谓斗私批修，就是自我检讨。对照毛主席的教导，与自己的私心杂念作斗争，还要把这种私心杂念上纲上线，与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等联系起来，并把自己私心的产生，说成是受了毒害，然后对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等进行批判，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怎样与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呢？根据当时的理论，每个人的私心杂念都是受了反动思想的影响，如果不及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斗私批修，将这些流毒及时清除掉，我们的国家就会慢慢地被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占领，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人们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就会白流。
斗到什么程度呢？在极左的年代，当然是越极端越好。于是就出现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就是说，连私心杂念在脑子里闪一下都不允许。
那时，每个班每周都要开一次“斗私批修”的会，每周都要到生产队劳动半天。
开会发言，一提联系实际，学生们往往都是自我检讨，深挖思想根源。斗私批修会就开的很生动。
有的说自己贪图享受，不爱吃窝头，一吃窝头就用刀切成片放在火上烤，烤的焦黄焦黄以后再吃，判自己说是资阶级思想做怪，缺乏吃苦精神。
有的同学说自己不爱穿带补丁的衣服，怕寒碜，爱美，爱美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说挖防空壕时嫌累，想歇着，一斗私就明白了，是怕苦怕累的思想在做怪，是私字一闪念在做怪。
还有的说，去生产队劳动锻炼时总嫌小队部旁边猪圈里的味儿很臭，一走近猪圈总要捂鼻子，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通过斗私批修就不感觉臭了，跟贫下中农的感情加深了，还引用了文革期间一句名言：“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
……
与此同时，在学校领导和老师中也展开“斗私批修”的活动。一位老师说：“一次早请示我迟到了，这是对毛主席不忠。毛主席像我们的父亲那样慈祥……”结果这位老师挨了批，批判他的人说 ：“你父亲是地主，你怎么能把毛主席比作地主，居心何在？”
这位老师本来要表达对毛主席感情深厚，反倒弄巧成拙，挨了批。
有的职工检查自己在给家里写信时，用了公家的信纸、信封，这是揩公家油，占小便宜，吃大亏，是私心在作怪。
人大附中老校长邸文彧带头做“斗私批修”的发言。
邸校长是一位老干部，1938年参加革命，扛过枪，受过伤，他原来在人民大学担任党办主任，1960年调到人大附中担任校长。
邸校长在学校威信极高，主要是他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下面是人大附中校友写到的邸校长：
我们刚到人大附中时，校长是邸文彧－－一位十三级（应为十二级—笔者注）老干部，受到全校学生爱戴。能在校园内遇到邸校长，深深鞠一躬，问声“校长好”，那是能让我们兴奋几天的荣耀事情。印象深的是我们下乡劳动之前，邸校长给我们作动员报告，嘱咐我们：“学校和家里有电棍儿（指日光灯），乡下没有，但你们不要看不起农民，你们要能吃苦，向贫下中农学习……”
他的“斗私批修”发言，主要谈他自己进城后贪图享受，缺乏革命斗志，忘掉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当年在“斗私批修”会上他还念了他自己写的一首诗，现在记起来的只有这样几句：
放下盒子枪，脱掉灰军装。
穿上呢制服，睡上钢丝床。
……
革命老本全忘光。
邸校长的带头发言，使全校师生很受教育。他的发言传到校外，各学校都来请他去作报告。他成了海淀区领导干部“斗私批修“的典型。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